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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4 15: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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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胜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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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书诗集》

《李尚书诗集》试读:

前言

李益,字君虞。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生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五载(746)丙戌,卒于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829)己酉,终年八十四岁,是中国古代诗人中为数不多的长寿者之一。

李益生活经历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文献不足之故,对其生平叙述各家不一,甚至不乏前后矛盾者。近年来,由于唐人崔郾所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李益墓志铭》)及李益为其夫人卢婣所撰《唐检校尚书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君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下称《范阳卢氏墓志铭》)等重要出土文献的面世,加之近三十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研究方法与视野的更新拓展等,李益研究中过去存在的问题可望得以解决。

天宝五载(746)丙戌,李益生于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大历初,应进士试而不第,作《送同落第者东归》。大历四年(769),“进士登第,其年,联中超绝科”(《李益墓志铭》)。大历六年(771),应制科“主文谲谏”,“词藻清丽,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李益墓志铭》),时年二十六岁。大历十年(775)转郑县主簿。建中元年(780)入鄜坊节度使崔宁幕,随崔宁“巡行朔野”,此乃首次从军渭北,时年三十五岁。建中三年(782),“为卢龙军观察支使”,朱滔叛唐,“辞不就命”。建中四年(783)“判入等第,为渭南县尉”。贞元元年(785)秋,罢秩,赴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幕,是为其诗所称之“再赴渭北”。贞元二年(786)秋,转唐朝臣振武节度使幕。贞元六年(790),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但“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旧唐书·李益传》),贞元十六年(800)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贞元二十年(804)罢归。宪宗李纯元和元年(806),征拜都官郎中,时年六十一岁。元和三年(808)策贤良方正科举人,因科场纠纷,出为河南府少尹。元和七年(812)转官秘书少监,兼集贤殿学士。此后,历任太子左、右庶子,左、右散骑常侍。文宗李昂大和元年(827),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年八十二岁。大和三年(829)己酉,卒于“东都宣教里之私宅,享寿八十四”(《李益墓志铭》)。总体来看,李益一生仕途蹭蹬。六十岁之前,或沉沦州县簿尉,或委身方镇军府,郁郁不得志。晚年为言语侍从之臣,“名重官闲”,屡次改官,颇为顺利。

李益“诗名早著”(《唐国史补》),其诗内容丰富,咏物、怀古、纪行、游仙、酬唱、赠答、边塞等均有涉及。整体来看,除酬唱赠答贯穿始终外,其诗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官场生涯的阶段性基本呈对应关系。李益官场生活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大历六年(到贞元元年)的簿尉生涯,建中元年(到贞元二十年)的军府生涯和元和元年(到大和元年)的京官生涯。在其簿尉生涯的十余年间,与道士来往较多,求仙访道及游仙之作多集中于此时,诗歌中充溢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和隐逸情怀,可见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与无奈,转而在宗教世界中寻找平衡与出路,《华山南庙》、《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入南山至全师兰若》、《登天坛夜见海》、《同萧炼师宿太一庙》、《罢秩后入华山采茯苓逢道者》、《长社窦明府宅夜送王屋道士常究子》等皆作于这一阶段,“三考西岳下,官曹少休沐。久负青山诺,今还获所欲”;“鄙哉宦游子,身志俱降辱。再往不及期,劳歌叩山木”(《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乃悲世上人,求醒终不醒”(《罢秩后入华山采茯苓逢道者》)等堪为这一时期作品思想内容代表。

进入军府后,诗人一度豪情满怀,诗歌多以写实手法反映和记录边地军旅生活情状和感受,表达强烈的功业意识和报恩思想,从多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军旅生活风貌和边地独特的景致和风俗,《夜发军中》、《

将赴朔方

早发汉武泉》、《

塞下曲

》、《赴邠宁留别》、《边思》、《观石将军舞》、《观骑射》、《城傍少年》、《送柳判官赴振武》、《送韩将军还边》、《从军有苦乐行》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夜发军中》);“问我此何为,平生重一顾”,“去矣勿复言,所酬知音遇”(《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塞下曲》)等是其功业思想的具体表现。但后期军府生活也让他认识到了军府生活的坎坷和戍边者的孤寂与艰辛,风格开始转向沉郁和哀伤,表现出对长期戍边的厌烦和急欲还归的乡思等诸多情绪,《献刘济》、《从军北征》、《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暖川》、《上黄堆烽》、《回军行》、《五城道中》、《夜上受降城闻笛》、《夜上西城听凉州曲二首》等皆为此类,“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盐州道胡儿饮马泉》);“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叹国无良策可定边、边无良将可却敌。“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回军行》)叹朝廷不恤戍边士卒,边兵抛尸荒野。“来远赏不行,锋交勋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五城道中》)厌倦征战,直言当权者赏罚不明。“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夜上西城听凉州曲二首》);“莫使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盐州道胡儿饮马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今朝望乡客,不饮北流泉”(《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从军北征》)等述征人思乡情绪,委婉表达反战之声。

仕入京城后,诗人“名重官闲”,生活日益闲适,创作以酬唱应答为主,尤其喜欢游戏性质很浓的联句之作,《红楼下联句》、《宣上人病中相寻联句》、《八月十五日夜宣上人独游安国寺山庭院步月李舍人十兄迟明将至因话昨宵乘兴联句》、《重阳夜集兰陵居与宣上人联句》、《与宣供奉携瘿尊归杏溪园联句》、《兰陵僻居联句》等皆集中于这一时期。诗歌内容逐步走向狭小逼仄境地,甚至沦为日常生活记录本,如《照镜》、《罢镜》、《立秋前一日览镜》、《下楼》、《书院无历日以诗代书问路侍御六月大小》、《答窦二曹长留酒还榼》、《答广宣供奉问兰陵居》、《喜入兰陵望紫阁峰呈宣上人》、《乞宽禅师瘿山罍呈宣供奉》等,皆关注日常生活中小感受、小乐趣,以极其家常细碎之事入诗,可见此时生活内容的狭窄和单调。

就内容而言,边塞之作无疑成就最高。李益边塞诗最大的贡献是全面突破魏晋南北朝以来赋咏乐府旧题或虚拟边塞意象以抒发建功立业、忠君报国等独特情感的固有模式,而在真实具体的边塞环境中描写或记录边塞生活的种种细节和多个侧面,在真实具体的边塞生活展现和景物描写中自然投射边人的独特情绪和感受。“胡风冻合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暖川》);“破讷沙头雁正飞,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度破讷沙二首》之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城傍少年》)等皆为前所未有的具体边塞生活场景和边地风情习俗展现,没有长期亲身体验,没有高超的艺术感悟采撷能力,很难创作出这样灵性飞扬、风貌独特的诗语,故清人张澍在其《李尚书诗集序》中说:“惟君虞以爽飒之气,写征戍之情,览关塞之胜,极辛苦之状,当朔风驱雁,荒月拜狐,抗声读之,恍见士卒踏冰而皲瘃,介马停秣而悲鸣,诅非才之所独至耶?”

二十馀年不同地域的边塞生活经历和“身承汉飞将”的“关西将家子”情结,以及独特个性气质,使其边塞诗虽处“风衰俗怨”的中唐时代,依然洋溢着盛唐人的慷慨激昂和豪放乐观情绪,“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邠宁留别》);“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边思》);“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暮过回乐烽》);“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结发逐鸣鼙,连兵追谷蠡。山川搜伏虏,铠甲被重犀”(《再赴渭北使府留别》)等诗语,是其理想中个人边塞军旅生活形象的艺术写照,此种形象,此类豪情,一向被认为是盛唐气象的典型表现,很难想象能出自中唐人之手。

就体式而论,其绝句水平最高,明人胡应麟认为:“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可与太白、龙标竞爽。”(《诗薮·内编》)尤其七言边塞绝句,更为当时之冠,《夜上受降城闻笛》和《从军北征》最为后人推崇。胡应麟认为:“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诗薮·内编》)其所谓中唐绝句之冠“回雁峰前”实即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一诗,胡氏误以“回乐烽前”为“回雁峰前”。清人施补华亦云:“‘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乐烽前’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岘佣说诗》)他所推称的四首边塞名作中,李益之作独占其二:“天山雪后”即其《从军北征》,“回乐烽前”即其《夜上受降城闻笛》。毛先舒也说:“七绝,李益、韩翃足称劲敌。李华逸稍逊君平,气骨过之,至《从军北征》,便不减盛唐高手。”(《诗辩坻》卷三)

高度的诗歌成就为其赢得广泛社会声誉,时人崔郾谓李益:“天才秀出,为文章之杰。尤以缘情绮靡、吟咏情性为意。自典谟绝,风雅缺,作者之制稍稍而变,公未尝不根六律,正五声,以古之比典,合今之律度,涵孕风骚,宪章颜谢,一赋一咏,必胜于众。”(《李益墓志铭》)其诗或为图画,或为歌曲,广为民众喜爱。唐人李肇云:“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唐国史补》卷下)《旧唐书·李益传》云:“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新唐书·李益传》亦云:“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其诗也为当时几代君主所爱,多次被诏征文集,藏于皇家书库:“德宗皇帝统临万方,注意六义,诏征公制述,令词臣编录,阅览终夕,精微动天,遂以副本藏于天禄石渠之署。”“元和中,因张广乐赏丽曲,问其所自,知公属词,又两征文集,一见别殿。”(《李益墓志铭》)国内如此,国外亦颇受重视,据《李益墓志铭》:“及制使马宇奉命东夷,又见公雅什为夷人所宝,则中华之内,断可知矣!”

正因如此,其诗歌结集较早。就目前材料看,最早结集当在贞元四年(788),皆为边塞之作,“时左补阙卢景亮见知于文者,令予辑录,遂成五十首赠之”(《从军诗并序》)。此次辑录的五十首“从军诗”在《全唐诗·李益集》和《李尚书诗集》中尚存四十七首。此次辑诗赠人可能不是单纯朋友情谊,而应有某种政治背景或上层指令,当为前述《李益墓志铭》所云德宗皇帝“令词臣编录”“以副本藏于天禄石渠之署”事,卢景亮很可能是奉德宗之命而令李益辑录其从军诗,以供御览。

第二次结集当在元和十年(815)前后,即前述《李益墓志铭》所云宪宗皇帝“两征文集,一见别殿”之事。令狐楚编订《御览诗》,李益独占三十六首,为诸家之首,或与此事有关。李益诗集成书应在此之前,因为《御览诗》所录《金吾子》、《鹧鸪词》、《立秋前一日览镜》、《代人乞花》、《上洛》、《扬州怀古》、《水宿闻雁》、《扬州早雁》、《下楼》、《逢归信偶寄》、《送客归振武》等十一首,不见于明清人刊刻或手抄之《李益集》和《李君虞诗集》,其他如《题太原落漠驿西堠》、《宿青山石楼》等诗题亦与别集不同。

目前所见李益诗集主要有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李君虞诗集》、《唐四十四家诗·李君虞诗集》,清初钱谦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诗集》;明刊本《唐人诗·李益集》、朱警刊本《唐百家诗·李益集》、黄贯曾嘉靖甲寅刊本《唐二十六家诗·李益集》、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李益集》,清席启寓刊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二酉堂刊本《李尚书诗集》等。上述版本可分为《李益集》、《李君虞诗集》两个系统,区别在于《李益集》按诗体编排,《李君虞诗集》则不以诗体编排;《李君虞诗集》比《李益集》多录《

从军诗序

》及六首联句诗。但若从诗歌排列方式等方面细加考察,则知《李君虞诗集》实由《李益集》而来,如《李君虞诗集》上卷五十七首诗按序收录了《李益集》上卷三十四首五言古诗中前二十八首,又在其中按序插入《李益集》上卷七言古诗,下卷七言绝句、拾遗、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之前几首。

上述诗集中,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应该成书最早。此本无序,无目录,开门见山,分上下两卷,按体式编排。篇末有拾遗诗四首,《盐州过胡儿饮马泉》见于《御览诗》,《效古促促曲为河上思妇作》见于《乐府诗集》卷九十一,另外两首不知出处。由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五、《乐府诗集》卷三十三之《从军有苦乐行》,《文苑英华》卷二百三十五之《与王楚同登青龙寺上方》、卷一百九十四之《汉宫少年行》,《乐府诗集》卷二十四之《紫骝马》,以及见于《御览诗》及《万首唐人绝句》卷十一、卷二十之《金吾子》、《鹧鸪词》等十一首诗不见于是书,则此集祖本可能成书于唐元和间,其刊刻当在宋初。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云:“古书自宋元版以来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邓邦述在其《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二“曹子建集”条下说:“京师书友谭笃生得唐人小集多种示余,云是宋活字本,其字体与此极仿佛。阮叔亦得多种,竟定为宋刻。”叶德辉在其《郋园读书志》卷七“韦苏州集”下定该本(《唐五十家诗集·韦苏州集》)为“北宋胶泥活字印本”。《全唐诗·李益集》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分上下两卷,上卷录诗四十五首,下卷录诗一百二十首,残诗一首,凡一百六十六首。此书以《李益集》为底本,故不收《李君虞诗集》中所录《从军诗序》和八首联句诗。卷首据两《唐书》本传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增补了小传。尽管未沿用原书条目,但编排顺序遵从《李益集》旧制,仅作三处修改,又将广泛搜罗的所谓李益逸诗增补到原各类诗体首篇之前或末篇之后。《李尚书诗集》乃道光间武威人张澍编选,一卷本。由于以《李君虞诗集》为底本,故保留《从军诗序》和《全唐诗·李益集》未收录的八首联句诗。排列亦遵从《李君虞诗集》框架,但是为了强调《从军诗序》所言“五十首从军诗”的整体性,将《李君虞诗集》下卷前置,以《从军诗序》开篇,从《

夜发军中

》到《石楼山见月》等十七首沿袭旧制,此后,按顺序挑选出其中《边思》、《送柳判官赴振武》等十六首“从军诗”,插入《李君虞诗集》上卷《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登长城》等九首“从军诗”及从《文苑英华》诸书辑出的《从军有苦乐行》、《五城道中》、《塞下曲》、《送客归振武》等十三首“从军诗”。并校以嘉靖刊本等明清版本,随文附于诗歌之中。《李尚书诗集》的优点在于搜罗备毕,基本收录了迄今所能见到的所有李益诗。但美中不足的是,可能由于过分求全,所以也收入了韩翃、戎昱、李端、张潮、卢纶诸人诗十首。

今人对李益诗集整理成果有三种,即范之麟先生《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王亦军、裴豫先生《李益集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和郝润华先生《李益诗歌集评》(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对李益生平及行迹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卞孝萱先生《李益年谱稿》(《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8辑)和谭优学先生《唐诗人行年考·李益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上述成果对李益及其诗歌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对本书写作亦有启发和帮助。但由于文献不足和那个时代研究方法及视野限制,加之默认前提为李益乃甘肃诗人等诸多因素,白璧微瑕在所难免,这为本书的研究工作留置了很大空间。《〈李尚书诗集〉编年校注》以张澍所编《李尚书诗集》为底本,首先是因为此书所收李益诗歌的“完备”,即使其为求全而误收韩翃诸人诗歌,也有其存在价值,可以借此次整理研究予以正式甄别剔除。其次是此集以《李君虞诗集》为底本,校以嘉靖刊本等多种版本,在诗句中所作校勘注文价值较高。《〈李尚书诗集〉编年校注》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一、诗歌来源考察。对照具有宋本渊源、成书较早的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李益集》和清初席启寓刊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指出每首诗的出处和来源,对形迹可疑者,予以详细说明,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亦可使研究者了解《李尚书诗集》和《全唐诗·李益集》编纂思路和采诗原则。

二、详细校勘。以二酉堂《李尚书诗集》为底本,校以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李益集》、嘉靖刊本《唐二十六家诗·李益集》、席启寓刊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和明抄本《唐四十四家诗·李君虞诗集》、清初钱谦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诗集》、扬州诗局本《全唐诗·李益集》等明清版本,以及《唐人选唐诗十种》之《御览诗》和《才调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1958)、《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3)、《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唐音》(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三体唐诗》(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唐诗鼓吹》(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双溪醉隐集》(商务印书馆,1971)、《诗宿》(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古俪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唐诗拾遗》(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唐诗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石仓历代诗选》(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山堂肆考》(艺文印书馆,1970)、《唐诗镜》(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古今诗删》(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渊鉴类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骈字类编》(中国书店,1984)、《佩文韵府》(上海书店,1983)、《佩文斋咏物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全唐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甘肃通志》(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等,力求全面。较明显的失误,校勘记中直接校改,其他情况一般只列出在某书中的具体情况,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三、注释。对诗歌出现的人物姓名、职官、地名、风俗、用典及生僻字词等,予以详细注解,尽量注明出处或典故来源,对化用或借用前人诗句情况,也予以简要考证,以便读者和研究者了解李益诗歌渊源及特色。

四、集评。将历代各类人物对每首诗歌的评语汇集于该诗之后,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参阅。

五、辨析。对长期以来解读李益诗歌中的地名、人物、制度、诗题等多方面的误解,予以专文辨析,以明是非。

六、后人借用或化用李益诗歌情况考察。将后人创作中借用或化用李益诗歌或诗句情况予以考察,以明后人对李益诗歌接受概况。

七、编年。对能确认为李益之作者予以编年。

八、附录。附录中有三部分内容:

其一为近年出土或发现的对李益研究至关重要的三篇墓志铭:崔郾所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李益墓志铭》)、李益所撰《唐检校尚书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君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范阳卢氏墓志铭》)和崔融所撰《周故给事中太子中允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李益祖父母《李亶夫妇墓志铭》)。

其二为从《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三《艺文》中辑出的李益《游栖岩寺》一首。

其三为新编《李益年谱》,以近年出土或面世的李益夫妇及其祖父母李亶夫妇墓志铭为基础,结合李益及其与时人交往唱和的诗歌,两《唐书》本传等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广泛吸纳近三十年来李益及其诗歌研究成果,对李益行迹予以详细考察,从李益生年、籍贯、仕历及家庭生活诸多方面提出大量新观点,使人们对以薄情和负心而闻名于世的唐诗人李益有全新认识,亦纠正、补充和完善前人研究中积累的许许多多疑难问题。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吸纳了卞孝萱先生、谭优学先生、范之麟先生和王军先生等前辈研究成果,一般都在文中有专注说明,没有说明者,在书后列参考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尽管此书材料准备和写作前后花费十年时间,但由于水平有限,失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指正。从军诗序①②③④⑤⑥

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

⑦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自建中初,故府⑧⑨⑩⑾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

⑿⒀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凡所作⒁⒂边塞诸文及书奏馀事,同时幕府选辟,多出词人。或因军中酒酣,⒃⒄⒅时因塞上兵寝,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于慷慨意⒆⒇(21)(22)(23)气,武毅犷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24)(25)(26)欤?亦其坎当世,发愤之所致也。时左补阙卢景亮见知于文者,令予辑录,遂成五十首赠之。【校勘】

[乱华],《全唐诗录》卷四十五作“作乱”。

[二十年],《全唐诗录》卷四十五作“年二十”。

[及书奏馀事],《全唐诗录》卷四十五作“皆书奏馀事”。

[时因],《全唐诗录》卷四十五作“或时”。

[拔剑秉笔],《唐诗纪事》卷三十、《全唐诗录》卷四十五作“投剑秉笔”。

[犷厉],《唐诗纪事》卷三十作“果厉”。

[坎],《唐诗纪事》卷三十作“坎轲”。

[发愤之所致],《全唐诗录》卷四十五作“发之所致”。【注释】

①君虞:李益字。李益字君虞,不见《先友记》、《唐国史补》、《因话录》及两《唐书》本传等,传世文献中,最早出《从军诗序》。北宋贺铸有《读李益诗》:“君虞兴圣孙,诗律早专美。乐府度新声,宫酺奉天子。……颇闻竹窗句,流落绮纨耳。吏曹久失调,幕府感恩起。从军五十篇,王粲惭率尔。胡沙动霜草,开卷得千里。骞翔大蓬拜,转顾触排毁。晚升八座崇,谢事知所止。高文茂支庶,埋灭长已矣。斯人今不亡,正赖数番纸。咄嗟齿逾壮,日就无闻耻。勉哉课谣吟,请自田居始。”其《序》云:“甲子夏,与彭城诗社诸君,分阅唐诸家诗,采其平生,人赋一章,以姓为韵。君虞,益字也,见《从军诗序》。”

②长始八岁:指李益年方八岁。闻一多等据此推定李益生于天宝七载(748),八岁即天宝十四载(755),是年安禄山反。但据崔郾《李益墓志铭》,此说有误,详见下文“辨析”。

③燕戎:即幽燕戎王简称,指安禄山。

④乱华:指安禄山叛唐事。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自范阳起兵,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攻陷洛阳。次年正月在洛阳称帝,同年六月,陷长安。从此,唐室半壁江山陷于长期战乱之中。正如唐人舒元舆在《八月五日中部官舍读唐历天宝已来追怆故事》一诗中所描绘的:“杨李盗吏权,贪残日狼藉。燕戎伺其便,百万奋长戟。两河连烟尘,二京成瓦砾。生人死欲尽,揳业犹不息。”

⑤出身:科举时代为考中录选者所规定的身份、资格。唐代举子中礼部试称及第,中吏部试称出身。《文献通考》:“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使释褐入仕,尚有吏部一关。韩愈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

⑥末秩:指低级官职。张籍《祭退之》:“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扬。特状为博士,始获升朝行。”

⑦从事:官名,即从事史,亦称从事掾,汉代刺史佐吏。武帝初设刺史时,刺史于秋季查察郡国,郡国遣吏至界上迎接,“自言受命移郡国,与刺史从事”(《汉官旧仪》卷上)。后以“从事”为刺史属吏之称,分为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等。又有部郡国从事史,一般刺史辖几郡,即设几人,每人主管一郡文书,察举非法。《从军诗序》所云“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指自中进士第取得做官资格后,到《从军诗序》写作的这二十年间,仅任过三个小官职。“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则是说从开始做官,到《从军诗序》写作时的十八年间,曾五次佐藩镇幕,但据《李益墓志铭》,此两说亦有问题,详见下文“辨析”。

⑧司空:官名,西周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金文皆作司工,其职掌,《荀子·王制第九》云:“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即掌水利、营建之事。后世常以大司空之衔尊称工部尚书。

⑨朔野:北方荒野之地,此处应指朔方节度使辖区。

⑩尚书:官名,战国时亦作掌书,齐、秦均置。秦属少府,为低级官员,在殿中主发布文书。秦及汉初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合称“六尚”。武帝时,因系近臣,地位渐高,和御史、史书令史等都由太史选拔。隋以后尚书为六部长官,隋、唐时皆为正三品。

⑾上郡:地名,秦置,后汉废。今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左翼之地,治肤施(在今陕西省绥德县东南五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四》:“绥州,上郡。下。……《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其地为白翟所居。七国时属魏,《史记》曰:魏有西河、上郡。秦并天下,始皇置三十六郡,为上郡。汉高帝元年,项羽立董翳为翟王,后废,复为上郡。汉武帝征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上郡即其一也。按秦上郡城在今州理东南五十里,上郡故城是也。”

⑿五原:地名,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南部。《新唐书·地理志》:“盐州,五原郡,下都督府。本盐川郡,唐初没梁师都。武德元年侨治灵州,贞观元年州省,以县隶灵州,二年,师都平,复置州。天宝元年更郡曰五原。贞元三年没吐蕃,九年复城之。”

⒀荏苒:犹“渐冉”,时光渐渐过去。潘岳《悼亡诗》:“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⒁书奏:指书简、奏章等。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王利器集解:“《文心雕龙·书记》篇:‘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又《奏启》篇:‘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⒂幕府:古代军队主将的府署设在帐幕内,故称幕府,后也称军政大官僚的府署。

⒃兵寝:战事停息。班固《汉书·刑法志第三》:“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颜师古注云:“刑错兵寝,皆谓置而弗用也。”杨素《出塞》:“兵寝星芒落,战解月轮空。”

⒄散怀:抒发情怀。孙绰《游天台山赋序》:“方解缨络,永托兹岭,不任吟想之至,聊奋藻以散怀。”

⒅斯文:本指礼乐教化、典章制度,特指文学创作。

⒆武毅:勇武刚毅。陆机《辩亡论上》:“施绩、范慎以威重显,丁奉、锺离斐以武毅称。”韩愈《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奋其武毅,张我皇威。”

⒇犷厉:粗豪凌厉。

(21)凉国:指西凉,李暠所建,都酒泉(一说敦煌),盛时有今甘肃省西部武威、酒泉、敦煌一带,西抵葱岭。历三主,共二十二年。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李益为凉王李暠十二世孙。“李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狄道人,汉前将军广之后。”“天兴中暠私署大都督、大将军、护羌校尉、秦凉二州牧、凉公,年号庚子,居敦煌,遣使朝贡。天赐中,改年建初,迁于酒泉,岁修职贡。暠死,子歆统任。”(《魏书·李暠传》)李暠死后,谥曰武昭王,庙号高祖,唐时又追赠为“兴圣皇帝”,故贺铸《读李益诗》云:“君虞兴圣孙,诗律早专美。”

(22)世将之后:李益祖上军功显赫,多出武将。据《北史·列传·序传》、《魏书·李暠传》、《魏书·李宝传》、《旧唐书·李玄道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远祖为汉前将军李广,十二世祖暠官大都督、大将军、凉公,谥武昭王。十一世祖翻官车骑将军,祁连、酒泉、晋昌太守。十世祖宝官侍中、大都督、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九世祖承为龙骧将军、荥阳太守,封姑臧侯。八世祖韶官肆州大中正、安东将军、兖州刺史。七世祖玙官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东徐州刺史。六世祖行之官北魏都水使者、齐郡太守,隋开皇初封固始县男爵。五世祖玄道为秦府学士、常州刺史。四世祖正基为太子舍人,三世祖亨官淄州刺史,祖成式官淮南道采访使。

(23)西州:地名,唐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所置三州之一。贞观始置,天宝、至德时改名交河郡,领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治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即哈拉和卓古城)。宝应元年(762)后改高昌为前庭。因李益十二世祖李暠所建西凉国疆域盛时曾西抵葱岭,故称其为“西州之遗民”。

(24)坎:困顿,不得志。李翰《蒙求》:“赵壹坎,颜驷蹇剥。”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

(25)左补阙:门下省属官。据《新唐书·百官志》,左补阙六人,从七品上。左拾遗六人,从八品上。左补阙“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26)卢景亮:字长晦,范阳人。少孤,力学,善属文。德宗时,历右补阙,鲠毅无所回,贬斥二十年。至元和初,召还,再迁中书舍人。元和初卒,赠礼部侍郎。《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四有传。【辨析】《从军诗序》一向被视为李益自序,长期以来,一直用作研究李益生平和仕历的一手资料。但因其仅见于《李君虞诗集》版别系统,而不录于同样有宋本渊源的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及由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而来的《全唐诗·李益集》,故其真实性同样为不少研究者所怀疑。如谭优学先生《李益行年考》便认为:“李益的《从军诗并序》,世甚罕见。既不见于《全唐文》,又不见于收罗甚富之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及《唐文续拾》。仅见于张澍道光元年辑刻之《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文意若断若续,语气亦不全似君虞自序,似有拼凑痕迹。”(《唐诗人行年考》,第2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针对谭先生的质疑,赵伯陶先生在《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中经过细密考证,认为有无《从军诗序》只是版本问题,而与《从军诗序》本身的真实性无涉,凡名以《李君虞诗》、《李君虞诗集》者,或直接由《李君虞诗(集)》编订而来的版本中皆录《从军诗序》,如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李君虞诗集》、《唐四十四家诗·李君虞诗集》,清人钱谦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诗集》等,而名《李益集》者皆不录此序,如国家图书馆藏的明刊本《唐人诗·李益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明朱警刊《唐百家诗·李益集》、明黄贯曾嘉靖甲寅刊本《唐二十六家诗·李益集》等,肯定了《从军诗序》为李益所作的事实。

但随着崔郾所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从军诗序》是否李益本人所作的问题。

从《李益墓志铭》提供的信息,再结合序文本身所反映的问题,这篇收录于李益诗集中的《从军诗序》极有可能不是李益本人所作,而是他人所撰,原因如下。

首先,《从军诗序》云:“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君虞,李益字。燕戎,即幽燕戎王简称,指安禄山。燕戎乱华,指安禄山叛唐事。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自范阳起兵,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攻陷洛阳,次年正月,在洛阳称帝。综合这两句的信息,可知《从军诗序》以为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反唐时,李益方才八岁。从天宝十四载逆推七年,则李益当生于天宝七载(748)。而《李益墓志铭》则云:“星岁再换,光音遂沉,以大和三年八月廿一日全归于东都宣教里之私宅,享寿八十四。”由卒年大和三年(829)逆推八十四年,则李益生于天宝五载(746),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唐时,年已十岁而非八岁,“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之说无法成立。

其次,《从军诗序》云:“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出身,是科举时代为中举者所规定的身份和资格。据《李益墓志铭》、《郡斋读书志》、《唐才子传》、《李益年谱稿》、《唐诗人行年考》等可知,李益中举获进士出身在大历四年(769),从大历四年下推二十年为贞元四年(788),也就是说《从军诗序》的写作也应在贞元四年。具体来看,“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指李益自从大历四年中进士第取得做官资格后,到《从军诗序》写作的贞元四年,这二十年间,仅任过三个小官职。“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则是说,李益自从大历六年(771)开始做官,到贞元四年这十八年间,曾有五次佐藩镇幕府的经历。但《李益墓志铭》则云:“大历四年,年始弱冠,进士登第。其年,联中超绝科。间岁,天子坐明庭策贤俊,临轩试问,以‘主文谲谏’为目。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转华州郑县主簿,郡守器仰,延于宾阶。秩满赴调,判入等第,为渭南县尉。”“首为卢龙军观察支使,假霜棱,锡朱绂,以地非乐土,辞不就命。后山南东道洎鄜畤邠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焉,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自书记参谋为节度判官。四擅郄诜之美,三领元瑜之任。”“德宗皇帝统临万方……复为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以金印紫绶副焉。”综合《李益墓志铭》中的这几条材料可以看出:

其一,从目前的资料看,李益大历六年(771)“授河南府参军”开始,到《从军诗序》写作的贞元初,按唐代“凡居官必四考”制度,李益应于大历十一年(776)或稍早转“郑县主簿”。其后,建中元年(780)赴坊州入崔宁幕;建中三年(782)赴幽州朱滔军幕,未至,朱滔反,还归;建中四年(783)中拔萃科,授“渭南县尉”;贞元二年(786)前后入振武节度使唐朝臣幕。期间至少任过六到七个官职,“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之说不太准确。

其二,“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也有问题。李益及第及幕府从军生活,《李益墓志铭》说得非常清楚:“四擅郄诜之美,三领元瑜之任。”“郄诜之美”指科举及第,获得功名。《晋书·郄诜传》云:“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晋书》,第1443页,中华书局,1974)后人以“指诜丹桂”指科举及第;以“郄诜高第”指科举荣登榜首。“元瑜之任”指文人从军,任书记判官之职。元瑜是“建安七子”之一陈留阮瑀字,以章表之文名于世。曹丕《典论·论文》云:“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文选》卷五十二,第720页,中华书局,1977)又《与吴质书》云:“元瑜书记翩翩。”(《文选》卷四十二,第591页,中华书局,1977)《李益墓志铭》的这两句是指其曾四中高第,三次从军幕府。四中高第暂且不去考证,三次从军幕府当指在其佐幽州刘济幕之前“山南东道洎鄜畤邠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焉,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自书记参谋为节度判官”,即在山南东道、鄜坊节度使、邠宁节度使幕府任书记参谋或节度判官。尽管此前也曾被委任为卢龙军观察支使,但“以地非乐土,辞不就命”,没有赴任,所以其从军幕府,还是三次,“五在兵间”之说又有问题。

其三,《从军诗序》云:“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是说李益在德宗贞元初,曾应“今尚书之命”参幕,从军至上郡、五原之地四五年。“上郡”、“五原”皆边塞地名,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绥州,上郡。……《史记》曰:魏有西河、上郡。秦并天下,始皇置三十六郡,为上郡。”《新唐书·地理志》也云:“绥州,上郡,下。……天宝元年更郡名。”“盐州,五原郡,下都督府。本盐川郡。……武德元年侨治灵州……天宝元年更郡曰五原。”据《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二年七月,“戊午,以鄜坊节度唐朝臣为单于大都护、振武绥银节度使。”《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二陆贽《唐朝臣振武节度使制》云:“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鄜、坊、丹,延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平乐郡王唐朝臣……可依前检校兵部尚书、单于都护、御史大夫,充振武绥银麟胜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旧唐书·德宗纪》又云:贞元六年,五月壬午,“以宁州刺史范希朝为单于大都护、麟胜节度使(代唐朝臣)。”则唐朝臣贞元二年七月至六年四月“检校兵部尚书”,任振武、绥、银、麟、胜等州节度使,管辖“上郡”、“五原”,也就是说,贞元初李益在振武、绥、银节度使唐朝臣幕中从军。但《李益墓志铭》则根本没有提及这一重要经历,而只是强调在德宗即位后,李益任幽州营田副使,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使心有不臣之意的幽州节度使再次归顺朝廷的功绩:“德宗皇帝统临万方……复为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以金印紫绶副焉。始以幽燕气雄,虵豕作固,虽大君有命,尚守正不行。后密旨敦谕,往践乃职,卒使逆流再顺,寒谷生和。”《从军诗序》又说李益在贞元初参幕唐朝臣期间,虽然曾流落南方和北方,但多数时间还是在军中。但由前文所引《李益墓志铭》可知,李益“三领元瑜之任”中,只有一次是在南方,那就是在山南东道军中任书记或参谋,而此事又在德宗即位前,而非贞元之间事,故其“贞元初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诸事与事实不符。

综合上述几点,可知《从军诗序》并非李益本人所作,否则,也不至于将其生年和出仕时间、官职等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搞错。

此外,《从军诗序》中的人称问题,也说明此序非李益本人所作。

首先,开篇的“君虞长始八岁”乃称李益字,而非其名,便清楚表明序文为他人所作而非李益自序。对于称名或称字,古人不是随意而为,而有着严格规定。称呼他人,基本是“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礼记注疏》卷七,第1286页,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4),即成年前称“名”,冠礼后称“字”,五十后称“行第”,死后称“谥号”,从周代开始就是这样做的。称呼自己,基本原则是“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礼记注疏》卷二,第1241页,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4),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周天子策命晋文公重耳为伯,重耳从命后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便自称其名。对于诸侯而言,“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礼记注疏》卷五,第1266页,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4)。对普通人来说,凡下级面对上级,晚辈面对长辈,皆自称名;同辈之间,甚至长辈面对晚辈,出于谦虚和礼貌的缘故,也自称名。如《论语》中,孔子为显示自己谦让有礼,在学生面前常自称“丘”。基于上述原因,如果此序为李益自己所作,则肯定应自称其名:“益长始八岁”或“某长始八岁”之类,绝不可用“君虞长始八岁”之语。

其次,全文称呼前后不一。如“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令予辑录,遂成五十首赠之”两处,使用第一人称,似为李益自序口气。但其他地方则使用第三人称,如“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幕府选辟,多出词人”,“本其凉国”,“亦其坎当世”等五处,是他人指称李益,而非李益自称。试想,如果此文真是李益自序,则应该是使用“余”、“予”、“吾”、“某”、“益”等第一人称语词自称,而非大量使用第三人称,以他人口吻指称自己。

最后,序文探究了李益“为文咸多军旅之思”的原因,认为其喜好在“军中酒酣,时因塞上兵寝,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个人气质和性格使然:“出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其二是故国之思和将门意识使然:“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欤?”其三是个人身世和经历使然:“其坎当世,发愤之所致也。”这种认识无疑是颇有见地的。但问题是,作者在探究原因时,对李益身世和经历似乎并不十分了解和肯定,而颇多疑惑和揣测之意,甚至使用强烈表达疑问之词“欤”,个中原因,也只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从军诗序》的作者非李益本人。

但此文也应非后人伪作,至少是唐人所撰。因为从诸多迹象看,《从军诗序》早在宋代就已出现,理由有三:其一,宋哲宗时,著名词人贺铸便在《读李益诗》序文中明言曾见过《从军诗序》,他说:“甲子夏,与彭城诗社诸君,分阅唐诸家诗,采其平生,人赋一章,以姓为韵。君虞,益字也,见《从军诗序》。”(《庆湖遗老诗集》卷二,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其后,《唐诗纪事·李益门》所节录的《从军诗序》,其实在以颠倒原文次序、省略虚词之法转述原序内容,说明其作者也见过此序,否则便无法创作出与原文大同小异的李益背景说明文字。

其二,最早著录李益诗集者为南宋晁公武、陈振孙与尤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别集类》著录《李益诗》一卷,解题曰:“右唐李益,君虞也,姑臧人。大历四年进士,调郑县尉,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尤袤《遂初堂书目·别集类》同时录《李益集》和《李君虞集》。可知南宋时已有《李益集》与《李君虞诗集》之别。但南宋以前,《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唐国史补》、《因话录》、两《唐书》本传等皆称其名,而不提其字。迄今为止,除了新近在河南洛阳出土、此前不见于所有文献的《李益墓志铭》之外,其字君虞仅见于《从军诗序》。以此推定,晁公武“李益,君虞也,姑臧人”之说,必据《从军诗序》而来,其所见《李益诗》即此后《李君虞诗集》,与陈振孙、尤袤所见的《李益集》不同,而《李君虞诗集》亦当据《从军诗序》得来。

其三,从收录含有《从军诗序》之《李君虞诗集》的《唐诗百名家全集》的编纂原则来看,全书皆用宋本。席启寓为编纂此集可谓呕心沥血:“凡阅三十馀年而百家之制始成,可谓难矣!”(《唐诗百名家全集序》,见《唐诗百名家全集》,琴川书屋本,康熙四十一年)其原因就在于版本的搜求,席氏希望所录全部为宋本:“辄以有唐一代之诗未有以全集汇成全书者,诿怂惥,心窃识之而未敢力任。于是持宋椠本见遗者亦日至,乃募良工为之锓版。甫及数种,即有远役浮沉京师者数年,此事几废。然所携张司业、韩翰林诸集谬为名公卿所亟赏,《百家唐诗》之名遂流传人口,实为未成之书。迨虞衡差竣,请养南旋,闲居之暇复为访求购辑,次第受梓。”(《唐诗百名家全集序》,见《唐诗百名家全集》,琴川书屋本,康熙四十一年)最终成书时,“得百馀家,皆系宋人原本”(叶燮《唐诗百名家全集序》,见《唐诗百名家全集》,琴川书屋本,康熙四十一年)。“摘中晚百家全集,依宋椠本刻之。”(宋荦《唐诗百名家全集序》,见《唐诗百名家全集》,琴川书屋本,康熙四十一年)“悉照宋雕善本模勒付梓,不复轻改,遵旧制也。”(席素威《唐诗百名家全集·小传凡例》,见《唐诗百名家全集》,扫叶山房本,民国九年)也就是说,《李君虞诗集》中《从军诗序》是宋本中原有的,非后人所加。

那《从军诗序》究竟是何人所作?答案应该就在这句话中:“或因军中酒酣,时因塞上兵寝,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这段文字中,除李益之外,还隐藏了一位曾与李益一起从军,彼此相熟又不完全了解的友人,他们意气相投,性格相近,“率皆出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每当军中战事消停,宴饮酒酣之时,便与李益“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这位友人与卢景亮有文字之交,所以按其要求,辑录李益五十首从军诗,并作序,赠予卢景亮。【编年】

从序文所述李益信息直接便可推定此序的写作时间,序文称诗序写作时李益“出身二十年”和“从事十八载”,即中进士二十年,做官十八年。按《李益墓志铭》:“大历四年,年始弱冠,进士登第。其年,联中超绝科。间岁,天子坐明庭策贤俊,临轩试问,以‘主文谲谏’为目。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则大历四年(769)中进士,大历六年(771)授河南府参军,开始踏上仕途,以此为基点顺推二十年和十八年,即为贞元四年,此即《从军诗序》的写作时间。夜发军中①②③④⑤⑥

边马枥上惊,雄剑匣中鸣。半夜军书至,匈奴寇六城。⑦⑧⑨⑩中间分暗阵,太乙起神兵。出没风云合,苍黄豺虎争。今日

⑾⑿边庭战,缘赏不缘名。【诗歌来源】

此诗为明铜活字本《李益集》第二十九首,《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第五十八首。【校勘】

[中间],明铜活字本《李益集》、《石仓历代诗选》卷五十五、《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作“中间”,《唐诗纪事》卷三十、《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二、《骈字类编》卷一百二十四作“中坚”。

[太乙],《唐诗纪事》卷三十、《石仓历代诗选》卷五十五、《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二、《骈字类编》卷一百二十四同,《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作“太一”。

[苍黄],《唐诗纪事》卷三十作“苍皇”。(注:文中所引诗歌凡未标明《全唐诗》版本的皆为扬州诗局本。)【注释】

①边马:本指边地的马,此指战马。蔡琰《悲愤诗》之二:“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

②枥上:马槽上。萧纲《系马诗》:“蹀足绊中愤,摇头枥上嘶。”

③雄剑:本指春秋吴国干将所铸二剑之一,事见干宝《搜神记》卷十一、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太平御览》卷三四三所引《列士传》,后泛指宝剑。梁简文帝《七励》:“拭龙泉之雄剑,莹魏国之宝刀。”李白《门有车马客行》:“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

④匣中鸣:预战事来临。王嘉《拾遗记》卷一:“(帝颛顼)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伐。未用之时,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此处化用李白《独漉篇》意:“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⑤军书:有关军事、兵法的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二》:“王俭《七志》,一经典,二诸子,三文翰,四军书,五阴阳,六术艺,七图谱。”此指军中公文。《汉书·息夫躬传》:“军书交驰而辐凑,羽檄重迹而押至。”韩愈《县斋有怀》:“军书既频召,戎马乃连跨。”

⑥六城:唐代关内道所属军事单位,即三受降、丰宁、保宁、乌延等六城。《新唐书·兵志》:“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朔方经略、丰安、定远、新昌、天柱、宥州经略、横塞、天德、天安军九,三受降、丰宁、保宁、乌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关内道。”亦有说指三受降城及丰安、定远、振武等六城者。《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云:“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胡三省注曰:“朔方所统,有三受降城及丰安、定远、振武三城,皆在黄河外。”唐设六城水运使,统筹六城事务,第五琦、李怀光、郭子仪、仆固怀恩等曾兼此职。“半夜军书至,匈奴寇六城”两句,借鉴王维《陇西行》“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之意。

⑦中间:应作中坚,指军队中最坚强最重要的部分。《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李贤注云:“敢死,谓果敢而死者。凡军事,中军将最尊,居中以坚锐自辅,故曰中坚也。”

⑧太乙:又作太一,天神名。宋玉《高唐赋》:“醮诸神,礼太一。”《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司马贞索隐引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后用以名兵法,《汉书·艺文志》录《太一兵法》一篇。《玉海》卷一百四十曰:“制敌者也,《太乙兵法》、《天一兵法》、《神农兵法》。……列之阴阳十六家所著之书,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所谓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此处是指以太乙占卜战事。太乙以一为太极生二目(主、客目),二目生主客大小客与计神共八将。以太乙八将所乘十六神之方位关系定出格局。可占内外祸福。又临四时之分野,可占水旱疾疫。再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可预测古今治乱。又可推出年卦、月卦等。其主大将属金,为金神,为太白之精,受金德之正气,主兵戈战争,旺于秋三月。客大将属水,北方辰星之精,受水德之正气,旺于冬三月,主兵戈征战。“太乙起神兵”化用杨炯《出塞》:“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唐音癸签》卷二十一云:“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上句用六壬占,下句用太乙占。六壬十二月,将二月卯合戍将曰河魁。太乙星,天帝神主,知兵革,汉武尝画缝旗,奉之指所伐国。《艺文志》有其兵法。”

⑨风云合:《周易注疏》卷一:“云从龙,风从虎。”《前汉纪》卷二十:“虎啸而风起,龙兴而致云。”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

⑩苍黄:本指青色和黄色,引申为匆促慌张。《墨子·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后因以“苍黄”喻事情变化反复。孔稚珪《北山移文》:“岂期终始参差,苍黄翻复。”“风云”、“苍黄”两句极言战斗之激烈和王师之勇猛神武。

⑾边庭:亦作“边廷”,犹言边地或边疆。卢思道《从军行》:“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乐府诗集》作‘绝’)。”

⑿“缘赏”句:是句乃唐人功业思想具体体现,借张九龄《送使广州》“因声谢远别,缘义不缘名”及钱起《送王相公赴范阳》“安危皆报国,文武不缘名”句意。【编年】

此诗描写唐代边军的一场防御反击战,首写大战之前的种种征兆,次写征兆成真的过程,再写唐军备战及激烈的战斗场面,最后直接感发“缘赏不缘名”的功业思想。就诗中战争背景“匈奴寇六城”来看,诗当作于建中初在朔方节度使崔宁幕府或贞元初振武节度使唐朝臣幕府期间。但李益诗歌多数都有较强现实针对性,很多作品其实就是现实生活的直接记录,因此在此诗颇为文学化的描写中应该埋藏着较为丰富的现实信息。李益佐朔方节度使崔宁幕府时,唐王朝与两大对手突厥和吐蕃关系相对平静,甚至还一度与吐蕃结盟,据《旧唐书·德宗纪》:“四年春正月戊寅朔。丁亥,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宰相尚结赞同盟于清水。”但从贞元二年(786)开始,吐蕃开始频繁袭击边州,甚至导致京师戒严。据《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二年)秋七月丙戌,吐蕃寇泾、陇、邠、宁,诸镇守闭壁自固,京师戒严。”“十二月丁巳……吐蕃陷夏州,又陷银州。”“(贞元三年)六月丙戌,是月,吐蕃驱盐、夏二州居民,焚其州城而去。”据此,则此诗当作于诗人在贞元间佐唐朝臣军幕府时。①②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③④⑤⑥⑦

弭盖出故关,穷秋首边路。问我此何为,平生重一顾。⑧⑨风吹山下草,系马河边树。奉役良有期,回瞻终未屡。去乡幸未⑩⑾⑿远,戎衣今已故。岂惟幽朔寒,念我机中素。去矣勿复言,所酬知音遇。【诗歌来源】

此诗为明铜活字本《李益集》第三十首,《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第五十九首。【校勘】

[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嘉靖刻本、《唐诗品汇》卷十八、《石仓历代诗选》卷五十五、《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无“泉”字,《骈字类编》卷四十八作“早发汉武泉诗”,《佩文韵府》卷六十六之二、卷六十六之七皆作“将赴朔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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