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寻旧梦录(增订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夏衍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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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寻旧梦录(增订本)试读：

出版说明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公费保送到日本留学，1921年入明治专门学校（今九州工业大学）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读书期间，夏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19年“五四”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后参与创办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担任国民党驻日神田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1927年夏衍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及革命文化翻译工作。1929—1930年间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左联”主席团成员、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33年2月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1935年发表短篇小说《泡》，第一次署用“夏衍”笔名。1937年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等地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1946年调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工作。1947年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返港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委员、书记。1949年4月到北平，后入上海，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第一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党组书记。“文革”期间，夏衍受尽折磨，锁骨、腿骨均被打断。1977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历任政协常委、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夏衍是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同时在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也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夏衍的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自述文字，是了解夏衍本人，也是了解20世纪新文学运动和20世纪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为此，我们整理出版了“夏衍自述文字”系列丛书。

此次整理出版，我们的编辑体例如下：

一、本次整理以《夏衍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本为底本，以单行本参校，其中文字有出入处，辩证是非，尽量从作者原意。

二、因资料搜寻不易，《懒寻旧梦录》中所提及的自传文章，如《别桂林》和《走险记》附在正文之后，以方便读者翻检。书前增加了《日译本序（两篇）》，书后将夏衍具体谈及的“两个口号之争”、“上海工作六年”以及“《武训传》事件”三篇专文作为附录放在书后。《夏衍书信》所收共335封书信依日期排序并编号；已署年或据附录、注释等可推定年份者，按年分辑，年份不确者编入最后一辑；年份确定而月、日不确者据下限编入；其他情况，保留全集本排序。《夏衍日记》每一时期材料前补充相应背景介绍，正文中部分外文词、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等，为便于读者理解，提供了简要的注释说明。

三、部分作者用字、标点与当下通行规范不合者，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做了规范处理。文本订正的过程中参考了底本的意见，对脱漏和笔误以〔〕补正，模糊或残缺处以□标示，衍文以【】标出。

四、对文中个别易引起歧义或前后表述不一致处，为尊重原稿，仅以“编者注”形式注出，以示区别。

在“夏衍自述文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有幸得到沈宁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提供了很多作者手迹和珍贵的照片，这些材料做成插页为丛书增色很多；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热心朋友的积极帮助，陈子善老师在得知这套书的出版消息后，积极寻找夏衍散佚的书信，以减少遗珠之恨，在此一并致谢。中华书局编辑部2015年7月

自序

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一九六六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作者《自序》手稿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话会株连亲友。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七六年一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五七、五九、六四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一九七六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我二十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里所说的对立物，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者，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三十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一九七七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一九三五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左翼十年”，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邨、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一九八○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一九○○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子，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要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这本书是从一九八二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弢、丁景唐、方行、常君实、李子云、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还承内山嘉吉、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三六年九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穆木天自己也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诗的旅途》中写过，因此，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对含冤去世的故人是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也正是写完了“左翼十年”这一章的时候，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我非常欢喜，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夏衍一九八四年冬

日译本序（两篇）

我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今年八十七岁。这一段时期对中国、对日本，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五洲震荡，四海翻腾的时代。我出世的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小学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毕业前一年，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二十岁那一年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到日本求学。如所周知，这时候我的祖国已经衰亡到了快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军阀混战，农村破产，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在小学既读“诗云”、“子曰”，也学过地理、历史；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懂得了一点国家和世界时事，少年人心中就产生了一种解不开的疑问：教科书上都说希腊、印度、埃及都是文明古国，现在都衰落和亡国了，中国还没有亡，但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而同在亚洲，为什么印度会亡国，中国一再受到侵略，而国土小得多的日本，却蒸蒸日上，可以战胜俄国、中国，而成为称雄世界的强国？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为什么三十年之后，1898年的戊戌维新只维持了一百天就失败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带着一肚子不能回答的问题，冒冒失失地到了日本。

20世纪初，每年都有七八千乃至一万人去日留学，要考取官费是困难的。可是我拼命一搏，居然不到一年就考进了素以严格著称的明治专门学校（现九州工业大学）。起初是认认真真地读书，可是年复一年地过去，我的工业救国的梦想开始动摇了。二十年代，中国还没有起码的现代化工业，像上海这样一个工业城市，几乎所有的工厂设备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我在“明专”学的是电机工程。那时中国不仅不能制造发电机、变压器，连最普通的机器配件也都被外国厂商所垄断，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成套设备要靠进口，连安装、维修，都掌握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手里。在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在工科大学毕了业，当上了工程师，究竟能对自己的祖国作出什么贡献呢？中国现代有两位伟大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他们本来也都是在日本学医的。但是，他们后来终于感觉到治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先要治中国人民的贫穷、愚昧和甘为奴隶的“国民性”。我不自觉地也走上了和他们相似的道路，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当然，我的弃工从文，可能和“明专”的校训“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有点关系，我开始察觉到没有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的国家，单凭技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是不可能的。我的思想开扩［阔］了，我终于下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二十年代中叶的日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了日本进步学生的“读书会”，结识了秋田雨雀、藤森成吉和大山郁夫先生，更重要的是我感受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顽强拼搏的“顽张”（Ganbaru）精神。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有悠久的友好联系，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阿倍仲麻吕、小野妹子和空海法师，日本人民也不会忘记鉴真法师、朱舜水和黄遵宪。在古代，日本多次派遣过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引进了文化、艺术和工艺。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亚洲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废弃了锁国政策，大力吸收西方文化，锐意改革，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则在鸦片战争之后外敌入侵，内政腐败，成为一个被叫做东亚病夫的半殖民地。从这时起，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人志士为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东渡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彭湃，终身为中日友好事业而献身的廖承志，中国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驰誉世界的大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都是二十世纪初和二十年代的日本留学生。

两年前，我看了一部为纪念空海法师圆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而摄制的日本电影《空海》。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当空海随遣唐使留学长安，学成回国之后，有人问他对大唐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唐朝像一只老虎，不论怎样硬的东西，他都能把它嚼碎，吞下去，消化掉。”这是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我想，到了二十世纪，用这句话来作为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许是更恰当了。作为一个青年时期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过来的人，我觉得日本民族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仅敢吸收一切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文化，能够把它嚼碎、吞下和消化，而且还适应本民族的需要把它融化加工，变成为有民族特色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在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又通过中国，引进了印度的佛教文化，然后把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了一种日本特有的人生哲学。思想意识上如此，文化、艺术、技术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书法、围棋、茶道乃至许多民间习俗，都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经过千百年的溶化，提炼，加工，到了现代，都已经超过中国了。在科学技术方面，这样的技术就更多了。汽车和电子工业等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现在，日本的丰田、日产已经赶上乃至超过了美国的福特、克雷斯勒和西德的奔驰。日本的电视机、录像机都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现在，美国正忧心忡忡，深怕日本会抢先生产出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走在它的前面。日本民族对世界上的一切先进事物有一种惊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事了。

中国和日本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互助合作。这决不是一方面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和地理条件制约的必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合作则互利，对立则两伤。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仅亲身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伤痛，也多少知道一点战争中和战后一段时间日本人民承受过的灾难。因此，珍重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两国人民更友好更合作的时代，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庄严使命。

提到文化交流和民族传统的关系，很自然地想起了许多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逐岛战争的时候，我们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议论得最多的问题是日本会不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提的条件？当时，我们这些人认为日本是不会接受的，一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二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能真的会迫使他们“一亿玉碎”。可是到1945年8月，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太片面了。1945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一年，对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去思考；直到1947年，我在新加坡看一本美国人类学家路斯·本尼狄克（RuthBenedict）的《菊与剑》，才使我感觉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动向（即使像日本这样一个和我们有上千年的交往的近邻），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素之外，还得从人类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本尼狄克写的这本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应美国国务院的嘱托，为了研究美国的对日政策而执笔的一份供咨询的报告。她没有到过日本，不懂日语，她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被美国扣留的日侨和“二世”，和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和文艺作品，所以这本书的注释中有一些不合实际的地方。但是她从人类学，也就是从“日本文化的某些类型”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在战争胜利后也不能用对待纳粹德国的办法来对待日本，而必须考虑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格和感情上的承受能力。她的意见对罗斯福的决策起了一定作用。战后事态的发展，也和她的预测和建议一致。本尼狄克认为，尽管一个民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习俗和邻居民族相同，但总会有一点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尽管很小，但它对这个民族的本身的独特的发展方向，会起重要的作用。她从文化、民俗的视角来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人生哲学。她认为从人类学来分析，一个人在文化习俗上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人一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国情”。美国人由于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亏，于是才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对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终战时期采用了既对美国有利（减轻了几十万美军的伤亡），又制定了可能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政策。从这一角度来思考，我们对邻近日本的研究实在是太落后了。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成了任人摆布的“东亚病夫”。可以说，那时候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存亡。可是，除了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不久前才出全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外，我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实在太少，更不用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日本了。两个田中（决定侵华战争的田中义一和中日恢复邦交的田中角荣）之间的半个多世纪，中日两国人民由于互不理解而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况还依然存在。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日本人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难解的“谜”。战后四十年，尽管中日友好已成为很难逆转的大势，但日本人眼中的这个谜是否已经解开了呢？对这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了呢？我接触过不少日本的有识之士，但近年来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似乎也还有一些人对这四十年前那一场浩劫，还有一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心理。反过来看，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国运的大起大落，对日本人的既谦恭又自大、既性急又从容，一方面可以争分夺秒地拼命工作，一方面又舍得花时间慢吞吞地玩茶道、下围棋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否有了认真的探索了呢？我看也差得很远。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现在的日本当然也已经不是大隈重信时代的日本了。高科技迅猛发展，地球变小了，中日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仅关系到亚洲，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危。现在，是应该静下来认认真真地加深理解的时候了。我想引用黄遵宪的几句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如犄角立。所持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一九八七年元月为《记者生涯》作序

拙作《懒寻旧梦录》的自序和前三章，承阿部幸夫先生译出，已于今春由东方书店出版。现在，这本书的第六章《记者生涯》的日语版又将和日本读者见面了，阿部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懒寻旧梦录》是我的自传体回忆录。1982年动笔的时候，原来的计划是回忆和反思我一生的经历——从1900年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书共十章，但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就搁笔了。这是我的前半生，写了三十多万字，篇幅已经不小，可以告一段落。这之后的后三章——《十年作吏》、《艰难的岁月》和《尾声》，尽管早已有了一个提纲，但大部分资料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汇集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停了两年一直没有动笔。

现在译出的第六章，主要写的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1937年到1949年）的“记者生涯”。从1937年8月协助郭沫若办《救亡日报》起，到1949年离开《华商报》止，前后当了十二年的记者和编辑。那是战争时期，生活艰苦，但斗志旺盛。上海沦陷，《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复刊，1938年冬广州沦陷，再一次搬到桂林。1941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又和邹韬奋、范长江一起，到香港办了《华商报》。这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4月回到重庆，当了《新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回上海办《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不久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1946年到1949年，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参加了《南侨日报》和《华商报》的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回到上海为止。

这十二年的历程很不平常，我亲身经历过上海、广州、香港三大城市的沦陷，而且又都是在日军占领之后，在混乱中离开的。抗战八年，在前线，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在大后方，我们靠的也只能是“小米加秃笔”了。天天写，写得又多又杂，主要是政论和杂文——当然，由于三十年代和文艺界有了因缘，所以作为我的“副业”，也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记得写《记者生涯》是1981年应广州《羊城晚报》之约而执笔的，当时用的题目是《白头记者话当年》。也由于此，这一章中我写到的主要是新闻方面的事，连我和文艺界的交往，以及我自己写作的剧本也都一笔带过，没有细说。

由于这一章中叙述的是我的“记者生涯”，所以这十二年中，我和日本人的交往，也几乎没有提到。例如1938年春，我曾受郭沫若的委托，派林林到香港去把鹿地亘夫妇接到广州，然后安排他们到汉口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1939年，鹿地亘在桂林组成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我还翻译过他写的剧本《三兄弟》，在《救亡日报》连载。我接触过许多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勇敢的反战分子，也见到过一个非常顽固的、效忠天皇的一等兵，这个人是鹿儿岛人，他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他每天清晨总要向东遥拜，有一次他还偷了一把菜刀，打算切腹自杀。鹿地气得没有办法，要我去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1945年9月，我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回上海途经南京。在机场上，再一次看到了日本兵，回忆录中记下了一笔：“五时到南京，机场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9月的南京，天气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的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当年空军那种威势了。”

回到上海，我两次到北四川路去探望内山完造。八年不见，这位“邬其山”先生消瘦得多了，但表情上还很镇静，握着我的手好容易才说了一句话：“这八年，够辛苦了吧。”当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还没有集中收容，但是此时此地，在当年日本人称霸的虹口，连中国的小孩子也会向日本人投石子，吐口沫了。当然，这只是孩子们的恶作剧，总的来说，中国人——包括官方，对日俘和日侨还是颇讲恕道的。当时遣返前的日本人在北四川路一带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出卖他们的家具、衣物、书籍和杂品，他们的处境无疑是惨淡的，但中国人并没有对他们施加侮辱、欺凌或虐待。汤恩伯还办了一份给日俘和日侨看的日文《改选日报》。由于主持这张报纸的编辑中有中共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以，我也替它写过文章，题目记不起了，讲的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就是侵华战争的罪责主要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当权派，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后来有人说，我的《法西斯细菌》曾译成日文在《改选日报》上连载过，但事隔四十多年，已经无法查对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1938年在广州，我曾翻译过石川达三氏的《未死的兵》，由南方出版社刊行，鹿地亘写了序言。我在1940年在桂林出版的第四版这本书的《后记》中说：“翻译这本书是在前年广州大轰炸的时候。这是一本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描写中日战争现实的日本士兵心理的作品，所以在日本和国外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中国，据说也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译本。在广州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就销完了初版；再版在10月初出书，印了二千册，由于广州战事紧急，印好了已无法发行。直到10月21日广州沦陷，还有两千多册整整齐齐地留在长寿东路的《救亡日报》的宿舍，在当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后来想想，日本人进占之后也许会拿去作为‘战利品’吧，作为我们留下来的赠品，让他们看看，对于反省这次战争的性质，也许还有点用处。”

五十年代中，石川达三氏访问中国，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皱着眉头说：“就是你们翻译了这本书，害我坐了班房。”其实，这是他的误会，因为《未死的兵》在广州出版于1938年7月。这时候他已经“预审终结了”，有鹿地亘同年5月间写的序言可证：“作家石川达三最近预审终结，大概已经送进监牢去了。”

香港沦陷之后，一个姓蔡的中国台湾人偷偷地提醒我，千万别让日本兵知道你能讲日本话，否则会被抓去当翻译的。所以几次日本兵来抄家，连我的手表、自来水笔和穿在身上的西装上衣也被抢走，我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后来坐小船偷渡伶仃洋的时候，被日本海军巡逻舰拦住，为了保护两位同难的女性（一位是王莹，另一位是黎蒙的夫人尹珍），我才硬着头皮讲了几句日本话，总算侥幸过去了。这件事我在《走险记》中写到过，不再说了。我青年时代在日本呆过七年，三十年代在上海，除了内山兄弟、鹿地亘夫妇之外，还有许多日本朋友，如尾崎秀实、山上正义等等。对这些事，可写的事太多了，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是按我的年龄和精力，这当然是不可能了。

中国人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如梦，烟是容易消散的，而梦，则难免会牵肠挂肚。我的一生中有过好梦，也有过噩梦。即将到来的198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十周年，让过去的噩梦烟消云散吧，我在这里祈愿：让世界永远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一九八七年冬日

家世·童年

一九○○年，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也是这一年，孙中山在香港被选为兴中会总会长。就在这一年的旧历九月八日（公历十月三十日，这一年是闰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衖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家祖籍河南开封，是宋室南迁时移居到临安的“义民”。但是，南迁到杭州后能够在战乱中安下家来，又能在城里城外都置了房产，并和官宦人家结了亲缘，特别是我家的堂名叫“八咏堂”，因此我想，叫“义民”可能有点夸张，说“义官”也许比较恰当。浙江杭嘉湖一带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个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离杭州城三四里的严家衖，还有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大而无当的旧屋。据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几次进攻杭州的时候，曾在这间房子里设立过总部，这都是乡间人的传说，无从考证。不过我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确曾被太平军“俘走”，因为他读过书，所以后来就当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在安徽寿州战败，陈才派一个“小把戏”（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由于这个缘故，他未曾应试，没有功名。祖母余杭章氏，是章太炎的堂房姊妹，据我母亲和姑母们说，她是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十分严厉的人。我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一个不第秀才，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他的医道颇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一九○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祭祖上香的时候，一跪下去就中风而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当时我才三岁，因此，除了后来在“灵像”（当时还没有照相）上看到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从村人口中听得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之外，没有任何印象。母亲徐绣笙，德清人，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两个早逝外，一个哥哥，四个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个人抚养成长的。她识字不多，但是通情达理，宽厚待人。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穷困到靠典当和借贷度日的程度。我的长兄沈乃雍（霞轩），十四岁就到德清的一家叫“长发当”的当铺去当了学徒。祖传的二三十亩旱地，在父亲去世前后就陆续典卖了大半。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两间小平房出租，有几块钱的房租，和每年养一两季春蚕有一点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两个姑母的周济。舅父徐士骏，是德清的一位绅士、地主兼工商业者，开一家酱园，也是一家当铺的股东。我的大姑母适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桥；二姑母适李家，住羊坝头后市街。他们两家的上一辈都当过不小的官，我记得二姑母的公公李巽甫，做过安徽的学台，有一点政声。这三家亲戚都比较富裕，因此过年过节都给我家一点资助。至于余杭章家，在辛亥革命前和我家还有来往，后来章太炎参加革命，被认为“大逆不道”而“出族”，此后我大哥结婚、大姊出嫁，也不敢向章家发请帖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从小穿的衣服，乃至鞋袜，都是樊、李两家表兄们穿过的“剩余物资”。我母亲对这些周济是感激的，但是每当她带着我和姊姊们到樊、李两家去拜年的时候，总要事先告诫我，不准向表兄表姐们要东西，他们给用的或吃的东西，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决不准接受。有一次我的表兄李学灏（幼甫，民族音乐研究家李元庆的叔父）送给我两支毛笔，和一个很精致的白铜墨盒，母亲就只让我收了毛笔，把墨盒退回，说我还不到用这种“好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这种神情给母亲察觉到了，回家后就给训了一顿。到我五六岁的时候，家境更艰难了，母亲忍痛把我的三姐（芷官）“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为了减轻负担，又把大姐（荷官）嫁给我舅父的长子徐梦兰作了“填房”。大闺女给人作“填房”，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光彩的，徐家是六房同居的大家庭，幸亏沈、徐两家是至亲，我舅父徐士骏又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家长，所以在妯娌之间还没有受到歧视。家里穷，又没有劳动力，只能把剩下的十来亩旱地租给别人种。二姐和四姐，还靠“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可是在严家衖这个小地方，我们这一家还是被看作“大户”，因为那座老房子被风火墙围着，附近的农民就把我家叫作“墙里”，但那时候的乡下人都说，“墙里大不如前了”，“过年连供品也买不起了”，尽管这样，我母亲还是受到村里人的尊敬。每逢过年过节，樊、李两家会送给我们一些节礼，如糖果、日用杂品和鸡鱼之类，母亲总要省出一点来分送给邻里中比我家更穷困的人。我还记得她经常关心的两个人。一个是住在我们后园陈家荡北面的一位孤身老太太，我和四姐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只是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总和我母亲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完，而讲的又是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的老话，主要是她死了的丈夫和出走了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听烦了，就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烦烦老太太”，而母亲却特别耐性地听她讲过十遍八遍的老话，也特别关心她，不单在年节，连我家自己种的蚕豆、毛豆收下来的时候，也总要叫我们送一点给她，还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别嫌她“烦”，她孤身一个，谁也不理睬她，有话无处讲，让她讲讲，心里也舒坦一点。还有一个是住在我家沿街平房东侧的一个叫“杨裁缝”的妻子兰生娘娘。因为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吃过她的奶，所以别人叫她“兰生娘娘”，而我，母亲一定要我叫她“娘娘”。她的儿子阿四和我同年，到我进城上“学堂”，他一直是我的赤脚朋友。

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是本世纪的初期，一般妇女都很迷信，特别是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不论贫富，都把烧香念佛当作生活中的常事，而我母亲却既不念佛更不烧香。有位远房亲戚送给她一串念佛珠，她丢在抽屉里从来没有用过，我有时拿来作玩具，她也不反对。离我家向东，在严家衖和新塘上之间，有个不大的寺庙叫月塘寺，相传是我家祖上兴建的，所以这个庙的一位老和尚，有时还到我家来，说些客气话，意思是希望我母亲去烧香；可是当她恭恭敬敬地送走了老和尚之后，往往笑着对我们说：“我一辈子不曾跨过寺庙的门槛。”说她完全不迷信嘛，那也不是。其一是她一直“吃辛素”，就是每月逢辛的那一天不吃荤；其二是过年要杀鸡鸭的时候，她一定要念“往生咒”。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懂，现在也不懂。我母亲的为人，有一件事我是永远不忘的。我的两位姑母都说，她对我的祖母，是非常孝顺的，但是她对祖母的殴打和虐待婢女，却有强烈的反感，所以当我的几个姊姊出嫁的时候，她总要一再叮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买丫头。她说，这是我们的“家规”。我的四个姊姊出嫁后，都一直谨守不渝。

母亲欢喜看戏和听书，每逢“水路班子”或者“绍兴大班”到乡下来演出，她一定要四姐和我背着条凳先去占好位置，陪她去看戏，而且一直要看到最后一出戏为止。她很懂戏，草台班子演戏，观众事先不知道演的是什么，可是角色一上场，她就会告诉我们：这是《龙虎斗》，这是《五鼠闹东京》等等。有一次看了一出叫做“长毛戏”的《铁公鸡》，回家后她就和我们讲了许多“长毛”（太平军）故事，如“四眼狗”（英王陈玉成）大破江南大营；特别是陈玉成如何信任我的祖父，以及在寿州战败后，给了我祖父一锭银子，遣送他回乡的故事。她非常熟悉《玉钏缘》、《天雨花》这一类故事，这大概是我父亲生前念给她听的吧。

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在我八岁进城上小学之前，每年要养三四张蚕纸，劳力不够，得请短工帮忙采桑叶。我从五六岁起就是一个辅助劳动力，所以从“掸蚁”一直到蚕宝宝“上山”，这一整套旧式养蚕工序，我都会做。因此，后来我改编茅盾的《春蚕》时，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我是唯一懂得养蚕的“技术顾问”。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因此我母亲特别爱猫，并把这一癖好传给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我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我的被窝里。为了喂猫，我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大概是六岁那一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

除了爱猫之外，母亲的另一种爱好是种花种草。老房子后进的风火墙上有一棵一直爬到墙顶的荼蘼，据说那时候就有几十年的树龄了，后园还有两棵桔树，和一棵树干有碗口粗的枣树，在她卧房南边的小天井里，还有一株高大的枇杷树，这几棵树，是她的“宝贝”。每年秋冬之交，总要请一位熟悉种果树的老农来剪枝、施肥。我父亲学过医，她也懂得一些医道，因此在后园和小天井里，种了不少草药，如薄荷、藿香、紫苏、菖蒲之类。写到这里，很自然地会想起我出生之地的那间古老的大房子。这屋子兴建于十九世纪中叶，在抗日战争中被游击队烧毁，关于这件事，我写过一篇散文《旧家的火葬》，有下面这样一段叙述：

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院……我懂事的时候，我家已经衰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并不夸张，可以住三百人以上；经过了太平天国之乱，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都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旧时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到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九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大哥为了穷困，几次想把这屋卖掉，但那时却找不到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大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了一个人来估看，我只听到他们在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大哥愤愤地说：“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几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不可！”这时我才知道，这些我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鳖虫的方砖，也还是值钱的东西。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期在乡下造而不用的别墅，本家住在艮山门内骆驼桥，只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上祖坟时临时使用的住处。出太平门两三里，就可以望到这座大屋的高墙，那高得可怕的粉墙，里面住的是“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分开，附近老百姓就把沈家叫做“墙里”。

辛亥革命前后，我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田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都渐渐给大哥典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像破旧的古庙般的面貌。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空楼里飞出成千上万只白蚁，没有人住的空房子里，白天也可以看到黄鼠狼和狐狸。……

这所旧房子一直保留到我母亲一九三六年去世之后。抗战中杭州沦陷不久，我大哥在这里开了一家“正大茧行”，一九三九年六月，被浙东一带的游击队烧毁。除了这所破房子之外，我家还有“一笔遗产”，就是离这间房子不远的祖坟上的几株大香樟树，和一株大石楠树，其中最大的一株香樟，我七岁那一年和三个“赤脚”小朋友勉强才合抱得拢，这肯定是百年以上的老树了。樟木和楠木，都是很值钱的，所以我大哥卖房子不成，就几次想把这几株树卖掉，也约人来估过价，可是都由于我母亲的力争而未能“成交”。房子和树之外，还有一件事也在童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前面提到过，我祖父在陈玉成失败后，从太平军中带回了一个护送他的“小把戏”（十多岁的勤务兵），由于只知道他叫阿才，不知道姓什么，于是我祖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沈应才。这个人在我祖父家当过长工，人很能干，后来就渐渐“发迹”了，成了家，买了田地。据母亲说，我父亲在世时，沈应才还是常来“请安”的，可是当我家逐渐衰落之后，应才的儿子不仅不再像从前那样“恭顺”，反而想吞没我大哥典押给他们的三亩“坟头地”了。这件事使我母亲伤心和愤慨，我听她说过：“有了几个钱，威风什么，连你家这个姓，也是我们赏给你的。”

旧家、香樟树和沈应才的儿子……在我童年的头脑里构成了一幅本世纪初农村经济破产、旧家衰落的图像。在我从事文艺工作之后，我曾不止一次想以沈应才和我家的兴衰为题材，写一个像《樱桃园》那样的剧本。一九三九年写《旧家的火葬》的时候，我还拟了一个三幕剧的提纲，后来因事忙搁下，一直没有动笔。

我是母亲最后的一个儿子，我前面又是四个姊姊，这样，母亲宠我是难免的。大姊出嫁，三姊送出之后，能管我的只是比我大十二岁的二姊。兄弟姊妹中，她和我感情特别好，因此，对我的顽皮胡闹，例如钓鱼掉进水里、捉蟋蟀被蜈蚣咬肿了手指之类，她总给我“打掩护”，不让母亲知道。到六岁那年，一次我和几个“野孩子”打架，杨裁缝的儿子阿四向我母亲告了状，这才使我母亲想起了我读书的问题。严家衖是个小村子，读书人很少，只有村东头有一个私塾，一位姓陈的先生教着五六个童生。母亲觉得不放心，这一年夏天大哥回来，母亲和他谈起这件事，大哥建议把我托给樊家或者李家，到“城里”的学堂去念书，但是母亲不同意。她总觉得我们受他们的周济已经太多了，不要再麻烦他们，于是就决定让我到陈先生的私塾去“破蒙”。这私塾设在一家叫“邬家店”的后进一间小屋里，只有三张板桌，几条板凳，先生也坐在一张骨牌凳上，前面用一个破旧的柜子当作书案，这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三味书屋实在不成比较了。当然，书案上也还有一块“戒尺”，不打人，只作为“惊堂木”之用，有时候拍一下，让顽童们安静下来。入塾的那一天，母亲陪我到邬家店买了一包点心，用红纸包了一块“鹰洋”，作为孝敬先生的“束”，然后要我向陈先生叩了头，先生叫我坐在靠近他那个破柜子的长条凳上，这样，入塾“仪式”就完成了。第一本读的书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等等，当然还要“描红”，学写字。同学连我在内只有六七个，我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知道，住在严家衖的只有我一个，其余大部分是华家池或新塘镇来的。大概因为我是“墙里人”，陈老师对我比较客气，我在这私塾耽了一年，好像没有挨过板子。《三字经》之后，我还读了《论语》。

说到邬家店，那是严家衖唯一的一家商店，经营杂货，卖的是土烟叶、火绒（打火用的，当时乡下还很少用火柴）、“高丽布”手巾（当时还没有毛巾）、雨伞，以及瓜子、花生之类，有时也还有蛋糕、酥糖，主要是卖油盐酱醋，也卖酒，但很少有人打了酒就在柜台上喝。这小店只有一间门面，和“咸亨酒店”的规模差得远了，这因为咸亨是在城里，邬家店则在农村。

我八岁那一年正月，母亲带我到樊家去拜年，当大姑母知道我在邬家店的私塾读书，就严肃地对我母亲说，这不行，沈家是书香门第，霞轩（我大哥）从小当了学徒，可惜了；又指着我说，这孩子很聪明，别耽误了他，让他到城里进学堂，学费、膳费都归我管，可以“住堂”（住在学校里），礼拜日可以回家。大姑母主动提出，母亲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二年级念的依旧是《论语》、《孟子》，只是加了新的功课，一门是算术，珠算、笔算同时教，一门是体操，另一门是“修身”，内容我记不起了，从“修身”这两个字判断，大概是当时的思想道德课吧。这学堂有五六十个学生，二年级大约有十五个，我个子小，体操排队我排在最后，但讲功课，算术和语文我的成绩还不错。国文除教《论语》外，还要“对课”，从对两个字、三个字到对五个字，我因为在家已经看过一些父亲留下的书，似懂非懂地念过唐诗、唱本，所以对课这一门我成绩不错，特别是有一次老师出了个题“福桔”，我很快地对了“寿桃”，得到了老师的称赞和表扬。这一表扬对我影响不小，直到后来进了中学，我自己一直在学“对课”，初步懂得了格律诗中的对仗。记得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一位姓徐的同学和一位姓柳的姑娘结婚，邀我去吃喜酒，在“闹新房”的时候，我即席作了一副对子：“昔传城北徐公美；今说河东柳氏贤”，大家都说对得工。这事后来给我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知道了，也说，把柳氏“悍”改作柳氏“贤”，改得好。

在“正蒙小学”念了一年半的样子，就退了学，这是母亲决定的。我吵闹了一阵，也没有结果。作出这个决定，我后来想，可能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樊家是望族，大姑母的公公曾在大官僚王文韶下面当过相当大的官，和他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大姑母把我这个穷孩子带在身边，可能有人讲了闲话，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去了；二是樊家和李家都有和我差不多年龄的表兄弟，他们穿得好，吃得好，有新的书包，有白铜墨盒、铅笔，而我则一无所有，不免有点羡慕，或者感到自卑，这种心理可能也被母亲察觉到了。不上学了，母亲就叫我“自修”，家里有一本破旧的《幼学琼林》，就要我自己读，同时还亲自教我打算盘，但她也只能教我学加减，乘除她自己也不会。余下的时间，就帮着做些农活，那时还有几亩旱地，种点油菜、蚕豆、苎麻之类，我能做的也不过是松土、拔草之类。记得有一次春旱，雇了两个短工车水，我想试一试，结果被水车的踏脚打伤了左腿，肿了几天，也就没有事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还记得几件事情：我八岁那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冬天，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了，尽管当时很闭塞，严家衖又在乡下，像“戊戌政变”这样的大事，我们也不知道，可是皇帝和皇太后“驾崩”就不同了，“地保”（相当于保甲长）打着小锣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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