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伯源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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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论丛续编试读：
序言
本书文章十三篇，讨论秦汉史之问题，今结集出版，名之曰《秦汉史论丛续编》。盖前在中华书局出版论文集《秦汉史论丛（增订本）》，本书继其余绪，亦交中华书局出版，因名“续编”。本书文章大致可分为二类，其一讨论汉光武帝之生平、性格、治术、政策及其政策措施对东汉政治之影响。其二为利用“张家山汉简”之资料讨论秦汉之历史与官制。其初立意就“光武帝研究”与“张家山汉简研究”各写一本专书，唯积稿不足，难于独立成书，今年老力衰，恐难再有所发明，故合存稿集成此书。今稍述各篇文章之大意，以为本书之序言。
一 论汉代徙置边疆民族于塞内之政策
从汉景帝时代开始，汉朝政府间中安置归附之边疆民族于塞内缘边诸郡。境外之蛮夷成为境内之居民，盖有二途：其一，汉开拓疆土，新开疆土之原住蛮夷亦成郡县之百姓，如汉开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原居其地之羌、氐、匈奴。其二，境外蛮夷来降，汉廷徙置于塞内。东汉徙南匈奴于西河、朔方、五原、上郡、云中诸郡，其事最为明显。
大量外族徙入北边、西北边诸郡，造成此地原来之居民外移，纳税服役之户口大减。此地诸郡东汉之户口约为西汉户口之一半，甚至有少至5%以下者。如西河郡东汉户口为西汉户口之百分比，户数为4.18%，口数为4.13%。此区域诸郡所领县数从西汉之五百六十七县减为三百九十二县，大减三成。
徙戎入塞造成东汉中期以后北边、西边国界之内移。凉州、三辅、并州及幽州居民之经济活动从农业为主转变为畜牧业为主，大量农田转变为畜牧之草场。
入居塞内之游牧民族仍聚族而居，其内部之政治社会组织不变，其酋长仍领治其民，甚至保持武力。在汉族皇朝强盛之时，塞内之游牧民族受朝廷所置官员之监督，助汉守边。在中国内乱，皇纲不振之时，政府统治力量衰弱，汉人如一盘散沙。其时最有力量者，反是在塞内之匈奴、羌、鲜卑诸族，在其酋长领导之下，逐鹿中原，遂成五胡乱华之局。
二 论汉廷与匈奴关系之财务问题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经济条件与生产品性质不同，若同为一国，由国家调节其彼此之盈余不足与需求，互通有无，自可两蒙其利。若两者为相邻之两国，于古代除非一国臣服于对方，否则两国必互为敌国，难有和平。盖游牧民族以牲畜为财富与主要食物来源；大风雪、大旱、瘟疫等自然灾害之侵袭，牲畜于短期间大量死亡，饥荒随之而至。若得不到相邻之农耕社会之救助，游牧民族常向农耕社会入侵，抢掠其粮食物产。由于游牧民族经济上对农耕社会之依赖，无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关系为敌对或和平，农耕民族皆必须付予游牧民族粮食物资。付予之形式或为游牧民族入寇掠夺，或为农耕民族之君主给予游牧民族赏赐。国史中原皇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关系常如此。
汉廷与匈奴之关系，除武帝时长期征伐匈奴，北逐匈奴于漠北，匈奴无力入边侵盗外；无论汉匈和亲，或匈奴于塞外称臣，或南匈奴为东汉帝国内之属国，汉廷皆得付出金钱物资。和亲期间，匈奴于穷急时常来寇盗劫掠，此为汉廷被动付予金钱物资之方式。匈奴于塞外称臣或于塞内为属国，汉廷皆主动付予金钱物资：大量赏赐之，于其灾困之时，转输米粮以救济之。盖游牧经济依赖农耕社会之救济，不得不然。征伐匈奴固不必付予匈奴金钱物资，然战争之费用太昂，远过于任何方式之付费以维持与匈奴之和平关系。故武帝以后汉廷与匈奴关系之发展，在形势容许之下，汉廷不采战争之手段，光武帝且徙置南匈奴于塞内。汉代“徙戎入塞”有财政原因。
三 论光武帝定都洛阳
西汉都长安，以关中为帝国之中枢及根本之地，又徙天下豪强、吏二千石以实三辅，经营关中二百余年。然光武中兴，不沿西汉之旧，而别建新都于河南之洛阳。其原因如下：
其一，光武不都长安而都洛阳，盖关中生产之粮食不能支持帝国之首都，必须每年自东方转漕数百万石粮食入关，耗费极大。
其二，西汉后期，谶纬已有洛阳位于天下之中，乃是帝都之说。光武信奉图谶，此说必影响光武定都洛阳之决定。
其三，光武与群雄争天下时，以河北、三河为后方，则光武以洛阳为首都，是建都于后方。
其四，光武性格平实，少远大空泛之志，但求安稳无事。其选洛阳为都，盖居于内部中心之地，较为安全。且光武既无西向拓地之心，亦无必要都关中。
东汉以洛阳为帝国之首都，本文论其影响如下：
关中地区之衰落。西汉关中为全国政治重心地区，亦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光武定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三辅户口大减，羌戎入侵。东汉后期，三辅之居民，“华夷居半”，三辅实成边郡。而朝廷无向外拓地之企图，官员则“徙民逃寇”，东汉后期，对并州、凉州之统治力，已非常弱。
光武都洛阳，远离边塞，已有放弃西域之意。不欲耗费，经营万里之外无用之地。东汉与西域之关系，基本上是放任不理，断绝不通。
四 楚王英案考论
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70），楚王英谋反案发，王废，国除。楚王英为明帝异母兄，明帝对此案兴大狱，治狱官员承风旨，深文穷究，牵连甚广，“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今考楚王英之罪名，是招聚奸猾（养宾客之贬语），造作图谶，及擅封爵拜官。按前二者甚为空泛，若皇帝及考治其事者心胸稍为广大，顾忌稍少，此类罪名可作其他解释而不必认定为谋逆。至于擅封爵拜官，于史书中全无佐证。前光武帝之易皇后更立太子，造成明帝与郭皇后所出之诸兄弟间有心结，关系紧张，楚王英势力最孤，明帝穷究楚王英案，盖治英狱较不伤其他兄弟之感情，又可收杀鸡儆猴之效。
五 试论光武帝之统御术
光武自谓欲以柔道理天下，盖其性格柔和，又采道家阴柔之术为其处世哲学。揆诸中兴史事，光武之所谓柔道，对己则屈己隐忍，对人则容忍小失，善待安抚，外示宽厚温和，终至天下归心。
然光武亦采用监军制度、人质制度控制麾下诸将。对出征之将领及边郡长吏，光武或留其妻子亲属于洛阳，或以任子之方式使其子弟任职京师，以羁縻之。益有甚者，光武对在外征战之将领，常以诏敕指挥其用兵，遥控于万里之外，亦可见光武猜忌，凡事亲自掌握之性格。
既战胜而天下平定，然数以百万计之降卒如何处置？军队如何复员？此关系成败至重之大事，王夫之以东汉史家不言而责其“无意于天下之略”。今考其事。光武之安置降卒，初期用以为兵，稍后所降太多，则以将军领之屯田于内郡，以军法部勒；盖不敢遣散，恐其又复为寇。及天下渐次平定，则以赋闲之将军领其部曲为郡太守。军队固着于郡，给养容易，稍后令其分批复员，和缓遣散数百万兵卒，消弭危机于无形，此亦可见光武之所谓柔道。
六 试论光武帝用人政策之若干问题
在范晔以前，已有议者谓光武不任功臣以职事；范晔《后汉书》亦持此说。今统计光武前后期三公、九卿及郡国守相中功臣之百分比，最少为21.7%，而高者竟达60%；又以云台功臣为例，三十二名云台功臣，至建武十三年初尚存者十九人。此十九人中，在建武十三年后不任官职者仅五人，其任职者之比例为73.7%。则光武不任功臣以职事之说，似可商榷。
至于谓光武偏用南阳人，则无论从统计数字或从功臣事迹观察，皆可肯定此说。
七 辨“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名
汉代史料有“真二千石”之名目，注释家如淳、颜师古、司马贞等及若干当代学者皆以为汉官秩有“真二千石”之秩级。杜佑则谓二千石“亦曰真二千石”。今考辨汉代并无官员之秩级为真二千石，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名。
八 汉初之二千石官《张家山汉墓竹简》有《二年律令》。《二年律令》之《秩律》明定百官秩级，其中所载官名、秩级与《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异之处甚多。推测《二年律令·秩律》所载应是汉初朝廷命官之秩级，《百官公卿表》所载当是武帝太初元年以后之汉官制。考释两者之不同，当可推论汉初之官制及其后之变化。此文仅考释二千石官。
九 汉初郡长吏杂考《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朝廷任命之郡长吏，除《汉书·百官公卿表》及《后汉书·续百官志》所载之郡太守、郡都尉、太守丞、都尉丞外，尚有郡发弩令、司空令、轻车令、郡候、郡骑千人、郡司马、郡骑司马、卒长、塞尉、城尉等，又各有丞。是汉初朝廷任命之郡长吏，其官职与员额较之传统所知者，多出甚多；《秩律》所多出之郡长吏，全是武吏。推测为战国至秦时之建置，战国时武力争霸，各郡皆置郡兵，各有军吏若干。及秦统一，为镇压天下，且祚短，未遑改作。汉承秦制，《秩律》所载郡府之军官，盖战国秦制之遗迹。及文、景、武承平，渐裁省郡兵及军官，以后演变形成《百官表》及《续志》所述之郡府官制。
十 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
汉代县廷官吏分为长吏与少吏二类。长吏为朝廷任命之官员，所谓朝廷命官是也，有县令、长（侯国相）、丞、尉，秩二百石以上。少吏则长吏所自辟除，秩百石以下，为长吏之属吏，县廷之诸曹掾史及乡亭吏皆是。此传统所知之汉县官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载诸官吏，秩最低者百廿石。按吏秩百石以下，长吏得自辟除，不必上请。吏秩高过百石者，长吏得上书朝廷，批准乃得任用。则秩百廿石以上吏，皆朝廷所任命。本文考《秩律》所载县属吏，即乡部、田部、司空、“传、马、候、厩”，及“仓、库、少内、校长、髳长”等官，乃日后县廷诸曹掾史及乡亭吏，《秩律》载其秩高者二百五十石，其次二百石、百六十石，最低者百廿石。则汉初县廷诸属吏及乡亭吏之秩高者，皆朝廷所任命。
县属吏为郡县长吏自行辟除，此实西汉中叶以后形成之制度。汉朝初年之制度：县廷各分职部门之主管官吏，乃至乡、亭之主吏，皆由朝廷任命。朝廷任命郡县吏之员额众多，任命必趋向依赖郡县长吏之推荐。其任命之程序，逐渐形成郡太守提名推荐，朝廷核准，颁布任命之诏令。后又以用人得经朝廷核准同意，手续烦琐，渐不复上请，而径以百石之秩任用，盖郡县长吏得自辟除百石以下属吏。郡太守乃自除郡属吏及诸县之有秩，放任县令长自除其余之县属吏。此所以史书所见郡县属吏秩最高不过百石。
汉初官吏，秩百石以下为少吏，百廿石以上为长吏。其后郡县属吏自辟除，皆百石以下，不复有秩百廿石及百六十石之官。长吏最低之秩乃定为比二百石。
此汉代地方官制之重大转变，传世文献不言，因张家山汉简之出土而显露。
十一 酂侯国及雍县考《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所列高后二年汉廷直辖之诸县名，其中有“”县（见本书第246页，附录一）。释文释此字为“雎”，释文【注释】谓此字即“吿”字，吿县即酂县，属沛郡。按《秩律》别有沛郡之酂县，《秩律》中同一县不应重出，县不得为酂县。今据简文图片之字，又从《秩律》之前后文意及相关之历史背景，辨证“”为内史之雍县。
高祖封萧何为酂侯。酂侯国所在，魏晋以下有二说，一谓属沛郡，一谓属南阳郡；二者证据皆不足下定论。《秩律》有酂、赞二县，得以证明酂属沛郡说。
十二 汉代郡县乡亭之等级
汉初郡不分等，郡守、尉皆秩二千石，与内史秩相同，亦与九卿同。其后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辅为畿郡，其长官亦称九卿；一般郡太守治行优异，为天下最者，乃入长三辅，然三辅长官与一般郡太守皆秩二千石。武帝征伐匈奴，边郡有万骑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帝以十二万户郡为大郡，大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成帝省万骑太守、大郡太守秩，其后郡太守皆秩二千石。
又据《秩律》，汉初高后时诸县分为五等。各等之长吏秩分别为：（一）县令秩各千石，丞、尉各四百石。（二）县令秩各八百石，丞、尉者半之。（三）县令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四）县长秩各五百石，丞、尉三百石。（五）县长秩各三百石，丞、尉者二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县令秩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县长秩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而分汉县为六等。“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则汉县尚有县令秩千石、六百石，县长秩四百石、三百石凡四等。
西汉后期县主吏称令者甚少，为长者则甚多；与《秩律》所显示汉初县主吏多为令，为长者极少，刚好相反。或可据此谓汉初至西汉末二百年之发展，诸县主吏之秩位渐趋低落，为数不少县之主吏从县令降级为县长。
汉初乡之等级分为二等，依县令、长之秩级而分。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其县之乡部主吏秩二百石，此为一级。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其乡部主吏秩百六十石，此为第二级。汉初乡部主吏秩在百石以上，须上请朝廷任命，其后乡部吏皆秩百石以下，由郡县长吏自辟除。
传世文献述汉乡亦分大小。五千户以上为大乡，郡为置乡有秩，五千户以下为小乡，县为置乡啬夫；乡有秩或乡啬夫为乡主管吏，管一乡之事。唯五千户之大乡极少，故乡置啬夫为通制。
汉初亭部亦分二等。《睡虎地云梦秦简》及《张家山汉墓竹简》所载亭部之校长即传世文献之亭长。《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县吏有校长，校长有秩百六十石、秩百廿石二等，故汉初之亭部可分二等。汉初校长秩百石以上，亦须上请朝廷任命。
十三 汉代县丞尉职掌杂考《汉书·百官公卿表》不言县丞、尉之职掌；《后汉书·续百官志》本注谓县“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志28/3623）。汉县丞、尉之职掌，文献资料极少。《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有二十二条记录东海郡下辖长吏出外勤。外出公干之长吏，其官职为县长侯国相三人，县丞十三人（其中一人为县狱丞），县尉六人（其中一人以县尉守县丞事），显示县长吏职务之分工：县令长相为主吏，负责一县之行政，除特别事项外，俱坐镇县内。县廷之重要外出勤务，不便委托掾史者，由县丞、尉任其事，遣县丞主持者为多，遣县尉者次之。县丞、尉外出公干之任务可分三类：一为输钱都内：大司农属官有都内令，都内乃京师之国库，地方政府之盈余，输入都内。地方官署之经费，亦由都内调钱挹注，故地方政府输钱都内，不一定输往京师，亦可输往都内指定之官署，如输钱齐服官者是。二为送徒边郡：刑徒解边服刑，罚戍送边为卒。又移民边郡者，亦由县丞、尉护送。三为购买运输物资。又县为皇太后、皇后、公主食邑者称邑，邑丞得到京师向邑主上邑计。此项职掌为邑丞所独有，与一般县佐官无涉。
第一部分 论汉光武帝
一 论汉代徙置边疆民族于塞内之政策
（一）汉代徙置降胡于塞内之事例[1]汉代徙置内附之边疆民族于塞内，其事始见于汉景帝时，徙西羌研种于陇西郡之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诸县。《后汉书·西羌传》曰：
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87/2876）注曰：“五县并属陇西郡。”（87/2877）
武帝时及以后，其事渐多。如《汉书·武帝纪》曰：（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6/176）《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详此事曰：
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降者数万，号称十万……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11/2933—2934）
所谓五郡，《史记正义》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曰：“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111/2934）上引文言徙降者于“故塞外”，今论述汉徙置外族降者于塞内之措施与政策，为免误解，先解释之。
所谓“故塞”，秦始皇使蒙恬北驱匈奴之前，秦与匈奴之边界在黄河之南，是为故塞。及“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史记·匈奴列传》110/2886）。因河为塞者为“新塞”。其后秦亡，中国乱，匈奴又南返，及于故塞。《史记·匈奴列传》曰：（秦始皇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
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110/2887—2888）
又曰：
冒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110/2890）
汉初匈奴强盛，汉匈奴之边界大致在安定郡之朝那（N35°55′E106°30′）、上郡之肤施（N38°E109°40′）、雁门郡之楼烦[2]（N39°12′E112°15′）、雁门郡之武州塞（N40°E112°45′）一线。直到武帝征伐匈奴，收复河南地，元朔二年，汉匈边界又北推回秦时蒙恬所筑边塞。《史记·匈奴列传》：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110/2906）
武帝元光二年始，改对匈奴之守势，主动出击匈奴。至元朔二年，匈奴已退出河南地，北遁河北乃至阴山之北。汉乃于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汉书·武帝纪》6/170）。元狩二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稍后武帝安置浑邪王之降众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其时汉匈以河为边塞，河南地已在汉之控制之下，“故塞外”之河南地为塞内之地矣。
武帝时，开拓湟中等地，居住于其地之月氏胡成为塞内之民。《后汉书·西羌传》曰：
湟中月氏胡……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87/2899）[3]
按霍去病取西河地在武帝元狩二年。新拓地有羌胡，与安置降胡于塞内类似，因附述之。及宣帝时，平定反叛之西羌，置属国以安置之，其事亦类似。《汉书·宣帝纪》曰：（神爵元年）西羌反……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二年……夏五月，羌虏降服……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8/260—262）《后汉书·西羌传》：“（论曰）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4]（87/2901）盖指此事而言。
稍后宣帝于五凤三年（前55），又置西河属国与北地属国，以安置来降之匈奴部落。《汉书·宣帝纪》曰：宣帝五凤二年，“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单于帅众来降，封为列侯”。三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8/266—267）。据《汉书·地理志》：西河郡美稷县，本注曰：“属国都尉治。”（28下/1618）盖西河属国都尉治所[5]在美稷县。北地属国都尉无考。
光武中兴，沿袭西京徙置降胡于塞内之政策，且扩大其事。今述乌桓与南匈奴之徙置事以见之。
汉武帝于元狩四年之后，徙置乌桓于塞外缘边之地。《后汉书·乌桓传》曰：
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6]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90/2981）[7]
按骠骑将军霍去病于元狩四年夏击破匈奴左地，当在稍后安置乌桓于五郡塞外。武帝徙置乌桓，其目的为以夷制夷，使其“侦察匈奴动静”，又恐乌桓与匈奴联合寇边，乃置护乌桓校尉以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其时乌桓居于汉之塞外。
王莽时，欲击匈奴，“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遂自亡畔”（《后汉书·乌桓传》90/2981）。是王莽时曾短期徙置部分乌桓于塞内。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朝贡，光武帝乃徙置乌桓于塞内，复置护乌桓校尉以监领之。《后汉书·乌桓传》曰：
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时司徒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帝从之。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90/2982）
在光武复置护乌桓校尉之前，居于缘边诸郡之乌桓人，由“主降掾史”领其事；主降掾史盖边郡太守之属吏，以事临时加置者。班彪上言以为其职低权轻，不能制服乌桓，建议恢复西汉旧制，复置护乌[8]桓校尉。光武从之。护乌桓校尉置幕府于上谷郡之宁县，领兵监护居于塞内之乌桓，及塞外之鲜卑。
西汉安置降附之匈奴部落入居塞内，上文所举诸例可见之。然不置匈奴单于廷于塞内。宣帝助匈奴呼韩邪单于对抗郅支单于，受其降，[9]然仅听单于居于塞外近边，亦不徙其领辖之部落入居塞内。光武帝则内徙南匈奴单于于云中、西河等边郡之内。《后汉书·南匈奴传》曰：（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冬，北单于南下，）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89/2943—2945）
此后至汉末，南单于廷皆在西河郡之美稷县。
南单于廷既移入塞内，其所领匈奴诸部亦分别安置于缘北边诸郡。《后汉书·南匈奴传》曰：
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89/2945）
其后北匈奴诸部投降，亦安置于塞内。请见下例：《后汉书·南匈奴传》曰：“（元和）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89/2950）《后汉书·南匈奴传》曰：“章和元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89/2951）
南匈奴居塞内久，对塞外民族之入侵，亦依靠汉之障塞为保护。《后汉书·南匈奴传》曰：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杀渐将王。（匈奴有左右渐将王。）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89/2959—2960）
南匈奴单于请求修复障塞以御鲜卑。此条最可见匈奴居于塞内。
汉献帝时，南匈奴单于廷又南移至河东郡平阳县。今辨之如下：《后汉书·南匈奴传》：单于羌渠死后，其子右贤王於扶罗立为单于。匈奴国人之杀单于羌渠者不奉於扶罗，别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於扶罗）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89/2965）於扶罗不得归国，驻止于河东郡，兴平二年死，其弟呼厨泉立为单于。“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此所谓归国者，归旧南单于廷西河美稷也。“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卫天子”，“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注曰：“谓归河东平阳也。”（89/2965—2966）盖献帝自长安东归，道经河东，呼厨泉单于乃使其右贤王去卑侍卫天子。去卑与白波贼帅同往，盖自灵帝崩后，於扶罗单于已与白波贼合流，至呼厨泉单于时仍与白波贼结合。
位于西河美稷之南单于廷则灵帝中平六年后不复置单于。盖“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其后，虚单于之位，“以老王行国事”（89/2965）。於扶罗单于与呼厨泉单于皆居于河东平阳，则南单于廷移至河东平阳。
建安二十一年，呼厨泉单于朝天子于许，曹操因留之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国。注曰：“留呼厨泉于邺，而遣去卑归平阳，监其五部国。”（89/2966）
所谓“五部国”，盖曹操分匈奴为五部。《晋书·北狄·匈奴传》曰：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97/2548）
五部所在诸县皆在今山西省，其中蒲子、兹氏、祁、大陵皆在山西省南部，太原以南；新兴地望最北，亦在五台山之南。单于廷所在之平阳则在最南边。
东汉初，金城、陇西、汉阳、安定、武都等西北诸郡皆有诸种羌。建武九年，班彪建议承西汉之旧制，“凉州部置护羌校尉”，光武从[10]之。护羌校尉职掌领护诸羌，东汉护羌校尉可考者凡二十二任。东汉徙置诸种羌，其事例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87/2878）“（光武中元元年，烧当羌大豪滇吾寇陇西塞。永平元年，汉兵）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滇吾远引去，余众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后滇吾降。滇吾死，“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87/2880—2881）（章帝时，迷吾与诸种羌数反。迷吾子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等诸种羌相结，居大、小榆谷，人众甚盛。和帝永元九年，）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汉大发兵，四面并会，大败叛羌。十年，）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其余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十二年，遂复背叛……（十三年，汉兵三万人出塞讨迷唐。）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87/2881—2884）
诸种羌原已多居于塞内，及其反叛，汉廷东向徙置其种，三辅本西汉京畿之地，东汉徙羌入三辅，羌族之居住地更向东发展。
汉代居于塞内之蛮夷，有原居于汉疆域之内者，如陇西、天水、武都、广汉诸郡山谷中，原有羌族居住。此外，境外之蛮夷成为境内之居民，盖有二途：其一，汉开拓疆土，新开疆土之原住蛮夷亦成郡县之百姓，如汉开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原居其地之羌、氐、匈奴。其二，境外蛮夷来降，汉廷徙置于塞内郡县，东汉徙南匈奴于西河、朔方、五原、上郡、云中诸郡，其事最为明显。（二）汉代徙置降胡于塞内之若干后果
汉代徙置降胡于塞内，牵涉到徙置民族及徙置地原住民之数百万人口之生活，国家之边防，是重大事件，其后果必然是多方面。本文仅考察下列数问题。1.北边及西北边诸郡户口大减。《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元始二年各郡国之户口数及全国户口总数；《后汉书·续郡国志》载东汉永和五年各郡国之户口数及全国户口总数。比较两《志》，可知北边及西北边诸郡（东汉之司隶校尉部、并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及幽州刺史部）之户口数，东汉较西汉大减。今先列表以见之：两汉北边、西北边诸郡户口数及其比较表续表续表《后汉书·续郡国志》所载东汉全国户口总数，约为《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全国户口总数之80%（户数79.28%，口数82.47%）。然大多数北边及西北边诸郡（西河郡等二十六郡）之户口数，东汉仅[13]为西汉之50%以下，甚至有少至5%以下者。超过50%者仅有河南郡等十郡。今据上表之第六栏，列出诸郡名，以其东汉户口数是西汉户口数之百分比之小大为顺序，小者为先（户数与口数不相符合时，以口数为据）：
1.西河（户数：4.18%，口数：4.13%）
2.朔方（5.79%，5.74%）
3.上郡（4.99%，6.36%）
4.定襄（8.18%，8.32%）
5.北地（4.84%，8.88%）
6.五原（11.87%，9.92%）
7.右扶风（8.02%，11.13%）
8.陇西（10.43%，12.51%）
9.金城（10.03%，12.66%）
10.云中（13.97%，15.25%）
11.左冯翊（15.78%，15.81%）
12.右北平（13.75%，16.67%）
13.玄菟（3.54%，19.46%）
14.安定（14.26%，20.27%）
15.辽西（19.48%，23.19%）
16.张掖（26.91%，29.35%）
17.太原（18.19%，29.41%）
18.辽东（114.63%，29.98%）
19.武都（39.13%，34.7%）
20.上党（35.53%，37.72%）
21.弘农（39.64%，41.83%）
22.京兆尹（27.23%，41.84%）
23.上谷（28.75%，43.48%）
24.武威（57.12%，44.79%）
25.代郡（35.45%，45.27%）
26.天水（汉阳）（45.42%，49.79%）
以上诸郡东汉户口数是西汉户口数50%以下。
27.河南（75.41%，58.08%）
28.河东（39.65%，59.28%）
29.乐浪（97.9%，63.20%）
30.酒泉（户数：70.06%）
31.河内（66.22%，75.12%）
32.敦煌（6.68%，76.09%）
33.涿郡（52.26%，80.96%）
34.雁门（43.56%，84.85%）
35.渔阳（99.46%，164.98%）
36.广阳（214.8%，397.12%）
诸郡东汉永和五年之口数，仅为西汉元始二年之口数10%以下者，凡六郡；10%至20%者，凡八郡；20%至30%者，凡四郡；30%至50%者，凡八郡。超过50%者凡10郡。
以刺史部为单位计，东汉户口数是西汉户口数之百分比如下：
司隶校尉部（户数：40.58%，口数：46.48%）
凉州刺史部（26.32%，27.63%）
并州刺史部（16.26%，21.22%）
幽州刺史部（59.64%，66.2%）
东汉户口比西汉户口减少最多者，为西河郡（户数：4.18%，口数：4.13%），东汉户口仅约为西汉户口之1/24。按光武徙南匈奴于塞内，置南匈奴单于廷于西河郡之美稷县，匈奴聚居西河之人口多，宜西河之汉人数量大减。又《后汉书·南匈奴传》曰：
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89/2945）
南匈奴诸部帅领民分屯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诸郡，此数郡亦是东汉户口比西汉户口减少较多者；又上郡、北地在此数郡之旁，亦当为匈奴聚居之地，故其东汉户口之减少幅度亦与此数郡类似。
陇西、金城、安定、武都、天水、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数郡，东汉时户口亦大幅减少，盖诸种羌人口大量增加，汉人多移走，户口减少。按金城、陇西、安定、武都、天水（汉阳）、广汉诸郡山谷中，部分种羌原居其地，西汉时，又有塞外诸种羌移入。羌人射猎畜牧农耕并作，王莽末东汉初战乱，汉人流移他处，羌人自山谷出，分布日广，人众渐多，东汉且入居三辅。三辅为西汉王畿，户口众多，繁华热闹；东汉则户口减少至西汉之几分之一乃至十几分之一（右扶风〔户数：8.02%，口数：11.13%〕，左冯翊〔15.78%，15.81%〕，[14]京兆尹〔27.23%，41.84%〕），大部分地区“城郭皆为丘墟”，成为羌人畜牧射猎之地。
东汉后期，凉州、并州、幽州之汉人户口稀少，而匈奴、羌等民族人口所占之比例大增，为当时人之常识。《后汉书·段颎传》：桓帝问段颎征羌方略，颎对曰：（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65/2148）《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续郡国志》所载诸郡户口数，为编户之户口，即交纳赋税之户口。东汉之北边、西北边诸郡户口较西汉大减，其原因之一为匈奴、乌桓、氐及诸种羌成为主要之居民。夷狄[15]居于郡县，“不输贡赋”，不入郡县之户口。夷狄增多，汉人移走，宜边郡之户口大减。
为维持边郡之户口，汉廷立例禁止边人内徙。桓、灵间名将张奂，敦煌渊泉人。永康元年，奂讨羌有功，“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后奂为数任九卿，不与宦官合作，被陷“党罪，禁锢归田里”。司隶校尉段颎与奂有隙，“欲逐奂归敦煌”。奂致书颎哀求，乃得留弘农（《后汉书·张奂传》65/2141—2142）。边郡多战乱，人情欲去危险之地，居平安之区，张奂求内徙，其心意当与多数边郡人相同。虽政府立法禁止，仍必有不少边人想尽办法内徙，此恐亦是汉代流民众多之一原因。安、顺间汉廷“徙民逃寇”，暂徙民离开战乱地区以避寇锋，乱后复员，恐不少已徙至后方之百姓不再返回其户籍所在地。
既然上述诸郡于东汉永和五年之户口数较西汉末年之户口数大量减少，则此诸郡于东汉所领县必较西汉时为少。今据《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续郡国志》所载列表以见之：两汉司隶、并州、凉州及幽州刺史部诸郡领县数目表续表
两汉司隶、凉州、并州、幽州诸郡所领县，其数目从西汉之五百六十七县减为三百九十二县，大减三成。2.东汉西北边界之内移。
东汉初，光武帝以武力不及，放弃部分边疆郡县，徙其民入内地。《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九年正月，“徙雁门吏人于太原”（1下/55）。是雁门郡虽不省罢，其吏人暂时徙于太原郡。十年，“是岁，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1下/57）。十二年，“省金城郡属陇西”（1下/60）。十三年，“复置金城郡”（页63）。十五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注曰：“前书曰代郡有常山关，上谷郡居庸县有关。时胡寇数犯边，故徙之。”（页64）按雁门、代郡、上谷三郡自西向东排列，其北界皆为汉匈边界。常山关位于代郡最南边、居庸关则在上谷郡之东南角。“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实是放弃雁门、[16]代郡二郡及上谷郡之大部分。又建武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页73）。
综述上文，至建武二十年，光武凡省定襄、五原二郡，金城郡省后不久又复置，雁门郡建置虽在，其吏人徙于太原郡暂置。后又放弃雁门、代郡二郡及上谷郡之大部分。
建武二十二年，“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页74）。其后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单于内附称臣，乌桓内属。二十六年，光武徙南匈奴于塞内，北边事少，光武乃恢复缘边诸郡建制，安排前此内徙之边郡百姓回归故土。《后汉书·光武帝纪》曰：“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注曰：“《东观记》曰：‘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悔前徙之。’”（1下/78—79）
东汉初年，以国力不足，光武帝放弃若干边郡。至建武二十六年，重置前所省弃诸郡，恢复西汉之北界。所不同者，东汉北边诸郡，安置大量入居塞内之匈奴、乌桓。
安帝以后，羌患日甚，羌人自西向东，自凉州诸郡入侵三辅，汉之西北边界乃向东退缩。
安帝永初元年（107）夏，汉征西域，“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千百骑……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郡县追捕逃兵，搜查羌人部落居屋，引起惊恐，于是烧当、勒姐、当煎、先零、钟羌等诸种羌同时奔溃，反叛寇掠。汉廷遣车骑将军邓骘领诸郡兵五万往讨，二年，汉军数败绩。“于是（先零羌）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转运难剧，遂诏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后汉书·西羌传》87/2886）
朝廷召回邓骘，政策转攻为守，盖庞参上书建议弃凉州以保三辅。《后汉书·庞参传》曰：
参……上书曰：“……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书奏……召拜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而征邓骘还。（51/1687）
所谓“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盖弃凉州，徙凉州吏民于三辅。时邓太后临朝，乃召回邓骘，拜为大将军。加强三辅之防务。永初四年，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又置京兆虎牙都尉，屯于长安；置[17]扶风都尉，屯于雍县。至于“弃凉州”，则不完全采纳庞参之建议，仅弃守金城郡。《后汉书·安帝纪》曰：“（永初四年三月，）徙金城郡都襄武。”注曰：“襄武，县名，属陇西郡……”（5/215）《后汉书·续郡国志》载金城郡之首书县为允吾（志23/3529）。金城郡之郡府本在允吾县。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金城郡在陇西郡之西北方，襄武县地处陇西郡之东南部，靠近汉阳郡。金城郡之郡府自允吾（约E103°8′N36°10′）徙至陇西郡之襄武县（约[18]E104°42′N34°50′），恐金城郡全部及陇西郡之部分皆已弃守。
永初四年，庞参再建议弃凉州。《后汉书·庞参传》曰：
四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参奏记于邓骘曰：“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弃西域，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果破凉州，祸乱至今……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骘及公卿以国用不足，欲从参议，众多不同，乃止。（51/1688）
以邓骘主导，与议之公卿多同意弃凉州。《后汉书·虞诩传》谓郎中虞诩说太尉李脩，以为弃凉州之非计，盖“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再者，凉州人“习兵壮勇”，其“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必天下大乱。虞诩又献计宜多征辟凉州人士为官，荫任凉州地方长吏之子弟，“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脩乃“更集四府，皆从诩议”（58/1866）。凉州乃得以不弃。
然羌乱不息，且有向东部发展之势。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安帝纪》5/216）。《西羌传》详其事曰：（永初）五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87/2887）
东汉之三河，如西汉之三辅，乃京畿之地。河东、河内二郡在黄河之北，河南在黄河之南。羌“寇河东，遂至河内”，是越过三辅往东入侵；河东、河内百姓惊恐，欲渡河到首都所在之河南郡。汉廷发遣京师之警备武力五营士屯孟津，盖巩固黄河之守卫，以防羌人自河内渡河南下。
朝廷无固守疆土之心，地方长吏亦无坚守死战之意；故政策虽不弃凉州，实际仅是维持凉州诸郡之行政组织，羌祸较严重之郡县，仍是弃土而徙其吏民以避难。《后汉书·西羌传》曰：
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87/2887—2888）[19]
按美阳县属右扶风，池阳县与衙县皆属左冯翊。据《后汉书·续郡国志》，陇西郡之首书县为狄道（志23/3516）。陇西郡府原在狄道，狄道（约E103°50′N35°25′）在襄武（约E104°42′N34°50′）西北约90公里。安定郡之首书县为临泾县（志23/3519）。安定郡府从临泾（约E107°25′N35°30′）徙到右扶风之美阳（约E108°4′N34°25′）。北地郡之首书县为富平（志23/3520）。北地郡府从富平（约E106°6′N37°52′）徙至左冯翊之池阳县（约E108°47′N34°35′）。上郡之首书县为肤施。上郡之郡府自肤施（约E109°52′N38°）移至左冯翊之衙县（约E109°38 N35°25′）。
据《后汉书·安帝纪》，上引文之“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下诏之时间为永初五年三月（5/216）。又前文述永初四年三月，已徙金城郡治于陇西郡之襄武。则金城郡与陇西郡之郡府，皆徙置于襄武县，一县之内有二郡之郡政府，为此战乱弃边之怪现象。又金城、安定、北地、上郡之郡政府迁离本郡，虽各郡或有留守人员以协助驻屯讨伐之汉军，就民政事务而言，此四郡实已全部放弃。[20]
安帝元初元年，羌寇武都，虞诩拜武都太守，自京师洛阳往就职。虞诩行经三辅，然叛羌横行，政府似无力保护行旅。虞诩以地方长吏领兵履任，其旅程有如战斗中行军。《后汉书·虞诩传》曰：
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58/1868）
按武都郡属凉州，位于陇西郡与汉阳郡之东南方，右扶风之西南方及汉中郡之西北方，秦岭横亘其中。虞诩发自洛阳，经陈仓，当取道弘农郡、京兆尹、右扶风，入武都。羌众阻止虞诩履任，“遮诩于[21]陈仓、崤谷”。崤谷地望无考。按陈仓（约E107°14′N34°21′）属右扶风，往西南约25公里，乃得入武都郡界。虞诩为逃避叛羌之追击，日夜“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盖外示所领[22]兵多，且兵数日增，以阻吓追击之羌众。诩“既到郡，兵不满三[23]千，而羌众万余人，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以计破敌。右扶风、武都地处“移民逃寇”之金城、陇西郡之东方，其治安之败坏如无政府，则已移民避寇之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郡之情况，可以想象。
虞诩击走武都郡之叛羌，《后汉书·虞诩传》谓“诩始到郡，户裁盈万。及绥聚荒余，招还流散，二三年间，遂增到四万余户”。注引《续汉书》曰：“诩始到……见户万三千。视事三岁……郡户数万。”（58/1869—1870）前谓虞诩拜武都太守在元初元年或二年，其到郡或在二年（115），其年郡户万三千，三年后，增到四万余。按《续郡国志》载永和五年（140），武都郡有20102户。二十余年间，武都郡户口剧增剧减，盖随羌乱之平息或盛炽而变。
此次羌乱自安帝永初元年（107）始，至顺帝永建元年（126），“凉州无事”，前后凡二十年。前此“移民逃寇”之诸郡，其中陇西郡治于安帝延光三年秋“始还狄道”（87/2893）。至于安定、北地、上郡，《后汉书·西羌传》谓永建四年（129），尚书仆射虞诩上奏“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87/2893）《顺帝纪》载永建四年“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6/256）。尚有金城郡未复，[24]或复而史书不载。
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吾斯、车纽等叛，串联乌桓、羌，遍及并、凉、幽、冀四州。汉廷又弃边逃寇，“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后汉书·南匈奴传》曰：
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畔，率三千余骑寇西河……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秋，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89/2960—2961）
据《后汉书·续郡国志》：西河、上郡、朔方三郡皆属并州。西河郡之首书县为离石（志23/3524），盖郡治徙置后之记载。《顺帝纪》注曰：“西河本都平定县，至此徙于离石。”（6/270）按平定（E110°34′N39°22′）在单于廷美稷之西南约五十公里，离石（E111°9′N37°32′）在美稷之南约二百四十公里。是西河郡之郡政府向东南徙约二百一十公里。离石在西河郡之南部，西河郡治南徙后，西河郡之中部、北部等大部分领土当已放弃。上郡之首书县为肤施（志23/3524）。夏阳县属左冯翊（志19/3405）。上郡之郡府自肤施（E109°40′N38°）徙至夏阳（E110°22′N35°25′），约向南移二百九十公里。朔方郡之首书县为临戎（志23/3526）。朔方之郡政府自临戎（E107°N40°30′）徙至五原郡之五原县（E109°22′N40°18′），约向东移二百三十公里。上郡、朔方之郡治皆徙出郡境，置于他郡，则此二郡当已全部放弃。
至于安定、北地边界又以羌叛而又东缩。顺帝永和五年，羌又反叛，攻金城、三辅。六年，东西羌大合，寇陇西、北地，掠关中，汉遣将与地方长吏击之，不利。“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87/2896）《顺帝纪》载徙二郡之诏书颁于永和六年“冬十月癸丑”（6/271），二郡郡治徙置之地点，史文仅言右扶风与左冯翊，不言徙于何县。而二郡郡治徙出郡境，置于他郡，则二郡当已全郡弃守。
永和五年“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六年“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25]
安定是否归复故土，史无明文，无考。北地郡徙置后，不复[26][27]返故土。上郡此次徙置于左冯翊后，不见归故土，献帝时省。[28]西河郡治南徙离石后，似不复北返。汉末，郡废。朔方郡东徙后，亦不见归故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29]（1/45）。新兴郡盖分割太原郡及雁门郡地别置。
汉末时，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诸郡大多省废，或失其大半属县。汉末之北边国界南缩，西边国界东缩。
安帝、顺帝“徙民逃寇”，弃土内迁，此后戎狄入侵三辅、三河渐多。今列举其例如下：
安帝永初二年“十一月……先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5/211）。
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5/216）。
元初元年“五月，先零羌寇雍城”（5/221）。
顺帝永和五年五月，“且冻羌寇三辅，杀令长”（6/269）。
永和六年“闰月，巩唐羌寇陇西，遂及三辅”（6/270）。
质帝永熹元年二月，“叛羌诣左冯翊梁并降”（6/277）。
桓帝延熹四年六月，“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并叛，寇三辅”（7/308）。“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辅。”（7/318）“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辅。”（7/319）“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辅。”（7/319）
灵帝中平二年三月，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寇三辅”（8/351）。“十一月，张温破北宫伯玉于美阳。”（8/352）按美阳县属右扶风。
中平五年“九月，南单于叛，与白波贼寇河东”（8/356）。
献帝兴平元年“八月，冯翊羌叛，寇属县”（9/377）。
安帝以后，三辅已成诸种羌寇掠之地，亦成汉军讨伐叛羌之战场。长期之战争摧残，三辅成为人烟稀少之穷僻乡野及羌氐游牧之地，不复西汉京师之繁华。
戎狄入侵，边塞内徙，内郡成为前线，汉廷乃于内郡筑坞候以为[30]防御工事。《后汉书·西羌传》曰：（永初五年，）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87/2887）
按此次羌乱始于永初元年，先零羌滇零与诸种羌“大为寇掠，断陇道”。汉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领兵五万征讨。二年冬，“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31]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遂寇钞三辅，断陇道”（87/2886）。又按南匈奴入居塞内，主要分布于并州各郡。羌叛乱之范围，由西向东扩张，到达上郡、西河（此二郡属并州）、三辅、河东、河内（此五郡属司隶校尉部）、赵国、魏郡（此二郡国属冀州）诸郡国。汉廷讨乱无效，居于并州之南匈奴乃乘机反叛。永初三年（109），南单于檀“起兵反畔，攻（使匈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四年春，檀遣千余骑寇常山、中山”。汉发诸军往击破之，单于乞降（《后汉书·南匈奴传》89/2957—2958）。羌与南匈奴虽各自为乱，然互相牵动，且侵入内郡，乃至扩及京师所在之三河。此役当使汉廷知晓散居并州之南匈奴对东方诸郡[32]之威胁，乃于冀州之西界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四郡国“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坞候本应筑于边界，以防外寇之入侵，今筑于内郡，盖匈奴已入居塞内，防御之形势已变。三年以后，又在河内郡之交通要道作坞堡三十三所，《后汉书·西羌传》曰：
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87/2889）
按河内郡与河南尹以黄河为界，于河内郡屯兵作坞壁，盖为防御羌、南匈奴之南侵，保卫京师所在之河南尹。
二年之后，于元初三年（116）“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后汉书·西羌传》87/2890）。约与此同时，武都太守虞诩在武都击破叛羌，“诩乃占相地势，筑营壁百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赈贫人，郡遂以安”（58/1869）。虞诩筑营壁事不见于本纪及《西羌传》，其事或非朝廷之命令，乃虞诩为保境安民而主动筑营壁。
十余年后，顺帝永和五年，羌又反叛，攻金城、三辅。汉发十万[33]兵“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后汉书·西羌传》87/2895）。《后汉书·顺帝纪》述此事曰：“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6/269）盖沿往陇西之道路筑坞堡，以保持陇道之通畅。
自安帝永初五年（111）始至顺帝永和五年（140）止，汉廷筑坞壁以防御南匈奴与诸种羌等入居塞内之边疆民族对内郡之入侵。坞堡之建筑，北起中山国，向南经常山国、赵郡，至魏郡凡六百一十所，形成一条南北走向之防御线，保卫冀州及东方之郡国。此防御线到河内郡转为自东北向西南筑三十三所坞堡，往西接筑左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再西接筑于右扶风、汉阳郡之“陇道坞三百所”。此一坞候防御线，并州、凉州位于线外，盖此二州匈奴、羌、氐等民族之人口多于汉人，汉廷难于防守，乃向东向南后退，再建筑一条新防御线。
东汉凉州、并州、幽州及三辅户口大减，盖匈奴、羌、氐、乌桓、鲜卑在此区域与汉人杂居，戎狄不纳赋税，不在编户之内。戎狄入居塞内，部分转作农耕，主要产业仍是畜牧。虽然此地区仍居住不少汉[34]人，甚至汉人超过一半，但“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35]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则仅占此地区总人口一半之胡人从事畜牧所占之土地是农耕土地之十倍。故此区域自东汉初始至魏晋北朝，大量农地转变为畜牧之草场。耕地缩小，农村减少，乡野之景观主要是广阔之草原，大群马牛羊放牧，穹庐点缀其中。谭其骧谓“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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