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书系套书(二)(5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翟奎凤选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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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书系套书(二)(5本)试读：

写在前面

导言

冯德清1897年9月21日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冯家畈，字永轩，

一

1979年，冯永轩被平反，同年2月病逝于武汉家中。先生生前身后，藏品曾赠予湖北省图书馆、湖北大学博物馆，然其一生为学低调沉着，不求扬名，学术履迹几被岁月烟尘埋没，其生平事迹、学术个性均亟待后学发掘。一

（一）

明朝初年，冯氏从江西迁往湖北麻城一带，明中叶，该地由麻城析出，设为黄安县，冯氏聚族而居，于城关附近形成冯家畈，族中之人多务农，亦有贩茶、卖牛等经商者。冯永轩即出生于从事茶叶生意的中农家庭，他幼年家境清贫，求学时还须参与家中稼穑。私塾八年，小学三年，冯永轩勤勉向学，然家贫不能继续供给学费，族中决定以族产资助，冯永轩方得升入中学，可谓宗法社会的受益者，故而他在学成从业后，以薪金资助族人多年，期回报早年助学之恩。

留校任教河南省立第三师范（位于鄂豫交界处，与冯氏聚落相去不远）两年后，冯永轩离开乡土，入武昌师范大学深造，适逢黄侃任教于该校。黄季刚先生治学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他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生平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生前几无著述出版，冯永轩能得其面授，可谓幸甚。在黄季刚先生的指导下，冯永轩打下了古文字学、训诂学的根基，此后的治学路数都深受黄先生影响，注重家法，讲究根底，尊崇考据。尽管黄、冯二人居留武昌师范大学的时日都不长，然师生情谊就此结下，连绵未绝。黄先生辞世后，其后人仍与冯永轩及其家人保持来往，黄侃之子黄念田（1912—1976，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每每赴武汉，均宿于冯家。

1925年，冯永轩以同等学力投考首次招生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门。其时，清华学校正着手筹建大学部，在1924年10月的校务会议上通过了“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决定在“改大”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为专任教授……任讲授及指导之事”，“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以与大学本科相衔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由于经费所限，经过多次探讨，校方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以后再按照经费及需要情形，逐渐添设各种科目。因研究院暂且仅此一科，故通称之为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并非国内首创国学研究机构者，在此之前，北京大学1921年初即创建了研究所国学门，校长蔡元培（1868—1940）亲自担任研究所所长，沈兼士（1887—1947）任国学门主任。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议决设立国学院。同是“专修国学”，北大国学门旨在“整理国故”，而清华国学院另有抱负，其筹建者之一、吴宓（1894—1978）曾谓：

故今即开办研究院……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在吴先生的会通视野中，国学须融通西学，研究国学非为复古守旧，而是“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会通细密之研究”，是以清华国学院师生须研究新材料，善用新方法。

为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及“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有三种情况符合清华国学院的报考学员条件：（甲）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乙）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丙）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者。录取考试在内容上分三部：第一部，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用问答题；第二部，作论文一篇；第三部，专门科学，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言学入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卷，即为完卷。经过严格选拔，冯永轩被录取为清华国学院第一批学员，遂与刘盼遂（1896—1966）、徐中舒（1898—1991）、王力（1900—1986）、高亨（1900—1986）、方壮猷（1902—1970）等同期同学。

取录后，冯永轩按学院规定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清华国学院略仿中国传统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方能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根据《研究院章程》的规定，清华国学院的教学方式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前者即课堂讲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后者即学员在某教授指导下进行某项课题研究。按规定，院内各教师所授课程和指导专题研究范围应于开课前向学员公布，以便他们在入学后根据自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去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和研究专题，选定后分别向研究院主任和从业教授报告，经其认可后即行注册。

清华园中，冯永轩在课业上主要受学于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先生的指导方向是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王先生指导的学科范围是经学、小学、上古史、中国文学。入学不久，冯永轩就选定了自己的研究专题，聚焦于“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专攻历史考据学。其同窗的选题则有：刘盼遂“诗经状词通释”，吴其昌（1904—1944）“宋代学术史”，徐中舒“古文字学”，王庸（1900—1956）“中西交通史”，方壮猷“诗三百篇之文学的研究”，高亨“诗骚连绵字辑释”，等等。此届学员的研究志趣较集中于中国文字学、学术文化史和中外关系，故大多与冯永轩一样，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在指导冯永轩研究时，王先生特开过一张书单，内含《蓬莱馆地理丛书》（丁谦著）、《元史译文证补》（洪钧、广雅丛书）等。

求学期间，与同学们一道，冯永轩还曾在办公室职员卫士生（1899—1990）的引导下，进城参观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他们在京师图书馆参观了馆藏善本书，细观了宋元明清版本；继之参观四库全书室，观看了由热河避暑山庄运京的四库全书，凡9000余函，160000余册。在吴宓和赵元任（1892—1982）的率领下，冯永轩和同学们入城参观过兄弟学校。如在燕京大学参观其附设之艺文学校，且尤其注意该校图书馆内西方汉学、东方学书籍，及教西人以华文华语之方法。又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其古物展览室观看所藏之殷墟甲骨及古器古镜、清内阁各种档案、正在编辑整理的各书，及新由甘肃敦煌一带得来之古物资料。

在清华国学院，冯永轩接受了文章与道德的双重渲染。如清华同学蓝文徵（1901—1976）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所言：“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和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笃志学问、尊礼教授”是明确写入章程的学员守则。

入学一年后，以王国维指导，冯永轩撰写出毕业论文《匈奴史》。按章程规定，清华国学院学员的研究期限，以一年为率，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得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1926年6月25日，研究院第一届学生举行毕业典礼。29位毕业生中，有15位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经教务会议讨论准其申请。后来到校注册继续研究者，有刘盼遂、周传儒（1900—1988）、姚名达（1905—1942）、吴其昌等7人。而冯永轩一年学满后即选择回乡任教，据说，他毕业之际曾获师长推荐，有望赴美留学，然因有砂眼而未获签证。

临别时，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题诗赠予冯永轩。梁先生赠一幅楹联：“遥山向晚更碧，秋云不雨常阴”，乃集周邦彦、孙洙之句而成。王先生则录写了陶渊明《饮酒》第二十首的前半部分，“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显然，清华国学院的学制并不长，对此，梁启超的看法是：“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他还对学生说：“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诚哉斯言，冯永轩在清华国学院的收获不可仅以时日来计量。

在清华同窗中，冯永轩与刘盼遂、徐中舒等人颇为要好，离院多年还相互走动，其哲嗣也保持来往。1949年以后，冯永轩长子冯天琪就曾去过刘盼遂北京寓所，五子冯天瑜曾拜访过徐中舒，与方壮猷之子关系亦好。清华同学间，学术切磋长期延续，例如，从本书所录冯永轩成于六十年代的《有关楚史的几个问题》可见，他持续关注着刘节、徐中舒、吴其昌等同学的学术研究，并予以自己的思索和回应。

而梁启超、王国维赠给冯永轩的诗联，常年悬挂在冯家堂屋，历经辗转沧桑而不改。

（二）

结束清华国学院的学业后，冯永轩回到武汉，任教于武汉中学——1927年“黄麻起义”的领导者多从此校毕业。时值“大革命”，武昌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冯永轩与董必武尽力资助该所工友，二人在教学、社会活动中日益亲密，结下了终生友谊。

1928年春，冯永轩在武汉与张秀宜（字稚丹，以字行）结婚。张稚丹1901年8月8日出生在湖北黄安八里区张家湾。张家有祖传稻田七亩，棉地十余块，柴山三架，仍不足以供养全家15人。张稚丹9岁入私塾发蒙，11岁上小学，少时即带领张家湾近百女人反抗缠足，小学两年后其父去世，于是在家边劳动边自修。1918年，不顾当家的二兄反对，张稚丹逃到武昌上女师附小，二十五岁左右就学于湖北省立女师。大革命时期，她投读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后遇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投靠北洋军阀，武汉危急，该军校解散，男生走上前线，她与其他女生为战争前线运送手榴弹等武器装备。与冯永轩成婚时，张稚丹正在汉口市立第四小学执教，时常赴武汉大学旁听，同时还与好友黄子固等秘密运送武器支援北伐。

大革命失败后，多次掩护、资助共产党员的冯永轩自知面临险境，不得不离开武汉，辗转鄂省各地，仍以教书为业，1930年始任教于武昌省立女子高中。1935年4月，冯氏夫妇携长子冯天琪、次子冯天玮及冯弟德浩，由武汉远行至新疆。此次去汉赴新，起因是张稚丹长兄张馨（1891—1940，号敬丹）时任新疆教育厅厅长，膝下仅有二女而无男丁，希望以外甥天玮过继为子，冯张伉俪允诺后便送子前往。而冯永轩在清华国学院期间研究西北史地，也惟愿藉新疆之行实地考察。

赴新一途甚为艰苦。据冯天琪回忆，他们一行人仅从大同至乌鲁木齐段就花了48天，同年6月24日方才抵达目的地。四五月间，江汉已暖热，北方尚奇寒，常常是风大沙狂，路势险恶，本就不佳的车况因而雪上加霜，被迫多次折返，可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他们饱受颠簸之苦，路上食物难以下咽，车停旷野时只有帐篷可宿。尤其是抵绥远（今呼和浩特）之后，当地一时无客车赴乌鲁木齐，前行受阻，大家无奈滞留多日。

行车、滞留途中，冯永轩不忘交游，乐于寻访湖北同乡、清华校友、当地军政界人士。他更未废阅读，仅从其日记残篇即可见他一路读毕的书籍有：冰心《平绥游记》，王树枏《新疆小正》、《新疆礼俗志》，冯承钧《西域地名》，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藤田丰八郎《西北之古地研究》……读完随身携带的书卷，冯永轩再向友人借阅。

沿途，冯永轩访察、体味民生习俗。他与车夫交谈，记录对方的辗转履历，打听蒙古人风俗习惯。他留意街景世情，发觉绥远“表面虽似堂皇，而人民生活之苦，人民嗜好之深，听了实在痛心”。他了解到，当地居民吸食鸦片成风，烟土公买，烟馆密集，“私娼特多”。他认为这种“不景气”在“我国到处皆是，但未若此地之深”，深感老子所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叹“人民何辜，遭此不幸”。留宿旷野，冯永轩细察蒙古家庭的居所、饮食、畜牧、作息时间、性别地位，又关切该地自然环境的变迁。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曾得出人类学、社会学式的结论——“同一事体，因知识有别，信仰就生差异，各地都是如此”。

既为西北史地研究而行，冯永轩在西行游访中最留心史料、考据。读过王树枏《新疆礼俗志》，他亟待求证“蒙古人有兄弟三个，就须有两个去当喇嘛”之规，并为此询问绥远友人、蒙古喇嘛。翻检《西北地方与文人》所记录的河套开渠事，冯永轩对“王同春”之名印象颇深，知悉王“是一个老粗出身（北方人叫不识字的人为‘老粗’），而做出伟大的事业”，在绥远“几乎无人不知”，大赞此人“真是了不得的人才”，为了细化书中所得，他在绥远常打听王同春父女的故事。一路上，冯永轩寻游了绥远旧城大召、舍力图召、小召、昭君墓、百灵庙、新疆沿途的定湘王庙。他考辨到“召”是“召提”的省称，由颜师古、杜甫的诗文，指出唐时就有此名，又据《僧史》、《僧辉记》、《唐会要》等文献，认为“拓”与“招”形近而讹为“招”，指出“招”与“召”通，“召”即是寺庙。后来撰写文章《“特勒”非误辨》时，冯永轩就结合此次考察经历，提到“蒙古地区的百灵庙，又有写作百林庙，白令庙，实际是贝勒庙的音变”。

甫抵乌鲁木齐，冯永轩即被招揽关内人才的“新疆王”盛世才（1895—1970）出面聘为迪化（乌鲁木齐）师范学校校长，兼任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居留新疆时期，冯家生活可谓优渥，冯永轩常与鲍尔汉（1894—1989）等新疆政要、文化名流交游，又频入民间搜集古籍、文物，左宗棠条幅、杨增新信札等清朝、民国时期的名人墨迹即是在此时获致。1935年底，冯永轩外出赴塔城，游访约一月，《塔城游记》便是此次出游的产物。

新疆生活不足一年，冯永轩日渐忧惧盛世才的独裁专断，欲逃离险境，遂以冯母在家乡病重、冯张夫妇失和而难以共存等诸种借口，央求盛氏放行归乡，最终如愿。此是1936年春，冯德浩、冯天玮已在新疆定居，张稚丹正在塔什干学习俄文，冯永轩便独自携天琪踏上归途。尽管许多人劝他们仍与来时一样取道绥远，但冯永轩“坚不允从”，他想经过甘陕“看一些另外的地方”，于是经由甘肃回湖北。可以想见，这番旅程又极尽艰险曲折。

1937年，盛世才大肆抓捕1933年“四一二”政变的参与者，其中就有张馨。1944年，盛氏被蒋介石调往重庆任农林部部长，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管辖新疆，冯、张两家人至此才得知张馨早已于1940年遇害狱中，后在乌鲁木齐郊区六道湾发掘其遗骨。不得不说，冯永轩因敏感审慎而幸免于难。

（三）

离开新疆重返湖北后，冯永轩继续任教于武汉，直至1937年日军入侵。武昌战火危急，冯永轩带领全家人乘木船东下，在竹林湾一带遭遇长江洪峰，再迁往位于鄂东黄冈山区的张稚丹老家张家湾。逃难中，冯家极力缩减随身生活物品，悉数带走、存留的是冯永轩藏书、字画及其他文物，稍觉安定即开箱柜晾晒书籍。

乡居鄂东山区，冯永轩开办私塾，亦事躬耕、饲养畜禽以维持日常家用。时有土匪出身、识字不多的抗日武装头领李显军，曾率部前往张氏祠堂听冯永轩授课，逢年过节还带人挑上酒肉叩拜先生。

抗战中，鄂东山区绝非世外桃源，为了躲避日军扫荡，冯永轩多次挈妇将雏在山间辗转避难。亏乡亲们、李显军部队肩挑背扛，冯氏收藏竟保存无虞。1939年，冯永轩开始执教鄂东联合中学（湖北省立第二高中的前身）。在后辈的回忆中，远离学术中心的冯永轩为学为人竟无丝毫苟且，依然严守师道学礼，着装庄重，讲课旁征博引，曾就一篇文章的标题谈了两节课。对于这段生活，永轩第四子冯天瑾曾有如下描述：

为躲避日本鬼子杀害，人们翻越山岭，艰难“逃反”。父亲挑着担子，担子的一头是三哥，一头是我。

……

一次，父亲以教导主任身份，在全校师生大会主席台上讲话，反对逮捕疑为共产党的青年学生，与国民党委派的训导主任发生冲突。父亲拍桌大骂，获得全场师生热烈鼓掌支持。训导主任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显然，学生很拥戴他，敬仰他“学无倦，教不诲”的精神。其实，他对学生很严。这两者却是那么自然地连在一起。

大哥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帮男学生在一农家院子里洗澡。院墙外走过几个女学生。有几个男生从院墙上面露出上身，朝女生嬉皮笑脸。女生告了状。第二天，父亲召集全班学生开会。“是哪几个同学干的？”没有承认的，也没有揭发的。“那好。全体跪下。”全班同学都跪下了。父亲拐着文明棍，扬长而去。

过了一阵，有老师去看学生，说：“好了。起来吧。”学生都不起来。只等到我父亲来叫他们起来，风波才算结束。

我大哥也被罚过跪。那是一个秋天，大哥带我们上山玩，用火柴点火烧草，没想到风助火势，一下子猛烈起来，我们措手无策。好在老乡们看到了，过来很快把火灭了。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令大哥跪于打稻场中。也只有父亲发话，大哥才敢起来。

冯天琪则追忆，冯永轩由乡民那里得知，省二高的会计第当地一位村姑意图不轨，言行轻薄，冯永轩义愤填膺，旋即痛斥、杖击此人，直到旁人相劝方罢。

山居期间，冯永轩与湖北罗田人王葆心（1867—1944）交往甚密。王葆心字季芗，号晦堂，深造于两湖书院，先后受聘为潜江传经书院、黄梅调梅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院长，清季任职学部、礼部，民国时先后任职于湖南省官书报局、北京图书馆、湖北国学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湖北通志馆，他著述繁多，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抗战期间与冯永轩一家相逢时，王葆心正退居罗田故里，任罗田县志馆馆长，主纂《重修罗田县志》。冯永轩常与他讨论如何教育子女，更时常切磋楚史及鄂东史地诸问题，永轩的长篇论文《五水与五水蛮》即积累素材于抗战期间的鄂东乡间。

1942年下半年，时任湖北省立第二高中训育主任的冯永轩拒绝当局要求，不肯加入国民党，宁愿停职停薪，又联合同校教师丰道济、王文锦、张旋平等人集体辞职。鄂东行署闻讯后，派出数名官员骑马来到冯家租住的岩后湾农舍，恭敬挽留、劝阻冯永轩，然冯永轩不改其志，一行人劝到深夜竟无功而返。

赋闲近半年后，经友人介绍，冯永轩获得安徽学院历史系教职。该校位于立煌（其时为安徽省府所在），地形崎岖多山，冯永轩全靠步行翻山越岭抵达。1942年，他又从立煌返回鄂东山区，推荐并带领丰道济、张旋平等当年陪他辞职的数人同赴安徽师院任教。

1945年抗战胜利，冯永轩辞去安徽学院的教授职位，带上家人、藏品返回武汉。不久，他在武汉实验中学、湖北省第二临时中学两校兼课。第二临时中学远离武汉城区，冯永轩每日步行到校，须沿铁路走约二十里，于是黎明即起，踏月而行。据冯家哲嗣回忆，冯永轩某次途遇三名歹徒，幸而少时练过武术，赤手空拳令歹徒落荒而逃。

1946年，冯永轩被西北大学聘为历史学教授，遂携冯天琪居西安。此时西北大学教授生活环境可谓清苦，冯氏父子二人栖身于一间平房内，家具简陋，以三屉柜代替专门书桌，冬天烧煤炉取暖，学校食堂仅供应糙米粗面大锅菜。地缘之便，冯永轩再度展开西北史地研究，后来结集油印的《新疆史地论丛》多成稿于此时。他还以工整笔迹在草纸上撰出讲义《中国史学史》。

课余，冯永轩带着天琪在西安寻访古籍、文物，二人徜徉于城中小巷的旧书摊、古董店，还曾去茂陵等处拾拣秦砖汉瓦，时常收获颇丰，冯永轩毕生藏品得于此者不少。每每寻古觅宝有所斩获，他们会乘兴去小酒馆庆祝，叫上三两白干，两碟小菜。大概因为冯永轩幼年生活在鄂豫之交，兼具北方人的豪爽，颇能饮酒，与教授们会餐时，曾在“赛酒”中获得“酒状元”的美名。正是在西安，1948年春，冯永轩再次遇到来陕访亲、讲学的昔日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并与卢怀琦、卢宗护、高元白等人宴请雨僧先生于西安东大街天生楼。

在西安，冯永轩与执掌西北大学历史系的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1893—1966）成为知交，常与天琪应邀去黄家改善伙食。其时黄文弼携妻儿住在两间平房内，其子黄烈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后来始终与冯家几位儿子保持来往。除研讨西北史地外，黄冯二人还常议时政，频发感慨。多年之后，年已耄耋的冯天琪还记得黄文弼所述新疆考古的佚事趣闻。

据说，1947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有两个“中国青年军”学生询问老师冯永轩持何种历史观，他当即直率答以“唯物史观”，并与两青年争执到底，毫不顾忌当时的政治氛围。

冯永轩执教西安时，其妻张稚丹在武汉当教师，带着冯家其他四个儿子生活。冯永轩不得不经常在两地间奔波，而往返西安与武汉的火车破落缓慢，旅途劳苦。1948年，以友人相助，冯永轩调往离武汉稍近的长沙，入湖南大学历史系任教。

（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冯永轩辞去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之职，回到武汉与家人团聚，起初任职于湖北省文保会，一年后执教武汉实验中学。1954年，任职于湖北师范专科学校的高维岳一再争取冯永轩调入该校，高是当年省

二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为武汉师院工会主席的高维岳奉令主持“鸣放”大会，却因而被打成右派。由于冯永轩曾在一些场合为高辩护，无异于引火烧身，被戴上“以盟代党”等大帽子。此外，在专业研究上，涉及到当时流行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冯永轩始终不肯同意官方认定的“西周封建说”，被批作“态度顽固”。1958年“反右补课”，作为湖北师院仅有的两名教授之一，冯永轩被戴上最后一批右派帽子，以凑成该校右派名额，所谓“枪打出头鸟”。划为右派后，他被停薪、下放农场劳改，全家以基本生活费过活，直到六十年代初“摘帽”。

摘掉右派帽子后，冯永轩心情转晴，再度专注学问。连续数个寒暑假，他都为第五子冯天瑜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每日晨起，冯永轩“手不持片纸，不仅逐句吟哦经典原文，而且背诵程注、朱注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学，议论纵横”，天瑜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由旦及暮。四十年后，已任武汉大学教授的冯天瑜在《回眸学术理路》一文中将这一段记忆题写为“博览·庭训·抉择”。

此时，冯永轩潜心于楚史，研究成果逐渐问世。他1962年在《江汉学报》上发表论文《五水与五水蛮》，后又撰就《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一本，并最终写出约四十万言的《楚史》，冯天瑜记得自己曾在1963至1965年间协助父亲誊抄此稿。对于当时的江陵考古发现，冯永轩给出了颇有学术价值的阐释，北京大学考古系组织的赴鄂考古队为此连续几年专程来拜访，还一同赴江陵实地勘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冯永轩及张稚丹先后退休。此间，冯以“摘帽右派”，张以“右派家属”，成为街道居委会的“专政”对象。“文革”初期，冯永轩积累多年的藏品一再遭到扫荡，散佚、毁坏者不计其数。某次“扫四旧”，居委会中的“造反派”用板车抢走冯家的藏书、论稿，冯永轩长期苦心经营的《楚史》文稿从此不知所终。1969年，在“战备”的名义下，冯张夫妇被遣散回红安张家湾，他俩在故乡已无直系亲属，历尽曲折方获安身之地。

1971年，张稚丹去世，冯永轩几近瘫痪，被送回武汉医治，与第三子冯天璋一家三代挤居一室。进入暮年，冯永轩常唤天瑜来陪伴。冯天瑜还记得，父亲当年常常把他从睡梦中叫醒，问他一些有关历史、时政、文化的话题，诸如“二战时美国总统是谁”，“龚自珍与魏源谁更早些”。1977年，冯永轩将珍藏的“二十四史”等大型史籍数千册尽数捐献给湖北大学图书馆。不久，北大赴鄂考古队复来访谒，卧病在床的冯永轩仍然予以指导。

1979年，冯永轩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名誉，同年2月10日病逝于家中。二

冯永轩一生，以治史为志业，尽管在清华国学院受教仅短短一载，但其学术训练却大体完成于斯。他的导师们以世界学问的眼光来对待国学，全院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其一是重视材料，要求研究者详尽占有史料，缜密鉴别其真伪，强调“无史料即无史学”；其二是在乾嘉考据法中融入西方的综合分析法、实证论，即王国维所谓“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

在王国维的“古史新证”课上，冯永轩注意到，导师讲解其研究成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等文时，尤为标举“古史二重证据法”。冯永轩又听取了梁启超向学生讲授的治史“五种用功的方法”：

一、钩沉法。将已经沉没了的事实，重新寻出，此类事实，愈古愈多。譬如欧洲当中世纪的时候，作《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所说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地方。后来在罗马潘沛依等处，发现很多古代的器物材料，然后《罗马史》的真相，这才逐渐明了。此类事实，在近代亦有许多，有待把它钩出来。

二、正误法。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盲从，而且应当改正。

三、新注法。有许多向来为史家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它。例如歌谣的搜集，故事的采访，其中很多含有历史的成分。“我们研究历史，要注意集中，要另具只眼，把历史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事情，作为发端，追根研究下去，可以引出许多新事实，寻得许多新意义。”

四、搜集排比法。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把它一件件地分开看，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所谓“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正是这个道理。

五、联络法。即前后联系起来看问题。许多历史上的事情，乍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地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

清华国学院研究视野多偏史学，导师梁启超在“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课上，也不忘指导学生以治史方法，他往往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研究对象来一个全面系统总结，借助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来分析书，而又随时总结某一问题，总结时经常拿几种书来比较，不仅使学生细致得到了读古书方法，同时打开了读书眼界。对于某些话题，梁任公先生还经常运用当时日、美、英等国学者的见解，使学生的眼光不仅放在中国学人的观点上，而且接触外国，养成广开学术道路的习惯。这些都从方法论上启发了冯永轩的学术研究。

这种学术训练延续至冯氏家学。冯天瑜就记得，他少时常听父亲议及清人考据繁密，言必求据，如法官审案，孤证不决，务求旁证、反证，并判定母子证（从同一源头发展来的一连串证据）不及兄弟证（来源并列的若干证据）有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治学的态度。（一）

冯永轩自青年时代即对西北史地研究下力甚勤。近代意义的西北史地之学开创于晚清，其触机是道咸时期的西北边疆危机，显示了学人为国家筹谋的忧患意识和务实精神。民国初年，受域外探险家、汉学家之新发现、新治学方法的冲击，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李济、顾颉刚等人也陆续关注西北史地，它由此成为显学。

如前所述，冯永轩在清华国学院撰写的毕业论文即聚焦于匈奴史。西行赴新疆途中，由其日记可知，他一路大约读了11本书，其中9本有关西北史地。1935年5月15日，他阅至日人藤田丰八郎所著的《西北之古地研究》，“因有所感，日人对我国边疆早就注意研究，而我国人士还蒙然不知。我辈身为学子，对此应负责研究，以期国人知如何开发西北，此次赴新即以此为鹄的。”可知冯永轩治学的现实关怀。1946年，他在西北大学与黄文弼成为知交，黄先生是1949年以前唯一到过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被称为“西北考古第一人”，他与冯永轩在西北史地研究上互为益友。

惜乎冯永轩所撰《匈奴史》已散佚，其西北史地研究之成果今可见于论文集《新疆史地论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1981年以油印本印行，共收录文章10篇。其中有些文章是冯永轩对新疆作了若干实地考察后写出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又对此中内容进行了整理。

在这本论文集中，《维吾尔族史略》一文写于1935至1936年间。冯永轩时居乌鲁木齐，每日翻阅有关西域的史书，不时与维吾尔族中有学问者谈维族历史。完稿后，“放在橱中有二十多年，本不想发表”，后来冯永轩读到民族出版社所发行的冯家升、程溯洛等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等有关维族史的著作，“感觉我所搜集的，他们的著作还没谈到”，因而决定发表此稿，作为治维族史的参考。

冯永轩对维族历史的考证，参考了《新疆图志》、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陶葆廉《辛那侍行记》、巴克尔（Perker）《鞑靼千年史》、欧阳玄《圭斋记》、叶昌炽《语石》、沈增植《海日楼札丛》、顾炎武《日知录》、杭世骏《道古堂集》。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刘师培《辽史部族表书后》、日人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等跨越古今中外、数种领域的文献，从而得出结论：维族是回鹘的后裔，回鹘是突厥族的一支。他认为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所说不无道理——“新疆之缠回，即黄种突厥语西域白种之混合种”，但冯永轩进而指出，“就现在的维族来说，其血液很不单纯，混合别族人，很是事实。但就其族源主流来说，不能以混合种了之。”至于“维吾尔建国的经过”，由于维吾尔族史籍不够完备，而汉文中的记载多半是零星片段，冯永轩便在此文中归纳了前人的有关记录，以期整理出系统的维吾尔族史。其后，他还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王树枏《新疆访古录》来论述维吾尔族的宗教和信仰。

文集中的《“特勒”非误辨》与上文写于同一时期，后来单独发表于《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在此，冯永轩意在考辨蒙古和林所出唐碑之名应为“阙特勤”还是“阙特勒”这一长期众说纷纭的问题。如顾亭林认为“勤”是错字，而顾廷琯又以为“勒”是误文。冯永轩从《洛阳伽蓝记》、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旧唐书·张长逊传》推断，“特勤”、“特勒”是同一名的两样写法。由伯希和《突厥名称之起源》等文，冯永轩认为该词源自蒙古语系。由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盛昱《跋阙特勤碑》等，他认为“特勒”具体指可汗之子弟。结合诸种古籍，综合音韵学知识，冯永轩的论断是：“特勤固不错，而特勒也非误。”《回教传入新疆考》一文首先论述了伊斯兰教未传入新疆前，其他宗教在新疆的兴衰。冯永轩指出，祆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是先到新疆，而后入于中原。通过考证，他认为，伊斯兰教由大食，经波斯、中亚，到新疆，进而抵甘肃，到长安的年代当以奥美耶朝661年至748年（唐高宗龙朔一年至唐玄宗天宝七年）之际较为可信。经过实地察访，冯永轩直陈，宋伯鲁《新疆建置志》、《新疆图志》、魏源《圣武纪》、《三州辑略》、李晋年《新疆回教考》、苏联历史学家基列耶夫都以穆斯林帽子的颜色来作为其分派的标准，这是一种“浅薄无知”之说。就他所见，穆斯林用布缠头，多用黑白两色，绝无派别意味。

冯永轩《新疆史地论丛》中其余诸文也多在传统考据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史学、人类学的眼光，解决饶有趣味的小问题。《斡耳朵之沿革》举出“斡耳朵”（常作“宫帐”）一词在各国语言中的译法，论者充分使用伯希和在《斡耳朵》中的考辨，列出“斡耳朵”一词在中国书籍中的不同写法，由此考察其沿革。《准噶尔辨正》认为有关准噶尔历史的各种叙述很为混乱，指出后来所称的“准噶尔”不一定是原意。《厄鲁特考释》述录了《圣武记》、《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新疆图志》、《元朝秘史》等籍，厘清厄鲁特（又作额鲁特）这一蒙古部族的历史，并认为此名从“阿尔泰”而来。《新疆各民族简史》论及了新疆自治区境内的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满族、锡伯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回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等。而展开论述之前，冯永轩声明，该文对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说“今日住于西域主要的人种，乃是突厥族。惟昔日所住的人种，是属何族”存而不论。《塔城游记》曾发表于1946年的《新学风》杂志。冯永轩自陈“性耽游览，尤喜访古迹”，该文肇始于他1935年冬冒着风雪的塔城之行，名为“游记”，实则少记叙游历而多地理志意味，侧重考究当地历史沿革、民族构成、民风世情、文教状况等。

赴新疆前后，冯永轩时常翻阅清末新疆建省第一份全省通志《新疆图志》，有感而写下《评〈新疆图志〉》一文。他在文中讨论了该书的修纂时间，“据与其事者云”，认为总序所言不然，非宣统元年，而是光绪三十四年。他厘清了该书的修纂者，指出“是书所举纂校诸人，有因位高而得列名者，实则一文未作，徒拥虚号”。冯永轩以志书“贵在文简事赅”的标准，认为该书行文有缺陷。又经过考据，指出该书内容有缺失、颠倒、不确。《新疆史地论丛》最后一篇《苏武牧羊地》后来发表在1993年第2期的《新疆史地杂考》。冯永轩考辨，苏武当年牧羊之地不在居延海、大同，他节录岑仲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述居延名称之演变，考证居延海在汉武之时为汉军据点。由此问题，他得出结论：“各地修志书者，每喜将名人事迹强为牵入，其表彰先贤之意固善，而传会穿凿，易使不察者受其迷惑，后之修志者，于此可注意焉。”（二）

任教西北大学历史系期间，冯永轩撰就了讲义《中国史学史》，后仅以三卷手稿存世，今由编者整理录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人著述中国史学史蔚为风潮。如金毓黻（1887—1962）1938年初成《中国史学史》一书，后出版于1944年出版，金氏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也曾师从黄侃。又如方壮猷1947年出版《中国史学概要》，这也是其“中国史学史”课上的讲稿。此外，卫聚贤（1899—1989）、曹聚仁（1900—1972）、卢绍稷、何炳松（1890—1946）、蒙文通（1894—1968）、罗元鲲（1882—1953）、周容、陆懋德、李则刚等学人，此时也撰写了与中国史学史有关的论著。

冯永轩求学、治学时，恰逢史学史一门在中国学界兴起。1919至192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1879—1944）提出“中国史学概论”，讲授“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数年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着力论述中国史学史做法。在《补编》分论三的第三章，梁任公讲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时，以专节阐述“史学史的做法”，他说：“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它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至于这种专史如何开展，梁启超指出的方向是：“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而此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冯永轩、卫聚贤、方壮猷恰在清华国学院受学于梁启超，深受其影响，因此他们都讲授并编写《中国史学史》并不算巧合。

在《中国史学史》讲稿中，冯永轩就阐发了和导师梁任公极其相似的意旨：

中国史学史者，乃阐述吾国史学演变之学也。学者欲悉其原委，首须于汗牛塞屋之群书中，知何为史籍。是者若明，进而探究其种类，逐类研讨，而史学史之真谛即得矣。

且冯永轩表示痛感“梁任公先生由纂中国史学史之意，惜未竟其志而卒”，他分明有继承其遗愿之志。故而，与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大体相同，冯永轩此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冯永轩亦自述：

余之此编中，于史官一端，盖阙而未论，因于史学通论中已述之亦。至如史家，吾虽未专就史家立论，而于讲某史籍时而其作者之事迹，并述及之。又若史学的成立及发展，余于史评中言之。近数十年来，吾国治学风气丕变，尤于史学方面，更月异而岁不同。最近史学工之成就及趋势，不可忽而不言。就各家分类视之，史学种类固为繁多，然于各类中，正史、编年、纪事本末三种尤为重要。余于此三者，详加讨论，而其它史类，或约略言之，因内容过多，恐不能授完考也。

可见，在结构上，冯永轩以史体为经，时次为纬，条析绳贯，区为章节。全篇以排比材料为主，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色彩，主体部分呈现为一种书目解题式研究。

在撰述方法上，冯永轩《中国史学史》受考据之学的影响，深入到传统学术语境，但其理路仍显西学渊薮。他知道，史学史乃至史学能够成为学科，其理念来自西学：

吾国昔贤不重分类，史籍为经部之附庸……史籍在魏晋以前，均书归经部，自荀阮二氏出，始经史分立……晚近西欧学术昌明，其分类法，至为精密，可为他山之助也。

在讲稿中，冯永轩触及到史学的成立、史学的主要内容、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发展与历史文献之关系等问题，他撰写时吸收古今史家论述的成果，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

值得一提的是，冯永轩在《中国史学史》中以专章《章实斋之史学》评述了章学诚及其史学成就，其内容深受钱基博（1887—1957）《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之启发。此安排与学界潮流相关。章学诚在清代本不显其名，而内藤湖南在撰著《中国史学史》时附录了《章学诚的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学者对章氏的重新发现。后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章学诚推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钱穆也在同名著作中列专章论述章氏其人其学，使之与清代大儒戴震享有同等的待遇；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把章学诚和刘知几并列，是该书除了司马迁、班固之外仅有的史学人物专章论述。故此，冯永轩《中国史学史》颇显学术史价值。（三）

对于生长在楚地的冯永轩来说，荆楚文化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近世之前，有关楚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史记·楚世家》等文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寿县出土楚国器物，影响较大，楚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由于存世日记残缺不全，今已无从得知冯永轩攻研楚史的起始时间、动因、契机，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年养成的学术意识使他很早就以历史学、人类学的眼光看待故乡楚地上的风土人物。

山居鄂东时期，以地缘之便，冯永轩积累了许多楚史研究材料，又与“楚国以为宝”的王葆心交往，为日后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1962年，冯永轩在《江汉学报》上发表了《五水与五水蛮》一文，考证了“五水”的确切所在，纠正了前人关于五水流域的诸多谬见，其中有一段指出黄安境内的倒水实际上是由西北往东南流，沿途任何一段都没有西流现象，“所以名为倒水，是因为以前写地理书的人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又没有将前人的著作弄清楚，人云亦云，积非成是”，从中即可见他善于发挥实地考察的优势。

关于楚国的都城，长久以来无定论，1961年，冯永轩撰就了《说楚都》一文，但此文迟至他去世后的1980年2月才发表在《江汉考古》上。他在文中论述了楚国都城迁徙的线索，指出了楚国迁都的原因，其内容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近乎常识，但对当时的学界颇具启发意义。

1965年冬至1966年春，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越王勾践剑等大批文物，1号墓竹简207枚，内容主要是墓主卜筮祭祷的记录，2号墓存竹简66枚，内容为遗策。多年潜心撰写《楚史》的冯永轩对此作出了重要阐释，并如前所述，连续几年指导并带领北大赴鄂考古队实地勘察。

文存中所录《史记楚世家会注考证校补》是冯永轩对《史记》“三家注”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所辑《史记会注考证》之“楚世家”部分的补充和订正。此稿考据严密，撰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原名为《〈史记会注考证〉之〈楚世家〉补正》，所校补的底本为1959年中华书局版《史记》。199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印行此书——冯永轩去世后，其哲嗣清理遗物，在翻检中发现这一手稿，后加以整理使之面世。其中详情可见冯天瑜所撰序言，本文存亦有收录。

1992年初夏，冯天瑜与湖北省博物馆的王善才一同参加“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得知后者在1962年曾听过冯永轩关于楚史的讲座，并有笔记存留。不久，冯天瑜收到王善才从长阳考古点寄来的笔记，稍作文字整理后，得文《有关楚史的几个问题》，从中可约略窥见冯永轩撰写“楚史”的部分构想。

而令人长久唏嘘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楚史日益重视，其研究基础即有冯永轩之贡献。假如他的《楚史》文稿能够留存下来，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四）

不仅治学有成，冯永轩尤以收藏名世。他醉心于此，非立基于雄厚资财，而是省吃俭用，倾其所有以供。

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冯永轩即已开启收藏生涯，养成收藏意识。对于名家的只言片字，他有着相当的敏感。当聆听梁启超、王国维等导师的教诲时，他会随手记录谈话所涉的史料，如“保塞之民”、“冉闵杀匈奴”等。冯家后人眼见，当年有些纸张和书目单一直为冯永轩所珍视，总是不舍得丢弃，悉心保藏数十年。

辗转各地任教，冯永轩把握一切机会搜寻藏品。在新疆，他四处探访，联系文物商，去当地人家中，收集到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的真迹，还收藏到吐鲁番出土唐人写经（背面有回鹘文）、回鹘文货币（钱式类开元通宝）等。据冯永轩之子说，父亲在乌鲁木齐和鲁效祖（字绳伯）往来最多，鲁公在新疆多年，历任府道各职，善书画，家中收藏甚富，冯家父子常去鲁宅赏鉴。在西安，冯永轩知道当时尚有大量古籍文物散落于这座千年古都，且价格低廉，如入宝山，收藏更勤。

每年从学校放寒暑假，冯永轩都会背上一大箱书画、文物归家。1949年以后，他更是频频出入于古董和古籍店铺，工资半数耗费在购置书籍、字画上。那时，汉口有个古董商人常来冯家送货，用蓝布包着藏品，几乎都会被冯永轩买去。冯家妻儿一见此商人，便料到家中又得破财。冯天瑜少时多次帮父亲晾晒字画，将钱币用粗线固定在马粪纸上。

冯永轩收藏的字画，大多放在几只破旧的大箱子内。“文革”抄家时，这几口箱子置于冯家阁楼上，“扫四旧”者未能发现，它们幸存下来。在此基础上，冯天瑜整理出厚重一册《（冯永轩藏品）近代名人墨迹》，并于2001年出版。对于此书，夏晓虹撰有《学者的收藏》一文品评道：

不收价昂且易作伪的宋元明字画，而以晚清以降的近现代人物墨迹为收藏重点，便构成了冯永轩先生藏品的最大特色。其价值已由冯天瑜谨慎地揭橥为：“史学家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史料（如曾、左、李、胡、彭、翁、洪等人的字幅均未收入其文集），并体悟某种历史现场感；美术家或许能从观摩这些书画作品中得到构图、运笔的启示”。

由此册可见，冯永轩至少收藏了笪重光、朱筠、俞榕、奚冈、张之万、黄宾虹、陈衡恪、刘海粟、薛楚风、王霞宙等人的绘画。而收录的字幅，作者则有查士标、沈德潜、姚鼐、翁方纲、阮元、左宗棠、郭嵩焘、翁同龢、章炳麟、于右任等人。藏品可见冯永轩的交游网络，中有黄侃条幅“行楷八言联”、王安石七言诗篆字扇面等，有鲍尔汉、王葆心、钱基博、刘盼遂等冯永轩知交的手札或信函。

冯永轩藏书亦独具一格，极见学术功力，是《中国藏书家通典》所收录的湖北籍学者藏书家之一，他采自各地的总藏书量当有万册以上。然而，文革初期“扫四旧”，冯永轩的藏书系统未能像字画藏品那样幸免于难，被一再扫荡，其中一些善本、孤本或撕毁，或充作街巷妇人糊鞋样的废纸。在一次更彻底的查抄行动前夕，为减少损失，冯天璋和冯天瑜与父亲商量后，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家中藏书捐给张稚丹长年工作过的湖北省图书馆，该馆派人以麻袋装、板车运的方式抢救走了冯氏部分藏书，因其过于散乱，加之当时湖北省图亦处于造反阶段，一时无人收拾，待到有人过问时，完帙已经为数不多。1977年，冯家又将冯永轩所藏的“二十四史”等大型史籍数千册，捐赠给武汉师范学院图书馆（即后来的湖北大学图书馆）。现今，如果浏览湖北省图书特藏部的藏书，还有可能看到冯永轩的藏书印，如“红安冯氏图书”、“冯德清字永轩”、“永轩珍藏”、“永轩所藏”、“冯永轩”等。

如今，冯家所遗古籍仅存数十种，大多亦有冯永轩的藏书印。如《重刊章氏遗书》，留白处多有冯氏的校勘和读史心得。陈邦彦在康熙五十三年的摹抄本，虽书名已经不全，但字体依然清晰。钤有“黄安冯氏珍藏”的《史微》、《老学庵笔记》、《古书疑义举例》、《古书疑义举例补》等书，多有冯永轩的点校记和评语。李玉安在《芸草飘香垂后世：湖北藏书家冯永轩收藏小记》一文中还提到，冯氏所藏稿本中有《近农居掌故文稿》，初定为民国学者陈屺怀（1872—1943）的书稿。陈屺怀本名陈训正，一字无邪，为民国政府秘书长陈布雷之堂弟，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杭州市市长、浙江省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国民政府参事等多职，其文稿所著内容疑为未定稿本，其中如《机器原始》、《西藏风俗物产考》、《石炭考》、《跋海国闻见录》等二十余篇，多未见。

冯永轩所藏古钱币蔚为大观。1979年底，冯家将冯永轩生前收藏的三千多枚钱币捐给湖北大学。1995年，湖大建成博物馆，专门开辟冯永轩古钱币展区，堪称该馆一大特色。这些藏品主要为冯永轩任教西北大学时搜购，从先秦时代的贝币（包括楚国独有的鬼脸钱）、布币、刀币到1949年以前的铜、铁、钱、银、纸币；有西夏、新疆铸币；有吴三桂、太平天国发行的货币；有日本、朝鲜货币；有张之洞官办湖北造币、英国伯明翰造币机制民国无孔币、鄂豫皖边区纸币；有世界上币幅最大的大明通行宝钞；有非流通领域的生肖、辟邪、祝寿等民俗币，藏品之丰富足以呈现出一部简明的钱币发展画卷。

可以说，冯永轩的学术研究与古籍文物收藏相辅相成。作为学者，他的收藏旨趣远不止于雅士之赏玩，而是蕴藉学养的载体。作为史学家，冯氏藏品是一种历史的积淀与缩影，其收集、整合需要融合多门学科知识内涵，冯永轩在收藏中深化了他对治学对象的内在体认，由此达致专精与会通并重。

本书尽量收录了冯永轩存世的所有作品。其中，《中国史学史》、《冯永轩日记》由手稿整理而成，首次刊发。原文时有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文中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存作者的语言习惯、文字风格，对于冯永轩原文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编者未作改动；作者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编者也未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改正。

编者学殖疏浅，错略在所难免，在此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宗周、成周与西周、东周

宗周、成周、西周和东周等名称，在史籍中极为常见，但是说法多有分歧，且有些说解不免谬误。将这些概念搞清楚，对于读先秦史是有好处的。

一、宗周

宗周之得名，有如下数说。一为自周武王灭了殷商，建都于镐（一作鄗或滈），天下宗周，故曰“宗周”。如《史记·伯夷列传》说：“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周本纪》云：“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资治通鉴》赧王三十四年，武公曰：“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注曰：“言天下共宗周以为诸侯主。”宗周两字在上面的引文看来，周人为天下或诸侯所宗，故曰宗周。帝王世纪说：“武王自丰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这种说法，为治史的人所採取。近人童书业先生在所著《春秋史》中说：“宗周者，表周室为天下之宗主也。”

宗周之得名，又有以为周室宗庙所在之地名为宗周，就是说宗周不仅是都邑，而且是宗庙所在之地。周人铜器上的铭文所说的宗周，就是指周人宗庙之所。如同簋、大克鼎等的铭词就是如此。

又有人说周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称之（见《尚书正义》）。如《尚书·多方》中说：“王来自奄，至於宗周。”汪氏注曰：“王者定都，天下所宗也。东迁之后，定都于洛，则洛亦谓之宗周。”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多方疏中有曰：“周之东迁，无复西都，亦名东都王城为宗周。”《穆天子传》中所用的宗周，据日人小川琢治在《穆天子传地名考》（刘厚滋译，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中）说穆王自宗周西征，宗周就是洛阳。洛阳在东周时为天子都邑，同时又为宗庙所在，如铜器“令彝”中有“京宫”、“康宫”，均为宗庙，故洛邑也可称为宗周。

宗周一词又可称为周宗。《诗·小雅·雨无正》中说：“周宗既灭，靡所止戾。”这里所用的周宗和“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的宗周文义相同，由此可知宗周亦可名为周宗，宗周可简称为周，《逸周书·世俘》解：“武王朝至燎于周。”这里周就是宗周。又如《尚书·武成》说：“王朝步自周。”《召诰》中说：“王朝步自周，则至於丰”。这两处所用周，都是说的宗周。

宗周专指镐京而言，《诗·小雅·正月篇》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传云：“宗周，镐京”，疏曰：“周幽王在镐，故镐京为宗周。”此种说法很多，不一一例举。宗周又称为西都，《通鉴外纪》说：“初武王作邑於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这里所谓西都，古代黄河流域的中游是帝王活动区域，周人根据地偏在西方，所以称周地为西土，因此名周之都城为西都。尤其是周自东迁以后，雒邑名曰东都，而镐京自然称作西都了。宗周一词有时不仅专指镐，且兼丰而言，《逸周书·酆保》解：“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这里所说的周，当然是宗周，而言王在酆，可见酆也是宗周了。程大昌《雍录》中说：“武王继文，虽改邑于镐，而丰宫不移徙，每遇大事，如伐商作洛，类皆步自宗周而往，以其事告於丰庙，不敢专也。鄗在丰东二十五里，故既可步往，又可朝发而夕至也。《左传》，康有酆宫之朝，则康王虽都镐，而其受朝，仍在丰地，是亦循武王宗丰之意。”周武王时虽都镐京，而丰为文王建都之所，此地仍然为周室宗庙之地，它有称为宗周的条件。

宗周不仅专指丰和镐，而有时是指丰、镐一带地方。如《竹书纪年》中说：“幽王十一年，申人、缯人及犬戎入宗周，杀王”。《国语·鲁语》说：“幽灭於戏”。韦注说：“戏，戏山，在西周也。”戏离镐京有数十里之遥，幽王死於戏，可见犬戎所入的宗周，是指镐京一带的地方。周自穆王以后，都於西郑（《汉书·地理志.》注臣瓒言），《竹书纪年》说：“懿王十五年自宗周迁于槐里”。《史记索隐》引宋忠曰：“懿王自镐徙都犬丘，一日废丘，今槐里是也”。周自穆王以后，都城常有迁移，史言自武王至平王东迁以前的一段，名为西周，是可以的。若是称穆王以后的周仍为宗周的含义又不同了。除以上所述外，近人（如陈梦家）有谓宗周疑即徒都丰镐前的旧都岐周，此可聊备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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