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大师·大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剑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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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师·大时代试读：

为了写这本书，笔者又回头去将之前许多走马观花读过的的回忆录细细咀嚼了一番，感慨良多。其中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民国学子们对于母校感情之热烈与执着，而且这种情感往往持之一生，永不褪色。

红学家周汝昌在80岁时回忆自己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生活时说：“现在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校园。”（《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述》）历史学家何兹全85岁时写道：“掐指算来，在北大读书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有人问我：‘你这大半生中哪个时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我会毫不考虑地说：‘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爱国一书生》）何兆武先生则在《上学记》中深情告白：“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这样的信念不仅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黯淡，亦不会因空间的阻隔而遥远。旅美史家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写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华园。”数学家陈省身和何炳棣一样，大半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活工作，但让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年轻时那段“光辉岁月”，他晚年反复宣称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已经超出了信念的范围，而固化成一种人生信仰。

对于大学生涯的热爱，不仅仅是当年学子的集体情感，也是当年教师的普遍价值。

历史学家蒋廷黻毕生最无法忘怀的就是自己在清华大学的执教经历，他说：“对我个人来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而诗人冯至，这位曾经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则写下了这么一段不够诗意却很有诚意的文字：“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最可爱的是陈翰笙先生。这位比北大还大一岁的经济学家曾经接受蔡元培的聘任，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到他107岁去世时，已经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北大百年校庆时，电视台记者采访101岁的陈翰笙，让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陈老不假思索，说：“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记者和家人都觉得不妥，教他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但老头子很任性，连说三遍，次次都是“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绝不改口。（潘维《跨越世纪的精神薪火——忆先师陈翰笙》）

很显然，上述追念都是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如果单从物质建设上来看，今日很多不入流的大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一众名校，然而，它们却无法在学子心中唤起那种深沉的情感。而那些一路走来的大学，同样无法因为物质建设的进步获得同比例增加的归属感。

这就是笔者写作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于是，在我们刚刚走进的这个年份，本书的写作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2017，正是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一百周年之际。

大学的起源也许要向上追溯千年，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则被公认为是创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洪堡将独立与自由的理念打造成大学的精神内核，在帝制时代的尾声横空出世，也给一流大学的定义加上了一个“金标准”。从此，大学走上了一条通衢大道。

国人历来热衷于寻根追祖，国内第一所大学的荣誉所归，至今还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据闻，有的大学已经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了古代的书院。其实，这样的争议大可不必，在蔡元培先生没有执掌北大之前，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1917年，曾经自费留德多年、深受德国现代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其后北大脱胎换骨，从一座“衙门”性质的封建官僚旧式学堂转变成了追求科学新知的新式高等学府，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开天辟地的。

蔡氏改革北大，使得徒具肉身的北大宣告了精神归位，也以一道霹雳在中国的学术天空划出夺目的光亮。蔡元培不仅是北大精神之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型大学理念的奠基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7年，中国所有的大学实在应该共庆百年校庆。

北大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精神的哺育下迅速成长，再加上老北大连一个统一的校园都没有，校舍四处分散、支离破碎，既无升旗仪式也无学年大会，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没办法举行，难以形成集体意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恰因如此，却使得学生的自由思想蓬勃生长。清华则拥有庚子赔款的强大财力作为后盾，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压制学校的手段在这里很难实现，经济独立支撑了精神独立，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因这两方面的因素汇聚清华园，他们的嶙峋风骨则进一步推进了清华独立精神的涵育和发展。

于是，北大为代表的自由思想和清华为代表的独立精神遂成为中国大学的精神双核，为中国大学的前进提供了连绵不绝的动力。同时，北大的激进与清华的沉潜恰好又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如太极图式中的阴阳两仪，其他大学在其强大的吸力之下，自觉形成了向心性，围绕着双核运转，如群星捧月、众壑朝宗。后来，即使国民党政府极力扶持官方色彩更浓的中央大学为“最高学府”，也无法撼动两校的地位。这并非北大清华多么优秀，而是由于真理的力量无可匹敌。

而在北大清华之外，民国的其他高校大都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哪个学子毕业于哪个大学仿佛都贴上了标签，不会混淆；反过来，学子对于自己母校的认同感也是惊人的强烈。不像我们现在，即使上了最好的大学，还是牢骚不断。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盖因人文精神的缺位。

如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一个世纪的时光已经过去。尽管世事沧桑，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但民国大学高贵的精神却依然如头顶的星空一样熠熠生辉。

人类已经过去的历史中，知识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奢侈品。在一篇好文章都能引发“洛阳纸贵”的时代里，大多数人是无福享受教化之风的。大学的诞生打破了少数人对于知识的垄断，也改变了无数底层民众的命运，功德无量。

然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时至今日，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大学存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甚至可以说很多院系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让名师的课堂随着网络飞入寻常百姓家，电脑桌面上一个图标的背后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作为一个已经成年自立的学生，如果有足够的求知欲望和毅力，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完成“我的大学”。反之，如果没有这种欲望和毅力，那么进了大学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收获。

世界上最顶尖的围棋选手已经在电脑面前败北，人工智能的压倒性胜利来得比想象还早。至于更早被电脑降服的象棋界，重大比赛时防止大师们利用软件作弊已经成了现在的主办方最为头疼的事情。人工智能这只“蝴蝶”还将在我们的认知领域搅起怎样的飓风，或许会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假如未来有一天，我们想学习某一项专业技术，身边马上就能有私人定制的无所不知而又不知疲倦的机器大师的指导，那些天价的实验室也会成为基本的市政设施。再加上完善的关于专业能力的评价手段、评价体系的建立，文凭只剩下象征意义，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进大学学习吗？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大学将会消失，因为现在很多大学不过是“劳动力培训基地”，未来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但真正的大学不会消亡，只是会回归其本来面目，“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最初的大学在中世纪的欧洲一度只是教会的附庸，最终，大学的成长壮大证明人类的信仰不仅可以来自于对神的膜拜，也可以来自于对知识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宇宙自然的好奇与向往。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这是对人类学会思考的恐惧。知识不但是一个谋生工具，更应该是一种生存方式，而要实现这样的终极目标，“体验式”成长是不可或缺的。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到达旅途的终点，而是观赏沿途的风景，或修炼看风景的心情，求学亦复如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师友的碰撞融合，学习中的喜怒哀乐，想象力、创造力、独立思考能力之生发，进而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些都将使知识本身变成一种伟大的信仰，也是人类超越机器的地方。同样的结果，由于过程的不一样，其深度和广度是大异其趣的。有了这样的过程，大学的经历就将在我们的心海中升起一座精神岛屿，任凭浪潮拍打，却始终傲立于海平面上，永不沉没，如前面那些过来人的感怀一样。

天地广阔，山河浩荡，最令人留恋的还是校园中的大草坪和林荫道。我们曾于此卧看云起，也曾执手走过落叶翩翩。惟有以此洁白纯净为底色，方可在人生的画布上泼洒出大写意。

文明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作为一个群体就越强大，而作为一个个体则愈脆弱。当技术到达特定的高度以后，人的存在感也必将跌入冰河期，这个时候，唯有高擎人文精神的火把才能温暖僵硬麻木的躯体。未来的大学，必定从现在的技术至上转向人本主义。归根到底，每个人的独一无二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曰“人，诗意的栖居”，言下之意正是如此。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人怎么活得像个人是最大的课题，这或许也是未来大学最神圣的使命。

物理学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光电效应”，冷冰冰的金属在高频率光线的照耀下，竟然也会激情四射，内部的电子被光子激发，脱离原子核的束缚跳出来并形成电流。这样的变化也许肉眼看不见，但是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了。大学之光照耀之处，必将解放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使得我们的生命出现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这束光芒已经照亮了人类的过去，也必将照耀我们的未来！第一部分名师高徒争鸣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以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了一代学人的最高理想，寅恪先生有幸目睹了这种理想的盛景，也不幸亲眼见证了这种理想的幻灭。对于那些从民国走过来的学人来说，他们对旧时代的怀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那种可以自由争鸣、独抒己见、无所顾忌、快意恩仇的思想氛围之怀念。“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如是说。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出蔡元培和他主导的北大，无需赞美已经立于云端。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梁漱溟和胡适都曾在北大的讲台上当众批评过一校之长，认为其学术观点不入格。据1917年考入北大的田炯锦回忆：

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曾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给“仁”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般。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北大六年琐忆》）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出身，在旧学方面拥有极高的权威。而此时胡适刚留洋归来，初出茅庐，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梁漱溟更是只有小学学历，因蔡元培看中了他写的一篇论文，被破格聘入北大教席。此二人一位年纪轻，一位学历低，且都刚刚登上北大讲坛，根基未稳就开始炮轰校长，好比破庙里的土地老儿叫板大雄宝殿上的如来佛，胆也够肥了。蔡元培居然不以为忤，不仅坚决捍卫两人批评的权利，还对他们的学问大加赞赏，后来梁漱溟要辞职他还一再挽留。故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有云：“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学术归学术，人际归人际，多么美好！回看民国，很多学林前辈交往的故事，常常让人惊叹于彼此的任性和单纯：

刘师培和崔适都是著名的经学家，但刘属于古文派，而崔则是今文派，好比华山派的剑宗和气宗，同派纷争，尤为激烈。两人在北大上课时经常互相抨击对方的观点，言辞相当火爆。碰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正好比邻而居，冤家路窄，每天都免不了狭路相逢。不知情的人以为这二位见面必然眼含杀气、怒目而视，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张中行《红楼点滴二》）

刘崔二位虽然学见不同，毕竟君子动口不动手，而在尚武的民国，知识分子打架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废名在北大教书时倾心于佛学研究，只是很少有人把他当回事，只有熊十力愿意跟他一起讨论，可惜两人观点迥异，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辩，到最后甚至扭打成一团，不欢而散。不过，等到第二天废名再来找熊十力时，两人又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对此，废名的老师周作人在《怀废名》中有过记述。

诗人梁宗岱热爱辩论，温源宁在《一知半解》里说，“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足、眼、身一起参加”，“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这不，在北大执教时，梁就曾跟自己的好友，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因争论新诗节奏互不相让，导致上演全武行，多年后罗念生对这一幕还记忆犹新：“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抗战时，梁宗岱在复旦大学执教，又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大战三百回合，有在场的学生提供人证：“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将学术研讨转变为比武切磋，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大概也是民国特色了。至少今天还从来没听说哪位名家如此不顾斯文，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德艺双馨。但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可以看到当年学术论战的风气是何等兴盛，彼此之间毫无保留毫不掩饰，整个学术界重现八音齐奏的宏大交响乐。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学术界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国的流风余韵。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山大学校园里，有两位名师都以治中古史名世，并称“康乐园二老”，一为陈寅恪，一为岑仲勉。这二老一个目盲，一个耳聋，形成有趣的搭配。同时期的史学大家金毓黻认为当世治隋唐史首推陈岑二人，又常遗憾两人虽近在咫尺却“联系不够”。

岑仲勉半路出家，弃政从教，年近半百才正式走上学术道路，却厚积薄发，别开生面，开拓了以碑证史的唐史研究路径，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遥相呼应。然而，岑仲勉却有不少见解与陈寅恪相左，而且总是毫不客气地在课上跟学生一一挑明，旁征博引，论证陈寅恪所述不尽确当之处，还公然宣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

遗憾的是，岑仲勉的名气和实力远远不及陈老，因此他对陈寅恪的批评在很多人眼里有一种“蚍蜉撼大树”的不自量力，招来了不少冷嘲热讽。对此，岑仲勉倒是十分坦然：“我的看法，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

岑仲勉对自己的非议，陈寅恪多有耳闻，却从来不放在心上，甚至还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多次引用了岑的学术成果。1956年，从中大历史系毕业的郑欣在拍毕业照时偶然看到陈岑二师见面时亲切握手的场景，不由回想起岑在课堂上对陈之抨击，因此，这一幕让他倍感疑惑。直到几十年后，郑欣读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后，方才恍然大悟。文中解答郑欣困惑的是这样一段话：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岑仲勉在学术上和陈寅恪划清界限，在陈寅恪受批判时，他却能不避嫌疑，当众为其叫屈。老岑死得早，没赶上“文革”，是不幸，也是大幸。当这一辈学人凋零已尽的时候，这一种任性与单纯也就成了空谷足音。二

史地学家张其昀认为“大学之所以为大”，很重要的一点是“网罗百家、囊括大典”，并发生了“交光互影、沾溉无穷”的作用。

学人之间和而不同的精神在高校得到了很好的发酵，不同学术流派的碰撞与融合，使得学生们有了更多相互比较、采英撷华的机会，好比一个武学后辈观摩前辈同场竞技，从中领悟武学精义，从而水平激进、功力大增。

黄侃与钱玄同师出同门，都是章太炎门下的得意弟子。然而，由于黄侃始终以传统的经史小学安身立命，而钱玄同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两人学术主张渐成水火之势。黄侃性情偏激，不顾同门之谊，每见了钱玄同戏称其“钱二疯子”，骂起钱来比骂胡适还带劲和刻薄，如其扬言钱教学所用的音韵讲义缘于自己的“一泡尿”，谓两人共同留日时，钱乘其小解离座时窃其笔记所得。

两人在北大上课时，由于教室相近，钱玄同常被迫接受黄侃的声音污染，难得的是他的情绪竟能不受打扰，安之若素，而聪明的学生却能从这叫骂中悟道。当时就读北大的王昆仓就在这新旧论战中受益匪浅，后来他回忆说：“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的钱玄同，一位是老派的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如果说黄钱二人是新旧之争，那么胡适与梁漱溟的对台戏则是中洋之辩。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个是头戴博士帽的海归讲中国哲学，一个是穿布衣布褂的土学者讲东西文化，而且特意在同时同地的两间教室中，真刀真枪对着干，一时吸引了众多学生围观。相信不少同学也从二人碰撞的火花中闻到了烧烤成熟的果实香味。

大家坦诚相见，俗套全免，即使是自己推崇的学者，一论不合，课堂上大加鞭挞也是常有的事情。柳存仁在《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说胡适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之考据谨严，折合古今家法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在课堂上，却因老子和《老子》一书的年代之争，对其“不惜陈辞的大肆抨击”。无独有偶，陶懋炳自述中提到自己抗战后期在国立师范学院师从熊德基，最感疑惑的是，上课时熊德基指定钱穆的《国史大纲》为参考书，可他照着阅读之后，却发现熊师经常在课堂里讲的，竟是驳斥钱穆言论的。

学生们对老师的这种矛盾行为一开始往往是引以为怪的，但时间一长，却多能引发深沉的反思，从中体会到治学的真谛。

相对于学问本身，不敷衍、不表演、不世故，这样的治学精神才是老师们留给学生的最大财富。

据殷海光回忆，西南联大哲学系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老师和学生都可以上台讲话。有一次，研究黑格尔的贺麟教授讲了一个“论超时空”的题目，长篇大论，兴致很高。台下金岳霖突然起立发问：“什么叫时？什么叫空？怎么个超法？”贺麟答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最后，金岳霖站起来说：“对不起！”戴上帽子就走人。事后，金岳霖认为贺的物理学不行，时空的问题根本搞不清楚，不过是搬弄几个空名词耍文字游戏而已，因此用中途退席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贺麟向来对金岳霖的学问很崇敬，对此也是坦然待之：我有表达的权利，你有抗议的自由。

类似的论争并非人文学科的专利，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层见叠出。

抗战时，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教授一起为浙大物理专业的学子们开设“物理讨论课”，两人轮流就物理学的前沿问题给同学们作报告，每周一次。当一人在台上报告时，另外一人就在台下聆听，并且随时可以插话和询问。

一般情况都是台上的当“逗哏”，台下的当“捧哏”，一唱一和，互相吹捧，就是啥玩意儿没说，也可以把听讲的一帮愣头青忽悠得团团转，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大师”都是这么做的。可这哥俩却一点都不配合，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声震四壁。他们一个擅长理论，一个擅长实验，分别从各自的特长出发寻找对方的漏洞，以子之矛攻彼之盾。

结果，观战的学生纷至沓来，这门课成了浙大物理系最受欢迎的课程，许多人渐渐从看热闹中开始看出门道，收获拨雾见光的快感。李政道虽然只在浙大待过一年，却已经深得三昧，自承正是王束两位教授的争论激起了自己对物理学的热情。而仅是旁听了这门课程的许良英更是感慨良深：“大教授竟像小孩吵架那样地争论科学问题，初见这种场面，我感到十分惊奇和有趣，以后才慢慢领会到这种学风的可贵，只有这种真诚的态度，才能探索科学真理。”（《恩师王淦昌先生对我的启迪和爱护》）“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程开甲当年亦是束王二师座下得意弟子，后来去了爱丁堡大学，师从物理学界一代宗师玻恩。有次国际学术会议，玻恩因故不能出席，由程开甲代替自己宣读论文，不料名不见经传的程开甲竟然当众跟欧洲物理神童、诺贝尔奖得主海森堡唇枪舌战。玻恩听闻此事后却很高兴，特地跟程开甲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故事，大有“有其师必有其徒”的成就感。估计程开甲听后心里可能很不以为然：咱在浙大时，老师就是这样子了！

20世纪50年代初，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时为山东大学教授的束星北走到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说着，束星北一边捏起粉笔在王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儿，一口气讲了40分钟左右。王竹溪默默地站在一边，一脸尴尬。事后，山大的领导觉得束星北的做法实在太出格，太不会做人了，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三

相对教授们之间的论战，民国大学更伟大的地方还在于师生之间平等相待、自由辩论的气象。私塾时代的教育，很多老师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常常连“问”的机会都不给学生。到了民国，颠覆了这个传统，打通了学与问之间的任督二脉。

郭廷以在东南大学读书时，国学大师柳诒徵是他们的中国文化史老师。据郭回忆，柳规定学生们每个月至少要提十到三十个问题，而他也会逐一答复；浙大数学教授钱宝琮第一节课上课前总是在黑板上写上“疑”“难”二字，然后填入“质”“问”二字，构成“质疑问难”这个成语，要求学生在学习中不断向自己发问；茅以升在唐山交大创制了“学生考先生”的上课方法，每节课上课前十几分钟是学生提问、老师回答的时间，相当于每节课都要开一次“记者会”；更有甚者，蒙文通在四川大学执教国文的时候，连考试都是学生出题考老师，根据学生出的考题优劣给分。

而比起“问”的权利，更难得的是“辩”的权利，不服来辩，民国的老师们就有这种底气。

萧劳1917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当时钱玄同已经是北大的名教授，讲课很叫座。据萧劳回忆，有一次钱玄同在课堂上讲到了广东音韵，课后一位广东籍的李锡予同学当即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所讲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二次上课时，钱玄同上台后面带笑容，问：“哪一位是李锡予同学？”李锡予站起来说：“我就是。”钱玄同说：“请坐！我见到你的信了。感谢你纠正了我的纰漏。”接着，钱玄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读了李锡予的来信，并希望大家都向他学习。

梁漱溟1923年在北大讲儒家思想，听讲的学生人数大大超出预计，达到两百余人，不得不改到最大的教室上课。但也有学生并非是仰慕他的学问而来的，而是来找茬的，例如彭基相、余光伟等人公然扬言：“我是来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对此，梁漱溟不仅没有恼怒，反而由衷地赞叹：“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

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也亲身实践了这一点。有一次，胡适讲课时提到某小说，道：“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位同学站起来反驳说，有人说过，并指出在什么丛书的什么书里就有。胡适闻言惊喜异常，以后上课常常提及此事，逢人便讲“北大真不愧为大”。更难得的是，对于学生近乎无礼的提问或反驳，胡适也能大度容忍。据张中行回忆，在北大一次关于某佛学问题的讨论会上，胡适发表了长篇演讲，正在他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不知为何，越听越冒火，当场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却没有发飙，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大都认为韩君是外行，支持胡适把话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负暄琐话》）。

越是敢于批评别人的人，越是能容忍别人的批评，钱玄同、梁漱溟、胡适都是如此，这也是老北大最典型的气质。这股民主平等的潮流从北大这个桥头堡出发，一路川流不息奔腾向前，终于汇聚成了西南联大的海阔天空。

翻译家赵瑞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39年秋的一天，赵瑞蕻正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几个人推门进来，来者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还有几位年轻的助教和学生。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很多赵瑞蕻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边写还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另一人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也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接着，华罗庚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几个人越吵越有劲，赵瑞蕻虽然不懂他们吵什么，不过作为外行看热闹，还是觉得很有趣。晚年他回忆说：“这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

联大的学生似乎盛产“偏执症患者”。何兆武《上学记》中谈到西南联大理学院有个姓熊的学生，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位熊同学的力学老师是周培源，每次他一下课就要跑来跟周教授辩论，周培源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培源也真有耐心，明知道对方不可理喻，却没有一次拒战，“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何兆武感慨地说：“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

张世英在联大哲学系读书时，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周礼全竟然当面顶撞老师金岳霖：“您的看法有矛盾，是胡说！”张世英自己作为礼全的同学，都觉得礼全太过分了，金岳霖竟等闲视之，只是低声说：“唔！唔！让我再想想。”

周礼全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哲学，和金岳霖再续师徒之缘。读研后，周礼全选修了金岳霖的“知识论研究”一课。由于学生只有周一人，金岳霖设定了一个特别的上课方法，每次上课，指定周查询相关文献，到了课上两个人互相讨论。这下倒好，周礼全说：“由于我特别好辩，而且对别人的看法又十分挑剔，讨论事实上常常就是激烈的辩论。”

有一次，金岳霖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理论，周礼全认为不够清楚，老金就进一步作出阐明和解释，周还是表示不能理解，老金气得开骂：“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么顽固！”周一听，也生气地回应：“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金岳霖听后，怒得脸都涨红了，从座椅上站起来，两只手撑在书桌上，身体前倾，盯着周，好像一颗随时出膛的炮弹。周礼全这才感到自己太失礼了，只好低下头，等待暴风雨的到来。然而，金岳霖并没发作，盯了一阵之后，嘴里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又回到座位上去了，但这堂课也到此为止。

此后几天，周礼全心里颇为懊悔，打定主意，等下次上课时正式向老金道歉。意外的是，一个星期之后，老金到了课上仿佛什么不愉快的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仍然那么亲切，气氛和谐得让周礼全始终无法进入道歉的状态。两个人依旧按照既定的程序上课，又接着上次的话题开始了讨论。对此，周礼全后来专门撰文，感怀老金的民主精神。四

吾爱成绩，吾更爱真理。民国的大学生身上这股较真劲儿一发作起来总是从一而终，和老师的斗法也常贯穿始终，甚至连期末考试都成了战场。

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中谈到一件事，一个北大的学生和教授对一个学术问题意见相反，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期末考题中教授偏偏出了这个问题。这位倔强的学生明知如此回答不得教授欢心，还是毫不犹豫地根据己见写出答案。教授阅卷时，也毫不客气地打了一个不及格。按规定，不及格的学生下学期开学要补考，教授显然准备刁难该生，补考卷中又出了这道题目，结果学生依旧按照老样子回答，又不及格。不过，这一次该生没有继续补考，因为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在舆论压力下只好让步，以失败告终。

还好这在老北大属于小概率事件，大多数时候，版本是这样的：

陶钝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选修了法律系主任何基鸿教授的民法课，何教授所教的民法“当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范畴”。已经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影响的陶钝对这种社会主流法学思想产生了抵触，考试的时候，他“豁上不要这门课的分数”，在试卷上反驳了何教授的观点。学期终了，并不抱太大希望的陶钝到注册科查卷子，发现何教授不仅给了自己80分这样很有面子的成绩，还在试卷上写了鼓励的批语：此卷有独立的见解，可取！

此类事件如果发生在西南联大，大概还可以再“彻底”一点：

刘绪贻自传《箫声剑影》中提到，西南联大有一位同学不同意授课教授的观点，表示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未曾想，教授并没有生气，还大度地同意该生不仅可以不听课，甚至可以不参加考试，只要在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了。后来，这位不领情的学生将顽固进行到底，交上来一份观点跟教授对着干的课程论文，但教授觉得其质量较好，还是给了他高分。

因此，日后成为世界级数理逻辑学家的王浩对自己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始终难以忘怀，他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中写道：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一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曾经发出这样的追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对此，史学家王汎森的解释是学问境界的造就不仅需要师徒之间的纵向传习，还要有同辈之间的横向激发，两者缺一不可。

关于这点，不少过来者都深有所感，很多人甚至认为与同学讨论的收获远远超过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因为与同学辩论可以不断追问，从而迫使你进行深入思考。正如王汎森所说：“做学问是一齐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工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而我们知道，许多重大的学术推进，就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拨’而来。”

民国大学生中天才辈出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结于优秀学生之间互相“论剑”的精神。比如北大时期的傅斯年与罗家伦，“不见要想，见面就吵”，碰面就要相互辩难，一辩就要吵嘴，吵到脸红脖子粗，嚷着要绝交，但三两天后不见对方却免不了相思病，于是就和好如初，和好之后忍不住又要辩论，然后又开始绝交……后来，罗家伦说：“当年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分辩而吵架。有时吵得三天见面不说话，可是气稍微消下去一点就好了，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认识，以后成为彼此人格间的信任。我们都不免自负，可是我们都努力做到屈服在道理的前面。”（《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当年，这种“论剑”精神无意中锻炼出了很多著名的“剑客”组合，比如“清华四剑客”和“联大三剑客”。“清华四剑客”是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人读的并非同类专业，进入清华时间也有先有后，却都是文艺发烧友，因志趣相投走到了一起。“四剑客”隔三岔五就要聚在一起来一场舌战，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清华的工字厅，这里环境优雅、人迹稀少，正是自由辩论的最佳场地。季羡林在纪念吴组缃的文章中记述了一次当年四人辩论的经过，当时茅盾的《子夜》刚出版，四个人对此书都曾认真研读，颇有心得，意见分为两派：否定派和肯定派。年纪最小的季羡林属于否定派，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年纪最大的吴组缃则是肯定派，认为《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由于缺少裁判，这样的辩论向来都不会有结果。不过，每个人都淋漓尽致地把自己的意见抒发了一番，不亦快哉！“四剑客”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联大三剑客”是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三人在西南联大读研期间同住一个寝室，经常“同室操戈”。对此，杨振宁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读书教学四十年》）

可以负责任地说，三人的争论绝对不是局限于这间小小的寝室之内，有联大物理系学弟周光地的回忆为证：“杨振宁、黄昆、张守廉这物理系‘三剑客’，经常一起上课，去图书馆占位子，大声辩论，在整个联大都是一景。”“三剑客”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们的天赋和学养在同辈中都佼佼出群，水平也在伯仲之间，为了说服对方不得不施展毕生功力，不知不觉就把自身的潜力激发了出来。后来，“三剑客”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杨振宁和黄昆的成就更是举世皆知，可以说，早年的相互顶牛功不可没。以至于黄昆感慨说，认识杨振宁和张守廉是对他一生最有影响的事；杨振宁也一再强调：正是这些争论，使自己找到了科研的感觉。

民国大学流行高手之间的配对互虐。吴阶平是新中国泌尿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被国外媒体视作“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早年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求学时成绩突出，班上学习最好的两人，一为吴，一为黄国安。吴阶平主动找上黄国安，邀请他住同一寝室，黄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毕业生的桂冠。”人算不如天算，“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协和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进行评比，这场竞争最终未见分晓。虽然结果有点不尽如人意，但在两人眼里，过程的精彩与美妙足以弥补这一缺憾。二

如果说，民国学子的质疑和辩难精神只局限于同辈之间，其气象和格局未免有点狭小，民国老师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品质，那就是愿意降下身段，和学生平等辩论；与之匹配的是，民国学生也有一种惊艳绝伦的气质，那就是敢于突破常规，向师长发难，真正做到了爱真理甚于爱吾师。

哲学大家方东美出身安徽桐城名门望族，是清初古文大师方苞的16世嫡孙。1917年，18岁的方东美升入南京金陵大学，在校期间，他因和老师在课上的两次交锋而声名大振。一次是在《诗经》选修课上，方东美当场指出国文教授讲解的错误，并走上讲台，将老师刚才讲的一段《诗经》重新诠释了一番，赢得了台下的满堂喝彩。课后，同学们盛赞他的国文根底盖过教授。还有一次，方东美在西洋哲学课上当众指出一位教授对一段英文原著的讲解错误，并上台作了修正和补充，又赢得全体同学鼓掌叫好。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老师上课多用英文，这位教授又是留英博士，绅士派头十足，没想到却栽在一个学生手里。于是，同学又盛赞方东美英文造诣胜过留英博士。

至此，方东美还没毕业，就已经把学霸的牌子正式挂了出来，成了金大的风云人物。由于国学根基深厚，方东美在金大得到了免修三年国文的特殊待遇。金陵大学教务长刘伯明甚至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刘伯明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民国大学老师被自己的学生“踢馆”而卷铺盖的事件屡屡发生，就连日后成为名师的冯友兰，早年也曾是赶走老师的带头大哥呢。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考入北大，就读于文科哲学门。马叙伦时任北大教授，为哲学门的学生们讲授“宋学”。可惜马氏仅仅给他们上了一个学期，就由于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马叙伦走后，新换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师，因为有前任的对比，没几节课就让学生听出水平不咋的。当时大学生对于教师的评判，很重要的一条是看他能不能把自己上课的讲义发出来，水平越高的老师越光明正大，越不行的老师越要遮遮掩掩。结果，这位老师上了好些天，才扭扭捏捏地挤出了三张讲义，而这点讲义也更让他原形毕露。

因冯友兰是班长，班上的同学们推举他写了十几条理由，将该师的讲义批驳得体无完肤。大家找到了校方，希望换掉这位老师。之后，同学们争得学监同意，允许他们在课堂上同老师直接辩论。第二次上课的时候，班上每个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发问，原来那位老师连《宋元学案》都没有见过，只好在一阵哄堂大笑中狼狈而逃。

冯友兰、方东美都是“五四”前后的学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养深厚、见识卓越，又处于一个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逐渐形成了敢说敢做、嫉恶如仇的性格。而到了千家驹的年代，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批判思维与抗争精神深深地融入血液之中，“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遇到自己持异见的情形时，常常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千家驹1926年考入北大经济系，由于热衷学生运动，进过监狱，历时六年才毕业。当时给北大经济系学生讲货币学的是周作仁（非作家周作人）教授，他用的课本乃美国人雷夫林所著《货币学》，一次上课提到马克思的货币论，认为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千家驹当即站起来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又有什么相干呢？如果说跟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关系，还说得过去。周作仁教授说，他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也没多少研究，美国学者对马克思学说或许存在偏见。既然千家驹君对马克思货币论有研究，可否对同学解释一下？第二次上课时，周教授又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千家驹就站起来将《货币论》中关于货币这一节的内容摘要讲了一小时，滔滔不绝，一直讲到下课为止。课后有一位同学对千家驹开玩笑道：“周教授应该把这一堂课的薪金给你才对。”之后，周作仁跟千家驹成了莫逆之交，还把自己所珍藏的德文版《资本论》借给千家驹看。

还有一次，北大经济系某位老师忽然开了两门选修课，一为“资本论研究”，一为“马克思经济学批判”。投己所好，千家驹欣喜异常，屁颠屁颠地跑去听课。结果大失所望，这位老师只知道照本宣科，把英文版的《资本论》译为汉语，索然无味。更令千家驹无法容忍的是，偶尔点缀几句讲解居然错漏百出。《资本论》第一章写的是商品，小标题是“使用价值与价值（价值实体与价值量）”，千家驹站起来问授课老师：“标题中括弧里的价值实体与价值量是指‘使用价值’与‘价值’呢，还是指价值中又分价值实体与价值量呢？”未曾想，就这么小儿科的问题，这个老师竟然都能回答错误，当场被质问得下不了台。千家驹还不罢休，下课后特地写信给对方，要求对方把这门课停了，以免误人子弟。这位老师也很难得，收到信后，二话不说，真的就没有再上这门课。

新中国成立初期，老北大的这种精神特质依然未泯。胡伯威是50年代的北大学子，晚年著有《青春北大》一书，回忆了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书中，胡伯威提到在他读书时，北大一些院系师生之间质疑辩难的风气仍旧盛行，课堂气氛很是活跃。然而，这种情景却引起了校内一些“思想正统”的人士不满，把北大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心里憋着一股气，后来北大“反右”揪出了几百名右派，他们才觉得出了这口气。

即使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里，同学们也不轻易降低对老师把关的标准。

武汉测绘学院教授高时浏早年就读于同济大学测量系，这是当时国内高校唯一的测量系。1938年春，高时浏随同济一起内迁避难，在江西赣州重新开课。物理教授王守恒“授课态度并不高明，但态度很傲慢”，一次上课时提到“同一大小的方块与球体在斜面上下滑速度相同”，有学生提出异议，发生了“方圆滚动速度之争”。高时浏说：“王守恒教授做公开课展示的实验，结果失败，被学生赶跑。”（《同济往事》）

后来随着战事扩大，同济渐渐西迁到了四川李庄，史惠顺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涯。他写《在李庄六年》回忆说，那段最为困苦的时期里，学生们的学习情绪却更加高涨，由于自己的笔记做得好，每到考试前总是不在自己手上，乃至到最后被一位同学强借不还。而同学中像吴式枢、俞载道、陆豫桢这样的佼佼者更是豪气干云，“陆豫桢遇到留德归来、教得不好的老师，会倒过去考老师，不好的就请这位老师下个星期不必来上课了。这样被赶掉一位”。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工学堂，后来虽然改为国立大学，但仍然是贴上德式标签的一所大学，学生往往要先读一年德文，众多课程都是德籍教授来教的。同济内迁时，许多德国教授未能跟来，人手不足，这个时候中国教授地位就提升了，那些有留德背景的更加稀罕。可是我们也看到了，那时很多同济学子骨子里就已经有了德国人的“工匠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宽对于质量的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大学生的辩难精神并非到了大学才突然间萌生的。早在中小学时代，这种高贵的品质已经在很多人身上扎根。韦君宜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国文老师在黑板上将“投闲置散”写成“偷闲置散”，他立即写信到教务处告状，导致这位老师被解聘。舒芜也在自传中谈到自己在桐城中学读书时，曾当堂指出老师对柳宗元“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两句诗的解释有误，并提出正确的说法，把北大毕业的国文老师气得拂袖而走。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人身上找到辩难精神从中小学到大学的传承轨迹。经济学家王念祖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时，于国文课上发现老师对某篇古文的涵义解释有误，马上高举右手，当着所有同学的面指出老师的错误，并予以纠正，老师表现得也非常有雅量：“略加思索，立即在黑板上大书特书：‘王生念祖的正误，我完全同意。’”（《我的九条命：王念祖回忆录》）后来这一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演了，王念祖当众指出老师图表上的错误，老师立即在黑板上公开认错，并表示感谢。结果考试期间，王念祖发现自己的考卷还未上交，已经获得了甲等的成绩。

总体来说，民国学子从小学到大学其质疑与辩难的品质是越来越突出的，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功于年龄的成长和心智的成熟。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学生越大越不愿辩，越大越不敢争，结果从小到大，课堂变得越来越沉闷。民国学子之所以能够保留这种品质不褪色，关键还在于心中那种天真没有随年纪消退，世故没有与时间俱长。三

顾颉刚最痛恨学生师云亦云，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徐文珊1929年在燕京大学选修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一课，到了期中考试时，顾出题让学生课外完成。有同学先交卷，却被当头棒喝：“你所答是我所讲，不是你自己的‘研究心得’，不予通过！”正在一旁的徐文珊吓得赶紧把准备上交的试卷带回，三把两把撕碎，原来他的答卷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而后，徐文珊重新读书、查书、思考，颇费了一番脑筋，方才完卷。交了卷之后，顾颉刚把他叫到家里，笑着对他说：“你的卷子我看了，很好，学问就是这样做成的。”自此，顾颉刚对徐文珊另眼相看，徐也成了顾一手培养起来的《史记》研究专家。

反之，顾颉刚对那些跟自己作对的异见者却格外欢迎。他的“古史辨”学说出来后，遭到国学大师柳诒徵公开驳斥。柳站在前辈的角度不免有点“盛气凌人”，好友孙伏园替顾出头，在副刊上骂柳，顾颉刚却不以为然，说：“这种狭隘的心胸刚刚和我处在两极端。”

在顾颉刚这种教学思想的指引下，他的学生们纷纷养成了当仁不让的学品。同学倔强较真，师长雍容大度，很多学术成果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炉了，双方共同谱写了一曲民国教育的“笑傲江湖”，浩瀚如群星灿烂、万山奔涌，恢宏若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1931年9月，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的谭其骧听说顾颉刚新开“尚书研究”一课，便跑去旁听，这一听，听出一段佳话来。在讲到《尚书·尧典》篇时，顾颉刚认为其写作时代应该在西汉武帝之后，并提出了重要论据：《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时只有九州的说法，直到汉武帝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命名，才有了十二州。但谭其骧凭借自己对《汉书·地理志》的了解，认为顾颉刚所提的“十三刺史部”不在西汉，而在东汉。谭其骧当时不过随口说说而已，顾颉刚却让他把看法付诸文字。小谭不得不查阅《汉书》《后汉书》《晋书》的相关篇章，这一查找到了更多有力的论证，使得他欣喜若狂，也更坚定了信心，就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封信交给顾老师，共有六点。

没想到顾颉刚第二天就回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长信，他称谭“其骧学兄”，言下之意，并不以老师的身份居高临下，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论战对手。信中写道：“顷接来书，读之快甚。西汉的十三州久已成为一个谜，现在经你这样一整理，觉得大有弄清楚的可能了。”接着，顾颉刚详细讨论了相关史料，结论是赞成三点，不赞成的也有三点。谭其骧看到来信后，花了六天的时间进一步钻研，又给顾写了一封信，就其不赞成的三个观点进行论证。十多天后，顾给谭回信，这次他反对的观点减少了一个，变成两个，而且就在当天的日记里，这位史学大师诚挚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其骧熟于史事，余自顾不如，此次争论，余当屈服矣。”

经过师生来回的交锋之后，一个令人惊喜的历史成果出炉了。不久，顾颉刚把他们来往的信合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加上一个“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的题目，作为这一课讲义的一部分，印给所有同学，并当众宣布：“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把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而且把王莽的十三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三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我们这么清楚了。”

谭其骧日后回忆往事，一则得意于自己年轻时初生牛犊的勇气，他说：“当时，顾先生已经是誉满宇内的名教授，举世公认的史学权威，而我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学生，竟敢对这样一位老师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意见，胆量可真不小。”二则感动于顾颉刚虚怀若谷的气量，“信中的措词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这场讨论深深影响了谭其骧的学术生涯，成为其驰骋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开端。许多年以后，谭其骧已经是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但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仍然让他格外怀念。同时，谭其骧也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再经历几次类似像样的讨论唏嘘不已。他认为师生之间开展学术讨论，既有利于学术本身，也可以促进人才的培养，今天的学校应该大力提倡，并使之形成一种风气。

跟何兆武一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叶笃正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气象学泰斗，他晚年总结自己的执教生涯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带过许多学生，我最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学生，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对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如果我的学生不比我好，那我就失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超过我，这样我才有成功的感受。”狂傲我就是风景！一

民国学术界盛产性格巨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睥睨当世，谁也不服，要找个折服的对象只好照镜子。而且这些人都做到了言行一致，心里狂，嘴上也狂，其张扬与桀骜，犹如惊鸿照影，给民国的学术天空抹上了一块独特的亮色。

国学领域不遑多让，成了狂人多产的一个重镇，其中，黄侃、熊十力、刘文典等人都可以争一争代言人的身份。

据杨亮功追述，黄侃在北大执教时，连走路都很少平视，可见其眼高于顶。黄侃早年去拜访被世人尊为文坛领袖的王闿运，王老先生看了黄的诗文赞赏不已，大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不仅没有以常理来几句“小子何知”之类的谦词，还抢白了一番：“您老先生尚且不通，何况令郎。”

黄侃治学的重点在于文字学和音韵学，这方面他更是狂到没朋友。柳诒徵好歹也是一代名家了，结果黄侃拜访完柳氏之后，回来在日记中竟然记上这么一笔：“此君亦谈音韵，可哂也。”马寅初慕名去跟黄侃切磋文字学，更是当面被泼冷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就连向来心高气傲的陈独秀也在这一点上吃过黄侃的哑巴亏。陈独秀有次去拜访章太炎，钱玄同和黄侃正好也在老师家里，两个弟子为了回避，躲在了隔壁。陈独秀和老章侃侃而谈，说到清代训诂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大家皆出于苏皖，言下颇以自己为苏皖人自豪。后话题转到了湖北，陈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氏无以为应，默然离开。

熊十力的狂性类似于黄侃，似乎与生俱来，早在小时候他就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大有佛祖出世后指天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风格。友辈中有人把自己的文章拿给熊十力看，结果被一通训斥：“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门一号弟子牟宗三第一次见到老师是在北大读书时。有次他和林宰平、汤用彤、邓高镜等诸位先生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一起吃茶，不一会熊十力走进来，“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宿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熊十力进来后和林宰平等人闲谈，牟宗三则在一旁自顾自地吃瓜子，突然间，他猛听得有人把桌子一拍，叫道：“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公闻言莞尔，牟宗三却为之耳目一振：“这先生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地狠。”再看越觉其超凡脱俗：“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他纷纷攘攘，卑陋凡尘，作狮子吼。”（《我与熊十力先生》）遂决定拜入熊门，终身服膺。

老熊狂得很可爱，本色而已。有一次熊十力到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女儿正要夹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抢在她之前把肉夹过来，放进自己的嘴里吞下，还振振有词：“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老熊讲课也时出惊人语，朱宝昌《缅怀先师熊十力先生》里载他授课时的片言：“我的学问六通四辟，小大精粗，无所不在，就这样伟大，你们相信吗？我决不是吹牛皮！”说完他哈哈大笑，学生也跟着笑。

相对黄侃与熊十力，刘文典狂得后天一点，他的狂主要是建立在自己的《庄子》研究和校勘学方面的成就上。

刘文典是国内研究《庄子》的权威，在他开设的“《庄子》研究”课上，有一句经典的开场白：“《庄子》我是不太懂的！”那些初来乍到的同学一听，都想这位老先生没传说中那么倨傲啊，这不是挺谦虚的吗？但刘文典接下来的话就让人目瞪舌挢了：“那也没有人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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