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延爽,侯延升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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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蒿试读：
前言
近些日子，我儿子聪聪老是缠着他姥爷讲故事，他姥爷也是打心眼里高兴给我儿子讲故事。讲的故事多是他姥爷年轻时的往事，有些故事听得他外孙子呵呵呵地傻笑。我们有时也凑过去听上几段，觉得挺有意思。姐弟们一沟通，要是叫爸爸、妈妈把他们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讲出来，把我们姐弟三人成长经历全部记录下来，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讲一定非常喜欢。于是把这个想法和爸爸一讲，爸爸欣然同意。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68岁的妈妈仍然是74岁爸爸的忠实读者，并且对爸爸绝对崇拜。当我们对那个年代的一些往事有些怀疑，甚至认为极不可能或是荒唐的时候，妈妈立刻信誓旦旦地给爸爸作证，我们只好将信将疑那个近乎疯狂年代的故事了。
父亲已年过古稀，在那皱巴巴的脸上隐匿着数不清的坎坷经历。在平凡的人生中，他很少渴求到阳光雨露和滋润的土壤，靠着孜孜不倦的打拼、坚守向上的精神，为他周边亲人赢得一片片春的绿意。父亲的品格，使我们想起常年生长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的沙蒿，它不畏酷暑严寒，在贫瘠干旱的沙丘上扎下条条根系，为荒凉的沙漠点缀上春的气息。父亲、沙蒿恰好相似，都在默默地顽强生长，从不炫耀，无私奉献自己。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他给我们的不是让人羡慕的富贵和权势，而是一笔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从父亲来到世间的那天起到现在，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平凡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给他留下那个时代特征的印迹。从童年、上学到求职，记录的是流离多变、步步维艰，一心寻求生计；从工作、文艺到婚姻家庭，记录的是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苦苦的挣扎，一心向上追求完美，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自从孩子们来到父母身边，他们一心扑在孩子们身上，为孩子们的成长倾注了全部心血，每当孩子们遇到困惑时，他们忧心如焚；当孩子们取得点滴进步，他们沾沾自喜，孩子们的今天，无处不留下他们的心意。
父亲的故事太多了，要是把他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记载下来，应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不求出书立传，不求拿到世人面前去炫耀，只求把父亲、母亲和我们经历的往事汇集成册，聊作百姓的“影集”。可众多的故事不能一一记录下来，以父亲的意愿，专挑选一些快乐的、逗人情趣的故事，以带给读者一些愉悦。就是这些故事，只要从中细细品味，认真琢磨，不乏一些人生哲理，不乏给人以启迪和鞭策。
父亲和母亲苦苦奋斗的人生，虽没有辉煌伟业，可他们在平凡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成为我们心中的楷模，我们取得的任何进步，都离不开父母呵护，离不开父母的激励和教诲。今天把他们的往事呈现，正是儿女回报父母的一片心意。谢谢我们最爱的父亲、母亲！第一章童年
73年前，塞外海滨第一小城绥中，随着“呱呱”几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小男孩来到世间，那就是一生没啥出息的我。
人说我的命太硬，我和姐姐整整差了7岁。7年间，夭折了一个哥哥，我身下又夭折了一个弟弟，我可真成了宝贝疙瘩，放在手心上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为保住我这脆弱的小命，父母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起个小名叫“铁蛋儿”，不怕嗑，不怕碰，不怕摔，结实的很。后来长大了“铁蛋儿”不太好听，把蛋字去掉，就叫“小铁子”直到如今。大名就更得结实响亮了，还得添上点有出息、光宗耀祖的味道，起名为“铁铮”，铁骨铮铮，铛铛三响，真是好名字。
听人讲，为了好“养活”，还得找个多儿多女的女人认作干妈。挑来选去一个姓何的女人条件符合，拿上礼品，登门磕头认干妈。还别说，这个干妈对我还真好，有好吃的自己的孩子舍不得给，留给我这个干儿子。我也对得起干妈，整天我的百天照何大妈、何大妈叫着不离嘴。要是有一天看不见那是又哭又闹。
梦幻般的童年，别提多温馨、多溺爱、多幸福了，生活在蜜1罐中。
妈妈为了逗我玩，竟忘了安全，把从海上新打上来的螃蟹放在炕上，它爬我追，追上后抓起螃蟹就吃。螃蟹可不是好惹的，毫不客气地夹住我那嫩嫩的嘴唇，刺啦！鲜血淋淋，疼得“嗷嗷”乱叫。全家老少慌了手脚，跑到医院，止血缝合，这真是惯没惯好，疼坏了宝宝。七十多年过去了，摸摸嘴唇，还清清楚楚有一个硬结。
好景不长，爸爸在伪满洲国高教书时与日本副校长发生了口角，他顺手抄起钢笔水瓶砸向副校长，人没砸到，墙上、地下留下了一片黑黑的痕迹。从此，爸爸步入了艰辛难熬的路，给全家人都带来了坎坷的经历。
爸爸是东北师大毕业的高才生，后去日本留学，能说日语、朝鲜语、英语、俄语等。他先后在辽西几个城市任国高教员。他为人正直，心胸开阔，学识严谨，爱管闲事，脾气倔强，好打抱不平，要不五岁的我（前右）怎敢向日本人头上飞墨水瓶呢。这点爸爸随我爷爷，当时的县长曾给我爷爷赠过“见义勇为”的牌匾，可爸爸这一钢笔墨水瓶却砸丢了公职，回家务农。解放战争时期，他东躲西藏；解放后，好不容易从农村小学教员一步步走到铁岭中师，待要去辽宁大学任职时，一个“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一下子被调到铁岭县最西最穷最苦的三桥子村劳动改造。当时给爸爸定的是历史反革命不按反革命论处，他还有地主出身的头衔。我们回家看到在一个弯巴拉叉的顶梁柱上，贴着一张不大的白纸，上书“五类分子管制条例”。他的活动范围，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定期还要做思想改造汇报，赚全生产队最低工分每天2分。别人下工后可以休息，可他还要挑起粪桶，拿起淘粪勺子，去各家淘粪，这是接受改造的一个项目。这样子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终于熬出了头，给爸爸平反了，落实了政策办了离休手续，享受县团级待遇。可这一切来的太晚了，他人老了，学识白废了，他的儿女受他的牵连，想奋进一下却为时已晚，早已过了读书学习的大好光阴。
爸爸已走了5年了，他的最大喜好是到各地走走看看，留下的遗憾是没能坐上红皮的火车。
妈妈是一个聪慧善良、乐于助人、从不认输的人。她平时讲话很风趣，其中不乏带些哲理性，比如，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省事就是费事，费事就是省事。”不妨想想，寓意很深，是经得起推敲的。她爱我们，我们更爱她。她时刻盼着她的孩子们有出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可她又深知，在那爸爸在东北师大念书个年代，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孩子，加上父亲的历史问题，能有什么出息呢，更别谈光宗耀祖啦。能维持生活，男孩不打光棍、女孩能嫁出去，已是最大幸事了。
一个钢笔墨水瓶，把爸爸“砸”回了老家昌图。爸爸前脚走，后脚交通就瘫痪了，邮寄也中断了，一切音信皆无。这下可苦了留在兴城的妈妈、姐姐和我。吃什么，喝什么？过去靠爸爸的薪水过活，现在怎么办？总得活呀！妈妈苦思冥想，想出个逗小孩玩的“掏宝”小把戏挣几个小钱。“掏宝”游戏简单的很，妈妈糊个大纸盒，把大纸盒分成好多小格子，格子中放一些小孩子喜欢的小玩意，然后表面用纸糊上。只要小孩把钱交给姐姐，姐姐就叫他们选其中一个小格格，看看里边藏着什么“宝贝”。孩子们玩的高兴，姐姐挣了小钱，拿回来买些米、菜度日。
那些日子，晚上妈妈糊“宝盒”，白天姐姐就背着我，拿着“宝盒”到兴城里最热闹的天齐庙，把我和宝盒往台阶上一放，她一边吆喝着做买卖，一边看着我别磕着碰着。我那时是挺乐的，看看小孩们“掏宝”，玩玩地上的蚂蚁，扣扣墙缝中的蛐蛐，哪里知道妈妈和姐姐的苦衷！
记不清是哪一天，爸爸总算来接我们回老家了。但这一路上的磨难叫人提心吊胆。据姐姐讲，妈妈的脸上抹的脏兮兮的，带个大帽子，慌乱中连鞋跟都崴掉了，害怕大鼻子欺负女人。
回到了姥姥家，又赶上打仗，谁跟谁打我不知道，随着人群逃难我记得挺清。当时我最烦的人是我四姑。天上的飞机一来，人们“忽”地一下子全跑到河套旁的树毛子里躲起来，够害怕的了。可你看我四姑是又磕头又作揖，嘴里还嘟嘟个平反后爸爸和妈妈回到了铁岭没完没了，什么这个保佑、那个保佑。飞机扫了几梭子子弹就飞走了，她还在那儿保佑呢，真是可怕可气又可笑。
后来找了个落脚的地方太阳沟，借间房子住下了。那时的农家人真好，房子白住不算，还经常给我们小孩子找些吃的。就这样，他们觉得还是帮得不够，像亏了你什么似的。
太阳沟这个小自然村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那时我7岁了，4能记得很多的事。从太阳沟向北翻过一道岭是月亮沟，向南翻过一道岭是横沟子。这样一岭一沟的地形在昌北地区比较普遍，沟坡岭上种庄稼，沟里有那么几颗大柳树，几间茅草房就是一个自然村，太阳沟是其中之一。
住下之后，爸爸为了养家糊口，开了点荒地种起了香瓜，白皮红籽，起名“白糖罐”。现在好像还知道它的味道。一个教书先生，他哪懂得种香瓜，只能硬着头皮去干，边干边学，可想而知，收成也好不到哪去。
我整天在爸爸跟前儿蹦蹦跶跶，多少起点儿小工的作用。有时给爸爸添一些麻烦，但多半是给爸爸带来几分快乐。
一天，我有些口渴，瓜地离爷爷借住的房子较近，就跑去喝水。推开房门，见爷爷正在外屋大锅里起高粱米面的大饼子，见我进来忙把锅盖上。等我喝完水，爷爷也没提大饼子的事儿，真馋啊！那时要能吃上一顿高粱米面大饼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为这事还掉了几滴眼泪。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爷爷人不坏，要不县长怎能给赠‘见义勇为’的门匾呢，这也是逼的！你后奶奶又生了好几个孩子，哪个都能吃呀！”听妈妈这么讲，我也就不太恨爷爷了，但把锅盖上的情形总是那么清晰。
过了很多年，妈妈告诉我，爷爷在上坟时因着了火，把自己烧死了。妈妈还说，你爷爷这辈子过的十分清苦，纯属是个土包子地主，平时省的不能再省了，家人要吃葱叶得劈第五片葱叶吃，吃嫩叶怕伤葱。爸爸在四平念书，爷爷从辽源收租回来，路过四平只给爸爸买一串糖葫芦，自己舍不得买一串。下馆子要的是两张煎饼一个豆腐脑儿，可他腰里缠着很多钱，整天整月整年就是一个攒，攒了钱就买地，除了买地还是买地，土包子透了。就这土包子地主害了爸爸妈妈，害了我们兄弟姐妹，更害了我，那是后话。
从我家借住的茅屋西行一里多地有一座小山，当地人叫它毛山。山上除了有两棵早年枯死的榆树桩子，满山长着半人多深的蒿草，当地人就以草为茅而称毛山。另一说是山上有一条狼道，专供狼走的，还经常见到一些狼毛，故称毛山。
我对那条狼道特感兴趣，又害怕又好奇，越害怕越好奇越想看个究竟。那个狼道是个什么样呢？想去又没那个胆儿，直到家搬走了也没敢去，留下的是遗憾。
可别小看了这座毛山，它还有两样特产呢。一是毛山下那条经常干枯的河沟两旁，只要细细辨认长着不少野芹菜；二是毛山上的沙土小路上，每到雨天过后都会长出不少的“地皮”，也有人叫“土木耳”的。我常常挎着小筐去采这两样宝贝，也算给家里的生活做了些补贴。
太阳沟北岭上是一条通往四平的国道，小村子不算偏僻，可那地方狼还真多。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就听有人喊：“快来人啊，狼叼小孩儿啦——”我赶紧跑到院外见很多人拿着锄头、镐头、棍子发疯似的向山坡上跑去，边跑边喊……
事后听说，老张家的二小子，他在横沟子小学上一年级，老师是新来的，吃住在学校。那天，老师对老张家二小子说：“家里有菜给我摘点儿。”下学后，二小子就和他妈拿筐去坡上的菜地摘豆角。走到半路，他妈到地边种的麻子后边解手，二小子拿筐先走了。就这工夫，突然从地里窜出两条狼，一条狼咬住二小子的脖子，另一条狼咬住二小子的身子，两条狼背着二小子向岭上跑。等二小妈听到儿子的惨叫声出来，见狼已跑出了好远。由于打狼人的穷追不舍，狼只好扔下二小子跑了。可临跑前，两条狼还刨了个坑，想把二小子藏起来好以后回来吃。当人们找到满身血淋淋的二小子时，他早就断气了，可怜的二小子才8岁。
从那以后，只要提到狼，我就哆嗦、再也不敢去毛山采菜了。说来也怪，越是怕啥越来啥。那天，妈妈做晚饭，叫我去院6外的柴火堆抱点儿柴火来。还没到柴火堆，就见不远处蹲着一条张着大嘴的狼，吓得我大叫一声跑回了院子。等妈妈跑出院外，见那条狼不慌不忙慢悠悠地向毛山跑去。看来那狼根本就不怕人。从那以后，吓得我屋儿都不敢出，特别是天一黑就别提多害怕了。晚上睡觉，我把脑袋缩在被窝里捂得大汗淋淋，连个缝都不敢露，大人说啥都不好使，他们哭笑不得。还是姐姐真好，为给我壮胆儿，叫我钻进了她的被窝。可我还是把头捂得严严实实，张着大嘴对着姐姐的肩膀呼呼地喘气。不一会，姐姐受不了了，把被掀开笑着说：“小铁子，我这肩膀都叫你给哈呲熟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条狼就蹲在眼前。
过了好久好久，狼的影子渐渐淡薄了，我胆子渐渐大了。那天下过雨后，我穿着妈妈做的新衣服，确切地讲，是由爸爸的一件黄呢子大衣改的，挺合身怪美的，像个小军人儿。军人就得有点儿男子汉的气概，有什么好怕的，上毛山捡“地皮”去。不大会儿工夫，我捡了多半筐，挺高兴，回家定会得到妈妈的夸奖。
我乐颠颠、喜滋滋地往回走，突然天上传来飞机声，飞得好高。飞机在天上转着圈圈，看着觉得挺好玩。不好——飞机怎么掉下来了？破刺啦声的冲下来。我赶紧跑，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到路边的泥坑里，爬起来还跑。没跑几步，飞机又追来了。这回声更大，飞得更低，好像贴着地皮要撞到我的头了，吓得我哭着喊着跌跌撞撞往家跑。这时，屋里的妈妈也听到吓人的飞机声，还隐隐约约地听到我的哭喊声，忙跑出院子拉起我这泥猴子，看看满身是泥的衣服，看看远去的飞机，好像明白了什么，嘴里叨咕着：“老天保佑，国军里也有好人。”
事后分析，那架飞机可能把我当成军人了，它几次俯冲想向我扫射，可飞机上的人拿不准我是什么人没有扫射，后来看清我是个孩子，便飞走了。太悬了，要是赶上个马大哈，赶上个没良心的他一梭子扫下来，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
童年还有很多往事支离破碎，构不成完整的故事。比如，蛇从麻雀窝中钻进淘鸟的小孩儿嘴里，大腿上留下的伤痕，大雪天妈妈领我去乞讨，飞机撞豁城墙砸死炕上的老太太，一枚炸弹投向昌图小白楼炸死17个人……故事太多了，可惜讲不清楚。第二章上学
上学的经历比起童年毫不逊色，任何孩子都无法和我比拟。小学6年，我读了8个学校。别谈学习成绩如何，见识倒不少，认识的老师和同学很多，可没有一个记住的。
7岁那年，可能是由于出身书香门第，爸妈急于叫我上学。太阳沟没有学校，想上学得翻过村北那道岭过国道下一大坡到横沟子上学，每天得走十几里路。教室是一个四面漏风的破房框子，泥土地上摆放着3根拆房子拆下来的旧锅梁，二十几个孩子坐在上面听课。回家对妈妈讲，妈妈打趣儿地说：“那多好哇，发大水抱着锅梁淹不死。”
课桌就更有趣儿了，是学生自己背着的，就是每一个学生背一块木板上课时放在自己的腿上，这就是课桌。一放学你看吧，一个个背着木板，跑起来拍打着屁股“啪嗒啪嗒”的响，挺好玩儿的。小孩子不知道苦，大人看了心里难受。
这还不算难，难的是上下学的路上，太阳沟有四五个同学相约一同去一起回来，相互有个照应，能防点儿坏人和狼。那几个伙伴都比我大，十一二岁了比我整整高出一头。人大心眼子就多，有时拿我取笑。走着走着不知谁大喊了一声“狼来啦——”他们“忽”的一下子跑出去好远。我赶紧追，跌倒了爬起来还追，那狼狈相别提多惨了，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可苦了我了。回家哭着告诉妈妈，可她有什么办法？只好三番五次地到那几个伙伴儿家说好话，叫他们照顾照顾，说我胆子小。这下反倒使那几个坏小子更加得意了。
冬天，赶上下大雪那可就更惨了，他们个大腿长雪陷不住，可我每走一步雪都没大腿根。他们走得快，不过一会就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了。越急越赶不上，越赶不上心里就越害怕，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大哭起来。原来那几个坏小子躲起来有意调理我，见我真哭了，他们又嘻嘻哈哈地跑回来拉起我说：“别嚎啦，逗你玩儿呢。”
就这样上的一年级。后来随父亲工作的变动，我先后在双庙子、昌图城、昌图站、铁岭清真小学、和平小学、繁荣小学、胜利小学念完了6年小学。
真是难为人，6年里始终处在人生、地生、学校生，课本五花八门，学习成绩是可想而知的。初小升高小考试很是幸运，顺利通过，可高小升初中就没那么幸运了。不论父母怎样加油鼓励，我还是名落孙山，只好在胜利小学复读。一年的复读过得很快，升学考试已过去多日，发榜就在这几天，我是心急如焚，坐立不安。盼发榜老师进家门，又怕老师进家门。因为学校规定每个考生不论是考上、没考上，老师都要登门拜访。要是考上，老师祝贺金榜题名；要是没考上，老师要做好学生和家长的思想工作。
那天将近中午，突然门外有人问：“这是侯铁铮同学的家吗？”声音虽然不大，可好似一声炸雷，震得心“咚咚”响。跑去开门，一看是侯老师忙请进屋，父母也迎上去问好。别小瞧了这个侯老师，平时不紧不慢遇事不慌，拿得住架儿。进门后，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跷起二郎腿面对着我爸爸妈妈干咳了两声，话匣子打开了：“你家这学生总的看在学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有些小毛病不碍大事。至于这次升学考试，真是太难了，11个半取1个。”听到这，差点把我吓晕，我强咽了口吐沫继续听下去。“不管考上还是没考上，都要有个思想准备，考上咱们共同祝贺，考不上也没什么。升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路多得很，哪里都需要人去做、去干，只要认准一条路一定会取得成功，取得收获……”老师还在喋喋不休地讲，可我想：完了，全完了。只感觉手冰凉，脑袋嗡嗡直叫。这时，侯老师把手伸进裤兜。掏什么？莫不是……我心中又燃起希望，可他不紧不慢的从兜里掏出张手帕，擦擦鼻尖上的汗水又把手帕送了回去。这下是一点希望也没啦，我斜瞟了爸爸妈妈一眼，那是两张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脸。只见侯老师起身说道：“快中午了，我该回去了。”妈妈强打精神憋出几个字说：“吃过午饭再走吧。”“不吃了，谢谢！”侯老师边说边向门口走去，这下是彻底凉快啦。没想到侯老师走到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回过身对爸爸说：“你们的学生考上了。”说完，他从兜里掏出录取通知书交给爸爸，爸爸又交到我手上，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
全家人只顾乐了，忘了那个作弄人的侯老师，当想起时老师已走出好远，望着他的背影真不知说什么好。
我考上了，我是中学生了，过去的努力没有白费，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想想考前那些日子，天刚蒙蒙亮，我就爬到房子西大山的厕所顶上，躺在铺好的草垫子上，望着成群的小燕子，叽叽喳喳地围着白塔飞来钻去，边背书边看着那些可爱的小燕子，真是别有一番惬意。明天就要去铁岭二中报到啦，这也许是那些小燕子给我带来的福气，相信那些小燕子还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幸运，更多的福气。
报到后，我被分到一年一班。我们班的构成很有意思，农村来的学生比城里的多，女同学比男同学多，贫困学生比富裕学生多，年龄差异较大，十七八岁的大有人在，个别的还结了婚。听说我们的班长在班上年龄最大，已当了爸爸了。开始觉得新奇，后来也就见怪不怪啦。
一年和二年上学期，学校一切教学活动还是比较正常的，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可二年下学期直到毕业，各项活动接踵而来，应接不暇。说是学生，还不如说是投入各种运动的劳动大军，早把学习抛到九霄云外了。
不学也好，省了不少枯燥烦恼，同学们整天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今天这出戏，明天那出戏，从中倒也寻到不少乐趣，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
不知是哪级组织、哪个领导心血来潮，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要开展群众扫盲活动。
我们中学生首当其冲，当起了小老师。扫盲活动定为一星期，我和另两个同学被派到辽河沿上的一个小村子——河夹心。
天一黑，我们和村干部在场院儿支起个小黑板，亮起两盏不怕风吹的小马灯，农民一听到村头敲铁轨的声音，就呼呼啦啦地往小黑板前一坐，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等小老师讲课。真是听话极了，叫学字就学字，叫唱歌就扯开嗓子喊，声音挺大就是不着调。第二天晚上来，啥也不会，该学还学，该不会还是不会，可人还是照来不误。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实际上耽误了农民的休息，白白扯一气。可扫盲工作总结写的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次群众扫盲活动，来到快，结束也快，很快就消失踪迹了，再也没有人提起。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提出为实现“东风压倒西风”，达到国富民强，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夜之间，炼钢的小高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遍地开花。我们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两座小高炉在校园的西北角应运而生。
高炉有了，点火开炼。至于原材料，校领导早就心中有数。在开炉点火的誓师大会上，威严宣布：“当前学校的工作重点是大炼钢铁，支援国家建设。每个同学的中心任务是广泛收集废钢铁，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当天应交的任务。应顾全大局，创大业，先国家、后自己。学习任务还是来得及完成的。”从那以后，我们上学一手拎书包，一手拎废铁，过秤够数上课。
这是硬指标，想上课拿铁来。刚开始妈妈东找西凑交了几天，眼看没了，又发现了一口能用但不常用的铁锅，把它砸成几块，又糊弄了几天，往后就没辙了。
真急人哪，满脑子就两个字——废铁。那天下学，和我很要好的两个同学，把我拉到墙角，悄悄地对我说出了他们的重大发现。我一听一愣，“那行吗？”
一个同学讲：“有什么不行的，那是取之不完的。”我想了想又说：“不行，那不是偷吗？”另一个同学接茬说：“你真傻，那怎么能叫偷，又没往家拿，就是叫偷，也是国偷，为了国家大炼钢铁而偷，利国利民有什么不好。”先前的那个同学又插嘴道：“你没看看，那些东西都上绣了，要不也是浪费，要是拿来炼钢，说不定我们还做了件好事呢。”人也是憋得慌了，想想也没别的辙，于是，我们决定星期天下午开始行动。
上午，我们准备了铁丝、绳子、手套、麻袋等，一应俱全，吃完午饭，打好行装出发！
来到火车站的西头，我们蹲在苞米地里，观察地形；又做了明确分工，确定了实施步骤。只要火车一来把对面一挡，咱们就行动。等了大约十多分钟，一列货车喘着粗气开了过来，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行动！说时迟那时快，我和一个同学三两步就窜到铁道边上，留一个人在地头放哨。我看那一摞上了绣的道扳，拿起铁丝对准道板的眼儿就穿，穿好一摞，拉起就跑。这时，火车开过去了，“稀里哗啦”的声音，惊动了巡路工人，他们看有人偷铁路道扳，那还了得，大喊着追了过来。不好！越追越近，这要是被抓住，轻则一顿臭骂，重则一顿胖揍。什么道扳，大炼钢铁，不要了。跑吧！
追来的那几个人见道扳没丢，看看我们又跑出好远，也就不追了。看他们那架势，好像也明白了我们是为国家大炼钢铁而偷的，这样的“国偷”是可以理解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敢去，这件事谁也不知道，连家里大人也没告诉。
傻子放火不怕打，没过几天，又要干大事了。有的同学发现，铁路仓库边上堆着一堆“废”钢板，生了很多锈，废钢板和外边只隔一层破旧的铁丝网，只要人多可轻而易举地拿回学校。说不定还能得到校方的表扬。于是，我们找了一些武大三粗有力气的男同学参加这项“伟大”的行动。
行动开始，一切比较顺利，两块钢板已抬上车运走。当抬到第三块时，刚要过铁丝网，突然冒出五六个铁路警察，二话没说直向我们扑来。铁丝网外边接应的同学都跑了，可我们里边这七八个人叫警察逮了个正着，像抓小鸡似的一个个抓到仓库的一间房子里，一没打，二没审，把门“砰”的一锁，走人啦！
我们几个在屋子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傻眼了。一等不见人，二等不见影，足足憋了有3个小时。
终于有人来开门，第一眼看到的是校领导。我们像见了亲人似的，真想扑上去大哭一场。一个像领导模样的警察对校领导说：“你把他们领回去吧，一定得好好教育教育！”
原来，铁丝网外边的同学一看大事不妙，知道出大事了，跑回学校告诉了校领导。领导一听事情不小，看看抬回去的钢板还在才放了心，叫谁也不许动，赶紧去铁路仓库交涉。可那些警察就是不放人，说得请示领导后决定。交涉来、请示去，判定我们的动机不坏，手段、结果严重，但构不成犯罪。说实话，就是构成犯罪我们也没有年满18岁。再说，哪有大白天明拿明抬算偷的？根本就没背着人，即便硬算偷，还是那句话，是“国偷”，是为了大炼钢铁而偷，就是再受点儿委屈也值！另外，仓库管理也有责任，那么好的钢板怎么能随便乱堆乱放，责任心也太差了。也难怪同学们误以为发现了废铁堆。经过双方的据理相争，铁路方面也不能再说什么，那个时候谁敢说大炼钢铁一个“不”字！
事后才知道，那些钢板是好不容易从国外进口的，当时我们国家根本生产不出来，更别说我们那小高炉了。可也怪了，当时我们总觉得自己学校小高炉练出的渣子铁块比那些进口钢板好，比那铁路道扳更好。人真是疯了。
那个特殊的年代，凭空想、脑袋活、胆子大、敢说大话的人大有人在。大炼钢铁，满山遍野的废高炉，白天看到浪费叫人心疼，晚上看到黑乎乎的家挺吓人的。这事儿还没消停，又提出了改洼治涝，要在辽北修建一条能排灌又能通万吨巨轮的松辽运河。
北起松花江南通辽河，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有人敢想，就有人敢做。人多力量大，一个人一把锹、一付担，挑也要挑出一条松辽运河。当然，修运河首当其冲的还是我们学生，因为这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年纪轻、肯听话，不支付报酬的廉价大军。
学校一声令下，天刚蒙蒙亮，我们已经走在去工地的路上。从铁岭到蔡牛公社腰卜村30多公里，哪有什么交通车，只靠“11号”，也就是走。要是现在的学生可能是很难做到的。下午，我们来到腰卜村，大队人马住在村小学，少部分学生安排在农村老乡家。从这里到小明碑村东头的工地，还有十二三里，上工和收工都要走上这段距离。天刚亮，起床号一响整队出发，天黑收工赶回住地马上躺下，怕的是起床号又响还得出发！
那些日子，4个字可以概括：苦、累、困、饿。可其中也不乏有些小故事、小乐趣和小收获，不妨说上几例。
在改洼治涝进行到中期，学校召开的总结表彰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表扬，还得了一个荣誉称号“独臂英雄”。听起来好别扭，好好的人怎么少了一条胳膊？那是在一次挖土中，我不慎将一条胳膊扭伤，不能再挖土装筐了。老师和同学劝我休息，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二话没说，抓起扁担挑起土来。老师表扬、同学夸，我越挑越来劲儿，有时，一边挑上挂两个土篮，一口气挑到坡上。别人越夸我越上套，你说傻不傻？可过后想想，当回“英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再讲一个苦中有乐的故事。我们每天都重复着天蒙蒙亮号响起床出发，天黑收工，几天下来那真是困！在回住地的路上有的同学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常常一头撞到前面的同学，吓一跳醒了。回到了住地，管他什么脏不脏，衣服也不脱躺下就睡。可有个患洁癖的同学叫周传立，不收拾干净利索，他睡不着觉，别人早都鼾声四起，可他还在又洗又涮。待他一切都收拾完后，刚要钻进被窝，起床号响了，别睡了——干干净净上工吧。这说的是有点儿夸张，但却留下了话茬：要是谁干活太讲究、太磨蹭，随口就会给你一句“别像周传立”。
改洼治涝建运河我小有收获，学到了当提供的饭量不足时怎样抢到饭、吃到饱。
腰卜村是个不足百十户的自然村，“呼啦”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饭成了大问题。发动群众、集思广益想尽种种办法，还是满足不了每个人都吃饱的问题。由于劳动强度大，不论男生、女生都成了“大饭桶”能吃很多，只要大饭盆一端上来，同学们“忽”的一下围上去，你争我夺抢饭勺，什么文明礼貌统统不见了，就是一群没教养的野人。谁抢到饭勺，便把盛到碗里的饭压了又压狠狠地来上一大碗，大有把饭碗撑破之势，因为大家都明白，下一碗怕是盛不着了。
偶然之间我发现一件怪事，大多数同学都吃完了碗里的饭，可有两个同学碗中还有那么多饭，吃的真香，好不羡慕！是他们吃得慢吗？不是。这里大有文章，偷偷观察，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原来他们开始只盛小半碗，飞快吃完后马上回来盛第二碗饭，这回是压了又压，盛了一大碗。好家伙，他们整整比别人多吃了小半碗饭。秘密揭开了，谁都这样做，当然终究大家都吃不饱。
说到吃馒头喝粥那可热闹了。馒头是按人头分谁也占不到便宜，要占便宜就在喝粥上。粥来了大家都去抢饭勺，围在粥盆前面的同学，盛粥方便，要盛多少盛多少，可他们盛完端着粥出不来，后边的同学拿起了粥勺子上下乱飞，沥沥拉拉撒的到处都是，前面的同学那就惨了。可谁也不计较这些，只要不烫着就成，多喝几勺粥才是真本事。日子一长，我们衣服上到处都是粥“嘎巴”，太阳一照闪闪发光，个个都那样，谁也别笑话谁。人们戏称我们是“嘎巴大军”。
不知是哪位开明之士觉得这项伟大工程实现不了，纯属盲动之举，便把它停了。可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还有那些看着叫人心疼的破坏了的好地由谁来负责？谁也不用负责，那是“大跃进”年代，只要跃进了就没有差错。后来，人们把那条号称运河的大沟定名为“跃进沟”。
今天，你要是路过小明碑村头时，还会清晰地见到当年那轰轰烈烈修建的“跃进沟”，如今里边长满黏糊糊的青苔，别说跑万吨巨轮，就是放一条纸折的小船也是寸步难行。
改洼治涝回来以后不过二十几天，我们又被拉到铁岭东边七里屯一带去搞深翻地。这种翻地关键在深度上下功夫，据说深挖地的庄稼可以高产。好家伙，把地翻了半人多深，像战士挖战壕一样，挺好玩儿的。
当时就有老农蹲在地头“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不住地摇头叹气，可心里的话就是不敢吐。事后听说，因为地表的肥土被翻到下面去了，下面的生土翻了上来，别说长庄稼连草都懒得生，结果来年粮食来个大减产，几年都翻不过身来。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听到过深翻地一说了。
总算宁静了一个冬天，回到教室里上课了，重新认识到自己还是个学生，还有那么多课本等待我们去认识。
春天一到，万物复苏，我们又该动起来了。听说水稻插秧人手告急，要是过了农时就得减产，需要人力前去支援，我们又是责无旁贷。动员会开过之后步行40多公里，天黑前赶到铁岭西北部辽河边上的长沟沿，掀起插秧大会战。
我们真称得上是润滑油，哪不滑溜就往哪抹，抹来抹去，但实际效果并不好。
站在稻田埂上，听老农讲完插秧要领，我们把裤脚一撸、鞋一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到稻田里一字排开，手掐秧苗屁股一撅插起秧来，质量好坏不说，反正是一棵棵秧苗都插在泥里，表面看还是横平竖直。几天下来我们腰酸腿疼，苦是苦，但也不乏乐趣，时不时引起一阵阵哄堂大笑。
故事发生在我们班的两名女同学身上。一位长的精灵、清瘦，头上布满一堆忽忽悠悠的黄毛，整天蹦蹦跶跶。她叫郭兰英，和那大名鼎鼎的歌唱家郭兰英一字不差，我们送她的绰号是“跳马猴子”。和“跳马猴子”相对照的是长的细皮嫩肉、白白胖胖，说话莺声燕语，整天扭扭捏捏的孙姓女同学，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了。我们送她绰号“大米饭”，对她说不上是烦还是喜欢。
插秧时，最叫人害怕的是蚂蟥，它见肉就叮，叮上就吸血。老农讲：它要是叮上你，千万别往外薅，你越薅它越往深处叮。赶紧找只鞋，用鞋底狠狠抽打叮你的蚂蟥，它会乖乖退出来。这招我们经常用，还挺灵。可说到“跳马猴子”和“大米饭”这两个“宝贝”，她们在插秧中出尽了风头、大显本色。
当大家都在一心一意地插秧时，突然一声大叫，只见“跳马猴子”平地而起，拖着一缕黄毛拔腿就跑，边跑边喊：“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可不好啦，快来人哪！”这样的表演不是第一次了，大家明白，她准是又被蚂蟥叮上了。有的看热闹、张着大嘴笑个不停，多数同学还是围追堵截，前去擒拿“跳马猴子”，擒住后一顿鞋底子，蚂蟥打出来了，“跳马猴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没多大一会儿，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依依……”的声音，好似京剧里的青衣唱腔。循声望去，只见“大米饭”手捂着脸，从指缝中看着被蚂蟥叮着的大腿，一动不动，只是“依依”的声音越来越大。大家赶过来又是一顿鞋底子。“大米饭”不“依依”了，可那张大花脸把人们逗得笑破肚皮！
不是我啰嗦，数落起来没完，跃进年代故事就是多。60岁以上的人一定都记得全民“除四害”运动，我们每天上学都要交够苍蝇的蛹、老鼠的尾巴，才能坐在教室里上课。有的同学鬼点子就是多，抓不住老鼠自己动手做老鼠尾巴，找一根粗细和老鼠尾巴一样的绳子，用蜡一抹在地上蹭一蹭，和老鼠尾巴一模一样，难辨真伪。更可笑的是对付麻雀的手段，人人手中都拿着大锣、脸盆，定个时间，大家一起敲不让麻雀落下来，只能在天上飞，直到麻雀累死。效果怎么样不清楚，反正我们没捡到累死的麻雀。
初中3年中，我们参加劳动的时间可能和读书的时间差不多，干的活是实在太多了。临毕业，学校变成了一家工厂，各个教室都成了制造滚珠的车间，“叮、铛”的敲打声，响彻学校的上空。大搞滚珠轴承化，这又是一项全民运动。滚珠是敲打出来的，多数是三扁四不圆，钢筋没少用，可能派上用场的不多。真是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干了件败家的活。
初中，最大变化是三年级下半年。面对升学考试的压力，还有比这更大的压力。那天深夜，听到爸爸、妈妈的对话，爸爸悄声地说：“学校叫我选两个地方，一个是铁岭最东边的鸡冠山公社，一个是铁岭最西边的蔡牛公社，具体分到哪个村，由公社决定。你说咱是去东边还是去西边？”妈妈略想了一会儿，“上西边吧，东边全是大山。”接着她叹了口气：“这几个孩子可咋办？”爸爸无奈地说：“那有啥办法，听命吧！”我虽听不大懂，可心里还是明白，从今往后咱家就安在偏远的农村了。
过了几天，爸爸对我们讲，在“拔白旗”运动中，由于他出身是地主，还曾参加过三青团，被铁岭中师拔了“白旗”，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按历史反革命论处，撵到铁岭蔡牛公社按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五类）进行管制，接受劳动改造。
可想，爸爸的心该是何等痛苦，承受多大的压力！一个东北师大毕业的高才生，再也看不到事业的前途，看不到理想的光明，一切全毁了。他再也没有时间去教育、培养他的孩子们，无法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义务，为了活着，只能是默默接受劳动改造，只能接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实。
从那天起，爸爸的历史结论和那可憎的出身，就像一张无情的大网，撒向他的孩子们，厄运一个个降临在他的孩子们的头上，什么学业、理想、前途、婚姻，都被大网罩着，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济于事，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忍气吞声，不能作为。
搬家那天，不知从哪里弄了辆大车，所有家底还不满一车，上边还坐着姥姥、爸爸、妈妈和我两个弟弟。大车车轮转动的瞬间，爸爸只对我说了一句：“好好考试，有点儿出息！”妈妈啥话也没说，直到大车走远了也没看我一眼，只是低头偷偷地擦着眼泪。
要去的那个村，离铁岭有多远？是个什么样的村子？村里的人好不好？一片茫然。任凭大车拉到那儿，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发问的资格。一个五类分子，只能接受管制改造。
车渐渐的远了，我的心渐渐的凉了。车呀车，你要把我爸爸妈妈弟弟拉哪儿去呀？我今后的家又在哪儿呀？
过了好多天，我心情也缓不过来，那远去的大车老在眼前出现，耳边老是听到我两个弟弟的大声叫喊：“大哥，大哥！”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得知爸爸被安排到蔡牛公社最西边与法库相邻的一个小村子——三桥子，住在一毕姓家的北炕，那间北炕就是我的家。多想看看那间北炕，那里住着我的姥姥、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弟。
不容我多想就要升学考试了，准备得怎么样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运动、没耽搁那么多的学习时间，我也不是一个拔尖的学生。记得刚上初中时，每天放学回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扔，总是那句话：“妈，我出去遛遛。”妈妈也老是那句话：“铁岭有多大？你老是遛不够。”这样的学习态度，名列前茅才怪呢。就靠那点儿天资、小聪明，我在班级里还算是个中上等的学生。那时的计分制是沿袭苏联老大哥的五分制，我是4分居多，5分和3分基本持平，两下一勾还是4分。得“鸭蛋”的同学不占少数，也就是2分，比较起来我还算满意。
在升学考试的前几天，我尽了全力，时刻想着爸爸对我说的那句话“好好考试，有点儿出息”。我一定要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有点儿出息。
那个年代初小升高小难考，高小升初中最难考，初中升高中比较难考。要是考不上高中，还有铁岭中师可接着读，没有考不上一说。可我就什么也没考上，连中师都不要我，真是晴空霹雳。我怎么考的这么糟，恨死自己了，恨自己不懂事，恨自己是个白痴。我的出路、我的前途在哪儿呀？在哪儿呀？
为什么高中考不上，中师也不要呢？为什么我连平时老得2分的同学也不如呢？人家都上中师了。事后得知，我政审没有通过。因为爸爸是地主出身又是历史反革命。这样出身的人怎能叫你继续深造学习呢。和我同病相怜的还有两个同学，孙智仁、赵朝英，他们可是班上学习的尖子，但也只有如此下场。
又过了若干年，我得知，我考高中的分数超过录取分数线很多，就是因为家庭问题没被录取。这事儿是我姐夫告诉我的，他当时是县招生办副主任，过了多年才告诉我。你说这人的阶级觉悟有多高，原则性有多强。第三章就业
我17岁成了流浪汉，整天没书念、没活干，晃晃悠悠实在难熬，幸好户口落在姐姐家，还算是城里人，可心是苦的，出门不敢见同学，害怕路过高中和中师的校门。看着伤心，不如远离这充满苦疼回忆的地方，去找寻那陌生但亲人在那里的家。告别姐姐，我天亮上路，徒步80多里，下午3点多钟，来到三桥子。一问才得知，三桥子由3个自然村构成，被丫型小河分开，为便于村村相通，共建了3座小桥，故称三桥子。我家在毕家三桥子，此时已搬出借住的北炕，住进爸爸带弟弟建的干打垒房。眼看就要到家了，心咚咚地跳。家人还不知道我来，见到后肯定是惊喜，惊喜之余肯定又是伤感，一个没书读的孩子看着心酸。
看见了，看见了那孤零零的两间小土房，四周还围起小土墙，那就是我的家。这时，妈妈手中端着盆从屋里出来，我忍不住大喊一声“妈”，泪水“唰”的下来了，再也说不出话来。见到妈妈啦，委屈的泪水在妈妈面前尽情地流。
亲人相聚，充满欢乐、温馨，有说不完的思念、挂念。可看见弯巴拉叉的顶梁柱上贴着的“五类分子管制条例”，一下子扫去相聚的喜悦，好似乌云压顶，冷水浇头，带来的是千种忧愁、万种伤感。那个“条例”叫我去哪里求职？那个“条例”叫弟弟们去哪里读书？那个“条例”叫爸爸、妈妈在队里挣最低工分，那个“条例”叫爸爸在队里干完活后还要起早贪黑去各家掏粪，不计工分，不给报酬，算是劳动改造的一部分，那个“条例”使全家人心灰意冷，往后没有什么盼头。
为了生活，为了孩子，爸爸、妈妈的精神并没有被摧垮，生活的信念并没有失去。妈妈好像看到了20年后的春天。他们在“条例”准许的范畴内，盖起了两间土坯房，外墙抹的光光溜溜，小小院墙垒得四四方方，院子里收拾的干干净净，还赊了两头小猪仔儿养了起来。看那一天天长大、活蹦乱跳的小猪，好像看到了一丝光亮。
第二天，我就拿起土篮到村北的苞米地给两头小猪薅曲麻菜，小猪特爱吃，又不上火，还能长膘。地里的曲麻菜真多真大，足有半人多高，很快土篮就满了。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两个带枪的人，大声命令道：“不许动，干什么的？”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把我吓得不轻，再看那两个凶神恶煞般的面孔，当时就吓瘫了，哆哆嗦嗦地回答：“薅曲麻菜。”“薅曲麻菜？偷苞米的吧。”说着一脚踢翻土篮，看看里边没有苞米，声音缓和了些。“你是哪村的？”“三桥子。”“三桥子，哪家的？”“老侯家的。”“老侯家，怎么没听说三桥子还有姓侯的。”那个一直没说话的人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想起来了，三桥子前几个月来了个姓侯的，是个五类分子。”先前的那个人又来劲儿了，“怪不得你小兔崽子跑到地里祸害庄稼，走——到队上去。”
我前边挎土篮走，那两人拿枪在后边跟着，此情此景，倒有点儿像电影里解放军战士押着抓来的俘虏！赶了二里多路，我被押到王千村子的队部。这时才明白，我薅曲麻菜误入了王千村子的地界。那两个人是看地的，那个凶巴巴的人恶狠狠地说：“你给我好好呆着，我叫队长去，这回绝不能轻饶了你小子，非重重罚你家工分不可。”说完，他抬屁股走了。一听罚工分，我脑袋“嗡”的一下，工分可是全家的命啊！昨天妈妈还叫我看了“工分手册”，这要是真罚了爸爸和妈妈挣的工分咋个办？不敢再想了。这时，那个说狠话的人回来了，对我说：“滚吧，算你小子命好，遇上贵人啦！”我赶紧拿起土篮就走，可至今也不知遇上什么贵人了。
几天过去，我呆呆地看着土房、院墙、小猪，守着疲惫的爸爸妈妈，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我得找工作，为自己寻找出路，满足爸爸、妈妈的心愿，回到城里去，城里的信息比这僻静的小村子要多的多，也许那里有自己的希望所在。
临走前，妈妈想给我姐姐带点儿什么，想来想去，只凑了40斤土豆叫我给姐姐背去。40斤土豆对一个小伙子不算什么，可远道无轻载，得背80多里地呀。天刚蒙蒙亮，我带上两个大饼子、一瓶水，踏上回城的路。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坐车走。别忘了，20世纪50年代，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农村生产队要有几辆花轱辘大车就蛮不错了，偶尔遇见辆胶皮轱辘大车那是稀罕物。人们出门不论多远靠的就是两条腿。开始走10里、20里还可以，后来越走感到越重，腿越来越沉，只好坐下休息一会儿。
又有人说，一个小伙子，拿点儿土豆走走路算什么？说的轻巧，你背着走走看看，要是今天80后、90后的孩子，他们能行吗？要是他们背40斤土豆走80多里路，准能上中央电视台。我特别反感80、90后这几个词，10后、20后的年轻人又如何呢？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先天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血统，不能宣传、教育、人为给他们制造出优越感，人为地把他们惯坏。社会需要他们，他们更离不开社会，为社会、为人民做点儿什么，这是他们理所当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与那些50、60后没什么两样儿，只是年龄小点儿而已。
坐了一会，还有那么多路要走，照这样走下去天黑也到不了城里。灵机一动，反正路上也没人，来它个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走法。我装扮成两个角色，一个是部队的连长，另一个是全连的战士。连长大声地向全连战士下达命令：“同志们，前面那个村子是个战略要地，一定要赶在敌人前头占领它，有没有决心？”我自己大声地回答：“有！保证完成任务。”我又大手一挥说：“好，目标，前方的村子，前进！”还别说，这招真灵，很快就到了那个村子。这要是叫路过的人看见，准认为我是个疯子。接下来从这村到那村，用歌声来鼓舞自己，劲儿还真来了，不知不觉到了镇西堡，还有24里就进城了。
这时，一辆胶皮轱辘大车从后面赶了上来。真是天助我也，赶紧和赶车的老板搭讪：“大叔，能不能捎个脚？”可那老板根本没理这个茬，反而大鞭子一甩，“驾——”车跑得更快了。那时赶个胶皮轱辘大车真牛哇。他不理我，我还真来了犟劲儿，背着土豆跟车跑，一步也不落下车，他快我也快，他慢我也慢。走了一会儿，也不知是触动了车老板哪根神经，他没好气儿地说：“把袋子放车上吧，人可不能坐。”真是个怪人，做了半个好人。我还是连忙说了声谢谢，把土豆放到车上，跟在车后跑。这回更不能叫车落下，有土豆在车上。跑得我大汗淋淋，可也没感动车老板，就这样一直跑到养马堡，车往别处去了。我重新背起土豆走完最后的8里路。到姐姐家，累得我头昏脑涨，腰酸腿痛，胳膊发麻。
回城后，毫无招工信息，天天是大门出二门进，别说外人看不惯，就是自己都跟自己生气。我想找零活打短工，挣几个小钱给姐姐家做些添补。
经过伙伴的介绍，那天早早地来到酒厂排了个头号，争取能被录用，做个打井的小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被录用了。活很简单，一个师傅掌舵指挥，6个拽绳的人使点劲儿猛力拉，绳子一松重重的铁锤往下砸，一天不知砸了多少下，就是跟一根绳子膘劲儿。干了五六天，井打完了，给几个小钱儿走人回家。
没过几天，去铁道北蒜地编蒜。那里的蒜地被大水淹了，眼看蒜就要烂在地里，大量招人，谁去都成，反正记工不按天不按时，按编的蒜辫数领钱。整天臭烘烘的味，一天下来弄的像个泥猴儿似的，也没挣到几个钱。
找零活打短工就这么难，要想找个固定工作那就更难，要找个比较理想的工作那是难上加难。
没办法，借个手推车帮姐姐家去地里捡苞米秆做柴火，也算有点儿活干。如果运气好还能捡几穗落在地里的苞米。有一次，我可发了点儿财，是不义之财，有些不太光彩。我捡着捡着苞米秆，发现地头有一堆黄澄澄的苞米没有拉走，只要一弯腰唾手可得。这诱惑太大，看看四周没人，我眼疾手快，七八穗苞米已捆在苞米秆中。此处不可久留，推车急速离开。这事没对任何人讲过，包括自己的亲姐姐。
深秋，几个伙伴约我去城东黄金沟采山里红。那里满山遍野是一棵挨一棵、一片连一片的山里红树。那红红的果实染红了山坡，染红了沟壑。那里的山里红皮红得发亮，果肉白得起砂，吃起来酸甜可口。它是黄金沟的特产山货，是黄金沟人的骄傲。
我们几个一路说笑打闹，十几里的路很快就走完了。“好家伙”，真是名不虚传，山山岭岭、沟沟岔岔全是诱人的山里红。我们爬到树上专捡那些果粒大、又面又甜的山里红采。我摘完第三棵树从树上往下跳，落地时，只觉得脚下一滑来了个四脚朝天。不好！身下什么东西冰凉溜滑软乎乎地在挣扎。我猛地坐起来。我的妈呀，一条两米多长的银灰色大蛇从我身下挣脱出来向远处逃去。
我吓坏了，想必那条蛇也吓坏了。它可能蜷曲在那个小坑里，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突然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死死压在它的身上，它的第一反应只能是逃命。
在伙伴的搀扶下，我哆哆嗦嗦地站起来，说什么也不采了，只想回姐姐家。从那以后，别说看见蛇怕得要死，就是有谁提起蛇，也要变脸色。
那场树下惊魂，稍稍有所淡化，那些伙伴又约我去山里采秋梨蛋子。盛情难却，我答应一同前往。
据说秋梨蛋子采回来用香蒿一捂，过段时间拿出来，甜酸香俱全，好吃得很。
我们翻山越岭跑了很久，连个梨树的影子都没看见。难道是方向走错了？可又不甘心空手而归，继续沿山坡寻找。这时，走在前头的一个同伴迅速地跑回来，压低声音说：“前面是个梨树园子，树上的梨全熟了。”另一个同伴说：“管他呢，反正没人看着，摘完咱就跑。”说着，那几个同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树就摘。我又不是来的客人，装什么正人君子，上树摘吧，转眼间摘了有半面袋子。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不好！快跑！”本来就心虚，哪顾得上看个究竟，背起面袋子头也不回拔腿就跑。穿沟爬坡，累得气喘吁吁，可后边的追兵还是越来越近。追兵的喊声、骂声听的清清楚楚，“小兔崽子，看你们往哪跑！”看这阵势，背着梨跑不掉了，其中一个聪明的伙伴大喊一声：“都别跑了，打吧！”只见他把面袋子里的梨往地上一倒，抓起大梨向追兵打去。我们一看也只有这招了，都学他的样子构成密集的火力向追兵打去。那些追兵咋也没想到偷梨的还有这招，打得他们停下来躲，赶紧护住脑袋要紧。这是逃跑的最佳时机，梨是不要了，跑吧！无梨一身轻，就那么几个老农想追上我们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真是白日做梦，眨眼间就被我们甩掉了。
这次采梨行动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梨没得一个，面袋子倒给了人家，连那梨是什么味都没尝上一口，可怜呐！这就是做贼偷梨的下场。
找工作杳无音讯，打短工、干零活不是长久之计，拾柴、采山货只是打发枯燥的时光，冥思苦想我的人生之路在哪儿啊？真是雪上加霜，一个晴天霹雳向我的头上劈来：整顿城镇户口，清理那些户口在城里的非直系无业人员。我的户口在姐姐家，不折不扣在清理范畴之列。非把我清理到广阔的天地，回到那两间土坯房矮围墙的小院，那里将是我的落脚点。
也是命非如此，恰在此时从三桥子传来信息，一个在铁法煤田开发处机关食堂做饭的人告诉我爸爸、妈妈，那里正在招收大量从山东、河北等地盲目流入人员（后来人们简称之盲流）；同时，还招收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人，经过培训列入干部行列。这真是天大喜讯，称得上是绝处逢生，柳暗花明，黑暗中见到一丝光亮，饥饿中见到一个窝窝头。事不宜迟，约上我同班的那两个命运和我相同的孙智仁、赵朝英一同前往那个村子——小明安碑。
到煤田开发处后，技工学校一位郎校长接待我们。他听完我们的情况介绍后，只讲了一句：“回去吧，一个星期后来听消息。”话虽简单，但对我们来讲，字字都饱含着生机。
为这句饱含生机的话，当天我们足足走了160里，半夜才回到姐姐家，想想再走160里又算啥。
短短7天度日如年，我们担心千万千万别因那家庭问题，得到考学一样的结果。7天后，我们又是一个160里，得到的还是那么一句话：“回去吧，过几天来听消息。”但这次有了实质性进展，叫我们填了一张简历表格，最担心的那个栏目出现了，如实填写还是……我们决定豁出去了，免得留有后患，如实填写，要不要由他，我们只能听之任之。
说到这，我一字未提往返之苦。想想一天内往返160里，披星走戴月归，一路牛虻叮蚊虫咬，脚上打起大血泡，那苦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可我们走得兴奋，走得赶劲儿，走得苦中有乐，也许能走出我们幸福的人生。
第三次，我们怀着更加忐忑的心情，半夜从铁岭出发，一定要在8点前赶到，以表示我们的诚心。站在郎校长办公室门前，心跳得厉害，怕见到那位郎校长，又想见到那位郎校长。郎校长啊郎校长，你将给我们带来的是吉还是凶，看在我们3次往返之苦，金石为开吧！
郎校长见我们进来，态度和上两次没什么两样，还是只说一句话：“回去吧，十天后到筹备处干部组报道。”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它像一道闪电、一声惊雷、一缕光亮、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是真的吗？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工作不但找到了，还是干部啦！“走，到我家去！”我对孙智仁和赵朝英讲。这里距三桥子我家最近，才30多里。除了把这喜讯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之外，更主要的是到三桥子那个在煤田开发处做饭的人的家里表示最诚恳的谢意，三十几里路算什么，说说笑笑就到了。
人逢喜事儿精神爽，乐得爸爸哼着小调去队上干活，乐得妈妈去队上借驴拉磨做豆腐，乐得我们拿起铁锹、水桶、脸盆去村东边的小河沟淘鲶鱼。
听当地人讲，河沟边的柳树墩子的根儿底下有不少鲶鱼洞，赶上运气好的话，可以淘到很多的鲶鱼。我们沿小河边分头寻找有鲶鱼的柳树墩子，最终认定一处，觉得这处的柳树墩子根大水深，咋看咋觉得这里一定有鲶鱼。
于是，我们做了明确的分工，筑坝的、挖沟分流的、淘水的，各负其责，把裤腿子一挽胳膊袖子一撸，说干就干。不到一小时的工夫，水坑里的水掏干了，可连个鲶鱼的影子都没见到。难道这个水坑里根本就没有鲶鱼。真不甘心，就是挖地三尺也要看个究竟。
水彻底淘干了，但坑底全是稀泥，稀泥表面是数也数不清的癞蛤蟆，看得直起鸡皮疙瘩。只听孙智仁喊了声：“鲶鱼！”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可不是吗，一条很大的鲶鱼正在泥里蠕动。当时就来了劲头儿，七手八脚把癞蛤蟆赶走，仔细一看，稀泥里左一条右一条全是鲶鱼。这下可发大财了，一齐下手，只一会装了半水桶。看看水桶中的胜利成果，再互相看看，我们早已成了泥猴的脸，都笑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琢磨一个问题：鲶鱼和癞蛤蟆是什么关系？癞蛤蟆为什么保护鲶鱼？鲶鱼又给癞蛤蟆什么好处呢？琢磨不明白，这种现象留给别人研究去吧！
晚饭，妈妈给我们做了两道大菜，一道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水豆腐，另一道是大锅炖鲶鱼，用当地农民的话讲叫“管够儿造”。
找工作的回忆，我只能用笨拙的笔记录下部分所经历的曲折与坎坷，敞露一些皮毛小事、趣事、荒唐事，无法淋漓表达内心深处的感触，无法表达所承受的痛苦等待和精神煎熬。后边我还将用这支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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