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突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春如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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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突破试读：

前 言

小故事,大智慧,智慧是创造成功的源泉。这是一个人人追求成功的时代,智慧的力量具有创造成功态势的无穷魔力!即具有成功暗示的随着灵感牵引的成功力。

美国著名成功大师戴尔·卡耐基说:“只要你想成功,你就一定能够成功”。

美国著名潜能学权威安东尼·罗宾斯说:“成功总是伴随那些有自我成功意识的人!”

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连敢想、敢做和敢干的心理准备都没有,那还谈何成功呢?

成功是一种无限的高度,成功是一种追求的过程。可是很多人不敢去追求成功,不是他们追求不到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面默认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常常暗示自己的潜意识: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心理高度”是人无法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人生要不要获得跳跃?能不能跳过人生的高度?人生能有多大的成功?人生能否实现自我超越?这一切问题并不需要等到事实结果的出现,而只要看看一开始每个人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思考的,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在人生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障碍,但只要有成功的心智,我们就可以从人生的谷地走出,攀援到人生的峰顶。我们等待成功的到来,这种成功是伴随理想追求的人生记录,而每个人的成功故事汇成了成功追求过程中最精彩的篇章和最动人的驿站。

在这个追求成功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懂得成功的方法,更需要学习成功的事迹,用以开启成功智慧的行为。成功不在我们追求的终点,也不在寒不可及的高处,它就在你追求的过程之中。

为了掌握开启人生的金钥匙,实现成功的财智人生,我们根据收集了成功励志的智慧故事,编撰了这套《世界成功励志故事金典》丛书,包括《人生的超越》、《生活的历炼》、《生存的突破》、《财富的创造》、《创业的奠基》、《成功的追求》、《行动的实战》、《机遇的把握》、《奋斗的飞跃》、《创新的开拓》、《竞争的决胜》、《做事的抉择》、《职场的晋升》、《工作的成就》、《心态的构建》、《智慧的积累》、《素质的打造》、《才能的充实》、《理想的激励》、《自信的树立》,共计20册。

整套书系故事精彩,内容纵横,伴随整个人生成功发展历程,思想蕴含丰富,表达深入浅出,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和精神的力量,具有成功心理暗示和潜在智慧力量开发的功能,具有很强的理念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能够起到启迪思想、增强心智、鼓舞斗志、指导成功的作用。这套书系是当代成功励志故事的高度浓缩和精华荟萃,是成功的奥秘,智慧的源泉,生命的明灯,是当代青年树立现代观念、实现财智人生的精神奠基之作,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精品。

本书由刑春如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第一章 生存的状态

健康戒条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奋斗;要奋斗就必须有健康的身体。然而,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我们有必要对影响健康的因素加以论述。在对此因素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能理论进行重新审议,这不仅要求区分更基本和不太基本、更健康和不太健康、更自然和不太自然的需要,而且,还因为我们不应无限期地推迟对某些有关问题的重新考察,这样那样的一些基本需要的理论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下去了。例如,隐含的对文化相对论的排除的问题,隐含的关于体质给定价值的问题,以及条件反射作用范围的必然缩小等等问题。

总之,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的、临床的和实验的研究,它们都一致指出,本能理论需要重新审议,或者以某种形式恢复它。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于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他们学习能力的过分强调。人似乎有远比现代心理学所估计的更强的自主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例如,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爱好,或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的实验;利维的本能满足实验,以及他评论母亲过分溺爱孩子的著作。

各种心理分析研究发现,对孩子大小便训练的过分要求和急于给孩子断奶,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有负面影响。

大量的观察资料使主张循序渐进的教育家、幼儿园工作人员以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接触儿童过程中倾向于实行一种更宽容的制度。

由动力论者、进化论者、现代实验胚胎学者以及像哥尔德斯坦这样的整体论者,提供的大量神经病学和生物学的资料,涉及到机体在遭受损坏后自发的再调整。

所有已有的和正在进行的探讨,都极力坚持我们的机体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也比一般认可的更值得信赖。

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各种正在的发展已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同于机体内自我保存、自我平衡或体内平衡等,也不同于适应外界刺激的倾向。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伯格森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以多种模糊形式所假定过。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心理学家中,哥尔德斯坦、兰克、荣格、霍尼、弗洛姆、梅、罗杰斯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但是,心理治疗家的经验,特别是心理分析也许是对主张重新考察本能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尽管看起来各种事实有些模糊不清,但事实的必然联系是准确无误的。治疗者不得不把更基本的愿望同不太基本的愿望(或需要,或冲动)区别开来。原因很简单:某些需要遭受挫折会产生病态,而另一些却不会。某些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健康,另一些却不会。这些更为基本的需要出乎意料地“顽固”,难以对付,它们反对所有的奉承、取代、贿赂和削弱,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它们只要求适当的内部满足,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求满足这种需要。这些需要表现出恰如顽固的、不可削弱的、不能再分析的终极的事实,只能作为既定的事实或不容辩驳的基点。几乎精神病学、心理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各个学派,无论它们相互间有怎样的分歧,都假定了某种有关本能或似本能需要的学说,这一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这是种族的特性、素质、遗传,而不是肤浅的易于控制的习惯,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必须在这两难抉择中作出任何一种选择,治疗者总是宁肯选择本能来作为基石,而不是选择条件反射或习惯。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将看到,有另外一些更恰当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从中我们可以作出更令人满意的选择。这就是说并非二者必居其一。

根据一般的动力论要求来看,本能理论,特别是麦克杜格尔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具有某些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的优点。它们未被充分理解,这大概也是由于它们的明显有很多错误。

本能论承认以下事实:人是自我促动的,人自己的本性和他所处的环境都有助于决定他的行为;人自己的本性给他提供先决的目的、目标或价值体系;在良好的条件下,为了避免疾病,他所意欲的常常就是他所需要的(对他是有益的东西);全人类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物族类;除非一个人理解其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否则行为就是盲目的;总的来说,机体依赖自身的资源,它经常显现出一种生物性的功能或智能,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我们的看法是:本能理论家的许多错误,虽然是顽固的,需要反驳的,但绝不是本质的或必然的;而且,不少错误连本能论者的批评者也同时具有。

语义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最为明显。由于本能论者特意创造一些本能去解释他们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定其本源的行为,他们的确做得很不恰当。不过我们自然加强警惕,也无须认为这些本能都是务实的,不必将名称与事实相混淆,也不必进行无效的三段推论,而且,我们对语义学已有极多的了解了。

粗陋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及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曾导致早期本能论者的失败。但我们现在显然能够避免这些,因为我们己有更多的人种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知识。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能论者当时从种族学的天真的行为中转得过于极端,过于彻底,以致这一行动本身造成了一个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很多年中曾有很大影响,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的确,像本能论者以前做过的那样,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的特性,值得重新予以重视的。于是,我们必须既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又避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的关系比基本需要(目的)更密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例如伯纳德、华生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而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本能的确如此。然而,动力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着重去指责这些。他们一致认为,仅仅用刺激反应概念是不能解释任何重要的人类完整品质或完整活动的。

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运动神经的动作;后者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先天性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对目的物的追求,以及情感色彩。

甚至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不能有似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有不完全的本能呢?

有不少不负责任的作者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现、价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意,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和伯纳德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某个作者描述为本能。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是先天给定的,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这样。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识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天的,而可能是(按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完全为遗传所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发音能力等等,但它们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达到目的的行为无关,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冲动的盲目、无定向的需求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追求目的的行为(竞争行为)是必须依靠学习才能达到的。

考虑问题时仅用非此即彼的二歧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距是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失误。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应了。即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以及养料。谈到这一点,可以说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

在另一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任何人行为、能力、认识等等的前提,也正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他才能做人类所能做的各种事情。而这一人类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基因问题。

在这一拙劣的两分法造成的混乱后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只要有任何学习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假如有了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来说,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存在下去。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都是极端主义者。当然,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动物的本能是本能论者常用的范例,各种错误也是因此而产生的。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是不可更改、不可控制、不可压抑的。但是,这对鲑、蛙、北极的旅鼠来说,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并不适用。

我们在凭观察寻找本能时,可以看出基本需要中的遗传基础,不过当它明显真正地独立于环境并强过全部的环境力量时,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

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误解也许是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主要力量来源。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恰当的尊重,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那么,下述的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顺理成章的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似本能的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亦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对这一论点很有帮助的是一个与一般见解对立的反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包括除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我们那些动物性的自身、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里表露得最明显。所有这些——治疗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积极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遭到失败。但是,到底有多少只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怎样去做一只猫、一条狗或一只鸟呢?它们由于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和明确,而我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听到那些声音。

所以,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动物的自然性。

而在精神病人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非常模糊。我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矛盾的情况:在那些精神层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圣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明显的自然性或动物性。

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也是由注意动物的本能而引起的。某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也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够解释,不过,西方文明普遍认为,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由于偏爱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协作,没有注意到克鲁泡特金曾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有时也可以这样表达这种世界观,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较。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例如类人猿。总的说来,既然这些动物是令人愉快的、可爱的,同我们分享许多善良的特性,那么比较心理学也不会支持恶动物性这种说法。

当论及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不可更改的假论时,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可能:纵然一种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遗传所决定,但它仍然可能改变。如果我们在发现过程中运气不错,这种特性也许很容易改变和控制。如果我们假定癌有一个稳定的遗传基因,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寻求一种方法来控制它。假如仅根据演绎的理由,我们也得承认有可能证实智商既具有显著的遗传因素,同时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疗加以改进。

我们与本能者的区别是,我们相信本能有更大的变异性。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的个体而言才有明显的力量。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并不存在,至少发展不完全。利维已经证明,母性冲动在妇女中的差异是极大的,以致从某些妇女那里很难看到这种冲动。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基因的决定因素。

动物的本能永远存在,而动物本能的冲动则会永久性丧失。比方说,在变态人格身上,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丧失了,而且如我们目前所知,这是一种永久性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变态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疗术医治不好的。我们还有更早的关于奥地利村庄失业(以及苏格兰失业研究)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长久的失业会严重地损伤心理,以致摧残一些需要。对有些人来讲,这些需要甚至在环境已经变好时仍不能恢复。从纳粹集中营里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或许巴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的观察是最具说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那种喜爱的人,他们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岛拍摄的电影表明,婴儿和儿童有对缺乏爱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由此只能推断出:这种爱的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丧失。

在人生的阶梯上,我们已发现本能和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得越多,对另一个可能期待得就越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这种错误把人类的本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对于人类来说,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得到一个论点: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友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

被错误认知的本能和理性在一般的本能理性两分法中是相互对抗的。如按照现代知识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似本能的冲动的重新定义,在健康人那里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不过对不健康的人而言,它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待、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正是儿童(本能地)所希望的。

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认定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只注意病人表面的印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应该认谁为主?其实这就像另一个问题一样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是丈夫为主人还是妻子为主人?

许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推论,都产生于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全盛时期。正如巴斯托尔在他对麦克杜格尔、桑戴克、荣格、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别作出的总结性的推论那样。由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把它们都看成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雕塑的,这就导致了这些推论的产生。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的错误之处。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并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比如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

巴斯托尔把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的各种关系,不管怎么说都表明是不固定的。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使用两个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甚至在科学的问题上,开放—保守连续统一体也已让位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两个连续统一体。现在也许还有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资本主义。

总之,认为本能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是一个危险的未经证明的论断基础。它的主要借口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非常倾向于这些对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证明的那样,事情并非只能如此。在良好的社会中,至少在她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健康社会状况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对于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错误看法以及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来说,只有在恶的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它们才会存在。

本能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它忽略了冲动是在一个强度大小不同的层级序列里,而且能动地互相联系。如果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冲动,纷繁复杂的问题一定得不到解决,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产生。例如,动机生命在本质上的一元性或整体性被抹杀,形成了罗列动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价值或者选择原则也被忽略了,而它们恰是使我们决定一个需要比另一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与整体化相对的)动机生命元素化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给本能敞开了通向涅槃、死亡、静寂、体内平衡、自满、稳定的大门,原因在于,孤立地看待需要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迫切要求满足,这就是说,要求它自身的湮灭。

在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几乎被忽视了:任何一个需要的满足,随着它的逐渐满足,其他曾被挤到一旁的较弱需要就占据了需要层次论的突出位置,极力争取各自的要求。需求永不停息,一个需要的满足将导致另一个需要的产生。

在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本能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罪犯、低能者或孤注一掷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情况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学说:良心、理性以及道德观,不过是一种后天的面具,与被掩盖的内容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于后者,恰如手铐与罪犯。这个误解使文明及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立法机关等等都被说成是抑制恶的动物性的力量。

悲剧往往是由这个严重的错误酿成的。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它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和他人的想法,任何不现实地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

奇怪的是,本能论者以及反本能论者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人性论。那些希望人类有更光明的前景的乐观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环境论者,大体上都带着畏惧反对本能理论,因为本能理论已被歪曲了,它似乎把人类宣判为非理性的,诅咒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充满分裂和对抗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本能论者在人性问题上也作出了类似错误的解释,而且拒绝与不可回避的命运抗争,他们大多是在无所谓中放弃乐观主义的。当然,有些人对抛弃乐观主义是非常渴望的。

比如我们以那些迷恋于酒精麻醉的人为例,他们或许是嗜酒如命,或许是被迫应酬,但最后会得到相同的后果。难怪人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难怪一种恶的动物本能论能迫使像桑戴克和麦克杜格尔这样的非凡人物转向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

认清人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处的,许多含混模糊的问题即会因此而豁然开朗。

举例来说,对孩子的培养将会引发一场教育革命,在培养他们时甚至用不着说一句训斥的话。当我们意识到合理的动物需要时,会促使我们去满足这些需要,使我们更加宽容。

在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同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赞许,要求安全、自主、爱等等。复杂的成年人对此的一般反应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成年人就把孩子狠狠地批评一顿,也就是说,这种动物性需要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能慢慢地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需要满足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需要的满足者而不是需要的扼杀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和父母都得到了美妙的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和理解。

这种文化类型可以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即通过培养使孩子获得适应外界文化环境的能力和习惯外表,将是必要的。在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制造的收获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另外,吸毒的需要,习惯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包容放纵的。最后,我们再次绕过有关挫折、灾难、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问题。

健康是人生的本钱

从始至终,人本主义者总是企图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心理的价值体系,试图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价值体系,而不必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理论家,然而从实际效果的普遍性来看,他们统统失败了。

这些不适合作为理论的大多数理论,依据的全都是某一些或另一些心理学假设。事实上,所有这些理论,实际上都能被证明是虚伪的、不适当的,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缺少某个方面。

但是,心理学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某种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觉得有了信心,只要我们充分艰苦地工作,建立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的价值体系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有些问题还不是很完善,但我们了解怎样批判那些旧的理论,我们知道准备建立的理论的形态;而且多半我们也知道,为了填补知识上的缺陷,应该走向何方以及干些什么事情。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回答这些古老的问题:“什么是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人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把人教育成期望和喜欢过道德的生活的人?怎样才能把儿童培养成道德高尚的成人?等等。”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认为科学的伦理是能够建立的,而且我们知道如何着手建立它。

大量的研究实验表明,如果呈现给动物可供自由选择的对象足够多,那就可以看出,各种动物普遍具备选择有益食物的天生能力。研究证明,在不正常的条件下,躯体的这种智慧一般也能保留下来。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胃口绝不是完善的智慧,而且仅凭这些胃口是不能胜任的。例如,想一想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就能说明这一点。在碰上毒物时,低等动物比高等动物和人能更有效地保护它们自己。

以前形成的选择习惯,完全可以给当前新陈代谢的需要投上阴影。而且,在大多数人身上,特别是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能毒害这种躯体的智慧,尽管这种智慧永远不会完全丧失。

这个一般的原理与著名的体内平衡实验完全吻合,它不仅对于食物的选择是对的,而且对于各种其他身体需要来说也是对的。

这一点看来己相当明显,一切有机体,是更加能够自我管理的、更加能够自我调节的和更加自动的。有机体应当受到巨大的信赖,而且我们也正在学会坚定地信赖婴幼儿的内部智慧。例如关于选择食物、断奶的时间、睡眠的总量、训练控制便溺的时间、活动的需要以及其他的事情上,都更加信赖婴幼儿自己。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特别是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有病的人那里发现,选择者有好坏之分。我们已经认识到,尤其是从心理分析学者那里认识到这种行为的许多隐蔽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己受到应有的尊重。

在这方面我们具有令人吃惊的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充满了价值论的意义。小鸡在自由选择食物的时候,它们选择对自身有益食物的能力是完全有差异的。好的选择者变得更加强壮、更高大、更占优势了,这也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最好的东西。如果迫使差的选择者吃好的选择者选择的食物,那么就会发现,差的选择者变得比过去强壮、高大、健康、有优势了,不过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好的选择者的水平。

如果类似的实验在人身上也能做出,那么,我们大量重建各种理论就很有必要了。就人的价值理论来说,径直地依据统计,描述没经过挑选的人的选择,这不会是适当的。把好的选择者和坏的选择者的选择,把健康人的和病态人的选择,进行平均计算也是无益的。

从长远角度考虑,只有健康人的选择、感受和判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从长远来说对人类是好的。神经病患者的选择,最多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于保持神经病的稳定是好的。脑损伤者的选择,也只能对于防止灾难性崩溃起作用,而切除肾上腺动物的选择虽然可以使自身免于一死,但这种选择对于一只健康的动物却有致命的危险。

这是使大多数享乐主义者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沉没的暗礁。由病理激发的愉快同由健康激发的愉快是不能平均的。

此外,任何伦理的准则都必须考虑体质差异的事实,无论是小鸡和白鼠,还是人类,道理都一样。正如谢尔登和莫里斯已经证实的那样,一些价值对所有健康的人都是共同的;而另一些价值对所有人则不是共同的,而只是对某些类型的人或特殊的个体才有用。

不过,特异的需要则产生特异的价值。基本需要的东西,可能对于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因而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价值。

个体的本质差异产生价值观,也就是说,个体本质的差异导致有关自我文化和世界各方面的偏爱。这些研究支持了诊疗家在个体差异上的普遍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这种经验的支持。这也是人种学资料的实际情况。这些资料说明,由于剥削、压制、赞同或非难等等因素的存在,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了人类体质潜能系列的很小一部分,从而弄清了文化差异的意义。这同生物学的资料和理论以及同自我实现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证实,器官系统坚持表现自身。简而言之,坚持活动、肌肉发达的人喜欢运用他们的肌肉。

的确,为了自我实现必须使用它们,这样才能达到主观感觉上和谐的、没有压抑的和满意的活动。这是心理健康者非常重要的方面。有智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智力,有眼睛的人必须运用他们的眼睛,有爱的能力的人应当有爱的冲动和要求,这样才能感到是健康的。智能吵吵嚷嚷地要求使用它们,只有当它们被充分利用了的时候,它们的吵嚷才会停止。概括来说,智能就是需要,因而也是固有的价值,而且两者的关系已密切到这种程度,假如智能相异,价值也会因而有所不同。

做自己意志的主人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从一个人使用榔头的方式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他的力量的大小。因此,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人在他的朋友提议他到某地定居和购买土地时,他简明而精确地描述了当地居民的性格特征。他说:“到那里做生意可得加倍小心,我了解那里的人们。从那个地方到巴黎兽医学校来求学的学生,在解剖课上并不使劲敲击动物的砧骨,他们缺乏力量。如果你在那里投资,你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报。”

这段经过缜密思考的话,表明了观察者对性格特征所具有的细致而又公正的鉴赏能力,它极为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每个个体的力量使得一个国家变得强大,并且是每个个体赋予他所耕种的土地以价值。这正如一句法国格言所说:“人类的力量,就是土地的力量。”

土地耕种中质量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对有价值的目标的追求中,坚忍不拔的决心则是一切真正伟大的品格的基础。充沛的精力会让人有能力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忍受其中琐碎而又枯燥的细节,从而使他顺利通过人生的每一驿站。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各种令人沮丧和危险的磨炼,才造就了天才。

在每一种追求中,作为成功之保证的与其说是卓越的才能,不如说是追求的目标。目标不仅产生了实现它的能力,而且产生了充满活力、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的意志。因此,意志力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性格特征中的核心力量,概而言之,意志力就是人本身。它是人的行动的驱动器,是人的各种努力的灵魂。真正的希望以它为基础,而且,它就是使现实生活绚丽多姿的希望。在伯特尔修道院镌刻着一句格言:“希望就是我的力量”,这句格言似乎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塞亚克对儿子说:“当断不断、优柔寡断真让人伤心。”的确,没有比一个人的勇敢果断更为难能可贵的财富。即使一个人的努力最后惨遭失败,他也会因为意识到自己已经尽心尽力,而无怨无悔和感到欣慰。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看到一个人面对艰难困苦气节凛然、顽强拼搏;看到一个人满腿鲜血、四肢失去知觉,却凭着勇气奋然前行,这是最令人感到欢欣鼓舞和最为壮观的事情。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不能及时地付诸行动和成为事实,那么就会引起他们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但是,目标的实现,正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不仅需要耐心的等待,“直到普通平凡的布柳彻最后成为普鲁士元帅”,而且还必须是坚持不懈地奋斗和百折不挠地拼搏,就像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那样。切实可行的目标一旦确立,就必须迅速付诸实施,并且不可发生丝毫动摇。在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对枯燥乏味工作的忍受和含辛茹苦,应被视为最有益于人身心健康的原则,为人们所乐意接受。阿雷·谢富尔指出:“在生活中,惟有精神的肉体的劳动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奋斗、奋斗、再奋斗,这就是生活,惟有如此,也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可以自豪地说,还没有什么东西曾使我丧失信心和勇气。一般说来,一个人如果具有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目标,那么他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休·米勒曾经说过,使他受到良好教育的学校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这所大学校,在这里,艰难困苦和人世沧桑是最为严厉而又最为崇高的老师”。那些对奋斗目标用心不专、左右摇摆的人,对琐碎的工作总是寻找托词,懈怠逃避,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我们把所从事的工作当作不可回避的事情来看待,我们就会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迅速地将它完成。瑞典的查尔斯九世还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对意志的力量抱有坚定的信念。每每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情,他总是摸着小儿子的头,大声说:“应该让他去做,应该让他去做。”和其他习惯的形成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勤勉用功的习惯也很容易养成。

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骑上这匹,就要丢掉那匹。聪明人会把分散精力的要求置之度外,只专心致志学一门,学一门就要把它学好。即使是一个才华一般的人,只要他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全身心地投入和不屈不挠地从事某一项工作,他也会取得巨大的成就。福韦尔·柏克斯顿认为成功来自一般的工作方法和特别的勤奋用功,他坚信《圣经》的训诫:“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竭尽全力”,他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归功于“在一定时期不遗余力地做一件事”这一信条的实践。

不进行英勇无畏的奋斗,是不可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就的。人们把自己的成功主要归结为遇到困难时意志的积极进取,即我们所说的努力。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经常发现许多乍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结果,最终都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事实。热切的期望本身有可能变成了现实。不过,一般我们提出某一要求,都会考虑实现它的前提条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的,胆小怕事,犹豫不决,你就会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并且,似乎主要是事情本身不可能发生。

据说,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官员,他常常在自家房屋周围漫步,并且总是喜欢叫喊:“我要成为法国的陆军元帅,成为一个伟大的将军。”他的这种强烈愿望是他对成功的一种预觉,因为这位年轻的官员后来果真成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死的时候已经是法国的陆军元帅。《怪人》的作者沃克先生对意志的力量笃信不移。他说,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他决心立即恢复健康,结果很快就痊愈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偶尔出现。但是,尽管这种方法比许多药方便安全,却并不是每每见效。精神的力量超出身体这个物质载体的承受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劳累过度最终会使身体彻底崩溃。据说摩尔人的领袖莫利·摩陆克得了不治之症,卧病床榻,已是奄奄一息。正在此时,摩尔人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战争发展到了最危机的关头,摩陆克从病榻上一跃而起,迅速集结军队,领导他们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但是,摩陆克终因过度劳累,病情迅速恶化,而很快死去。

一个人如果下决心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下决心要做成什么事,那么,意志或者说动机的驱动力会使他心想事成,如愿以偿。虔诚的信徒总是习惯于说:“无论你祈祷什么,你都能得到,因为这就是我们意志的力量,上帝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郑重其事,最终我们都能如愿以偿。如果一个人没有做一个谦虚谨慎、富有耐心的人或做一个自由的人这样的强烈愿望,那么,他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意愿的。”据说,有这样一位木匠,有一天,当他修理法庭法官的座椅时,人们发现他在以往日少有的细致,对座椅进行改进设计。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解释说:“我要让这把座椅经久耐用,直到我自己作为法官坐上这把椅子。”说来奇怪,这人后来果真成了一名法官,坐上了这把椅子。

人生活的态度可以转变为意志,转变为信心。著名精神病学家卡尔·门宁格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也表达了这一真理。他说:“人的生活态度比事实更重要。”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事实,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困难,不管它显得怎样的没有希望,我们对事实的态度才是最为重要的。在你做一件事之前,如果你认为某一事实会导致你的失败,那么,在你实际动手之前,你已经让事实从精神上摧垮了你。相反的,自信、乐观的态度会让你去调整自己的行动,克服某一事实对你造成的困难。

自信心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平常主宰你的精神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想到的是失败,那么你面临的将是失败。但是,如果你想到要自信,并且让它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习惯,那么,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会有克服它们的能力。自信心实际上会引导出不断增强的力量。巴西勒·金曾经说过:“勇敢一些,你就会获得无穷的力量。”这句话是经过了的无数次实践的检验的。如果在你的生活态度中你的自信心增强了,你就会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帮助你。

爱默生曾经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谁相信自己的能力,谁就能征服世界。”他又补充说:“如果做一件你担心不能成功的事,那么,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在生活中缺乏信心,感到害怕,有不安全感,那么你很快就会失去力量。

有一次,斯托维尔·杰克逊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进攻,他手下一位将军很是担心,他反对说:“我担心……”或“我害怕……”杰克逊把手放在这位下属的肩上,说:“将军,不要考虑你的担心。”诀窍就在于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心里要有一种踏实感、安全感。这样,就会驱除内心的恐惧和不自信。对一个长时期被不安全感和恐惧纠缠的人,他应当去阅读圣经中有关勇气和信心的一些论文,并用红铅笔将它们划出。他应该把这些话牢记在心,使自己的头脑中充满各种健康的、快乐的和强有力的思想。这些充满活力的思想会使他从一个精神颓唐沮丧的人转变成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可以在几周之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从一个彻底失败者变成一个充满自信、充满激情的人。他可以充满勇气和魅力。通过一套程序简单的思想调整,一个人能够重新获得信心和力量。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不管逻辑学家从理论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实践中,每个个体都会感觉到,他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是自由的。他不只是一根被抛入水中作为判断水流方向的稻草,而是一位身怀绝技、本领高强的弄潮者,有能力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并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掌握航向。没有什么东西能绝对约束我们的意志,我们能在实践中感觉到,也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意志没有被魔力迷住,没有让魔力牵着鼻子走。否则,如果我们不这样思考问题,那么,所有良好的愿望都会化为泡影,无法实现。

我们全部事业和行为方式,虽然遵循家庭的准则、社会的调节和公共制度,但是事物的实际进程都表明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哪里还有什么责任感可言?那教育、忠告、布道、谴责和惩罚又有何补益?如果法律不是人们的普遍信念,人们不把它作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来普遍遵守,那么,法律又有什么作用呢?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坚守良心表明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意志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东西,人生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也仅仅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积久的习惯和物欲的诱惑不应当成为奴役我们的主人,相反,我们是它们的真正的主人。即使我们向它们屈服,良心也会告诉我们应该抵制,即使我们真正下决心要成为习惯和诱惑的主人,我们也不需要超出我们自身所具有的、更坚强的意志。

有一次,莱蒙雷斯告诫一个年轻小伙说:“现在,你已经到了该自己拿主意的年龄了。否则,将来有一天,你会置身于你自掘的坟墓中呻吟哀嚎,你无力推开堵住坟墓出口的岩石。对于我们来说,最容易形成习惯的就是意志力。你应该好好学习,然后坚决果断地做出决定。这样,就会使你漂泊不定的生活安定下来,不再像秋风中的落叶,随风飘零,任意东西。

柏克斯顿坚信年轻人做事喜欢意气用事,随兴趣之所致,除非他已经形成了坚强的决心并能持之以恒。柏克斯顿在给他的一个儿子的信中写道:“现在,你已到了该对人生方向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关键时期,你必须制订出抵御不良影响的保护性原则,必须果断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否则,你就会陷入无所事事的困惑之中,养成漫无计划和目标、做事效率极为低下的习惯和性格特征,成为一个懒散拖沓的年轻人。而一旦你堕落到这种地步,你就会发现找回失落的自我可绝非易事。我坚信年轻人喜欢随心所欲,凭一时兴趣行事,我曾经就是那样……我生活中的乐趣和全部的成功,都源于我在与你现在的年纪相仿时所做出的转变。如果你在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时候,下决心勤勉用功、做事严肃认真,那么,在你的整个人生中,你会感到欣慰和愉快,因为你的决定是明智的。”意志,如果不考虑人生方向问题,那它就只不过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的同义语。但是,显而易见,任何事情都有赖于正确的方向和良好的动机。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方向是感官的快乐,那么,坚强的意志可能是可怕的恶魔,而聪明的才智只不过是它的下贱的奴仆。但是,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真善美,那么,坚强的意志就是造福人类的君王,而聪明才智才是人类最高财富的侍臣。

调整自己的心态

关于正常,人们一般来说是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传统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

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

我们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问题。在这一领域曾有许多专家付出努力,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却只有相当少的讨论。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如此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以至于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对它重新产生了兴趣。E·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

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的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对于这些心理学中的许多人,所有这些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

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

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关于“正常”的各种意义上解释的尝试。

人类行为的调查可被人为地缺乏完全评价,因为它只告诉了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是什么。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

例如,金西博士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

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对科学家很有用的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

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象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这个词通常被用来表示赞成习俗的依据,因为人们已无意中将其与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起来。与神学的标准一起来掩盖习俗,是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像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放在心上。

文化作为正常、健康、良好或适意的一种根源,可以相对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

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10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是适应人的概念。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被视为不正常。

一个人对自己文化及外部环境的适应往往是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的过程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扭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完全能够改变现实。

使用“正常”一词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是把它用于形容没有疾病、伤痛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临床习惯。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会少得多,因为他们发现的东西会多得多,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确凿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关于一般化的,广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将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

德鲁克发表这样一种观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健康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竖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健康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然后是实用主义和英雄主义交替上场。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他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个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我们来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的实质,虽然这个新概念刚开始或许有些教条化。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

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观点: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

第三,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很明显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这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这一概念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各种流派的心理分析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发现了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他们的理论中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拥有非常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的假设,但也必须看到,他还不了解真正的人性。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做奴隶就是他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

如果我来总结、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哥尔德斯坦、E·弗洛姆、K·霍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概念,我们应该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处学得,单凭才智或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这也是我们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的另一优点。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与理性相对立的是人的情感和类本能的性质,它们一直在相互冲突、厮杀。

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

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立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误解和曲解了理性。

正如犈·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不得不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我们如果对于人称为好的某些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拥有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我们凭经验就可以回答那些技术哲学家的反论,如幸福未必比不幸福更好。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主动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解释了众所周知的关于手段与目的价值命题的一般哲学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依照惯例也能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

下面有一些完全符合事实的经验之谈: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鱼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好多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他们对我们现实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但我要说,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前者这一用语比后者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这个词就根本不合适。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如果这么考虑,大家也不妨认为,性格深处蕴藏着爱的人却可能有行为上的劣迹。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有着微弱的、含糊的残余,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扼杀在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之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如同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和性质。但是却很难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

办事如何不拖拉

办事拖拉是人生的大忌,如果你是个办事拖拉的人,你大概在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这种人花许多时间思考要做的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找借口推迟行动,又为没有完成任务而悔恨。在这段时间里,其实他们本来能完成任务而且应转入下一个工作了。

有几个办法可以有效对付拖拉的作风:一是确定一项任务是否非做不可。有时,我们感觉到一项任务不重要,于是做起来就拖拖拉拉。如果这项任务真的不重要,就把它取消好了,而不是拖延然后又后悔。有效分配时间的重要一环,是把可有可无的任务取消掉,应该从你的日程表中消除乱糟糟的东西。

二是把任务委托给其他人。有时候,任务是能完成的,但是你不喜欢做。你不愿意或许与你的个性或专长有关。如果你把任务委托给一个更适合做、更乐意做的人,你和他就都成了赢家。

三是弄清楚有什么好处,然后行动起来。我们往往因为看不到完成一项不愉快任务有什么好处而拖拖拉拉。也就是说,我们做这项任务时付出的代价似乎高于做完之后得到的好处。应付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是从你的目标与理想的角度分析这个任务。如果你有个重大目标,那你就比较容易拿出干劲去完成有助于你达到目标的任务。

四是养成好习惯。许多人的拖拉已经成了习惯。对于这些人,要完成一项任务的一切理由都不足以使他们放弃这个消极的工作模式。如果你有这个毛病,你就要重新训练自己。用好习惯来取代拖沓的坏习惯。每当你发现自己又有拖沓的倾向时,静下心来想一想,确定你的行动方向,然后再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我最快能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任务?”定出一个最后期限,然后努力遵守。渐渐地,你的工作模式就会发生变化。“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这么说。他的意思是——习惯造就一个人,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习惯,在使用座右铭时,你可以养成自己希望的任何习惯。

在说过“现在就去做”以后,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身体力行。无论何时必须行动,“现在就去做”从你的潜意识问到意识里时,你就要立刻行动。

请你养成习惯,先从小事上练习“现在就去做”,这样你很快便会养成一种强而有力的习惯,在紧要关头或有机会时便会“立刻掌握”。

行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使他由消极转为积极,使原先可能糟糕透顶的一天变成愉快的一天。

卓根·朱达是哥本哈根大学的学生,他就是这样做的。有一年暑假他去当导游。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做了许多额外的服务,因此几个芝加哥来的游客就邀请他去美国观光。旅行路线包括在前往芝加哥的途中,到华盛顿特区做一天的游览。

卓根抵达华盛顿以后就住进“威乐饭店”,他在那里的账单已经预付过了。他这时真是乐不可支,外套口袋里放着飞往芝加哥的机票,裤袋里则装着护照和钱。后来这个青年突然遇到晴天霹雳。

当他准备就寝时,才发现皮夹不翼而飞。他立刻跑到柜台那里。“我们会尽量想办法。”经理说。

第二天早上仍然找不到,卓根的零用钱连两块钱都不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异国他乡,应该怎么办呢?打电报给芝加哥的朋友向他们求援?还是到丹麦大使馆去报告遗失护照?还是坐在警察局里于等?

他突然对自己说:“不行,这些事我一件也不能做。

我要好好看看华盛顿。说不定我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但是现在仍有宝贵的一天呆在这个国家里。好在今天晚上还有机票到芝加哥去,一定有时间解决护照和钱的问题。“我跟以前的我还是同一个人。那时我很快乐,现在也应该快乐呀。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现在正是享受的好时候。”

于是他立刻动身,徒步参观了白宫和国会山庄,并且参观了几座大博物馆,还爬到华盛顿纪念馆的顶端。他去不成原先想去的阿灵顿和许多别的地方,但他看过的,他都看得更仔细。他买了花生和糖果,一点一点地吃以免挨饿。

等他回到丹麦以后,这趟美国之旅最使他怀念的却是在华盛顿漫步的那一天——如果他没有运用做事的秘诀就会白白溜走的那一天。“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他知道在“现在”还没有变成“昨天我本来可以……”之前就把它抓住。

这里顺便把他的故事说完吧,就在多事的那一天过了五天之后,华盛顿警方找到他的皮夹和护照,并且送还给他。

总之,如果下定决心立刻去做,往往会激发潜能,往往会使你最热望的梦想也实现。孟列·史威济正是如此。

史威济非常喜欢打猎和钓鱼,他最喜欢的生活是带着钓鱼竿和猎枪步行50里到森林里,过几天以后再回来,筋疲力尽,满身污泥而快乐无比。

这类嗜好唯一不便的是,他是个保险推销员,打猎钓鱼太花时间。有一天,当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心爱的鲈鱼湖,准备打道回府时突发异想,在这荒山野地里会不会也有居民需要保险?那他不就可以同时工作又有户外逍遥了吗?结果他发现果真有这种人:他们是阿拉斯加铁路公司的员工。他们散居在沿线500里各段路轨的附近。他可不可以沿铁路向这些铁路工作人员、猎人和淘金者拉保呢?

史威济就在想到这个主意的当天开始积极计划。他向一个旅行社打听清楚以后,就开始整理行装。他没有停下来让恐惧乘虚而入,自己吓自己会使以后认为自己的主意变得很荒唐,以为它可能失败。他也不左思右想找借口,他只是搭上船直接前往阿拉斯加的“西湖”。

史威济沿着铁路走了好几趟,那里的人都叫他“步行的史威济”,他成为那些与世隔绝的家庭最欢迎的人。同时,他也代表了外面的世界。不但如此,他还学会理发,替当地人免费服务。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烹饪。由于那些单身汉吃厌了罐头食品和腌肉之类,他的手艺当然使他变成最受欢迎的贵客啦。而在这同时,他也正在做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徜徉于山野之间、打猎、钓鱼,并且——像他所说的“过史威济的生活”。

在人寿保险事业里,对于一年卖出100万元以上的人设有光荣的特别头衔,叫作“百万圆桌”。在孟列·史威济的故事中,最不平常而使人惊讶的是,在他把突发的一念付诸实行以后,在动身前往阿拉斯加的荒原以后,在沿线走过没人愿意前来的铁路以后,他一年之内就做成了百万元的生意,因而赢得“圆桌”上的一席地位。假使他在突发奇想时,对于做事的秘诀有半点迟疑,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现在就去做”可以影响你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它可以帮助你去做该做而不喜欢做的事;在遭遇令人厌烦的职责时,它可以教你不推脱延宕。但是它也能像帮助孟列·史威济那样,这个刹那一旦错过,很可能永远不会再碰到。请你记牢这句话:“现在就去做!”

调节工作节奏

调整节奏和速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缓解持续性的紧张。专家们认为,在工作场所,情绪、气氛和环境因素的一成不变是不适当的。在一定环境中,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有当人们在一起工作时感到愉快,才能取得积极的、满意的效果。相反紧张的、不愉快的情绪以能在工作或人际交往的行为中反映出来。对工作场所的不满意等消极的情绪,可以影响或融于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会使人们产生逃避的愿望,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恼人的气氛中。

在工作中,有害、消极的环境可以致使消极情绪在工作中泛滥。试想,你所看到的、接触的和听到的一切事情令人生厌,你就更能感到导致紧张情绪产生的环境力量。如果你置身于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只要你留心,就会从同事们说话的语调中察觉到,紧张充满了工作场所,有时人们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和多种多样。这时当你把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和心情上来时,你可以自问,你注意到任何紧张的征候吗?你的心情如何?你喜欢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吗?你将会感到放松和欣悦吗?你会感到愤怒吗?

当你怀有这种心情时,你能与家庭愉快相处吗?

紧张的情绪来自于工作环境,反过来又影响环境。心情恶劣时很容易夸大紧张的程度。如果你的上级并不支持或欣赏你的工作热情和努力,如果他们总是下达错误的、不合适的决定而忽略你的一切反应,甚至也不注意你的成绩,那么你会怎样想呢?痛苦?愤怒?不错,对于有些人,愤怒是发泄压力的途径,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压力则导致了厌烦和麻木不仁。所有这些都是对工作状况不满的一种强烈的消极反应。

进一步说,如果上级不仅忽视你的工作成绩,甚至还寻找机会批评你,那么你的内心更增加了“被忽视”和紧张的感受。许多人会降低自尊心,产生愤怒或退缩的消极反应。

综上所述,种种反应体现了在工作中能引起的情绪障碍的范畴。任何紧张都给环境带来影响。一个气味相投、富有合作性的气氛,能缓解紧张并使工作具有吸引力和充满愉快。积极的环境使人产生愉快、和谐的感受,使人比较宽容。消极的环境使人感到周围充满敌意、怨恨、厌烦、痛苦或迟钝。对情绪健康的环境与一个消极的、破坏性的环境之间的差异进行探讨是很重要的,它将使你能够分析出,情绪变化与你产生紧张因素的关系。假如你想弄清紧张是如何从工作环境中产生的,那你就下列问题向自己提问,答案将有助于你揭示工作中的气氛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你和你的同事们都有工作欲望吗?人们在工作时常谈论下班吗?在工作中,人们出差错吗(较高的失误率是消极情绪的一种迹象,由于压力的影响,人们比平常更易犯错误)?你或你的同事频繁地更换工作吗(失业的高比率是紧张或其他消极影响的一个指标)?人们忧郁吗?你和你的同事们觉得不被赏识或受到轻视吗?你的思维常有反复性吗?

如果你不能确定怎样回答其中的某些问题,你可以去问你的同事们。如果对大多数问题回答“是”,那么就说明,你备受消极情绪影响之苦,说明在你的工作环境中,弥漫着消极气氛。假如你要缓解或解除紧张,就必须消除产生紧张的环境。

那么,为使这种气氛转变为充满积极和愉快内容的气氛,你能做些什么呢?答案是两个简单而又尖锐对立的原则。了解这两个原则,将为你在工作中初步改善情绪气氛提供必要的基础。

第一个原则是:表扬、友爱和赞扬、鼓励以及支持对人们具有极大的影响。人们乐意因为工作好而受到表扬,人们喜欢受到别人的注意、希望别人评价自己的优良品质。的确,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也倾向于对别人友好。如果我们尊重和欣赏自己,我们也就尊重和欣赏别人。这一点你可以用简单的自我提问来检验自己。当你工作得力,你是否喜欢被注意和被赞扬?如你回答“是”,那么你就清楚了第一原则的要点。

第二项原则是非常不同的:批评、轻视,傲慢、敌视、无礼等,这些消极情绪和行为对人们的消极影响是长久的,所产生的后果也是难以消除的。因为,当人们受到批评后,他们总怀疑自己的能力和自我价值。有时这种消极的自我认识,可以导致对环境的防御和敌视态度。举例说,一个常被上级批评的工作人员,她就会在所有寄出的公函中制造微妙的错误,以此报复上级对她的傲慢和轻视。这种报复不总是公开的,但这些行为却常对她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起反作用,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这两项原则为如何达到一个积极的、健康的工作气氛提供了基础。第一项原则的关键是你需要做的、需要创造的气氛。第二项原则是一种警告,告诫人们不应做的事情。批评和敌视是使人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欠佳的方法。创造出一个积极的气氛,能产生工作愿望,也可以防止严重的紧张反应。当周围的气氛和情绪是积极的和支持的,人们都比较容易克服紧张或从紧张中恢复。一个温暖而愉快的工作环境可以比较容易地克服紧张。很明显,这样一个支持性、放松的情绪气氛,确实能减少人们对少数紧张源的反应。当人们对自己或工作等感觉良好,即使他们面临一些较严重的困难时,他们也不可能发生惊恐反应。

积极的工作气氛犹如抵御紧张的防线。每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多种多样的工作需要——分配任务、时间和生产的进度表、商议期限等等。这些需要是各不相同的和非常特殊性的。一个紧张者的特殊需要可能是阅读。有时在紧张状态中,用一天或整天的时间阅读,有利于身体的恢复。但在其他时候,有时相同的环境可以产生出非常不同的结果。某种需要或责任感可以缓解那些无言或无意义的、小的或不会触发的紧张反应。所不同的是,身体反应是对许多因素综合的应付。在能对情绪环境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验。积极的、愉快的感情对同事们来说,确实能减少或消除称之为紧张的东西。

假如气氛是消极的,你能改变吧?回答的是“是”,那么某些特殊行为将得到增强,以致改变不同和消极因素及无意义的工作环境。情绪可概述为六个简要的目的,这些目的有助于说明,工作中必须实行简单易懂的通信或交往的规则。如果你要使工作气氛成为有助于工作进行的时候,就应遵循这六个规则。

第一,立即反馈。当你的感觉是积极的,那么朋友或同事就不得不分享你的感情。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真实信息。有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某个信息具有最大限度的积极的效果,它就必须尽可能快速传递。如果一个称赞或肯定的意见被长时间耽搁,我们希望表扬的那个人就会在反馈到达之前就开始感到泄气和失望。这样一来,我们的表扬如同虚设,减少了积极效果。

几年来,我与一位研究人员共事,这位研究人员对助手们从不赏识,就我自己的分析考虑,我开始理解助手们的态度,并且把这事转告了其本人。他听后很吃惊,不知所措。他曾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漠不关心他人的人,尽管如此,最后,他仍继续一如既往地工作和对待他的助手们。

最终,他的助手鼓足勇气向他述说了他们的不满。他们十分明确地指出,他常常习惯性地忽视在他们完成工作之后发些合乎时宜的赞叹或放几天甚至几周假作为酬谢。如果他们的这位领导有这种不赏识他人或不合时宜的行为的话,他的助手们就把他看成是奇怪而带敌意的人。

遗憾的是,他并未时刻准备接受这种批评指正,尽管批评是不带任何敌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他仍一如既往,对于助手们希望关于工作问题的要求能直接、迅速回答的请求也是拖拖沓沓。此事的最终结果是:助手们在与他的接触失败后几个月,他的所有助手都集体辞职了——一个愚笨的思想交流者为代价的生动证明。

正如这一例子所举的这位研究人员,他忽视了工作中最简单的交流感情的迹象及其结果;如果在工作中你想促使感情(情绪)上升至最高点的话,那么你必须做这位研究员曾拒绝做的事;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对某人积极的事情肯定,就尽早地作出反应。切记,积极肯定的立即反应,将会产生最佳的效果。

第二,反馈具体而详细。当你对他人的所作所为已感到快乐时,如果此事是涉及一种特殊的行为和工作的话,那么你的赞扬极有可能为他人所接受,为他人所欣赏。例如:“你给我的那篇报道,的确编写得不错”。这就比“你确实是位优秀者”这句恭敬话更有效。明确表达你的意思,会使对方更乐于去做你所欣赏的工作。一个了解你欣赏汇报书简明结构的雇员。在今后的派遣工作中,也极有可能强调这一特点。如果你用不明确、不具体的赞赏夸奖工人说:“你干得真棒!”工人对此不知所云,并不知道自己哪一件事干得“棒”。应当说,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具体的。对你喜欢或不喜欢的事愈加详尽的描述,对于他人来说就愈容易弄清你的希望所在。清晰、准确的回答,对他人的工作是一重要的引导。

有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赞扬自己秘书的老板嘟囔着:“你干了件大好事儿。午后见!”当他消失在门后,这位秘书站在原地琢磨老板的话是什么意思,是指某天一早写那两封短信吗?还是指短信中关于某天的会议重新有所安排?也许是指他期望下周的飞机票获得一事?没有从老板口中获得更加明确的答复,秘书无法得知老板心中所想的“好事”是什么。结果是,一个真诚的赞扬没达到预期效果。秘书非但没感到高兴,反倒使自己感到迷惑不解。如果老板的赞扬明确具体,详细指明了他自己所喜欢的事,那么模棱两可的感觉就会避免,同时被老板引为“骄傲”的事也同样会在秘书心中引起愉快的共鸣。

第三,使发出的信息尽量与你的感情相符。增强感情气氛的有效做法:称赞必须是真诚的。不诚心的、虚伪的称赞常常产生相反的效果。唯有真诚、坦率的肯定才能真正使对方对自己感到满意。

当我们开口谈话,倾听者就竭力抓住我们谈话的整个内容以及褒贬措辞的意思。如果我们希望谈话内容得到对方的尊重和采纳,那么谈话内容和措辞就应当是适当的。也就是说,措辞与内容相吻合。假如我以粗犷和讽刺的口气对别人谈话,却充满恭维过奖之辞,这就会深深地伤害对方。实际上,当谈话者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倾听者则胡乱猜测对方的意思,并根据自己的感觉去理解和判断。

例如,一个经理夸奖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好事,然而他的语调和手势却表达了相反的意思。因为他一面谈论一个特别部门的优异工作,而他的假发却一面乱动乱摆,似乎是在否定什么。这种矛盾的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妨碍了信息交流并造成许多误会。另外,措辞与语意之间的矛盾易导致别人的不信任。

这一规则的关键在于不说违心话。假意赞许效果是极消极的,会破坏人们相互的信任感,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如果你并不想称赞别人,就应当避免用伪虚的褒义词来掩饰自己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美言不如缄口更显得有诚意。

第四,鼓励对方完整表达意思。我们反对虚伪的感情。假如你并不愿对别人大加赞赏,那么保持沉默就比违心的赞扬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感情不诚实,也不意味着对有过失的一方不可以批评。但批评从来不是改变他人行动的最好办法。如果你去强调他人积极的一面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而且,详尽地数落别人的失败或不好的表现是无意义的。毫无疑问,犯了错误就必须承认,但真正纠正错误、改正错误,只有当人们被鼓励着去继续干或不断发展自己积极工作一面的时候才会出现。导致这种现象的总的原因在于——积极肯定的反应被视为奖励并且是促进积极行为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肯定的评语能使人感觉到自己更有能力,从而产生继续干好的决心和信心。适当的赞扬增强了人们的自尊心并且帮助我们竭力表现出最大能力。相反的,批评容易使被批评者感到难堪、削弱被批评者的自尊心。有的研究表明批评过多与工作人员失职率成正比。挨批评多的人在工作中失误率也高。如果你希望制造一种积极的感情气氛,那么就要注意和他人建立相互支持的交往关系,强调积极的能导致成功的因素,并及时用准确的语言进行赞扬。

第五,欲获他人支持首先以身作则。这一规则的要点在于承认这一观念。假如我们受到轻视、侮辱和指责,我们就会产生沮丧心理,就会以为自己因不胜任本职工作而要面临失业。

在工作中促进积极感情气氛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如你期望得到下属和同事的支持,首先要做出表率。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并且明确地告诉他们所欣赏之处。这不意味着你总是附和他们,而是说明你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尊重他们。只有当大家感到有一分相互支持的力量时,他们才是在体验一种同舟共济的感情,这种价值既能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能产生轻松、和谐的感情。

第六,察觉他人积极因素、发现自身动力。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如果你对自己厌弃,也就难以使他人感觉愉快。与自己过不去的人一般易于刁难他人,易于产生敌视态度,待人妄自尊大,而自己情绪却常常消极低落。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则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功。并且更容易发现、肯定他人身上的优点和才能。与其说,工作中积极的感情气氛的增长在于你自己,不如说热爱自己、尊重自己才是改变他人行为的首要一步。

这些观点转变成行为,一旦你干了件出色的工作,就是充分肯定自己。当你出色地完成项工作,就对自己说一些积极鼓励的话并注意自己的心理感觉。在本周来,再看看自己是否比从前更经常地发现自身的能力。假如你成功了。那么不妨照样继续这样一个月,保持自我发现。在一个月后,读读自己的日记并回答下列问题:在这点上,对自我持肯定的还是否定态度?既然我承认自己良好的行为,工作是否轻而易举呢?当我承认自身能力时,我感觉更有竞争能力了吗?当我自我欣赏时,我还有更多的精力和热情存在吗?

当我感到自身的能力时,我是否更易发现他人身上的才能和他人的优异工作?

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后,你对自身的积极成果和积极行为有了正确的认识。假如你属于那类总是唠叨缺点的人,做起这些事来就很困难。有的人看来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十分着急,一旦他们受挫折,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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