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卓著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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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纷纷试读：
第一部
一春节已经过去许多天了，北方这座灰蒙蒙的古城却还没有一点春归大地的迹象。
干燥、尖厉的冷风在一条条大街小巷中呼啸冲荡，路边的白杨树、洋槐树的枯枝，在风中瑟瑟地抖颤。
黎明的梦是安逸温馨的，它可不管天气多么寒冷，自由自在地在我的脑际悄悄地进行。
寝室的门“嘎吱”一声被推开了。这门与门框卡得很紧，关严了再推开，总要有很大的响动。小妹迟疑地走到我的床边。乍惊初醒，睡意还朦胧地在，我没有招呼她。她在我面前停住，大概有什么话要说，但又垂下眼睛，凝思片刻，退了出去。小妹有什么事？
快五年了——自打一九六九年三月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内蒙边疆，我几乎没有睡过囫囵觉。垦荒创业的重担压得我们食寝难安。今年第一次探亲回家，身与心当然要好好松快一下。尽管父亲历来是最反对我们睡懒觉的，我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优待。直睡到实在过意不去了，我才翻身起床。系着衣扣，走出屋来，时间已过九点。爸爸、妈妈、大妹在家，大哥，小妹上班、上学去了。
爸爸正坐在窗前，给一条膝盖处磨出破洞的裤子打补钉，面部表情如平日一样紧板板的。患半身不遂的母亲歪坐在一张挨着桌子的单人床上，一口接一口地吸着廉价的纸烟。多年的室内生活使得她面色苍白，五十出头的年纪却已像年愈花甲。但她的思维并没有混沌不清，她的眼睛一直在认真地观察着身边发生的一切。大妹守在炉边，等待炉上的水烧热，好洗那一大盆衣物。
我洗漱完毕，到厨房里将鸡蛋挂面汤端进屋，在火上热了，默默地吃起来。我发觉今天家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爸爸停下了手中的活计，问我道：“你们团政治处有个叫王亚卓的？”
我感到十分惊诧，爸爸怎么会知道这个姓名！“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看出爸爸那严肃的表情中带有几分紧张的神色。我的名字叫吴卓，他恐怕联想到了什么。
我心里嘀嘀咕咕，回答道：“宣传干事。”旋即反问，“您怎么知道他？”“他给北京的‘那个小学生’写过信？”“对……写过。”“你知道这回事？”“知道……”“早上中央台广播了‘那个小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了他。”“是吗？”我感到震撼，心咚咚地激跳起来，“怎么批的？”“很凶。这个人要倒楣了。”
一阵静默。我觉出爸爸、妈妈和妹妹的六只眼睛在紧紧地盯着我。
我不知滋味地将一碗挂面吞下肚，头上有汗沁出来。
过了一会儿，爸爸又问：“这个王亚卓平时表现怎样？”“挺好的。”我说。“是现役军人、复员兵，还是知青？”“知青。”“什么地方人？”“天津。”“你们关系怎么样？”“还可以。”
爸爸把补完的裤子放在膝上，用手抚压着皱巴巴的补钉。“你回去后，得好好说说他。他（扌通）的漏子可不小哇！”
我点点头，心慌意乱地回到我那间小小的寝室中，急煎煎拧开了半导体。电台正在广播“那个小学生”的公开信，播音员的声音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我认为，我们根本的分歧就是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好’，还是‘糟’？我们全班、全校、北京市和全国都出现了如《元旦献词》指出的——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过去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使师生对立，今天是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使师生重新团结、战斗在一起……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不是拍手叫好，而是埋怨指责，这只能说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在你眼中，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跪倒在孔老二的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让我们这群毛孩子要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嘛！……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把我们革命的师生引向分裂，把我们从教育革命前进的大道上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虫。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是多么相似！……”
如五雷轰顶，如乱箭攒心，我不禁大汗淋漓。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立时觉得身疲体软。我胡乱地卷了卷散乱的被子，倚靠上去，望着春节前刚刚粉刷过的雪白的屋顶棚，心猿难系，脑子里翻荡起一个月前的幕幕场景：
大约是一月十四日。傍晚，开晚饭的时间，我在团部饭堂里遇到团中心学校的一群老师。他们的脸上似都笼罩着阴云。他们在交谈，神情愤然。由于天天在一起吃饭，我和他们都较熟。我端着饭碗，凑到他们群中。“团里要不对这个学生做严肃处理，我们就罢教！”“咱们这行没法干了，干脆打报告辞职！”“对，早晚是这一出！”“辞职！”“打报告！”
我打听了一下，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自打去年初冬，北京一所小学的一个女学生的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历来处于政治斗争前沿的教育战线立即腾起了一片硝烟。由于现代化宣传机器的高效能，就连我们这地处边远地区的半正规学校也不能苟安。顷刻间，反“师道尊严”的大棒狂飞乱舞，师生之间反目成仇，校舍的桌椅板凳折胳膊断腿，玻璃一块块破碎，操场上的体育器械东倒西斜，大字报又糊满了门窗……
团中心学校初二（4）班有个叫孙宝光的男生，生性粗野，经常打人骂人，破坏公物，各科学习成绩极差。反“师道尊严”的风潮掀起后，他越发无法无天。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他竟擅离课堂，闯到初一（2）班寻衅打架。初一（2）班班主任邓玉梅老师前来制止，却遭到他的恶语辱骂。邓老师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无法忍受这等侮辱，便找校革委会要求对这个学生给以处分。但因形势所迫，谁也不敢惹这些“革命小将”。孙宝光因此更肆无忌惮，竟然在这天下午，把粪便抹到了邓老师办公室的椅背上。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全校所有教员都极为愤慨，积郁在心头的怒火实在无法抑制了……
当晚，夜风清冽，月光溶溶。我坐在桌前想完成压在案头的一篇通讯稿，思绪却总也收拢不住。脑子里飘飘忽忽，全是饭堂里听到的新闻。自北京“那个小学生”的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我们政治处里有过多次争论，观点各有不同——尽管是党报肯定的事情，还是有不少人持不同的看法。
漫想着，宣传干事王武尧，放映员韩亚立不约而同来到我的宿舍。他们也听到了学校老师要集体辞职的消息。“学校里热闹了，老师们到底忍不住了。”王武尧透着几分兴奋说。“学生可以任意批判老师，老师还得笑脸相迎，不然就是‘师道尊严’。真有意思！”韩亚立哂道。
我们三人在团政治处的争论中，观点比较相近，因此凑到一起话很投机。
王武尧的父母及姐姐都是教员。他对教育界的问题尤为敏感。他愤愤地讲述了好几桩发生在他的天津老家，学生侮辱老师的事例。韩亚立也讲了他去年回北京探亲，到母校去的所见所闻。我们很自然地又扯出了北京的那个小学生。
我说：“她不蹦跶，老师就够受的了，她这么一来，真把老师逼得没活路了。”
韩亚立喟叹：“旧社会讲，‘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现在家有一口粮，都不当这孩子王。”“都不干教育，怎么能行。那不是办法！”王武尧道，“那个小学生懂得个什么，恐怕是有人要拿她做文章。”“嗯，别小看这个孩子，象是有点儿来头。”“她的日记摘抄在全国发表，起的作用太坏了。”“不能就这样任其下去。”我提议，“我们给她写封信，辩论辩论。”“同意。”韩亚立立即应和，“要不，她还以为自己挺正确呢。”“如果她能跟咱们辩论就更好。”王武尧也跃跃欲试。
当下，我从报纸堆中翻出了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份登有‘那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报纸。我们开始研读。“老师和学生平时产生些矛盾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矛盾并不难解决。要是硬把这些事情说成是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不是明摆着要把老师当敌人吗？”韩亚立看着报纸上的编者按说。“我父亲那个学校有人就公开讲，‘枪口对准修正主义靶子，子弹要穿过教师的胸膛’。”王武尧气愤地说。“我上次回母校，也听到过这样的话。”韩亚立说，‘教育战线乱成这种样子，还说是形势大好。真是居心不良。”“现在，谁批老师批得狠，谁就是反潮流的英雄，岂有此理！”我也感到气忿难平。“什么反潮流，这本身就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矛头对准教师，方向就大错特错了。”“谁是谁非，辩论辩论就能清楚。”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无形中形成了决议：给‘那个小学生’写信，讲明我们的看法，帮助她端正思想。
三个人都同意从每人名字中摘出一字作为署名，于是就产生了个“王亚卓”。信由我执笔。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偏远地区的一个极平常的夜晚，做出了这件引起全国轩然大波的事情。
当晚，我写出信稿，并请王、韩过目。××：
看了你登在报纸上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结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实在不敢恭维，你在信及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未免迫人太甚！
教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而学生就能把教师当敌人吗？我不是说你给教师提意见，就是把教师当敌人了，而是你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教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以满腔热情给予帮助，还是以敌视的情绪加以批判，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我们不应该强调提意见人的方式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就会发现决不是个别用词不当损害了教师的尊严，而是会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很欠诚意。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如若别人也以你对待教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瞪眼睛”之类不恭之词来对待你，你将会怎样想呢？
这里再一次申明，老师对你的压制是不对的，然而你的行动也同样是不对的。矛盾产生了，解决的方法应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著作里去找。你们之间的争执不属于原则问题，只要有一个高姿态便可解决。从你这方面来说，和老师谈谈心，把对他的意见摆一摆，心平气和，他想必不会认死理的。“师道尊严”不对，“学道尊严”也不对！
××，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着你个人的做法。现在许多学校里，学生动辄就贴大字报，谓之“反潮流”，其实这才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教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一的命。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教师还能说话，还能负责么？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教师们想一想吧，他们多少年如一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他们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
继你之后，广州又出来个辛若愚，说出的话更没道理。对教师的一点缺点错误，也要捅到报纸上去，这合适呢？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要看指摘老师的文童……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教师，教育上的事懂得很少，只是出于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关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如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以后有空，还想再与你讨论。
祝学习好！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七四年元月十四日
第二天，我把信扔进了邮箱。
不久，我们收到了“那个小学生”亲笔写来的一封信。她说，我们的信对她有很大的教益，自己在许多方面还幼稚无知，愿意就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与我们共同探讨。读了信，我们觉得她的态度还不错，打算复信给她。这时，我和王武尧获准离队探亲，便决定回来后再商量复信。谁料想，事情不到一月，竟又冒出了这么一封《公开信》。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啊，令人费解的、充满着凶险气息的现象！
我的心像被野鹿的硬蹄蹬踏着，忽悠忽悠不能安静。看看表，九点四十分，估摸这会儿邮局已到了今天的报纸，便走出家，到邮局去买。岂料，新到的报纸已被抢购一空。我又乘公共汽车奔往报社报栏，在人群中挤着读了那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醒目的通栏标题刊登的公开信《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心更是颠簸得厉害。
在街上冒着冷风胡乱走了好一阵儿，才回到家来。时已近午，大哥和小妹先后回来了。
吃午饭时，小妹讲了这封《公开信》在学校引起骚动的情况，家中气氛十分萧索。
妈妈担心王亚卓的命运，忧忧闷闷地叠声感叹。
大哥说：“不至于怎么样，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错了，认识认识就行了。”“那么简单？《公开信》里说的是资产阶级老爷的嚎叫，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母亲说。
母亲的话，使我的心又一阵惊悸。“一个小学生的话，轻重没有分寸。”大哥仍不以为然。
父亲低声道：“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能写出这样一封信来？这是上边授意的，不能小看。”“上边也不是不知道现在教育上的情况。”大哥说。“什么都不懂！”爸爸显然对大哥有些气恼了，“现在正深入‘批林批孔’，发表《公开信》不是孤立的，王亚卓这次性质够严重。”“还是年轻啊，不知深浅，干么自找这麻烦。”母亲说这话时，嘴里的涎水不能自控地淌到身上。“得了，得了，你知道什么！”大妹不耐烦地对妈妈叫道。
这次探亲回家，我看到大妹对妈妈很不恭敬，动不动就发脾气。这也难怪，自从一九六九年妈妈患半身不遂，至今已四年多了，大妹在学校本也是很不错的学生，但不得不辍学在家，料理家务。这是使她很伤心的事情。很长时间，在男女同学面前她总是低眉垂眼的。爸爸长年在八百里外的“五七”干校劳动，大哥对家事又不很经心，一副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尚未成年的大妹身上。她的性情渐渐变得寡默而急躁，对人的态度十分冷漠。我们，尤其是母亲，心里对大妹有那么一种负疚的感觉，所以对她在性格上的乖戾都予以宽容。小妹还体谅不到这些，她虽然性情温柔，但因在家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便常在姐姐发歪时给予谴责。此时，她听到姐姐对妈妈发态度，就向她投去不满的一瞥。
妈妈不再吱声，点燃烟，大口大口地抽。她的生活单调而压抑，只有让尼古丁来刺激。
爸爸和哥哥还在谈论王亚卓会不会受到严厉惩罚的事。大哥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经常对爸爸的教诲不以为然。
在对王亚卓会有如何后果这个问题上，我是比较信服爸爸的。爸爸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他的一生坎坷多难。他有一定的文化，长期在解放区的制币厂工作。由于脾性有些孤傲，总是没有人缘，同时也没能象其他老革命那样，步步升迁。他的级别在二十多年来没有变动过，一直在省政府交通部门做一名科长。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被捎了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被打了一棒；“文革”中又屡遭批判。他是政治运动场上的老“运动员”，临场经验是丰富的，因此，我相信他对王亚卓事件的分析。
父亲说这封信不是出自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的手笔，对极了。从信的语气和措词上看，都与她亲笔写给我们的那封信全然不同。那封信，语言确实是稚气淳朴的，而这封《公开信》的文笔却如此老辣、练达。它也一定是如父亲所说，体现了上边的意图，不然何以能在这样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中央的意图！“批林批孔”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将是不堪设想的！
草草吃了饭，推开饭碗，我躲进了自己的小天地中。我毕竟不是饱经风雨的斗士，猝然遇到如此重大的情况，真有如堕深谷之感，一时间方向不辨，心乱如麻，手足无措！
我暂且顾不上去想后果如何，只是紧张地思虑着该不该返回边疆。按道理，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应当即刻动身归队的，可我的假还有两天才到期，走得匆忙，一定会引起家人的猜疑。马上走与假满再走的矛盾在我脑海中冲撞着。好长时间我没有出屋。
外屋有人高声说话。小妹进来唤我，原来是同赴边疆的同学范建新来了。他也正在家中省亲。建新个子较矮，人也不甚机灵，但很敦厚。他在中学时和我同班；到兵团，我调到政治处前又和我同在一个连队，我们的关系较密切。他问我王亚卓是做什么的。他常到政治处找我，处里的人他大部分认识，却不知道这个王亚卓。因为当着家人，我以王武尧为模特儿回答着他。等进到我的小屋，才把真实情况告诉给他。
他听罢十分惊诧，好一阵儿没说出话来。“没关系，”他终于开口安慰我，“不就是给她写了封信，没什么了不起的。”“难说呀……”我忧郁地说，“回去准得挨批。”“没事儿，有理走遍天下，谁批跟谁辩！”
他的话真使我受到了不小的鼓舞。我竟然对《人民日报》产生了一股抗拒情绪，隐在心中的怯懦与忧伤一下子云消雾散了。
他又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便告辞了。送他出门后，我叮嘱他，不管将来出现怎样的情况，都不要告诉给我的家人，并请他转告兵团所有的同学，尊重我的这一要求。他应诺了。
建新走后，另一同学贾福彪的母亲也来探听消息，我按照对家人所说的模式，对她重描了一遍。以前我从没有说过谎，现在却说得从容不迫，连自己都感到惊讶。
送走了伯母，我又回到小屋中，感到浑身倦怠。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冥想着。家里只留有母亲、大妹、小妹，里外一片死寂。我感到今天整个世界都像有凄冷的阴雾在弥漫，“王亚卓取件”扭住了每个人的神经。
也许是因为烟抽得过勤了，妈妈发出一阵咳嗽。大妹暴躁地说道：“抽！抽！抽死！”“你管得着吗？别那么刁！”小妹护卫着妈妈，语气也很横。“去去，有你什么事！”大妹回击道。“当然有我的事儿，你这么说妈妈就不行！”“小卉，”妈妈叫小妹道，“别吵了。”
妈妈过去是耳朵边撂不得硬话的人，现在适应了新情况，有些逆来顺受了。但不管大妹怎样干涉，烟她总是要抽的。她生活的内容太贫乏了。
大哥不知从哪儿转回来了，对小妹嚷道：“几点啦，还不去上学！”“老师病了，下午没课，让在家自习。”“那还不快点看书！”哥哥越发没好声色。
这个纷纷扰扰的家庭呵，你干涉我，我教训你，唯恐天下有几分安宁。我多么希望一家人和睦相处，外界的矛盾已经够我们用全部心力去应付的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的思绪飘飘忽忽没有准位。我初步决定，等探亲假到期后再归队。可是总有一股不安的情波在心中摇荡。我若编个理由提前走，又恐怕被爸爸看穿。他现在并不是毫不怀疑王亚卓与我有一定关系。
脑子有些昏胀，不知不觉小睡一觉。傍晚，一家人又都凑到了一块儿。摆桌子，端饭。突然院外有人大喊：“姓吴的，吴卓在这儿住么？”
大哥拽门出去，转回来时，手里捏着一封电报。“你的！”大哥把电报交给我。全家人都注视着我。
撕封皮时，我的手有些抖。展开电文纸，是兵团拍来的，命令我“火速归队”，公开了电报内容，全家人不免有些湟然。
我张口结舌，又想继续谎饰。
爸爸埋下头去，用力往嘴里扒拉饭食。他八成明白了。“二哥，王亚卓是不是就是你？”小妹突兀问。
这次回家来，我把在内蒙兵团发表的各种体裁的文章剪册让家人看了，聪明的小妹发现我写东西用各样的笔名，所以联想到了“王亚卓”可能是我。
我望了妈妈一眼，仿佛透过她那被多难的生活煎熬得枯槁憔悴的形体，看到一颗疲弱的心。我不忍心再伤害它，于是像发誓似地说：“王亚卓是王亚卓，我是我。我们的关系的确不错，他写信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团里来电报，准是急于找我了解情况。”
从爸爸那阴郁的脸色上可以看出，他根本不相信这鬼话。妈妈则将信将疑，叮嘱我道：“回去要好好帮助他过关，该说的说，可别害人家……”
我点头应承。“认识错误要有诚恳的态度，不管想得通还是想不通，都要认识。”爸爸不无所指地说。“你们就不知道那丫头片子后边有人！”大哥说。他突然也感到事情非同小可。
饭后，我宣布明天启程。爸爸翻查列车时刻表。43次车下午两点从北京开出。我决定一早到北京，转车前余出三四个小时，我还要在北京看望迟玲玲。
当天晚上，我拾掇行装。家里人心上似都压着一块铅，整个屋里笼罩着一种绵绵的悲情。
大妹将过年吃剩的一块冻肉切成小丁，用来做了几罐香喷喷的肉丁炸酱。我们兵团的人都喜欢吃这种东西。妈妈拄着杖，从大衣柜里拿出一件叠得方方整整的军上衣，女式的，这是妈妈从在兰州某军医院当医生的大姨那儿索来的，让我带给迟玲玲。迟玲玲是我在边疆结识的女友，这次一块儿回来探家。新年间，她曾专程从北京到我家来，无意说出喜欢真正的军装，妈妈记在了心里，马上给大姨去了信。
收拾完东西，我到贾福彪、范建新家去了一趟。回家来，大家仍都默默地没有言语。我进到自己的小屋，呆呆地面壁而立。我感到惆怅而空虚。
平日这个时刻，活泼可爱的小妹总要缠绕在我的身边。她知道哥哥、姐姐之中，我最疼爱她，便愿意在我的面前撒一撒娇气。她有一个小小的爱好——集邮。她要求过我，给家写信，一定要贴大邮票，也就是“JT”票。无奈在我们那儿，并不是时时都能买到“大邮票”的。偶尔在邮电所见到，样数也极少，这样我便常常悖了她的愿望。这使我心中总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为了弥补这遗憾，我这次探家路过北京，为她买了一本漂亮的集邮册。她见了，高兴极了，眼睛里放出那么亮的光——仅仅为这么一本邮册！
她把邮册抱在胸前，在她身上那件洗得泛白的蓝布褂的衬托下，红色的邮册显得格外鲜艳。看着她那高兴劲儿，我不觉黯然神伤，我这个当哥哥的到底给过妹妹多少欢乐呢？
春节前，小妹把四年来集攒的三百多枚邮票一张张插进邮册里。她做这事时的神态是那么认真，那么欢快，似乎这就是她来到人世间的最大的享受。邮票插好了，她让爸爸看，让妈妈看，让哥哥、姐姐看……
小妹除了一次次让我观赏她的邮票，还常常捧出自己的作文本让我评阅。她毫不隐讳地承认对语文学习最感兴趣。她对事情很爱刨根问底，我则顺着她的心思，绘声绘色地向她介绍了许多我们那里的见闻，使得内蒙边疆的军垦生活蒙上一层奇幻的色彩，这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真想到内蒙去一次。”“去吧，最好是夏天。今年放暑假的时候去，我领你玩个够！”“能见着骆驼？”“能。”“能吃野天鹅蛋？”“能。”“能给妈妈带回哈密瓜、花兰柿？”“也许能。”“怎么也许？”“你要住的时间短，瓜还不熟。”“我住到开学。”
过年时，我们曾做过这么一次认真的谋划。
除了滔滔不断的交谈，我还带小妹看过几次电影，逛过几次大街。每次出门，我都要买些零食给她，如麻糖、兰花豆。还买过一次冻苹果。这些东西小妹平时是享受不到的。我家的经济条件自一九六八年妈妈被迫辞职以来，一直处于很拮据的境况中。全家六口仅凭爸爸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后来，我和哥哥先后有了工作，妈妈却得了病，每月医药费又要花好几十元。哥哥做的是一家工厂的推销采购工作，经常外出，月月赔钱。全家人的衣食处处要精打细算，粗衣淡饭勉强过得去日子。我在边疆干了五年，月薪升到二十八元。除去吃饭，抽少量的烟，没有别的什么开销，每月还能有几元的积蓄。
由于难得有可口的食物，小妹总要把我给买的东西留在衣袋里，带回家放在自己的那只小抽屉里，馋了时便拿出一些来同姐姐分吃。她的举动常常震动我的心。她不满十三岁，还没有上中学。
这晚，小妹没有来缠我。她在用一种凄迷探询的目光关注着我，好象我是一只雷管、一包炸药、一件易碎的玻璃器皿。她年纪虽小，心却是很深沉的，装得下许多事情。“王亚卓事件”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定然掀起了狂澜，当她在郁闷的气氛中感到此事与自己亲爱的哥哥有所关联时，她会有怎样的心情？
时间在深暗的夜谷里缓缓地流着。
我好象堕入了一个熟悉的梦境。似乎在什么时候有过同样一个夜晚。啊，那是在五年前，少小离家的时候。月份比这稍稍晚些。那时，妈妈的病还潜在着没有明显发作，是她老人家一手为我打点的行囊。同样是骨肉别离，同样是依依难舍，然而情感的基调是绝然不同的呀！那时候，我胸中装有壮志，怀里饱含激情，带着革命青年一往无前的志向，昂昂扬扬地奔赴沙漠、草原。
是的，我记得那个夜晚，全家人都睡得很迟。小妹攀着我的肩头一次次问：“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三年。”“三年？”
三年到底多长？在小妹的心目中也许只是三五个月吧。那个夜晚，似乎比今夜短暂。我的心沉浸在美好的憧憬和朦胧的喜悦之中。我已经成为一名军垦战士了。这身深黄色的军装是揪着心争得来的呀。那晚，哥哥一直默不作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真有些可怜他。
那是一个月前，传来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要在本城招收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消息后，同在一校的哥哥和我就开始了竞争。他报了名，我也报了名。可是，我们家庭的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俩一同飞走——爸爸在八百里外的干校，妹妹们还小，妈妈已经有了瘫痪的征兆。可以想见，我和大哥无论谁留在家里，都要挑起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呵！我们并不是想要躲避挑担子，只是外部世界那五颜六色的壮丽景象已摄取走了我们年轻的灵魂。我们太渴望置身于轰轰烈烈之中，去干大革命了。因此也就太不愿意守家护舍，平庸地磨耗青春。我和哥哥互不相让，彼此都把要去的地方说得苦上加苦。他说，他大我一岁，到外面去闯荡，家人尽可放心。我说，他大一些在家照顾会更有办法。
爸爸特意为此事回家来，但究竟谁该留家，他也没有充分理由，劝了大哥又劝我。妈妈见我们争着要走，很伤心，大概是觉得养儿一场，竟都无孝敬之意。小妹愿意我留在家，大哥有时对她吹胡子瞪眼。大妹则赞成大哥在家，办事还是大哥有办法。
事情僵持不下，大哥提议抓阄解决。我虽不很乐意，又没有别的办法。抓阄开始时的心情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爸爸做的阄。两片薄纸，一写“走”，一写“留”。爸爸当着我们面把两片纸揉成团，攥在手心，抛起半米高，纸团落在桌面上，随即他又用两只瓷杯分别扣住两个纸团，尔后对我们说：“抓吧。”我心情紧张地审视着这两只瓷杯，胡乱琢磨，不敢下手。我想让大哥先抓，他真伸手的时候，我又制止住他。最后我终于伸出右手，揭开了左边那只杯子。成败就在此一举！我捏住纸条展开了：“走”！人心大快。哥哥蔫蔫地展开他那张皱皱巴巴的纸片，随即把它撕得粉碎。我看到他的脸上阴雾沉沉，刚刚涌起的喜悦之情立时飞走了几分，并暗暗地荡起了一缕怜悯。美好的前程由我去奔往了，而他今后的日子谁知道会是多么艰辛！
抓阄的胜利，并不等于一切顺心如意。和哥哥的竞争结束了，新的拚搏立即开始。这之前，我们这座中等城市上山下乡运动搞得不象许多大城市那么热闹，刚刚有一股不强不弱的风吹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佩戴着三点红的现役军人便来到我们这里招兵买马；参加兵团跟上山下乡插队一样是知青接受再教育之路。这建设兵团虽然不是正规部队，却也是解放军领导，归属北京军区，享受供给制的组织。据说待遇与部队一样。那年头谁不想去当兵，能当上兵的毕竟是极少数，其余的能到建设兵团就算是大福大幸了，比插队去要神气得多！报名的人数多达五千，招收的军人只好严格体检、政审，来限制名额。我的身体还算可以，临到政审就发现了问题。原来爸爸在一九五七年竟有过右派言论——攻击过合作化运动。我原本是不知道父亲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的，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挨整。长辈的事情，长辈的心思我无从非议，然而，现时却是阻碍了我参加军垦部队。
由于父亲的问题外露，我在同学们面前有些抬不起头来。更重要的是，我的理想、我的抱负就要因此而毁灭。我万分痛苦，又不甘心屈从于命运，便拼着命向好的方面争取。
被家长、亲戚牵连而不能获准去边疆的人，在我所在的这所省直干部子弟学校里为数不少。我们都行动起来，向负责招兵的那位师部的科长做请求，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同学咬破手指写血书，有的立下死誓，与有问题的亲人一刀两断。我并不憎恨我的父亲，也没有见血的勇气，在面若冰霜的科长那里打不开局面，就改变方向，苦磨那位端庄文雅的女军医。女人心肠就是软，对我从没有过冷脸，后来真的替我在科长面前讲了话，于是我被破格录取了。得知这天大的喜讯，我简直乐懵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向我微笑。
记得，那是个春寒料峭的清晨，雾气浓浓的，一批应征的知青汇集在火车站月台上。送行者与被送者做着最后一刻的交谈，有的窃窃私语，有的高谈阔论，有踌躇满志的别情，有依恋难舍的泪眼。妈妈和小妹来送我，我没有丝毫哀伤，不住地说着男儿的硬话。母亲扯扯我的衣角，摸摸我的领子，她的眼里泛出晶莹的泪点。在她的身边生活了十六年，一直未曾离别过。母亲的心肠我能体会到多少？
列车开动了。母亲在凄凉的风中盯着移动的车窗。小妹抱着母亲的胳膊，乌黑的眸子一闪一闪的，似乎在重复着一早晨说过四、五遍的话：“哥哥，早点回来。”
我回来了，在那次离别的五年之后。
在生我养我的地方、在母亲的身边住了十七天。一封加急电报，明天，我又要走了。
今晚的月亮没有云彩遮拦，不很圆，但分外明亮。清寒的光辉如纱似雾漫进我这没遮帘布的小窗口，仿佛有一丝芳香。我喜爱月亮。在广袤的田野、草原上，它总是那么高远、清爽，那么温柔、含蓄，使人产生缱绻的情思，牵动人对故乡、对亲人长久的怀恋。
有一年，那时还在连队，整整一个秋天，我被分派看菜地。每天晚间接班。当远处营房最后一盏灯火熄灭，我便开始同我的月亮亲切相会。借着它的清辉，我漫步在黄瓜秧、豆角架间，或披着羊皮大衣，躺在芦苇窝棚的口上，凝视着它，同它对望。我的思想飞得那么那么遥远。我想象着有一天，我成了一名诗人，浪迹整个内蒙草原，月光下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唱出一曲曲军垦战士的赞歌，我幻想成了一名作家，人们在捧读我写的书，我作的文章。爸爸、妈妈、哥哥、妹妹都因我而骄傲……我曾对着月亮，猜想着此时此刻，小妹是在伏案读书，还是早已酣眠；妈妈是在思念着我，还是牵挂着劳苦的父亲。这美丽的月儿呵，给过我那么多的情思，那么多的幸福。有时，天上没有月亮，我心中便会感到惆怅。呵，没有月亮的夜晚，多么叫人悲伤！
然而迟玲玲却不喜欢月亮，是真的不喜欢！那天，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我和她泛舟乌梁素海上。小小的船儿在宽阔的水面上轻轻飘荡。明天是星期日，休息。这夜晚，我们可身心轻松地畅玩一番。月儿也象今朝这般明亮，柔曼的光辉给水面镀上一层薄银。远处芦苇荡呈着乌蒙蒙的轮廓，野禽的鸣叫声时起时伏。我被这良宵美景陶醉了，情不自禁地对迟玲玲叫道；“我觉得世间如果没有月亮，生活将会枯萎一半。”
她莞尔一笑，有些不以为然。“真的，月亮是伟大的。当天地间一片光明的时候，它隐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当黑暗降临，它便挺身而出，同黑暗激战！”“你在作诗。”她笑着说，“其实，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借太阳的光，显示的是自己。”“这有什么！比如……外国的文学名作，我们翻译过来，能使众多的中国人得到艺术享受，能说翻译家不光彩？”“你的小资调真够浓的。”她仍然笑着，“又是月亮，又是外国文学，让人知道了，你小心点儿。”“如果有一天我也像我父亲那样住进牛棚呢？”
她敛了笑意，似乎挺认真地想了起来。“如果那时你是我的妻子的话……”“我就和你离婚。”“唉，那还不如我现在就和月亮海誓山盟。”“祝你们白头到老。”她半严肃地喃喃低语。
小船漂摇，水圈扩散，湖面上一片银辉。
人，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谁也难料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当然渴愿一帆风顺，但逆风骤雨是不会因为你有良好的意愿而不出现的。幸福的人生本该是由甜酸苦辣、黄白青绿各种滋味和色彩交织而成的。一个人一生中承受得越多，生活才越充实，生命才越有力量！
道理我是懂的。灾难我不怕承担。但是，在这个荣辱波及九族，家庭中每个成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社会现实中，我又不得不产生许多的忧虑。我实在不忍心让我的亲人为我而遭受不幸。他们已经饱经苦难，尤其是我那被病魔缠身的母亲。她曾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中度过青春年华，30岁以后的时光，对她来说实在过于残酷。她那骄傲的、坚强的性格已被磨损得没有了一点儿痕迹……
第二天早上，我离家登程。年迈的母亲拄着拐杖送我出门。嗖嗖的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我们拦着让她回屋，她不肯，任性地一歪一斜走出大院的门洞。我的眼里禁不住泪水充盈。我只好让大妹停步，挽住她老人家的胳膊。大哥同我上汽车，又陪我到火车站。
爸爸没有出门送行。他忌讳缠缠绵绵的场合。小妹一早去上学了，临走时，她把自己存下的二元四角钱悄悄塞进了我的衣兜，这是我几小时后才发现的。二
九点钟到达北京。站在宽阔的车站广场，我的心更感到空旷。
在乘车的路上，我反反复复考虑着是否还到迟玲玲家去。报纸上批判了我们，她家无疑已经知道了消息。迟玲玲大概也不会对家人隐瞒那个“卓”就是我。即使眼下隐瞒着，以后又怎能盖得住？她的家人会持怎样的态度？我对迟玲玲是了解的，知道她真心实意地爱我。但，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她能够不思绪万千？可以肯定，她的父母如知道真情的话，决不会再同意她和我继续保持关系。她的父亲解放前是一家银行的小职员，母亲是一家私人企业里的小会计，虽算不上“黑五类”，毕竟也没有可以挺直腰板的历史。小小的包袱一直压着这个家庭。在动荡不休的年代，他们过的是战战兢兢的日子。任何一点额外压力都是不敢承受的。当初他们之所以同意我和玲玲交朋友，除了认为我本人在政治上可靠外，还有就是觉得我的父亲总还是在共产党队伍里扛过几年枪杆，又大大小小有个一官半职。我虽然不是心理学家，这点儿心理因素也还看得出来。
火车离北京越近，我的思想斗争越激烈。我真不想去打扰这一家人了，事到如今，何必去拖累人家。但是，原和玲玲约好一同归队，我提前行动，路过她家而不通告一声，合适吗？况且对她本人目前的心思，我还不得而知。
我记得，在那个明月当空，放舟乌梁素海的夜晚，当我向她表达爱情的时候，她吟诵了一首小诗赠我。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荒林，
在河流的两岸，
对一阵阵的狂风
勇敢地作战……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
树枝间做窠，鸣叫。“好极啦，谁写的？”我问。“裴多菲。”“你从哪儿见到过他的诗？”“一九六六年，我们学校红卫兵抄过一个黑作家的家。有一本《裴多菲诗选》。”“你怎么敢读这样的书？”“偷偷读呗，没有人知道。”“那么，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了！”
她笑了，没有说话。“书呢？”“这就不能再告诉任何人了。”“你怎么背得这么熟？”“我喜欢……”
列车在奔驰。我默诵起那首诗，感情在强烈地撼动。
我愿意是草屋，
在深深的山谷底。
草屋的顶上
饱受风雨的打击……
只要我的爱人
是可爱的火焰，
在我的炉子里，
愉快地缓缓闪现。
我愿意是云朵，
是灰色的破旗，
在广漠的空中
懒懒地飘来荡去，
只要我的爱人
是珊瑚似的夕阳，
傍着我苍白的脸，
显出鲜艳的辉煌。
走出车站广场，一直往北去，进了一条窄窄的小衡。她的家就在里面。
人终究不是普通的动物，考虑问题时总要有几个角度。进了胡同，我的步子又犹犹豫豫地不肯前进了。不祥的预感如一条绷紧的绳索，牵扯着我的精神。尽管有裴多菲的诗作鼓励，却也实在没有踏入那小小的四合院的勇气。我久久地在胡同间徘徊，最后终于调头走了。三
经过近三十个小时的颠簸，我回到了我为之奉献了青春，挥洒过汗水的地方。尽管气温低得使棉大衣薄如一张草纸，还是有一股热流在我心中涌荡。
已是晚间七点多钟。我在火车上已盘算好，出车站马上到本团转运站登记住宿，明天一早搭车去团部。不料想，刚刚走出车站，却见到政治处的两个同事专来接我。这一反常的举动，使我很为惊诧。
保卫股郭光运干事站在前面，见到我，脸上现出笑意。我伸出手去，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握住了我的手。我在瞬间观察了他的神情，觉得他对我的态度依然如故。我们平日相处得还好，眼前，他对我的情感好象没有变化。然而，宣传股崔干事的面孔却是冷冰冰的。我识趣地没有伸手给他，他也没有打算与我握手。“车上人多吗？”郭干事问道。“不算多，一直有空座。过了呼和浩特可以躺着睡觉。”我极力使语调显得轻松，同时扫量着崔干事的脸色。
崔干事今日全然没有平素对我的亲切神态。他的眼里似乎放射着警戒、不满的神色。我的心沉甸甸的。
郭干事拉开北京吉普的后门，崔干事先钻进车去，我跟着上了车。郭干事在前门上车。小车开动了，一时默默无语。
过了一会儿，我问崔干事：“您春节过得好吗？”
他没有吱声，只是轻微地点了点头。我确切地觉出崔干事对我的冷淡，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边疆这多年来，在所结识的同事当中，可以说最令我钦敬的就属崔于事。我不光敬佩他的人格，还念念不忘他对我的知遇之恩。一九六九年到兵团时，我凭着自己的兴趣参加了连队报道组，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小文章投给兵团报社，也在墙报上发表，广播上广播。有一段时间，崔干事在我所在的连队蹲点，他发现了我的写作才能，很欣赏我的刻苦精神。一九七〇年，《内蒙古日报》开办通讯员培训班，在整个兵团六个师四十九个团中抽调十名报道员参加。我们团分得一个名额，崔干事一手安排让我去了。为此，宣传股的专职报道员很不痛快，好闹了一阵情绪，被崔干事硬扳了过来。崔干事的工作作风爽快、麻利，讲话干脆利落，走路两腿生风，处理事情果断明快。他所管辖的放映组、报道组、中心学校的人员都能心悦诚服地遵照他的命令行事。连最难摆弄的团宣传队那一大群各有一技之长的强男劲女也不敢跟他调皮。在他手下做过事的，都知道他拧人很紧。我在参加团里办的报道员学习班时，曾跟他到九连割麦子，累得腰酸背痛，晚上还得熬灯耗油写文章。有时夜间还被他吹响的哨子调动起来，搞一阵战备活动。他常说：“年轻人要有股子朝气，十七八岁的人累不坏！”
遗憾的是，崔干事当兵二十余年，年纪已有四十出头，作风之正，能力之强，远远超过其他一些干部，但他自一九六〇年当上连队指导员后，十多年来没有晋升一级。从政治处看，组织股、干部股、宣传股的几位正副股长没有一个比他资格老，比他能力强。按下边战士的说法，其原因全在于崔干事性情太直，不懂得研究上边的心理，他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却难以得到领导的信用。“抗上”岂能有好的前途？！据说他从正规部队发配到兵团来，就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和团长发生争执落下的结果。他自己也能认识到久不“进步”的原因，但毫无克制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也并没有因为得不到重用而敷衍工作。这么多年来总保持那么一股冲劲儿。
我在内蒙古日报社学习半年后回到连队，对新闻报道工作的规律已略有所知，连续写出了几篇较有分量的稿子，分别在《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兵团战友报》、《巴颜溥尔盟报》上发表，一跃成为全团数十名报道员中的佼佼者。这时，团政治处的报道组正需要充实，崔干事便向股长和主任推荐把我调上来。但是，我的档案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父亲的问题，我上调的事受到杨股长的阻止，他亲自物色了一个与他个人关系极好，但工作能力平庸的人。于是，一场到底调谁上来的争执在崔干事和杨股长之间展开了。尖锐的矛盾最后摊到了政治处正副主任身上。伍主任主张调用杨股长推荐的人，臧副主任同意让我上来。为此，团里领导开会研究了两次，偏向杨股长一方的占了优势。崔干事真的大动肝火了，他以党的阶级政策为盾牌，把调我上来的理由摆得极为充分。处里广大基层干部都为此事所牵动，绝大多数人赞成崔千事的提议。经过一番很不容易的冲撞，在拖延了三个月之后，我终于到政治处报到上班了。我清楚地知道这次上调之不易，心中对崔干事感激不尽，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崔干事的眼力没有错。我废寝忘食地下连队，跑基层，全团的报道网健全了，工作搞得十分活跃。一九七一年全国上稿率在整个建设兵团首屈一指。我被评为优秀报道员，参加了北京军区的新闻工作会议。崔干事对我也越发信赖。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知青的年岁增长了，思想成熟了，脑子里的问题也多了起来。大家在想：为什么最最忠于毛主席的人会驾机外逃？为什么国家越建设，物质越匮乏？为什么文学艺术精粹得只剩下了“样板戏”，而社会风气却每况愈下？就眼前看，数十万兵团战士挥汗苦干这么多年，物质待遇却依然这么可怜；有职有权的家长将自己的孩子以各种名目招回城市，只留下平民百姓之家的孩子承担着扎根边疆的光荣使命；兵团纪律日趋涣散，官兵关系日趋紧张……在这种状况下，新闻报道工作越来越难搞了。只有靠妙笔生花的本领能维持新闻工作的荣誉。而这样做，良心不安，还要引起广大干部战士的唾骂。我的日子不好过，于是找崔干事多次提出下连队种地去，崔干事更明白现实，但他一再劝我先凑合着干。凑合凑合，凑合到今天，出现了这震撼全国的事件……
吉普车在荒原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颠簸前进。郭干事好象很是疲倦，脑袋靠在椅背上一歪一歪地打盹。崔干事则依然保持着他的军人仪态，腰板挺得直直的，脸孔严峻，目光炯炯。“王武尧什么时候回来？”我问崔干事。王武尧与我同时回家探亲，韩亚立则没有离队。“他坐下午两点的车到了。”崔干事简单地答。
我现在急于想见王武尧，韩亚立，三个人在一起会觉得有力量。
吉普车的灯光照处，有一条黑影横窜过去，像是只野兔。此时，车速至少在八十迈。
一小时后，车开到团部。我们下了车。郭干事帮我拎着一只提包。他对我说：“到这儿来。”
我随着两位干事进到团部的房廊中。这是座兵团战士自己脱坯、烧砖，自己设计盖成的有走廊的平房。因刚从家回来，住了十几天整齐的房屋，此时觉得这走廊弯弯斜斜，房屋建造得太粗糙。
我们进到了党委会议室里。团长、政委和三个非本团人员在屋中。“吴卓接来了。”郭干事向政委报告说。“好，你们回去休息吧。”政委对两位干事说。
郭、崔二干事走出屋去。“小吴呀，你这漏子捅得可不小哇。”政委语气不重，但面色很严肃地说，“兵团党委对你们的事很重视，专门组成了工作组。”他抬手指了一下身边一个六十多岁年纪的瘦干巴矮老头，“这是兵团的段副政委，工作组长，这位是程副师长，副组长。”
我又打量了一下副组长，这是位皮肤白嫩，身体肥胖，面庞很宽，生着一副女相的地方干部，年纪在五十七八，另外还有一个现役军人，有些面熟，好象是兵团宣传处的，政委没做介绍，他一定是工作组组员喽。“吴卓同志。”段副政委道，“现在全国正在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没想到你们干出了逆历史潮流的事情。问题很严重啊。”停顿几秒钟，接着说道，“从广播里听到消息，又得知是你们几个小青年搞的，心里头很有些纳闷。你们本身是搞宣传工作的，就认不清当前的形势？党中央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不明白？报纸是党中央的喉舌，传达的都是党中央的精神，你们不懂？”段副政委情绪真有点儿激动。“太没有头脑了。”本团政委说。“简直是吃饱了撑的！”外号张黑子的团长说。“不，绝不是吃饱了撑的，是思想意识、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程副师长一脸刚愎之气，“说轻了，你们是说出了地富反坏右不敢说的心里话，让人家当枪使；说重了，你们就有着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抗的思想。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的行为是受理智支配的。”副师长那凛然的神态，尖利利的语调，真叫八脊梁背上冒寒气，“你们虽然都不很小了，但总还是青年人，”副师长语气略略放缓，“做这么大的事，你们通过了什么人？”“没通过什么人。”我说。“要讲实话！”“是实话。”不知我的脸面上是否表现出了对他的反感。“这封信你们是怎么想起写的？”段副政委问。
我把过程简略地讲述了一遍。“你们的信写成以后都给谁看了？”副师长问。“许多人看了。”我如实道。“谁？都说了些什么？”
我意识到自己失口了，但话又不能收。“谁看了信？”程副师长追问。
我思索了一下：“郭干事、干部股徐股长，小戚。”“他们是什么态度？”“都不赞成我们的观点。”这话是假的，他们当时是表示支持我们的。“你们写信的事都有谁知道？”还是副师长问。“知道的人不少，我们的信发出一星期后，接到了××的复信，这封复信政治处的人几乎都看了。”“有谁明确支持你们的观点？……别有顾虑，说吧，领导中有谁对你们表示支持？”“没有。”“说实话。”“真没有。”“你的态度要老实些。”
我白了副师长一眼，把头扭向一边。“你要明白，你们的问题性质是很严重的。你们的行为已经到了很危险的边缘。要是没有悬崖勒马的决心，矛盾是要激化的。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会客气的。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我不明白，××接到我的信后，在亲笔给我们的复信中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并承认自己年纪小，对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还弄不很清楚。那封复信的措词是很温和的，为什么二十天后的‘公开信’完全变了调子？”“你没有权利提这样的问题，懂吗？！”副师长高声道。
我不懂。“你们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公开信里讲得很清楚，你们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依我看，你们并不糊涂！”“我们不是别有用心。我们的信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只是对教育战线上的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分析？用你们这些人分析，资产阶级老爷们还不翻了天！”“你写的那封信的底稿放在哪儿了？”段副政委问。“没留底稿，当时就是作为一封普通信发的，文字上作了修改也没有再誊写。”“不可能，这么大的事，能这么马虎！”副师长的眼睛瞪了开来。“我说的是事实。”“吴卓，你今天的态度极不端正！”姓程的叫道。“没有底稿，你能不能凭记忆把信的内容复写出来？”团长说。“可以。”“另外，你们三个人在议论写信时，谁说了些什么，还记得吧。”团政委说。“有些还记得。”“你把这些也都写出来，越快越好。”段副政委说。“不能有一点儿隐瞒，我希望你对党要忠诚老实！”程副师长道。
这晚的谈话到此结束。那个做记录的工作组组员到屋外去了一会儿，保卫股郭干事进到屋来。团政委让他把我领出屋去。
屋外空中繁星满天，月儿只剩一弯银线。没有风，空气干冷一干冷的，但很新鲜。
我跟随郭干事走出这套有长廊的办公室，来到百米开外我的宿舍。我从衣兜里摸出钥匙。走在前面的郭干事却用自己手中的钥匙打开了我房间的门。他们调换了我房间的锁。
走进屋去，郭干事拽亮了灯，我巡视这间屋室。它的凄凉的面目使我暗暗吃惊。我的房屋中布置着简单的用具，临回家前，我将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而现在却是一片狼藉。窗玻璃有两块被砸碎了，整个窗扇、门板上贴着一张张大字报和标语。大字报上题目显赫：“王亚卓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王亚卓想把教育革命引向何处？”
大字报的署名是团中心学校全体师生。“前天公开信在报纸上一发表，有一大群学生来找你，你不在，他们就进屋贴了大字报。”郭干事说。
我的床铺上的被褥散乱着，上边有一摊墨渍，墨点斑驳。木架上的书籍被胡乱地抛在地上，砖泥垒砌的炉子也被扒坍了。面对此情此景，我想到了“文革”初期，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查抄几家专政对象时的情景。“小吴啊，”郭干事坐在椅子上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烟递给我，我摇头没接。他自己点燃一支，“你们这事办得确实太鲁莽了。工作组决定把你们隔离起来，让我看管你。我就住在你隔壁的图书室里，你有事出门跟我打声招呼。”“王武尧、韩亚立在哪儿？”“他们都被隔离着，你们一时半会儿恐怕不能见面。”“唔……”“我们平时关系不错，说底细话，你千万不能硬来。王武尧、韩亚立对错误都有了些认识，你也得争取主动。”郭干事说着站起身，走到门口，“收拾一下休息吧。”
他出了门，到隔壁房间去了。
我草草地卷了卷被褥，将一条毛毯压在身上，头枕在被子卷上，脑子激烈地运转着。
眼前的境况比我预想的要糟糕得多。看来，这场风波将引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到底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屯垦戍边，平时都兢兢业业地工作过，就凭此事能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单就此事而论，我们的真实动机是想帮助“那个小学生”转变自己的思想，不要动辄反潮流，使老师们无所措手足；不要以造反为英雄，以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为无能，这难道是错的吗？也许是我们站得低，认识浅，对整个革命进程所应采取的正确行动理解不够，做出了错误的分析。但那也丝毫没有反党的意识呀。党组织是会对我们做出公正的评判的，群众也会明察一切的，后果也许不致于太严重吧……
我胡思乱想了一阵儿，身上感到发冷，便将毛毯裹得紧些。屋外一定降了温，风也刮起来了，吹得大字报纸哗哗作响。这响声给这冰冷的屋中更增添了一股萧瑟之气。我不得不拉开被子。我突然想到自前天起，每日一篇的琐记还没有写，加之此时思潮滚涌，便起身从提包里掏出了笔记本，摊在枕头上，从挎包里抽出了钢笔。然而，笔尖磨在纸上却划不出字来。我从桌脚下拾起那只墨水瓶，拧开盖，墨水已经凝冻。把笔尖伸入口中，用呵气温暖着笔管中的墨水，再试一试，只写了三四个字又写不出了。我烦躁地坐在床上，用棉被拥裹着身子，手下意识地翻动着发硬的塑料皮本子。蓦然，我想到了一件事，心中一阵急切，慌忙下地，拉开了被撬开锁的桌子中间那个抽屉——啊呀，不好！
这只抽屉里存放着我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和几本我很喜爱的书：一本《新注唐诗三百首》、一本《宋词选》，以及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莫伯桑的《一生》等。这些书是我从政治处臧副主任那里偷偷借来的。臧副主任是五十年代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思想很活跃，文学修养很深。他常常私下教导我要多读些古今中外的好作品，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后来臧副主任去南方老家养病，我把书看完后没能及时还他。至于日记，是在去年年初，我的报道工作和对边疆生活的热情日益减退的时候开始写的。再往前我也写过日记，基本上是摹仿雷锋日记，将一股全心全意的革命豪情纳载于本子中，但没能保持经常。这一年多来，我确实写下了一些真实思想，而且坚持天天写。这本日记是去年二月至十二月所写，里面有对国家、对兵团形势的分析，有对现实的批判，有情不自禁的牢骚话，格调基本上是低沉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言论是与中央精神格格不入的。这是我心底秘密的记录。它竟然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我的精神一下子紧张起来，心在狂乱地跳动，额头上浸出了一层汗珠。
我虽然还不老成，但家庭的遭遇，“文革”中的所见所闻，以及这两天所经受的现实，使我的政治嗅觉多少有了些敏感。日记本的丢失，在我那本已惊游不定的灵魂中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只雷管爆响在氧气瓶中。我体内尚存的一股强硬气概，我那纷纭思绪中的一丝脱身过关的希望，都在这一刻崩溃瓦解了。尽管我还是我，自己却似乎觉得这个“我”的身上已带出那么一股子味儿，瞬息间滑到了那为人嗤之以鼻的那个阶级的泥潭。
是的，此时的我如同跌入了万丈深渊，而四下里绝无光明之路。我的面前是一片骇人的密林，恐怖而寒冷。酸臭的牢房、沉重的镣铐，以往只是在书本里、电影上领略过。如果我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牢，我想我也会像许云峰、江姐、李玉和那样充满着昂扬的斗志。但，若是投入共产党的牢狱，我却不能不心崩胆裂！
夜静极了，黑极了，茫茫田野好象已在漫天冷气中凝绪。我的神经却像是被炽烈的火灼烤着，血在突突地奔涌。我在这个世界上，迈着不很稳健的步子，行走了二十一个年头。仅仅二十一年啊！我的心中曾对未来编织过那么多美好的图景，我舍不得就这么着与我付出过血汗的大地分离，在遥远的内地，还有我日夜思念的故乡和亲人。
我想到了母亲，她一旦得到我失去自由的信息，心一定会被搅碎。我的衰老的父亲，我的同样与命运争斗的大哥，我的可怜的妹妹们，他们会受到怎样的打击啊！我，也想到了迟玲玲……
夜空中的月亮呢——我的窗户被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光亮。屋里黑得出奇，使人的呼吸都感到压抑。
后半夜，我的情绪渐渐地平静下来，又将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细理了一遍。我的心里是坦然豁亮的，无论如何我在这里面没有肮脏的私欲和罪恶的企图。而我那本日记里记录的确是真情实感，如果有人凭着它定我的罪，我将不感到委屈。
我热爱自由的生活，但是，我的天性中不存在乞求自由的素质。如果说事到如今尚有什么可后悔的，那就是我不该冒冒失失地把日记本放在只有一个铸铁块作保护的抽屉里，而决不忏悔我的政治思想的产生。我曾经读过几首诗词，今夜涌上我脑海的是杨万里的那首《闷歌行》：
风力掀天浪打头，只须一笑不须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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