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沫若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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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散文试读：
前言
我的童年是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
我现在把它从黑暗的石炭的坑底挖出土来。
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1928年12月12日一
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这所祀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安磐写的。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像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也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什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特别可以记述的是那清洁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内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洁的，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覆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现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们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拿去钉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祓除的。像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钉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钉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儿纳凉垂钓，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
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赐举人。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凤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说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儿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药店。他年纪已经老了，接连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约得来的贺喜钱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青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说：“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贺喜钱，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像比名和利还要贵重一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馆，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诸度外的吗？例如越货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视为豪杰的行为。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生发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杨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边上放风筝，杨三和尚也走来了。他已经是不敢十分公开行动的人，他走到我们旁边来站了一会，但一翻身又滚在旁边的一个坑里去了。他说：“差人来了，请费心遮掩着。”我们朝远方望去，果然看见来了几位差人，是从城里县衙门派来的背着前膛枪的皂隶。他们是有捉拿土匪的任务的。我们立在那坑旁边，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没有移动。那差人们走近拢来，不注意地又走过去了。
杨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搭救徐大汉子的时候。徐大汉子也是我们场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头领。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囚在笼子里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杨三和尚领着他手下的弟兄赶去把他劫抢了回来，同时还杀死了一位陈把总。这件事真把乡里闹得天翻地覆了。本来是人人视为畏途的铜河，更好像完全化为了地狱。铜河流域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样。
事情发生了以后开了好多粮子到我们街上来，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都赶来了。我们真是看了不少的热闹。但在我们小人们以为热闹好玩的时候，老年人一个个都是悬心吊胆、食不下咽的。因为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一来，他们便要剿灭我们沙湾场，说沙湾场一场的人都是窝匪。父母大老爷的光威要照透三尺厚的地皮，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体了。
全街的绅粮们不知道告了多少饶（恐怕还送了不少的“程仪”），两位青天大老爷才准许专抄杨三和尚的家。杨三和尚的家是在场上，就在我们住家的斜对面。青天大老爷的天恩虽然已允许了专抄杨三和尚的家，但他们的头脑真是聪明，他们要叫差人点起火来，就来烧毁那杨家的房子。这和烧毁全场有什么区别呢？栉比着的街房中无论怎样有灵的天火，怎能只干脆地烧毁一家？为这事当然又苦了那十几个秀才的顶戴。他们朝衣朝冠的屡次求情，最后才办到把房廊拆毁之后运往大渡河前去焚烧。一般的人说，这是青天大老爷们的无量恩德，同时不用说也增进了那十几个亮铜顶子的光耀了。
就这样，费了不少的周折，在府县到后的第三天上，杨三和尚的房子才拆烧起来。那时候的光景真可说是壮观了。堂皇的一列三间、一连三进的房子，连拆带烧整整费了一天的工夫，在大渡河边上，好像火烧连营八百里一样连烧了二十几大堆。我们小人们不消说很愉快，老人们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幸灾乐祸的残忍性，高谈他们的福善祸淫的老教条了。他们也是很愉快的。周年四季不出大门一步的女人们、四乡附近的农夫们，也都走到河边来看热闹。卖小食的、演戏法的、看相卖卜的，都羼集到火堆近旁来包揽生意。那简直就像五月间办王爷会的一样了。——我们乡里人说：五月里王爷菩萨生，每年都要办神会的。这位王爷菩萨大约就是二郎神，是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的儿子，他是职司水利的神祇。
乡里人这样的高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免去了自己的灾难，乐得来看肖神，乐得来看青天大老爷们的天颜，并且也乐得暗暗地满足了自己报仇的欲望。
乡里人的地方观念是很严重的，别的省份是怎样我不甚知道，在我们四川真是在大的一个封建社会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小的封建社会。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过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那儿各个的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不怕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这些地方观念都还没有打破，特别是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
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我们那小小的沙湾，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杨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镇里的厌弃了。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地在那儿发起迹来，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分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璤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杨姓一家略略有点门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户，因此人财两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败的地位。愈觉劣败，愈不心服。因此，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热闹，只有杨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毁了的废址上痛哭。杨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爷们绑去了。
像这样，氏族间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国志》或者《水浒》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经过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说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年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消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什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会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证明。
我的父亲在年青时候采办过云土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抢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
抢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姓无名，不知是什么人写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送来的。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两手那时还很守规矩。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璋，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像是云南人）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四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什么习气。她在十五岁的时候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像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像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负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罢，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现象，到现在当然是只有更坏的了。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里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
我们家里由两个麻布几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听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他在年青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长年”。他和我们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他后来的财产比我们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我是听得来的。听说他在我们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挽粪，挽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样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便成了残疾。他下了工之后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什么好高尚的营业，只是做了一个卖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贩子罢了。
我们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以玉蜀黍来酿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为猪的养料，所以养猪也就是糟房的附带营业。大凡一家糟房总是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的。
猪一多，猪瘟流行的时候那可无法炮制了。乡里人那时候当然没有兽医的知识，在猪瘟流行时，唯一的应付手段便是把猪牵出来“晾”，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很多，但不见效的时候也不能说不多。在猪主人看见无法治好的时候，便趁着猪在未死之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死后当然也卖，但价钱要便宜得很多。因为乡里的习惯，凡是出过血的猪，虽然是瘟猪都还有人吃；假如是死猪，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剧烈的春瘟流行的时候，瘟猪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揽了几百头的肥猪，载了几船想运到大渡河下游去贩卖。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投机事业，因为这也等于是买空卖空。他并没有一个钱的资本，瘟猪只是贳来，要变卖了之后再来还债。万一载到下河去，瘟猪通同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随着瘟猪葬进大渡河里面的鱼腹了。
但是，他的运气来了！病了的瘟猪从那秽气滔天的猪圈里解放了出来，在大渡河里面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温暖的太阳光的浴沐，一条条病了的瘟猪，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都不药而愈，依然是上好的大肥猪了！
就这样，那位族曾祖便发起迹来。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光荣的历史，但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我们自己的曾祖是不是也是这样发的迹，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发迹的历史恐怕也不算什么光荣罢。不然，我们的老人们一定要向我们夸讲的。
在曾祖一代才发迹的家，但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费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独儿，但他的儿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们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个长子便死了。我们的曾祖母姓丘，是续弦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这样多的儿婚女嫁，一代积攒起来的家业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业分到我们祖父一代来的时候，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这当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们的祖父行二，他在外边讲江湖，和他的兄弟，我们的四叔祖，两人执掌过沙湾的码头。听说他在世的当时铜、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绰号叫“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这样讲江湖的人是不顾家的，他不能不疏财仗义。所以在他的一代，家业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儿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这也是很费盘缠的一桩累赘。
在我们祖父一代，家里人好像才开始读书。我们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进了学的。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行三的我们父亲，因为家业凋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我们的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桥的王家，父亲的外祖家里的盐井上当学徒。我们父亲学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来当家管事了。
就这样，我们父亲在年青的时候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要当家管事，我父亲的实际家的手腕我是很钦仰的。他虽然不是什么奸商，但是商业的性质，根本上不外是一种榨取。这是无可如何的。他在年青的时候，好像什么生意都做过，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粜纳五谷，好像什么都来。甚么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处当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总是四处剩钱。但我们父亲到后来也偶尔对我们说过，说他很有说不出来的痛苦，便是剩来的钱一手交给祖父，而那仗义成性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给他的弟兄们去了。但我们祖父尽管是怎样的散财，不几年间在我们父亲手里公然又把家业恢复了起来，又能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了。我们父亲时常说，假使祖父不死，我们的家业还要发展到好几十倍。因为在我们父亲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祖父便过了世，弟兄之间便说起了不少的闲话来，使我们父亲灰了心，他有十几二十年把家业完全丢了，没有过问。
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三岁的弟弟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三
我的父亲很有找钱的本领。我们这一房人也特别多。这是他在兄弟之间遭忌的重大原因。他们总以为我们有很大的私房的积蓄。但关于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明确的记忆可以证明是冤屈。
这已经是我十岁时候的后话了。闹了好多年辰要分爨的家终竟分析了，但又并不是彻底的分析。我们有三四百石租的田地没有分，有可以进现钱的五六口盐井没有分，有好几家租出去的铺面和糟房没有分。盐井是由大伯父和九叔执掌，田地、房廊归三伯父掌管。我们就仅仅得了几十担现存的租谷和十二串现存的制钱。析议成定的那一天，我记得父亲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言的苦闷了半天。我们人口又多，那时我们的大哥、五哥，都在成都读书，用度又很不小。这当然是使我父亲苦闷的重大的原因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母亲和我和我的兄弟两人，把母亲床头的一个木柜打开，把我们兄弟姊妹历年来逢年过节所得的“封封”——便是大人们逢年过节赏给小人们的赏钱，多则百文，少则五文，都是用草纸包裹着，上面糊以一层红纸的——一封一封地取出来。有些红纸都已经泛黄了，我们把它一一地解开来，总共算凑积成了三十几串钱。这要说是我们的私房，我们的私房天公地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但就只这一点的积蓄也成了父亲的再起的资本。
父亲把家业抛荒了二十年，但逼到临头，为儿女的养育计，终竟不能不重整旗鼓了。他就把那四十几串现钱，另外又在我们那位顶有钱的瘟猪贩子出身的族曾祖那里借来了二百两马蹄银来做资本，重新又过起年青时候所过着的生活来。但是，实在也奇怪，不几年间我们又在买田、买地、买房廊了。父亲时常对我们说：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灵。但我恐怕应该说是吗啡有眼，酒精有灵罢？因为我们父亲的营业，主要的是烟土、糟房。逼得中国全国的人无论有产无产都只好吸烟吃酒来麻醉自己的，更透辟地说一句是：应该感谢帝国主义者的恩德！
我这样说也不是有心要诽谤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处在那样的社会，处在那样的时代，他当然不能生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意识。但父亲在晚年他也知道烟土的流害，他早已把这行营业中断了。
父亲的天分好像是很卓绝的。他早年失学，关于学问上的问题当然说不上来。但他实际家的手腕、他的珠算、他的无师自通的中医，一方面得着别人的信仰，一方面他也好像很有坚决的自信。关于算术上的加减乘除，我们用笔算，他用珠算，我们总快不过他。后来因为我在外国学医，他来信笑过我，说是学医何苦要跑到千万里外的外国去。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阴郁的，愁苦的。在我已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满脸的愁容。他因早年过劳和中年失意的关系，心身两方都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他的神经系统，恐怕有时是有点反常罢？在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两件往事。
是父亲年青的时候。有一次年关看看快要到了，他往府河的青神、眉山一带收了账回到嘉定城，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他在城里也了结了一些残务，大概是午后二三点钟的时候。想留在城里过夜，时间未免过早。但要动身回家，那是一定要走黑路的。走黑路是他年青时候所常有的事情，所以他踌躇了一下也就决定动身回家。但走到离家十五里路远的酆都庙的地方，天色果然黑下来了。
酆都庙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那儿有四五十家人家。得名的原因是那儿有一座奉着酆都天子的酆都庙，香火是很隆盛的。小时每逢春秋二季上山扫墓，我们有走过酆都庙的时候。那庙宇很宏大，有十殿的塑像，有最可怕的鸡脚神无常。那个地方在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中真正就像是酆都一样。
父亲走到了酆都庙了，天上虽然微微在下雨，但也朦朦地有点月光。纵横离家只有十五里路了，所以他依然放下决心走路。
他走到离家十里的鞋儿石了。这儿是一座颓废了的关口，地位是在一个颇险峻的斜坡上，一边靠山，一边临河。河水在冬季枯涸的时候，关下是要露出一片很远的沙碛的。
父亲走上鞋儿石了。头上有微微的丝雨，朦胧的月光。他忽然听见在远远的沙地上有奇怪的叫声，据父亲说，那是鬼叫。
父亲说：“我听见那鬼叫的声音在那远远的河边上。我的毛根子撑了几撑。我自己冒着胆子向着自己说：这鬼朋友可怜我一个人走路太孤独了，公然来陪伴我来了。“吓，真是稀奇！待我说口没落脚，那鬼的叫声突然到我脚边上来叫了！这真是使我全身的毛骨都耸然起来。我车身向它一看，看又看不见什么，那声音又往远远的河边上去叫去了。你不看它，正向着前面走，它又跑到你脚根子上来叫。你看它呢，它又到河边去叫了。就这样每走三步，它总要叫唤一声，但也并不作怪。因此，我也就泰然起来，任随它跟着我叫。“就这样，我走了五里路，走到了陈大溪（这儿离家只有五里路远），我自己不免着起急来。我想，它跟着我走倒不要紧，万一它跟着走回家，它在家里作起怪来怎样呢？我愈想便不免愈不安。但我回头又想：它既是这样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来，它也可以听我的话，由我一呼而去。我便照样办。我说：朋友，多谢你送了我一程。我现在快要到家，你也请回去安息罢。“吓，奇怪，真是奇怪！”这依然是父亲自己的话，“我就这样说了两句，那鬼朋友突然大大叫唤了三声！——但是，从此以后便永远不叫了。”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这样说，而且不仅说过一次。那样严格的父亲，他当然不会向我们儿辈撒谎的。小时候我为这个问题很费解：我们当然不信有鬼，但是父亲却亲自听见鬼叫。
还有一件是在我们九叔母死了不久的时候。不知道是做头七还是二七，那时候是要烧冥钱的。同时也要烧“车夫”，是在黄纸上印着的车夫，准备把冥钱运往阴间的苦力。
七的法事已经做过，冥钱已经烧了，我们小孩子们都已经睡了。父母的居室是与九叔的居室对称的，中间夹着中堂，中堂上停着九婶的棺材。
父亲也快要睡了。但他正待解衣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九婶的居室门口有异样的叫声。那儿是放着烧了冥钱的铁锅的。父亲很诧异。他点起灯出来一照，但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起初怕是什么老鼠在叫了，”父亲说，“但我转身回到房里，刚好要脱衣裳的时候，那怪声气又叫起来了。我觉得真是奇怪。我又点亮出去一照，但那声音又没有了。就这样往返到第三次，那声音又叫起来，我只得去找慎封（九叔名）来问他。我问他听见什么声音没有？他说他睡模糊了没有听见。我问他，烧冥钱的时候车夫忘没忘记烧？他也答应得不明确。后来我们便四处寻找，果然在外边的酒缸上有一卷车夫原封原样的放着。我说，啊哈，这真难怪得了！赶快把车夫来烧了。之后，那声音也就停止了。”
这也是父亲亲自对我说过的，而且也不仅说过一次。这更使儿童的脑筋得不出答案来了。在这儿不唯有鬼，而且还有阴间。做贿赂的冥钱既有效力，车夫也和现世的苦力一样。天地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而是父亲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亲口说出的。
但这些在现在是很容易解释的。很明显，是我们父亲有一时性的精神上的异状。两种都是幻觉，特别是幻听的一种。
前一件事情的解释是他的精神已经很疲劳了，夜间走到酆都庙那种富有超现实的暗示地方，又加以有微微的雨和朦胧的月，这在乡里人的迷信上认为是出鬼的时候。有这几种原因尽足以构成鬼叫的幻听了。父亲自信是正直可以通神的人，所以他更可以演出那种“呼之使来，唤之使去”的把戏，结果只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向外边的投射罢了。
第二件的解释也是同样。父亲当时的身心状态是怎样，我现在不十分明了。我想大概也是因为什么事情疲劳了罢。那没有烧的车夫，他在无心之间一定是早已看见过的。只因为忙于他事，没有提到意识界上来。但到夜深人静时，潜意识的作用又投射到外界去，演出了那么一番的周折。
父亲是有这样一时性的幻觉的，照他那异常苦闷、异常严格的风貌看来，或许还有点轻度的Epilepsie罢？但是原因是怎样，我却不甚知道。
和父亲的风貌正成反照的是我们母亲。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开明的，乐观的：她有一个白皙的三角形面孔，前头部非常的发达，我们弟兄姊妹都和她的面孔很相近。她自己本身没有异状，但她异母的兄弟姊妹们里面却是很鲜明的有精神病的患者。
我所知道得最详细的是她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舅。他这人的确是患了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他年青时听说是很聪隽的，八股也做得很出色当行，挂过水牌几次，但几次都没有进学。就因为他有一种怪脾气，总爱冒犯场规。譬如他把文章做好之后，自己太得意了，提起笔便圈点起来。这在当年的考场中是极端犯禁的。又譬如他默写《圣谕》或《四子书》，一默写总是任性写一长篇，超过了所要求的限度之外。就这样，不怕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和主考者时有夤缘，但终把他超拔不起。他这毛病后来简直成为永住性的了。
在我小时，他一年总要到我们家里来一两次。他来的动机总是为了要点生活费。在他的意思，以为我们母亲把杜家的祖坟山上的风水一个人占尽了，所以只发我们这一家。因而我们家里的钱，他也可以来要求点余润。
他的面貌和我母亲差不多，只身材是极端的矮小。他一天到晚都在念《金刚咒》，走路是非常迂缓的，走不两步便把眼睛闭起，捧起佛来，口中念念有词：
金刚金刚弥陀弥陀，
四轮四乘四大天王，
八轮八乘八大金刚，
敕敕如律令哑哑呸。
我们小时候觉得他非常滑稽，时而跟着他学，但他也不责备我们。我揣想，他的眼前怕时常有什么鬼神的幻影出现罢？他相信那样简单莫名其妙的咒语有辟邪的魔力。
他很会谈鬼，小时候晚上放了课总爱去请他说鬼。他的资料多半是取于《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他说起鬼来都很有条理，很有兴会的。我们听的人不消说也很有兴会，尽管是听得毛骨竦然，但总要无餍足地找他说鬼。
这种神经系统上的缺陷或者是由舅氏的母系传来的罢，因为在异母妹的我们母亲身上却没有这样的痕迹。我们的兄弟姊妹八人也没有什么异常的状态。
母亲的资质很聪明，不怕她幼时就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有一首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这是一首唐诗，我始终能够记忆的，但我总没有机会去考查这诗的作者和题名。——其实这并不是好稀罕的诗，是很容易考查的。
母亲手很巧，很会绣花。她总是自画自绣。乡里人很夸赞她。但她画的荷花上，荷叶是在荷花梗上生枝。我们后来笑她，她说：“我是全凭一个人想出来的，那比你们有什么画谱、画帖呢。”
母亲的性格当然也是自负心很强的。1912年作者(左二)毕业于四川官立高等分设学堂。与乐山县高等小学同学吴尚之(左一)、张其济(右二)、李茂根(右一)等人合影。1892年11月16日，作者出生于四川嘉定府沙湾镇中等地主兼商人经营的郭鸣兴达号。
家庭中的长辈，除父母而外，影响到我生活上的人很少。我出世的时候，祖父母已经过了世。伯叔辈有他们的僻见，虽然同居，和我很少发生关系。家中还有一位很老的曾祖母，她是活上了一百岁才死了的。她和我相处的日子很浅。多少有点关系的要算她的百岁坊的建立罢。
她的百岁坊建立的时候是我八九岁的时候，坊表立在乡场的北端，刚刚成为了沙湾场的门户。那建筑工事的本身，有许多文字和雕塑的装饰，这或者在我后来的文艺的倾向上有点潜在的作用。
工事的开端是面基底，那真是再慎重、再周到也没有。最初是去浮土，挖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其次再一层一层的用大石、细石、木材、瓦粉等把那坑陷充实起来。再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由一片一片的砖砌成一座很高、很庄严的华表。
坊上用的砖是自己烧的。特别在远处请来了有名的匠人，砖上塑有不少的浮雕式的人物。这当然最能使我们小孩子喜悦了。烧砖的地方可惜是在离家三十里的千佛崖，我不曾去看过那塑像怎样构造，在做小孩子的当时真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家里的规矩是除跟着大人之外不许一个人走出离家一里路以外的。要往千佛崖去，那简直就和我们现在要往埃及去看金字塔一样的困难了。
千佛崖的本身本来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那如它名目所表示的是在临河的崖岸刻着有许多佛像，虽然并没有上千，但也有好几十个。小时候并没有考查过那是什么时候凿就的，可供考证的资料除佛像的本身外什么也没有，没有碑铭，也没有寺院。这些东西在古时应该有的，但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内是连痕迹也没有了。佛像已经是很有年代的，露天地经过了很久的风化，有的面目已很模糊，有的更连影子都没有，只剩着一个空的石龛了。这或许是唐代的旧物，受了嘉定的大佛寺凿成大佛岩的影响，有什么苦行的大师到那儿去驻锡，才在壁上刻出来做纪念罢？这当然是我一人在这儿发出的空想，但要真正决定千佛崖的年代事实也并不困难，由佛像的样式可以考出，由地层的研究也可以考出。但这些事情怕只好等到理想社会实现以后的考古学者了。
千佛崖本身已经是很有引力的地方，在那儿又有许多匠人在砖上塑像。我小时是怎样的想去参观哟，但我们家里不许可。我们当时的家塾生活，不消说也是没有星期的。四
父亲自己虽然失学，但他在我们儿辈的教育问题上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我们家里自己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一位专馆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焕章，是一位廪生。他是犍为县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来我们家里主教，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都先后进了学了。因为这样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们家里人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什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这儿是有几个原故。
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他要“骑马上学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像弹词，但又不十分像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罢。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如果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各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简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些，多加得几个悲哀的嗝顿。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像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像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的。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了。——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痼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但已经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的。别人都笑我是“逃学狗，逃学狗”，我那个时候真是无可如何了。
所谓“朴作教刑”，这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换句话说，要教育儿童就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读书是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挨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约能打徒弟的先生在当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教刑也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往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这打屁股的刑罚真是再野蛮也没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诚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地挽起衣裳，脱下裤裆，把两爿屁股露出来，让“大诚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样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用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择选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又容易破。不过破了有一点不好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两个破片有时会挟着皮肉，特别疼痛。
还有不好处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时候，先生省得麻烦，便从学堂的篱栅上把细竹抽来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囫囵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节，断一节。打在皮肉上的总是节头。
我发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罚。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来，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实上这种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较起来还要好受些。因为受刑的人是有意识的，他的皮肉已经有接受竹片的准备。最难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乱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不大适用，总是在夏天。这单薄的衣裳、单薄的便帽，怎么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编篱栅的细竹。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疱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这样又打得一头都是疱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像这样的刑罚我们叫做“笋子炒肉”，先生骂我们的时候就说是“牛皮子在痒”——其实何尝是痒和搔痒的那样轻快的事体呢！
除这“笋子炒肉”的刑罚之外，我们还要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罚站，罚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的。我们家塾里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难受。单跪土地还不要紧，先生不高兴的时候还要把一条板凳来顶在你的头上，家里的板凳多半是楠木的，而且还有牙齿，那真是又重又痛。但这还不够的时候，先生还叫你顶水。在板凳的两端一头放一碗满满的水，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腰、伸直颈子，长跪着动也不准一动的。动了一下，水如昃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惨受“笋子炒肉”的非刑了。
从前的做官的人就是这样打出来的，所以他们一做起官来便在百姓的头上报仇。他们的严刑峻法不消说是“青出于蓝”的了。当然，像我们这样超过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过这样的教育的，所以这种教育的应用我们也用不着太说远了，就在上海的所谓文明都市，就在我们自己的目前，不是还有铁锯分尸、钉板抓背、硫酸灌头、电流刺脑，各种各样新发明的花样吗？……
在家塾里所受过的非刑中，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种更残酷的便是“诗的刑罚”。这东西真把我苦够了。我在发蒙两三年之后，先生便要教我作对子。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又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这已经是够受的刑罚。因为连说话都怕还不能说条畅的小孩子，那里会能了解什么虚实平仄，更那里能够了解什么音律对仗呢？但是做不出也还是要叫你做，做到后来，公然要做试帖诗了。什么“赋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得‘楼’字”、或是“赋得‘漠漠水田飞白鹭’得‘飞’字之类的诗题。你看，这是不是就和巫师画的神符一样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时候，这样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尝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为在温室的栽培里，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开花。但我们所受的不仅不是温室教育，尽可以说是冰窖教育。就是应时也怕开不出花来，那里还能早期呢？那种痛苦，回想起来都还犹有余痛。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瞑坐。翻来覆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拚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面再榨点油出来。用陈了的老套头什么“二月风光好”、“三月风光好”、“四月风光好”之类，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觉得难乎为情。起初是无聊的枯坐，后来渐渐变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来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泪了。
这就是所谓“诗刑”。这“诗刑”怕足足受了两三年的光景，这是怎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呢？不过在为受这“诗刑”的准备上我也算得到过一点好处。
我们家塾的规矩，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读诗不消说就是为的是做诗的准备了。我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这些虽然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什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等，总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还不能说是十分的安全。
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韩退之的诗我不喜欢，文我也不喜欢，说到他的思想我更觉得浅薄。这或许是后来的感情也说不定。五
庚子之变，资本帝国主义的狂涛冲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国的万里长城。在一两年前还视变法为罪大恶极的清廷，也不能不企图依照资本社会的模型来改造自己的国度了。
废八股而为策论，这是在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最显著的事实。这是必然发生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消说便直接地影响到我们家塾教育的方法上来了。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不消说我们是从试帖诗的刑具解放了下来。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感谢的，便是我还没有受过八股的刑具。什么破题、起讲、搭题、承题等等怪物的毒爪，看看便要加在我头上来的，我在几希一发之间公然免掉了。我是怎样地应该向着什么人道谢的呀！向着什么人呢？——向着帝国主义者罢。
帝国主义的恶浪不消说是早冲到了我们那样偏僻的乡间。譬如洋烟的上瘾、洋缎的使用，其他沾着“洋”字的日常用品实在已不计其数。不过使我们明白地认识了那种变革，就是我们小孩子也意识到了的，是无过于读“洋书”了。
真正的“洋书”不消说我们当时还没有读的资格。我们除圣经贤传之外，开始读了一部《地球韵言》，一部《史鉴节要》。这两部在当时是绝好的启蒙书籍，是用四言的韵语写成，对于我们当时的儿童真是无上的天启。
一直到癸卯年实行废科举而建学校的时候，这个变革才一直到达了它应该到达的地方。在那年的秋闱过后，不久就有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在省城里产生了出来。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五哥进了武备。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
什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这些书籍里面，《启蒙画报》一种对于我尤有莫大的影响。这书好像是上海出版的，是什么人编辑的我已经忘记了。二十四开的书型，封面是红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文字异常浅显，每句之下空一字，绝对没有念不断句读的忧虑。每段记事都有插画，是一种简单的线画，我用纸摹着它画了许多下来，贴在我睡的床头墙壁上，有时候涂以各种颜色。
书中的记事最使我感着趣味的是拿破仑、毕士麦的简单的传记。小时候崇拜他们两个人真是可以说到了极点。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仑的废后约塞芬，她在死的时候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来表示爱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泪。毕士麦没有拿破仑那样动人，但是我很高兴他爱狗。我家里也有三条大狗，我一出一入就呼着它们相随，自己也就像成了东方毕士麦一样。
还有一篇《猪仔记》。这是一篇小说体裁的文字，叙述外国人虐待中国工人。内容我现在不大记忆了，好像叙的是一位不学好的青年把家财荡尽了，被人骗去做了猪仔，卖到美国的什么地方去开垦。沿途不消说受了无数的辛酸，卖作农奴之后，在外国人的监工者的皮鞭之下流着血汗做很艰苦的工作，所得的工钱有限，而且那有限的工钱大概依然是要被地主剥削去的。地主有种种恶毒的制度、圈套来束缚工人。譬如让他们赌钱吃烟，使他们永远是穷到一钱不名，做终身的奴隶。这位青年做了多年的苦工，受了无限的虐待，已经弄得来三分不像人，四分不像鬼了，自己深深的在痛悔前非。有一天农场里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来视察。这位留学生原来就是那猪仔的老同学，两人无心相遇。学生虽已不认识猪仔，猪仔却还认得学生。到这儿学生才把他赎回了中国。
内容大概是这样。这里虽然充分地包含着劝善惩恶、唤醒民族性的意思，但从那所叙述的是工人生活，对于榨取阶级的黑幕也有多少暴露的一点上看来，它可以说是中国无产文艺的鼻祖。
这文章从资料的性质上看大约是留美学生做的罢？处理材料的态度也很像受了一些美国作家Jack London的影响，但可惜我现在记不起作者的姓名，但那书中也好像是没有姓名的。同样性质的文章我在中国的近代的文学里很少看见。中国年年也有不少的留学生渡美，美国留学生中也有一些文学青年，中国工人的生活好像全不值他们一顾的样子。中国先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也不少，但没有看见过有一篇描写工场生活的文章。
这部《启蒙画报》的编述，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念着它。近来中国也出了一些儿童杂志一类的刊物，但我总觉得太无趣味了，一点也引不起读者的精神。或者我现在已经不是儿童，在儿童们看来或许又有别样一种意见罢。以儿童为对象的刊物很重要而且很不容易办好，可惜中国人太不留意了。
除开这些书报之外，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脩身、国文等等，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有一部《笔算数学》，是什么教会学堂出版的东西，我们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来教我们。我们从加减乘除一直也就学到开方了。那书所用的亚剌伯数字都是楷书，我们运算时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亚剌伯数字来运算，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家塾的壁上挂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舆地全图》，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真使我们的观感焕然一新。我们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的一样。
促成这样的变革的自然是时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们那种偏僻的乡陬，在周围邻近乃至县府城中都还不十分注意的时候，我们独能开风气之先，很早的便改革了过来，这儿却不能不说是人力了。我们沈先生的锐意变法，这是他卓识过人的地方。像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然他起初也打过我们，而且很严峻地打过我们，但那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恶意。因为打就是当时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们，是当时的社会要他打我们的。但他能以尖锐的角度转变过来，他以后便再没有用刑具来打过我们了。在当时我们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就读《东莱博议》。两者的文章都比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发明。这真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我以后也好像又聪明了一些，先生隐隐地在把我当成得意门生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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