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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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志：国号、国都、国歌、国旗、国徽、纪年、国庆日诞生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商定国号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此，为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1949年9月26日，周恩来在宴请民主人士的宴会上这样说：“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为国号。
筹备会第四小组商讨国号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
15时，天安门广场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
接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代委员就位。
随后，毛泽东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啦！
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
在这个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迎接来的伟大时刻，终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不仅如此，说起新中国国号的诞生，也是有着光辉的历史。
那还是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
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的致词赢得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
当晚，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任，并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若干个工作小组，分别完成各项任务：
第一小组，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
第二小组，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第三小组，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第四小组，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五小组，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宣言；
第六小组，负责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6月17日起，各小组先后分别开始了各自的工作。
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必然要提出新中国的国号。
这样，确定国号的任务就必然地落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的肩上。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第四小组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有、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有25人。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的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没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
国号做为国家的名称，必须要有本国的特征，还要体现出国体、政体，还要考虑国内国际等诸多因素，所以，确定一个完美周全的国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祖国的国号是怎样确定下来的呢？新中国为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为什么后来“民主”这两个字被舍弃了呢？
在第二天的会上，周恩来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是光在会场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7月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对一直以来都没有争议的国号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
本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致词中的讲话已经确定了人们心目中的国号。
而且在正在起草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这就是说，在领导人心目中和正式文件中，已经确定了国名。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在这样的时候对国名提出疑义，确实是需要一股勇气的。
一副学者风度的张奚若语调略显激动，他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
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提出“民主”与“共和国”两个词不能并列。
这个发言引起在场人士的思考：是用“民主”这个词还是用“共和国”这个词呢？
著名法律学家、时任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的张志让教授提出另一个想法。
他像讲课一样，缓缓地说：“我国国名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两位学者从国际角度考虑国名，赢得了一些人赞同。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对使用简称表示支持，她提议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是简称。”
一时间，新中国的国号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有人说不能如此苛刻地在字眼儿上较真；
有人说国号的每一个字都要认真对待；
有人说如果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称谓有利于统一中国，至少在国际上会占有优势；
还有人提议，干脆把意见直接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各种各样的意见层出不穷，各有个的道理，各有个的优势，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多数人基本同意采用后者，并用括弧注明简称“中华民国”。
会议在争论中到了该休息的时候，这天的讨论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第四小组将上述意见归纳为3种名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民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第四小组又作了一个报告，交给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委会。
国号的具体名称，大家一直热烈讨论到8月17日。
这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在中南海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会上通过了修改过的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其中新中国的称谓去掉了“民主”二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都认为，“共和国”有民主的含义，可以将“民主”二字舍去。
不过，这次被确定下来的国名后面拖了个“中华民国”的“尾巴”。这个容易引发误会的表述又引发了一场热烈地讨论。
国号简称引起热烈讨论
1949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到第二天。在这次会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组长董必武作了《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
董必武在报告中说：
关于这个组织法草案的问题，我有以下的说明：
第一、先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他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
全体会议顺利地接受了报告的意见。
但是，国名的简称问题，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之后是否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并把他写入《共同纲领》，引起了更为热烈的讨论。
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曾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
对此，周恩来解释说：“中华民国叫了38年，一下子换了，会使政治水平低的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他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
在全体会议上，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递交了一份提案。
提案认为：
这次新政协筹备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后施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地予以取消。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
请大会公决。
围绕这个提案，各位代表在讨论中发表了各种意见。
政协会议主席团对是否取消国名简称采取慎重态度，没有提出肯定的意见。
周恩来宴请民主人士商讨国号
1949年9月25日深夜，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送到了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人手上。
请柬上面写道：
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接到这个请柬的共有30来位70岁上下的老者。
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国家领导人邀请他们做什么呢？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
出席这次午宴的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陆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还不到70岁。
宴会由周恩来主持。宴会之前，周恩来开始讲话。
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此次宴会的目的，他想听听旧朝元老们对国号的看法。
周恩来说完后，黄炎培第一个发言。
黄炎培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接着，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他，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他是清朝末年的进士，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从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周致祥态度非常坚决地反对用简称，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他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已是83岁高龄，依然耳聪目明，只是听不懂北方话，所以，由他的秘书把别人的发言口译给他听。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了，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
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
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象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司徒美堂的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掌声平息后，曾经因为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站起来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也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民主人士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
沈钧儒解释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热衷国旗设计的陈嘉庚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的。”
会上的意见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人几乎都反对使用这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此前文件草案上使用“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然后说：“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周恩来讲完话，已经是13时30分了。这时，宴席开始。
服务员如穿梭一般将丰盛的菜肴端上酒席。
为了照顾素食者民主人士黄炎培和简玉阶，宴会还单设素席。
简玉阶还是坚定的基督徒，他饭前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这样。此时他表情十分严肃地向上帝祈祷。
黄炎培只好等他祷告后再吃。
其他人这时推杯换盏，已是谈笑风生了。
宴会上的气氛一派欢乐，人们互相敬酒，祝福伟大祖国的美好明天。
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7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在这两部法案中，国号后面的简称被删去。当天的会议记录将改变国名简称的说明加以记载。
会议记录关于改变国名的简称说明是这样的：
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他的历史意义的。
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
首先，“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
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民国38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
从此，在政协全体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中，就逐渐去掉了“简称中华民国”这几个字。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这个称呼在人们习惯性称呼中渐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虽然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有人使用中华民国的纪年，但是，新中国带给人民的实实在在的益处使人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新中国的国号也就真正深入广大人民的心中了。
二、定都北京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叶剑英对毛泽东说：“从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给我们来信来电，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政协讨论定都事宜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站在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着28响的礼炮齐鸣，随着徐徐升起的国旗，随着国歌高奏的同时，毛泽东在庆典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
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定都北京时，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欢声雷动，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从此，在首都的北京，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也迎来了中华民族崭新的历史新纪元。
与此同时，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鞭炮爆响，锣鼓喧天。人们都以同样的热情，庆贺这座老城历经百年屈辱之后，终于迎来了朝气蓬勃的新生……
说起定都北京，那还要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说起。
那是1949年6月16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召开，决定成立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并指定第六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
组长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叶剑英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界民主人士代表沈雁冰担任，组员有：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陈嘉庚、廖承志等13人。
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建国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准备就绪。
9月23日19时，马叙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六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国都等问题。
关于国都的选择，起初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江西省就转来了一位医生的信件。在信中，这位医生建议，国都应设在重庆、西安或成都，其理由主要着眼于国防方面，认为国都设在内地比较安全。
也有一些人主张国都可以设在北平，但不必将北平改为北京。理由是北平有“北方太平”的寓意，很适合定都的本意。当时，各种各样的意见很多，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
第六小组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大家认为定北平为国都有如下理由：
第一，由于北平做为中国的首都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政治上位于华北解放区，人民力量雄厚；
第二，经济上邻近重工业区的东北各省；
第三，文化上有几百年的积累积淀，是世界享有盛名的历史都城之一，且“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是中国新文化思想发源地和摇篮；
第四，地理上位于广袤的华北平原，将来有足够的战略扩充余地；
第五，交通上有平沈、平绥、平汉、平沪等铁路干线，海运邻近天津，十分便利，并是全国交通枢纽。
因此，第六小组一致赞成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建议改名北平为北京。
于是，第六小组和筹备会将征集到的有关方案和草拟确定国都等方案，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
第六小组副组长沈雁冰在上报给政协会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反动派过去定都南京，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便于依赖帝国主义。因为南京靠近上海，而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自己的国家，他依靠的是中国人民，自然不一定要建都南京了。
北平为中国的首都已有700百多年的历史。在政治上，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内，人民力量雄厚，规模弘伟，文物集中，是世界上有名的历史大都市之一。且自“五四”以来，这里就是新文化思想的摇篮。
此外，在地理上，北平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中，将来有足够的扩充的余地。在交通上是四通八达，有平沈、平绥、平汉、平沪等铁路干线，联络全国各地。
总之从各种条件看，北平确实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各种资格。
因此，我们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在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关于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632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
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代表国都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会议认真听取了马叙伦的报告。
大家经过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会议执行主席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议，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表决结果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这个草案被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从这一天开始，北平有了一个光辉熠熠的名字：“北京”。
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对于审定国都，完全以民主的方式进行表决，体现了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心中的北平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按照既定计划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道：“主席，休息好了吗？”毛主席说：“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
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风趣的比喻把周恩来逗乐了。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曾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下发给全党干部，要大家熟读。他希望全党同志在进城后保持本色，不要成为李自成那样的短命统治者。
一贯主张“以史为鉴”的毛泽东，对北平的历史可以说是更有研究，他十分了解北平这座名城在700多年的历史中为什么能够做为国都的风风雨雨。
此刻，身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大脑里闪烁着北平的政治历史光环……
北平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以至于成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对平原，依靠群山，向南可直通江、淮，向北可连接大漠，可称得上是“财货并集，天险地利”，其有利的地势是开封、洛阳、西安、南京一带所不能比拟的。
宋朝时的女真人认定，燕都地理位置险要，北面依托群山，南面虎视中原，好象皇帝高高在上，审视着中原大地。女真人在这里建立了大金国国度，就是看中了他的地理环境。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因为蒙古贵族认识到，北平位于东西地势交汇点上，进可以控制全国，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
明代建都北平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在老北平人的传说中，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仿佛说明北平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
其实，明代迁都北平，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背景原因。明代迁都北平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
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北平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因此他们认为，占住燕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也是四条生命线。
清朝建都北平，自然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远见卓识，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都北平。皇太极的迁都北平，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史可鉴人，史可修人”，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更知道北平在取得胜利后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做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想得更多。
北平曾经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大本营，将这做为新中国的首都，正符合中国革命彻底打倒反动派的心愿。正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愿，毛泽东才率领党中央领导班子成员乘汽车浩浩荡荡地开向北平，去开创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入刚刚解放不久北平城，大路人马随即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
在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透过车窗，看到破败的城墙，低矮的民房……历经战乱的北平城一片萧条。
对于毛泽东来说，此次进北平可以说是故地重游了。毛泽东不禁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北平的日子。
1918年，在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推动下，大批湖南青年进入北平留法预备学校，此举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这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平后，先是住在位于鼓楼北边豆腐池胡同9号的杨昌济先生的家里。
杨昌济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上学时的老师。后来杨昌济被聘请为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于是全家迁到北平。此次毛泽东到北平来，当然要到恩师家里来探望。
后来，毛泽东又搬到景山东街吉安东夹道7号院内，与其他几个新民学会会员租了3间北房。
因为经济困难，毛泽东和其他7个人挤在一个土炕上，盖一床大被。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还自己做饭吃。
也许，当时毛泽东并没想到30多年后，他将率领一个全新政权和一支空前强大的人民军队进驻北平。
在第一次进北平那段清苦的日子里，年轻的毛泽东十分幸运地接触到了将改变他一生的马列主义，并树立起用马列主义救中国的远大理想。
经杨昌济先生介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他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看书看报的读者的姓名。每月的薪水只有8元。毛泽东充分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曾经对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回忆道：“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毛泽东在北平期间，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理论和行动上逐渐成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当时在工作之余，还经常到北大课堂旁听一些课程，并加入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结识了一些同样具有革命思想的挚友。他经常和邓中夏等同志在一起，结合中国的革命和社会问题，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毛泽东还两次前往长辛店进行社会调查。他走进工厂车间和工人宿舍，从生产细节到工厂任务、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的个人生活水平，作了详尽调查。
带着这样一个改变自己思想的理论，毛泽东回到家乡后，领导湖南人民闹革命，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在陕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带领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开展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指挥全国军民打败了数百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历经30年，回到了给他思想启迪的革命理论故乡，故地重游，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千。
他转回头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30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30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北平是他理论故乡，对之感慨良多。但要想定都北平，毛泽东还有更深刻地考虑……
毛泽东征求定都意见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再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
做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指出：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
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
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也就不应该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做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毛泽东的指示已经把南京从新中国国都的候选行列中排除了。
如果南京不能做为首都，那么还有哪个城市可以做为新中国的首都呢？
毛泽东想到了位于北方重镇的太原，那里曾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是李白笔下的“九边重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太原还是晋商的发祥地，经济也比较发达。这里是否可以做为新中国的首都呢？
为此，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谈话，谈话中流露出毛泽东打算在全国解放后定都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毛泽东的话还有一层含义：太原如果能免遭战火蹂躏，那么他是可以做为国都的。
对毛泽东和平解放太原的设想，徐向前说：“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看来，战事一起，太原很难保全，这让毛泽东有些失望。徐向前的话打消了毛泽东建都太原的想法。于是，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了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北平。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来作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正式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确立国都，不仅要考虑被选城市在国内的影响力，也要考虑他在国际上的地位。北平是否具有成为新中国国都的国际优势呢？带着这个问题，毛泽东又向熟悉外事工作的王稼祥请教。
1949年年初，在东北局任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思考了片刻，然后带着建议的语气说：“能否定在北平？”
毛泽东一听，眼睛一亮，随即又严肃地说：“谈一下理由。”
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
毛泽东听了，若有所思地说：“薄一波的说法和你很相似。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就近取得援助，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
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对定都问题的决策。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曾交换过意见。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
会后，9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所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
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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