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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宾·邓巴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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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观从何而来试读：

罗宾•邓巴1947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少年时的他对哲学及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获得了哲学及心理学学士学位。1974年，他又获得了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为“狮尾狒的社会组织”。

2007年至今，邓巴在牛津大学担任认知与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牛津大学，他探究了行为、认知和神经内分泌机制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了解这些机制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将其用于指导人们更好地应对自己周遭的各类关系，帮助他们克服社交生活中的种种障碍。

1998年，邓巴入选英国科学院院士。他还曾是英国科学院百年纪念项目“从露西到语言：社会脑的考古学研究”的联合主任。2014年，邓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纪念奖”，这也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最高荣誉。“邓巴数”的提出者20世纪90年代，罗宾•邓巴经研究发现，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尺寸与其平均的社会群体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通过大量的实验及观察，邓巴提出，人类个体所能维系的稳定关系数量在150左右——人们知道其中的每个人是谁，与这些人保持着一定频率的社会联系，也了解每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何。这个数字又被命名为“邓巴数”。邓巴数理论被认为是很多社会性网络服务及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基础。许多互联网从业者，尤其是对社交网络有研究的人，都极力推崇这一概念。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就曾公开表示，微信群中的很多功能都是根据这一理论设置的，如群人数在40人以内时，可以直接加入，而大于40人时就必须得到对方的同意，而大于100人时无法通过识别群二维码来入群，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微信群成员之间相互熟识，实现沟通效率的最大化。

尤瓦尔•赫拉利和Facebook公司内部的社会学家卡梅伦•马洛（Cameron Marlow）也都曾表示，邓巴数为他们的研究及社交网络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了解邓巴数背后更深层次的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互联互通的未来社会。ROBIN DUNBAR高产的畅销书作家

邓巴教授的作品被媒体称赞“带着最新研究和新成果的热气”“强劲有力且发人深省”。他的《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被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奉为“大众科学的神作”。年逾古稀的他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写作热情。

时隔20多年，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表面上似乎颠覆了人类的社交行为，却没有超越邓巴教授的诸多精彩论述。在《最好的亲密关系》一书中，邓巴提出，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但并没有改变社交的本质。人类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关系的动物，只有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过上幸福、自足的生活。《社群的进化》指出，人类社交生活的开展主要受限于大脑新皮层的面积，自人类祖先从非洲一路走来，人类大脑就处于不断增大的进程中，而我们的社群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各种神奇的变化。

在《大局观从何而来》一书中，邓巴更是提出，我们可以运用处理小规模社群的经验来应对无限连接的互联网社会，充分发掘个人魅力，在社交生活中掌握传播、连接的主动权。而《人类的算法》一书则算得上是邓巴对自己多年的人类学研究的一次总结，人类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进化史上留下诸多浓墨重彩、震古烁今的艺术印记，正是因为我们具有6大卓尔不群的非凡特质。

可以说，罗宾•邓巴在“深度理解社群”四部曲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趣味又富有指导性的知识体系，他将带领我们深入人类社群生活的腹地，探寻其中相互交织的种种奥秘！作者演讲洽谈，请联系speech@cheerspublishing.comPREFACE推荐序社会脑的演化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反复斟酌，我认为只能从2016年10月4日英国皇家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论坛第一主讲人的自我介绍开篇。这位主讲人，“Robin Dunbar”，首先需要有一个更优雅的中文姓名。在2018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我的“行为经济学”（本科生与研究生合班实验教学）课堂的第六周（参阅图P-1），我详细介绍了他和他的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团队发表于《行为脑研究》（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2018年2月的一篇论文“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 That Support Human Social Networks”，这一标题，符合脑科学传统的翻译是：《支持人类社会网络行为的脑解剖结构与脑功能结构》。这篇论文的叙事风格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非常不同于以往我在课堂上介绍的那些脑科学文献，根据我的印象，它应当是2012年以来在脑科学领域里迅速崛起的“脑联结组学”（human connectomics）张量弥散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我通常译为“全脑拓扑成像技术”）用于研究人类互联网行为的第一篇论文。根据这篇研究报告，互联网社交行为可在30天内显著改变被试脑内参与社交的诸脑区之间的脑白质（而(1)不是脑灰质）拓扑结构。注意，根据《神经科学手册》（2004年），恒河猴的实验表明，脑的功能结构（脑灰质功能区）可在30天(2)内显著改变。但是脑的解剖结构的显著改变，必须借助于2012年开始实施的“全脑拓扑成像技术”才可检验。从著名的“邓巴限度”（又译“邓巴数”）到社交网络行为脑的研究（参阅图P-2），结论不变：在几百万年里演化形成的人类的灵长类心智，尚未获得超过邓巴限度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平均而言，这一限度大约在150～200人之间。（邓巴限度是指：“A measurement of the cognitive limit to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whom any one person can maintain stable relationships。”我的翻译是：一个人与他的任何朋友之间维持稳定关系所需认知能力的限制而形成的朋友人数的上限。）邓巴限度对沉溺于社交网络的年轻人而言是解毒剂，为此，邓巴教授受邀在各(3)地演讲，我也为此写了一篇长文《微信群规模与社会脑假说》。我推测，一个人的姓名从统计上来看，可以显著地影响他的学说在社会记忆里能够被保存和传播的范围。有鉴于此，我决定为邓巴教授物色更为典雅的中文姓名。2019年2月7日（正月初三）风清月朗的黎明，我反复吟诵“Robin Dunbar”的时候，很可能与民国时期的翻译传统有关，“饶敦博”这个名字自然呈现于我的意识。我知道，这就是他应当有的中文姓名。当时正值寅时，这番议论，发表于我的“跨学科教育在北大和在东财”微信群。那儿的主要成员，我称为“九君子”，我常与他们探讨最初呈现在我意识中的构想。图P-1　“行为经济学”课堂上所用的课件（局部）资料来源：汪丁丁2018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课堂“行为经济学”局部课件示意图。图P-2　关于社交网络行为脑的研究注：极少数的人能够维持5000人的社交。饶敦博解释说，那些活动主要是学术交往。资料来源：罗宾·邓巴于2016年11月8日在Fold7（Creative Agency of London，一家伦敦的创意机构）上的演说视频。

为饶敦博著作的中译本作序，可以十分简单，但不符合我的“思想史叙事”风格。凡我承诺作序，务求将原著作者嵌入他的著作由以形成的历史情境之内，以便呈现这一作者的学术与思想和特定历史情境内的学术与思想整体格局之间的关系。这是我长期以来坚持的“思想史叙事”风格，也是我认为最适合于批判性思考的叙事风格。2019年4月21日，仍是寅时，我在YouTube见到开篇提及的饶敦博2016年10月4日为临床心理学家做的演讲视频，这次演讲的开场白恰好是他对自己毕生思路的简要介绍。他这一番自我介绍，实在应当尽快被写入维基百科“Robin Dunbar”词条（这一词条的内容亟待改善）。

饶敦博的思维模式，根据他的自我介绍，从来就是跨学科的。他出生于1947年，容我补充注释：在人口学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代群”（这也是人口学术语）被称为“婴儿潮”（长期战乱后的人口生育率高潮）。资源稀缺，婴儿潮代群内，同龄人之间的竞争，从生到死的人生诸关键阶段，随着代群规模突然增加而突然激化。这是人口经济学的命题，它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得到了格外丰富的经验支持。也许因为竞争激烈，也许因为斗转星移（根据星相学的预言），互联网时代的开创者们，现在被称为“极客”的这批怪才，大多属于这一“婴儿潮”代群。

言归主题，饶敦博出生于1947年，与父亲一样，他在古老的牛津大学读本科，而且与父亲一样，他读本科的学院，是这所千年名校(4)的各学院当中财富排名最高的Magdalen College——这家学院“名人榜”里有奥斯卡·王尔德和埃尔温·薛定谔，还有我常引述的与卡尔·波普合写《自我及其脑》的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卡鲁·埃克尔斯（因神经元“突触间隙”的研究获得196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这所学院，他于1969年获得心理学与哲学双学位学士。然后他在布里斯托大学读心理学博士，1974年得到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狮尾狒的社会组织”。检索可知，狮尾狒仅见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因胸部呈红色又称为“流血的心”。此后，饶敦博开始了他自述的“每7年一次的轮回”，游荡于不同大学的心理学系、生物学系、人类学系，准确而言，他说，需要5年时间发现他其实不属于该领域，再需要2年时间寻找他喜欢去的下一个领域。我有同感，诸如饶敦博和布莱恩·阿瑟这样的跨学科人物，很难在大学严重官僚化了的系科管理体制内生存。从博士毕业到现在，饶敦博说，他正处于第三次轮回，下一个领域似乎是整合他自己积累的全部知识，于是意味着创设“演化社会学”。于是有了我这篇序言的最初标题。检索“演化社会学”，我只得到一篇关于英文著作《新进化社会学》的中文简介。又检索英文著作，得到4本书，最新的出版于2003年，是关于“利他主义与爱”的研究论文集，与饶敦博的学术脉络相关，但毕竟视野不够宽广。

在我自己移动硬盘里的“饶敦博”著作文件夹中，总共有39篇文献，涉及相当宽广的领域。综合而言，他的问题意识是“人类学”的，他的研究方法是“演化心理学”的，于是他的学术脉络可概括为“社会脑演化”思路。他为此写了两篇综述自己学术研究的文章，标(5)题只有一字之差：《社会脑的演化》（Evolution of Social Brain）和(6)《社会脑内的演化》（Evolution in Social Brain）。也因此，2014年，他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最高荣誉——赫胥黎纪念奖。

饶敦博于1994年游荡到利物浦大学动物学系，并在那儿任教7年，头衔是“演化心理学教授”。在此期间之前的7年，1987～1994年，他在伦敦大学学院。1988年，他发表了博士论文之后的第一部专著《灵长类社会系统》。物竞天择，与参与资源竞争的物种（主要是“猫科”与“犬类”）相比，灵长类是“弱势”群体，由许多偶然因素(7)促成，它们成为“社会性哺乳动物”。这些弱小的猴子们不得不“抱团取暖”，并为群体生活支付相应的代价，例如，相互梳毛的时间。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关于“利他行为”和“间接互惠”的讨论，猴子挠背很难，故而它们的闲暇时间大量用于相互梳毛，甲方给乙方挠背，然后乙方给甲方挠背，所谓“互惠”。或者，甲方给乙方挠背，然后乙方给甲方信任的丙方挠背，所谓“间接互惠”。灵长类的个体，相互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常生活用于相互梳毛的时间。如果“外敌”强大，则对抗敌人的群体规模就要足够大，于是用于相互梳毛的时间也随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呈指数型的增加（参阅图P-3）。如果群体成员总数是N，则足够强烈的信任关系要求亲密朋友之间相互梳毛所需的时间与“2的N次方”成正比。也是因为指数型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算术型增加，在几百万年的演化中，人类社会仅在最近百多年才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总之，这是饶敦博(8)在《人类的故事》里讲述的因为“时间制约”而导致的“语言梳毛”现象。语言能力（它当然占用了很多脑区）极大扩展了群体规模，45的3倍是135，这就是最近几十万年人类社会的邓巴限度，中译本《社群的进化》，其实是饶敦博1988年这本《灵长类社会系统》的扩充版。图P-3　人类先祖梳毛时间占闲暇时间比例注：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这一比例都已超过40%。直立人、能人以及部分南方古猿的这一比例在20%～30%之间。晚近的50万年，大约在35万年前的古智人，这一比例是35%。资料来源：罗兵·邓巴：《社会脑：心智，语言，演化视角下的社会》（The Social Brain: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选自《人类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3年，第32卷，第163–181页。

饶敦博真正重要的学术贡献不是“邓巴限度”，而是这一限度的“社会脑”解释。当然，为确立邓巴限度这一特征事实，饶敦博需要投入足够长期且艰苦的田野观察与数据分析。对社会脑的解释，最佳综述，仍是上面引述的2007年9月7日《科学》杂志饶敦博的文章——《社会脑内的演化》，尤其是图P-4和图P-5。这里的图P-4表明，个体想象未来以及想象其他个体意图的能力（这是大脑前额叶新脑皮质的职能）受新脑皮质扩张幅度的制约。在这一制约下，最大的群体规模保持在40～60之间。用饶敦博的语言来说是，特征数值是45，也就是15的3倍，而15是5的3倍。注意，这里出现的三个规模常量—5（家庭生活）、15（洞穴聚集）、45（社群规模），是社会脑在演化中能够支持的社会规模的3个关键常量。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讨论过，象群与人群是超越第三常量的少数已知物种（参阅图P-6）。饶敦博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说这件事儿：闲聊人数是否受心智建模能力的制约？》（Something to Talk about: Are (9)conversation Sizes Constrained by Mental Modeling Abilities?）。他在这篇文章里认为，参与面对面闲聊的人数通常不会超过4人，因为与人们在白天工作时段交换储存在各自长期记忆里的知识不同，闲聊（统计显示，闲聊内容的2/3是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传闻逸事”）需要的脑区主要涉及短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但它要求参与者尽可能追随闲聊的全过程并想象其他参与者的意图，以便能及时且恰当应对。由于短期记忆与工作记忆不易追随和想象来自“四面八方”的发言与意图，如果闲聊的人数超过4个，就会有人放弃闲聊（例如“开小会”）。在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里，饶敦博考证，火的使用（发生在大约距今160万～15万年之间这样漫长的时期内）与集体狩猎之后凑着篝火烹饪食物（社交餐饮），对强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至(10)关重要。这篇论文是《围着篝火聊天是如何演化的》。这篇短文的图1显示，为维持足够大的群体的成员之间足够高的信任感，平均每天，人类需要4个小时以上的闲聊，而“能人”只需要“1小时”的社交时间。仅当语言能力、食物与篝火三者都具备的时候，人类才可在夜幕降临之后有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用于社交。在饶敦博的另外一本书《最好的亲密关系》中，他转述了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有更详细引述的脑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的情感脑研究，尤其是她关于信任感的实验。图P-4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注：类人猿社会群体的平均规模随着“新脑指标”的上升而增加。此处，“新脑指标”由前额叶体积与大脑扣除前额叶之后其余脑区的总体积之比表示。资料来源：《社会脑内的演化》，第317卷，第1344–1347页，图1。图P-5　与灵长类脑量的演化相关的三大因素注：与灵长类脑量的演化显著相关的三大因素：觅食范围、日常行为、大脑前额叶（新脑皮质）的尺寸。这三大因素更像是演化的制约条件，而不像是演化的驱动变量。这张图的核心部分是基础代谢率（BMR），第一，为维持必要的营养与代谢水平（首先由身体的尺寸决定）而必需的脑量，这一脑量与个体寿命（也受身体尺寸的影响）相互影响。第二，身体尺寸与食物摄入（由基础代谢水平决定）相互作用。第三，身体尺寸和食物摄入（通过每日可达的范围）决定了日常行为与觅食或家园的范围，而这一范围依赖于由信任度足够高的个体构成的群体的规模。新脑皮质（前额叶在最近50万年甚至最近5万年里扩张形成的部分）必须适应三方面的约束：第一，外在威胁；第二，群体规模；第三，脑容量允许的新脑皮质扩张幅度。资料来源：《社会脑内的演化》，第317卷，第1344–1347页，图2。图P-6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注：这张图选自饶敦博2003年发表于《人类学年鉴》的综述文章，与图P-4不同，这里出现了人类样本，群体规模的均值在100～200之间。资料来源：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上面介绍的饶敦博1988年的专著和2007年的两篇回顾文章，足以说明他长期以来的核心思路是“社会脑的演化”（机制、功能、个体发生学与群体发生学）。我为图P-5写的注释结论是，新脑皮质（前额叶在最近50万年甚至最近5万年里扩张形成的部分）必须适应三方面的约束：第一，外在威胁；第二，群体规模；第三，脑容量允许的新脑皮质扩张幅度。我在介绍关于非洲大象的行为学研究报告时，借用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关于“集体决策”的成本分析画过一张草图（参阅图P-7）来演示由生命个体组成的任何群体的“最优规模”。图P-7　群体“最优规模”草图演示注：群体规模增加导致制度成本上升，这完全借助于布坎南关于集体决策的成本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布坎南的分析只是关于“民主”制度的，而我在这里所做的推广适用于群体可能演化获得的任何制度。例如，在“利维坦”与“无政府”这两种极端制度之间，大多数人宁愿接受“利维坦”（诸如“独裁”或“威权”统治）也不愿接受无政府，假如民主政治继续缺失或成熟缓慢，这当然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维护群体规模，规模庞大的群体仍然会接受威权统治。总之，一方面，经过这样一些扩展、讨论以及相应的假设，不难画出一条随群体规模而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我称为“制度成本”曲线。另一方面，更大的群体规模可以用更短的时间积累更多使群体成员顺利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知识存量，因此降低了对个体智力的需求，于是不难在若干假设下画出一条随群体规模而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我称为“智能成本”曲线。维持个体生存的总成本曲线，是“制度成本”与“智能成本”这两条曲线的纵向叠加，总成本曲线的最低位置在横轴上的投影，就是维持个体生存所需的群体“最优规模”。后来，2018年，我见到饶敦博发表的一篇论文，有与我的布坎南“权衡曲线”类似的主题。这篇论文为《最优化人类社群规模》（Optimising Human Community Sizes），详见《演化与人类行为》，2018年，第39卷，第106–111页。资料来源：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我这篇序言显得过于冗长，因为我必须调用我保存的39篇饶敦博的作品来说服读者相信，贯穿饶敦博全部主要作品的是“社会脑”假说。基于这一假说，未来10年，不难预期，饶敦博的研究，如他自己所称，将为我们带来新的社会学——演化社会学，这一思路十分明确地呈现于《大局观从何而来》（Thinking Big）中。这是他的第三次“轮回”，注意，他在牛津大学已逗留了7年，于是需要为他物色下一个“系科”。FOREWORD前言理解自我，突破思维的局限

拥有大局观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行为。人类具有超凡的想象力，并且可以借助这种想象力去回溯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在电影和文学中大饱眼福，在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中流连忘返。在适应大都市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从容不迫地革新着社会网络。身处全球经济之中，并在全天候播放的新闻里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但是，在这所有的大局观之外，我们仍旧保有一些本性的目光短浅之处。我们的认知能力使得自己只能够处理好少量的人际关系。尽管地球的人口规模是以指数级增长的，然而，我们的核心本质，仍旧不过只是自身进化史上小型社群生活的产物。

我们想要在本书中探讨的内容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进行大局思维的社会性大脑是如何进化产生的。我们将通过观察我们自身，观察与我们亲缘关系最亲近的猿类和猴子，以及观察我们祖先的颅骨及人工制品来做到这一点。人脑的脑容量与人类所生存的社群规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将会验证这一想法：正是社会生活驱动了人类最具辨别性的特征的进化，这个特征就是人脑。

大局观能力也是人类进化故事的一部分。我们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类这一重要特质，因此，我们承担了个为期7年（2003～2010）的课题。这一课题由英国科学院资助，是其百年诞辰庆典的一部分。我们将这个课题命名为“从露西到语言：社会脑的考古学研究”（Lucy to Languag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ocial Brain，简称“露西课题”）。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将会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从一个脑容量很小的生物，进化为拥有大局思维的全球物种的，我们把这一进程称为露西的旅程。

露西课题是一个跨学科的协作项目，其基础理论由英国科学院主席亚当·罗伯茨爵士（Sir Adam Roberts）所建构。罗伯茨指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在于：“人文科学所探究的是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语言、思想、叙事、艺术和工艺品，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身处的世界；我们是如何创造了它们，又是如何被它们所塑造。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是，借助观察和反思，了解支配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模式。两者的结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处的位置。”这段话概括了露西课题的主旨——探索过去和当下，为我们在地球上的出现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提供一个全面的解释。

任何一项长期的研究课题都会被生命的自然节律所铭刻。我们在进行此次研究的过程中，有5个婴儿出生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叫露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社会脑发育得非常迅速。克莱夫·甘布尔约翰·高莱特罗宾·邓巴什么是彩蛋彩蛋是湛庐图书策划人为你准备的更多惊喜，一般包括①测试题及答案②参考文献及注释③延伸阅读、相关食品等，记得“扫一扫”领取。

●　社会脑理论：我们的脑容量与基本的社群规模存在某种关系。社会脑理论可以对社群规模的大小做较为精确的预测。

●　社群生活是推动大脑进化的主要原因，最终使人类拥有了能够回溯过去、展望未来的大局观。

●　人类的进化路径：从700万年前非洲森林中一只极其普通的古猿，经历了云谲波诡的进化历程后，最终成为我们所在星球的主宰。

人类的进化史是一个令人迷醉的故事，无数人前赴后继地倾倒在它的魅力之下。人类进化史的丰功伟绩埋葬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只普通或者说平庸的非洲类人猿，开始在生活方式和身体形态上发生转变，借助于这种转变，它最终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直到20世纪，我们才开始真正领悟到这个故事的华美波折，才发现曾经令这只类人猿面临死亡威胁的不确定时刻。

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还是同一个物种：一种(11)小型的、普通的非洲中新世古猿。在最近的5000年间，我们结束了这一部分的进化故事，人类成为唯一能够在地球上所有的陆地环境中定居的物种。从热带森林到北极冻原，从山地高原到边远海洋中的孤岛，你都可以找到人类的踪迹。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里，人类大脑的容量增大了两倍，我们的科技也从简单的石制工具演变成如今的数字奇观。我们直立行走、能说会道、创作大量的艺术作品，我们以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名义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了巨量的复杂系统。我们彻彻底底与猿类划清了界限。

在这700万年的时光里，人类大多数时候都并不孤单。远古的祖先们常常都要和与他们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分享共同的生存空间。这种古老的格局大约在10万年前开始转变，彼时，与我们一样的现代人离开了非洲，并开始穿越旧大陆。更为古老的人种，如欧洲和亚洲西部的尼安德特人则被现代人所取代，最终灭亡。这批现代人同样也跨越了旧大陆的界线，并开始首次进驻澳大利亚和美洲。到了1.1万年前，地球上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人类。从进化的角度上讲，智人只能孤军奋战了。

很快，我们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物种。一方面，农耕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出现、文明的诞生和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植物的驯化为太平洋的遥远航行储备了食物，同时，对动物的驾驭能力使得人们得以穿越酷热与严寒交替的沙漠。而这些都发生在5000年前。难怪在航海时代，欧洲人发现，各大洲都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此外，探险家一次又一次勘探智人生活的历史环境。当时，作为一个单一的生物学种群，智人通过种群内的交配繁衍生息。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仍旧背负着这700万年的历史。将我们自身与类人猿的解剖结构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科学的洞见，这种洞见对我们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至关重要。遗传学的革命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我们开始借助于现代人和古代人的DNA比较，来追溯我们祖先的谱系。人类祖先的骨骼、颅骨和牙齿化石，也因其所内含的进化信息而受到法医学的关注。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为人类科技的发展和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如饮食习惯和确保食物稳定供应的行为习惯等）绘制出了图表。所有这些努力，使得我们对自身早期历史的了解更为翔实和丰富。

在20世纪60年代末，三位笔者开始了自己的科学事业，当时关于人类进化的研究状况与现今有着很大的差异。那时只有很少的化石，利用科技手段来测定化石年龄的方法也尚未成熟，主要使用的是放射性碳测定年代法。探勘遗址和获取资料都很困难，而且花费颇高，直到1970年，大型喷气式客机出现，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善。当时的计算机大到会占据整个地下室，并且必须要用穿孔卡片来编制程序。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触摸屏或者搜索引擎，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们所拥有的最奢侈的设备就是一台影印机，而把图像印在光面纸上的造价同样高昂。

技术变革的速度以及有关人类早期起源新数据的建立速度，很容易就会让一个人眼花缭乱。与当下的成果相比，最初的努力总会显得细微而渺小。但渺小并不等同于微不足道。我们将在本书中向读者证明，所有精密科技的重大变革都在将我们引向人类由来已久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涉的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而在研究自身起源的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远古社会生活的意义。

在本书中，笔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人类的大脑，或者更确切地讲，人类的脑容量，与基本的社群规模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联系。人类作为单一的全球物种，为何能够生存在里约热内卢这样规模的超大城市之中，并凭借着每日所吸纳的巨量信息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呢？这种联系就是我们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今日的全球公民从根本上说仍旧只是普通的社会人，其所贯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非常类似于5000～50000年前的个体生活。

这种社会生活的核心是，你的社交网络的规模存在着大约150人这个数量的限制。“150”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罗宾·邓巴对此做了相关研究，并最终确立了这一数字。这一限度几乎是黑猩猩的3倍之多，它也引出了一个人类进化学的问题，这种交友数量的增长是如何产生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再规避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限额是150人，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生活在如此巨大的城市之中，并组建起诸如美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呢？

我们在本书中的目标是追溯人类的进化之旅——从一个微小的开端到如今的主宰地位。我们的主要向导是心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当然，这其中也会涉及许多其他学科。我们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人类进化的过程，并阐明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　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是否存在着某种局限，它限制了我们所能够组建的社会群体的规模吗？

●　如果是如此，我们的认知能力又是如何演进以应对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的，我们的社会形态是如何从微小的猎人团体演变为如今的超级大都市的？

●　鉴于我们祖先的脑容量要比我们小得多，当我们讨论遥远过去的社会生活时，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们？

●　是否真的有可能指明，原始人的大脑是在何时转变为人类的大脑的？

这个问题列表当然还可以列得更长，但这些核心问题所牵涉的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社会学问题，而不是要探讨我们祖先的科技或建筑发展史。它们也指明了我们所关心的认知问题——我们是如何行动和思考的，这种行动和思考的习惯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研究方法以进化论为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将实验科学（如心理学）中的洞见应用到历史科学（如考古学）之中。这是一次鲜有的尝试，并且，它也不可能轻松。但首先，我们要向你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2002年，主管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机构英国科学院发起了一次科研项目竞赛，以庆祝其成立100周年。英国科学院计划赞助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这将会成为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项拨款。尽管笔者三人的个人观点和研究兴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我们大部分的科研生活都同样奉献给了人类的进化故事。我们三人之中有一位是研究旧石器文化的考古学家，他一直都专注于非洲的研究工作；另一位是社会学领域的考古学家，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社群；第三位是一位进化心理学家，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人类和灵长目动物的行为。

考虑到英国科学院的科研竞赛项目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巨大机遇，我们觉得应该接受英国科学院抛下的这一挑战。我们能研究一个人所能够问出的最为宏大的问题（我们是如何成为人类的？），并且能够为这一问题带来新颖的专业知识。过往，有关人类进化的研究都不得不集中于有限的实物证据（石头和骨头），而如今，我们幸运地站在了一个新的角度，可以利用近期有关社会行为和大脑进化的发现，来阐明这些石头和骨头的重要性及意义。此外，考古学属于英国科学院的人文科学部分，心理学属于社会科学部分，因此，我们的研究其实是在科学院主管的两个分支学科之间架起了桥梁。我们可以借此完成一个经典的跨学科研究案例，这样的想法激励着我们，让我们聚到一起并呈报了申请。

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可能性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学术界才刚刚着手处理心理学和考古学的整合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见证了认知考古学的产生。这一学科是在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和美国考古学家托马斯·温（Thomas Wynn）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了解工具制造和艺术创作的认知需求。然而，我们近来对自己的近亲——猴子和猿类，有了更多的了解，脑进化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展开。这些使得笔者相信，我们能够对古人类的社会生活做出更多的解释（见表0-1），在回溯过去时也可以走得更远。这些都是大多数认知考古学家先前不敢去做的。特别是社会脑理论（大脑的进化使得像猴子和猿类这样的动物得以处理异常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我们探索古人类社会的进化提供了新的洞见和大量待开展的研究机会。表0-1　人类进化的常用术语表

我们申请的课题被命名为“从露西到语言：社会脑的考古学研究”，颇为宏大。露西是一具颇有代表性的早期南方古猿化石，由古人类学家唐·约翰森（Don Johanson）和他的团队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沙漠中挖掘出土。露西的名字源自甲壳虫乐队的歌曲《钻石星空下的露西》（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因为当化石被发掘出来时，研究人员的录音机里正在播放着这首歌曲。露西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早期古人类化石，它和它的家人大约生活在350万年前。因为南方古猿与我们平凡的猿类祖先有许多相似之处，至少在脑容量上是如此，所以，从这里来开启我们的故事似乎最为恰当。语言标志着现代人类的出现，这是我们自己的种群，因此，语言也是人类的故事的自然终点。我们的课题就这样起了名字。

在提交了课题申请后，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静候佳音了。如今这个年代，在任何国家获得研究经费资助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对申请结果也没有抱任何奢望。众所周知，英国研究委员会的科研资助比例非常低，只有大约10%的申请最终能够获得拨款，尽管几乎所有申报的课题都新奇、独创而又令人激动万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经历一场无可奈何的失败。而当我们听说自己的课题已经入围并进入最后的面试阶段时，我们既兴奋又惊讶，胜利在望了！

当然，故事的最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否则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了。我们的课题被推选为英国科学院诞辰百年的纪念项目。这次竞争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激烈。有超过80份课题申请呈报了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激动人心的课题都惨遭淘汰，其后也必然会伴随着申请者咬牙切齿的神态。但是，既然这个长达7年的课题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召集一个由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并开启一场驶入未知领域的冒险旅程。本书所讲述的就是我们这次的冒险故事。现代社会中的邓巴数

我们课题核心就是社会脑理论。这一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断断续续地表述了出来。当时，有些科学家指出，猴子和猿类的大脑–身体比例要远大于其他动物。鉴于此，一些灵长目动物学家开始或多或少地独立提出，其中的原因在于，猴子和猿类生活在异常复杂的群体之中。20世纪80年代，圣安德鲁斯大学灵长目动物学家安迪·惠顿（Andy Whiten）和迪克·伯恩（Dick Byrne）指出，使得灵长目动物社群如此复杂的正是这些动物自身的行为。一支猴子团体与一个蜂巢的蜜蜂并不相同，蜜蜂尽管有着极为复杂的组织结构，但其本质只不过是不同的个体被编码来执行不同的任务。蜜蜂的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的化学信息管理的结果：蜜蜂个体并不是自愿去选择工蜂、雄峰或者蜂王的角色，而是被迫去执行这样的角色，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自身的基因编码以及其他蜜蜂给予它的化学信号的综合影响。猴子则与此相反，它们是受自身心理因素约束的个体，它们会依据特定环境下的迫切需求来调整自身的行为，同时，猴子也能意识到自己所置身的环境。

灵长目动物社群的复杂性产生于个体间微妙的相互作用。每个领域的灵长目动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正是猴子群体日常生活中的肥皂剧造就了它们自身的魅力及其复杂性。惠顿和伯恩发现，在关乎生命的伟大竞赛里，猴子和猿类始终都在施展各种诡计以欺骗和蒙蔽彼此。一只猴子可能会鬼鬼祟祟地藏起美味的水果，以防这些水果被其他猴子发现；或者，它可能会发出警报以分散其他猴子的注意力，让同伴不会发现地上的块茎植物，好留待自己以后慢慢挖出享用。惠顿和伯恩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hypothesis），以纪念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的经典著作《君主论》用细腻的笔触指明，狡黠的政治谋略能够帮助一位中世纪晚期的统治者获取成功和长寿。

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只是在含糊地暗示，灵长目动物政治与人类政治同样诡计多端。这招致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因此这一理论的名称随后也发生改变。社会脑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不仅猴子和猿类的行为复杂程度至关重要，群体规模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争议终于尘埃落定。当时的研究表明，某一物种的社群规模与它们的大脑容量相关（见图0-1）；或者，更确切地讲，社群规模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的体积相关。大脑新皮质位于大脑的外层，它所包围的是我们称之为旧脑的区域，旧脑指脑干和中脑，包括边缘系统和控制身体的自主活动的部分。在灵长目动物进化过程中，大脑新皮质的体积发生了急剧的膨胀。正是这种新皮质体积的急剧膨胀，使得灵长目动物的大脑容量超过了其他哺乳动物。大脑新皮质最早出现于哺乳动物的谱系中，尽管鸟类的大脑中也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新皮质。图0-1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该图表示不同种类的猴子和猿的大脑新皮质比率及其相对应的社群规模。新皮质位于大脑的外层，负责复杂思维。大脑新皮质比率（新皮质的相对体积）是新皮质体积与大脑其余部分体积的比值。这样，我们就标准化了脑容量的大小差异。

6000万～7000万年前，灵长目动物作为哺乳动物纲中的一个独特群体首次出现，之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的体积就在逐渐增大。这是因为这一物种在不断进化着。新皮质覆盖了我们称之为爬虫脑的部分，并允许哺乳动物以更为精细化的方式来调控自身行为，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迫切要求。尽管行为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心理基础是社会脑理论的主要内容，但实际的结果却似乎是，某个物种的脑容量为该物种的社群规模设定了一个限制。当一个物种的群体规模超过了该物种所特有的限定时，它们的群体就会崩解，因为这些动物们无法再掌控好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了。

其中，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一个因素是猴子和猿类的心理复杂度，以及它们制定谋略和欺骗他者的外显能力；另外一个因素则在于，这种社会认知是一种消耗巨大的心智计算：大脑的神经细胞必须卖力工作才能完成相应的任务。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会仔细审视这两个因素，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只会告诉你，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经能够证明，人类所拥有的社会性技能依赖于一种被称为心理阅读或心理化的能力——理解或者推断另一个体的想法的能力。这一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将另外一些人的意图铭记在心，这样我们就能调整自身的行为，让我们在达成特定目标的同时照顾到他人的利益。此外，我们还能够证明，这种理解多个个体心理状态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脑新皮质特定部位的皮层体积。这些皮层位于大脑的额叶及颞叶，它们形成了一个对心理化功能非常关键的神经簇网络。

社会脑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让我们感到尤为有趣，它能够对人类社群的规模做出精准预测。根据猿类社群规模大小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体积之间的关系方程，能够预测出现代人类的自然社群规模大约是150人左右。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这个数字被称为邓巴数。这一点在我们的研究中非常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图0-1所示的关系包含了自黑猩猩到现代人之间的所有过渡个体：我们所有已经灭绝了的古人类祖先，一定就处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之间。我们的任务就是计算出它们的存在坐标，以及这个坐标对它们的社会和心理生活的潜在意义。

社会脑理论预测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会形成一个150人规模的社群。这是千真万确的吗？我们只需要探看一下大多数人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就能找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居住在城镇和城市中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大于150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许多超级大都市的人口数量都超过了1000万。那么，社会脑理论为什么会给我们如此微小的一个数字呢？也许，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这个理论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被一堆盘根错节的电线、小巷和污水管道连接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并没有承载太多的意义。

我们可以居住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但我们个人的社交圈子，也就是由我们真正认识的人组成的小世界，仅仅是由一个150人的小型团体组成的。如果第二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邓巴数的所关注的，也许就是能够与我们建立起交情的个体数量。毕竟，那个关于猴子和猿类的原初方程，所涉及的就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生活在同一群体中的个体。

这类群体都很小，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这些动物每天从早到晚都会见到彼此。然而，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生活在伦敦、纽约、孟买或北京的所有人能够在每天都见上一面——更不用说再和来自其他城市的人见上一面了。而且即便他们鬼使神差地都见过面了，他们也一定无法进入彼此的记忆。实际上，我们记忆中能够叫上名字的面孔，数量大概在1500～2000之间，这一数字甚至小于现代社会中一个小村庄的人口数量。

这样的谜题让我们开始思考。为了验证社会脑理论的预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似乎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地方需要我们去一探究竟。一是我们在进化进程的大部分时期所身处的小型社会。现在，我们的周围仍旧存在着这样的小型社会，但是，他们都被当作微贱的部落，甚至在现代世界的边缘地带。他们所采取是我们在狩猎–采集者社会看到的组织类型，例如，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桑族（Kalahari San），东部非洲的哈扎人（Hadza），或者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许多部落，以及历史上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去探看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社交圈子，即由与我们存在社交关系的各个个体所构建的网络。

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社群文学的存在微乎其微，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类学家并没有竭尽全力地去收集相关数据。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研究上的混乱，事实上，科学家最初并不知道，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多少位成员才能算作一个社群。许多人都相信，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基本的群体单位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一起扎营休息的一群人。这一猜测不无道理。然而，这样的群体规模在35～50人之间，只有邓巴数的1/3。

不过，狩猎–采集者社会与我们的社会一样，它由各种类型的群体组建而成，存在着层次分明的组织结构——家族成员聚集为亲属团体，亲属团体聚集为村落，村落聚集为更大的区域性群体。最后一个组织结构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正是这个级别的社会组织，其群体规模的大小恰好符合我们的预测。区域性群体的平均人口数量精确地固定在150人左右。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人类自然社群的规模完全符合社会脑理论的预测。

如果你从高处俯瞰一组人类群体，那么，你将会看到如图0-2所示的组织结构，这张图是依照人们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绘制的。图0-2　友谊环一般而言，个体的社交网络由朋友和亲人组成，共计150人。每一层级都代表了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每一层级的规模大约都是它相邻内层层级的3倍。4个层级大致相当于密友、至交、好友、朋友。

但是，如果我们自下而上观察，也就是从个人的角度观察，个体的社交网络规模又会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初是在人们寄送圣诞贺卡时进行求证的。每一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坐下来，花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寄送圣诞贺卡给那些我们想要保持联系的人。在某一年，我们要求45位被试列出一张名单，这个名单要包含所有他们过去常常寄送贺卡的人。图0-3所显示的就是此次贺卡实验的结果。数据结果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动性，但平均数字是154，完全符合我们所期望的那个预测值。图0-3　贺卡实验尽管我们的社交网络典型规模是150人，但其实不同的人，其朋友和人际关系的数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中的一些人只有一个很小的社交圈（尽管我们通常会为每个关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另外一些人则有着相当大社交圈（但通常对每个关系的投入都很有限）。

这一实验成果激励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我们建立了巨大的数据库，其中250名被试列出了所有对他们的个人生活来说十分重要的个体。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还会要求被试告诉我们关于他们所列个体的诸多细节，例如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他们的感情亲密度如何。不过，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150这个关键数字再次出现了。

在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的支持之下，我们似乎已经有了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宣称，我们的社交圈子其实非常之小，大约就在150人左右。从我们所建立的大型数据库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更加关键的结论。第一，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朋友的数量差别巨大。事实上，数值的波动围绕着150这一标准值，普遍处于100～200之间。第二，这一点让我感到惊奇，150人的社交圈子中，有一半的人属于自己的亲属，而另外一半人才是朋友。

我们的被试样本全部都是欧洲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实验之前我们就推测，家庭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包含个体的近亲——父母亲、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可能也会有某位古怪的姑姑、叔叔或者表亲。并且，在我们的想象之中，这些成员应该只占很小的比例。当然，亲属关系以及旁系亲属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事实上，自人类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首次建立起，亲属关系就成为这门学科常演不衰的“肥皂剧”。然而，我们认为，只有在传统社会中，亲属关系的意义才会包含那些旁系亲属：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世界里的人，早已抛弃了那些陈腐的观念，在家园情结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结果就是尽管我们仍旧重视直系亲属，但我们的社交圈却是由朋友关系和工作关系所主导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旁系亲属成员。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向你证明，那些来自大家族的个体会在社交圈子中列出的朋友数量更少。所以，150这个数字似乎就是你所能够拥有的人际关系的真实限额。你只有150个名额，你会把这些名额优先分配给家庭成员，然后再用朋友来填满余下的空缺。

当然，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让你避开这些限定。你并不一定要将你的家庭成员包含在这个列表之中。有些人与亲人闹翻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对方。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一般而言，人们在心中将亲人置于朋友之上。如果你并没有太多的家族亲属，或者，你与他们产生了纠纷，那么，你就会用朋友来填补亲人所留下的空缺。你也有可能会用你最喜爱的肥皂剧角色或宠物来填补这种空缺，甚至你最疼爱的盆栽植物都可以，假如你真的觉得自己同它之间存在友谊的话。

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将那些并非实际存在的人物包含进去，例如上帝或者已逝者。需要谨记的是，人际关系、纽带、羁绊，是我们在追求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你的父亲和母亲是谁，这不是你能选择的，你同样无法选择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但是，我们建立个人社交网络，选择朋友、恋人和熟人的过程，则更像是在磋商谈判。150人的社交圈就是我们从诸多可能中选出的样本。

在后文中，我们将会探讨邓巴数这一限额存在的原因。但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向你简要介绍一下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这个概念。认知负荷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的记忆信息，并依照已知信息采取行动的心智能力，在此处，信息是指我们对社群中其他成员的认知。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一场重要的考试或演讲前，大脑中的数据几乎处于满溢的状态。而当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断增多时，我们同样会面对类似的超载问题。我们能记住那么多人的名字、经历，并负担起我们对他们的责任吗？数字150似乎就代表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所能承载的极限。只有在这个极限之内，我们才能以一种富有社会效益的方式记忆、回忆和回应他人。因此，认知负荷所充当的角色其实是我们社交野心的制动器。史前岁月的社群生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硬币的一面，物种的脑容量与它们的社交圈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转向硬币的另一面，远古历史(12)（deep-history）的探索。远古历史在我们的叙事中同样重要。研究远古历史是考古学的专长，它发端于300多年前的考古学运动，是整个启蒙运动中人们求知的焦点之一。然而，我们如今所认可的考古学是19世纪的产物。在19世纪上半叶，依据器具制作材料的不同，史前历史被划分成了三时代系统——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后，这些器具材料就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简单证明——人类从猎人转化为农民，并最终进入文明社会。

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最热衷于解密的就是人类的远古生活问题。人类是产生在冰川期吗？这会让人类的起源更加古老。或者，人类只是在最近一次地质期中产生的吗？很多人都支持后一种说法，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最古老的历史就是《圣经》中的记录。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150年前就已经找到了。

1859年，两位英国人约瑟夫·普莱斯特维奇（Joseph Prestwich）和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各自主导了地质学和考古学领域的研究。法国人布歇·德·彼尔特（Boucher de Perthes）声称，在法国北部索米山谷里，有证据可以表明人类曾经与长毛犀牛和猛犸象这样已经灭绝了的动物生活在同一年代。

普莱斯特维奇和埃文斯对此进行了跟进研究，4月的一个午后，在亚眠郊区阿舍利的一个采砾场，他们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见图0-4）。图0-4　阿舍利遗址的考古挖掘阿舍利砾石坑位于法国索姆省亚眠市郊区。这张图片拍摄于1859年4月27日，其中一位采石工指着一把手斧（见图0-5）。手斧所处的砾石层属于冰川期。

紧接着，术语“阿舍利文化”（Acheulean）便开始被用来指代工具制造时代。普莱斯特维奇和埃文斯甚至为他们的发现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展示了一个石制工具，这个石器就处在原地，从砾石中探出（见图0-5）。在这个地方，两位科学家还发现了灭绝动物的骨骼化石。在伦敦，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和古物学会的认可。

有关人类起源的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尽管有趣的是，能够证明他们观点的石制手斧却遗失了。这把手斧直到整整150年后才被克莱夫·甘布尔和罗伯特·克鲁斯金斯基（Robert Kruszynski）重新发现。在普莱斯特维奇于1896年逝世后，他的遗孀将这把手斧捐赠给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此后，它就一直作为史前古器物被收藏在那里。这绝对是一块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石头，它彻底颠覆了《圣经》中图0-5　阿舍利手斧的年代史，并揭示了人类久远的远这把手斧对旧石器时代的历史研究古历史。由于当时缺乏年代测定技非常重要。克莱夫·甘布尔和罗伯术，我们只能对它的历史时期进行特·克鲁斯金斯基重新安置了这把手斧，手斧上面仍旧贴着1859年估算。的标签。

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为其1865年的名著《史前时期》（Prehistoric Times）所取的副标题是“以远古遗迹和现代野蛮人的风俗习惯为例”。那些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例如塔斯马尼亚土著民，被认为是创造了阿舍利手斧的旧石器时代人在现代社会的代表。他们区别于之后的新石器时代人。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是更为精良的斧头，彼时农业也已经取代狩猎成为人们主要的生存手段。这样的类比持续了许多年，直到科学家们意识到，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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