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军事谋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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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军事谋略试读：

前言

邓小平军事谋略思想，是以邓小平军事实践为载体，在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等丰富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早在我党领导革命斗争初期的军事实践中，他就受党中央的委派，负责发动和领导了广西的武装斗争，建立了党领导并指挥的革命武装，创建了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他在与他的亲密战友、著名军事家刘伯承共同统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解放军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更名的中原野战军、再后更名的第二野战军转战大江南北，纵横驰骋东西的鏖战中，他作为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对历次重大战役的运筹和决策都承担着把关定向、肩负总责的重任。他和刘伯承总是或善于从敌我双方作战意图、所处态势、兵力对比、心理状态等实际出发，或善于从国际斗争风云变化、战争形态演进、军事革命趋势等实际出发，统揽全局，辩证分析，从长计议，深思远虑，多谋善断，力挽大势，在险象环生的形势和云谲波诡的局面中，表现出大处好掌风云、起伏跌宕、气势磅礴，小处如刺锦绣、穿针引线、丝丝入扣，大智大勇、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和洞察格局、实施战略转变，谋求不战而胜的统帅风范，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谋略特色。在革命斗争方式的选择上，他坚持“兵者，国之大事”的斗争方略；在敌强我弱的武装斗争中，他施用“谋势、度势、造势、用势”的运筹谋略；在诡道丛生的对抗中，他巧设“奇正之变，以奇制胜”的兵经韬略；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他采取“攻心为上，不战而胜”的心战策略；在和平时期建军中，他力主“质量建军，精兵利器”的发展战略。为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创造了内容丰富的奇韬伟略，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成功经验，并成为我军建设和发展的经典。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操作性。

然而，在对邓小平军事思想的诸多探讨中，目前还没有从军事谋略的层面深入开掘、系统研究的成果，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邓小平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等研究的深刻性及全面性。本书对此作了一些探讨，但由于作者学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及占有资料的局限，难免会影响到所研究内容的水平，敬请读者指正。

另外，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军事科学院张树德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深表谢意。作者2000年5月于大连第一章国之大事 建立武装《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著名论断的意思是说，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时刻加以重视和研究。只有加以重视和研究，才能夺取政权；只有加以重视和研究，才能巩固政权，立国兴邦。我们党在领导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正是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还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可见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巩固和保卫它，谁就应该拥有强大的军队。革命斗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和重要。邓小平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总是善于根据斗争的形势和党的决策要求，广泛地宣传群众，深入地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聚集一切可以聚集的力量，吸纳一切可以吸纳的武装，组成了一支支革命部队，领导了一次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一个个根据地，充分体现了他政治斗争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和军事斗争的谋深计远，灵活应变，以及斗争意志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为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为革命斗争渡过最为艰苦、困难和低谷阶段，为我们党不断积累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做出了伟大而卓越的贡献。第一节因势利导 争取力量

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斗争史。邓小平在早期领导革命斗争时，十分注重把握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区别各类关系，利用各种矛盾，讲求斗争艺术，纵横捭阖，因势利导，团结了各类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壮大了革命武装，发展了革命势力，促进了斗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使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一、深入分析各派之间的关系，确定正确的工作方针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失望。同时也从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建立我们党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用革命武装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否则，反革命的武装，既不允许革命的存在，更不允许革命的成功。为此，我们党，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继南昌起义之后，又爆发了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和广州起义、平江暴动。不久，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并创建了我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如何组织领导武装斗争提供了光辉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使我们党更加看清了建立自己的军队，掌握武装力量指挥权的必要和重要。1929年3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部队向桂系实施了全线进攻。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兵败如山倒，逃至香港。蒋介石通电全国：“兵不血刃而定武汉。”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利用桂系内部李宗仁、黄绍竑与俞作柏、李明瑞之间的矛盾，秘密派人，分别向俞作柏和李明瑞表示拉拢之意。蒋介石向俞作柏许以重诺：一是委任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上将参议兼广西省主席；二是给军饷200万元；三是俞作柏和李明瑞共争广西，桂军由俞、李二人编遣。俞作柏和李明瑞心知肚明，知道蒋介石是想利用他们除掉李宗仁等桂系实力派，而他们也想利用蒋介石除掉桂系中的异己派。因此，双方目的不同，但反对的目标却完全相同，双方可以互为利用。就这样，李宗仁、黄绍竑跑了，俞作柏、李明瑞回来了。俞作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讨逆军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四编遣区主任兼军事特派员、广西省绥靖司令。俞、李执掌广西军政大权之后，对蒋介石的为人早有戒备。为防止局面再乱，俞、李二人便通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找到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够派人，帮助他们支撑局面。根据俞、李二人的要求和争取广西力量，组织武装起义，扩大革命势力的斗争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邓小平前往广西去做俞作柏、李明瑞的争取和团结工作，搞好广西的兵运和统战工作。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邓小平来到南宁以后，首先深入了解了所要争取对象的背景。他通过对俞、李的历史和现实的正确分析，认为俞作柏和李明瑞都是大革命时期广西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北伐的名将，“四一二”事件之后，仍继续坚持革命立场。俞作柏曾暗中支援枪械给我党领导的浔州四属农军，与我党在香港成立的广西肃反委员会，共同开展反对新桂系军阀清党屠杀政策的斗争，并主动向广东省委提出了要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李明瑞也曾在其部队中秘密掩护过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俞作柏和李明瑞在策划倒桂之初，即将其先倒桂后反蒋的意图秘密地通知到广东省委，并主动邀请我党选派干部与其合作。尽管当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反桂反蒋的力量，以巩固自己对广西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确实与蒋、汪、桂系存有较多的矛盾，尤其是他们对国民党各派所坚持的“清共”行为更加反对。所以，邓小平认为，做好与俞作柏、李明瑞的反蒋、反桂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更多的同盟军，打击主要敌人，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也十分必要。从军事谋略的角度讲，是否恰当地利用上述对我有利的矛盾关系，坚持“纵横捭阖”，以有效地适应我党领导建立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就当时广西的形势而言，也要求我们党应该与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合作，因为李明瑞部的三个师基本上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旧部，不仅成分复杂，而且杨腾辉、吕焕炎两个师长早有与李明瑞争雄广西的野心。另外，蒋、汪、桂各派为了争夺俞、李，也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对此，邓小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党对俞、李采取反对或破坏其政权建设的工作路线，无疑是把本来可以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到了敌人那一边，这是“左”倾错误，不仅对党、对革命不利，也对友军不利。因此，在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时，我们应该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团结那些可以团结，也应该团结的武装力量的工作指导，对俞、李采取尽力争取的工作方针。于是，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紧紧把握住了发展革命力量这一重要时机，根据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及广西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斗争方针与策略，主动与俞作柏和李明瑞合作，稳定广西政局，孤立亲蒋势力和改组派势力，集中打击桂系实力，积极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努力掌握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争取在短期内利用我们的部队去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广西苏区。为此，邓小平与俞作柏的同胞兄弟、共产党员俞作豫和陈豪人等人亲自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利用俞作豫与俞作柏、李明瑞的亲属关系，把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派来的数十名党员干部安排到广西省政府、省警备军中任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在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做好与其合作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他经常提醒广西特委和在省政府、省警备军中任职的党员干部千万不要忘记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在做争取和合作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上层统战与下层兵运结合起来，以防止发生突然事变。实践证明，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反对蒋介石的统一战线，解决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但没有解决好的争取中间阶级成为革命同盟者的问题，为我党在广西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必要的客观基础，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中，十分善于运用“纵横捭阖”的谋略艺术。二、抓住有利时机，促进所争取对象向革命方面转化

俞作柏、李明瑞等人在邓小平的耐心说服教育下，十分坚定而明确地表示，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同时，邓小平也深刻地认识到：俞、李二人控制了广西军政权力之后，也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发动工农群众以巩固其对广西的统治地位，及早做好防止新桂系东山再起和蒋介石插手控制广西的准备。这正是我们党加紧争取工作，扩大争取成果的难得机遇，必须适时抓住，给予相应的引导，以使其真正成为党的一支武装。于是，邓小平亲自领导广西特委，对俞、李的争取转化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措施，以使其政治态度上的倾向性真正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或者说，要尽快造成其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这样一种事实，以防止其再出现举棋不定，三心二意，前功尽弃的不利结局，从而达到推动其彻底转化，真正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的目的。为此，邓小平通过俞、李，一是通令开展工农运动，确立其合法地位，设立由我党领导的慰问农民运动办事处，并派代表慰问各县的农民，支持农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二是下令释放了“四一二”以来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人士，并加以任用。三是通令解散新桂系残余分子控制的各级国民党党部，逮捕惩办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四是对蒋介石派来的百余名黄埔学生，不给以工作，全部遣回。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广西特委争取俞作柏的同意，召开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会后，我党又推荐了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俞作柏委任为左右江十多个县的县长，使我党合法地掌握了这些个县的政权。之后，广西特委又争取俞作柏同意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骨干的“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措施，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尤其是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而且也推动了俞、李对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从倾向性到实质性的转化。

同年9月中旬，邓小平又与广东省委代表贺昌一起，指导广西特委在南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分析了前一段斗争的形势，总结了前一段斗争的经验，通过了《政治任务议案》等事项，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明确地提出了“目前农村中的主要路线是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革命，尤其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而推进到游击战争，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可见，邓小平正是通过积极的争取和不懈的努力，不仅使俞作柏和李明瑞彻底地站在了革命的立场上，使我党完全控制了广西的军政权力，而且也将建立农民武装，兴起农民运动，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以便于合法而稳定，全面而广泛的实施。会后，广西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迅猛发展，不仅壮大了革命的声势，而且发展了革命的力量。到10月份，全省的地方党员已达420余名，农会会员已达35万余人。三、开展兵运工作，建立革命武装

在广西工农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告诫我们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党，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否则，我党仍会受制于人，受限于事，那样我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邓小平到达南宁之后，立即把建立我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这一重要的内容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他及时指导广西特委成立了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当时，李明瑞掌握了广西军事大权之后，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需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李明瑞由武汉带回的部队仅有三万余人，而旧桂系吕焕炎收编的桂系残部也有三万多人，这些桂系旧部名义上虽接受编造，但实际上并不能为李明瑞所调用。因此，李明瑞也急需建立一支自己能够掌握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就利用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作柏、李明瑞是兄弟和表兄弟这一特殊社会关系，促使俞、李创办了军官教导总队，以培养初级指挥军官，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党把一百多名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并把我党派去的干部渗入到广西省党、政、军机关中任要职。共产党员张云逸为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任副大队长，共产党员罗少彦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共产党员俞作豫任第五大队的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为副大队长，徐开先、张云逸为教导总部的正、副主任。邓小平同志认为，教导总部虽然在名义上是训练军官的学校，而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办军官总教导队来达到改造俞作柏、李明瑞旧军队的目的，培养革命骨干，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准备的。所以，邓小平又从各地抽调了1000多名觉悟较高的老班长和老兵到军官教导总队来学习，还从广西、广东选调了不少工人和学生党员担任教导大队各连的连长、排长。在各连相继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这样，使我们党初步控制了这支部队的领导权。

张云逸、李谦、俞作豫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利用在部队的合法身份，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工作。张云逸在第四大队、教导总队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开展士兵民主运动，发动士兵与反动军官作斗争。二是运用行政命令撤换、惩办了一些反动军官。对于一些政治上反动的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一方面给他们安排了较高的职位，一方面却削弱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使这些反动军官与群众相隔离，再也不能用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去影响士兵群众了。三是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四是改变了士兵素质，增加了工农成分。教导总队还接收了地方党组织送来的一百余名工农学生。第四、第五大队先后共招收了1000余名工农群众，使大队迅速扩充到了3000余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改造，在大队内部建立起了我党在部队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正是这次扩充的新军，到后来成了我党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主体力量。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在改造旧军队的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十分重视发展农民自卫军。他指导广西特委成立了兵委，统一领导各地的农军，配合广西军委在南宁开展兵运工作。8月份，广西特委决定“将现在集中在山中的队伍散到红色乡村中去扩大组织，为农村发展斗争时的游击队伍”。这样便把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推向了高潮。9月1日，邓小平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警惕蒋介石、汪精卫和桂系军阀势力的活动，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准备起义，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正是在邓小平积极、有效的工作下，我党在广西很快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掌握了部队的指挥权，为开展武装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二节相机而动 武装起义

相机而动，在军事上讲，是要仔细观察时机，准确估量形势，以利于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达到战而胜之的目的。邓小平在广西开展革命斗争，建立革命武装的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也感觉形势一片大好。于是便于9月底在南宁召开了讨蒋誓师大会，正式宣布通电讨蒋，俞作柏任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司令，于10月初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此时，邓小平对俞作柏、李明瑞的作战行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俞、李来到广西时间太短，立足未稳，各方面的基础都很薄弱。尤其是李明瑞手中的部队，只有十五师和七十五师为亲信，其余的吕焕炎、梁朝玑、蒙志仁等均为桂系旧部，本来就难以控制，加上蒋介石从中挑拨收买，内部无法统一指挥，力量更是难以集中，这种情况下，倒蒋的时机还很不成熟，所以，倒蒋行动难以成功，不如静观局势变化，暂时保存实力。据此，邓小平多次做俞、李二人放弃讨蒋计划的劝说工作，但俞、李不听其劝告，执意选择了立即倒蒋的决策。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邓小平等以留守后方为由，说服俞、李同意，将我党控制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了下来，实际上是为保存革命实力。然而，讨蒋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邓小平所料，进攻广东的部队还没有出广西，其部属杨腾辉、吕焕炎、黄权等就率三个师叛变，投降了李宗仁，黄权甚至还通电拥蒋。就这样，俞、李的倒蒋行动未经交战，就归于失败。

邓小平在风云突变之际，立即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指示第四警备大队派一个营进至右江地区，第五警备大队派一个营进至左江地区，协同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其余留守南宁继续加强整顿和补充。张云逸还以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收了省军械库储存的武器弹药，准备好了十多艘汽艇和民船停泊在邕江岸边，随时准备将武器弹药运往左江。10月中旬，在南宁海关码头，大批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协助部队把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了船，邓小平率领党政机关、警卫部队，随船溯江而上，驶往百色。在革命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果断地作出了把广西革命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农村的战略决策，并亲自率领部队进入了左右江的广大农村，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相机举行武装起义。一、随机而变，实现斗争重点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深谋远虑，把握趋势，对俞作柏、李明瑞仓促反蒋、急功近利的行动必遭失败的结局，早有预料。所以，他及时调整了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部署，先后增派多名干部赴左右江开展工作，为第四和第五警备大队撤至农村做准备，并反复做工作保留了革命部队，使我党始终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的兵权。

10月中旬，邓小平指示俞作豫、宛旦平、徐开先成立中共左江军委，并按原计划率第五大队近2000人由水陆两路向龙州进军。邓小平、张云逸等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由水陆两路开赴右江地区。10月下旬，三支部队分别进驻果德、恩隆、百色、奉议、恩阳、龙州、上金等县，与当地农民革命武装汇合，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

首先，邓小平和张云逸组织部队立即宣传、发动群众，筹划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准备工作。右江地区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早就渴望翻身解放。再加上这里有韦拔群这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长期工作的地区，群众基础很好。拥护革命，踊跃参军，可以作为可靠的革命根据地，这给建立红军、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邓小平在这里迅速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在会上，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强调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充分发动群众，在广大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群众明确武装起义对推翻旧政权，建立工农当家做主的新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工农生活的意义。使广大群众真心拥护党，积极支持我们建立武装，帮助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其次，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继续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官污吏，不准虐待士兵，建立新型的革命军队。再次，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可以将枪支发给群众，直接进行反霸斗争，壮大革命声势，进一步锻炼革命群众。另外，为了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利，邓小平还强调在部队中要继续清洗反革命分子，并根据士兵群众的要求，严办了一贯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深为士兵痛恨的一个营长。对其他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也采取“调训”办法进行了处理。为了加强武装起义的指挥，还从教导总队抽调了一些立场坚定的优秀学员补充到基层，担任营、连、排领导骨干，从农民自己的队伍中抽调了一些政治坚定、斗争坚决的队员充实到部队的各个连队，也使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出现了官兵平等，军政、军民关系和睦，战斗力大为增强的崭新气象。由此，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中心由城市完全顺利地转移到了农村。二、消灭地主反动武装，举行武装起义

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深深地认识到，眼下部队虽然站稳了脚跟，但要真正举行武装起义，尚需抓住有利时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于是，他指示广西军委，拨发枪支弹药武装各县民军，争取当地的农民拥护我军。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部队进驻百色城。紧接着，邓小平又召开中共广西军委会议，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了右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和任务，认为俞作柏、李明瑞倒蒋失败之后，广西新桂系会卷土重来，“仍形成与广东对抗之局面，军阀会战仍未已，四、五大队在左右江之割据始能安然无事”，客观环境对我有利。会议决定：第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参与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第二，改造第四警备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的教育工作，改造士兵成分。第三，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消灭豪绅武装。第四，解决反动武装第三警备大队，缴其枪械。第五，扩充新部队，培养新干部，并电令中共左江军委指挥第五大队做好支援准备工作。

邓小平、张云逸率领部队进驻百色城之后，右江地区的地方豪绅惶惶不可终日，蠢蠢欲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企图作垂死挣扎。他们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企图负隅顽抗，一面又和熊镐率领的第三警备大队秘密勾结，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第四警备大队，镇压革命群众和武装起义。对此，邓小平早有察觉，看清了熊镐的反动本质，认识到熊镐的第三警备大队表面上和第四警备大队以“兄弟”部队相称，而实际上熊镐早已投靠并听命于桂系军阀了。因此，不首先消灭第三警备大队，将不利于百色起义。而恰在此时，我革命群众截获了桂系军阀黄绍竑给熊镐发出的“先发制人”、消灭革命武装的密令，邓小平见此当机立断，命令张云逸做好战斗准备，歼灭熊镐第三警备大队。在邓小平、张云逸的指挥下，经过整顿后的第四警备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几路一举袭击了驻守百色、平马、田州、那坡等镇的敌第三警备大队的主力和首脑机关，经过两天激战，俘获大队长以下近1000人，缴获了各类枪支300余支，为武装起义扫清了一大障碍。在消灭了熊镐的第三警备大队之后，邓小平又指示中共右江特委领导东兰、凤山、向都等县的农民武装，向反动的地方武装发起了猛烈进攻，消灭了大批的反动地方武装。这样右江地区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县均被我党领导的军队和农民自卫军所控制，这些县的农民协会都成立了临时政府机关，并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均改名为县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邓小平还领导广西军委对第四警备大队、教导总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工作。成立了第四警备大队部政治委员会，创办了《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派出部队配合农民，开展反豪绅的武装斗争和深入城乡宣传我党政治主张。进一步纯洁了组织，使第四警备大队成了百色起义的最重要的基于武装力量，为了武装右江地区的农军，邓小平还指示第四警备大队，将5000支步枪大部分发给了东兰、凤山、奉议、恩隆、果德、向都等农会。这样，“农民与豪绅的武装冲突遂蔓延到右江各县”。经100余次的战斗，农军共歼敌2000余人，攻占了东兰、风山、凌云、向都、镇结等县城，使东兰和右江沿岸地区连成一片，右江各县的农军也随之发展到数千人。百色、奉议、平马、思林、东兰、凤山成立了县委，果德、向都县成立了特别支部，东兰、凤山、凌云等9个县健全了农民协会，百色、平马、果德等城镇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尤其是右江10余县的武装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大振，有效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第四警备大队指战员的革命热情，进一步增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同时也有效地武装了广大民众，激发了广大民众支持武装斗争，参与根据地建设的革命热情。这样，使右江的革命力量，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为百色起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指定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的武装斗争。11月初，受邓小平委派专程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广西开展武装斗争情况的龚饮冰秘密返回百色，带来了中央及广东省委批准广西特委关于举行左右江起义，建立红军和苏区计划的指示，将右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将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邓小平当即召开了党委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对百色起义进一步作了部署。第一，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必须于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准备就绪。第二，为动员群众，宣布取消二三十种苛捐杂税，在《右江日报》上公开提出了“拥护苏区，拥护红军，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地方土豪劣绅”等口号，并印发介绍苏联土地革命、中国工农红军等内容的小册子。同时，在党内开设了训练部，培训干部。第三，进一步肃清第四警备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并将部队集结百色、平马，以防发生事变。第四，成立新教导队，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加紧训练部队，培养军政干部。第五，秘密印刷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实施政纲、标语、传单等。第六，向商人筹征了十数万元现款。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间，邓小平又专程到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率一批干部赶赴右江地区去布置起义的具体事宜。12月10日，广西前委在百色城分别“召开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第四警备大队转变为红军”和组织苏维埃政府的两个决议。11日，广西前委在百色城东门广场举行庆祝百色起义和红军第七军成立大会，在会上颁布《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同日，右江各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马镇召开，通过了关于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决议，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至此，百色起义胜利结束，同时它也标志着右江的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三、团结一切力量，扩大武装起义

俞作豫率领第五警备大队进至左江地区时，邓小平为了尽快扩大我党领导和指挥的武装力量，曾多次指示中共左江军委要坚持与俞作柏、李明瑞继续合作的方针。当我党控制了左江地区后，又通过反复工作，最终以俞作柏、李明瑞的名义宣布由俞作豫兼任广西全边对讯督办。同时也在左江地区委任了一批县长，并将吕焕炎的师教导队和对讯督办署巡缉队收编为第五警备大队的第四、第五营，派共产党员黄德普（后叛变）到宁明、明江、左州、凭祥等县招募农民成立了第六营，使第五警备大队扩充到了3000余人。紧接着，又收编了地方武装成立了第一、第二路游击支队，从而使我们党基本上控制和稳定了左江局势。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左江地区党的领导还比较薄弱，整个地区的共产党员只有20余人，第五警备大队的6个营长中只有1个人是共产党员，连排长大多数都是原国民党旧军官所担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反对起义的。而且龙州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长期统治的边关重镇，反动势力相当强大。邓小平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下大工夫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对于我们党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适时发动龙州起义显得极为重要。当时，李明瑞也面临着是否参加革命的选择，他不仅希望借助于我党的力量东山再起，而且还多次拒绝过蒋、汪、桂系等军阀势力的引诱和拉拢，表示不愿意与其同流合污。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则认为，李明瑞属于国民党的改组派，因此不同意争取他参加我党领导的左右江起义，更不同意让他参加革命队伍和加入共产党。对此邓小平却明确的认为，在我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还不是很强大，且李明瑞又是一个倾向于共产党，有民族正义感的将领的情况下，我党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好其转化工作，团结这部分可以团结的武装力量，有利于我党发动百色、龙州起义。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政治上的远见和军事上善于纵横捭阖的谋略。为此，邓小平先后两次亲自做李明瑞的转变工作，使李明瑞从根本上转变了思想观念，进一步坚定了参加革命队伍，拥护党的领导的决心。这也为李明瑞后来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始终表现出来的坚持信仰，坚定立场，坚强斗争的决心，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由此，邓小平也就成了李明瑞参加革命的最重要的引路人。

11月中旬，李明瑞曾由龙州到百色，拟调第四警备大队会同第五警备大队去攻打南宁，对此，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利用俞作柏坚持实施讨蒋的失败教训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劝阻，向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南宁难以成功的道理；同时向他表明我党是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的，现在应准备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左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红军第八军，希望他能够参加革命战争。邓小平和张云逸还代表广西前委当面应允“日后成立红七军、红八军时就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正是由于邓小平和张云逸的以诚相待，使得李明瑞在重要的选择时刻，认清了形势，看清了前途，毅然投身到了我党领导的左右江武装起义之中。李明瑞返回左江后，与俞作豫一起积极进行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时，左江发生了蒙志仁叛乱事件，并控制了龙州。29日，李明瑞与俞作豫率部平叛，经五昼夜的激战，收复了龙州，扭转了左江的危险局面。紧接着，李明瑞将第五警备大队的余部、特务营及部分农军扩编为两个团6个营，任命宛旦平、袁振武、潘兆昌、何家荣等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从而加强了我党对部队的控制。12月中旬，邓小平、何世昌、严敏等在龙州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及广西前委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与李明瑞、俞作豫等共同议定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又指示第五警备大队前委要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加紧改造部队，争取在短期内举行龙州起义。并要继续做李明瑞的转化工作，使他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成功，成立了红八军，由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此时，李明瑞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革命斗争，总是善于从实际出发，坚持“兵者，国之大事”的斗争方略，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致力于建立党的军队，组织武装斗争，领导起义暴动。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当时的中央军委对百色起义、龙州起义评价说“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兵变，而且在转变以前还有这样周详的准备工作，这就全国范围来说，是很难得的”。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宝贵经验。第三节创建根据地 壮大军力

百色、龙州起义胜利后，邓小平认为，在反动势力猖獗，敌人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军阀混战的环境下，我们党刚刚组建的红军，还十分弱小，革命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要保存军力，发展壮大起来，就要有一个稳固的依托、可靠的基地，以利于以此为依托同敌人周旋斗争。所以，在起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又着力于根据地的建设。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善于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领导各族军民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为根据地的创建和有效地保存军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确定左江苏区建设方针，为保存红八军纵队奠定了基础

两次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使得红七军、红八军的一些指挥员头脑发热，决定乘粤桂军阀混战，南宁城内空虚的有利之机，两军协同去会攻南宁，意图在于夺取中心城市，大造革命声势。1930年2月初，邓小平从上海汇报完工作返回龙州时，正值俞作豫、何世昌率红八军主力进驻崇善，准备攻取南宁。根据党中央不打南宁的指示，邓小平当即命令红八军回师龙州，同时电令红七军停止进军。但是，此时的红七军在隆安战斗中已经失利，对此，引起了广西前敌委员会的重视。于是，邓小平马上决定在龙州亲自主持召开了红八军军委、左江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斗争形势，邓小平认为：龙州一带反动势力仍然十分猖獗，左江地区工农群众的基础还比较薄弱，红八军刚刚建立，人数不多，部队也不够稳固，这种情况下再去攻打敌人防守比较坚固，兵力比较强大的大城市，无疑会使我们的部队遭受损失，更不会取得胜利，这种冒进的“左”倾思想，不但不能使我们达成作战目的，而且有葬送我党武装力量的危险。所以，在当前的困境面前，我们党的任务，不是去攻打南宁，而应该是如何巩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有一个能够站稳脚跟的根据地。对于邓小平这些精辟而透彻的分析，与会人员无不称是。紧接着，邓小平又根据中央的指示，研究制定了左江苏区建设的基本方针：第一，以龙州为中心，迅速发动左江苏区土地革命运动；第二，加紧红八军的改造，进一步肃清反动旧军官，分配共产党员去担任主要工作，发挥其骨干作用。第三，迅速解决被我收编但仍觉得不是很可靠，有可能叛变的黄飞虎、冯飞龙所部，武装农民赤卫军，以此作为扩大红军的基础；第四，健全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第五，开展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以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民族精神、爱国热情和凝聚力；第六，红八军下一步发展的总的方向是与红七军汇合，向右江推进。

根据左江地区党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这个实际，邓小平在龙州的20多天里，以主要精力指导左江党组织的建设。首先是将红八军军委改组成为临时前委，并由他自己亲自担任书记兼任政治委员，指定了前委委员涂振农接替了王逸任左江特委书记，从而加强了对苏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时间不长，左江地区的党员人数就由24人发展到90余人，并在龙州、下冻、上金、凭祥等地建立了支部或特支，同时还派出学员分别到崇善、养利、雷平开展建党活动。红八军的党组织也发展到近百人。邓小平还亲自组建了红八军一纵的队党委，他在党委会上对全体党委成员说：“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他还将这一决定公开向非党员的纵队负责人作了交代，嘱咐他们要切实尊重党委的领导和二纵队的营委，下辖7个支部。3月初，邓小平又指导健全了一纵队的党委，并指定袁振武为书记，使一纵队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为部队有了党委领导，从而团结了全体党员和非党员干部，才有可能战胜重重困难。后来龙州失陷，正是因为有了一纵队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挥，才能够率领部队经桂越、桂滇、桂黔边界，历经千难万苦，辗转7000余里，于1930年10月下旬与红七军会师。这充分体现了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在红军建设上，邓小平向第一纵队官兵讲述了红军三大任务以及宣传工作的要求。他强调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使用两杆枪，除你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宣传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瓦解敌人，问他们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我们把道理讲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另外，邓小平在领导左江苏区建设中，还善于把反对地方豪绅势力与反帝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动龙州各族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以利于激发各族民众的爱国热情。对此，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多次发出照会，诬蔑“现今龙州地方全陷股匪据中”，扬言立请“越南的总督拨派武装卫队”开入龙州以资震慑。法国还从越南不断派遣飞机入侵左江地区，这也引起龙州广大军民的极大愤慨。2月10日，社会各团体集会并联名发电，反对法国无理干涉中国内政，请求左江革命委员会没收法国海关、教堂及在龙州的财产和企业。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反帝斗争，邓小平与俞作豫、何世昌等领导了这场反帝斗争。我党通过《工农兵报》以及布告、标语、小册子等形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帝宣传。11日，红八军政治部颁布了《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并用英法文通电于世。后来，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又召开了万余人的反帝群众大会。红八军还在宁明县境内击落了一架入侵的法国飞机。通过上述这一系列的斗争，锻炼了群众，增强了凝聚力，使左江苏区的建设大有好转。二、加强右江苏区党的建设，增强红七军战斗力

百色起义胜利之后，针对武装斗争的发展，红七军的扩建及根据地的建设问题，党中央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在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兵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这些指示，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在工作中的优缺点，也是对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这是其重要而珍贵的。尔后又指明了红七军今后的工作路线，即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的发展前途在于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批准了红七军前委名单，指定由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等七人组成，邓小平为书记。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红七军和右江苏区建设的实际，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红七军前委第二号通告颁发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指示。通告分析了右江苏区的形势和党组织的状况，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对于红军与根据地的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指示各级党组织要以最大的力量来注意党的建设。《通告》规定了党的组织系统、支部生活和党内民主的具体原则，指示红七军前委是军队和地方党部的最高领导机关，各级党组织必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遵守党的纪律。《通告》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通过开办各种训练班等，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通告》对指导右江苏区党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红七军重回右江苏区之后，邓小平亲自领导前委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他在《红军第七军前委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通告》中强调指出：“党能否加强对红军之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为提高党员素质，他指导编印了大量的《党员须知》，并在平马、百色、东兰等地开办了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基本理论训练。另外，右江各地党组织也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党性、政策、党纪教育。邓小平还亲自编写党内教材，印成小册子供学员学习。邓小平还指导红七军前委颁发了《前委通告》，更明确地提出了右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以及“正确的执行深入土地革命，改造苏维埃、赤卫军”等。

经过4个月的工作，右江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右江特委建立了独立工作系统，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向都、百色等县都成立了县委，果德、凌云两县也建立了特支，整个地区党员达1000余人。同时，红七军也健全了纵队党委、营党委、连党支部、班排党小组，全军党员已达800余人。在部队建设上为了利于民主管理，红七军的各连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一般由7人组成，由连队召开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群众民主管理连队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由于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因此由士兵委员会负责贯彻党的决议，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废除军阀主义，维护部队纪律，管理部队物质生活，贯彻官兵平等的原则，同时对驻地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对于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武装群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提高战斗力，邓小平还在平马举办了一期为时三个月的教导队，以培养连排基层干部。教导队共培养了100多名学员。邓小平亲自主持开学典礼，亲自作了形势报告，还亲自给学员讲课。邓小平几乎每隔几天就给学员上一次政治课，讲授的内容有工农民主政权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帝国主义问题等。邓小平的讲课，善于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和右江斗争的具体实际。比如，他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明确地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目前革命的重要内容就是深入土地革命，把革命与农民的利益联系起来，就可以充分地调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就可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根据地，就可以迅速地壮大我们革命的力量。邓小平的政治课，深深地教育了红七军和右江的一大批军政干部，为我们党搞好根据地建设，为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军政人才。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建设

根据地建设的关键，一是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支持程度，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而根据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思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要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按照邓小平的指导，红七军还确定了“暂在右江各县实行分兵游击以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策略，先后颁布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右江苏维埃政府通令》、《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指导性文件，出版了《土地革命》一书，明确提出右江已到了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的阶段，还具体规定了“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的10条原则。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还及时纠正了红七军前委忽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结果必然会影响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介绍了红四军在江西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明确指示红七军前委要在东兰、凤山、凌云等县部分地区，开展土地革命试点。为此，邓小平还亲自深入到东里、板勉、旧州等村屯调查研究。随后，他又根据中共中央通过广东省委转给红七军前委的指导信的精神，领导右江特委的同志在旧州开办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有100多名党政干部参加的训练班。在训练班上，邓小平亲自讲授了《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等课程。至此，训练班又为右江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干部。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指导右江苏维埃政府分别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为右江的土地革命运动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其中，《土地法暂行条例》贯穿了实事求是和创造精神，具有许多独到之处：一是科学分析了农村的各阶级成分，对地主、豪绅、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不同成分作了具体说明。二是吸收了《兴国土地法》的正确部分，增加了符合右江农村实际的新内容。三是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分配土地的原则，创造性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这些从实际出发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对右江苏区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右江地区的土地革命开展得扎实有效，使广大的贫苦农民欢欣鼓舞，热情高涨，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使红七军部队的成分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胜利完成。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做主了，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许多翻身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有几千农民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就使红军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为四个纵队，全军发展到八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迎接新的战斗，开辟新的局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第四节避强乘弱 保存军力

我党在广西领导起义的胜利，不仅开辟了一方根据地，而且还建立了自己领导的军队。但是，在反动势力重重包围之中，要把这支宝贵的武装力量保存下来，则需要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灵活果断的指挥。邓小平为了保存红七军这支他亲手创建的部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顶住了来自内部的错误决策的干扰，摆脱了来自外部的围追堵截的扼杀，避强乘弱，辗转游击，历时10个月的卓绝奋战，终于与中央红军会合，成为后来进行革命战争的重要力量。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领导武装力量与强敌斗争中，善于权衡态势，明察利弊，把握战机，避强乘弱的军事洞察力和指挥谋略，也体现了邓小平在错综复杂，云谲波诡的局面中所具有的政治敏锐力和斗争的坚定性。一、避与强敌交战，减少无谓损失

正当右江苏区的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波及到广西，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并为使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左”倾路线，特派邓岗前往广西指导工作。1930年9月，红七军前委决定执行党中央原定“向中心区域发展，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和南方局关于红七军向东发展，夺取柳州、桂林，出小北江，进攻广州，以配合完成南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指示精神，以及采取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的方法来实现革命胜利的要求。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会议，会上，由邓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决定红七军由四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十九师、二十师两个师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动，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阅兵典礼，以鼓舞士气，壮我军威。韦拔群率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地区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会上，邓小平、张云逸对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虽然持怀疑态度，但还是接受了党中央的指示。10月4日，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由平马、田州、东兰进驻河池整编。10月10日，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召开了全军党代表大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邓岗作政治报告。大会改选了红七军前委，仍由邓小平担任书记。会上，邓岗坚持遵照中央的“左”倾路线，让红七军首先攻打柳州。邓小平则认为：目前的广西已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然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当时攻打百色都已十分困难，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而且会使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部队蒙受更大的损失，最后连“老本”都得赔进去，这是得不偿失的攻坚战，况且由河池到柳州，中间还隔着一条大江，更不好打。但党中央的指示还要执行，在“两难选择”面前，邓小平提出在服从党中央指示的前提下，先打相对好打的桂林，尔后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方向推进。会议通过了邓小平的意见。

在部队向桂林开进的途中，邓小平坚决抵制邓岗等人的错误意见，尽最大努力使红七军避免蒙受重大损失。红七军占领宜山县怀远镇后，邓岗等人主张去攻打庆远镇。鉴于该镇已有敌韩彩凤师固守，不仅不易攻取，而且会受损失，邓小平和张云逸只好去耐心说服邓岗不攻庆远，转向北上占领天河。后又说服大家不攻融县，而经三防取长安渡河。次日，得到情报说融县有一小河涉水可到长安，遂即临时决定攻取融县城。部队在天河县四把地区与桂系覃连芳师第一团遭遇，激战三天，毙敌数百人，而我方也伤亡二三百人。随后，邓小平和张云逸发现敌军有增援，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进抵三防进行休整。在三防又获悉桂系之敌韩彩凤、覃连芳师各一部已进至长安镇、融县一带，为避开强敌，邓小平、张云逸等主张改变原来计划，不取长安镇，绕道富禄过融江，但大部分干部主张攻打长安镇。经大会讨论，决定攻取长安镇。邓小平、张云逸只好服从大会决议。于是部队发起长安攻坚战。战斗历时5天，红七军虽打得英勇顽强，但终因长安镇防守坚固而久攻未克，遭受了北上后的第一次较大的损失。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进至富禄渡江，拟由古宜进军桂林。又因古宜已被桂系教导师驻守，遂又改道经湖南绥宁进至武岗后转去桂林。红七军为补充给养，临时决定改取武岗，但因城墙坚固，加之宝庆、长沙的湘敌来援，不但未能破城，而且牺牲了团长以下数百人。在此情况下，红七军遂向新宁方向撤退。而此时，湘敌为阻止红七军进入湘赣边，已调重兵于永州、祁阳间堵截，为避免红七军再遭更大损失，邓小平分析了湘、桂军阀的矛盾，提议转道广西的全县。红七军前委接受此项建议，率部于1931年1月2日攻占了全州城，暂时摆脱了湘、桂军阀的围追堵截。二、调整进军方向．红军转危为安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在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干扰下，经过4次与敌遭遇，长安攻诚失利，武岗作战失败，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在这些关键时刻，邓小平耐心地做邓岗等人的工作，虽有效地限制了错误决策对红七军的影响，尤其是将红七军因执行错误的作战决策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但毕竟使一支威武雄壮的拥有7000多人的红七军，锐减到了4000余人，而且部队中的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也很多，加上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以待，对此，红七军的领导终于认识到，再去攻取柳州、桂林，进而夺占广州，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眼下的困境中，红七军迫切需要的是放弃错误路线，调整进军方向，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员。部队中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为红七军统一认识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于是，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总结了两个月来执行中央指示的经验教训，集中讨论了是否执行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和如何改变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邓小平全面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只有放弃执行冒险计划，重新确定进军方向，避免与强敌作战，稳定军心，休养生息，保存军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红七军目前的被动局面。邓小平的分析，使与会的同志深受启发，由此统一了思想认识。于是，红七军前委又重新作出决定：第一，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由硬拼攻坚战略转变到游击战略上来，挥师粤湘赣边界求得发展，以期建立粤北根据地，相机会师朱毛红军。第二，部队休整三天，将4个团整编为3个团，以加强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提高战斗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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