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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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杜拉的故事试读：
内容提要
梦与现实是这样关联的？它是如何解释和治疗癔症的？在梦中出现的人或物有什么象征意义？它们真的能揭示做梦者试图隐藏的内心秘密吗？《少女杜拉的故事》从罹患癔症的少女杜拉所做的两个梦出发，分析了在梦的掩饰下杜拉表现出来的敏感、多疑、愤怒以及病态的心理特征，深入剖析了癔症引发杜拉各种身心疾病的作用过程，探索了梦境、癔症和现实生活的复杂关系。作为集弗洛伊德丰富严谨的临床实践和奇思妙想的文学才华于一体的经典著作，本书在解读杜拉之梦时可谓环环相扣，给人一种穿越迷宫般的阅读快感，而通过其犀利的分析所挖掘出的令人震惊的心理学现象，对研究癔症以及两性关系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论是心理咨询师、专业的医学人员，还是对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会被弗洛伊德严密、细致和睿智的心理分析所折服，并随着杜拉故事的深入对梦和人生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
译者序
20世纪80年代初，弗洛伊德在我国掀起一股心理学狂潮，他用严谨、缜密、睿智的心理分析带领中国人走出梦境、性欲、潜意识的迷思，当时的文学青年几乎人手一本《少女杜拉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弗洛伊德热潮进入了全盛时期，其重要著作的译本被读者热烈追捧，“潜意识”这个由弗洛伊德创造的心理学专业术语，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力比多”“本我”“自我”的含义，更是知识分子必须了解和掌握的。20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热潮开始消退，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市场上涌现了大量通俗易懂、即学即用的简易心理学书籍，除了心理学专业人士外，普通读者早已忘却了弗洛伊德这个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弗洛伊德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某个时代的标志，让人既熟悉又陌生。
在拜读了弗洛伊德的大部分原版论著，并用两年时间重译了《梦的解析》后，我不禁被他严密的思维分析和有力的论证所折服，深感弗洛伊德这个伟大的名字不应该被世人遗忘，他的理论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依然能为我们所用。在他所有的论著中，《少女杜拉的故事》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本书不同于他的其他作品，它不是一篇让非专业人士感到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份情节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以文学作品形式呈现的心理学病历。
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好友弗莱斯的信中提到，他得到了一份值得记载的病例。“这些日子过得很有意义，我有一个新病人，她是个18岁的女孩。她的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慧之门。”1901年1月25日，弗洛伊德在给弗莱斯的另一封信中，提到上述病历已经完成。他说，完成这次治疗并整理完这一病历后，已经筋疲力尽。“我终于感到自己需要吃点药了。”是什么样的典型病例，吸引了弗洛伊德的全部注意力？为了研究这个病例，弗洛伊德三个月以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个让弗洛伊德如此投入研究的特殊患者，便是《少女杜拉的故事》的主人公杜拉。这份病历由两个梦组成，一个发生在治疗中期，另一个发生在治疗末期。弗洛伊德对这两个梦进行详细解析，深入探索了杜拉的内心世界，解开了她与身边人的多重“三角关系”，将她的恋父情结、性欲念、爱恨情仇抽丝剥茧地挖掘出来。无怪乎有译本称此作品为“侦探小说”，其情节的悬疑诱人可见一斑。《少女杜拉的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涉及弗洛伊德梦的理论、潜意识理论等，而且向读者展示了性的发展和童年经历对心理的影响，是我们了解及掌握弗洛伊德理论的最好途径。
怀着对《少女杜拉的故事》的热爱以及对弗洛伊德的敬佩之情，在近三年里，我反复研究了原著，做了大量笔记，并萌发了对其进行翻译的念头。这部扣人心弦的佳作现已存在几个不同的译本，其中更有精神分析领域权威人士的翻译。但部分译作确实存在被过度诠释的痕迹，译者在杜拉的身上刻下了过于个人化的烙印。作为一个翻译的逐梦者，我始终坚信，译者本就是带着脚镣跳舞的舞者，而那脚镣正是原著的精神。译者的使命是最大程度地还原原著作者的思想和感悟，而并非操弄两种文化的文字。翻译虽然被称作“二度创作”，但这种创作不应挣脱原文的约束，脱下脚镣的舞者也许表演得更为精彩，舞姿更为曼妙，但忘情的舞蹈已然偏离原来的轨道。《少女杜拉的故事》是一部值得读者反复研究的作品，也是一部对我们日常生活有着极大帮助的作品。因此我在翻译时，始终不敢有丝毫遗漏，不敢有一丝松懈，犹如那在西斯廷教堂里修复古迹的画工，战战兢兢，生怕玷污了这部传承百年的佳作。我衷心希望本译作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杜拉的本来面目，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杜拉，一个只属于弗洛伊德的杜拉。李莉2015年3月
引言
在1895年和1896年，我就癔症（hysteria）病源及其精神作用过程提出了一些看法。自此，已经过去数年。现在，我将通过分析一例癔症病史及其治疗过程，来佐证当时的一些观点。我之所以写此“引言”，一方面是为了从不同角度阐释我要采取的步骤，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读者可能出现的疑虑。
在未经其他专家学者验证的情况下，公然发表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当中的某些内容难免有些惊世骇俗，这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样做未免显得草率。不过，我基于研究结论罗列了一些论据资料，以使外界能够公正评判，这样就不会显得过于草率了。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难逃责骂。之前是因为对患者的情况交代不清而被责骂，现在是因为公开患者的隐私而被责骂。我倒希望这两种指责是出于同样险恶的居心，不过换了一种托词而已。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对这些责骂置之不顾了。
即便无视这些居心不良、思想狭隘者的批评，对于我而言，出版这份病历依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部分源自技术层面，一部分则源自社会条件的限制。如果癔症确实出现在患者心理及性生活的亲密行为中，并且病症是患者最为私密、被压抑的愿望的表现，那么对病历进行完整剖析，则无可避免地要揭露患者的隐私。如果患者得知自己的隐私将被公开用作科学研究，他们肯定不会答应，也绝不可能同意出版其病历。在这种情况下，胆小懦弱的人便会谨遵医德，慨叹自己无法为科学事业提供有利的材料。但我认为，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医治个别病患，更在于为整个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而为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医治其他患有相同病症或者有一天会患此病症的患者。因此，只要不对患者造成直接伤害，将自己所了解的癔症病因及构成公诸于世，我认为这是医生的职责。如果不这么做，则是懦夫的表现。我已经做好了万全措施，以保证我的患者免受伤害。我挑选了一位生活在偏远城镇而非维也纳的患者。因此，维也纳的人自然就不清楚她的情况了。我始终谨守为她治疗过这一秘密，只让一位医德甚得我信任的医生知道。在她治疗结束后，我等了整整四年，直到听闻她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她对于相关事件和心理问题的兴趣也减淡了以后，才出版其病历。毫无疑问，我绝不会公布任何让非医学界人士寻得蛛丝马迹的名字，而且我将该病历刊登在一本纯学术性的内部刊物上，以保证不被外行人注意到。至于患者看见自己的病历后所受到的伤害，我自然无力避免。只是她看过以后，除了她已经知道的情况以外，不会再得到更多的信息。而且，她也许会想，除了她自己以外，谁会知道病历的主人公是她呢？
我注意到——至少，在这座城市里——许多医生（尽管这听上去令人反感）把这类病历当作供自己消遣的纪实文学，而不是用作神经症心理学（psychopathology of neuroses）研究。为了确保日后出版的所有病历免遭这类人的亵渎，我在选择素材时，即便会受到格外严格的限制也在所不惜。
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能够在医德和不利条件的限制下成功完成的病历。其中，性的问题将被最大程度地公开讨论，性器官及性功能也有适当的名称。根据我的描述，思想单纯的读者肯定认为，我会毫不犹豫地与别人——甚至年轻姑娘用这种论调讨论这些问题。对此，我是否需要进行自我辩护？我只需要声明，我具有妇科医生的权利，或者更为委婉地说，任何把这类谈话看作刺激或满足性欲手段的想法，都是极为污秽的。下面，我将借用几句话表达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科研工作中，要花费时间进行这种辩驳和声明是非常悲哀的事。但愿人们不会因此指责我，而应控诉这个时代的精神。因为正是这种精神令人们处于轻浮的状态，致使所有严肃的书都无法得到保障而存在。”
下面我来说明，我是如何克服撰写这本病历的技术性难题的。一位医生一天要对六至八名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并且为了不动摇患者的信心，避免因为干扰患者的想法而影响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因而无法在现场记笔记。所以，要想完整的记录病历，难度是相当大的。我确实还没有成功解决如何记录长期病历这一问题。本病历得以完整记录则是得益于两个有利条件：首先，治疗期不超过三个月；其次，解释该病历的素材基于两个梦（一个出现在治疗中期，另一个出现在治疗末期）。这两个梦是我一开始就记录下来的，因此可作为后续解释和回忆的线索。这本病历是我在治疗结束后凭记忆写成的，由于记忆尚还清晰，而且我对出版这本病历也有着极大的热情，因此该记录虽然无法如录音一般精准，但依旧有着极高的可信度。虽然有几处叙述次序稍作调整，但并未改变原意，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这本病历更具连贯性。
接下来，我将着重谈谈本书的要点和未提及的内容。本书最初的名字是“梦与癔症”，因为我特别惯于说明如何将释梦理论融入病历中，及如何寻回失去的记忆、如何解释症状。1900年，我先是潜心研究梦，而后才考虑进行神经症心理学研究并出版相关著作，这并非没有道理。我恰好能根据释梦被接受的程度，来判断目前其他专家对梦的理解是如何的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有反对意见认为，支撑我论点的材料都被隐藏了，无法对其进行验证，因而其真实性难以令人信服。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每个人都能试着分析自己的梦。根据我在书中讲述的案例和方法，所有人都能轻易掌握释梦的技巧。我必须再次强调，对梦进行深入研究，是探索癔症以及其他精神疾病不可或缺的预备步骤。任何想免去此步骤的人，在探索该领域知识的道路上，都不可能有一点儿收获。既然本病历以释梦理论作为基础，那么不具备该理论知识的读者想必会非常失望。他们得到的不是启发，而是满脑子的疑惑。他们会将这种疑惑归结于作者，认为是作者的观点不切实际所致。但实际上，精神疾病本身就带有令人疑惑的特质。只有了解事实真相的医生才能消除疑惑，可一旦对事实真相进行解释分析，疑惑又会再度出现。只有将精神疾病的每一个元素都还原成我们所熟悉的要素，才能真正消除疑惑。但所有的迹象又都表明，我们在研究精神疾病时恰恰相反，不免会假设许多新事物的存在，这些新事物后来逐渐变成了更为可靠的知识来源，而在一开始，新事物通常都是令人疑惑和抵制的。
如果你认为梦及其解释在所有心理分析中，都占有如在本病历中一样重要的地位，那就错了。
本病历在对梦的运用方面尤为突出，在其他方面则不尽如人意，但其短处与其出版环境有关。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治疗期可能长达整整一年的病历资料。而目前这个病历的治疗期只有三个月，我可以重新复习和整理相关资料，虽然其分析结果在许多方面仍不够完整。该病例的治疗并未坚持到最后，患者在治疗中期就要求中断了。当时，一些问题甚至还未着手探讨，还有一些问题未被完整诠释。如果治疗能够继续，我肯定能得到最全面的病历，并对每一个细节进行最完整的分析。因此，在以下部分，我将只呈现一个分析片段。
熟悉《癔症研究》（Studies über Hysterie，与布罗伊尔医生，即J.Breuer合著）中所详述的分析技法的读者，对于三个月仍无法完整解释病症，也许会备感惊讶。但当你们清楚，自《癔症研究》出版至今，原心理分析技法（psychoanalytic technique）已被彻底革新后，就不会觉得讶异了。当时，我先从症状分析入手，再逐一将其消除。但后来，我放弃了这种分析技法，因为我发现它不足以解决神经症更为细微的问题。我现在的做法是让患者自己选择治疗当天研究的主题，然后从他当时所表现的意识入手，探索至其潜意识层面。但这样一来，消除各个病症的工作就变得琐碎，并融入了各不相同的内容，分散在相互间隔很大的各个时期。虽然新的分析技法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但仍远胜于旧的分析技法，而且无疑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方法。
对于分析结果的有欠完整，我别无选择，只能效仿那些幸运的考古学家，让深埋已久、弥足珍贵的零散古迹重见天日。我已根据所知的其他分析中的最佳案例，补足了缺失的部分。和所有认真负责的考古学家一样，我不会忘记在文中交代，每一个案例在何时结束以及我的个人阐释在何时开始。
还有一处不完整是我有意这样做的。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公布对患者的联想进行解释的过程，而只会呈现解释的结论。因此，除了释梦工作以外，分析技法只在极少的几个地方被展示。在本病历中，我的目的是要阐明神经（neurotic disorder）的内在组成及形成诱因。如果在论述的同时，还要处理其他问题，那么分析就可能陷入混乱，无法取得任何成果。在经验主义大行其道的分析技法被修正以前，从大量病历中搜集资料是必需的步骤。因而，在本病例中，技术步骤的省略所造成的表达障碍并不足以影响大局。严格地说，这个病人并未引起最困难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被认为会出现在病历终端的“移情”现象，在短期治疗中是不会产生的。
本病历的第三个有欠完整之处既非患者之过，也非医者之过。因为很明显，光靠一份病历，即便其完整无缺、无可挑剔，也无法解决有关癔症的所有问题，无法洞悉所有类型的功能障碍及神经症各种形式的内在组成。对一份病历抱有过高期望是不公平的。任何人如果始终不愿相信性心理病原论（psycho-sexual aetiology）的有效性——当然，对癔症也不例外——也就必然不会相信从单一病历中得出的研究结论。那么，他最好把这种观念暂搁一旁，直到他自己的研究结论令其信服为止。第一章临床现象一个鄙视自己母亲的怪脾气少女
我在1900年出版的书籍《梦的解析》中指出，梦一般都能够被解释。经过完整的解释后，所有梦都能够被构建完美、恰当的思绪所替代。这些思绪在一连串的心理活动中占据着明显的位置。在下文中，我将通过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说明释梦这项艺术。我在上述著作已经说过，我是如何面对梦这个问题的。当我致力于用特殊的心理治疗法来医治神经症时，梦的问题便阻挡在我研究的道路上。在患者向我透露的各种心理问题中，出现了对梦的描述。这些梦像是需要安插在病源与病症间无限延长的连接线上。当时，我正学着如何将梦的语言转化为能够表达我们思想的通俗语言。我得补充一句，这是心理分析不可或缺的技能。由于部分心理素材的内容与意识相悖，因而受到抑制与阻隔，成为了病源。而梦则是其中一条能够让这些心理素材抵达意识层的通道。简而言之，梦是躲开抑制作用的迂回之路，是心灵进行间接表现的主要方法之一。以下是对一个癔症少女的治疗片段，目的正是要说明释梦在心理分析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我首次有机会在出版的作品中，用足够的篇幅阐述清楚，我对于癔症的心理过程及其有机体决定因素的观点，从而避免我的一些观点被误解。既然众所周知，癔症对于医生及研究者最高的要求，只是对患者保持最大的耐性，摒除轻蔑和高傲的态度，我也就不必因篇幅的长度而一再致歉了。因为，艺术和科学无法孤军奋斗，耐心必须发挥其最大作用。
如果我一开始就提供完整、连贯的病历，那么将置读者与研究者于不同的处境。患者家属提供的报告——在本病例中，这位18岁少女的父亲向我描述了她的病情——非常笼统不清。在着手治疗时，我虽然让患者详细描述其生活状况及病情，但得到的信息依旧非常少，不足以让我掌握所有情况。这种情况就如同受阻的河水，时而被岩石阻隔，时而因为沙滩和沼泽的阻挡而隐匿其中。我不禁想问，学者和专家们该如何写出流畅、精准的癔症病历？事实上，连患者自己也无法叙述得非常连贯。他们会告诉医生来自自己某个时期的大量生活信息，但完全说不出下一时期的事，只好留给医生一段空白或一个无法解开的谜题。如此反复，最后只剩下一段又一段模糊的时期，令医生无法从这些不连贯的信息中得到答案。患者的这些叙述——即便看上去是真实的——大多不连贯，所叙述事件原本的次序也无法确定。在叙述过程中，患者还会反复更改某个细节或日期，继而又开始犹豫，最后又恢复了最初的说法。与患者病历所显示的一样，他们无法叙述一段有序的生活经历。这不仅是神经症的特质，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患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如下：首先，患者蓄意隐瞒要说的话，因为他们还不能克服羞怯的心理（或者说过于小心，害怕自己的话会涉及他人）。这是意识的不诚实带来的结果。其次，部分在其他时间能够随意想起的记忆，一旦进行叙述时，就消失殆尽，而非患者蓄意保留：这是潜意识的不诚实造成的结果。最后，是真正的失忆（amnesias）——属于记忆中的空白部分，不仅包括久远的记忆，甚至可能还包括新近的记忆——以及为了填补记忆空白而形成的错误记忆。如果事件本身一直存在于脑中，而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被破坏了，就可能出现失忆。而一旦事件的次序被打乱，其关联性必然被破坏。错误记忆通常是记忆中最脆弱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被抑制的部分。在被称作抑制作用的第一阶段，我们会有许多零碎记忆，并且会质疑这些记忆。在随后的阶段，质疑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记忆消失或出现虚假记忆。
这种状况与和病历有关的记忆相联系，与病症的产生也有着必然的联系。从理论上来讲，也是病症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进一步的治疗中，患者会叙述其一度非常清晰，却已被抑制或遗忘的事实。错误记忆表现出不稳定性，记忆的空白被填补。只有等到治疗快要完毕时，我们才能看到清晰、完整的病历。治疗的真正目标是去除一切可能出现的病症，并代之以有意识的思绪。我们可将修复患者缺损的记忆视为次要目标，或是理论性目标。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一个目标达成时，另一个也随之达成，可谓一箭双雕。
我们应该深入分析患者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像仔细研究患者的体检记录和功能障碍病症一样。而且，我们的重点不仅是分析患者的家庭生活环境，如后文所述，我们还探究了其家族遗传特质。
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18岁的少女。她的家人包括父母和一个比她年长一岁半的哥哥。她父亲因聪明才智、个性和生活环境而成为家中的权威。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构建了患者的童年和病症。我刚开始为她治疗时，她父亲已年近50，是个异常活跃、才智非凡、事业一帆风顺的大企业家。她对父亲极为顺从。但也因此，她早期形成的判断力令她对父亲的许多行为和喜好愈加地反感。
自六岁那年父亲患重病起，她对父亲的情感就开始加深。当时，她父亲身患肺结核病，于是他们举家迁至一个气候适宜的南方小镇居住。在那儿，父亲的病情迅速好转，但因为还得多加小心，因此在接下来约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家人依旧住在这个我姑且称作B的小镇里。病情稳定时，父亲会不时地回去查看自己的工厂。在夏季最热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家搬进了山里的疗养院。
在女孩大约10岁时，她父亲因患视网膜脱离（detached retina）不得不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接受治疗。但最终，他的视力受到了永久性伤害。两年后，他的病情严重恶化，受到莫名感染，随之出现瘫痪和少许精神障碍的症状。在他的病情毫无起色时，他的一位朋友（他将在我后面要说到的故事里担任角色）劝他和主治医生一起到维也纳来找我。我犹豫了一阵子，不知道是否该将他的症状确诊为脊髓痨-麻痹（tabo-paralysis），但最终将其诊断为弥散性血管病（diffuse vascular affection）。而且他自己也承认，曾在婚前受过特殊感染。我对他实施了大量抗梅毒（anti-luetic）治疗。最后，他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很明显，正是由于我为他带来了幸运的结果，因此四年后，他介绍我认识他那明显患有神经症的女儿。又过了两年，他带女儿来接受我的心理治疗。
我当时正好认识他一个住在维也纳的姐姐，年纪比他稍长一点儿。她明显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没有癔症的病症特质。在不幸婚姻的压力下，她最终死于消瘦症（marasmus）。这种病恶化得非常快，但病症其实并不明显。我后来遇见他的一个哥哥，是个患了抑郁症的单身汉。
如上文所述，我的这位18岁的女患者在感情上一直都偏向父亲。自从患病后，她就把刚才提到的那位姑妈视为模范。毫无疑问，这位女患者不仅遗传了父亲家族的天赋和聪明才智，同时也遗传了家族病。我始终不认识她的母亲，但从女孩和她父亲的口中了解到，她的母亲是个没教养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她一心扑在家务上，尤其是在丈夫患病后，两人更是日渐疏远。她完全呈现了所谓“家庭主妇的变态心理”。她对孩子的兴趣漠不关心，每天只顾着清洁房屋，擦拭器皿，让一切保持整洁——整洁得几乎无法使用。许多普通家庭主妇都如此，这让我不禁想起一种强迫性清洗症（obsessional washing）和其他几种洁癖（obsessional cleanliness）症状。但这类女人（患者的母亲也是）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病，因此缺少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的一个基本特质——了解自己患上了该种病症。女孩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她瞧不起母亲，常常无情地指责母亲。因此，母亲对她没有一点儿影响力。
女孩小的时候，把唯一的哥哥（比她年长一岁半）视为偶像，雄心勃勃地要追赶他。但最近几年，两兄妹日渐疏远。哥哥总想远离家庭争端，但每当被迫选择立场时，他总会站在母亲那边。因此，常见的异性相吸令父女、母子选择了不同的阵线。
我接下来将称呼这位在8岁时就出现神经症病症的患者为“杜拉”。那时，她患有慢性呼吸困难症（chronic dyspnoea），有时病情非常严重。她首次发病是在一次短途的登山旅行后，因此被诊断为过度疲劳。她修养了6个月，期间得到悉心照料，病情也逐渐好转。家庭医生非常肯定地认为，她的病症是神经性的，并非因器官性病变引起，但他把这种神经性因素归为过度疲劳。
小女孩儿时患过普通的传染病，但没有造成持久性伤害。正如她告诉我的——她的话很值得我深思——她哥哥总是先被传染，病情往往非常轻，随后传染给她，但她的病情则非常严重。她在将近12岁时开始出现偏头痛和神经性咳嗽。最初，这两种病症总是同时出现，但后来情况有所不同，偏头痛越来越少发作。到她16岁时，偏头痛的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神经性咳嗽最初是由常见的黏膜炎引发，却一直连续不断。她18岁找我治疗时，又开始出现极具特点的咳嗽。这种症状发作的次数不定，但会持续三至五周，有时甚至长达数月。她近几年发病的前半期，症状最为严重，甚至完全失音。和多年前的诊断一样，这被视为神经性疾病，但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包括水疗法、局部电击都没有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小女孩逐渐长大成有独立见解的少女。她嘲笑医生的努力，最后甚至完全拒绝他们的帮助。她不肯见任何医生，虽然她对自己的家庭医生没有什么反感，但只要让她见新的医生，她就非常抗拒。最后还是在父亲的强迫下，她才肯来见我。杜拉为什么要自杀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初夏。她当时16岁，一直在咳嗽，声音嘶哑。我建议对她进行心理治疗，不过我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她发病的时间虽然特别长，但会自然消失。次年冬天，她最爱的那位姑妈去世后，她便留在了维也纳，和姑夫、表姐妹住在一起。在那儿，她发烧了，被诊断为阑尾炎。第二年秋天，她父亲的病有所好转，因此全家人离开了B镇的疗养院。起初，他们搬回到她父亲工厂所在的城镇居住，后来不到一年，就在维也纳定居了。
杜拉当时正值青春期——聪慧、美丽，但却是父母激烈争吵的源头。她变得郁郁寡欢，性格也发生了改变，而这也成为了她的主要病症。她显然对自己和家人都不满意，对父亲的态度很不友善，与母亲的关系更为恶劣，因为母亲想要她帮忙做家务。她逃避社交活动，总是以太疲倦、心不在焉为借口。她忙于参加女性专题讲座，进行较为严谨的研究工作。一天，杜拉的父母被她书桌上——具体说是书桌内的一封诀别信吓坏了。她在信上说，她再也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了。她的父亲确实目光敏锐，他猜测杜拉并非真的想自杀，但依旧非常震惊。一天，父女俩在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后，杜拉首次失去了意识——后来，这被定性为失忆症。于是即便她再不情愿，她的父亲还是把她送到我这里治疗。
正如我一直所描述的，本病历从大体上来看似乎不值得记录，只是一例“轻度癔症”，具有最普通的身体和心理病症：如呼吸困难、神经性咳嗽、失音、间歇性偏头痛，以及抑郁症、癔症性反社交和可能并非完全真实的厌世症。更为有趣的癔症病例无疑早已有人出版过，而且描述得更为详细。我下文所述与皮肤感觉受创（stigmata of cutaneous sensibility）、视野局限（limitation of the visual field）或其他类似病症都无关。但我胆敢说一句，所有这些癔症的神奇现象都只是疾病领域的冰山一角而已，我们所要探索的依旧是一个未知领域。我们需要对最常见的病例，以及最常出现的典型病症作精准的解释。如果条件允许我对轻度癔症进行完整解释，我将非常满意。因为从我治疗其他患者的经验看，我的分析技法确实有能力做到。
1896年，在我的《癔症研究》面世不久后，我问一位著名学者对书中癔症心理学理论的看法。他直言书中的结论也许适用于某些病例，但无法进行佐证。自那之后，我看过大量癔症病例，并且对每一个病例都花费数天、数周甚至数年的时间研究。在每一个病例中，我都发现了心理决定因素（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这些因素已经在癔症中假设过——即心理创伤（psychic trauma）、感情冲突以及我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出的性困扰。当然，不能指望患者在治疗期间，把出于苦衷而故意隐匿的病因信息透露给医生，医生也不能因患者不配合而说的第一个“不”便裹足不前。第一次得到男人的拥抱和吻
在杜拉的病例中，多亏她父亲的机智——对此，我已多次提及——我才无需费心寻找有关她病情和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却总能得到最新的信息。他父亲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在B镇时，和一对在那儿居住了多年的K氏夫妇成为了密友。他卧病期间，K夫人一直在照顾他。这让他心中充满无限感激。K先生一直对杜拉非常好。那段时间，他常常和杜拉一起散步，还送她小礼物。没有人认为这有何不妥。杜拉非常关心K先生的两个孩子，几乎和母亲照料孩子一样细致、耐心。两年前的夏天，杜拉和她父亲一块儿来找我时，他们正和K氏夫妇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湖边度假。几天后，杜拉的父亲打算回家，而杜拉还想多待几周。当时，K先生也一直待在那儿。但当父亲要走时，杜拉突然又说要跟他一起回去，态度坚决，而且真的付诸行动。几天后，杜拉才对自己这种奇怪的行为做了一点解释。她告诉母亲——她料定母亲会把她说的话转告父亲——她和K先生在湖边散步时，K先生曾大胆地向她求爱。后来，杜拉的父亲和叔叔再次与K先生见面时，问起了这件事。K先生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绝不可能做出如此越轨的行为，还进一步质疑杜拉，说他从K夫人那儿听说，杜拉只对性事感兴趣，经常看曼特加扎（Mantegazza）的《性爱心理学》（Physiology of Love）那类书。他又补充说，杜拉很可能被这些书诱惑了，于是幻想出了那样的场景。
杜拉的父亲说：“毫无疑问，杜拉抑郁、愤怒，甚至想要自杀，都是这件事造成的。她逼我和K先生，尤其是K夫人——杜拉过去非常崇拜她——绝交。可我不能听她的。首先，我认为，杜拉说K先生有不道德企图的故事纯属她的幻想。另外，我和K夫人之间有着可贵的友谊，我不想让她痛苦。这个可怜的女人和丈夫过得非常不幸福。顺便说一句，我对她的丈夫没有什么好感。K夫人受了太多精神折磨，我是她唯一的安慰。你看看我这糟糕的身体，这足以证明我们之间是清白的。我们只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而已。你也知道，我从妻子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但杜拉遗传了我的倔脾气，无法改变对K氏夫妇的憎恨。当她再次逼迫我和他们绝交时，她又发病了。请你试着让她恢复理智。”
她父亲的话并不总是前后一致。有时候，他会把杜拉的不正常行为怪在他妻子头上，认为是妻子的怪癖行为令全家人都无法忍受。一开始，我并没有对事情的真相妄加推断，然后我又听到了关于这件事的其他说法。
K先生的做法——向杜拉求爱，毁她声誉——似乎对杜拉造成了精神创伤。我和布罗伊尔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精神创伤是引起癔症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但本病历除了让我发现一道特别的难题外，同时也呈现出许多使我必须超越该理论的种种难题。正如许多癔症病例显示的那样，我们所了解的患者在过往生活中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并不足以解释或决定病症的独特特质。如果精神创伤所引起的病症不仅仅是神经性咳嗽、失音、抑郁和厌世感，那么我们应该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研究原则。但我们进一步考虑后会发现，一些症状（如咳嗽和失音）在杜拉遭受精神创伤的数年前就已出现。最早出现在她的童年时期，那时她大约八岁。我们必须回溯至患者的童年期，寻找是否存在造成类似伤害的影响事件或印象。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即使初次发病不是出现在童年时期的患者，也应该追溯其早年的生活经历。
当治疗中的首个难题被克服后，杜拉告诉我她早期和K先生相处的一段经历。那可视为一次“性创伤”。她当时14岁。一天下午，K氏夫妇和她约定在K先生位于B镇主广场的办公室见面，准备一起参加教堂节庆活动。但他最后劝说妻子留在了家中，还把办公室的职员都支开，好等杜拉到了以后，和她单独相处。节庆游行的时间到了，他让杜拉在门边等他。门开着，门外是通往上一层楼的楼梯。他说要去拉下外面的百叶窗，可刚一转身，就折回来。他并没有走出门外，而是突然紧紧地抱住杜拉，强吻她的双唇。对于一个从未被异性亲近过的14岁女孩来说，这种情形必然会让她有明显的性冲动。但在那一刻，杜拉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恶心感。她挣脱了男人，冲向楼梯，跑到了大街上。她后来还是继续和K先生见面，两人都没再提起这件事。杜拉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治疗时才终于说了出来。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杜拉一直避免和K先生单独相处。K氏夫妇本打算让杜拉陪着他们外出旅行几天。但在那次亲吻事件后，杜拉拒绝参加他们的聚会，也没作任何解释。
这个14岁孩子的行为完全是癔症性的。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在性冲动时，其大部分或者说全部感觉都是不愉快的，那么我认为，无论其身体是否出现病症，此人都应该属于癔症患者。对于这种“逆反情感”（reversalofaffect）的解释是神经症心理学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我认为自己距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段距离。我会在本书有限的篇章里，提供自己所掌握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小部分知识。
要详细分析杜拉的案例，除了要关注“逆反情感”外，还要注意“感觉移置”（displacement of sensation）。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杜拉并没有一般健康女孩所拥有的性器感（genital sensation），而是被不愉快的感觉吞噬。这种感觉来自消化道入口处黏膜的恶心感。通过接吻带给她双唇的刺激，无疑把感觉定位在了这一特殊位置。但我认为，我还能发现另一有关因素。
杜拉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恶心感，并不会成为永久的病症，即便在治疗中，也只是潜伏着。杜拉胃口不好，对食物不感兴趣。而另一方面，那一吻已经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即让她不时地产生幻觉，甚至出现在她告诉我的故事中。她说，她依旧能够感觉到K先生紧紧抱着自己上半身时的施压感。根据我所了解的病症形成规则，以及患者那令人难以理解的特质——比如她不愿意经过与女士亲密交谈的男人身边——我已经在脑中重建了那一吻出现的场景。我认为，当她被K先生热情地抱着时，不仅感受到了他的吻，还感受到了他勃起的下体。这种感觉令她觉得恶心。于是，这部分记忆被抑制并消失了，并被单纯的胸部压迫感所取代，而新的压迫感又反过来从被抑制的记忆深处衍生出更为强烈的压迫感。因此，我们再次发现了一种移置现象，即从下半身移置至上半身。另一方面，我所说的这种强迫行为似乎源自未被扭曲的记忆：她不愿意经过那些她认为处于性兴奋状态的男人身边，因为她不想再次见到伴随性兴奋而出现的身体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三种病症——恶心感、上半身的压迫感以及回避沉浸在热情谈话中的男人——这些都源自单一经验，只有把三种病症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考虑进去，才能了解这些病症形成的方式。恶心感是口腔性欲带受抑制的病症，正如我们所听说的，该区域已在杜拉幼儿期，因通过吮吸获取快感的习惯而被过度使用了；男性阴茎勃起所带来的压力也会引起相应的女性器官——阴蒂出现相似变化。第二性欲带的刺激通过移置作用转换成胸部压迫感，并固定在那儿；至于她逃避处于性兴奋状态的男人，则是恐惧机制作用的结果，目的在于抵御一切受抑制的感觉的重现。
为了证明我对这个故事的补充说明可能是真实的情况，我非常小心地询问患者是否清楚男性身体的性兴奋特征。她当时回答“是”；但就她被亲吻的那个时刻而言，她的回答应该是“我想不”。从一开始，我就尽最大努力避免向她灌输有关性的新知识。我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良心的考虑，还因为我急于对该病例进行最为严密的推论。因此，只有在她所影射之事已经非常明确，直至将真相直接用语言清晰表达出来时，我才会说出实际情况。她的回答总是快速而直白，至于她的这种知识从何而来，则依旧是个谜，她已经无法记起。所有关于这方面（性的方面）知识的来源，她都已经遗忘了。
如果那一吻发生的情景可以如此假设，那么也就认可推论出恶心感是如何产生的了：这种感觉起初是对气味的回应（后来也是对视觉的回应），但性器官同样也会让人联想到排泄功能。尤其是男性性器官，既有排尿功能，也具备性功能。其中，排尿功能较早为人所知，也是唯一在性生活以前的时期就被人们所知的功能。因此，恶心感就变成了表达性生活的途径之一。但我想强调，排尿功能与性功能的联想可能被唤起，但并不意味着它实际上已经被唤起。我们了解唤起的方法，但不一定能达到唤起的目的。父亲的情人——K夫人
我发现，要引起杜拉注意她与K先生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她声称自己与他已经结束了。她所有的联想，其中最为表层以及她最容易意识到和记忆起的，都与她的父亲有关。确实，她无法原谅父亲继续和K先生，特别是K夫人来往。但她对这些关系的看法和父亲所预期的不同。在她看来，父亲和这位年轻貌美的太太之间是一种恋爱关系。种种蛛丝马迹都未能逃脱她的双眼，对于这一点，她的观察是毫不留情的细致。她此处的记忆非常完整，没有一点空缺。在她的父亲生病以前，他们就和K氏夫妇熟识了，但年轻的K夫人是在她父亲生病期间，充当了护士的角色以后，才和她的父亲变得亲密的。当时，杜拉的母亲总是远离那间病房。在父亲病愈后的第一个夏季假期，有一件事让所有人都看清了他和K夫人的所谓“友情”。当时，他们两家人共享酒店的一个套间。一天，K夫人说她没办法和她的一个孩子同睡一间房。几天后，杜拉的父亲也不愿意住原来的房间，于是和K夫人一起搬到了走廊尽头相对的两间房里。两人的房间只隔着一条走廊，而他们原来的房间可没有如此安全，能免受他人打扰。再后来，每当杜拉在父亲面前说K夫人的坏话时，父亲总是习惯说，他无法理解杜拉的敌意。相反，他认为杜拉应该感激K夫人。当杜拉问及母亲这番令人费解的说辞时，母亲告诉她，在那段时间里，父亲非常沮丧，决定到树林里自杀。幸好K夫人对他的行为生疑，一路尾随，并苦苦哀求，这才挽救了他的性命，也拯救了这个家。当然，杜拉说她并不相信这个故事。她认为，一定是他们在树林里幽会时被发现了，父亲才编造出这个自杀的童话故事，来掩饰他们偷情的事实。
他们回到B镇后，父亲每天都固定和K夫人会面几个小时，K先生则在忙工作。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并且向杜拉打听。K先生也常常向杜拉的母亲抱怨，但他并不会和杜拉谈及此事——杜拉觉得，这是他情感敏锐细致的部分。他们外出散步时，她父亲和K夫人总能设法找到机会独处。K夫人肯定从父亲手里拿了钱，因为她的花费超出了她及丈夫所能承受的范围。杜拉还说，父亲送给K夫人许多精美的礼物，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对她和母亲也慷慨了起来。那位曾经因为神经错乱无法行走而住进疗养院的K夫人，如今竟变成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人。
甚至在杜拉一家离开B镇——搬到工厂所在地以后，父亲和K夫人这已经持续了多年的关系仍在继续。杜拉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他无法忍受恶劣的气候，他必须为自己着想。他开始咳嗽、抱怨，然后突然出发去B镇——但到了那儿以后，给家里的来信都是最快乐的。所有的病都只是他见K夫人的借口。后来有一天，他们决定移居维也纳，杜拉便开始怀疑另有隐情了。果然，他们刚抵达维也纳不到三周，杜拉就听说K氏夫妇也搬来了。她告诉我，他们当时在维也纳，正是那个时候，她常常在大街上看见父亲和K夫人。她也经常遇见K先生，他总会转身尾随她。有一次，他看见杜拉一个人在街上走，于是跟踪了她很长一段路，好确定她要去哪儿，是否在和谁约会。
在杜拉接受治疗期间，有一次，她的父亲又感觉不舒服，于是出发去了B镇好几周。敏感的杜拉立即就发现了事有蹊跷：K夫人也到B镇探望亲戚。正是那段时间，杜拉越来越挑剔父亲，认为父亲虚伪、道貌岸然，只图自己享乐而不顾别人。把杜拉当成“筹码”交换的两个男人
总的说来，我无法反驳杜拉对她父亲的描述，从某一方面来说，她对父亲的批评确实无可厚非。当她感觉痛苦不堪时，满脑子都想着，父亲把她交给K先生，是对K先生忍受妻子和他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的补偿；在她对父亲的爱的背后隐藏的，明显是她对父亲如此利用她的极度愤怒。有时候，她也能感觉到，自己对谈论这些事情时表现出的夸张情绪深感愧疚。两个男人从来没有正式达成过将她视作交易筹码的协议，她的父亲尤其敌视这种想法，但他是一个懂得自圆其说从而化解两难困境的人。如果有人对他说，一个与妻子感情不和的男人总是单独陪在一个未成年少女的身边，这是很危险的。那么他一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他相信自己的女儿，而且像K先生这种男人一点儿也不危险，他的朋友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企图。杜拉只是个孩子，K先生只把她当孩子看待。但事实上，两个男人都尽量不对彼此的行为下结论，以免因暴露自己心中的企图而难堪。K先生与他们做邻居时，一年到头都送花给杜拉，利用一切机会送她贵重礼物，所有闲暇时间都陪着她。她的父母完全没有觉察出，这种行为正是求爱的表现。
在患者接受心理分析治疗进行无懈可击的争论时，医生很容易感到一时的困窘，患者会趁机说：“我说的都非常正确，对吗？对我所说的，你还能提出什么修正吗？”然而，不久就会证明，患者提出这种无法被分析并反驳的论点，其目的是为了掩饰其他可能遭受批评的想法，他们害怕这种想法进入意识层面。因此，那一连串攻击别人的指责，实际上是患者的一种自我谴责。我们要做的，便是将每一项指责反过来指向自己。这种以指责别人来转移自责的自我防御方式，无可否认具有一种自动意识。这一反唇相讥的模式常常出现在孩子间的争论中。当其中一个孩子被指责说谎时，他会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你也是。”成年人回击指责时，则会抓住对方暴露在外的真正弱点，而不会只重复对方的攻击点。但对于偏执狂（paranoia）来说，他们指责别人的内容毫无改变，也无需考虑实际情况如何。这在偏执妄想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
杜拉对父亲的指责也有自责的“衬托”或“背景”，并且在每一个事件中都有相对应的内容，接下来我会详细说明。杜拉认为，父亲不愿意深入观察K先生对她的所作所为，是害怕影响她和K夫人的私情。杜拉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杜拉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她令自己成为他们私情的共犯，故意忽视了任何导向真情的迹象。直到湖边遭遇发生后，她才真正看清，开始对她的父亲严厉起来。在最初的几年里，她总是尽力协助父亲和K夫人发展感情。如果知道父亲在K夫人那儿，她就决不会造访她家。但只要知道K夫人的孩子们都被“赶出去”玩耍，她就会赶过去照看孩子，和他们散步。家里有人从一开始就急于让她看清她父亲和K夫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并劝她反对K夫人——这个人就是她最后一个女家庭教师，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女人。她博览群书，高瞻远瞩。有一段时间，杜拉和这位老师相处甚欢，但后来，杜拉突然视老师为敌，坚持要辞退她，这是因为老师总是不择手段地挑起大家对K夫人的敌意。她还对杜拉的母亲说，要忍受丈夫和其他女人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实在有损她的尊严。她让杜拉留意她父亲和K夫人之间的私情的种种迹象，但一切都是徒劳。杜拉对K夫人依旧一心一意，完全听不进任何中伤她父亲和K夫人关系的话。杜拉轻易地就揣测出老师的动机——她在某一方面也许很迟钝，但在另一方面却非常敏感。她发现老师爱着她的父亲。每当父亲出现时，老师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总是活跃又殷勤。当杜拉举家迁至工厂所在地，而K夫人又不在身边时，老师的敌意便指向了她的二号敌人——杜拉的母亲。但直到这时，杜拉对她还是毫无恶意的。后来，杜拉发现，老师其实一点儿也不在乎她，对她的感情全是伪装的。老师真正在意的人是她的父亲。只要父亲离开镇子，老师就根本不花时间陪她，不和她散步，也不关心她的学习。父亲一回来，老师便又开始百般献殷勤。因此，杜拉鄙视她。
这个可怜的女人在杜拉心里投下了最阴暗的影子，影响了她的行为。老师对杜拉所做的事情，正是杜拉对K先生的孩子们所做的。她像母亲一样对待他们，教导他们，陪他们散步，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完全取代了他们的母亲。K先生和妻子常常吵着要离婚，但从未付诸行动，因为K先生是位非常重感情的父亲，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从一开始，这种对孩子共同的关注，就成为了K先生和杜拉之间的感情纽带。很明显，杜拉对孩子的全心照顾，正是要掩饰一些她急于向自己及他人隐瞒的事。
从她对孩子们的行为来看——参考老师对她的行为，以及她对父亲和K夫人关系的默认，都可以做出相同的推论——这些年来，她一直爱着K先生。但当我把这个结论告诉她时，她并不认同，还马上告诉我，有人（她的一个表妹，曾经在B镇和他们住过一段时间）曾经对她说：“你为什么只对这个男人如此粗鲁！”但她想不起来自己有过那种感觉。后来，当大量的证据出现后，她便很难再否认了，于是她承认自己在B镇时，或许是爱着K先生的，但她表示，自那次湖畔事件后，所有的爱意已不复存在。无论如何，有一点非常肯定，即她指责父亲对内心良知的召唤充耳不闻，而只看到对他爱情有利的一面，如今这一指责落到了她自己头上。她还指责父亲，说他把身体不适作为谋私利的借口。这一指责也掩饰了她自己的秘密。暗恋与病痛的隐晦关系
一天，她抱怨说感觉自己得了什么新的病，其中一样是严重的胃疼。“你在模仿谁？”我问她，问题一针见血。前一天，杜拉拜访了她的表姐妹——已故姑妈的女儿们。其中一个较小的表妹已经订婚了。这个消息让她的表姐因胃疼而病倒，被送去谢莫林疗养院（Semmering）治疗。杜拉认为，这位表姐完全是因为嫉妒才得病的，她总是一想要什么就得病。她现在肯定想赶紧离开家，以免看到妹妹的幸福。眼下轮到杜拉自己胃疼，这说明她把自己比作表姐了。在她看来，表姐喜欢装病。她进行模仿的原因，一方面是她过于嫉妒幸运的表妹能够觅得真爱；另一方面是她把自己的遭遇投射在了表姐身上——表姐刚刚结束一段痛苦的爱情。而且她从K 夫人身上学到了患病的好处。K先生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云游在外，每次回来，妻子都在生病。但杜拉知道，K夫人头天还好好的。杜拉发现，只要K先生出现，K夫人就会生病，而她也乐于生病，以此逃脱她最厌恶的性义务。讨论到这一点时，杜拉突然说，初到B镇那几年，她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因此，我不得不怀疑，她的健康状况和K夫人一样，还和别的事情有关（在事物的内在联系未被发现以前，这种联系往往是通过邻近联想——暂时性的邻近联想来呈现，这是心理分析的原则。就像拼写单词时，如果“a”和“b”紧挨着，我们就会读出“ab”这个音）。杜拉曾经咳嗽得非常厉害，还一度失音。她的病情时好时坏，这是否与K先生的离开、出现有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一些巧合事件或其他能揭露真相的事实。我问她平均咳嗽多久。“大概三至六周。”K先生离开多久？“也是三至六周。”她不得不承认，她的病是对K先生爱的表现，就好比K夫人的病是厌恶的表现一样。因此可以假定，杜拉的行为恰好与K夫人相反。K先生不在时她就生病，可K先生一回来，她又好了。事实似乎的确如此，至少在她刚发病的那段时间里是这样。后来，她无疑必须掩饰自己发病的时间和偷偷爱着的男人离去的时间之间的巧合，以免太有规律而泄露秘密。因此，她发病时间的长短周期只在一开始具有意义。
记得许久以前，我在夏科（Charcot）的诊所工作时，曾亲眼目睹癔症性失音症（hysterical mutism）的患者如何以笔代言。他们比其他人，甚至比他们自己患病以前书写得更流畅、更快。杜拉的情况也是一样，她在初患失音症那几天，“总感觉书写得特别流畅”。这一特点无需进行心理学解释，只是生理替代功能需求的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现象很容易解释。K先生外出旅行时，常常给杜拉写信，还给她寄明信片。虽然他回来时总会把妻子吓一跳，但杜拉却是唯一知道他归期的人。另外，一个人和不在自己身旁、无法用言语沟通的朋友通信，与失音时以笔代言的情形是一样的。因此，杜拉的失音还可作如下象征解释：当深爱的男人离开时，杜拉放弃了语言。因为无法再与他说话，语言也就失去了价值。同时，书写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成为了自己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的唯一的交流方式。
现在是否可以说，对于所有患周期性失音症的患者，我们都能够断定，他们有一个定期离开的爱人？我当然不这么认为。杜拉病症的决定因素太过特殊，因此不能就此预测，还存在其他具有相同偶发病源的病例。那么，分析目前这个病例中的失音症有什么价值呢？难道只是在玩文字游戏？当然不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几个常被提及的问题：癔症是源自心理还是生理？如果源自心理，那么是否所有病症都源自心理？和许多被反复研究却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如今依旧悬而未决。无论癔症病症源自心理还是生理，都不足以涵盖问题的真正本质。就我所知，每一种癔症都同时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如果缺乏某种程度的身体配合（由一些与某个生理器官有关的正常或病理过程提供），它就无法产生。并且除非它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否则它出现的次数不可能超过一次——重复出现是癔症的一个特征。癔症本身并不具有心理学意义，而像是借用了该意义，像是附加上去的。而且在不同的病例中，意义各不相同，具体要视各个急于挣脱束缚的受抑制的思想的本质而定。然而，有大量因素在发挥着作用，令潜意识思想和身体自由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随意，而是接近某种典型的形式。就治疗目的而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那些偶然出现的心理材料。要将所有病症清除，则需要寻找其心理上的意义。当能够通过心理分析解决的症状都被清除以后，我们则开始就病症的身体基础——通常指体质和器官上的基础——提出各种假说。对于杜拉的病例，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通过心理分析对她的咳嗽和失音症进行解释，还应找出器官上的因素，指出使她表达对那位定期离开的男人之爱的“身体配合因素”。在本病例中，如果症状表现和潜意识精神材料之间是一种惊人的关系，那么我们将非常高兴地看到，这种惊人的关系在其他病例中也能给人留下同样的印象。
对于这一点，也许有人说，心理分析指出，癔症问题的线索并不是“神经分子间的一种奇特的不稳定性”，也不是一种进入“催眠状态”的倾向性，而是一种“身体配合因素”。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要说的是，我的新见解不仅仅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癔症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该问题。我们无需再处理整个癔症问题，只要研究癔症区别于其他心理疾病的独特性质即可。在任何有关为潜意识精神提供生理表现的“身体配合因素”出现以前，所有心理疾病都沿着相同的方向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在“身体配合因素”没有呈现出来时，不同于癔症的症状将从整个状态中呈现出来，其本质依旧与癔症相关——可能是恐惧症或强迫症——总之是一种心理病症。杜拉生病的真正动机
下面回到杜拉对她父亲谎称患病的指责上来。显然，这一指责所对应的不仅仅是她对自己早年患病的自责，也是她对目前状态的自责。对于这些，医生往往要根据分析中的蛛丝马迹，对真实的情况进行猜测和填补。我有责任告诉她，目前她的健康问题正是心理动机引起的，就像K夫人患病的动机一样。这一点，杜拉自己也清楚。她明显希望通过患病来达成某种目的。这个目的也许是让父亲离开K夫人。但这一目的无法通过乞求或争辩实现，也许她想通过恐吓父亲（她写的诀别信）或唤起他的怜悯（她多次晕倒）来实现。也许一切只是徒劳，但至少她对他实施了报复。她非常清楚父亲对她的感情有多深。只要一问起女儿的病情，父亲便双眼发红。我非常肯定，只要父亲答应愿意为了她的健康放弃K夫人，她就会立即康复。但我并不希望她父亲真的这么做。因为如此一来，杜拉就会认为自己拥有一张王牌，日后只要一病，所有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但如果父亲不让步，我想她就不会那么容易痊愈了。
我将不赘述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而只对患病动机（motive of illness）在癔症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概括性说明。患病动机这一概念与患病可能性（a potentiality for illness）——即形成病症材料的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动机对病症的形成没有帮助，在患病之初也不会出现。它们只是疾病的附属品，直到疾病完全形成了以后才会显现。在每一个病例中，只要疾病真的出现，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便可以确定疾病动机。病症起初进入患者的精神世界时，犹如一位不速之客，受到整个精神世界的抵制。这也是它为何会如此轻易地随着时间流逝而自动消失的原因。起初，患者并未意识到它有什么实际用处，但它很快便能给患者带来好处。因此，病人常常在潜意识中，不由自主地利用“生病”来获取某种便利。如此一来，病症即拥有一种附带作用，因此在病人的精神生活中，病人对症状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任何想让患者康复的人都会惊讶于其受到的强大抵御力。也就是说，患者去除疾病的决心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彻底和认真。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工人，比如说砌砖工从房顶摔下来，瘸了，如今在街角以乞讨为生。让我们再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奇迹制造者走过来，答应治好工人的腿，让他能够走路。我想，我们应该很难从那个瘸腿工人的脸上看到幸福的表情。因为在他受伤那一刻，他必然认为自己再也无法工作，得靠救济度日是件非常不幸的事。但从那以后，却是让他失去工作的瘸腿成为了他的经济来源：他以残疾为生。如果把他的残疾夺走，他将彻底绝望。因为他早已忘记了自己以前的生计，早已失去了从前的谋生本领：他已经习惯了懒惰，也许还习惯了买醉。
甚至在童年的时候，患病动机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小孩子不愿意和兄弟姐妹分享父母的爱，她发现，每当她患病时，父母因为担心便把所有的爱都倾注于她。于是，她找到了一种吸引父母之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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