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地利）卡夫卡著 韩瑞祥等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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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小说全集：1-3卷试读：
前言
逮捕
格鲁巴赫太太——毕尔斯泰纳小姐
初审
在空荡荡的审讯厅里——大学生——办公室
鞭手
K的叔叔——莱尼
律师——厂主——画家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在大教堂里
结局
残章断篇
毕尔斯泰纳的朋友
检察官
拜访爱尔萨
明争暗斗
法院
探望母亲返回总目录文前彩插总序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乎鲜为人知，但死后却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成为美学上、哲学上、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论年龄和创作年代，卡夫卡属于表现主义派一代，但他并没有认同于表现主义。他生活在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孤岛上，对歌德、克莱斯特、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托马斯·曼等名家的作品怀有浓厚的兴趣。在特殊的文学氛围里，卡夫卡不断吸收，不断融化，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那深深地蕴含于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的、多层次交织的艺术结构。他的一生、他的环境和他的文学偏爱全都网织进那“永恒的谜”里。他几乎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观察自我，在怀疑自身的价值，因此他的现实观和艺术观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测。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几乎度过了一生。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他移居到柏林，试图摆脱不再是卡夫卡的布拉格。不管怎样，跟他的同胞里尔克和韦尔弗相比，卡夫卡与布拉格保持着更长时间和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个融汇着捷克、德意志、奥地利和犹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发现了他终身无法脱身的迷宫，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命运。
布拉格是世纪转折时期奥地利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心。随着维也纳现代派的兴起，在二十世纪初，布拉格德语文学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它打破了迄今为止的区域性影响，在很短的时间里赢得了世界文学的声望。布拉格也是里尔克和韦尔弗的诞生地。值得注意的是，布拉格德语文学这种突破性的发展正好开始于社会各层讲德语的人数日益锐减的时刻。一八八○年，在这个多瑙河王朝北部最重要的都市里，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犹太人还是一个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少数民族。但到了世纪交替之际，当全市人口增长到四十多万时，讲德语的人仅为三万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比例就变得更小，其中大部分是德意志犹太人。
直到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前，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一部分不仅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他们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境地。这个以官员、地主和商人为主的阶层形成一块独立的领地，有自己的大学、德语剧院、报纸和学校等，布拉格德语与捷克语文化之间几乎就没有什么共同点。在这个文化大都市里充斥着“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斯拉夫—德意志—犹太[1]文化的气氛”，各民族的文化意识也不断地引起激烈的民族冲突，表现了哈布斯堡文化充满矛盾的危机。
语言问题是造成这种文化气氛的原因。大约从十九世纪末起，布拉格的德意志人拒绝学习捷克语，捷克人也对讲德语的人嗤之以鼻；两个民族，两种语言，相互存在，相互排斥，直至敌对。在布拉格，讲德语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德语因此也失去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德意志人和犹太人遭受着与捷克人竞争的折磨。进入二十世纪，德意志人无奈于他们所占比例的锐减，越来越为他们的未来担心，怕他们有一天会被捷克人吃掉。环境的不稳定决定了布拉格德语知识分子必然产生一种生存危机。对社会矛盾具体的经历有力地促使他们或者用艺术的手段去表现，或者从理论的角度去阐释。布拉格是卡夫卡的布拉格：陌生、孤独、压抑、痛苦、灾难；布拉格是库宾的小说《那一边》（1907）中扑朔迷离的梦之国；早期的里尔克也真实地描绘了一个“朦胧的、脆弱的、充满斯拉夫感伤和沉闷污浊的温室气息的”布
[2]拉格。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造就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在有代表性的作家（卡夫卡、里尔克、布罗德、韦尔弗、基施、柯思费尔德、迈林克、魏斯、贝鲁茨、翁卡、乌齐迪尔、魏茨柯夫等）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在矛盾日益激化的生存危境中，在理性毁灭的现实里以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道出了对整个现实的危机感。
当时的布拉格作家和评论家乌齐迪尔曾这样描述说：布拉格的德语作家同时至少根植于四个民族的泉源里：文化和语言上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德意志文化；捷克文化四处包围着他们；犹太文化在影响着他们，因为它构成了这个城市文化历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主要因素；[3]再就是具有决定性的奥地利文化。
布拉格德语文学是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但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也没有任何文学组织，却共同拥有一个汇聚各种文化的都市与社会传统，拥有一个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一切几乎在所有的布拉格德语作家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仅表现在题材和主题上，而且渗透进他们的社会与文学观念里。在维也纳现代派反自然主义潮流的影响下，布拉格德语文学在创作上追求神秘离奇，要么讽刺，要么怪诞。作家们以各自独有的方式，表现出世纪末日的情感。他们的作品大多以梦幻化的布拉格古城为背景，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幽默地融朦胧不清的梦幻和对腐朽没落的现实环境的感受于一体，使现实现象蒙上了一层神秘荒诞的面纱，直至世界毁灭的幻影，既有表现主义的呐喊，又有维也纳世纪病的印记，充满着现实危机感。在表现中，他们打破了传统的叙述艺术，大多采用了在维也纳现代派文学中盛行的小品文叙述风格，追求语言游戏式的描写，结局的讽喻高潮，突如其来的感染效果，而且往往借用神秘题材和异国色彩的点缀，结合打破幻觉的诙谐更进一步烘托表现效果。
实际上，随着卡夫卡命运的终结，一个融汇了捷克—德意志—奥地利—犹太文化的布拉格精神也宣告结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卡夫卡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社会现实、家庭环境、个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其他具体的因素决定了他的命运和创作。他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末期：随着哈布斯堡王朝日薄西山的挣扎，布拉格的德语文化走向衰败。但作为艺术家的卡夫卡并没有去猎取当时时髦的风格，借以表现现实的经历与感受，而是赋予表现那种末日现象以卡夫卡式的形式，一种并未使他生前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作品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形式。如果卡夫卡在他绝大多数作品和札记里表现了绝望和徒劳的寻求的话，那么这无疑不只是犹太人命运的写照，而更多溯源于二元王朝面临衰亡和自我身心的绝望，也就是处于社会精神和文化危机中的现代人的困惑。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的布拉格，犹太血统，父亲是一个百货批发商。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文化教育，一九○一年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攻读德国文学，后迫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学，一九○六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一九○八年以后一直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供职。一九二二年因肺病严重离职，几度辗转疗养，一九二四年病情恶化，死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林疗养院。
卡夫卡自幼爱好文学。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尤其对歌德的作品、福楼拜的小说和易卜生的戏剧钻研颇深。与此同时，他还涉猎斯宾诺莎和达尔文的学说。大学时期开始创作，经常和密友马克斯·布罗德一起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并发表一些短小作品。供职以后，文学成为他惟一的业余爱好。一九○八年发表了题为《观察》的七篇速写，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变形记》（1912）、《在流放地》（1914）、《乡村医生》（1924）和《饥饿艺术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此外，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12—1914）、《审判》（1914—1918）和《城堡》（1922），但在生前均未出版。对于自己的作品，作者很少表示满意，认为大都是涂鸦之作，因此在给知友布罗德的遗言中，要求将其“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罗德违背了作者的遗愿，陆续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包括手稿、片断、日记和书信）。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出了六卷集，一九五○至一九五八年又扩充为九卷集。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四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学”。
无论对卡夫卡的接受模式多么千差万别，无论有多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卡夫卡攀亲结缘，卡夫卡也不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一个哲学家，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家，卡夫卡是一个独具一格的奥地利作家，一个开拓创新的小说家。其一，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了传统的和谐，贯穿始终的美学模式是悖谬。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在法的门前》），守门人却不让他进去，于是他长年累月地等着通往法的门开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最终却得知那扇就要关闭的门只是为他开的。与表现主义作家相比，卡夫卡着意描写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无奇的现象：在他的笔下，神秘怪诞的世界更多是精心观察体验来的生活细节的组合；那朴实无华、深层隐喻的表现所产生的震撼作用则来自那近乎无诗意的、然而却扣人心弦的冷静。卡夫卡叙述的素材几乎毫无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经历，但这些经历的一点一滴却汇聚成与常理相悖的艺术整体，既催人寻味，也令人费解。卡夫卡对他的朋友雅鲁赫说过：“那平淡无奇的东西本身是不可[4]思议的。我不过是把它写下来而已。”其二，卡夫卡的小说以其新颖别致的形式开拓了艺术表现的新视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现了具体的生活情景。毫无疑问，卡夫卡的作品往往会让人看出作者自身经历的蛛丝马迹，尤其是那令人窒息的现代官僚世界的影子。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作者在回复他的出版者沃尔夫对小说《在流放地》的评注时指出：不是这篇小说“令人难堪，而更多是我们共同的以及我们特[5]有的时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样令人难堪”。然而，卡夫卡的艺术感觉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模仿。他所叙述的故事既无贯穿始终的发展主线，也无个性冲突的发展和升华，传统的时空概念解体，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被打破。强烈的社会情绪、深深的内心体验和复杂的变态心理蕴含于矛盾层面的表现中：一方面是自然主义地描写人间烟火、七情六欲、人情世态，清楚、真切、明晰；另一方面是所描写的事件与过程不协调，整体却往往让人无所适从，甚至让人觉得荒诞不经。这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卡夫卡正是以这种离经叛道的悖谬法和多层含义的隐喻表现了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无法逃脱的精神苦痛和所面临的困惑。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奇异，像他的作品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
卡夫卡的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机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独、苦闷、分裂、异化或者绝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写的真正对象就是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从第一篇作品《一场斗争的描写》（1903）开始，他那“笼子寻鸟”的悖论思维几乎无处不在。在早期小说《乡村婚礼》（1907）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主人公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可心理上却抗拒这种联系，且又不愿意公开承认。他沉陷于梦幻里，想象自己作为甲虫留在床上，而他那装扮得衣冠楚楚的躯体则踏上了旅程。他无所适从，自我分裂，自我异化，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昏暗的世界。梦幻里的自我分裂实际上是拉班无法摆脱生存危机的自我感受，人生与现实的冲突是不可克服的。
短篇成名作《判决》（1912）是卡夫卡对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在理解中的判决，是对自身命运的可能抗拒。许多批评家把《判决》与其后来写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相提并论，视之为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自白。实际上，《判决》是作者心理矛盾感受的必然，并不是现实的模仿。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则表现为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内心分裂的象征。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本德曼写信给一个远在俄罗斯的朋友，告诉他跟一个富家闺秀订婚的消息。这个朋友是光棍汉，流落他乡，与世格格不入，一事无成。订婚标志着本德曼的幸福和成就，也就是资产阶级世界令人尊敬的人生价值。而这位朋友的存在则成为幸福和成就的障碍，就像本德曼的未婚妻所说的：“格奥尔格，[6]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就真不该订婚。”这位异乡朋友就是异化本身。本德曼有意要或者更多是必须把写信透露订婚的事报告给父亲。他在一间昏暗的、密不透气的房间里会见了父亲。寻找父亲实际上是转向良知存在的内心世界。《判决》描写了父亲，也就是良知从随遇而安的成就世界到格格不入的陌生世界的转变。由于父亲出人意料地直立起来，并施以无比强大的力量——卡夫卡显然在这里采用了诙谐的喜剧手法——，本德曼被从辉煌的成就世界里分离出来。父亲称他既是一个“纯真无邪的孩子”，又是一个“卑劣的[7]人”。本来的命运就决定他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捉弄生活的故事叙述者，因此父亲判他去“死”，本德曼欣然接受。接受良知赐予的、与现实世界不相融的生存便意味着随遇而安的本德曼的死亡。他怀着对父母的爱投河自杀，告别了追求功利的资产阶级现实世界，存在的是一个漂流他乡的陌生人。
卡夫卡于一九一五年发表的《变形记》是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主要从主人公的视角出发，描写了在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下人的异化现象。如果《判决》中的本德曼是在自我分裂中寻求自身归宿的话，那么，《变形记》里的主人公在自我异化中感受到的只是灾难和孤独。一天早晨，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他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但是，变形的身体和四肢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他担心失去工作，不能再挣钱养家，感到十分恐惧。他的出现使人们都为之惊倒。前来催促他工作的公司秘书夺门而逃，父亲厌恶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也厌倦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他厌恶人类的食物而喜欢吃腐败的东西；他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或倒挂在天花板上。然而，他仍然保持着人的心理，能够感觉、观察、思考和判断，能够体会到他的变形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灾难与孤独中，给家庭招来了很大的不幸。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日夜折磨着他。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出来，搞得举家不宁，家里招来的房客们大为不满，吵着要退租。他被视为“一切不幸的根源”，连[8]怜悯他的妹妹也要无情地“把他弄走”。自此，他不再进食，被反锁在堆满家具的房中，在孤独中变成了一具干瘪的僵尸。格里高尔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永远离开了那座给他们带来不幸的公寓。在郊外春意盎然的阳光下，父母亲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长成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梦想和美好的打算。
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用写实的手法描写荒诞不经的事物，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卡夫卡在这里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他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而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内涵，寓言式地显示出荒诞的真实、平淡的可怕，使作品的结尾渗透辛辣的讽刺。格里高尔梦幻式的心理感受深刻地暴露了那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无论卡夫卡的创作多么反常，变化多么多端，他的作品越来越趋于象征性，风格越来越富有卡夫卡的特色，他未竟的三部长篇小说体现了“卡夫卡风格”的发展。
写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的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27年出版）叙述的是一个名叫卡尔·罗斯曼的少年的故事，他十六岁时因被一个女仆引诱而被父母赶出家门，孑然一身流落异乡美国。卡尔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一切人。由于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和阴险的骗子利用卡尔的轻信，他常常上当，被牵连进一些讨厌的冒险勾当里。卡尔要寻找赖以生存之地，同时又想得到自由，他与那个社会格格不入，愈来愈陷入卡夫卡的迷宫世界里。从主人公的坎坷行踪里，可以让人看到一个比较具体可感的社会现实。作者从未到过美国，因此，他笔下的美国无疑是自身生存环境的映像。《失踪的人》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狄更斯的影响，但在叙述风格上，卡夫卡已经开始了独辟蹊径的尝试，尤其是采用了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和叙述者的直叙交替结合的方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露出现代小说多姿多彩的叙述层面，形成分明而浑然的叙述结构，为其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失踪的人》还带有模仿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痕迹，那么，《审判》（1914—1918）便完全是“卡夫卡风格”了。后者的内容已远非前者那么具体，其普遍化的程度已近乎抽象。《审判》是布罗德最先整理出版的卡夫卡作品（1925年），由此西方现代文学也开始了争论不休的卡夫卡一章。《审判》的主人公约瑟夫·K是个银行高级职员。一天早晨，他莫名其妙地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法院既没有公布他的罪名，也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K起先非常气愤，尤其在第一次开庭时，他大声谴责司法机构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他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却使他无法忘掉这件事，他因此慢慢地厌恶起银行的差事，自动上法院去探听，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并四处为之奔走。但聘请的律师与法院沆瀣一气，除了用空话敷衍外，一直写不出抗辩书。K去找法院的画师，得到的是“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9]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最后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给他讲了“在法的门前”的寓言，晓谕他“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碍重重，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命运的安排，一切申诉只是无谓的申诉。小说结尾，K被两个穿黑礼服的人架到郊外的采石场处死。《审判》的表现充满荒诞和悖谬的色彩，无论从结构和内容上都是“卡夫卡风格”成熟的标志。作者运用象征和夸张的手法，寓言式地勾画出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审判》的艺术结构多线交织，时空倒置，所描写的事件和过程突如其来，不合逻辑，荒诞不经，让人感到如陷迷宫。作为受害者，K的反抗使他越来越陷入任人摆布、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天罗地网里，遭受幽灵似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折磨；但作为上层社会的一员，K又是与他自身相对立的现实的一部分，他觉得自己不干净，于是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他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四周的一切显得那么朦胧模糊，变化莫测，像比喻一样虚幻，黯淡无光。因此，他除了傲视一切的绝望以外，简直是什么也没有了，K成为一个进退维谷的矛盾体。实际上，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内心体验，也就是审判和自我审判，从头至尾给人以压迫感。这种压迫感来自那无所不在的“法”的力量：“毫无疑问，在这法庭一切活动的背后……，活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雇用了贪赃枉法的看守，愚蠢可笑的监督官和养尊处优糟糕透顶的预审法官，而且无论如何还豢养着一个高级的和最高级的判决组织，那里有一群数不胜数、必不可少的追随者……，甚或还有刽子手……这个庞大的机构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它的存在不外乎就是滥捕无辜，给他们施加荒唐的和大多数情况下不了了之的审判……既然这一整套都如此的荒唐不[10]堪，又怎样来禁止官员们恶劣至极的贪赃枉法呢？”既然有这样一个是非不分、贪赃枉法、藏污纳垢的庞大的机构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么，谁能幸免于无妄之灾呢？“像一条狗！他说，仿佛他的死，要[11]把这无尽的耻辱留在人间。”这也是《审判》留给读者的深思。
与《审判》相比，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1921—1922）更具“卡夫卡风格”。小说主人公K自称是土地测量员，受城堡伯爵的雇用来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城堡虽然近在咫尺，对于K却可望而不可即，他永远进不去。他在村子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反常现象，几乎连栖身之地都不容易找到。据说管K工作的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部长，K千方百计要见到克拉姆，但除了得到信差送来的两封内容矛盾的信以外，始终见不到人。他在村子里一步步陷下去，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一切联系的可能性。小说没有写完，据布罗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记中说，卡夫卡计划的结局是，K将不懈地进行斗争，直至精疲力竭，在弥留之际，城堡传谕，准许K在村中居住和工作，但不许进城堡。《城堡》是卡夫卡象征手法的集中体现。“城堡”既不是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不可捉摸的现实，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卡夫卡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对它的体验。K来到城堡领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朦胧的、突如其来的、不合逻辑的、稀奇古怪的、惊心动魄的。为了进入城堡，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他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徒劳无益，永远也达不到目的。他好像落在无形的蛛网上，无所适从，无能为力，城堡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官员们的态度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公文函件似是而非，难以捉摸。像《审判》里的约瑟夫·K一样，K对“城堡”制造的迷宫一筹莫展，忍受着荒诞的煎熬，其生存的现实发人深思。“卡夫卡风格”独成一家，卡夫卡的作品是留给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解不尽的谜。正因为如此，世界现代文学史上才形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卡夫卡学。
自《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发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中译本至今，卡夫卡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和接受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特别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各种译本源源问世。这些译本中，除了个别作品译自英文版外，绝大多数选取了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整理出版的版本。我们这套《卡夫卡小说全集》选自《卡夫卡全集》的校勘本（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包括作者创作的（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编者之所以选取这个负有盛名的校勘本，是因为它忠实地根据卡夫卡的手稿，既保留了原作无规则的标点符号和异乎寻常的书写方式，又突出了原作完成和未完成的两个部分，同时也纠正了布罗德的一些勘误，尤其对三部未竟的长篇小说在章节和结尾的校勘上不同于布罗德版本，原原本本地再现了作者手稿的风貌，为翻译和认识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卡夫卡小说全集》力图为我国的卡夫卡读者和卡夫卡研究再现一个新的视野范围。在译介卡夫卡的探索中，我们在此愿与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同仁共勉。编者 韩瑞祥 仝保民2003年3月1日[1] W.M.约斯顿：《奥地利文化史》第275页，维也纳，1992年。[2] C.马格里斯：《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第78页，萨尔茨堡，1988年。[3] F.乌齐迪尔：《卡夫卡在这里》第7页，慕尼黑，1966年。[4] 转引自《十八世纪以来的德国文学史》第464页（兹迈伽什等著），柯尼希施泰因，1985年。[5] F.卡夫卡：《1902—1924年的书信》第150页，法兰克福，1992年。[6] 卡夫卡：《判决》，见《中短篇小说集》第20页，法兰克福，1990年。[7] 卡夫卡：《判决》，见《中短篇小说集》第32页，法兰克福，1990年。[8] 同上，第94页。[9] 卡夫卡：《审判》第157页，法兰克福，1994年。[10] 卡夫卡：《审判》第56页，法兰克福，1994年。[11] 同上，第241页。韩瑞祥 译失踪的人一 司炉
十七岁的卡尔·罗斯曼被他那可怜的父母发落去美国，因为一个女佣勾引了他，和他生了一个孩子。当他乘坐的轮船慢慢驶入纽约港时，那仰慕已久的自由女神像仿佛在骤然强烈的阳光下映入他的眼帘。女神好像刚刚才高举起那执剑的手臂，自由的空气顿然在她的四周吹拂。“多么巍然！”他自言自语地说，一点儿也没想到该下船了。一群群行李搬运工簇拥着擦他身旁流过，他不知不觉地被推到了甲板的栏杆旁。“喂，您还想不想下船？”一位在旅途中萍水相逢的年轻人走过他身边时喊道。“我这就下去。”卡尔微笑着对他说，随之把行李箱扛到肩上，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因为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目送着那位稍稍挥了挥手杖便随着人群离去的相识。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把雨伞忘在船舱里了。他急忙上前求这位显然不大情愿的相识帮他照看一会儿箱子，匆匆地看了看眼前的情形，看好了折回去的路，便一溜烟似的跑去了。到了下面，他懊恼地发现本来可以供他走捷径的一条通道现在关闭了，这大概是因为所有的旅客都已经上了岸。于是他不得不穿过数不胜数的小舱间，沿着拐来拐去的走廊，踏着一道接一道上上下下的扶梯，艰难地寻找着那间里面仅摆着一张写字台的空房间。这条道他仅仅走过一两次，而且总是随着大流走的，他最终完全迷了路。他一筹莫展，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只听见头顶上响着成千上万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和那从远处传来的已经熄火的机器最终呵气似的转动声。他开始四处乱撞，随意停在一扇小门前，不假思索地敲起门来。“门开着，”里面有人喊道。卡尔急不可待气喘吁吁地推开门。“您干吗这么狠狠地打门？”一位彪形大汉问道，几乎看也不看卡尔一眼。一丝微弱昏暗的余光从上层船舱透过某个天窗，映进这寒酸的小舱室里。室内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靠背椅连同这个人拥挤不堪地排列在一起。“我迷路了，”卡尔说，“这条船大得惊人，可我在旅途中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是的，您说对了。”这人带有几分自豪说，依旧忙着修理一只小箱子的锁；为了听到锁舌咔哒锁上的声音，他用手把锁压来压去。“您进屋来吧！”这人接着说，“您可别老站在门外呀。”“不妨碍您吗？”卡尔问道。“啊呵，您怎么会妨碍我呢！”“您是德国人？”卡尔试探着要弄个明白，因为他听说过许许多多关于初到美国的人遭受无妄之灾的事，尤其是爱尔兰人作恶多端。“是，是的。”这人回答说。卡尔依然迟疑不决。这时，这人突然抓住门把手，狠力一拉，迅速关上了门，卡尔被拽进了屋里。“我无法忍受有人从走道上往里面看着我。”这人说着又修理起他的箱子。“无论谁路过这儿都往里面看看，这让人受得了吗？”“可这会儿过道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卡尔说着紧紧巴巴地挤在床腿旁，心里不是滋味。“我说的就是现在，”这人说。“事关现在，”卡尔心想，“这人可真难打交道。”“您躺到床上去吧，那儿地方大些。”这人说。卡尔一边尽力往里爬，一边笑起自己刚才企图纵身鱼跃的徒劳。可是当他刚要爬到床上时，他却突然喊了起来：“天啦，我的箱子给全忘了。”“箱子放在哪儿呢？”“甲板上，一个熟人照看着。只是他叫什么呢？”他说着从母亲给他缝在上衣里的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鲍姆，弗兰茨·布特鲍姆。”“这箱子你非常急需吗？”“当然啰。”“那您为什么要把它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我把雨伞忘在船舱里了，我是跑回来取伞的，不愿随身拖着那只箱子。我哪里想到会迷了路。”“就你一个人？没人陪伴？”“是的，就我自己。”我也许应该求助于这个人，卡尔思考着，我一时上哪儿去找个更好的朋友呢！“现在您连箱子都丢了，我根本用不着再提那雨伞了。”这人说着坐到那把靠背椅上，似乎卡尔的事现在赢得了对他的几分兴趣。“可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失。”“信任会带来幸运。”这人边说边使劲地在他那乌黑浓密的短发里搔来搔去。“在这艘船上，道德也在变化着；不同的码头就有不同的道德。要是在汉堡，您的那位布特鲍姆也许会守着箱子，可在这儿，只怕连人带箱子早就无影无踪了。”“可是我得马上上去看看。”卡尔边说边看看怎样从床上爬起来。“您就呆着吧。”这人说着用一只手顶着卡尔的胸膛，粗暴地将他推回床上。“为什么呢？”卡尔生气地问道。“您去顶什么用！”这人说。“过会儿我也走，我们一道走好吧。您的箱子要么是让人给偷走了，找也无济于事，您到头来也只能是望洋兴叹；要么是那个人始终还在照看着它，那他就是个傻瓜蛋，而且会继续看守下去，或者他是个诚实的人，把箱子放在原地。这样等船上的人都走光了，我们再去找它岂不更好。还有您的雨伞。”“您很熟悉这船上的情况？”卡尔狐疑满腹地问道；他似乎不敢相信等船上的人走光后就会更方便地找到自己的东西，觉得这种本来让人心悦诚服的想法中埋藏着某种不测。“我是这船上的司炉。”这人说。“您是这船上的司炉。”卡尔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仿佛这事完全超越了所有的期待。他支起双肘，凑到近前仔细打量起这个人。“恰好就在我同那些斯洛伐克人住过的那间舱室前有一个天窗，透过它就能看到机房里。”“对，我就在那儿工作。”司炉说。“我向来就着迷技术工作。”卡尔固守在一成不变的思路上说，“要不是我迫不得已来美国的话，将来会成为工程师。”“您干吗非得来美国呢？”“啊呵，那就别提啦！”卡尔说着手一挥，抛去了那全部的故事。这时他笑嘻嘻地瞅着司炉，好像在恳求他谅解那讳莫如深的事。“这其中想必会有什么原因吧。”司炉说，可谁也说不准，司炉说这话是有意要求还是拒绝卡尔说出那原因。“现在我也可以当司炉了。”卡尔说，“现在对我父母来说，我无论干什么差事，全都无所谓了。”“我这个位子要空下来了。”司炉说，他完全有意这样说，两手插进裤兜里，那两条裹在褶褶皱皱的、皮革似的铁灰色裤子里的腿往床上一甩伸了开来。卡尔不得不挪到墙边。“您要离开这条船？”“是的，我们今天就离开。”“究竟为什么？您不喜欢这工作？”“对，事情就是这样，不总是取决于你喜欢不喜欢。另外，您说的也对，我是不喜欢这差事。您可能不是决意想当司炉，但要当非常容易。我可要劝您千万别干这事。既然您在欧洲就想读大学，干吗在这儿就不想上了呢？美国的大学无论如何要强得多。”“这很可能。”卡尔说，“可我哪儿有钱上大学呢？我虽然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有那么一个人，他白天给人家打工，晚上读书，最后成为博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而且当上了市长。可是这得有锲而不舍的劲儿，您说不是吗？我担心自己缺少的就是这股劲儿。再说我也不曾是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说真的，中途辍学，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这儿的学校也许更严格。我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我想，这里的人准会对外国人抱以偏见。”“这等事您也听说过？那就太好了，那我就是他乡遇知己了。您看看，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艘德国船上吗？它属于汉堡—美洲海运公司。为什么这船上不全都是德国人呢？为什么轮机长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这简直叫人想不通。而这条癞皮狗竟然在一艘德国船上欺负德国人。您可别以为，”——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打了个迟疑不决的手势——“我只是为抱怨而抱怨。我知道说给您也不顶什么用，您还是个穷小子。可这也太过分了。”随之，他一拳接一拳狠狠地敲打起桌子，边打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拳头。“我在那么多船上干过，”——他一口气连说出二十个船名，就像念一个词似的，卡尔完全给弄糊涂了——“我向来干得都很出色，处处受到赞扬，总是船长得意的工人，而且在同一商船上一干就是好几年。”——他说着竟挺起身来，好像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而在这个囚笼里，无论干什么都受到约束，一点欢乐也没有，死气沉沉的。我在这儿是个无用的人，始终是舒巴尔的眼中钉，成了懒虫，只配被扔到外头去，靠人家的施舍过活。您懂吗？我就是弄不明白。”“您可不能这样忍着。”卡尔激动地说。他几乎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眼下处在一个陌生大陆的海滨旁，踩在一条船上那摇摇晃晃的舱板上。在这司炉的床上，他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您找过船长吗？您在他那儿讨要过您的权利吗？”“咳，您走吧，您最好还是走开吧！我不想让您呆在这儿，您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反而还给我出主意。我怎么会去找船长呢！”他又疲惫地坐下来，双手捂住脸。“我不可能给他出更好的主意。”卡尔喃喃自语说，甚或觉得不该在这儿出些让人家看不起的主意，倒应该去取自己的箱子。当父亲把那只箱子永远交到他手里时，曾戏谑地问道：它会跟你多久呢？可现在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真的失去了。惟一让他宽慰的是，无论父亲怎样去打听，也不会得到他现在一丝一毫的消息。同船的人能告诉的不过是他到了纽约。卡尔感到很遗憾，因为箱子里装的一切他还没有享用过；要说他早就该换件衬衣了，但没有合适的更衣地方也就省去了。可是现在，正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时，他多么需要衣冠整洁地登场，却不得不挂着这件污迹斑斑的衬衣来亮相。这下可够瞧的了。不然的话，就是丢失了箱子也不至于那么糟糕；身上穿的这套西装比箱子里的那套还要好些。那一套只不过是拿来应急用的，就在他临行前，母亲还要把它补了补。这时他也想起箱子里还有一块佛罗纳色拉米香肠。这是母亲特意给他放进去的，可他仅仅只吃去了一丁点。他在旅途中压根儿就没有胃口，统舱里配给的汤就足够享用了。此时此刻，他真盼着拿来那香肠恭奉给这位司炉。因为像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拉拢过来，只需施点什么小恩小惠就是了。这一招卡尔还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他父亲就凭着给人家递烟拉拢那些跟他在生意上打交道的低级职员。卡尔现在可奉送的还有带在身上的钱，但他暂且不想动用它，即使他也许丢失了箱子也罢。他的心思又回到箱子上，他眼下真的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旅途中一直那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箱子，多少个夜晚不敢合一眼，而现在却把这同一个箱子那么轻率地让人拿走。他回想起那五个夜晚，他始终猜疑那个矮小的斯洛伐克人在打他箱子的主意。这人就躺在他的左边，隔他两个床位，一味暗中窥视着卡尔随时会困倦得打起盹来的时刻，趁机会用那根白天总是在手上舞弄或者演练的长杆子将箱子钩到他跟前去。白天，他看来够纯真无邪，但一到天黑，就时不时地从铺上起来，垂涎欲滴地朝卡尔的箱子瞅过来。卡尔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儿或那儿不时地会有人随着移民的哄哄嚷嚷，不顾船规而点起一盏小灯，借以试图去琢磨移民局那难以理解的公告。当这样的灯光在他近旁时，卡尔就会迷迷糊糊地打个朦胧。一旦这灯光离他远些或者四周昏暗暗的，他就必须睁着眼睛。这样劳累简直折腾得他精疲力竭。可是，这一切现在也许全都付之东流了。这个布特鲍姆，要是卡尔有机会在什么地方碰见他的话，非得让他瞧瞧厉害不可。
这时，外面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短促的敲打声，好像是小孩的脚步声，一下子打破了这地地道道的宁静。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原来是一群男人从容不迫地走过来。很显然，他们在这条狭窄的过道上自然列队行进，人们听到了武器相撞似的铿锵声。卡尔正想在床上舒展开身子，进入摆脱掉对箱子和斯洛伐克人的全部思虑的梦想之中，他大吃一惊，推了推司炉，提醒他注意，因为那队伍的排头似乎已经到了门前。“这是船乐队，”司炉说，“他们刚刚演奏完毕，要去收拾行李。现在一切都已就绪，我们可以走啦。”他抓住卡尔的手，在最后的时刻又从墙上揭下那张挂在床上方的圣母像，塞进他胸前的口袋里，提起行李箱，与卡尔一起匆匆离开这间舱室。“我现在去办公室，把我的想法告诉那些先生们。船上的人都走光了，不必顾忌什么。”司炉以各种方式一再重复着这句话。他走着走着一只脚踹向一旁，企图踩住一只横穿而过的老鼠，可惜只是更快地把它踢进了正好还来得及钻的洞里去。他动作异常迟缓。虽说他拖着两条长腿，可它们却不大听使唤。
他们经过厨房的一角时，看见几个系着脏围裙的姑娘——她们故意弄脏围裙——在大圆木桶里洗碗盘。司炉把一个名叫利纳的姑娘叫到跟前，手臂搂住她的腰，拥着她往前走了几步，姑娘偎依在他的怀抱里，一个劲地卖弄风情。“今天该发饷了，你愿意一块去领吗？”他问道。“干吗要我劳神呢？你最好代我把钱领来。”她说着挣脱开司炉的手臂跑掉了。“你从哪儿捡来这么个英俊小伙子？”她又喊道，但不再企望得到回答。姑娘们一个个被逗得停下手里的活儿捧腹大笑。
然而，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扇门前。门上方装着一个三角楣饰，由一根根细小的镀金女像柱支撑着。作为船上的一个装饰，这未免太富丽堂皇了。卡尔发现他从未到过这里。这里可能是旅途中供给一、二等舱的乘客用的，而现在为了大清扫，船上的隔门全都卸去了。他们确实也遇上了几个肩上扛着笤帚，并且跟司炉打招呼的男人。卡尔对这么大的场面感到惊讶。他在统舱里，对此当然知之甚少。沿着过道，是一条条的电线，一个小钟不住地叮当叮当响。
司炉毕恭毕敬地敲了敲门。当有人喊“请进”时，他向卡尔打了个手势，要他进去别恐慌。卡尔跟着走了进去，在门旁却停住了步。他透过这房间的三扇窗户望着大海的波涛，观赏着那汹涌澎湃的欢快，心潮起伏，仿佛他五天来从未看见过大海似的。巨轮相互交错着它们的航路，只是依照着它们的重力让步于波浪的冲击。如果人们微微眯起眼睛看，那些巨轮就好像在纯粹的重力下摇晃。它们的桅杆上挂着一面面长条旗，虽说在航行中张得紧紧的，但依然不停地来回飘舞着。或者从战舰那儿传来礼炮的轰鸣。一艘战舰从不很远的地方驶过，舰上的炮筒连同它们反射的钢甲闪耀着一道道光芒，就像得到了那安全顺利有惊无险的行程的精心宠爱。至少从这扇门往外看去，人们只能看到远处各式各样的小船成群结队地驶入那巨轮的空隙间。就在这一切的后面，纽约拔地而立，用它那摩天大楼上成千上万个窗口注视着卡尔。站在这间舱室里，你就会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一张圆桌旁坐着三位先生，一位是穿着蓝色船服的军官，另外两位是身穿黑色美国制服的港口官员。桌上高高地堆着一叠各种各样的文件。那军官首先挥着笔把文件浏览了一番，然后递给了那两位官员。他们俩时而阅读，时而摘抄，时而把文件塞进自己的文件夹里，要不就是其中一位口授让另一位记录些什么，嘴里还不停地发出牙齿磨撞的响声。
在窗前一张办公桌旁，背朝门坐着一位矮小的先生，忙碌地翻阅着齐头高排放在面前书架上的大账本。他身旁立着一个打开的钱箱，一眼看去，里面是空空的。
第二个窗口毫无遮挡，可以让人极目远眺。可是靠近第三个窗口站着两位先生正在低声交谈，其中一位也穿着船服，倚靠在窗子旁边，手里抚弄着剑柄。同他谈话的那一位面向窗户，随着他一次次的晃动，不时地亮开了对方胸前佩戴的部分勋章。他身着便服，手里拿着一根细竹杖。由于他两手紧紧地插在腰间，竹杖翘立着犹如一把剑。
卡尔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观看这里的一切，因为不大一会儿，一个听差朝他们走过来，问司炉究竟要来干什么。看他的目光，仿佛司炉就不是这儿的人。像听差问话一样，司炉也低声回答说，他想跟总会计先生谈谈。这听差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打着手势拒绝了司炉的请求，但还是踮起脚尖，避开圆桌绕了个大圈，走到那位忙碌着大账本的先生跟前。很显然，这位先生听到听差的话简直发起怔来。他终于转过身来望着这个要跟他谈话的人，接着挥挥手，毫不留情地拒绝跟司炉谈话，并且为了保险起见，连听差也撵开了。听差随之回到司炉跟前，似乎带着一种托付什么的口气说：“您赶快离开这个房间吧！”
司炉听了这话后，低下头看着卡尔，仿佛卡尔就是他的心，默默地向这颗心倾吐着自己的苦楚。卡尔不假思索地冲上去，横穿过屋子，甚至无所顾忌地从那军官的靠背椅旁擦过去。那听差弯着身子，张开准备抱缚的手臂跟上去，像是在追捕一只甲虫。可是卡尔已经抢先赶到了总出纳的桌旁，紧紧地抓住桌子，免得什么人会企图把他拽开。
不言而喻，整个屋子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了。那个坐在桌旁的军官蹦了起来；两个港口官员平静而全神贯注地观望着；窗前的两位先生并排站到一起；听差觉得这些高贵的先生已经出面了，不再有他插手的地方，便退了回去；站在门旁的司炉紧张地等待着有必要让他助阵的时刻；总出纳坐在靠背椅里往右转了一大圈。
卡尔当着这些人的面，毫不迟疑地从内兜里掏出他的旅行护照，未做任何介绍，摊开放在桌上。总出纳似乎把这护照不当回事，用两根指头把它弹到一边。卡尔随之又把护照装进衣兜里，仿佛这手续已经圆满地办理完毕。“请允许我说几句话，”卡尔终于开腔了，“照我看，如此对待这位司炉先生是不公正的。这里有个叫舒巴尔的人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司炉先生已经在许多船上干过，他能给你们说出全部船名来。他干得无可挑剔，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可真的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条船上左右不是人呢！更何况这里的差事并不比在商船上难多少。这里无非是恶意中伤在作怪，阻挠他晋升，使他得不到本来完全应该得到的承认。我只是笼统地说说这事，而司炉先生非同小可的境遇，他自己会讲给你们听的。”卡尔有意要把这事说给在场的先生们听听。他们确实也在竖耳静听，看来他们当中非常有可能站出一个主持公道的人来。而这个主持公道的人绝不会是总出纳。再说卡尔出于机智，闭口不谈他跟司炉只是刚刚认识。另外，他站在现在的位子上第一次瞥见了那位手持竹杖的先生。这人满脸通红，使卡尔感到迷惑，要不他还会讲得更是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他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的。”司炉还没等到有人问他就开口了，甚或人家看都没看他一眼。司炉的急不可耐险些酿成大错，幸而那位佩戴勋章的先生已经打定主意要听听司炉的说法。卡尔现在才明白这人肯定就是船长。这人伸出手，冲着司炉喊道：“您过来！”这强硬的声音似乎能斩钉截铁。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司炉的举动了。至于他的事，卡尔一点也不怀疑是正义的。
幸好司炉久经世故，见过大世面。他十分镇静自若，伸手从他的小箱子里取出一叠证件和一个笔记本，捧着走到船长跟前，摊在窗台上，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完全不屑于理睬总出纳。总出纳无可奈何地自己搅了进去。“这人是出了名的常有理，”他解释说，“他守在出纳室的时间比在机房里还多。他把舒巴尔这个平心静气的人折腾得无所适从。你听着！”他说着转向司炉。“你这样胡搅蛮缠，实在太过分了。你没完没了地无理取闹，人们多少次把你从出纳室轰了出去，这完全是你自找的！你又多少次从那儿跑到总出纳室里来闹！人们一次次好心相劝说，舒巴尔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一定要甘心当他的下属，跟他好好共事！而你现在得寸进尺，甚至追到这儿来纠缠船长先生，好不害臊！更有甚之，你恬不知耻地带来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学着你那无聊透顶的腔调，为你鸣不平。这小子我还是第一次在船上看到。”
卡尔极力克制着自己，没有跳上前去。这时，船长开口说：“还是让他说给我们听听吧！不管怎么说，我看舒巴尔越来越变得过分专断了。但这话我可不是有意要顺着你说的。”后面这句话是说给司炉听的。船长自然不会马上替司炉说话，但一切似乎都已进入了正轨。司炉开始了他的一席话，一开始就克制自己，称舒巴尔为“先生”。卡尔站在被冷落的总出纳的办公桌旁喜不自胜，不停地把一个称信件用的天平压来压去，情不自禁。舒巴尔先生是不公正的。舒巴尔先生袒护外国人。舒巴尔先生把司炉赶出机房，让他打扫厕所，这本来就不是司炉的事。他甚至怀疑舒巴尔先生的干练也是不可靠的，与其说他干练，还不如说他善于装腔作势。司炉说到这里，卡尔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船长。看那亲切可爱的样子，仿佛他是船长的同事，其实不过是为了使船长不要因司炉笨拙的申述方式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无论怎么说，从司炉那一大堆谈话里，谁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虽然船长仍一直朝前望着，从他的眼神也看得出他决心这一次要听完司炉的陈述。但其他几位先生变得不耐烦了。司炉的声音顷刻间也失去威震这间房子的力量，这不免让人有点担心。首先是那个身着便装的先生，开始挥动他的竹杖敲击地板，尽管敲得很轻；其他先生当然也这儿望望，那儿看看；港口的两位官员显然已经心急火燎，又拿起那些文件，心不在焉地查阅着；那个海军军官又靠近自己的办公桌；以为胜券在握的总出纳嘲讽似的深叹了一口气。惟有那听差没有陷在这笼罩起来的心不在焉的气氛里，他一起感受着这个被置于大人物奴役之下的可怜人的种种痛苦，郑重其事地向卡尔点着头，似乎借此要说明什么。
这期间，窗前的港口上依旧是一片繁忙景象。一艘平底货船满载着堆积如山的圆桶从近旁驶过，遮得这屋子几乎陷入一阵黑暗。船上的圆桶摆放得实在了不起，纹丝不动。一艘艘小汽艇随着直立在舵盘前的掌舵人两手的抽动径直呼啸着驶去。要是卡尔现在有时间的话，他准会大饱个眼福。千奇百怪的漂浮物时而自由自在地从汹涌澎湃的海水中浮上来，时而又立刻被淹没下去，在惊奇的目光前消失。远洋轮船的小艇满载着乘客，由水兵们卖力地划向前去。乘客们好像被挤塞到那小艇上似的，无声而满怀期盼地坐在那里，即使也有人东瞅瞅西望望，不放过看看这变幻多端的情景。一种没完没了的动荡，一种由那动荡的自然力转嫁给无依无靠的人们及其创造物的不安。
然而，一切都告诫你要争取时间，要言简意赅，要完全准确地表述。可是这司炉干了些什么呢？他讲得不过是大汗淋漓。那颤抖的双手早已抓不住放在窗台上的证件，对舒巴尔的怨恨从四面八方涌上他的心头，而且在他看来，这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足够把这个舒巴尔彻底埋葬。然而他能够诉说给船长的，完全是一堆昏头昏脑杂乱无章的蠢话。那个手执竹杖的先生早已冲着天花板吹起口哨了。港口的两位官员已经把那军官拉到他们桌旁，看样子也不会再放过司炉。总出纳心里直痒得跃跃欲试，显然只是看着船长的沉静而沉住气了。那听差严阵以待，时刻期盼着执行船长发出涉及司炉的命令。
这时卡尔再也坐不住了。他从容不迫地朝这些人走过去，边走边越发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尽可能巧妙地来干预这事。现在确实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仅仅还有短暂的一瞬间了，他们俩还能够体面地走出这间办公室。船长也许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卡尔看来，船长正好现在更有理由充当主持公道的上司，但他毕竟不是任人随意玩弄的工具，——而司炉正是这样对待他的，当然这出于他内心深处极度的愤怒。
于是卡尔冲着司炉说：“你要把事情说得简明扼要些。像你现在这样陈述，船长先生就无法断个是非曲直。难道他熟悉个个轮机长和小听差的名字甚或教名吗？难道你只要一说出这样一个名字他马上就能知道指的是谁吗？你好好理一理你的苦楚，先说最重要的，其他一语带过就行了，也许绝大多数无关紧要的枝节根本连提的必要都没有。你给我讲得一直是那么有条有理。”如果在美国有人可以偷箱子，那么偶尔说一次谎又何尝不可呢，他心想着解脱自己。
但愿这样做会于事有补！或许这样做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司炉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马上中断了自己的讲话，但他的眼睛完全给泪水蒙住了，连卡尔的面容一点儿也分辩不清了。这是一个蒙受耻辱的男子的尊严之泪，往事不堪回首之泪，眼下困苦交加之泪。他现在怎么会——卡尔面对眼前这位沉默的人无疑暗暗地理会到了——他现在怎么会一下子改变他说话的方式呢？他好像觉得他想要说的都说过了，却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承诺，又仿佛什么话还没有说过似的，眼下也不能指望这些先生再听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陈述一遍。而在这样的时刻，卡尔出面了，他依然是司炉惟一的支持者，想好好地开导一下司炉。然而，他非但没有做到出谋献策，反倒告诉他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
要是我不去观看窗前的景致，早点站出来就好了，卡尔自言自语地说。他面对司炉低下头去，两手拍打在裤缝上，示意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但司炉误解了卡尔的意思，肯定揣摩着卡尔在暗暗地责怪他什么。他怀着让卡尔别责怪他的好意，开始跟他争吵，以圆满结束他的所作所为。这时，圆桌旁的先生们早就对这干扰他们要事的、无聊透顶的喧闹愤怒了；总出纳越来越觉得船长的耐心不可理解，恨不得立刻爆发出来；那听差完全又回到主人的势力范围里，瞪着凶狠的目光审视着司炉；最后是那位手执竹杖的先生，他对司炉已经全然麻木不仁了，司炉的言行令他作呕，于是他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显然做起了别的事情，目光不停地在笔记本和卡尔之间来回移动。甚至船长也不时友好地朝他望过去。“你不用说，我知道，”卡尔说，竭尽全力去阻挡住司炉现在冲着他滔滔不绝地发泄。尽管如此，他在争吵中始终给司炉露出一副友好的笑容。“你是对的，一点没错，对此我始终坚信不移。”他宁可装出害怕挨打的样子上去抓住司炉挥来舞去的手，当然更情愿把他挤到一个角落里，悄悄地对他说几句谁都听不到的安慰的话。但司炉完全失去了自制。卡尔现在甚至想从思绪中寻求一种安慰的办法，因为司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不顾一切地征服这七个在场的男人的。可是一眼看去，那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装着许许多多电线按钮的控制盘，只要一只手随便一按，这整个船连同它所有挤满敌对的人们的通道顿然就会被弄个天翻地覆。
这时，那个手执竹杖、如此漠然置之的先生朝卡尔走过来，声音不高不低，但清晰地压着司炉的叫喊问道：“你究竟叫什么？”这当儿有人敲起门，似乎就在门后等着这先生开口说话。听差朝船长看去，船长点了点头。于是听差过去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身着老式帝王上衣的男人，中等身材，看外表不大像是跟轮机打交道的——他就是舒巴尔。连船长也不例外，都流露出满意的神色，要是卡尔不去注视着这些人的眼睛的话，他准会吃惊地看到司炉拉紧两臂，攥紧拳头，仿佛这凝结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他把全身的力量，也包括维持着他站立的力量统统都聚结在这拳头上。
而此时此地，这个仇敌身披节日盛装，自由自在，精神焕发。他腋下夹着一个业务本，大概是司炉的工资单和工作卡。他毫无惧色地逐一扫视着大家的眼神，首先坦然地断定每个人的情绪。这七个人全是他的朋友。虽说船长开始说过批评他的话，或者那也许只是推托之词，但司炉给他带来痛苦以后，他似乎觉得对舒巴尔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指责，而对待司炉这样的人，无论采取什么严厉的方式都不过分。如果说舒巴尔要受到什么责备的话，那就是在这期间，他没有能够制伏司炉的蛮不讲理，使得他今天还在船长面前恣意妄为。
人们此刻或许还可以这样想象，如果司炉与舒巴尔的对质面对上苍理所当然地会产生作用的话，那么在这些人面前也是不会付诸东流的。固然舒巴尔善于伪装，但他决不可能天衣无缝地坚持到底；只要他的卑劣行径稍一露出破绽，就足以使在场的先生们看清他的真面目。卡尔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对这里每位先生的洞察力、弱点和情绪都已有所了解。从这一点来说，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可不是浪费了。要是司炉能应付得强一点就好了。但他显得全然无能为力。如果说有人把舒巴尔推到他面前的话，他准会把这个可恨的脑袋当作一颗薄皮核桃一样敲得开花。可是，他几乎没有朝舒巴尔走近几步的能力。为什么卡尔竟然没有预料到这谁都会预料到的事呢？舒巴尔最终肯定会来，即使不是出于自愿，也会被船长唤来。为什么他同司炉在来这里的路上没有商量好一个周密的对付方案，而实际上是一碰到门就毫无准备、冒冒失失、无可挽回地闯将进去呢？司炉还能说话吗？还能说出“是”和“不是”吗？可这在盘问中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样的盘问只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司炉叉开两腿站在那儿，两膝微微倾屈，脑袋稍稍仰起，气流穿过那张开的嘴，仿佛胸膛里没有了呼气吸气的肺。
当然，卡尔感到浑身是劲，头脑清楚，他或许在家里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在异国他乡，他面对一群有名望的人物而维护善者，即使他还没有取得胜利，但准备着为赢得最后的胜利全力以赴。如果他的父母能看到这个场面，那该多好啊！那么他们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吗？会让他坐到他们中间表扬他吗？会一次次看着他那恭从他们的眼睛吗？这全都是些捉摸不透的问题，而且提得根本不是时候。“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我相信司炉在指控我怎样诡诈。厨房里一位姑娘告诉我，她们看见他到这儿来了。船长先生，诸位先生，我随时准备着拿我的书面材料，必要时通过在门前等候的、没有偏见和不受左右的证人的陈述来驳斥任何指控。”舒巴尔这样讲道。诚然，这是一个男子汉明确不过的演说。看听者面部表情的变化，人们会以为，他们等了好久之后第一次又听到了人的声音。他们当然不去议论这即便是再美妙动听的演说也有破绽。为什么他想起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词就是“诡诈”？难道他在这儿不得不使用的“指控”二字不就是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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