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与文献(第5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杜桂萍(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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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学与文献(第5辑)试读：

摘要：清代各种碑刻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所刻为清人诗歌，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载体。有关作品，即使对另有印本诗集行世的作家，也往往具有补遗、校勘的意义。拙著《清诗考证》中，有一些篇章曾经在这方面做过探索；起先组合成单篇论文发表时，还明确用过“从存世碑刻考清人诗歌”的标题。但这些篇章所涉，地点虽然都在笔者生活、工作的杭州，诗人却十分分散。现在再专门以乾隆皇帝一人为中心，对杭州现存其御制诗碑刻进行集中的考察。主要的宗旨，则在于借此引起学术界对整个存世清诗碑刻的注意。

关键词：清诗 乾隆帝 御制诗 碑刻 杭州

清高宗乾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最多产的一位诗人，目前关于其诗[2]歌最高的一个统计数字是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他在位六十年的诗歌，曾编为《御制诗》凡五集，每集所收时限刚好都是十二年（下引《御制诗》即简称某集）；此外即位之前与之后，还分别有《乐善堂全集》诗与《御制诗余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据光绪年间补刻本影印出版《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其中即收有这全部诗歌。

同时，乾隆皇帝久居帝王之位，又一生足迹遍及天下。他的许多诗歌，曾被臣子们刻碑上石，分立在全国各地。这个数量，肯定也是历代诗人中所最多的。这些碑刻，不但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文物，而且那上面的文字，可以用来与乾隆皇帝本人的诗集相互比勘，具有一种特殊的版本价值。假如能够趁现在，将这些碑刻及其文字一一记录下来，那么对于研究乾隆皇帝的诗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乾隆皇帝曾经六下江南，每次都到过杭州。因此，杭州的乾隆御制诗碑刻，数量既相当可观，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基本上都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内，原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局长施奠东先生[3]主编的《西湖志》，卷十“碑碣”门曾做过不少的记载。现在笔者拟再结合自己的考察，将杭州现存的乾隆御制诗碑刻尽可能全面地整理如下（碑文分行处用斜线标示，有关尺寸仅供参考），既为该《西湖志》有关记载补阙订讹，更希望借此引起学术界对存世清诗碑刻的注意。一 “苏堤春晓”碑六首

此碑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御题“西湖十景”名称碑刻中的一座，位于苏堤中部压堤桥（南起第四桥）南堍西侧，坐西朝东，有碑亭。碑体盘龙额带底座，通高二百五十五厘米，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宽八十一厘米，厚二十一厘米。碑身正面为康熙皇帝所书“苏堤春晓”四个大字，其余碑身和碑额的背面及两侧则各有一首乾隆皇帝的诗歌：其一通守钱塘记大苏，取之无/尽适逢吾。长堤万古传/名姓，肯让夷光擅此湖/？

此诗见碑身背面。行书正文三行，字十五厘米见方。落款一行：“乾隆御题/。”字十二厘米见方。有六厘米见方篆印二枚：“乾隆宸翰”（阴文）、“陶冶性灵”（阳文）。[4]

按此诗落款未署作期，检本集见于《二集》卷二十五，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十首之一，小标题即作《苏堤春晓》；其作期则为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即乾隆皇帝第一次巡幸杭州时。其二□来民气□新苏，灾后□□念廑吾。此是春巡第一义，游堤宁为玩/西湖？

此诗见碑身北侧。行书共两行，包括落款：“苏堤春晓，丁丑春御题，叠前韵/。”字均六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恒宝惟贤”（阴文）、“乾隆御笔”（阳文），分别为四厘米、近五厘米见方。

按此“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即乾隆皇帝第二次巡幸[5]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七十，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叠旧作韵》十首之一，小标题亦作《苏堤春晓》。原碑正文有四个字因碑体裂缝弥补而毁损，据本集当依次为“重”“幸”“犹”“然”。其三三度南巡杭复□，□风吏治并懃吾。长堤今日游乘暇，与物皆春/□此湖。

此诗见碑身南侧。字体、款式、用印均与北侧完全相同，落款：“苏堤春晓，壬午春御题，再叠前韵/。”

按此“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即乾隆皇帝第三次巡幸[6]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二十二，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再叠旧作韵》十首之一，小标题亦作《苏堤春晓》。原碑正文有三个字毁损，据本集并结合用韵当依次为“苏”“民”“似”。其四春来万物喜/昭苏，正值巡/方跸驻吾。跋/马长堤频按/辔，韶光辉映/两边湖/。

此诗见碑额背面。行书正文六行，字九厘米见方。落款二行：“乙□□闰御题/，三叠前韵/。”字七厘米见方。有近六厘米见方篆印一枚：“乾隆御笔”（阴文）。

按此诗落款有两个字毁损，据下文所述有关落款可知为“酉”“春”。“乙酉”为乾隆三十年（1765），即乾隆皇帝第四次巡幸杭州[7]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四十八，系组诗《题西湖十景，三叠旧作韵》十首之一，小标题亦作《苏堤春晓》。其五□古长堤只姓苏，牧民絜矩意/殷吾。春风十五重经面，摘句能/无愧此湖/？

此诗见碑额南侧。行书正文三行，落款一行：“庚子暮春月御题/。”字均四厘米见方。有约三厘米见方篆印二枚，字迹漫漶，无法辨认。

按此“庚子”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即乾隆皇帝第五次巡幸[8]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四集》卷七十一，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四叠旧作韵》十首之一，小标题亦作《苏堤春晓》。原碑正文首字毁损，据本集可知是“千”。其六频烦叠韵创髯苏，一再无妨肖/以吾。增□已难偻指计，却兹数/□占西湖/。

此诗见碑额北侧。字体、款式与南侧相同，落款：“□辰暮春御题/。”亦有约三厘米见方篆印二枚，字迹无法辨认。

按此诗落款首字毁损，据史实应该是“甲”。“甲辰”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乃乾隆皇帝第六次亦即最后一次巡幸杭州的时间。[9]诗歌集内见于《五集》卷六，系组诗《题西湖十景，五叠旧作韵》十首之一，小标题亦作《苏堤春晓》。原碑正文也有两个字毁损，据本集当依次为“景”“典”。[10]

此碑《西湖志》曾以“苏堤春晓”为题予以著录，但于乾隆[11]皇帝诗歌仅录其中第一首，而次句误作“溪山处处尽堪庐”，第三句“名姓”误作“名胜”；此外提到碑身两侧有“叠韵”“再叠韵”，而诗歌正文以及碑额三首均缺。同时，其所谓“碑额正反面浮雕均为海水、云龙”云云，从实物碑额背面及两侧均刻诗歌这一点来看，显然也是错误的。二 “曲院风荷”碑三首

此碑亦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御题“西湖十景”名称碑刻中的一座，位于苏堤最北端跨虹桥北堍西侧庭院内。坐北朝南，面湖而立。有碑亭。碑额已失，尚有底座，通高二百三十三厘米，身高二百十八厘米，宽一百十二厘米，厚二十二厘米。其正面为康熙皇帝所书“曲院风荷”四个大字，余下的背面及两侧则各有一首乾隆皇帝的诗歌：其一九里松旁曲院风，荷花开/处照波红。莫惊笔误传/新榜，恶旨崇情大禹同/。

此诗见背面。行书正文三行，字十六厘米见方。落款一行：“乾隆辛未御题/。”字十三厘米见方。有六厘米见方篆印二枚：“乾隆宸翰”（阴文）、“陶冶性灵”（阳文）。碑文周边刻云龙纹。

按此“辛未”为乾隆十六年（1751），亦即乾隆皇帝第一次巡幸[12]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二十五，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十首之四，小标题即作《曲院风荷》；正文之后还有一段自注：

九里松旁有宋时麯院，地多荷花，遂有“麯院荷风”之名。康熙三十八年构亭叠石，为盘曲之势，御书匾额易“麯院”为“曲院”，“荷风”为“风荷”。

这段自注主要在于为诗歌的后二句做说明，而为碑刻所略。其二嫩芷新蒲始漾风，那看渌水植花红。笑予却是拘名象，杏/雨桃霞岂不同/？

此诗见西侧。行书正文两行，落款一行：“曲院风荷，丁丑春御题，叠前韵/。”字均七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恒宝惟贤”（阴文）、“乾隆御笔”（阳文），分别为四厘米、近五厘米见方。

按此“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亦即乾隆皇帝第二次巡[13]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七十，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叠旧作韵》十首之四，小标题亦作《曲院风荷》。其三几个田田漾细风，乍看绿叶想花红。昆明湖上浮轻舫，六月/春光讶许同/。

此诗见东侧。字体、款式、用印均与西侧完全相同，落款：“曲院风荷，壬午春御题，再叠前韵/。”

按此“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亦即乾隆皇帝第三次巡[14]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二十二，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再叠旧作韵》十首之四，小标题亦作《曲院风荷》。

以上此碑乾隆皇帝诗歌凡三首，《西湖志》以“曲院风荷”为

[15]题，录其中第一首；同时提及“两侧有‘和韵’、‘再和韵’各一首”，但正文未录。三 南屏晚钟诗碑四首“南屏晚钟”亦为“西湖十景”之一，有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御书四个大字，立碑于西湖南面南屏山下净慈寺正门外东侧。此处乾隆皇帝诗碑专有一座，位于净慈寺正门外西侧，与康熙皇帝所书名碑刚好成对称之势。两碑均坐南朝北，面向西湖，各有碑亭。碑体盘龙额带底座，通高二百九十六厘米，身高一百八十六厘米，宽八十八厘米，厚二十二厘米。诗碑正反两额均有篆体“乾隆御笔之宝”六字（正面阳文，背面阴文），碑身四面各有一首乾隆皇帝的诗歌：其一净慈掩映对南屏，断续/蒲牢入夜声。却忆姑苏城/外泊，寒山听得正三更/。

此诗见正面。行书正文三行，字十六厘米见方。落款一行：“乾隆辛未春御题/。”字十三厘米见方。有六厘米见方篆印二枚：“陶冶性灵”（阳文）、“乾隆宸翰”（阴文）。碑文周边刻云龙纹。

按此“辛未”为乾隆十六年（1751），亦即乾隆皇帝第一次巡幸[16]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二十五，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十首之九，小标题即作《南屏晚钟》。其二湖山四面画为屏，合有钟声警众声。唐宋至今诸物改，霜/天惟此未曾更/。

此诗见西侧。行书正文两行，落款一行：“南屏晚钟，丁丑春御题，叠前韵/。”字均七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恒宝惟贤”（阴文）、“乾隆御笔”（阳文），分别为四厘米、近五厘米见方。

按此“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亦即乾隆皇帝第二次巡[17]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七十，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叠旧作韵》十首之九，小标题亦作《南屏晚钟》。其三绣峰南面正开屏，净色兼之发净声。我听未能息诸虑，宵衣/问政惕深更/。

此诗见东侧。字体、款式、用印均与西侧完全相同，落款：“南屏晚钟，壬午春御题，再叠前韵/。”

按此“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亦即乾隆皇帝第三次巡[18]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二十二，系组诗《题西湖十景，再叠旧作韵》十首之九，小标题亦作《南屏晚钟》。其四月色罘罳清映屏，南风送得夜/钟声。时巡展义率由旧，政化无烦/在屡更/。

此诗见背面。行草书正文三行，字十一厘米见方。落款一行：“乙酉春闰御题，叠前韵/。”字八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所宝惟贤”（阳文）、“乾隆御笔”（阴文），分别为五厘米、近六厘米见方，与两侧所用系另一组。碑文周边刻云龙纹。

按此“乙酉”为乾隆三十年（1765），亦即乾隆皇帝第四次巡幸[19]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四十八，系组诗《题西湖十景，三叠旧作韵》十首之九，小标题亦作《南屏晚钟》。

此碑及乾隆皇帝诗歌凡四首，《西湖志》均未著录。四 灵隐寺诗碑六首

此碑位于灵隐寺内“云林禅寺”正门外东侧。坐北朝南，正对冷泉亭。有碑亭。碑体盘龙额带底座，通高二百四十五厘米，身高一百六十二厘米，宽七十四厘米，厚二十二厘米。碑额正反两面均有篆体阴文“御制”二字，碑身四面及碑额两侧各有一首乾隆皇帝的诗歌：其一不碍静中喧，看取动时/定。小坐忘万缘，湱然满/清听。

此诗见碑身正面。行草书共四行，正文其字十六厘米见方。落款：“题冷泉亭/，乾隆辛未春御笔/。”字十一厘米见方。有六厘米见方篆印二枚：“乾隆宸翰”（阴文）、“陶冶性灵”（阳文）。碑文周边刻云龙纹。

按此“辛未”为乾隆十六年（1751），亦即乾隆皇帝第一次巡幸杭州时。冷泉亭在灵隐寺内溪涧边。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二十五，[20]标题作《题冷泉亭子》，较碑刻多一“子”字。其二岭是西方鹫，飞来住岌峨。名山/观不少，此地比宁多？法苑开龙/象，清襟洽藓萝。诸天应拱护/，御辇昔曾过。

此诗见碑身背面。行书共五行，正文其字十三厘米见方。落款：“丁丑春日，恭依/皇祖灵隐寺诗韵，御笔/。”字十厘米见方。用印与正面相同，碑文周边亦刻云龙纹。

按此“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亦即乾隆皇帝第二次巡[21]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七十，标题即作《恭依皇祖灵隐寺诗韵》。

此碑及碑身四首乾隆皇帝诗歌，《西湖志》曾以“灵隐寺乾隆御[22]碑”为题一并予以著录，但有关文字颇多讹误。此首第六句，“洽”字即误作“冷”。

附带关于落款所说“皇祖灵隐寺诗”，乃指康熙皇帝《灵隐寺》五言律诗，作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可见今人王志民、王则远两位先生共同整理的《康熙诗词集注》，原文如下：灵山结幽秀，鹫岭起嵯峨。梵宇盘空出，香云绕地多。开襟对层碧，下马抚烟萝。[23]羽卫闲来往，非同问法过。

乾隆皇帝此碑从此首起五首诗歌，都是依康熙皇帝原韵而作。其三飞来峰畔路，法相坐嵯峨。宛识祗园近，已闻梵呗多。法云开月宇，仙籁下烟/萝。到处瞻/光被，羹墙岂是过？

此诗见碑身东侧。行书共四行，包括落款：“再依/皇祖灵隐寺诗韵，壬午暮春月御笔/。”字均五厘米见方。有印章三枚：第一枚圆形，直径三厘米，周边龙纹，正中绘乾卦（阴文）；第二枚三厘米见方，周边福寿格，中间为篆体“隆”字（阴文）；第三枚近五厘米见方，为篆体“御书”二字（阳文）。

按此“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亦即乾隆皇帝第三次巡[24]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二十二，标题即作《再依皇祖灵隐寺诗韵》。唯正文第五句“法云”作“竺云”，适可避免与第二句“法相”字面犯重。想当时原碑写刻，乾隆皇帝本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臣子们又是不敢擅自修改的。《西湖志》所录此诗，正文第三句“近”作“边”（平仄不协），第五句“月”作“日”，均误。唯正文第五句“竺”仍作“法”，则可以存真。其四冷泉绕曲曲，鹫岭矗峨峨。襟带有如此，清凉那见多？云居悬月/地，尘迹扫风萝。分付庭前柏，记予四度过。

此诗见碑身西侧。行书共三行，包括落款：“三依/皇祖灵隐寺诗韵，乙酉春闰御笔/。”字均七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恒宝惟贤”（阴文）、“乾隆御笔”（阳文），分别为四厘米、近五厘米见方。

按此“乙酉”为乾隆三十年（1765），亦即乾隆皇帝第四次巡幸[25]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四十八，标题作《三和皇祖灵隐寺诗韵》。《西湖志》所录此诗，正文第五句“云”作“灵”（繁体形近），“悬”作“夜”（词性不合），又落款“皇祖”作“皇太祖”，“灵隐”后脱一“寺”字，均误。其五峰入飞来路，玲珑复崎峨。□看/佛宇富，应识/祖恩多。春物鬯阶卉，山云润壁萝/。岂期十五载，仍此一相过？

此诗见碑额东侧。行书共五行，正文其字四厘米见方。落款：“四和/皇祖灵隐寺诗韵，庚子暮春御笔/。”字三厘米见方。有二厘米见方篆印二枚：第一枚阳文，“惟精惟弌”；第二枚阴文，字迹漫[26]漶，仅能模糊判断为“乾隆□□”。

按此“庚子”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亦即乾隆皇帝第五次巡幸杭州时。上距第四次巡幸，间隔正是“十五载”。诗歌集内见于[27]《四集》卷七十二，标题即作《四和皇祖灵隐寺诗韵》。原碑第三句首字毁损，据本集可知是“即”。其六皇祖题灵隐/，奎文山并峨。云林实后易，岁月亦云多。映/砌长禅草，拂窗密慧萝。观韶如季札，不拟/重相过。

此诗见碑额西侧。行书共五行，包括落款：“甲辰季春，五和/皇祖灵隐寺诗韵，御笔/。”字均三厘米见方。有近三厘米见方篆印二枚：“古稀天子之宝”（阴文）、“犹日孜孜”（阳文）。

按此“甲辰”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亦即乾隆皇帝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巡幸杭州时。这年乾隆皇帝已经七十四岁高龄，因此印章自称“古稀天子”，末句明确表示“不拟重相过”。诗歌集内见于[28]《五集》卷六，标题即作《五和皇祖灵隐寺诗韵》。

又本集此诗共有四处自注。前两处分别在首联、颔联之末：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皇祖南巡，幸灵隐寺，御制五言律诗一章。

己巳南巡，皇祖御制诗尚题为《灵隐寺》。后蒙赐额，改名“云林”。至三十八年南巡，御制诗题即改为《云林寺》。盖己巳年南巡时，题诗在前，赐额在后，计今凡九十五年矣。

这是对上及康熙皇帝《灵隐寺》诗以及为灵隐寺赐额改名所做的说明。后两处则都是为平仄两用字注音：一是第五句的“长”，注为“上声”；二是末句的“重”，注为“去声”。

以上碑额两侧二诗，《西湖志》均缺。五 六和塔诗碑四首

此碑位于六和塔西面，“中国古塔陈列馆”庭院内。坐东朝西，[29]面对钱塘江上游方向。有玻璃罩及铁栅栏保护。碑体盘龙额带底座，通高二百六十五厘米，身高一百八十五厘米，宽八十厘米，厚二十一厘米。碑额正面有篆体阴文“御制”二字，碑身四面各有一首乾隆皇帝的诗歌：其一高岭度南屏，涧谷遵曲折。出峡倏开/豁，川云景复别。兰苕枕石矶，葱蒨扶/屼。佛宇既庄严，精庐亦清洁。结习/未能忘，随喜试禅悦。凭轩俯江涛，似演/广长舌。

此诗见正面。行草书共五行，包括落款：“开化寺作，御笔/。”字均十一厘米见方。有六厘米见方篆印二枚：“乾隆宸翰”（阴文）、“陶冶性灵”（阳文）。碑文周边刻云龙纹。[30]

按此诗落款未署作期，检本集见于《二集》卷二十五，据此可知其作于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亦即乾隆皇帝第一次巡幸杭州时。又六和塔旧属开化寺，塔的北面还有乾隆皇帝《登开化寺六和塔记》碑，落款“乾隆十有六年，岁在辛未，春三月之吉，御笔并书”，盖二者为同时所作。诗歌集内标题即作《开化寺》，较碑刻少一“作”字。

此诗碑及此诗，《西湖志》曾以“乾隆题诗碑”为题予以著录。[31]但诗歌第二句“遵”作“逢”，第五句“苕”作“若”，均系形近而误。又其第六句“”字空缺，可据原碑补出（本集作“”）。其二萧寺倚江干，江天畅远观。慧灯传浩劫，宝塔镇洪澜。庭/籁凉生竹，山春香喷兰。坐欣诸品净，何处觅心安/。

此诗见南侧。行草书正文两行，落款一行：“丁丑暮春月御题/。”字均六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恒宝惟贤”（阴文）、“乾隆御笔”（阳文），分别为四厘米、近五厘米见方。

按此“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亦即乾隆皇帝第二次巡[32]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七十，标题亦作《开化寺》。其三初地诣坚固，信心登窣堵。二谛此俱融，空色本/无所。三明真净域，可以泯今古。四天垂宝网，落落/闻铃语。五云纠扶盖，拥护龙象旅。六鳌永负戴/，万劫奠江溆。七宝胜庄严，如是瓣香炷。层层标/实诠，历历凭证取。江山识重巡，欢喜生八部。飏以/细细风，霏以纤纤雨。造极朱栏扶，旷览供仰俯。于己/可忘忧，于民那忘苦？回首礼释迦，徒羡曾何补/。

此诗见背面。行草书正文七行，落款一行：“登六和塔作，乾隆丁丑春御笔/。”字均十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第一枚“所宝惟贤”（阳文），五厘米见方；第二枚近六厘米见方，字迹漫漶，仿佛与“苏堤春晓”碑额背面所用相同，为“乾隆御笔”（阴文）。[33]

按此诗与南侧该首系同年所作，集内见于《二集》卷七十，标题即为《登六和塔作》。又其中“层层标实诠”句，本集有自注：“七层皆辛未年所题匾额。”其四六和宝塔矗岧峣，古寺成传开宝朝。隔岸越山拖画，列屏吴/岭入云标。已教息虑栖禅悦，但未忘言答景撩。颇讶考功误/灵隐，试看门对浙江潮。

此诗见北侧。行书共三行，包括落款：“壬午暮春月御题/。”字形大小及用印均与南侧相同。

按此“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亦即乾隆皇帝第三次巡[34]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二十二，标题作《开化寺》。又尾联两句，本集有自注：“门对浙江潮”，之问《灵隐寺》诗也。然南屏、万松诸岭隔之，韬光居山椒，尚可远见；灵隐在谷，安得“对潮”？意谓宜移于此。

这是对初唐诗人宋之问《灵隐寺》诗表示异议，其原诗可见《全唐诗》卷五十三。又宋之问曾官考功员外郎，因此乾隆皇帝诗中以“考功”称之。

此碑上述三首乾隆皇帝诗歌，《西湖志》均缺。六 孤山诗碑四首

孤山是乾隆皇帝南巡时的行宫。山脊“绿云径”，有一组高约六米的太湖石假山。其侧面嵌有乾隆皇帝的四方（块）诗碑，各题诗歌一首：其一径纡探绝/胜，森秀入/苍云。苔迹/时留印，樵/斤未许闻/。濛濛湿鹤毳/，濯濯润螺纹/。谢傅东山/好，微嫌丝/竹纷/。

此碑嵌在东侧假山北面。高四十七厘米，宽一百零三厘米。行书标题一行：“绿云径/。”正文十行，字均九厘米见方。落款一行，仅“御题/”两字，字七厘米见方。有近五厘米见方篆印二枚：“政在牧民”（阴文）、“乾隆御笔”（阳文）。[35]

按本集此诗见于《二集》卷二十五，系组诗《西湖行宫八景》八首之三，小标题即作《绿云径》，题下并有小序：

由“竹凉处”曲径西行，乔柯奇石，目不给赏，云气时起步屧间。

据集内作品编年，可知此诗作于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亦即乾隆皇帝第一次巡幸杭州时。[36]

此碑及诗歌，《西湖志》曾以“绿云径题刻”为题予以著录。但诗歌首句“纡”作“行”，盖以形近而误。其二乔树菁蔥锁碧峋，偶然屧/步迥无尘。山阴便是林家/宅，却恐先生笑不伦/。

此碑嵌在东侧假山北面偏东。高七十三厘米，宽三十五厘米。行书正文三行，字八厘米见方。落款一行：“壬午暮春御题/。”字七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惟精惟弌”（阳文）、“乾隆宸翰”（阴文），分别为五厘米、近六厘米见方。

按此“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亦即乾隆皇帝第三次巡[37]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二十二，系组诗《再题西湖行宫八景》八首之三，小标题亦作《绿云径》。

此碑及诗歌，《西湖志》曾以“乾隆御题诗碑”为题予以著录。[38]但诗歌首句“蔥”作“蓊”（平仄不协），盖以字迹难辨而误。其三孤山山脊自/成蹊，夹径深/林望若迷。怪/底行来衣履/润？披云寻绿/蔼凄凄/。

此碑嵌在西侧假山南面。高三十二厘米，宽四十八厘米。行书正文六行，落款二行：“庚子暮春/御题/。”字均五厘米见方。有近四厘米见方篆印二枚：“乾隆宸翰”（阴文）、“惟精惟弌”（阳文）。

按此“庚子”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亦即乾隆皇帝第五次巡[39]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四集》卷七十一，系组诗《四题西湖行宫八景》八首之三，小标题亦作《绿云径》。其四有暇孤山游/片时，千林新/绿始偨池。沾/衣原在云深/处，不约而同/长史诗/。

此碑也嵌在西侧假山南面，与前一碑并排相接而居东。高三十二厘米，宽五十一厘米。字体、款式均与前一碑相同，落款：“甲辰季春/御题/。”有篆印二枚：“古稀天子之宝”（阴文）、“犹日孜孜”（阳文），分别为近三厘米、近四厘米见方。

按此“甲辰”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亦即乾隆皇帝第六次也[40]是最后一次巡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五集》卷六，系组诗《五题西湖行宫八景》八首之三，小标题亦作《绿云径》。

以上两碑及诗歌，《西湖志》曾并为一条，亦以“绿云径题刻”[41]为题予以著录，但内部两诗次序颠倒。又该书有关孤山“绿云径”凡三条，在“碑碣”门全部乾隆御制诗碑刻中，以第二条“乾隆御题诗碑”居首，而以第一条“绿云径题刻”次其后，又以此条“绿云径题刻”居最末，这个次序以及标题处理显然也都是不妥当的。七 岳庙诗碑一首

此碑位于岳庙“精忠园”，嵌在碑廊南侧的墙壁上。有玻璃罩。碑高一百八十二厘米，宽八十八厘米。上题乾隆皇帝诗歌一首：阵战曾轻兵法常，绍兴亦委设施/方。操戈不谓兴张俊，纳币终成去/李光。何事书生叩马首，遂教名/将饮鱼肠。至今人恨分尸桧，宰树/余杭万古芳/。

此诗行书，正文五行，字十二厘米见方。落款一行：“乾隆丁丑暮春之月御笔/。”字十厘米见方。有六厘米见方篆印二枚：“乾隆宸翰”（阴文）、“陶冶性灵”（阳文）。

按此“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亦即乾隆皇帝第二次巡[42]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二集》卷七十，标题作《岳武穆祠》。[43]

此碑及诗歌，《西湖志》曾以“乾隆御题碑”为题予以著录。但落款“暮春之月”称“暮春三月”，与原碑意思相同而用字不合。

附带关于岳庙，在岳飞故里河南汤阴也有很著名的一座，并且同样有乾隆皇帝乃至康熙皇帝的题诗及碑刻。清末甘肃诗人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卷三《汤阴岳忠武王庙》二首之二第七句“闻道圣皇频[44]展谒”，自注就说：“圣祖、高宗皆有谒岳庙诗，刻石庙庭。”可以并参。八 紫云洞诗碑三首

紫云洞位于西湖北面，岳庙背后栖霞岭顶部。内有乾隆皇帝诗碑三方（另一碑移自水乐洞者下文专条介绍），并排镶嵌在庭院西南侧的墙壁上，间距均为六十厘米，各题诗歌一首：其一春暄攀陟汗/流浆，牝洞入/才迫体凉。却/上丹梯不数/武，转温仍欲/换衣裳/。

此碑在紫云洞自身所有三碑（下同）中居西侧。高七十厘米，宽一百十八厘米。行书正文六行，字十厘米见方。落款三行：“紫云洞口号/，乙酉春闰月/御笔/。”字九厘米见方。其中“御”字略有凿损，想是“文化大革命”中所为。有篆印二枚：“所宝惟贤”（阳文）、“乾隆御笔”（阴文），分别为五厘米、近六厘米见方。

按此“乙酉”为乾隆三十年（1765），亦即乾隆皇帝第四次巡幸[45]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四十八，标题即作《紫云洞口号》。

此起三碑及三首乾隆皇帝诗歌，《西湖志》曾各以“乾隆御题诗[46]碑”为题，分别予以著录；但有关文字，讹误颇多。此碑诗歌第一句“暄”作“喧”，第二句“迫”作“逼”，第三句“数”作“步”，即误三处。又落款脱一“月”字，“御笔”作“御题”，亦与原碑不合。其二黄龙带左栖霞右，牝/洞居然据路中。未可/鸣鞭过弗入，春风坐/似拂秋风/。

此碑居正中。高九十八厘米，宽六十八厘米。行书正文四行，字十一厘米见方。落款一行：“庚子暮春月御题/。”字九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连同落款“御”字均已凿损，依稀可辨为“惟精惟弌”（阳文）、“乾隆宸翰”（阴文），分别为五厘米、近六厘米见方。

按此“庚子”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亦即乾隆皇帝第五次巡[47]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四集》卷七十二，标题作《紫云洞》；又首句“黄龙”“栖霞”之后，分别有“洞”“岭”二字夹注。《西湖志》所录此诗，第二句“据”作“梗”，当属臆测。其三庙智庵旁紫云洞，冬/恒温暖夏恒凉。不常/中可其常见，齐物篇/曾著有庄/。

此碑居东侧。高六十五厘米，宽六十七厘米。行书正文四行，落款二行：“甲辰季春下浣/御题/。”字均八厘米见方。有近四厘米见方篆印二枚，连同落款“御题”二字均已严重凿损，无法辨认。

按此“甲辰”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亦即乾隆皇帝第六次巡[48]幸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五集》卷六，标题亦作《紫云洞》。《西湖志》所录此碑，诗歌第四句“齐”作“高”，盖以形近而误，亦未悉《庄子》一书有《高物篇》。又落款脱一“季”字，致使下文“下浣”一词不知所从，令人生疑。九 水乐洞诗碑一首

水乐洞位于西湖西南方向，南高峰烟霞岭东麓，满觉陇溪谷的上游，处在烟霞洞与石屋洞之间。它与上文所说的紫云洞，方向不同，而且相距很远。但在紫云洞庭院西南侧的墙壁上，却有一方乾隆皇帝的诗碑，内容明显为水乐洞而作：八音独无水，一洞乃兼/全。激石才越若，摐金恒/绎然。竹丝匏有坏，土木/革非坚。不待太师作，千/秋角徵弦/。

此碑并排镶嵌在前述紫云洞自身三方诗碑的最西侧，间隔同样为六十厘米。在总共四方诗碑中，惟独此碑通身白净，没有拓印痕迹，猜想一定是从水乐洞迁移而来，并且时间不是太久。原有碑额，表面已被凿平。通高一百十六厘米，身高九十厘米，宽七十厘米。行草书正文五行，字八厘米见方。落款一行：“乙酉春闰御题/。”字六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所宝惟贤”（阳文）、“乾隆御笔”（阴文），分别为五厘米、近六厘米见方。

按此“乙酉”为乾隆三十年（1765），亦即乾隆皇帝第四次巡幸[49]杭州时。诗歌集内见于《三集》卷四十八，标题果然即作《水乐洞》。

此碑及诗歌，《西湖志》均未著录。一○ 碑林诗碑二首

杭州有碑林，利用原孔庙旧址建立，位于市区劳动路。在它收集的历代碑刻中，也有两方乾隆皇帝的诗碑，并排竖立在孔庙大成殿东庑碑廊的最南端，合用一个玻璃罩，各题诗歌一首：其一武林昔曾抚而巡，开府兹教统浙闽/。只以迎銮来隔省，又看阅岁会今春/。漫勤供奉水及陆，应勉调和军与民/。识大体毋苛小节，思之莫忘诲谆谆/。

此碑居南侧。高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四厘米。行书正文四行，各以一联诗句为一行，最为整齐。落款一行：“赐浙闽总督富勒浑，御笔/。”字均十厘米见方。有六厘米见方篆印二枚：“古希［稀］天子之宝”（阴文）、“犹日孜孜”（阳文）。碑文周边刻云龙纹。[50]

按此诗落款未署作期，检本集见于《五集》卷五，据此可知其作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亦即乾隆皇帝第六次巡幸杭州时。集内诗歌标题，即作《赐浙闽总督富勒浑》。其二庚子观潮楼，曾登阅水师。可观不可用，曾/以纪吟诗。今来依例备，观处移向西。云旧/处水浅，不可水操施。既然弗阅可，嫌复多/修治。果其有用者，移阅尚可为。无用而多费/，是谓供游嬉。弗欣且怃然，吾意其应知/。更思此涨沙，何弗向东移。塘固利耕桑，一/宜无不宜。

此碑居北侧。高一百七十四厘米，宽九十厘米。行书共八行，正文其字十厘米见方。落款：“阅水操一首/，甲辰季春月下浣御笔/。”字八厘米见方。有篆印二枚，均已严重凿损，无法辨认。

按此“甲辰”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知此诗与上一首为同年[51]所作。诗歌集内见于《五集》卷六，标题作《阅水操》，较碑刻少“一首”二字。

又集内此诗有两条很长的自注。一条附在第四句“曾以纪吟诗”之后：

闽省水师，列营布阵，抢风施铳，皆能精熟，然可观而不可用。己丑征缅甸时，曾令提督叶相德统领福建水师二千人赴滇听候调遣，而临阵殊怯；一闻枪响，即欲泅水远遁，转赖健锐营兵管押救护，可见全无实用。详见庚子年阅水操纪事诗并注。

这里提到的“庚子年阅水操纪事诗”，盖指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所作《阅水操志事》五言古诗，见于集内《四集》卷七

[52]十，并且还有更详细的自注，可以与此诗互参。另一条附在第八句“不可水操施”之后：

富勒浑奏，上届于观潮楼备阅水操，今塘外沙涨水浅，难以操演，因于梵村汛之西江身深阔、水势平缓处所另建起座、阅视水操，战船驾驶裕如。以事已成，遂听之。

根据这条自注，联系诗歌下文，可知乾隆皇帝对富勒浑此举其实很不满意。奇怪的是，这样一首语含批评的诗歌，居然也被刻碑立石，由此确实可以见出当时臣子们对皇帝的“忠心”。而在杭州现存乾隆御制诗碑刻中，这首诗歌恰恰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此二碑及两首乾隆皇帝诗歌，《西湖志》均未著录。其他[53]

杭州云栖，是康熙皇帝最喜欢去的地方，乾隆皇帝自然每次都去，并且同样也留有诗歌。现今云栖“冲云楼”的庭院西墙，还镶嵌着两方乾隆皇帝的诗碑。据相关碑刻考察，云栖寺旧藏有明末董其昌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长卷，乾隆皇帝曾一再“索观”，并在其上先后题了五组七言绝句，每组各四首。后来寺僧将该长卷分刻若干石，每石高三十六厘米，宽一百四十五厘米，顺次编号；其中第二、第三石，即为乾隆皇帝诗歌。有一天的上午，笔者冒暑专程去该处用铅笔描摹，费工约两个小时。临近结束，该处一管理人员（据说是领导）却将所得成果全部缴去，并电话招呼西湖风景区钱江管理处执法人员一行三人乘警车而至，据称按有关文件规定，可处以两千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好在毕竟是大学老师，又属于科研工作（本月刚巧获得《西湖丛书》编纂委员会一个“西湖诗词研究”项目），加上执法人员比较开明，所以罚款倒不必，但最终还是要“批评教育”，成果没收。经过这番折腾，功夫白费倒没什么，兴致却全然没有了。并且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碑刻要“保护”，那么为什么起先不早说呢？所以，云栖的这一组，乃至此外还有一些线索但尚未细考的乾隆皇帝诗[54]歌碑刻，此后也就不想再去考察了。现在把这件事情记在这里，[55]勉强为云栖的这一组留个比较确切的信息，同时也作为整个杭州现存乾隆御制诗碑刻考察工作的一个结束。

以上“其他”除外，现存乾隆御制诗碑刻凡十六方，分处十个地点（景点），有诗歌三十四首。这些诗歌的创作年份、在集内的分布及其具体作期的先后，可以整理成这样一份表格：续表

从这份表格和上文的具体考察来看，乾隆皇帝在杭州留下的御制诗碑刻为数确实是相当可观的。由此想起1994年前后，江西曾有一位同志嘱笔者鉴定一帧当地乾隆皇帝诗碑拓片的真伪，并随信寄来该拓片的照片。他的意思是说原碑已毁，所以该拓片如果是真的，那就价值连城了。而据笔者观察，那帧拓片当然无可怀疑，但考虑到各地现存的乾隆诗碑原物尚且很多，所以这样一帧拓片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原碑已毁这一点姑置不论）。即以笔者近年偶然出游，稍加留意，在北京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一圈走下来就能够看到许多的乾隆御制诗碑刻。杭州的这一些，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

但是，在整个乾隆《御制诗集》内，六次游幸杭州的诗歌总数非常之多，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并没有摹刻上石。即如上文提到的题咏“西湖十景”的组诗，每次巡幸都有一组，每组都有十首涉及十个景点，而这里只见到三个景点刻有诗歌，并且只有“苏堤春晓”这一个景点的诗歌是完整的；又如孤山“绿云径”，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第四次巡幸杭州时的组诗《西湖行宫八景重咏》（即“三题西湖行宫[56]八景”）八首之三《绿云径》，同样也未见碑刻；其他这里没有出现的景点，涉及的大量诗歌，更不见有碑刻传世。这一方面说明乾隆皇帝即使以帝王之尊，其诗歌也未必每首都刻碑立石；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些诗歌当初确实刻过碑，但由于时间的流逝和人为的破坏，有关碑刻早已经不在人间，或者湮没无闻（包括可能的遗漏）了。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这些尚存于世，相对于本集来说事实上却并不算多的诗歌碑刻，自然还是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至于这些碑刻中的诗歌在文字上与乾隆皇帝的本集极少出入，这个现象与笔者所见的其他清人诗碑不大相同，这大概正是乾隆皇帝身为皇帝的缘故。

考察这些现存的乾隆御制诗碑刻，不仅本身具有文献学的意义，而且对地方上的文化建设事业乃至旅游工作也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即如前及《西湖志》，它在上述34首乾隆御制诗中，就只著录到14首，不及总数的1/2。又如杭州的《都市快报》2004年1月10日第4版“家屏陪您识杭州”栏目《十景》一文，称“乾隆南巡之时，又就十景各赋诗一首，镌刻于十景碑的阴面”；而从上文有关考察可知，乾隆皇帝为“西湖十景”而赋的诗歌各有六首，且未必都镌刻在“十[57]景碑”上，更并非都镌刻于碑的“阴面”。如此“陪您识杭州”，无疑只会给人带来误导。而其原因，则正是由于缺少对乾隆御制诗碑刻的了解。

最后关于本篇所涉乾隆皇帝的印章，其中有好几个字曾先后向杭州市铁路局退休高级工程师谭启晓先生、杭州碑林文物管理所所长陈进先生请教，在此谨致谢忱。

附记：

2014年6月前后，故宫博物院发布消息说新发现两箱“乾隆诗稿”，计有“御笔诗”约两万八千首；与过去已经发现的一万七千多首“御笔诗”相加，可证乾隆皇帝确实写过四万多首诗歌。于是，许多媒体对此做了相应的报导，或者进而对乾隆皇帝的诗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从各自的角度进行阐发。

杭州的《钱江晚报》，同年7月9日第C6版也刊载了一篇该报记者撰写的文章《上个厕所就写四首诗 乾隆爷，你还让诗人们活么》。其前一天的下午，记者曾经电话采访过我。我在口头回答之后，还通过[58]电子邮件传去本篇未刊稿以及拙著《清诗史》有关章节、《清诗考证》第三辑第七十九篇《乾隆皇帝诗歌数量》的电子版供她参考，并愿意在她的文章发表之前先期拜读一遍。但由于当时时间来不及，我在很迟的时候才根据友人提供的线索，从互联网上读到这篇文章。果然文章中某些提法并不准确，有的还直接称是我的观点。

其他毋论，文章在叙及乾隆皇帝“以文为诗”亦即诗歌的散文化特点时，引用“乾隆为‘苏堤春晓’碑写的其中一首”——“通守钱塘记大苏”云云，接下去说：“朱老师说，这首诗后两句，就是以文为诗，‘诗歌的结构不同，有的三个字一对，有的两个字一对，你读起来不顺的，就是散文的句子’。”实际上，这首诗乃拙稿第一部分《“苏堤春晓”碑六首》中的第一首；而我说的例证，则为拙稿第十部分《碑林诗碑二首》中的第一首“武林昔曾抚而巡”云云，记者嫌长不愿意引。这样一来，所谓“读起来不顺”的这个散文化特点就恰巧被弄错了。至于“诗歌的结构不同，有的三个字一对，有的两个字一对”，也应该是指诗歌句子的结构，并且至少“一对”的“对”字应该改作“顿”。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对乾隆皇帝具体诗歌作品的理解，而且涉及一般诗歌艺术鉴赏的知识，所以附带在这里做一个订正，以免误导读者。[59]

作者简介

朱则杰，男，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清代诗歌研究，曾出版《清诗史》《清诗考证》等专著。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编号：14ZDB0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3YJA751074）、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编号：136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编号：13NDJC024Z）同名“清诗续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 参见拙著《清诗考证》第三辑之七十九《乾隆皇帝诗歌数量》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114～1121页。

[3]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其他同名《西湖志》无涉。

[4]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496页。

[5]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14页。

[6]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56页。

[7]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66页。

[8]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83页。

[9]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8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01页。

[10]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38页。

[11] 此盖据梁诗正、沈德潜等人合撰《西湖志纂》卷一《名胜（图）》“西湖十景图·苏堤春晓”条迻录，可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51页；但与碑刻及本集均不合，或为当时未定稿。

[12]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496页。

[13]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14页。

[14]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57页。

[15]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97页。

[16]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496～497页。

[17]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14页。

[18]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57页。

[19]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67页。

[20]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499页。

[21]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16页。

[22]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27页。

[23] 王志民、王则远：《康熙诗词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第271页。

[24]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52页。

[25]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63页。

[26] 所缺二字据残存笔画并结合下述孤山“绿云径”东侧假山北面偏东一碑印章推测，可能为“宸翰”。

[27]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97页。

[28]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8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11页。

[29] 此类设备其他某些碑刻可能后来也有配补，本篇所述限于当初实地考察之时。

[30]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00页。

[31]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44页。

[32]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18页。

[33]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22页。

[34]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53页。

[35]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05页。

[36]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96页。

[37]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51页。

[38]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96页。

[39]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83页。

[40]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8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299页。

[41]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57～558页。

[42]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20页。

[43]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15页。

[44] （清）王权撰，吴绍烈、路志霄、海呈瑞校点《笠云山房诗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第49页。

[45]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59页。

[46] 施奠东：《西湖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均见第522页。

[47]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95页。

[48]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8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13页。

[49]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69页。

[50]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8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293页。

[51]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8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09页。

[52] （清）弘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7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379页。

[53] 参见拙著《清诗考证》第三辑之六十《杭州云栖康熙皇帝诗碑》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040～1041页。

[54] 例如“雷峰夕照”碑一方，诗若干首；六和塔塔正后“碑亭”内一方，诗三首；湖滨一公园“亭湾骑射”景区内“阅武碑”一方，诗三首；北山街27号大佛寺诗碑三方，诗三首；龙井寺内诗碑一方，诗一首；万松书院新修诗碑一方，诗一首正反两刻等。

[55] 《西湖志》有“云栖诗碑”条，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51页；但其正文仅仅介绍位置、碑体和字体，而只字不提乾隆皇帝诗歌，不知何故。

[56] 见《三集》卷四十八，《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影印光绪补刻本，第67页。

[57] 大部分原碑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后来恢复时已无法找到或找全诗歌手迹；个别原碑，现在也已经不完整，例如“曲院风荷”碑就不见碑额，所以今天实际上已经很难判断。

[58] 朱则杰《清诗史》第十章第四节“钱载和秀水派”附论乾隆皇帝诗歌部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235页。

[59] 此外如该文用在标题中的“上个厕所就写四首诗”一事，称见于赵翼的笔记，实际则应该是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五，可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页；又说“这可不是野史，就记在当时的笔记里”，而“笔记”恰恰属于“野史”。稀见清初社群诗选三种叙录王兵

摘要：明末清初，编选同代诗歌选集颇为风行，尤以地域和群体性诗选为最。然遭禁之后，众多诗歌选集散落不全，难睹全貌，诚为憾事。近年来，尽管四库禁毁、未刊等系列丛书以及学者之著述已多有辑佚，仍有部分诗歌选集因存本极少而束之高阁，甚或沦为孤本，学者难识。兹将经眼之三种清初社群诗选，按照刊刻时间顺序，依次辑录其选者、著录、版本、馆藏和序跋等信息，并略作按语简评，以飨学界同仁。

关键词：清初 社群诗选 西陵十子诗选 云间棠溪诗选 依园七子诗选一 《西陵十子诗选》十六卷，毛先舒、柴绍炳辑【选者】毛先舒（1620—1688），字驰黄，后改字稚黄，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明末诸生，入清不仕。著述宏富，有《东苑文钞》二卷、《东苑诗钞》一卷、《思古堂集》四卷等传世。柴绍炳（1616—1670），字虎臣，号省轩，浙江仁和人。崇祯时生员，明亡不仕，隐居南屏山，著有《省轩文钞》、《省轩诗钞》等。【著录】《贩书偶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版本】顺治七年（1650）刻本【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序跋】柴绍炳《序》

诗者，古六经之一也。采风观俗，立言明志，是以君子重之，学者不废。自三百篇而降，厥体屡变，大氐根极情性，缘于文藻，轨因代殊，要归雅则。是故骚词、乐府、长句胚胎十九，河梁五言堂构陈隋，李唐则律绝之禘祫也。然祖构相沿，折衷论定，古风极于元嘉，近制断自大历，人代更始，郐下亡讥，抑何哉？

考镜五言，气质为体，俳俪存古，仰逮犹近，浏亮为工，失之逾远。近体务竭情澜，求谐音节，托兴汉魏，选材六朝，意语融贯，气格宏达，变调无取，旁门益乖，故武德而降难为古，元和而还难为近也。又况宋习鄙钝，元音俚下，艺林厄运，榛莽当涂。明初四家，扫除未尽，廓清于何、李，再振于嘉、隆，斯道嗣兴，斌乎大雅。然七子颓流，驯趋浮滥；竟陵矫之枯率，儇浅殊恧。斐然自余，纷纷妄作，殆无关商较者矣。

近世士大夫，风流丕扇，户被弦管，人怀珠玉。雌黄相轧，私衷酷薄，第屈指闻见。时论共推，即青土、皖城、云间及我郡耳。三邦之秀，各有成书。我郡英彦如林，竞飏菁藻。曩仆与景宣将举《西陵文选》之役，拟网罗群制，勒成一编，遭乱忽忽，兹事不果。年齿增长，旧游凋谢，鲲庭玉折，骧武兰摧。因念岁月逡巡，事会难必，相知定文，宜属何等。于是毛子驰黄，悯焉叹兴，要仆暨诸子，先以次第唱酬有韵之言，斟酌论次，录而布诸。期于割弃少作，力追渊雅，义在研精，法无虚借，故人具长短，体有裒益，就其合构，集为要删。仆不揣暗劣，与观成事，请因得而论之。

景宣经史论叙，淹通藻密，翰墨之勋，先驱首路。诗则绮丽为宗，符采昭烂，云津龙跃，不厌才多；锦雯才情斐娓，兼有气势，故鸣笔不羁，境非绝诣，致异小家，乐府歌行，沨沨大国风也；际叔文笔雅健，诣称冠绝；宇台清驶，略足相当，于诗词讽寄，营殊惨淡，实已睹奥升堂。若宇台《琴操迪躬》〉、际叔《赠季怀陆》皆古近名构，其他篇未能称是；祖望骨格苍劲，虽入乎杜陵，词能独运，时有利钝，无妨老境；去矜少多艳情，瑕瑜不掩，近乃一变，已体制骞卓；飞涛天性愉夷，不耐搜剔，染翰伸纸，宛尔妍好，譬则合德入宫，芳馨竟体，以自然标胜。三子体讵相兼，才能各骋，《张山村杂咏》、《沈己庚新律》、《丁婺游》诸什，虽古词流，曷以过之耶？驰黄素工韵语，复精裁鉴，沉婉名秀，罕出其右。或整栗微乖，神韵恰合，小词杂著，都属可传，擅场所乏，未办作赋耳；景明妙龄嗣响，一洗芜累，藉婉弱有之，而雅裁秀色，蔚然名家。五言古体，尤为独步，比于驰黄七绝，盖妙得天纵，匪由钻仰？

嗟乎！爰自风骚以迄近代，数千百年所作者众矣。诸子身在其间，与为扬榷，互有甲乙，未须过让，乃碌碌如仆，谬厕坛坫，前犹糠粃，后钧瓦砾，然才分虽局，志窃向往。迟之岁时，磨厉朽钝，俾诸子日进高明，而仆亦勉努困学，所称黼黻以为国华，吐纳而成身文者，庶几得当万一哉！其在于今，则四方君子览观斯集者，务明作者之指，于不腆之词，陶汰而簸扬之。仆固日夜望焉已。

柴绍炳虎臣撰《刻西陵十子诗选启》

西陵文雅，南国宗盟，家腾白雪之声，人擅青云之目，故乃客比龙门，书传鸿宝。登楼雅集，不唯风月之观；揽云缀思，具有神仙之气。白榆啸唱，入名部以弦歌；威风斐文，贵通都之纸价。久已！沾溉词林，鼓吹艺苑者矣。是编仅出十先生有韵之言，辑而布之，兴寄一时，风流百代。人不让于曩贤，语必登于作者。同年高会，断推擅场；即事命题，无烦足曲。兰亭金谷，发艳采于胜游；莲社竹林，属幽情于高韵。方建安而弥富，较大历以争奇。实则誉施博物，岂有悔类凋虫也欤？意者正平、文举，齿不挂于邺园；士衡、彦先，名宁掩乎褚季。又史公非作赋之材，董子在谭经之列，此地英绝，不尽网罗，《文选》续成，快睹全美，当与海内共赏之也。不揣儹列，识者鉴焉。

顺治庚寅仲春辉山堂主人识《略例》六则

一、我党相期立言居末，诗赋小道抑益其次。徒以世更衰薄，心存忧患，慷慨讴吟，颇积篇帙，聊当风谣，稍存讽谕，且也斯道屡变，正声浸衰。今兹所录，义归百一，旨趣敦厚，匪徒感物攸关，庶亦颓流之障矣。

二、同社诸子，顷值兵燹之余，寄迹不一。或有事桑弧，或托业渔钓，或钩味经传，拟勒成书。唱和之席，间多希阔。至若景宣提囊，研翻《肘后》；际叔庐次，全废歌咏。以故是录，书不必备人，人不必备体，综次偶然，无关甄汰。

三、临川为三谢之首，篇什逊于宣城；修撰为四杰之雄，词翰俭于卢、骆。是知群归英绝，不在连篇；品覆上中，匪关枚数。今诸子才华等埓，托致攸殊。或挥翰漂逸，而务于盈累；或含毫矜慎，而勇于断割。故选中篇数，盈缩小殊，益善既不在多，览者毋存见少。

四、丹阳《河岳》，题目时贤；太仓《卮言》，品藻交契。要存扬扢，不耑标稚。是编余与虎臣同事较榷，笔墨所涉，颇有发明，遂附见本诗，不复刊去。然折衷群彦，柴子有焉；掎摭乖方，仆滋惧矣。

五、诸子巨篇雅什，亦既斌斌；宫体闺襜，时或染指。若锦雯《湘烟》之作，虎臣《霁雪》之唱，去矜《秋怀》之篇，景明《白罗》之咏，美人芳草，托寓固多，转蕙汜兰，流连不少。间存少作，罔讳忧思。或是元亮白璧之瑕，无假才伯理还之喻。

六、诸子经注史辑，各有专家；赋颂古文，尤盈缥帙。今以部帙繁多，未能悉举，故先以韵文行世。然力求简净，仍多阙如。其诸家合集及经史完书，稍需岁时，统图嗣出。

钱塘毛先舒识【按语】

此选为清初西陵（又曰西泠）派十位代表诗人的作品结集。十位诗家分别为陆圻（字丽京，一字景宣，1613—？）、丁澎（字飞涛，1622—1685）、柴绍炳（字虎臣）、毛先舒、孙治（宇台，1618—1682）、张丹（字祖望，1619—？）、吴百朋（字锦雯，1616—1670）、沉谦（字去矜，1620—1670）、虞黄昊（字景明）、陈廷会（字际叔，1618—1679），文学史称“西泠十子”。该派诗学思想守唐人门户、扬七子而抑竟陵，对明末清初的诗坛影响甚大。沈德潜评[1]是选刊刻动机为：“悯诗教陵夷，而斟酌论次，以期力追渊雅也。”《西陵十子诗选》按诗体分卷排列，共录十子诗作955首。诗家小传多援引众家之评论，具体诗作则多为十子互评。除风雅体、四言古诗和五七言排律之外，其他诸体皆以陆圻为首，旨在标举陆圻在诗社中的创作领袖地位。但就诗歌理论言之，“西泠十子”中实以柴绍炳、毛先舒论诗最精。不过，我们细读柴绍炳与毛先舒的论诗文字，可以发现二人的诗学思想实有鲜明的分野。这种分野不仅体现于此选之评点，亦见于二人文集中之专文。如柴绍炳《柴省轩先生文钞》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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