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戎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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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试读：

1984年国家创办了“内地西藏班”，此后每年通过这一项目招收西藏自治区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城市完成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学业，利用内地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条件，使他们在新的学习环境中被培养成建设新西藏的人才骨干。2000年，国家开始为新疆学生创办“内地高中班”，毕业后升入内地大学。这些教育机制在办学模式中可归类于“异地办学”。“内地班”教育项目是中央政府为西部地区培养社会发展建设人才的国家级人才工程和战略性举措，各级政府为这些教育项目进行了巨大财政投入。到2015年，内地西藏班累计毕业3万余人[1]，内地新疆高中班累计招生8万多人，这些学生毕业后返回西藏和新疆，为当地各项事业的加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陆续发表有关中国内地“西藏班”、“新疆班”的研究成果（严庆，2006；严庆、宋遂周，2006；Zhu，2007；Chen，2008；祖力亚提，2009），在不同层次和各个方面对“内地办学”的相关政策、运行机制和社会效果进行讨论，引发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Postiglion，2007）。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内地班”多年办学的实践经验和客观效果进行总结？中央政府为“内地办学”所设定的政策目标（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就业技能、成为族群交流合作桥梁等）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现实？“内地班”在招生、教学组织、课程内容、校园管理、参加高考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和改进？“内地班”在校生、毕业生的实际思想状况如何？在内地的人口和文化环境中，他们是否仍然能够继承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他们在内地学校的实际学习效果如何？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和发展情况究竟如何？这些少数民族毕业生是否能够融入中华民族的精英队伍？“内地办学”和西部地区当地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回答，同时也都是关心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前景、关心我国少数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学者们始终关注的研究课题。“内地办学”项目已先后进行了30多年，也到了应该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时候。我们在充分肯定已有成绩的同时，也非常需要对多年的内地办学经验进行深入的分析，特别需要站在东西部平衡协调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来看待西部地区教育体系中现存问题和“内地办学”模式所取得的综合性社会效果，在社会实践中思考中华民族语言使用格局的未来演变趋势，并在这些宏观发展的大格局中对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的社会现象和发展态势进行解析和讨论。

一 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等因素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人口素质即人才队伍状况已成为另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今天的国际竞争，实际上拼的是人才。中国努力在21世纪推动全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国际经济运行的全球化潮流，今天我们对人才队伍进行评价时，既要考虑政治精英的施政能力和治理经验，也要以现代化、国际化为标准评价各个领域人才队伍和劳动力的知识结构与应用技能。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既需要有一大批战略眼光的高端管理人才和引领创新的科技人才，也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技工和设备操作人员。只要一个国家拥有或努力培养出一个整体素质较高、在各领域表现优秀的人才队伍，就一定能够克服自然资源匮乏、地理条件不利、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找到适合本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于一个地区也是如此。2.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差距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现存的发展差距有其历史原因，西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语言文化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给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难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与这些差异相关联的西部本地企业的创新经营能力、当地少数民族人才和劳动力素质与开放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近30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2]。进入21世纪后，由于市场机制带来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这些差距更加凸显。

从长远看，要想推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最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不断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包括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建设，使之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人才队伍的差距，这应当成为一项着眼于西部地区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学校教育体系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主要渠道，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严峻形势，就是西部地区学校（包括大学）与东部沿海地区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而制定的“211”、“985”计划在国家级重点大学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是也在客观上造成西部大学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加速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的重点大学，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大学之间在师资队伍和学生质量上的差距。大学和师范院校是中小学教师的主要来源，西部地区大学和各级学校的教学质量滑坡[3]，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高端人才队伍之间的差距。如果中国希望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唯有加大力度缩小东西部人才队伍的差距，使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事业能够全面均衡地发展，这个中国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3.评价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主要指标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宏观水平，在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中通常采用几个最基础的衡量指标，其中一个是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结构，另外两个是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还有一些更细致具体的统计指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基本情况，如：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和毕业率、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每万人拥有的学校教师数量、每万人拥有的年教育经费（包括公立和私立教育、学前和成人教育等）、每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册数、每万人年均图书出版数、每万人拥有的文化事业（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剧院、体育场等）年均经费数额、人年均阅读图书册数等；对于专业科研人员队伍也有一些评价指标，如教师和专业人员的学历结构、每万人年均发表论文数和获得专利数等。有些指标的区域性统计数据出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中，但是还有一些数据很难找到，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同时政府也应鼓励民间研究机构和公益组织开展相关领域的调查和数据发布工作。

人口受教育水平结构反映的是人们接受各级正规学校教育的情况。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6岁以上人口中，藏族“从未上过学”的所占比例为30.56%，相比之下朝鲜族的比例为1.29%，汉族为4.71%，族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马戎，2013：663）。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必然受到影响，也缺乏在现代产业（包括现代化农牧业企业）工作的知识、技能和劳动习惯。人们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水平层级越高，对现代知识体系和工作技能的了解就越多，适应高科技产业工作的能力就越强。

就业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反映了劳动力在农牧业、制造建筑业、服务商贸等各级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从侧面反映出人口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历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都提供了各族人口的全国性相关数据，可供研究者分析。我们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看到，近年来西部地区的本地少数民族人才和劳动力在人力资源市场调节机制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边缘化”趋势。例如对比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这一趋势在维吾尔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维吾尔族农业劳动力在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80.35%增长到2010年的82.74%，同时生产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的比例均显著下降。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从2000年的64.46%下降到2010年的48.33%，维吾尔族劳动力结构与全国整体变化方向是相反的（马戎，2014：104～105）。西部地区人才和劳动力队伍结构中出现的这一负向变化趋势，毫无疑问是近年来一些西部地区社会矛盾、族群关系不断出现预警信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社会生活和教育机制中的语言工具和知识体系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工具。我国有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有80多种，21个民族使用24种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986：554），其中许多群体有语言无文字，有些文字的使用群体人口规模很小。国家民委下属的民族出版社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和出版机构，主要编辑出版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5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物，广西和四川分别编辑出版壮文、彝文出版物，这是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的基本状况。在这样一个语言文字实际使用情况的宏观框架下，我们在分析各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时，各族学生在学校使用哪种语言学习各门课程以及他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如何，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语言的二重性

人类社会存在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创建该种语言文字的群体的文化积累与象征，是该群体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这一群体的历史，也凝聚着群体成员的情感。与此同时，语言文字可以被视作一种纯粹的交流和传播工具，不仅是群体成员学习本群体传统文化的工具，也是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彼此学习对方知识的工具。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学习和交流的工具，这就是语言文字在功能方面具有的二重性。

各地人类群体在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是不平衡、不同步的，有的群体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有的群体发展相对停滞。因此，在群体间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每个群体都需要向在某些方面掌握了先进知识体系的其他群体学习，以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提高竞争力。在20世纪，现代国际社会已经普遍形成地理边界清晰，拥有独立主权、宪法、法律、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发行货币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共同体单元——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公认每个人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某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感到需要掌握自身所在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内通用的语言文字。由于各国创建历史和人口构成的特点，有些国家内部的正式通用语言可以有几种（如瑞士），有些国家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在推行国家通用语的同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保护。无论属于哪种语言应用和学习模式，在今天，掌握本国的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该国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实现就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汉语普通话是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人口超过12亿人。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仍是当地民众的母语和家庭社区生活中的主要交流工具，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语言使用格局。各族民众在本族聚居区使用和学习本族语言，参与族际交流时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宋才发，2003：363）。

1949年后，政府在几个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新疆、藏区、内蒙古、延边等）为当地少数民族学生开设了与普通学校平行的“民族学校”系统，各门课程的教学语言和教材采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同时开设国家通用语即汉语文课。这样的教学语言与课程设置可以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母语文，掌握继承本群体传统文化的语言工具。但是，由于一些任课教师的汉语水平不高，学习课时有限，而且当地社区缺乏使用汉语的语言环境，在“民族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通常被称为“民考民”学生）掌握使用汉语文的能力普遍不高[4]，有的甚至达不到口头简单交流的水平，这无疑对他们通过汉文书籍掌握更加全面和前沿的现代知识体系、拓展眼界和提升技能造成障碍，同时，也为他们在普遍使用汉语文作为交流工具的城市和东部、中部地区实现就业带来许多现实的困难。2.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和彼此相遇后的竞争态势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知识与技能，这些知识体系是以各群体的语言文字记载并流传下来的。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发展条件与演进轨迹不同，其各自创造的语言文字系统（文字类型、语法规则等）[5]、形成的文明类型、积累的知识体系的内容也各不相同。汤恩比把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三十四个“文明”，斯本格勒将世界划分为七大文化形态（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鲁凡之，1988：26），亨廷顿则从国际政治角度仅仅强调了七八个“主要文明”（亨廷顿，1998：6）。有些文明划分框架无疑把许多地区（如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大洋洲）的土著人文明都忽略不计。

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在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不能说欧洲基督教文明比没有文字的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更优秀，因为各自都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都是人类社会文化基因的宝贵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各文明之间彼此接触和相互竞争时，确实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别，而且这一差别可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800名西班牙远征军征服了有2000万人口的墨西哥阿兹蒂克王国，1532年，皮萨罗率领不足200人的西班牙远征军征服了军队超过10万人的秘鲁印加帝国，南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遭到灭绝性破坏。对于竞争中的弱者而言，学者们推崇的“文化相对论”毫无意义。

在鸦片战争中，船坚炮利的英国远征军打败了人数众多但武器落后、纪律松散的清朝士兵。在与西方侵略者作战中不断败绩、割地赔款的中国人，只能被迫向强势文化学习。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面翻译和学习欧美文明和知识体系，迅速崛起并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开始步日本的后尘，“废科举、兴新学”，把西方一整套知识体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历史、文学、建筑、冶金、造船等）和相应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教育）全盘吸收过来。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在许多方面向欧美各国学习现代化知识体系，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继承和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必须从其他国家学习一切能够提高我国竞争力的知识体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交往中真正做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基础上努力赶超西方科技先进国家。3.知识体系与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

从今天世界上的文化知识体系和语言使用格局来看，许多语言体系是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相对应的。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土地上，既存在承载中原地区几千年传统文明的汉语文体系，也存在承载藏传佛教和青藏高原文明的藏语文体系，承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蒙古语文体系，承载伊斯兰教传统和绿洲文明的维吾尔语文体系，还有承载其他区域性文明的许多族群语言体系和支脉。

在人类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这些语言与其承载的文明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对应关系，在语言体系的多样性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之间也存在对应关系。例如中国北方的蒙古语就与草原游牧文化密切相关，在描述牲畜、草场、牧业活动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词汇，但是缺乏与工业产品、城镇生活相关的词汇。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华夏文明是以汉字为工具发展起来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著名文献典籍都以汉字为载体。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主要以阿拉伯文为载体。而欧洲基督教和工业文明都以拉丁文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为载体。

正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不同知识体系，与创建和发展这一知识体系的群体的语言文字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想要真正了解某一种文明，学习与之相对应的语言文字是必要的认识工具。而这种语言学习对学习者本身有时也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例如清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和儒学经典，要想真正学懂和理解其内容，必须熟练掌握汉语文，加之满人分散生活在广大汉族人口之中，到了清朝末年，满人的汉语水平几乎与汉人无异，同时满语逐渐淡出了使用的空间。而自清朝后期以来，我国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与农耕族群和现代工业产品的接触不断增加，为了进行交流和吸收新信息，蒙古语需要创造出与新生事物相关的新词汇，我们在交往中注意到，在蒙古族牧民实际生活用语中出现了许多简单借用交流对方词汇发音的“外来词”。4.一个知识体系经过系统翻译出版可以有新的语言载体

每个知识体系都以创造和发展这一体系的群体的语言文字为载体，所以一个群体如果要学习其他族群的知识体系，就必须学习作为其载体的相关语言。在这一点上，语言文字的工具性显而易见。例如在唐朝时期，访问中原的日本“遣唐使”为了学习唐朝文化，首先学习中国汉字，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和发展出日文体系。通过玄奘等人译经的努力，汉文佛经也已自成体系。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感到需要“脱亚入欧”，便把各领域的欧美经典文献系统地翻译成日文，全面吸收欧洲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建立欧式学校和陆海军。甲午战争后，由于文字翻译上的便利，中国人在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知识体系时，又广泛地借鉴了这一知识体系的新载体即日文文献。例如1905年清朝创办西式小学时，使用的就是从日文教材翻译成汉文的课本（顾颉刚，1939）。中国人读到的第一本汉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6]。因此，在现代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翻译出版事业成为新兴文化产业的今天，国外的知识体系完全有可能通过系统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而以本国的文字呈现，即产生一个外来知识体系的全新的语言载体。

在争相引进和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体系的竞争中，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本国的翻译和出版事业，努力使本国文字和出版物成为国际最先进知识体系的新载体，为本国人才队伍的劳动力素质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创造学习条件。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国内要拥有一个高素质的专业翻译人才队伍，其二是拥有能够长期维持翻译出版工作的大量资金。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发达的现代学校教育和科研事业，固然可以提供优秀的翻译人才，但是要能获得长期维持翻译出版工作的资金支持，还有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就是必须拥有购买这些出版物的足够大的读者市场规模。假如缺乏一定的市场规模，那么即使政府或民间资本对翻译出版事业的初始投入资金很多，终将难以持续。在语言的使用范围方面，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强势语言的使用人群范围越来越大，弱势语言则在逐渐消亡[7]。之所以在各种语言文字的竞争中出现这样的“马太效应”，出版市场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 汉语文的历史演变和功能转型

我国中原地区的汉语文体系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的甲骨文。在中原各朝代的继替发展中，汉语文也在不断演变。秦始皇推动“书同文”，统一了汉字书写规则，东汉蔡伦发明的活字印刷进一步推动了汉文典籍的传播与学习。《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二十四史》和历朝历代大量政论文献和文学作品都以汉字为载体流传至今。中国的汉文文献不仅保存了中原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记录了边疆部族的历史变迁和交往国家的民俗风貌、中原王朝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与人员交流，成为全人类的文化宝库之一。

自明朝后期开始，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人员的交流便迅速增加，利马窦等西方传教士开始把文艺复兴后发展出来的欧洲知识体系介绍到中国，开阔了中国精英阶层的眼界。鸦片战争后，国势衰颓的清朝更是不得不依照西方制定的所谓“国际规则”和相关话语进行对外交涉。1833年，中国境内出现由普鲁士传教士（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创办的第一个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它介绍的西方历史文化、科技成果、政治制度，尤其是地理知识，对中国士人了解世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具有现代观念意涵的汉字“民族”一词也最早出现在这一刊物中（孟红莉，2012）。魏源、梁廷枏、徐继畬都深受其影响。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中引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文字达28处，约占引录总数的1/10。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都曾引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地理知识和科学知识。186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向清廷呈交了四卷本《万国公法》译稿，系统介绍各国的法律体系（孟红莉，2012）。这一时期出使外国的清朝使臣如黄遵宪及游历各国的中国学者如梁启超等也开始用汉文撰写介绍国外社会制度、经济、科技的文章。

自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欧美知识体系开始被系统地译成汉文，并以汉文为载体迅速进入中国，而已经把这一知识体系译成日文的日本出版物，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特殊的中介载体。2009年2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了一篇署名裴钰的文章，题目是“当代中国汉语七成是日货：日本汉语无处不在”，该文附录按英文字母排列的“常用的日本汉语”几乎包括了我国目前最常用的政治、社会、科技、金融词汇，“不使用这些词汇，中国人几乎不能开口说话”。同时，清末民初也是汉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量俄、法、英、德、日等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被译成汉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些文学译作的流传加速了这一语言转型，推动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标点符号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历史转型。今天中国年轻一代阅读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作品如《古文观止》等，还需要在中小学的语文课中增加学习解读“古汉语”的内容。

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的汉语文已经不再是清朝末年的汉语文了，而是全面吸收了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内容与表达方式的、传播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全新的语言工具，因此，我们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将其视为“汉族的语言”（马戎，2015），现代汉语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功能转型。2.在中国，汉文出版物已成为难以替代的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

中国目前的正式出版物中约97%是汉文出版物。2010年全国总计出版图书328397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出版图书总数的2.87%（国家统计局，2011：902）。把汉、满、回等民族人口加在一起，日常通用汉语的人口规模超过12亿人[8]。20世纪初中国开始系统翻译国外各学科的经典文献，庞大的汉族文化和科技精英队伍是翻译西方文献的重要力量，而庞大的汉文阅读人群是支持这一翻译出版事业的读者群体。2010年，中国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118374897人，其中汉族、回族、满族人口总计1.13亿人（占总数的95.6%），其余53个民族为524万人（4.4%）（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259～261）。汉语使用者是世界上以一种特定语言为母语和学习交流工具的最庞大的人口群体，这样一个规模上亿的购书者群体导致各国有影响的出版物在几年内即有中译本出版，令许多欧洲学者极为羡慕。客观来看，人类社会主要文明的经典作品和最新出版物，大致都已经出版了中译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为例，“2003年底，馆藏文献已达2411万册（件），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五位，并以每年60万～70万册（件）的速度增长”[9]。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献的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的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文（或者说中国的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工具的角色。

目前国内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如销量少于3000册就可能赔钱。如果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还需额外支付购买版权、翻译费等其他费用，汉文图书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也需要支付翻译费。因此，假如市场调查预测某本书的销售规模达不到维持成本并略有盈利的水平，出版社就不愿组织翻译出版。在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结构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相应人群分别为78.2万人（蒙）、56.6万人（维）、30.9万人（藏）、28.2万人（朝）和11.5万人（哈）（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259～261）。前面提到民族出版社每年翻译出版蒙、维、藏、朝、哈5种文字的出版物，如果我们把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人群视作潜在读者群，那么假如某本英文出版物（忽略它的具体主题）可以在这个潜在读者群中吸引万分之一的人购买，那么它的汉译本可以卖掉1.13万册，而蒙文译本只能卖掉78本，维文译本卖掉57本，藏文译本卖掉31本，即使加上民族地区图书馆的馆藏购书，也不过再增加100册。对于必须计算成本的出版社而言，这些数字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由于读者人数少加之专业兴趣分散，这几种文字出版物的购买人数有限，这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工作规模很小，而且每年必须由国家巨额财政补贴才得以勉强维持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可观察到人口规模对语言使用格局的重要影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苏联时期，俄语在哈萨克斯坦曾长期扮演着学习现代知识体系工具的角色。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曾发生是否用哈萨克语全面取代俄语的讨论。因为考虑到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科学与科技发展信息翻译成哈萨克文出版物并不现实，所以哈萨克斯坦政府最后的理性选择仍然是把俄语作为该国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主要工具语言。2009年哈萨克族人口为954万人[10]，在校大学生25万人。要想使哈萨克斯坦的所有学科都能够及时出版哈萨克文译本的西方科研成果，那么无论是专业知识合格的编者译者，还是支持翻译与出版的巨额经费，都是哈萨克斯坦无法长期提供的，排斥俄语将使哈萨克斯坦读者没有机会读到前沿科研成果，无法了解到科技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信息。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有1.5亿人口，在校大学生325万人，拥有高素质学者队伍和读者群体，不仅可以出版大量俄文版图书，还可以及时把世界各国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译成俄文。所以，哈萨克斯坦的理性选择就是本国学校各学科的教学继续使用俄语教材，在专业学习方面，阅读主要由俄罗斯提供的俄文出版物。纳扎尔巴耶夫总统1997年在庆祝哈萨克斯坦独立6周年大会上说：“不应限制使用俄语，哈萨克人普遍掌握俄语，为本民族提供了接触现代化信息的机会。”（《参考消息》1997年12月15日）

从国内人口数据的分析和邻国对工具语言的理性选择来看，对于中国各少数民族读者而言，汉文出版物已成为身边难以替代的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汉语文是他们现实生活中效用最高的学习工具。我们今天看到的各学科领域中的少数民族顶尖人才，绝大多数曾在内地大学接受教育并以汉语为主要的学习和交流工具。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毫无疑问已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和现代科技创新成果最重要的语言载体，但是对于中国各族青年而言，争取一个学习英语的良好语言环境和广泛接触英文出版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上学的各族学生，还是应当充分利用好学习汉语的条件，并通过汉文书籍学习现代知识体系。3.中国现实社会中各种语言文字提供的学习功能状况

根据我国不同语言在现实社会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归纳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学习功能分析表”（见表1）。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5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属于“人口百万以上、有本民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这一组。这5种语言在“本地基层社区（乡村）交流功能”方面是主要工具，在“本地城镇（县城、城市）”与汉语同样是交流工具，主要交流对象分别为不同族群。但是，这5种语言在本族聚居地区之外便无法使用。其他那些没有本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口头语言但是没有书写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应用范围就更为狭窄了。

汉语在国内广大汉族聚居区是日常交流用语，在西部城镇的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现代公共事业机构（邮局、银行等）是主要的工具性语言，甚至在那些没有书写文字族群聚居的基层社区和那些有文字但没有本民族完整教育体系的族群聚居社区，汉语也日益成为其日常生活中有效的工具性语言和学校里的教学语言。从对这几组语言文字的功能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交流和学习工具，不同语言文字在适用范围和工具重要性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表1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学习功能分析

参考表1的功能分析，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南疆、藏区和内蒙古牧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当地少数民族的母语仍然是民众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在这些地区生活、上学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生，在学校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当地民族语言是与当地大多数居民交流合作的必要条件，在这些地区工作就业的汉族干部职工，也需要经过语言学习项目努力掌握当地民族语言。长期以来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汉语、汉族不学当地民族语言”的单向语言学习模式，对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常不利，必须加以改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呼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招收汉族学生为主的“普通学校”应该正式开设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的系统课程（马戎，2008：35），我们的学校不仅需要培养掌握汉语的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双语人才”，更需要大力培养掌握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双语人才”，这将是在各族交流合作中加快边疆社会经济发展、消除“族群分层”、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战略性举措[11]。4.不同文字出版物提供知识体系内容的比较

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是我国3个自治区的重点大学，这3所大学的图书馆汇集了当地民族历史文献和本民族文字出版物，因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3所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表2、表3和表4）来分析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出版物的学科分布结构和藏书规模。

以表2中新疆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目录的15类图书分类结构来看，有12类维文图书种类数量低于汉文图书种类的5%，如果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汉文图书作为参照系，那么除了“临床医学”这一类外，其余14类维文图书种类都不及北大图书馆汉文图书种类的5%，其中8类甚至不到1%。所以对于维吾尔族学生而言，维文出版物能够向他们提供的知识体系内容和深度是完全无法与汉文出版物相比的。表2 新疆大学汉文、维文藏书种类比较表2 新疆大学汉文、维文藏书种类比较-续表

新疆现代学校教育要比内蒙古和西藏起步早一些，民国元年新疆全省已有学校60所，1924年创办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新疆社科院历史所，1987：54～55），并先后成立新疆师范学院和新疆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与新疆的维吾尔文出版物种类相比，内蒙古大学的蒙文藏书种类数量更少，从表3中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所藏蒙文、汉文出版物的比例来看，在22类图书中，只有一类“农业科学”的蒙文藏书种类超过汉文图书的5%，有14类蒙文藏书种类低于汉文图书种类的1%。而内蒙古大学的汉文图书收藏种类，肯定明显少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与蒙文出版物相比，汉文出版物无疑可以向蒙古族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信息。表3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汉文图书、蒙文图书藏书种类比较表3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汉文图书、蒙文图书藏书种类比较-续表

西藏的现代学校教育与新疆、内蒙古相比更为滞后，1952年以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小学。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现代学校教育才得以逐步创建和完善。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由政府组织人员把介绍现代知识体系的书籍翻译成藏文，所以藏文图书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晚，种类数量有限。表4显示除了“哲学”类外，在25类图书中藏文藏书种类都不到汉文藏书种类的0.1%，如“交通运输”、“航空航天”、“工具书”这几类完全没有藏文出版物，藏文图书的学科结构反映出藏文翻译出版事业的现状。但是，西藏大学图书馆收藏了2400函藏文古籍，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大藏经》有多个版本，这是藏文典籍作为藏文化载体的重要特点。表4 西藏大学图书馆汉文图书、藏文图书藏书种类比较表4 西藏大学图书馆汉文图书、藏文图书藏书种类比较-续表

如果深入分析我国现存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书籍和其他各类出版物，可以把它们分为三大组：1910年以前的知识体系及出版物；1910～1950年的出版物；1950年至今的出版物。我们会发现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中各组比例结构的一些特点。如以藏文出版物和文献为例，1910年以前的手抄本文献大概在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这三组出版物各自所占比重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从现有的民族文字出版物和历史文献中，我们的少数民族青少年主要能够获取哪些知识？其中有多大的比重属于记载和传承本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知识的古代文献，又有多大的比重属于传播现代知识体系的出版物？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后，现代科技知识体系的创新和更替速度越来越快，网络技术、出版印刷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各学科的顶尖学术期刊都是英文期刊，各国学者从交流和传播的角度考虑，也把研究成果投到这些英文期刊发表。因此，即使在法国、德国、日本、瑞典这些先进工业国家，许多博士生和科技人员已转而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读者群规模的萎缩反过来削弱了本国出版界的翻译积极性，本国前沿科技文献翻译工作的萎缩又进一步推动本国读者群去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这恰恰反映出一些工业化国家的语言使用和翻译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们再回到中国国内的语言使用格局上，上述几种少数民族文字由于使用人群规模较小，缺乏专业翻译人才和出版经费的持续支持，今后各学科的前沿知识被译成蒙、维、藏、哈等几种文字出版在客观上难度很大，而且这一局面难以扭转。假如没有一定基数的读者规模（即购书者群体），许多最前沿的知识信息是不可能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正是由于这几种文字出版物规模和现代知识含量的限制，少数民族学生通过这几种文字出版物只能获取各学科（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农学等）的基础性知识，无法了解前沿性科技信息，难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因此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前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上逐渐被边缘化。中国当然需要研究各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专业人才，但是与现代产业和知识领域的就业规模相比较，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就业规模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继承，尊重受宪法保护的各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一点必须坚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物不可能为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提供现代化知识体系，而且这一局面在今后非但不可能改善，反而会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创新速度的加快进一步恶化，这一点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情感为转移。而这个大的发展趋势，正是我们考虑边疆社会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时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四 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

为了促进边疆群体与中原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中原王朝选拔边疆部落青年或接受“外藩”派遣人员在内地办学，这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中原王朝很早就设有以讲不同语言异族人为对象的语言教习机构。例如唐太宗在长安设立的“国子监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增收中外生源多至八千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学留学”（范文澜，1965：762）。在这些教育机构中，汉语文是边疆部族和外国子弟的基础课程，只有掌握了汉语文，他们才能进一步学习中华文化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儒学经典、法律、珠算等。而且在中原社会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和实践中华文化的宇宙观、价值伦理和行为方式，在深层次上理解和感悟这一文明体系。而这一文化与社会氛围，正是在中原内地为边疆部族和外国学生办学的主要优势。

这种以边疆部族或外国人为对象的内地办学机构采用多种形式，各具特点。一般情况下，进入这些培训项目的人员大多是边疆部族首领和贵族子弟，他们在学业结束后通常有三种出路。第一种是返回原来的部族，成为新的首领或重要政治精英人物，由于他们对内地社会文化和政治运作比较熟悉，往往会扮演沟通本部族与中央政府之间桥梁的角色，有的成为派驻中原王朝的使臣；第二种是留在中原王朝为官，效忠中原王朝并成为朝廷与边疆部族打交道的重要咨询顾问，当他们因内部冲突而叛归中原，或因学习期间本部族内部权力生变而难以返回时，便可能选择这一出路；第三种是因各种个人原因（如通婚等）不愿返回原部族，选择以平民的身份留在内地生活并融入内地社会。无论是选择哪一种出路，这些在内地受到良好教育的边疆部族人士或外国子弟都在此后的生活或政治活动中扮演了中原与边疆、中华与外国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角色，为跨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做出贡献并名留史册。2.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地办学与人才培养

清朝晚期在北京以蒙古族和藏族青年为对象开办了“蒙藏学校”，北洋政府接续了这一传统。1912年北洋政府蒙藏事务局在北京开办蒙藏学校，招收各地近百名蒙、藏学生来京学习。1929年国民政府设蒙藏委员会，1930年中央政治大学设立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及蒙藏班，1931年在国立中央大学设蒙藏班，隶属于蒙藏委员会，“为专备蒙藏学生升学造就蒙藏各项急需人才而设”。1933年7月“蒙藏班”改组扩建为“国立南京蒙藏学校”，蒋介石亲自出任校长，为训练蒙藏现任公务人员在南京设立为期6个月的“训政人员养成班”，为专门研究蒙藏事务设了“蒙藏事务研究班”等，后成立包头、康定、西宁三分校，同时建立康定蒙藏学校、丽江康藏师资培训所等，并在北平大学设“蒙藏班”（朱慈恩，2010）。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占南京，“南京蒙藏学校”随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改称“边疆学校”（依必，2012）。据1946年统计，国立各边疆学校计有61所，这些以少数民族青年为对象的学校为民国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朱慈恩，2010）。这些学校及培训项目有助于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学习中原文化，建立与中央政府的直接联系，开阔眼界，加强国家认同。

各边疆省区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当地少数民族精英人士的培养。如马步芳仿效黄埔军校在青海开办昆仑中学，亲任校长并选拔吸收回、藏、汉、蒙各族青年学生，用毕业生充实基层干部队伍（菅志翔，2015：143～145）。1927年主政西康的刘文辉在成都开办“边政人员训练所”、“财政专门学校”和“县政讲习班”，学员大部分成为康区基层行政骨干。1937年刘文辉在康定举办了“县政人员训练班”，成立“县训同学会”并自任会长。1941年至1945年举办了11期“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每期两个月，几乎将全省各级干部全部轮训一遍。1938年刘文辉举办了专门以各地头人为对象的“西康保安行政讲习会”，积极吸收本地族群首领和青年参与各级行政团队（王娟，2015：170～171）。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开办了延安民族学院，主要招收边区附近的回族、蒙古族青年学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在迅速解放的西部大片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土地改革、发动当地群众和创建新政权，中央开办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基层青年为主要对象的培训班，1951年建立“中央民族学院”，1958年在陕西咸阳创办“西藏工学”（1965年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开创了一系列内地办学的新形式。3.国外的“异地办学”模式

17～18世纪西方殖民者在亚非拉地区陆续建立殖民地后，为了培养当地人才，使之成为殖民政府的统治工具，殖民政府以本地青少年为对象开办各种教育与培训项目。在这些学校和教育项目中，土著人青少年系统学习和掌握殖民者的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学习欧洲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安德森介绍了在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代本地精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会扮演先锋的角色是因为他们拥有双语的识字能力，或者应当说，他们的识字能力和双语能力。……双语能力意味着得以经由欧洲的国家语言接触到最广义的现代西方文化”。殖民地的教育体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中扮演了独特的作用（安德森，1999：127，130）。正是双语能力使土著精英青年接触到现代工业文明，包括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民族国家模式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成为民族独立运动和独立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中坚力量。

在殖民地政府为土著人开办的学校中，有些项目鼓励土著人学生自愿入学接受现代教育，像安德森描述的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即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些是带有强迫性质的教育项目。在这类学校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澳大利亚土著民中被“偷走的一代”。有一个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电影，描述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孩子被强制送到远方专为这些孩子开办的教会学校，其中有3个孩子根据记忆中的地理标志（草原围栏）步行千里，途中时刻要躲避学校的追捕者，最终回到母亲身边。这部电影反映出澳大利亚“偷走的一代”的几个特点：①所有这些孩子都是西方人和土著妇女的混血儿，殖民当局认为这些混血儿的基因使他们具有接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能力；②这些儿童是被政府用不发定期配给的食品作为威胁，从母亲身边和所属土著社区强制带走的，他们被带走时的年龄为4～10岁；③这一教育项目给孩子们讲授英语和基督教文化礼仪，禁止使用母语，更不允许他们与母亲和所属社区有任何联系，母亲也不知道学校地址，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使这些孩子完全遗忘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④如果有孩子企图逃走，学校有专职人员骑马带着猎犬负责把逃跑的孩子抓回来。这几个最终逃回家的孩子无疑是幸运的。澳大利亚的另一部纪录片介绍了一位50多岁的混血妇女，她在后半生主要做的事，就是试图发现自己的家乡究竟在哪里，自己的祖先属于哪个土著部落。这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因为她对自己家乡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异地办学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带有土著血统的孩子们的身上不留任何土著社会的痕迹，在成长后完全融入澳大利亚的白人主流社会。这一项目一直广受批评，近年澳大利亚政府专门为这一项目正式道歉。4.中国以西藏和新疆学生为对象的“内地办学”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内地办学”有了新的发展。国家自1984年开始创办“内地西藏班”，通过报名考试，选拔西藏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城市特定学校完成初中、高中学业，毕业后进入大学，大学毕业后返回西藏自治区工作。2014年，全国21个省市的32所中学办有“内地西藏班”，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等56所示范性高中招收西藏“散插班”，广州市卫生学校等44所中职学校开办西藏“中职班”。从2011年起，内地西藏班初中招生规模每年稳定在1500人，高中招生规模为每年3000人。

具体办学方式包括：①全部为西藏学生的西藏学校（如北京西藏中学）；②汉藏混校但汉藏学生分班教学；③汉藏学生混班教学；④汉藏学生部分混班、部分分班教学，其中部分汉语较好、成绩较好的藏族学生进入混合编班，其他学习困难较大的藏族学生保持分班学习。对于这几种办学方式的利弊和发展趋势，一些学者也在开展调查分析。

至2015年，内地西藏班累计招生超过10万人。在招生过程中，初中班招生名额的70%用于招收农牧民子女，并对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僜人考生和孤儿院考生实行降分录取。“内地西藏班”现已毕业3万余人，他们返回西藏工作后已成为西藏各领域的人才骨干，有的已成长为地、县级领导干部。

2000年国家开始为新疆学生创办“内地高中班”，当年招生1000人。学生通过自愿报名参加考试，经过选拔后，进入内地特定的中学完成4年的高中学习（一年预科），毕业后升入内地大学。之后每年招生规模逐步扩大，2015年内地新疆高中班录取9880人。办班单位也从2000年的12个城市13所学校增加到2013年的45个城市91所学校。15年来内地新疆高中班累计招生约8万人。

这些教育机制的创建，在办学模式中可归类于“异地办学”，也是中央政府为西部地区培养发展建设人才的国家级人才工程和战略性举措，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这些教育项目投入了巨大财政资金。这些学生毕业返回西藏和新疆，为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5.中国的“内地办学”与西方殖民者开办学校的差别

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和今天中国政府的“异地办学”与西方殖民政府为土著人学生开办学校之间的主要差别进行归纳：①中国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对象开展的学校教育（无论是在内地城镇还是在边疆聚居地的城镇）不排斥母语教学，也不排斥学生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和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内地西藏班”和“新疆内高班”的教育计划中，都开设母语文课程。对于母语文课程实际效果的评价及如何改进，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殖民政府为土著人开办的学校一般不开设土著语言课程；②中国现在选择的“内地办学”单位多为沿海大城市教育条件比较好的学校，西方殖民政府为土著人开设的学校，通常条件远不如为白人殖民者子弟开设的学校；③中国“内地办学”采取自愿报名、考试录取的方法，许多少数民族学生自愿来到内地学习，而西方殖民政府为土著人开办的学校有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澳大利亚“偷走的一代”即为生动的例子。

香港大学的白杰瑞教授认为：“在为国内少数民族普及寄宿学校方面，中国比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更为成功。而且，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采用其他国家所采用的压制性的学校管理方法”（Postiglion，2007）。根据他本人“最近对内地学校毕业生的口述史研究清楚表明，寄宿制学校并不符合所谓‘破坏少数民族体系’的刻板印象。虽然宗教和国家教育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但学校并没有被当作一种工具，通过禁止使用母语和磨灭学生的文化记忆来‘去文化’。藏族家庭没有被强迫送他们的孩子去内地学校学习。而且，学生的考分如果达不到（内地班）录取线，许多家庭愿意支付额外费用送他们入学。不像许多其他国家在20世纪为当地少数民族建立的寄宿制学校，中国内地藏族学校开设了本民族语言和文学课程。而且，学校环境通过许多艺术品和建筑物、音乐和藏族节庆仪式的表现形式来认可藏族文化。学校不通过肉体惩罚来控制学生的行为，学生在校内外说藏语也不受处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谈到他们与汉族教师之间的亲密关系”（Postiglion，2007）。6.中国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对象的多种办学模式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政府尊重各群体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思路，既可以用来说明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认同模式，也可以用来说明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模式。考虑到汉语文在中国少数民族年轻一代进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语言工具角色，进入21世纪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力推行“双语教育”和开办“双语班”的主要目的，就是全面提高本地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能力和知识水平，改善他们的就业状况（马戎，2008）。

在以西藏和新疆学生为对象的内地办学过程中，各地“西藏班”、“新疆内地高中班”的办学机制中也出现了多种模式。表5把中国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对象的办学模式分为6大类。①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乡村民语学校（乡村小学）：这类学校没有汉族教师，缺乏汉文图书，校内外都没有使用汉语的语言环境，但是少数民族教师母语能力较强，图书馆有母语文图书，校内外完全是母语的使用环境；②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县镇学校（县中心小学、县民族中学）：这类学校没有或仅有少数汉族教师，图书馆可能有少量汉文图书，在县城的一些公共服务机构（邮局、医院、商店等）可接触到少数汉族人员和用汉语交谈，除此之外校内外完全是母语环境；③城市里的双语学校或民族学校中的“双语班”：教师中有一定比例的汉族教师，图书馆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图书，汉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使用汉语的语言环境，由于教师中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教师，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因此为学生保持了母语使用环境；④参与西藏班、新疆班办学项目的内地学校：在教师汉语能力、学校图书馆汉文书籍、校内外汉语环境等方面，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和学习条件，如果办班学校实行民族分班教学，则为母语使用保持了一定的群体小环境；⑤如果办班学校实行民族混班教学，汉语使用环境会进一步加强，但是母语使用环境弱化，可以说两种编班形式各有利弊；⑥如果是在内地办学项目中属于民族学生单独建校，学校里没有汉族学生，那么校内汉语使用环境弱化，母语环境得到加强，从学习掌握汉语、接触内地社会的角度来看，除了教师的汉语能力和教学水平稍高一些外，与在边疆地区办学差别不大。表5 对各种办学模式提供的教学条件比较

2014年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2016年国务院文件中也强调“提高合校混班教学比例”。现有的“内地办学”运行机制可望根据这一精神逐步调整。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推动的最重要进步之一就是打破学校“种族隔离”，促进了各族学生之间的交流。形成中国普通学校与“民族学校”之间隔离现状的主要因素是教学语言差异，这与美国黑人、白人共同使用英语的情况不同。但是毫无疑问，藏族、维吾尔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合校混班的学习环境肯定有助于彼此接触和相互了解。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实行民族合校混班应当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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