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士纯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梁士纯文存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梁士纯文存
作者：梁士纯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ISBN：9787214210777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第一部分 中国的抗战小引
这本小书里所收的论文都是梁士纯教授在华北中日危机开始以后所写的。梁教授曾经执教于北平一个主导的大学，他也就处在观察时事最适当的地位。一读这些论文就可以知道他的种种见解大抵是从他对时事发展的探究上产生出来的。就他还在北方的时候所写的这集子里的开头几篇，又就其后在上海所写的几篇，我们都可以这么说。
本书作者在国内公立学校及教会学校受了基础的教育以后，曾经到美国去，在鲍尔温叶拉斯学院，杜堡大学及支加哥大学求过学。其后他又入了福特技术专门学校的学籍，他在那里渐渐熟识了第特律的工业发展情形。他的兴味转到了新闻事业上头。他便参加第特律新闻的编辑部，在那里过了两年，他回到中国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而同时以第特律新闻国外通信员的名义继续从事于新闻事业。
梁教授曾几次做着文化团体和公共团体的代表，出国考察。并参加过各种重要会议，如支加哥哈理斯学院会议，味吉尼亚大学政治学会，加拿大彭夫市太平洋关系学会等，他又担任过基督教科学导报和泰晤士周报的通信员。自一九三五年起担任了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在一九三七年则曾做过北平出版的民主杂志的编辑。
为了供给中国及国外对于他的论文的需要，我们决定把他的论文重印成小书的形式。凡是研究着远东问题及中国问题的人们一定会觉得这一本，也同其前身“中国及其国难”一样是最方便也最有用的参考书。T.B·鲍惠尔复兴的中国的代言人
梁士纯先生是中国最有材能的政论家之一，他这本小册子正有力地表现了因抗战而产生的新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梁先生是很有资格代目前这斗争的产儿——统一的中国说话的。他是中国精通外文的新闻记者中最灵通最知名者的一个，而且是中国最稀有的一种人物：他热诚地信仰民主和民主制度。他的这种见地已反映在他一切的政治著作中，而在最近几年中，是越来越发应验了的。现在他的见解已为中外舆论界许多研究者所依循利用。“中国的抗战，”是梁先生近二年来所发表的一部分论文的结集，他是最早信仰“联合战线”的人，而且一向就是积极抗日论者，所以这是一本重要的读物。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应该读这本书，它对当前的各种事件，和复兴的中国，对于这些事件的见解，都有正确的阐明。“二年前”，梁先生说，对于日本能否征服中国之问题，他的回答是：“日本不能征服中国，除非中国征服它自己。”换句话说，就是除非中国因不抵抗而自召灭亡。现在，他对于同一问题的回答却是：“日本永不能征服中国，因为在过去九个月的斗争中，中国完全证明它是不能被征服的了。”
在这本书中，梁先生主要的是谈论抗战中国内政真正的（而且是很重要的）收获，而对战争在国内物资方面所加的可怕损害，却大半忽略未谈。目前中国所有的爱国份子都是乐观主义者，因此梁先生在目前显然的政治好转之下，不愿意讨论战争不幸的结果，我们是很能了解的。但我却不禁要提醒梁先生及中国其他的爱国者说：“行军是不能拐腹的！”这一句话，在目前照广义说来，就是只有在民族经济的基础能巩固，和士兵的伤害能迅速治疗的时候，军队才能作战的。
中国是绝对不能只靠发行新的无准备的钞票，来继续作战的，日本也是一样。目前如不迅速认清这一事实，并应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内地建立新的经济基础，那么一切政治上的统一与联合，都不能使中国免除经济上的灾难。
梁先生既已用如此深遂的见识来讨究中日战争中政治的和军事的现状了，那么无疑的，现在，他将转移他的注意于经济方面——这个毕竟也许是此次战争的决定因素方面了。序
梁士纯先生这本“中国的抗战”将抗战以来九个月间的经过和我们所以要“再接再厉”的抗战而“决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原因分析得非常明白浅显。他告诉出“远东局势的实际”，他说明“中日战争的前途是怎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以锐利的眼光，丰富的研究，推论国际间对于中日战争的情势推演变化。最后，他宣言道：“日本决不能征服中国！”
在这本“中国的抗战”里的许多篇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陆续的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过。但译成为中文出版，却是第一次。
原来是写给非中国人看的；他是“很有资格代目前这斗争的产儿——统一的中国说话的。”他说得是那样的恳切和透澈，热诚而坚定。曾羸得了不少国际间的友人们和读者们的同情。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热诚的复兴中国的代言人。有许多话都恰是我们个个人所正要说出的。所以即对于我们自己，这也是一本重要的有用的读物。
他坚定的表示着继续抗战的必要与可能，坚定的指示出抗战的最后胜利是终将属于我们。这是常识，不是预言。二十世纪是没有奇迹，也不会有预言的。然而梁先生把这“常识”却那样简单明了的表达出来。动摇不定的没有自信心的人，最好得仔细的读这本书一过。这是“常识”。这是一本最好的“常识”书。
最后一篇“答一个青年朋友”乃是一位严正而恳切的直正关心青年们的前途的教育家的指导与忠告。青年们，特别是在上海的青年们，必须再读三读的。“为要建设‘自由独立’的新中国，我们必须准备在苦难和牺牲中支付相当的代价。”所以“教育”已不复是“个人升官发财的工具，”而是“一种为国效劳的手段。”我们要做一个自由人，不愿意做奴隶，就必须努力充实自己，联合和组织自己的队伍，以从事于救国的工作，以应付这“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更重要的是，他指示出：青年们的终身工作应该是在内地。“他们应该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努力准备自己，使自己能为祖国干出色、最有效的工作。”这指示是每个青年人乃至每个教育家都得牢记在心头的。郑振铎敬序远东局势的实际
我们的时代是实际主义及实际主义者的时代。日本的道歉者，发言人及宣传家对西方人士说话，有他们特殊的一套说法，就是说西方人士不晓得远东局势的实际。这样地来解释任何麻烦的观念或是局势似乎是再方便也没有的。日本政府几次三番指摘着国联不实际，指摘着不赞成日本自以为永不会错的关于远东局势的观点的那些人们不实际。日本曾经拒绝了白鲁塞尔会议的邀请参加，其理由是参加白鲁塞尔会议的各国既然不懂远东局势的实际，中日问题也就不能求得“公正而实际”的解决；这所谓公正而实际不消说是出于严格的日本人的观点的。
然而日本方面尽管傲慢地声称着，只有他们才知道远东局势或是任何局势的实际，且让我动问一下；实际是什么？日本的要辩护其未曾宣战的对华侵略战争，喜欢加于中国及中国人的罪状（这自然随时变化着，以求适合他们的目的）就是（一）中国人民是反日的，而这反日的感情则出于中国国民政府的挑动；（二）中国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如果不，总也快要变成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我必须承认，中国人民是反日的。这是远东局势的实际中间最真实的一点。然而倘说中国人民中间这一种极有力量的一致的感情是中国政府的反日政策所激起，那就是不实际不真确的了。照以往的情来论，人民总是怕我们的政府对日本妥协太过，甚至屡次被疑为亲日。就是如今，我们对于我们的政府最觉着隐忧的也并不是它太反日却是它不够反日。自从我们政府接应了日本的挑战，发动这次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政策以来，它就获得了全体人民无条件的空前的拥护了。我们政府的抗日态度坚持下去，这种拥护会变得更坚强更凝结，是必然的。
然而为什么我们这样反日呢？为什么我们不反美反英或是反俄呢？
我们试约略地回想一下：最近六年中间日本所做的事，且不说以前日本加于中国的种种暴行及非法吧。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起，日本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及热河——通称满洲，中国最富庶最肥沃的几省，中国民族的生命线，便使那几省三千万中国住民成了日本人的实际的奴隶。她推行着海洛英白面及其他各种毒物的万恶的贸易，其深刻的用意就在使我们的民族萎靡下去。她不但在满洲而且在中国本部建立起傀儡政府或是伪自治组织来，破坏中国行政权的完整。并公然有组织地鼓励着走私。给我国的金融机构以严重的打击。她用了威胁和阴谋不住地挑战着我国的内乱和内争。如今她在我们的土地进行着最野蛮的战争，确实杀害了好多万无辜的非战斗员，毁坏了价值几千百万的平民财产以及非军事性的建设事业了。她毫不受着照理应该负责的政府官吏的牵制一步进一步地任意欺凌侮辱我们的政府及人民。你们面对着这些事实，可以责备正常人类的我们跟日本对敌么？是的，说得有力些，我们是反日。然而我们却并非单因为他们是日本人而反日。我们对于日本的侵略，日本的屠戮，以及日本的统治，大家都是要反抗的。这我所以说，就是远东局势的一切实际中间最真实的一点。
至于说我们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一种罪状，我个人却少不得要把这个当作特殊的恭维了，可是这恭维，我们在实际上真理上却不是应得的。具有最完善最真实的形式的共产主义，在任何国家都极难做到。就是苏俄也不能号称着严格的共产主义国家。凡是真正明白中国局势的政治实际的人们谁都会立即承认，中国国内的现状使中国没有采行共产主义的资格。再进一步说，中国是否采取着什么什么主义，这难道真是日本管得到的事么？这截然是中国的事，日本不能干预。日本能够愈知道怎样管她自己的事去，于我们大家就愈好。罗斯褔总统说着，世界的纠纷大都起于一国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是显然不错的。因此，当日本指摘着中国是——或者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向日本反驳的最有力的话，该是“你管你自己的事去”这一句最雄辩最感人的西洋成语吧。以上所说都是远东局势的非实际，或者不如说伪实际；那么什么才是真实际呢？
我们先说日本自身吧。日本虽有近代文明的外貌，骨子里却是军人所统治的封建主义国家。具有近代的国际的眼光的分子，真实自由而且进步的分子竭力想叫他们的政府走上二十世纪的光明大道上去，然而反动的封建军阀以及他们的野心，政策和计划却显然是其障碍。一九二一年日本所以强占中国东三省，其主要的理由之一：的确是在日本军人见到自身的力量正在削弱下去，必须设法使远于他们不利的日本的事势转变一下才好。为了要掩盖起初所作的恶，只得再作种种的恶。因此侵略满洲以来的事势发展到目下对中国的不宣的战争了。
中国和中国人民在日本军人的疯狂之下受害最烈，这是极其明白的事，用不着再在这里细说。然而从这上头日本和日本人民究竟获得了什么呢？即使有所获得，也是很微细的。日本的各个军人领袖固然占了种种的便宜，可是受了莫大的损失的是日本大众。他们的租税负担天天加重，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则天天困苦下去。无怪乎日本国内有着广泛的社会不安及人民不满，而对中国的战争延长下去，这一定会更驱于尖锐。在国际上，日本所处的地位是比先前更孤立更危急了。
至于中国，则她抱着绝对的决心，要对日本军人的侵略抵抗到底。她确信着在这样的抵抗中间，她不但可以挽救独立国地位的自身的灭亡，还可以向世界证明：在文明国家间的关系上，正同文明个人间一样，最后得胜的是公理而不是武力，是正义而不是残暴。日本也许可以占领中国的领土，却决不能够征服中国人民的心。
这些就是远东局势的底层的实际。世界的政治家，尤其是现在聚集在白鲁塞尔的政治家可会认清这些实际的么？在认清以后，可会有什么切实的果断的行动，使世界免于又一次浩劫的么？这浩劫如果一发生，是会使我们文明和文明的机构更惨烈地沦为灰烬的了。中国与白鲁塞尔会议
九国会议不久要在北京白鲁塞尔召集了。全世界将把视线转移到这个会议，而若干方面大约还抱着一种希望，以为经过了和解及妥协，远东和平就可以恢复了。我们中国人民同具着从早恢复世界这部分的和平的希望，然而这和平却必须是公正的持久的与荣誉的和平才对。这种和平难道是现在能够从和解而达到的么？在这关头，要达到这种和平，和解可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么？我们对这问题是怀着极大的疑惑的。
第一，今日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并不是如日本宣传人员所声称，仅仅一个事变，一个地方性的事变。军国主义的日本要实现其向中国扩张及侵略的既定政策，这是合于日军阀论理的无可避免的步骤。我们寻求过去的证据来证实这番话，用不着追溯得太远。且看一看近六年来的事吧。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侵略中国东三省起，日本用了威胁及阴谋的手段又用了武力，把中国的土地一省复一省地征略着，直至现在差不多有半个中国在日本军人的铁蹄之下了。可是日本政府倒厚着脸皮向全世界宣布着：日本在中国没有什么领土的野心。
然而这征略还没有完成，因为日本在中国的最后目的是使全中国屈服。为了要跟苏俄作战实现其历来怀抱着的征服世界的野心，这一点是它要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既然如此，现在任何和解及妥协的办法要不是牺牲了中国使日本得到志在必得的利益，要不是让日本放手继续其侵略的程序，那就决不会而且决不能使今日充分控制着自国的日本军人满意的了。
白鲁塞尔会议所觅求的可就是那一种妥协办法么？那样的妥协办法对于日本军人的地位会发生怎样的效果呢，这可不是使他们的地位非但不致削弱下去反而要大大地增强起来，可不是会使那些统治的军人更有理由在其国内要求甚至比现在还大的权力，不但如此，那样的妥协可不是会使他们得到正所需要的喘息时间，把他们在中国所得的一切巩固起来，而这甚至还可以说列强所完全赞同的？假使为了辨明那样的妥协办法可以产生的道理，还得把其他问题考虑一下吧？那么，日本既是已经把九国条约凯洛公约及国联盟约破坏得粉碎了，怎样保得住日本不会破坏和解的条件呢？一到破坏的时候——从上述的理由看来这是无可避免的——列强怎么办呢？他们可会采取严峻的手段强使日本服从么？如果他们后来会做到这样，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做的呢？不，在军人们充分控制着日本的期间，关于远东局势是不能有真正的和解的。要是什么和解的办法终于有了，那一定是依照着日本军人们的条件的和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拼命想在上海及华北前线造出具体的显著的成果，以便拿既成事实给白鲁塞尔会看，而在条件上讨些价。
直到写本文的时候为止，日本是否参加会议，不曾打定主意。然而这犹豫不决我们也不必看得太认真。她正在考量着：从这会议她是否能够得到她所要的东西，如果能够得到，她是会参加的。否则她就不会参加了。同时，她积极地运动着欧洲几个国家，要在她参加会议以前拿得稳自己可以得到所要的什么。以上是说会议的日本方面。
至于中国方面则她的路线是清清楚楚的：任何妥协办法，凡是对于民族的完全独立自由不给她以充分的保证的，以及不会使她恢复其一切已经丧失的行政权及领土权的，她都不能，也都不会加以接受。比这些更低的条件决不能，而且决不会使中国人民满足。条件比这些更低的一切和平一定是不成熟的和平，屈辱的和平，含有比目前还大的危险以及将来的祸乱的和平。中国人民在这次抗战已经付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还准备着支付更大的代价以求抗战的贯彻。不到我们的目标，即我民族的完全自由独立，完全达到，我们决不会心满意足而安定下来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要使侵略的军国日本有了觉悟，得用各种制裁办法，而妥协是不行的。在白鲁塞尔召开的九国会议可会有勇气，有远见，有政治家风度来而对当前的局势，做到这局势所迫切要求的么？这要求就是对大家所指斥的公共侵略者应用制裁办法，不但单独为的是中国，而且为的是一切爱和平的进步国家的前途，为的是那些使人类异于禽兽的“文明价值”，这如今是有要完全毁灭的大危险了。
这是面对白鲁塞尔会议的最主要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国际和平秩序及进步的新曙光就可以浮现于世间了。否则白鲁塞尔会议，就如有的人所说过的确是盛着集体安全的尸首的棺材上头又加一枚钉子了。中国再接再厉
中国政府各院部从南京向内地的迁移是中国抗战史上新的一页的开端。首都的迁移是经过了长期间的考量的。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初上，当日本一面增兵华北，一面又在上海附近中国海面结集军舰，使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最后希望，归于泡影的时候，就曾通令一切政府人员，把眷属遣送到内地去。这预示了最近所实行的无可避免的最后步骤。
这步骤的实行昭示着中国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政府决定将各院部分散在华中的汉口长沙，华西的重庆，这也值得注意。首都仿佛铺满于中国的全面积了，那就除非全国都在外族的军事占领之下——他们不能声称夺取了首都。全国的占领即使可能，至少也须好几年。难道军国日本的财政及一般经济受得住这样一种靡费而持久的战争的负担么？
中国军队在三个月的苦战以后，其英勇引起了全世界的赞叹和称赏，这次退出上海，在明白局势的人士并不觉着惊讶或失望。即使有些惊讶，也就在这次撤退欠早些。面对着备有极大优势的战具的敌人，中国合理的战备是在一方面强迫对方军队延长其侵略及其暂时占领的阵线，在另一方面则将防御的阵线缩短，保存着自身的资源及人力。这在中国是长期的战争，而她最适当的希望是在使敌人疲困。在这样的战争中间日军尽可以把什么什么城市暂时占领，然而战争延长着，他们一步步深入到内地去，那些被占领的区域，对于敌人，无论在军事上及在经济上都只能算是负债，不能算是资产。
跟这种战略相配合，阵地战要在有必要及有利的期间进行着。然而阵地战术却也得跟游击战术有相互的联系。在阻挠敌军及扰乱敌军后方上，正如华北方面的事例所证明，游击战术是最有效果的。关于这一点，据山西电讯，八路军已将二万五千以上的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该省南北两部协助游击战，这消息是大有意义的，这么一来，在战争进行中将有更多的中国平民受着训练应着军役，从而使民众参加武装抵抗这一种基础扩大起来。
到今为止，中国对于白鲁塞尔会议的经过的反应是失望和希冀兼有的。中国感觉着失望，因为在白鲁塞尔会集的列强仅仅发出了一个宣言，驳斥日本的理论，谴责其在中国的非法行为，而不曾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但是现世界的各种势虽有大部分隐隐地，究也积极地起着作用，这些势力，中国却还希冀其联合起来，对日本的非法行为作有效的遏止。中国人民就抱这种希冀心等着看那些对远东关心最切的列强所高唱的“共同态度”是什么，以及这“共同态度”怎样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同时，关于什么什么国家从事调停的传说也很盛。一个华盛顿电甚至把日本军人想胁迫中国接受的条件提示出来。那些条件据报如下：（一）承认“满洲国”，组织中日“满”经济集团。（二）组织华北及内蒙的自治反共政府，两者都在日军保护之下，但得管理其一切租税及关税收入。（三）指派日本总税务司，指派全国及各省一切行政机关的日本顾问，修改中国税率，提倡日本制造品对中国原料的交换。（四）蒋介石将军让位给一个亲日的总统，中国加入日德意反共集团。（五）中国不得保有陆军或军用飞机；组织特别保安队行使国内警察职务；一切商业航空线归日本管理，飞机也由日本供给。
这些条件无疑地代表着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及欲望的实质。然而就中国来说，现有情况却阻塞了各种妥协；日本军人所要求的完全投降，其可能性是大减了。日军的西进，对于中国的政府及人民，远不足以使其沮丧，仅足以使其加强抵抗到底的决心。国民政府刚才所发表的关于首都从南京毛迁往内地的正式宣言上说，“中国向日本屈服，和中国民族的生存及荣誉以及国际正义和平的维持都不相容，‘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今日是每一爱国的中国人所抱的决心。”这是极简明极确切的一句警语。决没有妥协的余地
蒋委员长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所发表的历史的声明为了中日问题的和平解决，定下最低限度的条件；他在这声明里明白指出“（中日）两国的战争一旦开始，就决没有妥协的余地，因为妥协等于投降，等于灭亡。”过去四个月的事情无非使委员长的声明的真实性愈益显明罢了。
在中国方面，这次战争为的是求民族生存。如果它抵抗着，继续抵抗着，她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成为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如果在无论怎样包着糖衣的骗人的条件之下，现在放弃了抵抗的意志附庸，她就命定着要做日本的附庸了。然而中国却绝对不愿做任何国家的尤其是日本的。如果中国愿意做岛国的附庸，那么，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其无耻的二十一条的时候，她就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这么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的情绪虽在当时也强烈到不容许这一回事。在过去二十二年中间，这爱国的情绪从各方面看来都大大地增长了，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说，在日本的炸弹，大炮及机关枪残酷的不绝的威压之下这爱国的情绪将继续大大地增长起来。这是对和平，妥协或是调解作理知的明哲的讨论时候，必须加以考虑的最有力，也可说最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就日本来说，我们近来屡屡听到，而此后一定还会继续听到的这些和平传说是于她有利的。第一，她可以利用这种传说，把她所得到的巩固起来。第二，她可以用了这种传说，在中国政府及民众中间，使有血心有远见的分子和怯弱的近视的分子发生分裂。第三，她可以利用了这种和平传说使列强对中国的援助阻滞着，甚而至于停止着。最后呢，她可以在世界的面前炫耀其和平的企图，便将这个用作烟幕，来破坏各国间有效的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各民主国的利益在根本上是和法西斯化的日本相冲突的。
日本所需要的是急速的“和平”是于他毫无所损而所得颇大的和平。因此中国的对策是将这斗争尽可能地延长扩大，使敌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衰竭到不得不退却，正像几年前从西比利亚及海参威退却一样。这确是中国所遵循的策略。就这个策略看来，占领上海在军事的及经济的意义上都不好算是敌人的资产，只好算是敌人的负债。在华北显得这么有效这么成功的游击战术，尤其是在具有丰富的这等战术经验的八路军指导之下的，一定会步步加紧而发展到日军占领之下的一切区域。随着游击战的加紧及发展民众运动不得不有系统地扩大起来，从这中间，民众就有了组织，有了武装，又受了教育，知道抵制日货，拒绝一切对日人的合作。这些游击队不住地扰害着敌人的后方，而人民大众又作着消极的抵抗，那么日本对于所占据的区域能有什么办法呢？除非在其次两三年里，这些区域可以开发到于日本的经济有利，——这是人间不可能的事——日本动摇的财政机构就不得不陷于破裂，因为她竭力维持着中国占领区域内的巨额军队，她又面对着广泛而有组织的抑制日货运动，这不仅限于未占领的区域，还发展到已占领的区域，且不说世界其他各地的抵制日货。
日本固然可以在占领区域到处设立傀儡政权，但是这些一直下去也只是傀儡政权决不会变得好一点的。这些傀儡政权到底于日本有多少好处呢？冀东殷汝耕的傀儡组织该可以当作显例了吧。而且傀儡政权也罢，非傀儡政府也罢，对于其反对势力的活跃总是奈何不得的。除非后来日本能够征服全中国了，或者除非真正中国政府肯签字出卖其自由独立国家的生存权了。前者即使可以办到，也一定要在过程中使日本力竭而大丧元气。后者的可能性则实际上可以一笔勾消，因为独立的中国政府决不会也决不能大胆采取这样的步骤的。
就此看来，这次中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中国呢，她能够把战争几乎无限地拖延下去。自然，苦难她还是要捱受的。然而这个世界上真正显赫的事情可有不经过多少人的受苦而成就的么？有识而爱国的中国人充分理会着民族自由独立的代价，无论怎样的数目总是甘心来付，准备来付的。因此目前的问题不是在中国能够支持到多久，倒是就日本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逐渐糟下去的国内状况来看，就其本身跟苏联英美的利益冲突的日趋尖锐来看，日本带了这种鲁莽的侵略计划可以再前进到什么地步不至于自身崩溃呢？中日战争的最初半年
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发动了半年了。我们就这期间的战争，试开一张清单，从交战双方的立场来计算一下其结果怎样吧：
日本在军事上已经占据了中国最重要的几个都市，连上海及南京在内。在国内及国外的日本人是急着把这些占领夸称为大“胜利”的。日本的士兵，显然为了要补偿他们的牺牲，得了日本长官的许可，以恣意的宴乐来庆祝胜利，这其中间据：中立的观察家们所描述，在所占领的许多都市，如强奸妇女，杀害平民，抢劫及毁坏平民财产，这种兽行是并不缺少的。战场上日本军人唯一可能获得的好处，就是有些军官现丰是擢升了，有些本来退役的现在是有重要的职位了。对于其他，则至今为止，这斗争却是日本及日本人民的损失。
日军在华北及华东的死伤人数总计达二十五万了。至于军火则据报已经用尽了战时准备额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就金钱来计算，日本每日的费用计达二千万日金。而在中国的日人财产的损害或破坏以及因战争的结果，在中国及各地，日本商业上的损失还不估计在内。日本在其一九三八年的预算上，不得不开列四十万万日金的总额，以应付海陆军关于中日事变的联合费用，就此可知其财政的紧张，迟早一定会有全部崩溃的结果的。
日本的国际地位也因这次战争而大大地削弱了。她先前的同盟国英国，据近来日方半官性质的文告，现在是它的假想敌了。至于其他各国对日的友谊，则一定不会因下列这样的事件而增进，比如轰炸美炮舰潘南号，占领南京后焚毁苏联大使馆，射击英国兵舰货船以及海南岛附近日海军的活动等等。就是日本的法西斯同盟国德意，也逐渐明白：日本因对华战争而削弱下去，等到下次世界大战到来的时候，也许不会于他们有什么用处。最后，则正如伦敦太晤士报所说“日本显著的成功是在使四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怨恨加深，可是这一种怨恨却须经过了许多世代才可以消除。”
在战争上，中国生命及财产，平民及战士的损失都非常巨大的。财产的损失，算起钱来，多到数亿元。然而这次战争在中国既然出于被迫，中国也就无所谓愿意不愿意。她总之非抵抗不可。而她所得明显的益处却抵过了她所受的损失。外族的军队纵然暂时占据了不少的领土，可是中国不曾有不战而降的事已使她的敌人不免惶惑——日本是原以为中国要不战而降的。不但如此，战争还正在开始。中国要抵抗的意志实际上是加强了。中途投降已不可能。因此日本为“要胁的和平”而作的种种策略是不成功了。现今的局势是日本无法加以控制的，大家相信：日本日益加深地陷于泥淖而无以自拔。从一切征象看来，日军表面的成功也许最后要落到失败的定命的。
中国方面所得到最重要的益处无疑地就是其政治团结力的增进。当西安事变以先前敌对分子的协调为结果的时候，还有酝酿着内战的因素，这些因素大抵是出于日本的阴谋的。现在那些公然或者暗中主张跟日本人敷衍的分子所凭借的理由是铲除了。只要国民政府继续抵抗下去，现今发展着的政治统一的形势一定会日益巩固起来，这是可以预断的。因为在抗战继续着的期间，可还会有什么集团或是党派会敢于反对中央政府的么？
中国方面所得到又一种益处是工业及人口移往内地的倾向。中国的经济长久集中在少数沿海的中心，而内地则受其弊害。这结果是少数近海的都市上财富不平衡的畸形的集中——其明证就在爱奢华而不接触中国现实的生活悠闲的阶级的产生。财富，安乐及奢侈已经成了许多中国青年的目标，他们聚集到都市上了。这样，内地不但在财力上而且在人力上都贫乏下去。这次战争开始要改变这一切了。除了少数人以处，一般真正爱国的分子已经迁回到他们本城本村去，他们在那里不得不重复参加大众生活，他们本是从大众生活中间生长的，只因环境关系而离开那里罢了。
从国际的立场，许多工业现在必须离开了外国势力所及，或是敌人所控制的沿海都市，在内地发展起来。中国全人口四分之一的民众的迁移，以及在不顺当的战争状况之下，工业的迁移自然免不了发生困难和问题，而使人们用尽其才智及忍耐力。然而如果中国要作为自由独立国家而生存下去，却非作这种开头的努力不可。中国把政治经济的根据地迁移到内地去，这个方针无疑地会使她达到自由和独立的。
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战争而大有进步了。先前中国由于对外敌侵略不抗抵，是给人家贬着白眼的。然而现在呢，因为中国英勇地抵抗着，而且继续要抵抗下去，所以世界的同情，善意，及尊重是明确地在中国方面了。在全世界尤其是人民方面有表现自己意志的机会的那些民治国家，所发生的自动的抑制日货运动上，这一层是明显的。不但如此，就世界局势的性质看来，当中国继续抵抗侵略的时候，各友邦即使仅仅从他们本身利益的立场，也是非加以援助不可的。这并不是说，中国期望着外国来替她打仗，却是说，国际局势根本上受着中日战争的影响，各国为保卫自身起见不能坐视下去；全世界进行着巨大的军备计划就是一个良好的证明。
以上所说就是中国对军国日本——这一个死敌作了六个月生死的斗争以后所面对的情势。中国不颓丧不悲观，抱着坚强的决心向前推进，同时她完全自信着：一个自由，独立，真正进步的国家是会从目前的苦难中间产生出来的。中日战争的前途是怎样的？
从引起目前中日大战的所谓卢沟桥事变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渡过了这第一个半年的战斗之后，中日两国的前途是怎样的呢？
在战前，顶占优势的意见就是：因为中国未曾备战，所以在强有力的日本武器屠杀之下，顶多只能支持三个月。发动战事的日本军阀显然也是怀着这样的幻想的。然而华军在上海所作的坚强抵拒，却立刻把这幻想打碎了。
接着，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不久放弃了南京。一时又有些人说为中国的抗战意志业已崩溃，甚至军事专家们也有着这样意见。然而为“和平”而从事宣传和动员的，却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从事实显明地指出中国的抗战意志并未粉碎，相反地，它恰在日趋坚强中。随着南京的陷落，中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国的战略已不是纯防御的，而是防御与进攻的配合，有组织地以游击战辅助阵地战。
在最初四个月的战事中，中国完全是处于守势的，青岛日纱厂的炸毁，显出了中国采取攻势的开端，而最近各部队——尤其是华北的——改编，以进步强毅的将校代替旧时老朽无能的军事将官，以及几个省份的加紧训练新兵等，这些不仅指出中国的抗战意志仍趋坚强，并且显示出这决定是怎样加以彻底的实际以期赢得敌人最大的消耗。
军火供给的问题并没有一般人所想的那样严重。大批军火赖以运输的粤汉铁路，不管日本不断的轰炸，仍然是畅通无阻。即使这条干路如果为日本人所封锁或切断，中国和外界的交通路线，也还是通行的。由于战略和战术的改变（上面已提到过） ，军火的使用自然将减至最低限度，而且大部份已能由中国自己的兵工厂供给。
在现状之下，另一个惊人的特点就是中国通货的稳定。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日本人多方面竭力毁损之下，却显出分外的稳定，这实在是十分惊人的。并且依照那些与这方面有密切关系的人所说。中国的金融机构，还能经过很长的时间，而不至于显出拮据的征象，像日本金融机构所表现的一样。
就是政治的统一——这比金融的稳定也许还要重要些——现在也日趋坚强，这是使日本人大失所望和感到苦闷的。只要抗战继续下去，要使国内政治分裂，在客观形势上就越发不可能。蒋介石将军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是从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真诚而广泛的信任与拥护的。
在心理方面，中国民众现在也越发准备着一个长期的斗争，它很可以支持好几年。不错，中国军队从上海的撤退，以及南京的陷落，曾引起暂时的失望，但这并非由于缺乏抗战的精神，而是由于早先那过分的自信和过份的热情所致。现在新的，充满着希望的意志和合理的乐观已渐渐的得势了。就中国民众而论，这精神的反弹（r e s i l i e n c eo f s k i c i t） ，在整个局势中正是一种最具保障的动力。
至于中国的国际关系，这一战不唯未把它削弱，反而使它增强，现在虽还没有从任何特殊方面得到直接的和真正的援助，但由目下形势推察，趋势却非常显明。只要战事延长下去，友邦的援助与合作是必然会到来的。然而这并不是中国应倚畀外力来从事自国存亡的斗争。假如中国已从这战争中获得了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认清了中国应绝对地倚靠她自己。这种自赖的精神，在最近几星期中，正是官方言论与舆论意见的主要内容。自然，中国欢迎外国的援助与合作，但却不把这些当作利他的恩惠，而是当作相互间利益的交换。
总括说来，就中国而论，在六个月的战争中，不管人命物力曾遭受了可怕的损失，她的抗战意志不惟未曾减弱，反而确实增强起来。民众与军队的斗志，也许有过暂时的挫退，但现在却正凝成为一股新的力量。她的经济机构，尽管在某些地方曾发生过严重的紊乱，目前也已迅速加以调整，而达到前此未有的稳定局面。而尤其重要的是真正的政治的统一，中国近数十年来所求之不得者，现在是获得了，而且只要抗战继续下去，这统一就只有不断加强。虽然以后还有种种的难题，障碍和损害，但就是这不屈不挠的斗志，这精神的反弹，以及这为中国民族所独有的巨大的适应性，将使她成功地渡过去的。
至于日本呢，不管它表面上的军事的胜利，现在她本身，她的目标，以及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没有战前那样来得稳定。她现在正进退维谷，御前会议的召集，和会议所发表的暧昧的宣言，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战场上，内政上和国防上种种意外的困难和问题，实在太使它难以应付了。以后那一条才是出路，它实在非常困惑。此所以它要散播着那么多关于“和平”，日本单方面的“和平”的宣传。但是，不管目前战事结局如何，这种“和平”是无从得到的。中国曾经沉到海底，现在正重新升上来，而日本则已到了它的顶点，显明地就要跌下去，到了那时候，它将摔得这样厉害，以至永远不能爬起来。这战争说不定要再拖延一年，二年或者三年，但有一件事却是已定了的：日本怎也不能得做最后的胜利者了。日本在华的傀儡政府
即使日本能在全中国建立军事统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并不能说是日本已打了胜仗。在现代，要在战争中取胜，单靠军事的胜利显然是不够的。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冒险之能否成功，完全看现在控制着日本政府的那一小部份人有没有能力，使被占领区域于最短时期内付出其代价。无疑的，东京政府和它的统治者正在考虑着这些事情，而现在之所以无时无地不在竭力于被占领区域内建立傀儡政府的原因，也是在此的。这办法，就是六年前关东军将官们及其助手们在夺得满洲之后所采用的，也就是目前别的日本军官们在华北华东等占领区域内所袭用的。
除开这些活动之外，还有一种明显的企图，即在日本国内引起这样的印象：日军在促成华人对日的“亲善”上，现在已日趋成功。例如在二月二十二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上差不多化了整面的篇幅登载在南京拍摄的，表示日军与中国小孩们的亲睦的相片。
由日本政策的这种趋向着眼，来考察这些傀儡政府和占领区域内一般的情况，那是很有趣味的。让我们先看看满洲。日本独霸满洲已经六年了，丝毫未受任何外力的阻扰。但日本做了些什么呢？纵使——那里曾有若干实际上的兴革，尤其在铁路与公路的建造方面，此外还创立了一些所谓重工业。在皇军的指导之下，一笔大约超过十万万元的巨款已化去了，而这多少是给当地人民一些工作和某种限度的繁荣的。但所有这些建设，不管是公路，铁路或是工业的推进，倒并不是为着工业上的需要，而是适应军略上的要求。那些发展和建造朝鲜东北部沿岸海港和铁路的广大而耗费的计划，就是这事实的最好证明。陆军方面是需要这些海港，也需要把朝鲜半岛东海岸的铁路线和满洲东部那些近至海参崴后方的铁路线相接连的。南满铁道会社被派定做这种工作，其费用不是由军费和在日本发卖的债券支付，即由朝鲜殖民地岁入提拨。如果主要动机是商业上的需要，那这所荒凉地区的筑港筑路计划，在任何情形下是决不会实行的。但日本，满洲和朝鲜的人民却必须负起这个重担来。现在，即连日本乐观的辩论家和宣传家，也无法说明六年来满洲的占领，究竟使日本人民或日本政府在经济上获得了什么。
一位著名的法国观察家最近在“满洲国”作过一番调查，他说日本军队已把满洲完全变成为十八世纪式的殖民地。胜任和公平的观察家的直接的观察，都确认这样的事实：经过了六年的军事统治之后，日本并未能在满洲，建立一个“乐土”，至少在满洲的中国人的立场上说来是如此的。满洲三千万华人中，大多数人认为他已变成一个现世的地狱。住于那广大边疆地带的中国人，除开继续被外人剥削之外，毫无前途，也毫无自由与法律的保障。而农业地区经济上的困穷是这样的尖刻，使得千万的农民被迫加入所谓义勇军——这种队伍的人数整在急剧增加，虽然这与“官方的”报告恰恰相反。最近就是日本人也已承认尚存有一万的“土匪”。满洲虽有着巨量的日军，而且不断举行着多少与非洲业林中猎虎的方式相似的剿“匪”战和所谓“扫荡”活动，但这些部队却仍然存在着。不过日本可实在控制了各铁路线，这些全由日本驻军和宪兵严密地警卫着。
严格说来，满洲简直就没有所谓商人阶级这东西。所有的大商业和大工业都由日人经营的所谓官方的或半官方的企业所垄断。中国人还能够开办的，只有零售小买卖而已。日本人对所有金融机构的完全控制，使中国商人要超出开设小商业的范围完全不可能，不然就只有充当各大规模的，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机关的代理或职员了。甚至在银行中的储款，在征购所谓政府公债时，也是不安全的。无疑的，满洲的华人，连小孩也在内，都对日本人统治非常憎恨，而且渐渐养成了对日本一切事物的极端憎恶。只要给予一点点成功的机会，这憎恨将提供一星火花，在满洲各省引起一阵可怖的爆炸。
几个月前，“满洲国”政府的改组，其中包括外交部的裁撤和别数部的合并，使长春统治比前更加成为日军的傀儡。中国官员，甚至就是伪皇帝，溥仪，其自由，权利和私生活，就像玻璃缸中的日本金鱼一样。他们的活动日夜都受日本人周密的注视和监督，未得日军妥派的顾问的许可，便不能作任何种类的决定。至于官场的黑暗，虽然铁证如山，但没有一件能发表在被检查的新闻纸上。
日军曾向世界声明，他要在中国的满洲创立一个乐土，以代替已被推翻逐出的军阀统治，而上面所说的，正就是这“乐土”的真相。
至于最近被占领的华北，和王克敏带头的北平傀儡组织又怎样呢？字林西报记者，柳威逊（W. L e w i s v h n） ，一个中立的观察家他对华北的现状。有如下的叙述：“在日本讲会最近会议中，某些议员曾起而攻击政府之未曾企图发展和利用日军业已征服而现在正在统治着的中国广大地区。假如这些绅士们所说的尽是认真的由衷之言，而不是官样文章，那么，由此也可见日本政府重要人物完全给蒙在鼓里，对这里的真相一点也不知道。“如果说这些军队已控制了这些广大地域，那是个大笑话，无论如何，在华北方面是如此的。议会辩论中还提到北平新政府如何强固和大孚众望，又如何忙于统治华北八省和积极推进复兴的和发展经济的计划。这也是一派荒唐言。“那些非常神经质的，昏庸无能的老绅士们，自命不凡地坐在他们那空无所有的衙门里。他们组成了那无头的机关，即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全都无所事事，什么也不能控制。究竟他们的命令能否在离城十二里之外发生效力，或是他们的大名能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所知晓，都是个疑问。他们唯一的靠山就是日军，而日军本身的能控制的地域根本就大受限制。“在华北方面，能够说全由日本控制的，只不过是冀东，察哈尔和绥远。他们在前二处，建立他们的根据地已将近两年。这两个地方主要的是由“满洲国”军队驻防，而因为他们毗近“满洲国”，所以在任何情形下，日军是随时都可以迅速增援的。而驻扎在绥远的，大部份是不很可靠的蒙古的非正规军，他们之所以倾向于日本，显然是有着他们自己的目的的。至于华北其他各处，日军能够控制的只有铁路和较大的城市，此外完全在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整个冀中冀南都充塞着武装的和冒险的游击队，有一部份是散兵，有一部份则是家破人亡，无法谋生，挺而走险的农民。日军如非大队人马，便不敢进出这巨大地区，如没有侦察机从事保护，便要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正太铁路全线差不多是沿着蜿蜒的山道直通山西的，所以这条路的交通极难维持。非正规军不断由这些山峦间加以袭击，山麓和铁道中间的村庄，因他们的攻击和日军的反攻，现在已成废墟。三星期前，非正规军一部曾深入平汉线上保定府南面的小城望都，歼灭了驻扎在该处的小部日军，并占据了十二小时，直到日援军开到后，他们方才退却。这些袭击，在日本官方文告中从未宣布过。“在山西，日军根据地更不稳固，他们控制由石家庄到太原的正太路，但困难更多。这是他们主要的交通线，但因第一，这是一条狭轨的铁路，中国方面把大部分的车头和车辆，带走或毁坏，现在要加补充还不可能。
而第二，这铁路经过许多狭谷，盘踞在山顶上的华军从山上滚下大石头阻止火车，然后向停着的列车，和修路队开放机关枪。日军能加掌握的只有太原，榆次和太谷，而接连之处的许多乡村，完全充满着非正规军，日本人始终不敢冒险出城一步。“在太原南仅七十里的平窑，就是中国正规军的第一道防线。太原的情形非常可怖。从前那里有十五万的住民，现在只有三万人返至城外，而这些人，是因为无法渡生，才回来讨一两碗施粥过活的，此外，这昔日繁盛的大城现在是完全死去了。”
至于华中各占领区域的情形，也跟以上所详细描写的华北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这儿上海，日军也建立了一个傀儡行政机关，即所谓“大道”市政府。它的办事处设在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到现在仍然是保守着秘密和加意警卫着。这个“大道”市政府就是皇军三月来不断的努力的结晶，然而不管陆军武官们三个月来在许多外交官员协助之下，如何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找不到一个有身分的中国人来作这伪市府的领袖。“大道”市长还不是个中国人，而是一个台湾人，据说他连中国话都不大会说。在他认为已加统治了的华人眼中，他至多只是一个无足重轻的人物罢了。在所谓“大道”市政府管辖之下的地区，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冷落荒唐，无法无天。
中国流动部队和游击队实际上已伸至，甚至已进入日军认为已加控制的地区，而虽则盛传华北正在建立一个将来将“统治全国”的新政府，但据闻此间另一些日本军官，又在从事设立另一个政府的管辖华中。这些势力无疑是必趋失败的，因为中国人中，愿意在这些事情上跟日本人合作的，只有那些毫无人望的官僚和冒险莽撞的政客，他们只是看中日本人的钱财吧了。谁也不晓得，日本人为着保持这中国人的政权的口实，究竟愿意养他们到什么时候？
那么，在这些日军占领区域内，政治上经济上究竟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从任何可能的观点上看来，不论是对日本人，或是别的任何人，它的前途显然未可乐观。“虎与熊掌不可得兼”，这句老话表现出了日本人的进退两难。日本要从它那耗费的冒险中取得利益，必须求之于占领区域，但因轰炸，焚毁和抢掠，那里剩下来的却只有破灭荒凉。同样日本人计划着与中国人合作，但日军种种难以言状的暴行，却引起了民众内心的恐怖。甚至就是在那些认为是已完全加以控制的地区由于华方游击战术的迅速系统化，日军的地位也绝不是稳固的！
不错，日军已占据了若干沿铁道的战略上的城镇，但离铁道数里外的内地却未被控制，而且成为活跃的抗日活动的中心，即使这些区域能由大部日军加以有效的防卫，但要在政治上加以控制，即或可能，也很困难。不管书面的计划如何堂皇，日军显然不能走入和成功地处用这些被占领区域。
首先日本人根本就没有钱来实行这些计划。中国人很晓得这种情形，而对日本人的扩大宣传和在国外那种种意在向英，美，法举债的政治活动也很知晓。目前的情势是非常奇特的：日本一面想向那些国家借债，一面又想把他们的侨民和利权从亚洲排挤出去！
由于民主国的人民已迅速了悟到日本威胁的真实范围，和普遍地认清了日本经济基础的极端薄弱，所以日本统治者要举借长期外债或信用贷款来巩固现在的统治，已经完全不可能，至于用来完成它的伟大计划的经费，更不用说了。
在现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奇迹是不会有的，从各方面看来日本的军事冒险，是一定要惨败的。如果整个世界能因日本冒险的崩溃而避免大难，那实在是很幸运的。引起目前的危机的卢沟桥事变，或将是现存的，日本帝国崩溃的开始。最近欧洲事件与中国关系
欧洲最近有三件大事对于远东局势确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此后，许多年中都会在中国引起反响。这些事件是接连地发生的：（一）德国承认“满洲国”；（二）英国有意承认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三）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征服奥国。
远见的观察家们，对于德国承认日本的第一号傀儡国，毫不惊异。纳萃政府跟日本签订反共协定以后，她就不能做中国在抗日斗争中的友人和同盟者：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是项协定的签订，在全中国引起迅速的反响，并促成了西安事变。
去夏中日战争在华北和上海爆发后，在对华的关系上德国所处的地位的矛盾，日见其明显，也日见其尖锐。一方面德国必须站在防共协定的盟友的立场上满足日本的欲望，藉以换取协定所规定的任何利益，就是说可以同欧洲列强讨价还价，武力周旋。而另一方面，德国对华贸易，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在量上和价值上都超过她对日本的贸易。除了某些特殊贸易外，德国对日贸易，简直没有扩展的希望，但在中国方面，在此后许多年中将日益增进其对德货的需要。由于在两年前所订的一个商业协定的力量，德国在长期信用借款的基础上，售与中国许多铁路材料和别的建设材料。而国民政府的继续稳定，是保证是项借款不致落空的必要条件。
日本在华北，在上海发动战争，事前大概没有跟德国商量过。战争发动以后，眼看日本简直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德人就日益惶乱而烦恼，唯恐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弄得精疲力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多大用处。德国一再企图调解中日战事，原因即在于此。
在希特勒承认“满洲国”的决定中，无疑地包含着许多要素，但这些要素中的主导力，大概是一时权宜的政策，而不是有远见的原则。目前日德的关系是反常的。他们在观念上可以暂时站在一起，但在远东的利益上，他们根本是冲突的。双方正在互相利用，以达到各自自私自利的目的。当他们相互间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时候，一种激烈的分裂也许会发生。
对于德国承认“满洲国”，中国只觉得被人背叛，不过这不一定全是不幸，也许还是一种幸福。从今以后，中国可以不做那种面面圆的讨妖的角色了。圣经上说：人不能同时服侍上帝和财神：这句教训在目前的情形下也可适用。中国必须决定自己应走的路，而一经决定之后，就必须勇往直前地沿着它走，一直走到最后目的地。中国一向吃了动摇不定的苦头，希望德国的背信能给它一个必需的教训，教训她不要在一时权宜的基础上而要在基本的民族利益和远大目标的更健全的基础上来选择国际的友谊。
从远东可能的反响的观点看来，现在称赞武力占领奥国和实行德奥合并，还嫌太早。日本对于德国所用的方法的热烈赞扬和羡慕，只能在远东引起悬虑，像她在世界其余地方所引起的一样。也许纳萃政府的举动会破坏列强目前的均势，危及法国，捷克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的安全。除了德国，一切人都竭力企图保全奥国的独立，原因即在于此。不过希特勒的行动适得其时，而同时又给了反共协定中的欧洲的盟友——墨索尼一个沉重的打击。
德国无疑地害怕英意的接近，这也许会破坏了德意轴心。所以希特勒在英意开始谈判以前就发出第一个打击。而在另一方面，德国的领袖们对于英德协调的可能没有多大的幻想。他们只能以绝大关心注意英国海军的迅速扩充而已。
至于法国和苏联，她们国内都正在发生政潮，而英国的态度又不确定。德国正确地断定没有谁会干涉她的。
近来英国的转变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的。英国既不惜违反国联盟约，有意承认意大利并吞阿比西尼亚，则她有什么不可以承认日本并吞中国。无论如何，英国在欧洲的外交政策的急激的转变，给英美合作一种不利的影响，而英美合作又是稳定远东局面最重要的要素。另一个解释是比较乐观的解释，就是英国所以暂时对意让步，因为她要在远东更强硬地制裁日本。
如果说英国在方便的时候，也许会承认“满洲国”，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以为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会把她在远东的利益和地位轻轻放弃，也未免想像得太过火了。
欧洲近来的变动正确地指出了一样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想像的更加迫近我们了。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爆发的问题。一切妥协或延宕都不能阻止战祸的降临，也许刚刚相反，只是储藏起更多的火药，供战神应用。
从最近的国际变化看来，从汉口传来的言论值得我们注意：中国决不改变已定的抗日路线。痛苦的经验显然教训了中国：它必须用自力来作战。跟着抗战的继续中国的自信和自恃日见增强：这是最有意义的现象，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自信和自恃是决不可缺少的条件。日本决不能征服中国
大约在十八个月以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日本能征服中国吗？”在那篇文章里，我提议在企图解答这一问题之前关于远东局势的几个基本条件，必须就下列的观点加以考察：
1.从日本的本身来看。
2.从其他各有关系的列强来看。
3.从中国的本身来看。
让我从那篇文章中摘引几段以便拿过去九月来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目前已见端儿的各种事情，来加以印证。“在某些方面，日本虽已成为现代的强国，但她还够不上做一个帝国的缔造者。诚然，她已经侵夺了朝鲜，并吞了台湾，强占了满洲而且现在又向长城的南面前进。但在这些地方，她能感觉到有多大的保障呢？日本倘和其他强大的国家开战，她能保证朝鲜人，台湾人，满洲与华北的中国人不起来反对她的统治吗？“首先，日本并没有真正值得臣民赞美与崇拜的文化与文明。讲到古代的东方文化，日本的人民不得不仰望中国，因为中国把自己大部分的文化赠与了她；至于现代科学的文明，那日本人就非注视着欧美不可；因日本方面，在西方文化方面不过是一个后起者。“而且日本对于她所臣服的民族，完全没有统治的能力，她统治朝鲜二十五年，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朝鲜人能自愿地写一本书来赞美日本帝国之“仁惠的统治。”无论那一个有自尊心的朝鲜人，如果秘密和人家谈起他国家的统治者时，无有不以明确而热烈的词句，表示着对于压迫者的愤恨的。虽然筑了一些清洁的马路，多了许多改良的卫生设备，平坦的汽车路以及好多工业，可是一般说来，朝鲜人的命运，较之二十五年以前，不仅没有好些，实际上反而更加坏了。到处都表现着不满，共产主义的情绪则遍及于那个不幸的隐逸的国家……朝鲜的学校，时时被警察所搜查，时常有数百学生因那所谓“赤化”嫌疑而被捕。实际上“赤化”也者，只是谋“最后就日本的资源——不论是现实的或将来的——来说，她也没有巨大的财力足以征服中国那样广大的国家。她征服朝鲜曾经十年之久，而且化费了几千万日元，现在姑假定她能够完全把中国踏倒在她的铁蹄之下，但要有多么久的时间，费多少钱财呢？何况日本国内那种可悲的情形，也决不能再堪她去从事征服四万五千万中国人那个疯狂的冒险了。“至于其他有关的国家，例如英美苏联，当然清楚地知道：假定日本征服了中国即消灭了他们在远东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的势力，难道他们能袖手旁观，一无所为吗？难道他们愿意让自己许多年来艰苦造成的亚洲根据地失去吗？“讲到中国的本身，如果她目前的激昂情绪，多少可以表示出她的真实力量的；那么，她决不会，也决不能随便屈服于日本的，必须经过一次激烈的斗争，而且是能延长到好几年的斗争。所以问题，就在于：日本是否在财政上——不谈其他方面了——能进行这个持久的战斗呢？即使中国暂时能屈服于日本，但究竟中国的人民是否会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