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丽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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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试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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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211 工程”建设项目资助

上海外国语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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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课题研究的新题旨及其理论分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人文外交研究”课题，因受中东地区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等重大现实变化的影响，其研究题旨得以深化并有所创新，历经四余年终于完成，在提交评审、付梓成书之际，谨就本课题研究中的相关问题特作说明。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题旨衍变的现实背景

本课题研究期间，正值中东地区发生“阿拉伯之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美国调整中东政策且“重返亚太”之际，这使本课题研究的题旨因现实背景的变化而随之发生了衍变，凸显了以重大现实问题导向为主、中国特色理论建构为辅、“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为目标的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范式。

一 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中东现实之变化（1）“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地缘政治大裂变，使战争、制裁、动荡、暴恐等成为中东转型国家的新常态，“由乱趋治”成为当下中东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宗教、民族、部落等一系列人文因素，既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重要诱因，也是埃及等中东国家完成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其中，教派矛盾在叙利亚危机、伊拉克重建、利比亚内战、也门空袭等一系列中东热点问题中均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印。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联盟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联盟间日趋激烈的冲突、对抗与代理战争已成为中东地缘政治大裂变的主要表现。（2）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出现新变化，“阿拉伯之春”引发埃及、突尼斯、也门等国的政权更迭和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内战与危机，这使中东和平问题被淹没淡化，再加上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受挫、以色列政府鹰派当政、美国国务卿克里调停失败、欧盟深陷乌克兰危机等诸多内外因素的作用，中东和平问题被边缘化。这意味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受到威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缘政治碎片化程度，以色列利用伊斯兰国家间的教派冲突来谋求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联手对抗伊朗等什叶派国家。（3）宗教极端主义呈现由中东向全球扩散的特点，并形成由“中心→边缘”辐射的发展态势，如“穆兄会”由执政前台转入“地下蜗居”、“基地”分支机构空前活跃、塔利班持续作乱、IS异军突起等，尤其是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抵抗模式（用圣战1种方式消灭“美国+以色列+亲美的阿拉伯政府”3个敌人）已被IS演化为新的抵抗模式（用圣战1种方式消灭“异教徒+什叶派穆斯林+变节穆斯林”3个敌人），从而使“去极端化”成为全球反恐的迫切任务，在开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与治理迫在眉睫。（4）美国调整其中东战略的意图较为明显，美欧的中东影响力在减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影响力在上升，主导中东地区的国际力量由单极走向多级，尤其是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上，中国在联合国涉叙决议上投了三次否决票，表明中国中东外交由不介入→适度介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重要转折，中国更为伊核协议的签订发挥了切实的建设性作用，这些都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影响力。

二 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中国现实之变化（1）“一带一路”倡议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地位并赋予其三大新使命。① 弘扬丝路互惠型的经济观。“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② 弘扬丝路合作型的安全观。“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③ 弘扬丝路包容型的文明交往观。“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2）“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人文外交指明方向并明确了发展任务。一是价值沟通是中国人文外交的基本任务。过去，中国“为世界提供商品”，现在，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贡献[1]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作用”的具体实践中构建多元、民主的国际话语体系，以贡献公共产品的方式深化文明交往中的价值沟通，要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命运共同体意识”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使“中国倡议”成为“全球共识”，要通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使外界更加看好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能力。二是增信释疑是中国人文外交的重要任务。应在总结我国亚非人文外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增进人与人、民众与民众、民族与民族之间友好情谊的“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化国家与国家之间互信、合作的内涵，着力宣传、解读中国的政策尤其是民族宗教政策的优越性，从内外双向路经来构建国家政策形象以提高国家美誉度，进而提升我国的软实力。三是培育反恐共识是中国人文外交的迫切任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内，不仅集结着由多民族、多宗教纷争与能源掠夺等派生出的武力冲突，还活跃着IS、“基地”、塔利班等宗教极端势力。因此，中国人文外交在综合根治恐怖主义问题上应该并且能够“有所作为”，通过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性安全的新安全观，中国争取早日与丝路沿线国达成反恐共识，开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性合作。（3）“一带一路”建设也使中国人文外交面临新挑战。一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图尚不明晰。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丝路沿线国家的高度关注，但因美国遏华倾向的进一步加剧，尤其是亚投行、丝路基金及金砖银行等的相继启动，美国加紧“抹黑中国”以恶化“一带一路”软环境，如重弹“大国必霸论”、诋毁中国民族宗教政策、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炒作“南海问题”等，此类混淆国际视听的做派，使“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出现分歧性的战略解读。除阿拉伯国家一致认可、积极响应外，土耳其、伊朗及以色列的舆论反映较为复杂，误解与分歧依然存在，故中国人文外交应努力履行“增信释疑”的使命，尽快扭转中国战略意图尚不明晰的现实挑战。二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受损。在由西方主流媒体把控的国际舆论竞技场上，存在着西强东弱的“软实力逆差”，故存在“中国政府的形象被刻意抹黑，中国的政策意图被歪曲解读，中国的解释申辩被压制[2]淡化，中国的价值观和传统被贬低和边缘化”等现象。其中，如何澄清被西方媒体肆意歪曲的中国民族宗教政策、修复中国国家政策形象以便最大限度地塑造和传播国际形象，已成为中国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要拓宽与丝路沿线国家全方位的价值沟通渠道，深化孔子学院、友好城市、旅游、援助、维和等人文外交的特色项目，增强消解美、日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反制能力，以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美誉度。三是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限。外交的实质是如何在价值共享中维护国家利益，人文外交则是如何在人文价值观沟通中推动外交获得更大的效应，人文价值观的表达、理解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国际关系的基本建构，进而影响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唯有向世界不断提供公共产品，才能最终实现“国强语盛”，进而提升软实力。从古至今，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极为有限，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外交思想应成为全球治理中构建多元价值观的宝贵精神资源。因此，中国人文外交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捍卫丝路话语权，使“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等“中国倡议”逐渐成为“全球共识”，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4）“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合作的战略风险日益凸显。在“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由宗教极端主义所生发的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的战略风险日趋严重。作为宗教极端主义原发地与“一带一路”交汇区的中东，是IS、“基地”、塔利班等极端势力异常活跃之地，它们与“东突”势力结成实质性联系，既对陆上丝路构成安全挑战，同时还因“东伊运”随着“基地”正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对海上丝路造成安全隐患。中国与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地区大国均属丝路上的“天然合作伙伴”，故应以丝路安全合作为抓手来构建中国与中东地区大国间的新型关系。以经贸、人文促和平已成为儒、伊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于丝路上的最成功经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应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领域、深化人文交流内涵，并合力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以探索管控“一带一路”战略风险的有效途径。

总之，基于以上现实背景的诸多变化，本课题研究题旨必须就中国人文外交的内涵、特征、目标、途径、意义、成效以及制约因素等做深入研究，以推动制定我国的全方位人文外交战略，进而使其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软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阐释框架

一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问题（1）深入解读人文外交，并做出客观描述与判断，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立足点。力倡人文外交的杨洁篪曾强调，开展人文外交在于“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和民间交流，进一步推进海外‘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同国外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广交朋友，增进了解，消除误解”。本课题从人文外交的内涵、外延、主体、特点、作用、途径和目的等层面，廓清了人文外交与丝路外交、人民外交、文化外交及公共外交等的区别与关联。客观解读人文外交，应着眼于以下几点：一是必须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出发，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包容、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践行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与“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二是人文外交在决策与实践环节注重民生诉求，因而获得了较为坚实的国内外民意基础，这表明中国外交的关注对象已由政治、经济、军事等“高级政治”扩展到普通民众的情感联络、心灵沟通和价值认同等人本领域，折射出当代中国外交积极推进软实力提升的发展趋势；三是人文外交将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等非国家因素的地位提升到空前的高度，重视同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社会精英、智库和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他们在信息咨询、专业知识等方面享有的资源优势，使外交决策及其实践更具科学与理性成分；四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外交是一种形象政治，塑造和修复国家形象是其核心目标，是整个外交全局中核心、基础和关键部分，也是缓解矛盾与冲突并激活国家潜力的润滑剂，因而也是建设“一带一路”的有效途径之一。（2）全面认识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的重要战略意义，是本课题研究的关键所在。起步于中埃建交的中国人文外交，在远播中华文明、塑造新中国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中国中东人文外交更具战略意义：一是中东地区国家众多，民族、宗教、教派等关系错综复杂，但也正是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人文生态，人文交流在中东各国的涉外活动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人文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张骞出使西域、两条丝绸之路的形成以及郑和下西洋等。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文外交就从中埃民间交流着手正式启动，在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三次建交高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中东是战争冲突不断、热点问题层出不穷的地区，因而也是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大国外交博弈的战场，当然也是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重要舞台。为此，必须就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的内涵、特征、目标、途径、意义、成效以及制约因素等做深入研究，以推动制定我国的全方位人文外交战略。三是中国中东人文外交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中阿（非）之间的人文交往历史悠久，绵延不断，但中国与伊朗、以色列及土耳其等国的人文交往相对薄弱。中阿人文外交目前多处于深化合作的发展阶段，而中国与中东其他国家间的人文外交多处于深化沟通阶段。因此，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协调发展中国对中东国家人文外交中四种文明单元的关系，将直接关乎中国在构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民心相通”之举措的顺利推进。（3）总结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的成功经验、研究中国优化“一带一路”软环境的路径选择，旨在为全球治理尤其是软治理贡献“中国方案”，这既是亟待阐明的重大问题，也是本课题研究重点之一。总结中国人文外交的成功经验，旨在分析其促使我国软实力产生倍增效应的原因、表现、特征、途经及对策等，以探索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在“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中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一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导致了国际体系话语权和规制权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在国际体系的文化、规范、道德等软竞技场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平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一带一路”倡议等认同度并不太高，中国在获得能够与自身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方面任重而道远；二是中国中东人文外交是我国对亚非发展中国家人文外交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国对亚非人文外交中的经验与教训，势必会从正反两方面指导今后的我国中东人文外交实践，影响我国中东外交的战略与决策，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外交理论提供有力佐证；三是国际社会就中国在亚非人文外交上对人类的贡献感知肤浅甚至存有偏见和误解，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甚至误读即为明证。因此，在今后的中国人文外交实践中，应尽量淡化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外宣传、强化双向平等的人文联络与价值沟通，努力协调好与中东四大文明单元的关系，科学分析西方大国与宗教、民族、“台独”、“东突”势力以及中东热点问题等诸多制约性因素，积极致力于人文交流与合作，尤其要多借助境外主流媒体、非政府力量及友华人士等“外力”来提高工作效率、夯实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民意基础。

二 本课题研究的难点问题（1）人文外交绩效评估问题是本课题拟解决的首要难点问题。人文外交是一项投入与成效难以量化，且见效慢的战略性基础任务，其长期性和艰巨性增加了评估难度，如对有形和无形功效的识别、对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界定、处于不同立场采用相同方式却成效迥然，甚至如何评估、怎样评估、何时评估等技术操作性细节都将对人文外交的主体、方式、理念、目标等产生深远影响。（2）如何评估非政府组织与人文外交的关系是又一个难题。全球化时代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凸显，人文外交对非政府组织的高度重视，表明中国外交开始重视公民社会在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加强民间交往，运用国际上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客观、真实地“说明中国”，其效果远胜于官方的对外宣传。因此，“官民并举”中各自介入人文外交的方式、程度如何影响官民协作关系，如何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引导和培育国内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如何与境外非政府组织进行有效沟通等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问题，是本课题研究拟解决的问题。（3）如何提高本课题的政策性，并通过整合外交资源产生社会效应也是一个难题。鉴于人文外交涉及文化、体育、科技、传媒、旅游、教育等诸多领域，易出现“政出多门”的管理格局，各部门彼此缺乏必要的沟通和配合，易出现操作脱位或空位而影响人文外交的整体成效，且条块分割的运作机制易造成重复操作和资源浪费，进而增大了人文外交成本。因此，如何整合外交资源、降低交流成本，是本课题研究拟解决的又一问题。

三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1）“人文外交”基础研究。从辨析“人文外交”概念切入，明确人文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实为丝路外交与人民外交的继承、文化外交的拓展，与公共外交关系极为密切，且丝路外交与人民外交、人文外交具有同构性；秉承“人文关怀”与“和合哲学”传统价值观的人文外交，既是中国丝路外交的影响产物，也是中国外交之哲学，亦为实现中国大外交目标之艺术；人文交流的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和持久性，决定了人文外交在“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并成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核心组成部分。（2）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历史研究。分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及土耳其的人文外交发展历史及其所面临的难题；总论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的运作模式、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应对等，进而在履行人文外交战略新使命的实践中加强“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软治理的能力，为全球治理贡献宝贵的“中国经验”。（3）中国特色人文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特色的人文外交，既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外交理论提供了鲜活佐证，极具研究价值。其中，在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及土耳其的人文交流作历史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观念、方式、机制、项目等不同角度对中国中东人文外交运作模式做出理论阐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探讨我国与中东国家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学理依据，并为探讨全球软治理理论提供“中国方案”。（4）“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加强我国与中东国家人文外交的对策建议。对中国中东人文外交来说，“一带一路”建设既为其带来发展机遇，又使其面临严峻挑战，本课题就如何加强“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深化我国与中东国家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中国全球软治理能力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

四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1）坚持统筹兼顾的研究方法。既要立足新中国人文外交的历史与现实，也要借鉴软实力理论、多轨外交理论、沟通理论、全球治理理论等的研究方法；既要注意基础理论研究，也要重视实证分析与政策研究，在统筹兼顾中将本课题研究引向深入。（2）坚持数据库建设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中国中东研究数据库”这一资讯平台，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并在数据库的指导下到中东主要国家作实地取证与抽样调查，有针对性地开展本课题研究。（3）坚持比较研究的方法。充分利用多学科知识，从不同角度来比较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中国与伊朗、中国与以色列、中国与土耳其等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途径、方式、表现及制约因素之异同，进一步探究中国深化对中东国家人文外交的新途径与新手段。（4）坚持历史追溯与个案剖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特色项目——孔子学院、沙特朝觐、对外援助、友好城市、国际维和等作案例分析，梳理中国对中东国家人文外交的成就、不足、前景及制约因素等，特别阐释中国对中东国家人文外交的运作模式，进而完成关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的义理阐释。

总之，本课题尝试运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层面上，建立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人文外交研究的体系和框架，重点将人文外交与丝路外交、人民外交、文化外交及公共外交等作概念辨析，从理论上阐释中国中东人文外交运作模式，探讨中国特色的人文外交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并就如何深化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予以学理分析；在实证研究上，重点就“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中国-阿拉伯国家、中国-伊朗、中国-以色列以及中国-土耳其的人文关系做案例分析；在政策研究上，客观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给予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的战略机遇、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尤其是“东突”问题的国际化对“一带一路”安全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等，并就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如何履行优化“一带一路”交汇区软环境的战略使命、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建设“一带一路”软环境的能力、中国如何向全球软治理贡献“中国经验”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基本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图1 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研究基本逻辑关系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的基础理论解析

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来源，指导中国外交实践、解决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行动纲领。中国已被嵌入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内，在此重要历史时刻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外交理论，无疑是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本课题研究涵盖面较广，理论性、实证性和政策性要求均极高。其中，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新中国60余年的外交历程中，人文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人文外交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亟待对其进行总结和提炼以上升到理性认识和理论高度，所以必须做出中国视角的理论分析和判断。为此，本课题立足于中国人文外交的历史与现实，借鉴了西方的软实力理论、多轨外交理论、全球治理理论等的理论精髓，吸收了西方符号政治学、传播学、建构主义、公共产品等理论的研究方法等展开研究。其中，从外交理念、交流方式、制度平台及特色项目等方面归纳总结中国中东人文外交运作模式，并对孔子学院、对外援助、沙特朝觐、友好城市、国际维和等特色项目做案例分析与绩效评估，使该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指导意义。因此，本课题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本课题强调，中国中东外交在优化“一带一路”交汇区软环境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推进自身软实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双重影响。

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创的“软实力”概念，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旨在表明“软实力”实为“国家魅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等。因此，“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其目标从而使其得到自己想要东西的能力，也是一国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的无形影响力，以及能深刻影响“他者”对该国的形象地位及政策制定等的软力量。

2014年1月24日，在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回答约瑟夫·奈关于中国如何推进自身软实力建设的提问时指出：“中国独特的软实力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要‘王道’不要‘霸道’，要以德治国、以和为贵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至今还在世界上闪耀着光辉。二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已经并将继续被证明是一条正确道路，对其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三是中国外交秉持的理念。主持公道、追求正义、践行平等是中国外交的传统，这与其他大国外交的理念有所不同，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的肯定与赞赏。今后，中国会继续致力于[3]探索和实践自身的软实力，将其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换言之，中国丝路外交继承了“民惟邦本”这一传统人文思想，创造性地将“人文关怀”与“和合哲学”运用于外交实践，作为丝路外交成功的影响产物——人民外交与人文外交，三者具有同构性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的和平外交传统，也弘扬了“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4]和善的道德观”的中国“和”文化精神，且生发出烙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求和平、谋合作的“发展道路”，从“协和万邦”到“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从“文化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外交理念”等要素凸显了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丝路外交是历史悠久的“大一统”中国的怀柔政策、朝贡体系、丝路意识等组成的软实力雄踞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5]国家说话”。习主席不仅从文化价值、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外交理念等方面阐释了中国软实力的内涵，还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背景，表明中国构建“大国外交”与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担当，以及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文化自信，这将有利于指导中国的人文外交实践，也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外交理论。本课题的研究从我国对中东国家人文外交的成功经验中，总结中国软实力在中东的运用与拓展，从理论上阐明在国家成长过程中软实力的作用、功效以及手段等，以构建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研究的体系与框架，以回应构建中国“国家软实力”理论的需要。当今，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但中国的国家形象基本上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所塑造的，“中国威胁论”及其派生理论的散播表明：没有自塑权和话语权的中国，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因此，探讨“向世界说明中国”（和合文化传统、和平发展道路、合作治理理念）和塑造“当代中国形象”（文明、民主、进步、开放）的原则、内涵、途径及影响因素等，为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全方位策略提供学理依据。

本课题研究旨在改变“通过第三方的眼睛来看待彼此”的尴尬局面，探索中国与中东国家和地区联手消除“中国威胁论”与“伊斯兰恐怖论”的方式、目标、意义和绩效评估等。尤需强调的是，“价值沟通”既是中国人文外交的首要任务，也是人文外交与公共外交质的区别之一。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文外交很大部分是中国的特色”。人文外交从内涵到形式是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领域外交。因为，“基于人文的外交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它与西方中世纪基于宗教的十字军东征所形成的格局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欧洲在人权文化方面所具有的精神品质同当年的十字军东征并无多少差异，二者都是基于对‘异教徒’的征服而确立国际秩序。中国的人文外交不是这个思路，对于怎样去建构世界、建构秩序、建构共存发展，中国人有其自己的思想渊源、哲学传统乃至文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外交可能是中国外交传统当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有可能对创造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相对于公共外交来说，人文外交可能更注重于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而公共外交更注重于民间的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这两者是可以互补乃至相互依存的，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研究人文外交，可以从更多层面、更多维度去展开，可以想得深一点、想得远一些、想得大一些。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人文外交对中国的独特意义，一定要从中国的文化秉性、国家秉性出发来考虑，看看人文外交能不能给未来的世界外交的行为、外交的形态提供一些新的思想原则和方式；能不能在人文外交里面提出中国新的外交理念，新的外交原则和精神，新的外交方略。可以说，人文外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不能狭窄地去理解它。”“今天我们跟周边国家讲‘亲诚惠容’，就是人文外交的一个很具体的呈现。‘亲诚惠容’讲的是人跟人的关系。把人跟人的关系上升为国与国的关系，把家与家的关系上升为国与国的关系，把邻里的关系上升为国与国的关系，强调友善、亲和等价值观，而不是利益和权力的关系、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不是我要征服你或者你要征服我。我们把中国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家业兴旺所应该有的人群之间、社会之间的价值和规范放到世界平台上面，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对周边国家的整个认知的态度，这与西方国家对外部国家认知态度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中国的人文外交理念，西方人不一定能够理解。存在主义有一个哲学命题，即‘他人是地狱’。虽然对这个命题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中国的理念里不是这样的。中国的人文传统是一个宝库，能够从中挖掘出很多有益的外交理念，能够建构出很多新的东西，帮助中国人对当代外交和国际关系形成新的理解和尝[6]试。”故本课题研究旨在夯实中外文明交往的价值沟通基础、深化中国中东人文外交运作模式的学理阐释、凸显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在优化“一带一路”交汇区软环境中的独特价值，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使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在推进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能够发挥示范与辐射作用。

第二，本课题强调，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在人文现实复杂、热点问题不断的直面应对中所形成的多轨外交属性，已对中国外交的制度创新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研究发现，丝路外交属于双轨外交，即由使节往来、贡赐贸易等组成的官方外交与商旅、教旅和学旅“三轨并存”的民间外交组成；人民外交属于三轨外交，周恩来曾界定“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他的“人民外交”即为典型的三轨外交，在长达26年的外交实践中，周恩来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7]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人文外交则属于多轨外交，多轨外交“是指我们创造的用以反映哪些有助于缔造和建设国际和平活动的多样化的概念框架”，其有九条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其一，通过外交缔造和平。其二，通过专业的冲突解决方式缔造和平。其三，通过商业缔造和平。其四，通过个人参与缔造和平。其五，通过学习缔造和平。其六，通过倡导缔造和平。其七，通过笃信行动缔[8]造和平。其八，通过提供资源缔造和平。其九，通过信息缔造和平。中国人文外交就是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多轨外交，是交友结伴外交历史与现实成功对接的产物，中国中东人文外交更是如此。随着中国在中东战略利益的不断扩大，中国中东外交所面临的潜在问题和矛盾也日益突出，我国对中东的人文外交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在研究新中国对中东国家人文外交基础上，本课题将就我国对中东国家人文外交的路径与手段提出对策建议。为开辟新中国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渠道、保障彼此友好往来的稳定性与持久性，新中国人文外交在制度建设上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成立双边友好协会，如中阿友协、中伊（朗）友协等，启动了双方长期交流的友好之旅；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确立了中国与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集体对话和多边磋商的全新合作机制，标志着中国已成功地将多边外交引入对外工作；在伊拉克问题、巴以问题、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均派遣了特使，中东问题特使更在“劝和促谈”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本课题从外交理念、交流方式、合作原则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归纳总结了新中国对中东国家人文外交的运作模式，并对孔子学院、对外援助、文明对话、国际维和等我国对亚非人文外交品牌项目做案例分析以评估其成效功用，使该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指导意义。尤需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历史包袱较重，缺乏政治互信和共同价值观”，甚至因存在“碎片化”和“逆一体化”而影响了一体化进程，故应“立足于创新[9]理念和创新规则”以“加快完善‘一带一路’的制度保障”。在人文外交机制的创新性建设中，本课题主张既要充分利用原有机制来拓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新渠道，又要积极推进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上的机制创新性建设，包括支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继续发挥独特平台作用，就涉藏、涉疆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坚决维护和捍卫[10]国家核心利益，巩固和扩大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应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因为，“一带一路”的提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不乏一些猜疑、误解与诋毁，故应“对沿线沿路国家及其有关舆论进行梳理；在对外交往中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11]合作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外交的多轨属性在中国中东人文外交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制度创新与特色项目打造上更具典型性与说服力。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在联合国总部全面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系统地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这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理念，也为中国外交的制度创新的实践与理论指明了方向，本课题前瞻性地廓清了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履行“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的战略使命，旨在助益于中国特色的多轨外交理论之构建。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注重宗教交流的人民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已为发展我国与周边伊斯兰国家关系指明了方向，使“伊斯兰因素”成为我国与伊斯兰国家深化伙伴关系的现实动力，其集中体现为：一是包容多元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良传统。“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复杂关系、解决复杂矛盾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行为模式，包括在万隆会议上宣示新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解放事业的坚定立场、促成巴库里访华与新中国组团朝觐等务实性宗教交流成果，以及倡导“求同存异”地处理亚非国家关系等，中国外交不再囿于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等来划地为营，从而使“求同存异”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之一。也正是由于以宗教交流为突破口，才最终促成中国与埃及、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不仅迎来了中阿建交三次高潮，还因重返联合国而开辟了中国外交的历史新纪元……由此可见，宗教交流在亚非国家丝路合作中，既是缔结双边关系时“软着陆”的抓手，也是发展双边关系时的“润滑剂”，还是维系双边关系的“黄金纽带”，更是处理周边外交关系、推进亚非战略合作的现实动力之一，凸显了中国周边外交包容多元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二是修复国家形象成为中国开展宗教交流的重要使命。周恩来重视宗教交流的人民外交，旨在通过与周边佛教国家、亚非伊斯兰国家间灵活多样的教界互动来消除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尤其是民族、宗教政策等存在的误解与歪曲，旨在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但在新中国成长过程中，西方主流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是非洲的殖民掠夺者”、“中国是周边亚洲国家的军事威胁者”及“中国必霸论”等。其中，美国打着“民主”与“人权”的幌子，肆意诋毁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且随着涉疆暴恐事件的频发，炒作民族、宗教议题甚至所谓的“维吾尔问题”等已成为西方媒体用于抹黑中国国际形象的惯用伎俩。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交流在中国亚非外交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尤其因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交流更具增信释疑之成效，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将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宗教认同成为丝路沿线国家间形成“互惠性理解”的因素之一。在古丝绸之路上，中国不仅输出了丝绸、瓷器、四大发明等商品和技术，还传播了大一统的国家形象与中华文明以及“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尤其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事实，表明“社会距离程度不同的人之间发生言谈、信息交流、沟通、理解、对话等传播行为，为的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某类传播在一段时间后变得相对稳定，由此表现了某种文化与社会结构，形成文化意义的分享和文化创造形式；在应对环境、群体间竞争、内在发展需要等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又不断进行共享文化的创造、修改和转变，使文化具有流变的特点”，“如‘丝绸之路’使东西方的贸易更加频繁，基督教、[12]佛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开来”等。我们既要接受文化差异性的现实，也要建立对话意识，在对话中建立互惠性理解。这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传播中的主体双方共同分享着经验，进而形成意义分享，由此形成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在对话与合作中达到“互惠性理解”，凸显“在文化差异中形成互补性知识，强调文化观念的互相印证，把在刻板印象、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等基础上达成的理解当作对他者的敌意，努力基[13]于生活事实与文化的动态发展进行对话式理解”的特点，使孤立的个人与他人分享“共同价值”，“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就在互惠、包容、合作上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与分享，宗教认同成为丝路沿线国家间形成“互惠性理解”的因素之一。因此，“宗教因素”成为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及人文外交不断趋于多轨外交的重要动因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不仅“奋发有为地开展周边外交”，还主张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其中就包括重视宗教交流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十四届博鳌论坛上致辞，除强调继续坚持与世界各国深入合作、发展经济的愿景外，还再次向世界阐述了中国的文明观：“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习主席表示，“迈向命运共同[14]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2015年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举办了以“中道圆融——凝聚善愿的力量”为主题的宗教分论坛，这是博鳌亚洲论坛从2001年成立以来，首次举办宗教分论坛。三大宗教领袖与文化学者与会，提倡中道，反对极端，用宗教来对话、沟通，以及正视宗教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等。种种迹象表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早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看到了宗教事务的外交战略价值。其实，早在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重要演讲，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论述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演讲结束5个月后，习主席出访印度等南亚中亚四国，以佛教、丝绸之路等宗教历史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展开国与国交流，全力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此行标志性的国家赠礼《玄奘之路》、为印度总理莫迪定制的纯素生日蛋糕、习主席数次讲话中提及的诸位古代高僧等，都标志着宗教“信仰外交”成为集中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名片之一，表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15]战略眼光看到了宗教事务的重要性与现状的差距，表明中国政府在实施“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举措上开始正视宗教沟通、意识到丝路沿线国家战略合作中“宗教因素”的现实存在，这对推进中国外交的制度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多轨外交理论均具指导意义。

第三，本课题强调，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履行“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的战略使命的切实努力，对全球治理理论具有一定的修正意义。

在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做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16]权力。治理理论要想在中国实现其善治的目标，除了其本身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受到我国现有国情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严重，全能政府色彩浓重，较少采取合作、互动的方式。同时，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但是治理理论提出的“善治”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一为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责任、法治、服务政府的观念。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并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二为充分发挥党组织和人大、政协的整合、启蒙作用，增强治理能力。党的组织、人大、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特色：一是党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党从行政主体的二元结构中撤出，专门从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监督和调节。二是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我国这种议行合一的结构决定了人大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它既能整合民意，又能监督政府。三是政协发挥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其成员是我国当前公民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其中大多数人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有利于政策的科学性和回应性。但现实中人大、政协的作用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对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政府与市民社会两者关系的整合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三为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关系，促进公民社会成长。这需要政府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建立民主政府为目标，大力发展和推进政务公开，拓展渠道，使公民更便利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中，重视教育，提高公民的素质也是促进公民参与的一条重要途径。四为培育和完善独立性强的民间组织。我国的民间组织对政府依赖性太强，要逐步授权给民间组织，使之摆脱政府的主导，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要用法律对其进行制约，提高其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间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善治的出现和发展在当今的发达国家显得很缓慢，往往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成更好的绩效型政府，我们必须做好面对长期的、缓慢的、可逆的、令人沮丧的道路的准备。

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五个方面。2015年10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因为“‘共商共建共享’构成了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链条，缺一不可。共商，就是集思广益，由全球所有参与治理方共同商议；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并持续加以推进建设；共享，就是让全球治理体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个[17]参与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全球战略合作，以应对全球性的现实挑战、发展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事实上，“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18]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因此，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切实的治理行动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模式对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某种修正意义，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尤其是“多年来，中国在相关国家间积极斡旋，为推动解决朝核、伊核、巴以和谈、南苏丹等问题贡献了中国力量；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中国先后向13个非洲国家及有关国际机构提供了4轮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派遣1200人次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最大努力，不仅在过去10年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还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维和和全球减贫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都在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中[19]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本课题旨在强调，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在以海上、陆上两条丝路为主的沿线地区，由全球能源贮备与需求的中心带、全球分离主义集中带、中东恐怖主义集结带等所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极为严峻，使丝路研究不得不做出应有的学理性回应，“丝路外交”已成为丝路学研究新的议题，以“丝路合作”为宗旨的丝路治理模式正在中国等国家的倡导与推进下逐步赢得世界的认可与响应。丝路学实为治理学抑或合作治理学，甚至可以说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融入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学科当中，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的出现标志着[20]丝路学发展的新趋势。

毋庸讳言，本课题在基础研究、实地考察、案例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人真挚地恳请学界同仁能予以批评指正，帮助笔者改进和再思考，从而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引以为戒。

[1] 王毅：《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2013年9月28日，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hyyfy/t1082294.htm。

[2] 吴旭：《扭转软实力逆差，打造“中国梦”》，《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夏季号，总第2期，第61页。

[3] 王毅：《中国将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软实力建设》，http：//www.fmprc.gov.cn/ce/cegr/chn/zgyw/t1122926.htm。

[4]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第2版。

[5]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15440.shtml。

[6] 刘永涛等：《人文外交：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制度与实践》，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14年，第2～3页。

[7] 转引自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5页。

[8] 参见〔美〕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页。

[9] 张荣楠：《以新的制度安排规避“一带一路”实施风险》，《每日经济新闻》2015年4月28日。

[10] 《俞正声作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全文）》，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03/7097207.shtml。

[11] 《周文重：“一带一路”面临两大战略风险 需重视防范》，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11/7121001.shtml。

[12]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04页。

[13]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04页。

[14]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329/c64094-26765899.html。

[15] 参见萧潜《剑指何方：独家解读2015博鳌宗教分论坛》，凤凰网，2015年3月30日，http：//fo.ifeng.com/a/20150330/41028889_0.shtml。

[16] 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70～171页。

[17] 刘斐、王建华：《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理念》，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5-10/14/c_1116824064.htm。

[18] 刘斐、王建华：《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理念》，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5-10/14/c_1116824064.htm。

[19] 裴广江等：《中国理念助力全球治理体制发展》，《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22日，第21版。

[20] 参见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时事出版社，2014，第6页。

第二章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人文外交

中阿文明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的丝绸之路，迄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双方不仅结下了深厚的丝路情谊，还成为“丝路天然伙伴”，这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阿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阿上千年和平相处的历史经验有哪些？目前中阿人文交流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中国如何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些问题将是本章论述的重点所在。

第一节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人文交流历史

目前学界多认为，“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亦即“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个体、团体、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物质文明交往和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以及和平与暴力等形式的多种交互作用关系。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物质往来，一切群体间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各民族、阶级和国家之间和平与战争的关系，总之这[1]些历史上有影响的活动都是文明交往活动”。显然，这是一个包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广义概念，但本课题主要指狭义的文明交往理念和文化交流实践，集中探讨文化交流、人文交流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交流中具有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交流。

一 古代的中阿文明交往

中阿文明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迄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双方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进行具体交往，并最终形成一种“官民并举”的基本交往态势。中阿文明交往在各个历史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并呈现不同的交往内涵与特征。古代官方层面上的中阿文明交往主要包括：一是以朝贡方式进行的官方政治交往，为中阿人文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与制度保障。二是以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互市贸易为主的官方经济往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为中阿人文交流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三是双方在政治、经济交往中所推行的相关制度与举措，又带动了中阿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古代民间层面上的中阿文明交往主要包括：一为阿拉伯传教士与中国朝觐者的宗教之旅，为中阿文明交往夯实了社会民意基础。二为双方撰写的见闻游记为中阿文明交往提供了史料佐证，学术之旅也成为彼此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为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上的中阿商贸之旅，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为中阿文明交往提供了原动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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