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敬圻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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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试读：

代序：第一朋友

我把刘敬圻看作自己在学界的“第一朋友”，此点并未向她说起，征得她的同意或认可，但至少，在我这一面是这样。所谓“第一朋友”，多少有点套用“第一家庭”“第一夫人”之类，我以为这较能恰切地表述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其实我与敬圻的接触并不多，更谈不上频密。记得上世纪80、90年代仅有两次会议我与她同室，即1981年在济南和1996年在哈尔滨，以后由于健康和各种原因她基本上不再来开会；本世纪之初见过两面，一次在铁岭，一次即2002年的北京中秋聚会，但她都来去匆匆。彼此也少有电话，近年较多，不过一年一两次而已。然而，就在这其淡如水的交往中，我却颇为真切地读懂了她的为人与为文。敬圻与我同龄，有某些类似的经历，我们对周遭境遇、社会人生有许多相同的感受、相同的想头。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极易沟通、多有默契，听她谈话，常能益我心智，助我提升，我之于她，大约只有一种“无用之用”，就是我曾对她说过，自己可以充当一个好的“倾诉对象”，理解和消纳她所遇、所感的林林总总。

敬圻之为文为人最令我心仪和折服的一点是她的低调。这种低调并非故作谦虚，亦非缺少自信，而是一种清醒的睿智。你看她常把自己文集和文章题名为“补论”或“补说”，如《明清小说补论》《宋江性格补论》以及《林黛玉永恒魅力再探讨》中的“补说之一”“补说之二”等等。在切入论题展开论说之前，总是尊重并略过学界已有的定评，绝不重弹读者烂熟的时调，面对一个个“既腻人又诱人”的题目进行别开生面又鞭辟入里的“补说”。这种“补说”，其实是一种换了角度的“新说”，是更进一层的“深说”，是说人之未说，因此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这种低调，也表现在她每面对一个论题，都清醒地意识到该论题的外延和内涵，把局限和制约申明在先，不贪大求全，不面面俱到，因而显得平实、充实、游刃有余。这种低调，还是一种放下身段的低姿态，即以平等的、商量的态度对待读者和同道，从不自以为是，从不武断说绝，更不强加于人，因而透出亲切平和的大度包容之气。

200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刘敬圻著《明清小说补论》是一部近400页的厚重之书。网上可检索到繁体字的内容简介，想来是向港台和海外推介的。简介写道：“作者是中国古典小说资深研究者，这部论文集重在探讨我国四大古典小说的写作艺术、人物塑造、版本异同、研究方法等等。全书笔调明练、文字从容，是中国古典小说鉴赏的一本理想读物。”我个人大体认同这个简介，其中“笔调明练、文字从容”尤为中肯，但归结为一本鉴赏读物是不够的。敬圻之文大多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颇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一般的鉴赏之文很不相同。作为学术文章，虽有理论底蕴却不摆理论架子，虽以前代、同代或域外的作家作品作比却不枝蔓，点到为止。总之，在平易灵动中自有一份厚重。这应是学术文章中的上乘之作。

我读过刘敬圻和她夫君陶尔夫合著的《南宋词史》以及有关岑参、小晏、李易安等诸多诗词方面的专论。1986年，我有幸在广东肇庆一韵文学的会议上认识陶尔夫先生，那真是一位谦谦君子，深研词学，惜乎天不假年，于1997年猝然离去。《说诗说裨》一书为二人合集，许多篇章可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敬圻的“说裨”及此后有关小说的文章我大体都能看到，其中最为熟悉的自然是涉“红”的部分了。

最早看到的是《“淡淡写来”及其他——红楼梦描写大事件、大波澜的艺术经验》，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辑上，这篇“淡淡写来”的文章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淡淡的描述、淡淡的格调，正是《红楼梦》有别于其他古典名著的特色，那些惊心动魄的高潮都是蜿蜒而来，逶迤而去，那些深沉的寓意和前后的呼应又多在无意随手之间。红学前辈李辰冬谈《红楼梦》艺术特色的小浪、大浪起伏相继、不知起止之说为大家熟悉和服膺，敬圻的分析更为详尽到位。今天在《红楼梦》热度过高、“夺目”眩晕之际，再来温习这“淡淡的”本色不啻是一服清凉剂。到了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敬圻作为大会的东道之一，认真准备，正面攻坚，提交了有分量的《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会前就已印好发给了大家。记得那次会议我缴了一篇有关《红楼梦》和张爱玲的文章，其时红学圈对张爱玲很陌生，正合我边缘化的本心，既不必发言，亦不入文集。但敬圻就不能像我那样偷懒，必须面对当时很热门的主题、主线问题，作出与会议主题相符与主办身份相称的答卷，在我看来这是很难驾驭的，然而敬圻却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多义性”在今天也许是常识，当时却是新鲜的，文章完全摈弃了过往非此即彼、鱼与熊掌不能得兼的思维模式，从古今中外文学的历史事实出发，从作品本身丰赡复杂的内容出发，提出了在阐释和把握主题的各种真知灼见之间，为什么不可以相容互补、相互吸收呢？并且认定每一种合理的解释都是有价值的，而每一种解释又都不可能穷尽其对象。从而正面阐述了对主旨、主线有理有据又颇具弹性的见解。我想此文大度包容、辩证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是得到了多数学者认可的，并且留了足够的地步予后人。相对于题目之重大，此文不长，要言不烦，恰为“论纲”。上举两文都不脱敬圻低调本色，“淡淡”一文自谓意在为当时文学艺术民族化的讨论提供一个例证；“主题”一文则明言早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古老而敏感的议题，而敢于涉足是仗着“不是专门家”。

相比而言，更为低调是其后《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由题目就可见出，是“一面观”而非面面观、多面观，更非全面观；“困惑”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竟有“五种”之多。总之，是一种探索的、商榷的、诚恳的态度。事实上，揭载于《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1辑上的这篇文章，影响更大，至少在笔者心目中是这样。我以为，不论人们是否认同文中的具体论述，有两点十分可贵。其一是敬圻的学术勇气，如她在开篇时坦言，谈薛宝钗顾忌很多，涉及她所敬重的师友，然而她还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本着探讨学术的诚信和虚心亮了出来。学界朋友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名家讲《红楼梦》唱对台戏的佳话，那就是北大教授吴组缃先生和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他们观点不同，各抒己见从而嘉惠后学。敬圻其时正求学北大，想来亲历其境。其后吴组缃先生一直任教北大，更是新时期中国红学会首任会长，1988年在芜湖的全国红学研讨会上，吴先生给大会作的学术讲演中，又着重讲析了薛氏的皇商家庭和宝钗表里不一的巧伪性格。敬圻所见显然与吴师不同，她能勇于表述并形诸文字，正是北大优良学风的体现。其二，正因此，这篇文章推动和深化了关于薛宝钗以及红楼人物的研究，促使广大学者思考和探索，我本人就从中受益良多。80年代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关于薛宝钗的文章，很是浅稚，对此一直关注，敬圻之文说了某些我想说而说不出和我根本没想到的话，当然我也感到困惑而且时至今日仍在困惑之中。总之敬圻此文足可成一家之言，给人以诸多启发。此后，她陆续有《林黛玉永恒魅力再探讨》（《求是学刊》1996年第3期）、《贾宝玉生存价值的还原批评》（《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辑）、《红楼梦女性世界还原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诸文，她清醒地意识到都是些“说腻了、又不得不说”的课题，而她却能低姿态高水准地就这些题目“接着说”，说出新意。

再往后，我很难看到敬圻的所写了，她说，近年来，即便是有文章，也只发在地方刊物上，而把那些所谓“核心期刊”的位置让给年轻的、更被“量化”所制约的同事。这符合她一贯为人处事的作风。她从来为他人想、为学生想、为“梯队”的接续者想，这就是她数十年来无论为师为长为领导、为妻为母为祖母，任何一个角色都能尽责到位的原因。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深知她在校内外有很好的人缘和很高的人望，也为之付出很多，直至现在仍不能完全卸下重担。2004年黑龙江大学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这副重担落在了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敬圻身上。此乃大型项目，要求客观性、资料性、工具性，其中取舍详略均费斟酌，主持其事烦难可知。最近一轮的修改是从去年到今年，敬圻用了十个月做了一次全面通改，耗时费力，盼望能早日结项。

作为老朋友，私心指望敬圻能如愿以偿地放松下来。其实，敬圻有很好的艺术感受力和想象力，《明清小说补论》后记中说，她觉得这书“像一道冷拼盘，或曰从旧衣店里走出的模特儿”，这固然是自谦，那比喻则让人不由得想起张爱玲；她行文中常有重叠的、排比的句式，又令人想起王蒙。我常想敬圻本也可当个作家的，当然，她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勤于学敏于思，善于抽象言语逻辑。做个教授、学者也完全胜任愉快。人生原本不能设计，只是到了这个钟点，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和空间，这应当不算是奢望。（此文原载《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5辑）

上编

刘备性格的深隐特质

所有性格学的研究都是由外向内的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的宽厚，早已成定论。如义友种种，仁民种种，礼贤下士种种。小说中凡此生动感人的描述，已被历代读者评家如数家珍般烂熟于心了。人们正是以这种总体印象作凭证，坚定不移地把刘备视为圣主仁君好皇帝典型的。远的且不说，自“五四”以来，似乎除钱玄同、胡适和鲁迅等曾对这一性格大有微词或小有微词以外，刘备几乎是宽仁长厚的同义语了。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作品和多数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然而仔细琢磨一下，宽仁长厚以及由此得出的圣主仁君好皇帝声名，不过是刘备的显性性格，即外部精神特征。罗贯中笔下的这位大人物，还有一种不可忽略的隐性性格，即内在精神特征。此特征已被陈寿的论赞挑明（《白帝城先主托孤》一节堆砌了不少论赞，陈寿的居其首），而且，也已被罗贯中注入到这个特定人物的行为方式中去了。这便是：在宽仁长厚谦卑柔逊风貌掩映下的顽强儒老杂糅义利合一的内质。

为叙述方便，不得不再次触及历史感与道德感这一令人腻味却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正如专门家已开始注意到的，罗贯中处置人物，其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及审美意识之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多种模式：一、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大体统一（如诸葛亮、陆逊、董卓、吕布等）；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二元对立（如曹操、司马懿等）；三、道德尺度的肯定，历史尺度的否定（如刘表、刘璋、陈宫、沮授、王累等）；四、道德尺度膨胀，吞没并扭曲了历史尺度（如孔融、祢衡、董承、伏完、汉献帝、伏后等）；五、历史尺度的含糊，道德尺度的否定（如魏延、张松等）。以上几种模式，均难以包容刘备。他不属于第一种即孔明型人物，他的道德色彩太浓；他不属于第二种即曹操型人物，作家对他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不存在矛盾；他不属于第三、四种即刘璋、祢衡型人物，他的历史进取精神毋庸置疑。

如此说来，罗贯中对刘备的审视与表现，是又一个创造。显示着这位作家对政治家、对历史弄潮儿的观察与理解，已深刻得相当可以了。罗贯中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历史上大分大合大动荡大转弯的年头还有刘备这样一类强者：他们最善于凭借着道德传统、习惯意志以及由此造成的舆论力量的帮助，灵活顽强地追求并实现既定目标，既给世人留下仁民义友礼贤下士的美名，又为自己（与兄弟臣民）开拓出一个扬眉吐气的天下。罗贯中还发现，在这种人物的行为惯性中，道德这玩意儿，既是人格理想，又是政治手段，信奉道德与利用道德高层次地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乍看上去，道德光泽涵盖着整个人物，一旦客观而不夸张地将其性格内容全部亮出来，拢一拢，就不难看出那被人们啧啧称道的道德精神内部浸透（而不是湮没扭曲）了真实丰富的历史精神。比如一无所有却雄心勃勃；不着眼于急功近利，但谋求实实在在的进取；不无真诚地宣扬仁义的同时，又巧妙而有节制地行权用谲，等等。真可谓宽厚于外，弘毅于内，或弘毅为体，宽厚为用了。这是罗贯中对刘备性格的独特审视与表现，这是传统道德风范掩映下的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深层次融合。可称为第六种模式，是对第一种模式的深化与补充。

对这种人物，仅仅（或主要）描述其显性性格，就深感不够了，远不是一个完整的刘备，还有必要换几个角度，开掘其更为内在的精神特征。而开掘刘备这种人物的内在精神，又显然是很麻烦的，须作两种穿透。穿透其作为理想人物的道德光圈，再穿透其作为政治里手的人格面具。惟有如此，才能显现他某些深隐的、易被忽略的行为惯性和适应环境的独特方式，才能以约驭繁，贯散成统，把握其内在精神特质。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胡适《说儒》一文中曾提出以下见解：谦卑的态度，柔逊的处世方法，“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那一套，也是一种“强”，是“强”的另一种形式。“一个人自信很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可以说是一种君子之强。”（胡适《说儒》）这些话用以说明刘备的“能以小事大”，再恰当不过了。

其实刘备“自幼便大”（毛本第一回夹评）。这样的人物竟不得不“以小事大”显然是违反自然本性的，是“超我”行为。从出场时的幼儿游戏开始，他就不止是一“有志图王者”。“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对此，早年他叔父看出来了，因而特别器重他；后来曹操也看出来了，因而即使在他漂泊不定的坎坷年月便把他当成了主要对手。在类似三顾茅庐或酒酣失控的场合中他也曾直言不讳，以周文、齐桓、汉高祖、汉光武自比，说过“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一类心口如一、质朴可爱的实话。

然而这种情形并不多，并非刘备的行为惯性。刘备是善韬晦的专家。他一辈子，除了为关羽被害报仇征吴那阵子实在有点异乎寻常的自我膨胀、意气用事之外，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准确点说，是夹着尾巴进取。羽毛未丰满时期，尤其如此。他懂得在忍让委屈中求得生存，保持自己，积蓄力量，巧妙从容地周旋于各种有名分、有实力的人物之间，持久而有韧性地追求既定目标。

下面追踪蹑迹，举要摆列从讨黄巾至战赤壁前，刘备先后十六次“依托”的十五个山头：桃园结义后，“投奔邹靖，邹靖引见太守刘焉”；又“投中郎将卢植”；又“投朱隽”；又“拦住”郎中张钧之车“说功绩”“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怒鞭督邮后，又“往代州投刘恢”“刘恢荐玄德见（刘）虞”；讨董卓时，追随公孙瓒，“立公孙瓒身后”；为陶谦解除徐州之危，“留小沛”，后“领徐州牧”；吕布夺徐州，刘备反主为客，忍辱“屯小沛”，为吕布“羽翼”；吕布夺小沛，“玄德前奔许都”，投曹操，曹荐其“领豫州牧”，复“进兵屯小沛”；吕布再夺小沛，刘备复投曹操，说“失沛城、散二弟、陷老小”之苦（“操提二十万军，与玄德来战吕布”，吕布殒命）；“操引玄德见帝”“拜玄德左将军之职，封宜寿亭侯”“自此皆称为刘皇叔”，留许都；以截击袁术为名，乘机脱离许都，屯徐州，杀车胄；曹操进兵徐州，刘备大败，投袁绍，“暂且依栖，别作良图”；以游说刘表抗曹为名，弃袁绍而去，会合关、张等赴汝南，依托刘辟、龚都；在汝南“招兵买马，渐自峥嵘”后，乘虚袭击许都，大败，投荆州刘表，“拜伏甚恭”（“表让引本部军马，屯新野”）；曹操引军南下，刘琮降，荆州陷，与孔明共议“去投江东孙权”……

这等经历，曹操不曾有，孙权也不曾有；这种行为方式，曹操不必有，孙权也不必有。这是无“基本”而有“大欲”的刘备独特的内刚外柔之道。就小说中提供的情节场面而论，作家显然在赞赏一种超常的应变能力，一种超常的胸襟气度。用刘备的话说，叫做“屈身守分，以待天时”（第十五回）；用毛宗岗的话说，“如此涵养是英雄权变，是帝王度量”（毛本第二十回夹评）。

可见，无论小说家还是批评家，对刘备的“以小事大”种种，大都以历史尺度论衡之，而不在道德是非上大作文章。否则，刘备便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与十足的伪君子了。换句话说，罗贯中与毛宗岗虽极力赞赏刘备适应环境的智力与耐性，但对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面貌的述评，却比较谨慎客观，留有余地，甚至带某种模糊性。如毛氏评点刘备事曹操诸情节，就每每出现如下语句：“心中亦处处提防曹操，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假呆得妙”“一发假呆得妙”“一味装呆诈痴，即种菜之意”“只是一味装呆”“倒底只是假呆面目，妙”“甘言卑词，一味虚伪，还用青梅煮酒时身份”“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计，云长直心人，别无此等肚肠。……云长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云长者亦在此”（毛本第二十回总评，第二十一回夹评与总评），等等。既欣赏刘备“以小事大”之计的历史功效，又对他巧言、令色、足恭的处世方术给予客观公允的抑扬褒贬。凡此，都不是“宽仁长厚”包容得了的。“能以小事大”“屈身守分，以待天时”，正是刘备顽强坚忍内质所派生的“夹着尾巴进取”的政治智慧和行为方式之一。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有个印象非常有趣。同样是戎马倥偬，南征北讨，曹操的实力政策历历在目，刘备的用武精神则扑朔迷离，似有若无，仿佛刘备的得天下主要不依仗舞枪弄棒，也不曾杀人放火似的。何以留下这种印象？除了尊刘抑曹倾向模糊了读者视线、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牵制了读者的注意力之外，刘备的“温良”姿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是刘备的温文礼让淡化了他的用武精神，也淡化了读者的有关印象。如“三让徐州”的姿态，首战曹军惨败后“惜众人、遣众人”的姿态，携民渡江时“欲投江”的姿态等。它帮了刘备不少忙，使他获得了凭借武力无法得到或勿须凭借武力便可获得的东西。

与不畏人言的曹操相比，刘备特别重视舆论的力量。在一次次你死我活的较量中，他把宽仁礼让这张牌玩得烂熟，翻出许多新花样，并取得显著成效。他是个制造舆论的冠军。在那篇“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的著名宣言中，把宽、仁、忠的手段性与面具性，表述得何等明白精确，又是何等深刻的经验之谈！

刘备的经验提醒人们，原来属于道德范畴的宽、仁、忠等等，其本身就具有两重性，既可作为理想人格加以信奉，也可作为人格面具加以利用。在刘备那儿，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着意张扬与夸大了他所谓主观真诚的一面，其姿态性、手段性就愈加深隐了。而这又恰恰是刘备性格的另一成功处。

毛宗岗却没有糊涂。他对他心爱的刘备性格多有深心妙悟和俏笔评点：

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也？为假辞也？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毛本十一回总评）

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毛本四十一回夹评）

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毛本三十六回总评）

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毛本四十二回夹评）

说到底，刘备的这些夸张表演，都包含着直接的功利目的，即毛氏所说的“结”兄弟，“坚”部属，“买”民心等功效。这是刘备政治智慧的重要内容。

在一连串宽仁礼让的夸张表演中，“三让徐州”是一个杰作。它首创了单单凭借舆论力量获得一块大地盘（乃至臣民百姓）的经验。

与“三让徐州”相辉映的另一杰作是“不夺刘表”。它展露了刘备深远的战略眼光，是对急功近利思想的否定，是道德功利化的另一模式。乍看去，刘备客居荆州期间在刘表、刘琦、刘琮身上的感情投资并无直接的功利企图，他的宗亲意识和不忍之心，不仅约束了他觊觎荆州的欲望，而且，还为他自己招致了新野惨败、携民渡江以及后来与东吴之间扯来扯去的纠纷。毛宗岗起初也曾不无惋惜地说：“玄德取荆州于刘表病危之时则不正，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后则无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则皆此卷中一着之错耳。”（毛本四十回总评）“此时玄德若取了荆州，省却后来无数手脚矣。使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毛本四十回夹评）可到了赤壁战后，到了不得不推出刘琦作挡箭牌以安定民心并对付东吴的时候，毛氏就改变了看法，发现自己前边的见解失之浅浮，缺乏刘备般的深谋远虑：“马良请表刘琦为荆州牧以安民心，可见荆州之人未忘刘表，其从曹操者，迫于势耳。使玄德于刘表托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则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则曹操来迫，而内变必作。故知玄德之迟于取荆州，未为失算矣。”这些话显然比前面的话更得要领。他对刘备性格算是琢磨透了。“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这是不必急功近利的大原则。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刘备一般不忘其所以（征吴是唯一的例外）。能巧取者，决不强攻；即使在于已有利的形势下，也不忘留意人心向背，不忘借助舆论力量去争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最佳境地。这是刘备顽强坚忍的内质所派生的“夹着尾巴进取”的政治智慧与行为方式之二。

仲尼不为已甚者，过犹不及

刘备性格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孔孟这一哲学思想的积极内核，把自己开拓进取的作为，纳入大刀阔斧而又万无一失的轨道，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诸葛亮与刘备之间心有灵犀，配合默契。在赚荆州、赖荆州的大小环节上，他们两个步调协调得简直无可挑剔。庞统则不然，他对刘备的“中行”之道不及诸葛亮心中有数，从而在谋取益州过程中，每每与刘备发生策略上的分歧，甚至把刘备看作“拘执于礼，寸步不可行”的迂夫子而谆谆开导之，真是天大的误会。

如果把荆州方式主要归功于诸葛亮，那么，益州方式则主要是刘备的智慧，是其“中行”之道的样板。它包容了丰富纯熟、为作家批评家叹赏不已的政治哲学和人生经验。这是透视刘备隐性性格的又一突破口。益州方式告诉人们：一、即使强攻逆取之时，刘备也从不忘掩饰自己的真正目标，并争取师出有名；二、即使强攻逆取，也要兼顾天理民情，以不迟不疾为上计；三、即使强攻逆取，也不放弃向对手进行感情投资，以攻心为上。若以权变取天下论，遍观三国，无出其右者。想想看，西川一仗几乎打了三年，死人的事是大量发生的，可粗心的读者却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尤其忽略了刘备也崇拜暴力与权术，也制造火与血这一事实。何以如此？正是所谓师出有名、不迟不疾、眼泪攻心等所产生的奇效。换句话说，在进兵益州的全过程中，刘备整个地、自始至终地在玩弄政治权术，即在温情脉脉的“兄弟之情”的掩护下，麻痹对手，谋求进取。

在这些地方，毛宗岗的卓尔不群的见识再次展露出来。他总在要害处将刘备深隐性格的奥秘点透以提醒天真的读者：“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托”；“最似今之巧于贸易者：极欲买是物，偏故作不欲买之状，直待卖者求售，然后取之。写来真是好看。”（毛本六十回总评）“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刘璋之来迎而袭杀之以夺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以不欲为也。”（毛本六十一回总评）“杀刘璋而急取之则人心不附，而抚之也难；不杀刘璋而缓取之则人心可服，而可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为上欤？”（毛本六十二回总评）

要之，即使强攻逆取，也须审时度势，刚柔兼济，不为已甚者，勿“过”，无“不及”。这是刘备顽强坚忍弘毅进取内质所派生的“夹着尾巴进取”的政治智慧与行为方式之三。

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

一些多年来形成的错觉，似应受到冲击。

其一是：“刘备性格不及诸葛亮、曹操、关羽丰满生动。”这不准确。刘备性格的历史浑厚性是惊人的。尽管其道德内容被挥发得汪洋恣肆，成为最活跃因素，却没有因此湮没其历史风神。而且，即使道德内容本身，也已不拘泥于儒家的迂腐规范，出现儒老杂糅，义利合一趋向。刘备形象绝不贫困苍白，它只是不容易被穿透、被理解罢了。

其二：“长厚而似伪是艺术上的失误，是作家才力不足而导致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矛盾。”这是对作家的又一误解。刘备性格中的“矛盾”现象，不是无意为之，而似有意为之；不是浅露的二重组合，而是深远的无隙无缝的融合；不是一时一事屈指可数的，而是伸手投足无往而不在。这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又一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提供的艺术经验超越了诸葛亮与关羽等，与曹操、宋江的复合性性格一样，值得特别注意。

其三：“把刘备偶像化，简单化，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审美需求。”这话也似是而非。且不说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历代的统治思想，也不说“集体无意识”的民俗心理究竟怎么形成的，批评家的艺术使命哪里去了？他们的生花妙笔对读者的影响岂能推得一干二净？如庸愚子，如修髯子，如毛宗岗（尽管他功大于过），如某些教科书。这里全然没有找个替罪羊的意思，只是渴望批评家摆脱某些封建正统思想和小农意识的自知不自知的纠缠，不再延续“智绝”“奸绝”“义绝”以及“处处以百姓为重”一类绝对化观念，还《三国演义》主要人物以本来面目。1989年3月（原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性格

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判然有别

本世纪50年代，两位受人尊敬的史学家曾经对罗贯中表示极大愤慨。他们认为，罗贯中“肆意歪曲历史，肆意丑化曹操”，《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到了70年代，一些论及曹操或曹操形象的文章，又往往搬出鲁迅当年的一段话：“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如此说来，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果真全然不似历史上那位英雄吗？鲁迅的评论，包括“嘉靖本”在内吗？

从嘉靖本看，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其主导方面，依然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这个形象，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是判然有别的。

如，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貌。

曹操和刘备一样，都是在镇压黄巾的不义之战中登场的。曹操镇压黄巾这一不光彩经历，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他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讨卓事件”。这段故事，是以《三国志》裴注为基础，参考了《平话》，经作者巧妙加工，糅合而成的。

小说详尽描绘了讨卓事件的背景。董卓入洛阳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文武百官，一筹莫展，处境狼狈。就在满朝公卿相聚一堂，谈虎变色，“尽皆掩面而哭”之际，坐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此人，便是骁骑校尉曹操。他毛遂自荐，决意冒杀身灭族之险，谋刺董卓（见《曹孟德谋刺董卓》一节）。谋刺董卓的行为，果敢但又鲁莽，结果是失败了。之后，曹操潜归故里，发矫诏，招义兵，会盟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

会盟讨卓几节，写得有声有色，其阵容，其声势，都相当壮观。这些文字，实际上是为曹操立传。令人不得不赞赏的是，这次联合行动虽由曹操发起，但他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自己则呼前跑后，甘愿充当联络员之类的角色。他一面尽心尽职辅佐袁绍成其大功，一面与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进行有理有节地抗争，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当董卓连战失利、溃退长安之际，又是曹操当机决断，乘胜追歼残敌，企望一战而天下定。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便从此夭折。

讨卓的失败，打消了曹操对大军阀们的幻想。在与袁绍们同谋共事的过程中，他发现，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疥癣之徒，把安邦定国的大计寄托在这伙人身上，无疑是钻冰求酥。“竖子不足与谋！”这是曹操从讨卓中取得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讨卓的失败，恰恰是曹操芟刈群雄、削平海内、统一北方这一壮举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被描写得才能出众，充满生机。《三国志》说他“运筹演谋”“明略最优”，小说对这种评语，作了形象生动的“注释”。以官渡之战为例。罗贯中对这场战事的描述，虽不似赤壁之战那样酣畅淋漓，但读来却使人感到质朴自然，真切可信。《三国志·武帝纪》记述这一战役的文字，不满六百字，《平话》中是个空白。罗贯中凭借有限的素材，充分发挥他的艺术想象力，把史书上的六百来字，扩展为六千余字，借助对比、烘托手法，十分经济地、从容不迫地揭示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正是在朴素无华的笔墨中，把曹操“以至弱当至强”（他以粮草不足的七万人摧毁了袁绍粮草充裕的七十万人）的才能和气度，描绘得惟妙惟肖。“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官渡的一场竞赛中，袁绍的实力虽十倍于曹操，可是，他刚愎自用，拒不吸纳谋士的智慧，结果化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落得兵败将亡，众叛亲离。曹操则与此相反。在平定袁绍的全过程中，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择善而从，灵活机变，结果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一举挫败强敌，奇迹般地壮大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曹操的主观能动性被表现得恰到好处，令人叹服。此外，在平定吕布、张绣、马超的最后决战中，也都十分生动别致地再现了曹操坚韧的进取精神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罗贯中笔下，曹操不仅是“运筹演谋”的指挥官，而且是“披坚执锐”的斗士。从《曹操起兵讨董卓》始，到《魏太子曹丕秉政》止，作者以大笔浓墨，描述了曹操三十余年戎马关山、南征北讨的军旅生涯。征袁术时，攻城不利，他“自至城下，看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下，有两员末将临危退缩时，他“掣剑亲斩于城下”“自下马，接土填坑”。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看见，并皆失色”（见《曹操会兵击袁术》一节）。这类情节，均不见于史书与《平话》，而是罗贯中的艺术创造。即使在吃败仗和暂时受挫的局势下，曹操也总是被写得乐观、豪爽，对扭转战局满怀信心。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和诸葛亮虽个性色彩迥然不同，但都是一旦认定目标，便锲而不合，百折不回的人。

再如，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

千百年来，一直盛传着刘备“泣送徐庶”“三顾茅庐”的故事，其实，在嘉靖本中，类似的佳话，曹操比刘备实有过之。只是由于毛本的广泛流传，扩大了拥刘反曹的偏见，致使曹操知人善任的远见卓识，或被忽略，或被曲解了。

历史上的曹操，原以知人善任著称。司马光说他“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对此，罗贯中非但没有抹煞，且以赞赏的笔调，细腻入微地展现了出来。“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这句名言，说明他深刻地理解人才、路线和事业的关系（见《曹操引兵取壶关》一节）。他在用人方面的识见，早在会盟讨卓中，在对待刘、关、张的器重上，已初见端倪。此后，由于他不论贵贱，唯才是举，攀龙附凤的谋臣策士，纷至沓来，呈现了“文有谋臣，武有勇将，翼卫左右，共图进取”的兴盛局面。史书中说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从小说中看，此论并无夸张。曹操一方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绝，比之吴蜀，有明显优势。李卓吾（或托名者）批评《三国志演义》中，每读至曹操爱将惜才的情节，便禁不住由衷赞叹：“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文若（荀彧字。—引者注）的有计策，老瞒亦能用之，所以成大业也。”“只一庞德，孟德多方得之，如何不干得成事业！”李卓吾（或托其名者）之所以连连感叹，是被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激发出来的。在这一系列画面中，曹操对典韦、许褚披肝沥胆，典韦、许褚舍生忘死扶救曹操，以及曹操两祭典韦、三哭郭嘉、痛悼庞德等场景，都令人过目难忘。一部百二十回的巨著，仅有刘备三请诸葛、孙权抚慰周泰等故事，似可差与比肩。

曹操威镇中原、位极人臣以后，在用人问题上的胸怀，更加广阔。他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并不拘泥于一人一将之得失，而在于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以吸引一大批真正理解并忠于自己事业的将士。厚遇刘备、不追关羽的故事，就十分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政治胸襟。

刘备投奔曹操、曹操厚遇刘备的故事，不见于《平话》。这个故事，是据史书有关记载，经过艺术想象，生发而成的。从小说中看，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则自始至终以诚相待，恩礼并加，并允其来去自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此胸襟，真是谈何容易。刘备第一次投曹时，曹的谋士就力主翦除刘备，以绝后患，但当即被曹操断然拒绝。他懂得，“方今正用英雄之际，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做“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的蠢事。他待刘备“以上宾之礼”，表荐他为豫州牧（见《曹操兴兵击张绣》一节）。不久，刘备再次被吕布所困，失城池，散二弟，陷老小，弄得不胜狼狈，复来投奔曹操。曹操一如既往，热诚款待。平定吕布后，又引他觐见献帝，拜左将军之职，封宜寿亭侯。此时，一班谋臣无不为曹操担忧，并提醒他说：如今皇帝认刘备为叔，这等局面，恐“于主公无益”。曹操则恢廓大度地回答：“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能外向耶？”依旧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见《曹孟德许田射鹿》一节；毛本已删改）。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学圃搞韬晦之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之后，刘备借截击袁术之机，取得兵权，叛离曹操而去。至此，曹操也不深加追究，他只是笑了笑说：“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怨矣。”干脆了事大吉（见《关云长袭斩车胄》；毛本已删）。在那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操宽宏豁达的气度，怎能不赢得部属的拥戴和舆论的同情？正如程昱所说：“主公有王霸之才，某等皆不及也。”

曹操礼遇关羽，更是小说中脍炙人口的精美文字，其高潮是为关羽送行。《平话》中关羽离曹营一段，十分粗陋，那里面的曹操是个凶狠怯懦的笨伯。罗贯中对《平话》提供的线索，予以根本改造，他精心构思，细心创作，不仅丰富了情节，重要的是，他把本来贬斥曹操的故事改造为褒扬曹操的故事了。罗贯中是这样写的：曹操得知关羽不辞而去的消息。先是“大惊”，但很快镇定了下来，明智、通达、干净利落地处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一是赞赏关羽之行。对关羽的离去，曹的部下皆忿忿然，有的主张追而杀之。曹操力排众议，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千金不可易其志……此等之人，吾甚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二是笼络关羽之心。曹操非但不追诛关羽，而且“轻身”“飞奔前来”，亲自为关羽送行。此举当即得到反响，关羽表示：“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逢，别当酬之。”（毛本有删改）三是成全关羽之志。赠别之后，曹操又三番委派专使，通令沿途关卡不得刁难关羽一行。他何以如此周到？仍在“取信于天下”。嘉靖本于此处引诗评曰：“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见《云长擂鼓斩蔡阳》一节；毛本已删）“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这是“李卓吾批评三国志”一书的评语。在这个故事中间，罗贯中还特意插入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赞扬曹操的一段话：“曹公知公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毛本已删）

以上是爱将惜才，并准其来去自由的佳话。

曹操“不念旧恶”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破袁绍后，发现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谋士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将书焚之，遂不再问”。袁谭死后，王修无视曹操禁令，前往哭尸，曹操不仅不怒不恼，反而视王修为“义士”“礼修为上宾”。攻占汉中后，“念张鲁封仓库之心，重重相待，封鲁为镇南将军。”凡此种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颇得人心，也符合曹操集团的长远利益。

曹操与部属相处，还有个十分可贵的作风，即从谏如流。在罗贯中笔下，曹操虽机谋出众，却并不刚愎自用。通常情况下，他能博采众议，以部属的智慧弥补自己之不足。在小说中，描述曹操听从劝谏，改变原有决策，进而夺得胜利的文字，达二十余处。官渡之战相持阶段，曹操“军马疲乏，粮草缺少”，意欲退军，又“迟疑未决”“乃作书”，遣人去许昌，向荀彧讨教。荀彧回书力主“画地而守”，待机反攻，“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各效勇力守之。”（见《曹操官渡战袁绍》一节）郭嘉才智超人，一直受到曹操器重；他病亡于征途后，曹操在极度悲痛中，仍一丝不苟，虔诚地照他的遗计行动，从而，勿需一兵一卒，至为妥善地解决了辽东问题（见《郭嘉遗计定辽东》一节）。这些故事，具体生动地揭示了主公与部属之间谐洽无间、肝胆相照的正常关系。

纵观嘉靖本，曹操断然拒谏、一意孤行的情状，并不多见；而听到劝谏后，便“曰然”“曰善”“大喜”“回嗔作喜”“从之”“赦之”“乃免”“遂罢”等等，却俯拾皆是。即使对提过错误意见的人，他也能予以鼓励，以保护他们勇于劝谏的热诚。西击乌丸凯旋回师后，第一件事，就是“重赏先曾谏（阻）者”，即大力抚慰反对西击乌丸的人。他说：“孤前乘危远征，侥幸成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这等胸襟气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后人赞叹说：“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

有人以祢衡为例，证明曹操不识贤愚，气量狭小，不能容人。曹操是否有气量狭小的毛病？无疑是有的，《三国志》就说过“太祖性忌”。但祢衡的例子，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试想，“曹操是个办事人”，他喜欢的自然是能够对他的事业有益无害的才人壮士。祢衡的表现如何呢？他除了小题大作地“脱了光膀子骂人出风头”外，还有什么业绩？孔融向曹操推荐此人的时候，也不得不事先声明说，此人“不能容物，出语伤人”“几番欲荐于丞相，诚恐冒渎”（毛本已删），可见，祢衡是惯于无理取闹的。尽管如此，尽管他当众侮辱了曹操（而且还颇有点泼皮牛二的味道）'，更侮辱了一班文臣武将，曹操也并没有杀他。“魏武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李白这两句诗比较切合曹操当时的心绪。曹操对祢衡轻蔑得很，轻蔑到不屑于杀他的地步。

再如，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

历史上的曹操，是以奖惩分明著称的。司马光说他“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这一点，《平话》不曾触及，小说中却有逼真的描绘。姑举数例。

淯水兵败后，夏侯惇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厉制裁。被制裁者不满，反诬于禁“造反”。于禁受诬，并不剖白，“分辩事小，退敌事大”，大敌当前，他仍全力整兵坚垒，迎击张绣，义无反顾。这等襟怀举止，使曹操大为动容。战后，当即表彰他说：“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赐他“金器一对”“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见《曹操兴兵击张绣》一节）。

博望兵败后，得知于禁曾提出过较为切实的作战方针，只是由于夏侯惇一意孤行而致败。于是，又一次厚赏于禁（见《献荆州粲说刘琮》一节）。李卓吾读至此处，又不胜感慨：“战败赏人，此等举动，他人莫及。”

徐晃挫败关羽后，曹操重赏三军，遍观徐晃所战之地，“大喜而赞曰”：“孤军兵三十余年，不能及也。”（毛本已删）“徐晃之功，逾于孙武穰苴矣！”“徐公明真有周亚夫之英风矣！”（见《关云长大战徐晃》一节）

曹操嘉奖功臣，热诚慷慨，而惩处违纪者，则毫不容情，亲眷子侄亦不例外。爱子曹彰即将率部出征，曹操郑重告诫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有王法，尔可戒之。”堂兄弟曹洪，“年幼躁暴”，不听劝谏，失掉了战略要地潼关。“操大怒，喝斩”之。虽经“两班文武，皆跪”请免，也判了个死缓，“待日后有功准罪，无功诛之”（见《马超兴兵取潼关》一节）。

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也是他法制观念的重要体现，以往，常常把它当作玩弄权术的表演而加以否定。在这段描述中，曹操确有故作姿态的举动，如“掣所佩剑欲刎”之类，但是，故事的主导方面，却颇有深义。自春秋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强调“法不加于尊”“刑不上大夫”一类超脱法制的特权，而作为丞相和行军主帅的曹操，在战马受惊，无意中践踏麦田之后，却能清醒地意识到：“吾自制法，吾自犯法，何以伏众乎？”并坚持以割发自惩的方式，来维护法令的尊严，致使“万军悚然，兆民受福”。这种执法守法、律己儆百的作风，时至今日，不仍然是难能可贵的吗？《三国志演义》中名将如云，治军有方的佼佼者，也大有人在。但是，在治军方面，赏功罚罪如此严正不苟的人物，也只有曹操、孔明、吕蒙而已。

再如，体恤百姓、惜农以时的民本思想。

曹操采取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可引性措施。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曹操这个方面的作为，但不少章节，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他保护和重视农业的清明愿望。征张绣时，他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并皆斩首”。此令一出，“凡官军过麦田，并皆下马，以手扶麦相递传送而过”，沿途百姓无不“望尘遮道而拜，称颂圣德”（《曹操会兵击袁术》）。征袁绍时，他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于是“军民震服”。仓亭大捷后，众将领一致要求乘胜进兵冀州，熟稔兵法的曹操，否决了将领们这一合乎用兵章法的请求。其理由是“见今禾稼在田”，连续进兵，“枉废民业”“姑待秋成，取之未晚”。众将领困惑不解，议论不休。曹操开导他们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曹操仓亭破袁绍》；毛本已删）正是在民本思想支撑下，围困冀州时，曹操“教于后军讨粮食”，济助“在城中受苦”的数万百姓（毛本已删）；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告：“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曹操引兵取壶关》）

有人说，曹操这一套做法，纯系刁买民心，万不可被他迷惑了眼睛。这种见解，似是而非。曹操本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行为，自然谈不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无需时时事事加以说明的。他的严明军纪，惜农以时，体恤民情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巩固所得城地，发展自己的实力，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曹操对民和邦的关系，说得何等清楚。他和一切有头脑的古代政治家一样，恤民、养民与用民、使民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互动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角度着眼，说曹操是在刁买民心，无疑是可以的，但实际又是多余的。何况，在罗贯中笔下，“刁买民心”（姑且用这个词）的头号专家并非曹操，而是刘备。所不同的是，刘备的“刁买民心”，大都是姿态性的，主要起着造舆论的作用；曹操的“刁买民心”，则大都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法令上，对安定秩序，呵护生产，当即收效。正如章太炎《魏武帝颂》所说：“务稼穑故民孳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一个古代政治家，能时时事事察觉人心向背的极端重要，能时时事事记得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在拟定政策法令，采取重大决策时，能密切关注平民百姓的情绪，毕竟是明达过人之处。

再如，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求实精神。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纷纷崛起。罗贯中的小说，成功地再现了“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氛围；再现了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吞吐八荒、炙手可热的气势；也再现了以帝后为中心的公卿士大夫集团对曹操猜忌谤议、积毁销骨这一严重局面。有史以来，任何识见超迈的宰相，都难以取得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仍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从《白门曹操斩吕布》之后，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对峙，就日趋尖锐并表面化了。曹操的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对这一局势，曹操了如指掌，但他不畏人言，不惮风险，无意激流勇退。他在《大宴铜雀台》一节中，发表了一篇自明心迹的讲话，其中虽难免有冠冕堂皇之辞，但主旋律是称得上磊落坦荡的。他说：“或有一等人，见孤强盛，任重权高，妄相忖度，言孤有篡逆之心，此言大乱之道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孤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害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他是在权衡了于己于国的全部利弊之后，才确定了这种决心。不篡位，也不弃权。不能因为害怕戴上篡逆的恶名而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灾难。古今有识之士，大都欣赏曹操不畏人言的精神。这一性格特征，同样没有被罗贯中埋没。

综上所述，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被作者赋予了多方面的、色彩分明的英雄性格内涵。面对这一系列描述，无论如何，也难以得出“肆意歪曲历史、肆意丑化曹操”的结论。这样的《三国志演义》，怎能看作曹操的谤书？这样的曹操形象，怎能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相提并论？

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五个方面的描写中，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在这些地方，作者不仅通过生动感人的情节场面，有时还借助“特别地说出来”的方式，抒发对曹操的赞赏之情，如郭嘉、荀彧论曹操的“十胜”“四胜”（毛本删去“四胜”），王粲誉曹操为“人杰”（毛本已删），以及若干直抒胸臆、热情褒扬曹操的诗词论赞（毛本多已删）等（参见拙文《三国演义嘉靖本与毛本校读札记》）。

由此可见，把曹操形象与董卓形象相提并论，是不符合作者旨意的。把曹操形象与袁绍、吕布等形象相提并论（尽管也承认曹操比他们“机智而有才能”），也是不符合作者旨意的。从嘉靖本看，罗贯中笔下的曹操，与诸葛亮、周瑜、刘备、孙权一样，都是大动乱中涌出的、卓尔不群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形象。他具有这一阶层人物的英雄气质，同时，由于具体的政治环境、生活经历和心理素质的不同，又产生了他独特的性情、风格和行动。当我们习惯地注意到曹操形象中那些常常被人诅咒的成分（对此，下面还要一一论析）的时候，万万不可以偏概全，无视这个形象中所包含的令人喜爱的英雄气质。

种种恶德不属于“琐碎的个人欲望”

曹操终归是封建社会中的英雄人物，他不可避免地带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阶层的印记。这种印记，也被罗贯中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如专权僭越，用法峻急，玩弄权术，虐杀无辜，骄盈自矜等。对这些印记，有必要摈弃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放到具体历史条件下，客观地、求实地予以评说，不宜笼统地贴上至坏至恶的标签了事。

罗贯中生动地再现了曹操的专权僭越，再现了他对皇帝的不恭，对皇权的亵渎。许田射鹿、封魏公魏王、大宴铜雀台等引人注目的文字，均夸张地、传神地描绘了曹操这一侧面。对此，究竟如何评价？自南宋以来，平庸昏聩而又欲传世久远的当权人物，大都据此忌恨曹操；道学家们则借此侮谩曹操；善良的读者和平民百姓中听书看戏的人们，也大都由此而厌恶曹操。仿佛曹操的专权僭越，威胁着一切人似的。其实，这是“君臣父子，定位不易”等纲常伦理思想所制造的混乱。从小说中看，自《迁銮舆曹操秉政》以后，曹操的权势欲望的确日渐强烈。他凭着勤王有功，在“奉诏讨贼”的凯歌声中，不断发展着自己。但是，小说同时告诉人们，曹操的权势尽管不断扩大，可它一不危及百姓耕稼，二不曾篡位改元，它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无论汉献帝们有多少理由不欢喜曹操，平民百姓却没有任何必要为他的专权僭越而谴责他。李卓吾是个十分通达的人，他懂得把曹操这种不合纲常伦理的行为，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得出了与世俗观念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曹操的专权，并非决定于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他的《强臣论》中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必先之以庸君也。“所谓强臣者，正英主之所谓能臣，唯恐其礼待不优者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这就是说，有庸君才有强臣，有汉献帝的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生活在“龙颜”即刘邦崛起的年代，辅佐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便当然是汉初三杰那样的开国元勋了。这种见解虽则针对历史上的曹操而言，但用到罗贯中的曹操身上，也比较切合实际。罗贯中虽然不似李卓吾那样明达，他对曹操的专权也是很不以为然的，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也真实地暴露了献帝的平庸怯懦，满朝文武的昏聩无能，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再现了“造成”曹操专权僭越的客观环境。这些，对我们了解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君臣关系，透视封建世袭制度、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弊病，是很有帮助的。

历史上的曹操，在镇压政敌时，手段十分严酷。他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甚至因此误杀错杀了不少无辜官吏。对他的这一侧面，小说作者在收杀董承、伏完、耿纪（韦晃）集团的情节中，表现得极为分明。对此，又当作何评价？可以肯定，无辜官吏的被株连，的确值得同情，曹操几番镇压政敌，都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是，从有关事件的发生发展中，可以看出，挑起那一场场争斗的，不是曹操，而是尸位素餐的帝后势力。曹操对他们的严酷无情，是在他们依仗着什么“衣带诏”之类不断搞突然袭击的紧迫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措施。曹操在收伏后时，曾痛斥她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我不杀汝，汝必杀我。”这话，并非强词夺理。“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曹操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不得不狠狠打击舐痔固宠的腐败政治势力，这也可以说是时势使之然吧。究其性质，似不应与“徐州屠城”之类嗜杀无辜事件同日而语。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确善于玩弄权术。这一侧面，通过诈中风，割发代首、哭袁绍、杀王垕、礼葬关羽首级以及与许攸论粮等故事，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在上述故事中，曹操的奸邪诡诈、灵活机变以及由此赢得的功利和成效，都写得精彩动人。显而易见，曹操的奸邪诡诈和刘备的虚假伪善—样，已成为人物性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这一个”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之一。小说对曹操这一侧面的描述，也大体上符合同名历史人物的本来风貌。在历史上，玩弄权术的曹操仍不妨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那么，评价罗贯中的小说时，怎能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人物玩弄权术的性格元素，就给它安上“诽谤曹操”的罪名？或由此而视之为“阴谋家的艺术载体”？试问，哪个古代大政治家不玩弄权术？哪个杰出的政治家因为玩弄权术而被打入另册？玩弄权术，是一切统治阶层头面人物（包括伟大的杰出的在内）不可短缺的政治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高明与拙劣，显露与隐晦而已。在罗贯中笔下，仅就玩弄权术说来，诸葛亮就不比曹操逊色。不靠权术，他怎能“三气周瑜”而赢得荆州？不靠权术，他又怎能诱使刘璋上钩而夺取益州？有趣的是，诚笃敦厚的刘表和刘璋，不过是历史的垃圾，而权谋机诈的诸葛亮却受到历代读者的敬重。这充分说明，罗贯中在把握历史角色中，自知不自知地交替使用两架天平，道德天平和历史天平。设计历史人物，不能不考虑到他对历史贡献之大小，而不仅仅是关注抽象的道德情操之优劣。在评价历史小说中同样杰出的历史人物形象时，应当使用历史天平道德天平并重的同一把尺子才是。

简言之，曹操的专权僭越、用法峻急、玩弄权术等“恶德”，都不宜视之为与生俱来的纯粹的“琐碎的个人欲望”，而主要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潮流中得来的。这些描述，对我们了解统治阶层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认识这种较量的特点和规律，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然而，这是就其客观价值而言。在作者主观思想上，却不可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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