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精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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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济济人：仁济医院早期故事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仁济济人：仁济医院早期故事/苏精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13213709
Ⅰ.①仁… Ⅱ.①苏… Ⅲ.①医院历史上海 Ⅳ.①R1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11344号
仁济济人：仁济医院早期故事
著者：苏精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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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6.5
字数：196千字
版次：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313-21370-9/R
定价：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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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31011198自序
仁济医院在上海，我在台北，我和仁济医院结缘却远在英国的里兹（Leeds）。1992年时我辞去工作，到里兹大学读硕士，以19世纪中叶来华的传教士麦都思与墨海书馆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由于仁济医院是传教医生雒颉和麦都思结伴到上海后于1844年所创，两者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在抄录麦都思与墨海书馆的档案时，一并关心了雒颉与仁济医院，并产生极大兴趣，此后也留意搜集相关的一手史料，多年下来积累不少，只因我的本行是印刷出版史的研究，并未涉及医学史的领域。
直到2017年时，仁济医院举办第一届院史论坛，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知道我对仁济素有兴趣，推介我参加论坛，承院方相邀，我便以仁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院长笪达文为题撰文赴会，从此展开自己对仁济早期历史的研究，接连撰写了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仁济医院也邀我参加后续举办的院史论坛，如今更蒙院方慨然相助出版本书，作为仁济医院175周年庆的纪念之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年萌芽于远方异国的缘分，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岁月芢苒，竟然成为具体实在的一本书，而且还是一项纪念性的献礼，真是我个人的莫大荣幸，这要感谢高晞教授的鼓励，仁济医院郭莲书记、闵建颖副书记的慨允赐助，以及袁蕙芸老师的美意安排，本书才得以问世，也请各方读者指教为祷！苏精2019年5月30日于台北斯福斋仁济医院的创办人雒颉
雒颉（William Lockhart,1811-1896）是上海仁济医院的创办人[1]，他在西医来华的历史上有几个很有意义的创举：第一，他是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和英国最早来华的传教医生，在1839年初抵达中国，开启了此后超过一百年的英国在华医药传教事业；第二，雒颉在鸦片战争后于1843年成为第一位抵达上海的基督教传教士，随即创立著名的仁济医院，这家医院至今一直是上海重要的医院之一；第三，他在1861年时又成为率先进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也随即创立北京施医院，后来变成协和医院至今。
由于这些历史性的创举及其影响力，雒颉是在华传教医学界和西医在华史上的重要人物，所以，关于近代中国医学史的各种论著经常提到他。但是，专门以他为对象的学术性论著却相当罕见，甚至有研究者抱怨关于他的文献史料太少了，只有他自己撰写的《传教医生在中国》（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2]Years' Experience）等数量非常有限的文献可用。
其实，关于雒颉的史料并不少，而且手稿与印刷品两种形式都有。手稿中最重要的是保存在伦敦会档案中的雒颉文献，从1837年起到1896年止，延续60年之久，其中他亲笔所写的书信就有六十余封，加上他和其他传教士联名所写的，伦敦会秘书写给他的，以及其他传教士信中提到他的各种内容，合计在100封以上；还有伦敦会的理事会有关他的一些决议事项，他早年报名参加伦敦会的文件与推荐信，他在华期间的个人支出账目等，都是珍贵而重要的文献。至于印刷形式的雒颉史料，最重要的是他在澳门、舟山、上海、北京等地办理医院的历年年报，这些年报大部分以单册形式出版问世，早期的则收在《在华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年报内，或由杂志刊登转载，合起来正好完整无缺；其他的印刷史料还有当时在华的英文报刊如《中华丛论》（The Chinese Repository）、《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以及在英美的报刊，时常报道他的医疗活动，或刊登他的单篇作品，或评论他的书与言论，等等。1995[3]年时雒颉后人又将他的一些家庭信件打字本公之于世。以上这些手稿和印刷的史料合计，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而且重要，足以作为研究这位重要的在华传教医生的史料。
既然不乏史料，何以又少见专以雒颉为对象的论著？这和他的手稿笔迹相当难以辨识有关，早年他的姐姐已不止一次说他的笔迹实在[4]过于潦草难认，后来伦敦会秘书也常要助手先誊清他的来信才容易
[5]辨识，而近年他的后人特地费心将其家庭信件内容打字后公开，却[6]仍留下许多无法辨识的部分。因此要利用上述他留下的各种史料进行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辨认解读他的手稿笔迹，这需要极大的耐心才能进行。
本文就以伦敦会的手稿档案与雒颉的医院年报为主要依据，再参考其他的相关史料，以年代先后为经、言论行事为纬，探讨他来华的原因与经过、在华初期五年的活动、在上海创立与经营仁济医院的情形，以及他第二次来华进入北京建立施医院的状况等，希望能比较深入而清楚地勾勒出这位西医来华史上重要人物的思想言行，以及他所代表的19世纪中叶西医在华的角色与处境。[1]仁济医院创立初期称为“施医院”或“施医馆”，到1862年医院新建筑落成时改称“仁济医院”或“仁济医馆”，英文名称则先称为Chinese Hospital,有时也称Shantung Road Hospital,1928年起改称Lester Chinese Hospital等，本文为行文方便都称为仁济医院。[2]Ronald B.Dietrick,The Man the Church Forgot: And Other Early Medical Missionaries Who Made a Difference （Maitland,Fl.：Xulon Press,2007），p.77.W.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1861.[3]The Lockhart Correspondence: Transcripts of Letters to and from Dr.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and His Family.n.p.：A.P.Hughes,1995.SOAS Library: MS 380645.[4]The Lockhart Correspondence: Transcripts of Letters to and from Dr.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and His Family.，pp.29-30，Eliza Lockhart to William Lockhart,Liverpool,21 May 1833；ibid.，pp.36-37，E.Lockhart to W.Lockhart,Liverpool,17 June 1833.[5]雒颉于1860年代从北京写回伦敦的信，笔迹潦草难认，伦敦会秘书经常需要人先誊写一遍。[6]A.P.Hughes,Dr.William Lockhart,1811-1896：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n.p.，1995.Typescript.一、来华背景、原因与经过
1811年10月3日，雒颉出生在英国第二大港埠利物浦（Liverpool）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祖父自苏格兰移居利物浦，经营纸张小生意，父亲则是利物浦海关的职员。雒颉5岁时丧母，15岁时又丧失兄长，他和父亲、姐姐三人相依为命。
雒颉是19世纪初英格兰的社会与医学教育制度养成的外科医生典型。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当道，科学知识大增，中产阶级的数量与经济能力大幅增长，社会对合格医生的需求增加，而医生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也相对提升，许多新跻身为中产阶级的家长愿意付出昂贵代价让子女接受医学教育，以培育下一代成为收入丰厚又有专业形象的医a生，雒颉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位家长。当时英国的医生有内科医生（physician）、外科医生（surgeon）与药剂师（apothecary）三个专业，内科医生都出身于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但雒颉一家在基督教信仰上是公理会信徒（Congregationalists），不在英国国教会（The Established Church）的体制内，不可能进入那两所大学。至于外科医生与药剂师两者，虽各有专业，但其实都在为人诊治，只是两者的收费名义分为诊费与药费之别而已，许多医生也同时拥有外科医生与药剂师两种资格。至于外科医生的教育，苏格兰固然在大学中设有医学院，但英格兰另有制度，不论外科医生或药剂师大都从学徒出身，再到医院学习一段规定的时期后，通过皇家外科医生协会（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或药剂师公会（Society of Apothecaries）的考[1]试而取得从业资格。
雒颉读完基本的学校课程后，在16岁（1827年）时付学费成为利物浦一位药剂师帕克（Mr.Parke）的学徒，经历6年的学徒生涯，再于1833年前往爱尔兰都柏林（Dublin），进入当地最好的教学医院米斯医院（Meath Hospital），接受医生斯托克斯（William Stokes）[2]的理论与临床的教导。在规定的半年课程结束后，雒颉于1833年10月参加药剂师公会在伦敦举行的考试，通过后取得职业药剂师[3]（Licentiate of Society of Apothecaries,LSA）资格。随后他留在伦敦继续准备外科医生考试，并于取得药剂师资格的同月注册进入著名的盖氏医院（Guy's Hospital），向资深医生纪伊（Charles Aston Key）[4]等人学习解剖、外科、妇产科及临床等，半年后完成规定的课程，因为成绩优秀获得纪伊医生设置的外科奖金（Surgical Prize）荣誉，随即通过1834年4月底皇家外科医生协会的考试，取得职业外科医生[5]（Member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MRCS）资格。也就是说，雒颉担任药剂师学徒6年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连通过两项专业考试，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兼药剂师，当时他年仅22岁半。
青年医生雒颉先在公立的利物浦医院（Liverpool Infirmary）服务一年，接着担任利物浦埃弗顿（Everton）地区职业医生温赖特（William Wainwright）的助理医生，为期三年，到1838年加入伦敦会成为传教医生为止。
雒颉所以会成为传教医生，是19世纪初弥漫英国社会的海外传教风气的熏陶所致。从1790年代起，随着英国国力的日渐强盛以及对外殖民事业与贸易的发展，英国基督教的各宗派也相继组织海外传教团体，派遣传教士向全球各地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福音，以成立于1795年的伦敦会为例，到1835年底为止的40年间，共派出了335名传
[6][7]教士，包含到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向华人传教者14人。此种规模可观的全球传教事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经费才能支持，因此伦敦会及其他传教会分别在英国各地普遍建立分支机构与后援团体，也编印分发各种书刊全力宣传，并不断举办演讲、聚会、祷告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以吸引基督徒加入传教士阵容或踊跃捐款支持传教工作，由于这些组织、宣传与活动，海外传教成为19世纪初英国持续进行的一种社会运动。雒颉也受到此种社会氛围的强烈感染，他本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所属的公理会教派是伦敦会最主要的成分，而且他所属教会的牧师凯利（John Kelly）就是伦敦会在利物浦的重要支持者，所以当伦敦会决定派遣传教医生并公开招募志愿者时，雒颉便挺身而出应征。
伦敦会是最早派遣传教士来华的传教会，有些早期来的传教士也[8]进行了一些医疗活动，但最先派出专业传教医生的却是美国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该会的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于1834年10月抵达广州，在第二年开设医院为华人治病。当时也在广州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目睹伯驾的病人门庭若市的盛况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1836年回英国述职后建议伦敦会派传教医生来华，认为“医学与宗教结合并用，可望成为打开中国人心胸及其国家的最有效工具”[9]；麦都思又在参加同一年的伦敦会年会时发表同样的呼吁，也在自己巡回英国各地演讲时大声疾呼，要基督徒医生勇于到中国协助传教。在麦都思的努力下，伦敦会决定要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并在医学[10]期刊上刊登广告招募有志医生。
麦都思的巡回演讲中，有一次就在利物浦的雒颉所属教会举行，雒颉是在场的听众之一，他原已在传教和医学杂志上注意到麦都思的呼吁和伦敦会招募传教医生的广告，在聆听了麦都思的慷慨陈词后，[11]下定决心为中国的医疗与传教事业奉献自己。1837年12月13日雒颉写信给伦敦会秘书，表示受到伦敦会及麦都思呼吁有志医生前往中国传教的感召，他愿意放弃一切投身于此，并自我介绍其26岁，具有医生资格和执业经验，自认健康良好，足以承受相当艰苦的任务，[12]又表示他的父亲已同意让仅存的独子到中国为上帝服务，等等。
雒颉于1838年2月26日在伦敦接受伦敦会选举委员会两次面谈后，委员会决定向理事会推荐，任命他为对华传教医生，在同一天稍后举行的理事会批准，也决定雒颉应和即将离英返回驻地的麦都思同
[13]行。
1838年7月31日，雒颉与麦都思一家人从多佛（Dover）搭乘船只“乔治四世号”（George the Fourth）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航程，在同年11月5日抵达麦都思的驻地巴达维亚。雒颉从当地发回第一封信给伦敦会秘书，表示在航程中自己每天学习中文，并感谢麦都思的教导，得以获得一些进步，他发觉许多困难由于努力学习而消失，[14]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完全学会中文，和中国人沟通无碍。雒颉的自信并没有过分，当时已经是中国语文专家的麦都思在写给秘书的信中赞扬雒颉如下：我高贵可敬的同伴雒颉弟兄不停地努力研读中文，由于他的热忱和勤奋，他在航程中已经读完了孔子四书之一，开始读另一种，此外也通读了马礼逊的《中文会话》和其他书。他发觉直接学习中国经典和掌握最困难的文体有其好处，此后学习白话惯用语就显得容易了。有些人来了两年仍不敢攻读困难的四书，只限于专读传教小册和欧洲人在华出版的书，因此没能如同雒颉这样[15]在航程中就获得如此大的进步。
麦都思认为，以雒颉学习的态度和先文言后白话的学习方法，应该很快就可以在中文上有所成就，有助于未来的工作。事实正如下文所述，雒颉来华后两三年就能英译中文医书并出版，足以印证他的自信和麦都思的赞扬与期许确是名副其实的。
雒颉在巴达维亚停留一个月后，又搭乘原船继续北上，由于船医在登船的第二天就染病卧床，即由雒颉在抵达中国前的49天航程中持续代理船医工作，经常一天得治疗多达25名病人，直到1839年1月[16]26日终于抵达香港，也结束了从英国出发以后几乎长达6个月的旅途，他立刻就转乘小船前往澳门，展开在中国的全新生涯。[1]关于19世纪前期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医学教育与证书制度的文献很多，笔者参考者有：Joan Lan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Patient: A Guide to Sources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Stroud: Sutton,2000），pp.1-30，'Medical Apprenticeship and Training.' Irvine Loudon,'Medical Education and Medical Reform,' in Vivian Nutton and Roy Porter,eds.，The History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Britain （Amsterdam,Atlanta,Ga.；Editions Rodopi,1995），pp.229-249.Susan C.Lawrence,'Private Enterprise and Public Interests: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Apothecaries' Act,1780-1825，' in Roger French and Andrew Wear,eds.，British Medicine in an Age of Reform （London: Routledge,1991），pp.45-73.R.Milnes Walker,Medical Education in Britain （London: The Nuffield Provincial Hospitals Trust,1965），pp.1-26，'Medical Education before the Goodenough Report.'[2]The Lockhart Correspondence，pp.10-11，W.Lockhart to his father,Dublin,4 March 1833.[3]Ibid.，pp.55-56，W.Lockhart to his father,London,4 October 1833.[4]Ibid.，pp.60-61，W.Lockhart to his father,London,22 October 1833.[5]Ibid.，pp.105-106，W.Lockhart to his father,London,30 April 1834.[6]John O.Whitehouse,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Register of Missionaries,Deputations,etc.，from 1796 to 1896 (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rdSociety,1896，3 ed.），p.100.[7]这14人名单见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3-89所载，其中含助理传教士与印工各一人。[8]例如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曾于1820年在澳门开设一家诊所，为华人治病数月（LMS/CH/SC,2.1.D.，Robert Morrison to George Burder,Canton,14 November 1820）；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的麦都思和在槟榔屿的戴尔（Samuel Dyer）两名传教士，都曾积极对华人施药并指导用法（LMS/UG/BA,2.B.，Walter H.Medhurst to the Directors,Batavia,1 September 1824；ibid.，Penang,3.2.B.，Samuel Dyer to William Orme,Penang,7 August 1830。[9]LMS/HO/IL,Extra,2.4.C.，W.H.Medhurst to J.Arundel,Hackney,1 March 1837，enclosure,'A Few Thoughts on Sending Out Pious Surgeons to China.'麦都思于1838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现状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书中，也以不少篇幅讨论亟需医生协助传教工作（534-544）。[10]LMS/BM,27 March,10 & 24 April,10 July,1837.[11]LMS/CP,Answer to Printed Questions,no.89，'William Lockhart.'[12]LMS/CP/William Lockhart,W.Lockhart to John Arundell,Liverpool,13 December 1837.[13]LMS/CM/CE,26 February 1838；LMS/BM,26 February 1838.[14]LMS/CH/SC,3.3.B.，W.Lockhart to W.Ellis,Batavia,17 November 1838.[15]LMS/UG/BA,4.D.，W.H.Medhurst to W.Ellis,Batavia,17 November 1838.[16]LMS/CH/SC,3.3.B.，W.Lockhart to W.Ellis,Canton,7 February 1839.a S.W.F.Holloway,'Medical Education in England,1830-1858：A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History，59：167 （October 1964），pp.299-324.特别是pp.314-317.19世纪前期英国著名的医生库珀（Astley Cooper）于1834年在国会医学教育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作证时，表示一名外科医生在出道前的六或七年学徒期间花费合计约2000英镑，库柏提醒有意向让孩子学医的家长要郑重考虑这笔可观的费用（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part.II,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London，（1834），p.97）。二、战争中的医疗工作
雒颉抵达中国的时机很不巧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此后的5年间他就在中英冲突的情势下生活，直到1844年在上海安定下来以前，分别在澳门、广州、新加坡、巴达维亚、香港及舟山的定海等地辗转流徙，也在这些地方为华人治病，包含在澳门和舟山两地开设医院。
其实，雒颉一开始还算顺利，他抵达澳门后找到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首席翻译官马儒翰（John R.Morrison），也是伦敦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他告诉雒颉许多重要有用的信息，两人于[1]1839年2月初一起前往广州。雒颉向位于广州的在华医药传教会申请成为该会医生，该会由在华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等于1838年设立，该会不设置专属的医生，但在各地建立医院和购置医药器材，并任命原属各传教会的医生主持，不过该会不负担医生薪水，也不干涉医生和原属传教会的关系，也就是医生薪水由原属传教会负担，医生继续维持和原属传教会的关系。这种做法让在华医药传教会任命的医生具有不相冲突的双重身份，而医生原属的传教会也免除设立医院与医药设备的负担，因此大受欢迎，来华的传教医生都乐于申请和接受该会任命。雒颉到广州时，在华医药传教会有广州和澳门两家医院，但只有伯驾一名医生，无法兼顾，因此雒颉申请主持澳门医院，于1839[2]年2月28日在华医药传教会的理事会议通过任命，成为该会第二位医生。
雒颉在广州和伯驾同住了6周，专心学习汉语。获得任命主持澳门医院后，他在3月中前往澳门准备开业，不料广州随即发生林则徐勒令英商缴烟及包围外商于十三行夷馆内的大事，直到5月下旬英商缴完鸦片并离开广州，危机稍解，雒颉的澳门医院也才在7月1日开张为中国病人看诊，但从这天到8月15日的一个半月间，总共只有[3]167名病人，他的时间主要仍用于学习汉语。接着情势又告紧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于8月25日下令所有英人即[4]刻上船，撤离澳门以策安全，雒颉也只能照办，关闭了澳门医院。
鉴于局势不见缓和，雒颉既无法看诊，又不能安心学汉语，他决定将澳门医院暂时交给美国传教士、也是在华医药传教会副会长的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代管，自己在1839年9月13日离华，经新加坡前往巴达维亚，在麦都思处暂住了五个多月，由麦都思指点学汉语，有时也协助麦都思的传教工作，雒颉觉得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获益
[5]很多，他在1840年5月1日离开巴达维亚，经新加坡小住，并于6月22日回到澳门。
鸦片战争开始后，战场向北扩展，澳门相对平静许多，雒颉也在回到澳门一个多月后的1840年8月1日重开澳门医院，收治中国病人。但这时情势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是伦敦会增派的第二名传教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已在1839年底到达澳门，并于1840年7月1日获得在华医药传教会的任命成为该会医生，协助澳门医院的经营[6]；二是英军于1840年7月初攻占舟山群岛后，马儒翰向在澳门的传教士建议前往舟山建立布道站，伦敦会和美部会共8名传教士为此于[7]8月6至8日接连开会讨论，虽然决议由两个传教会各派一或多人尽早前往舟山建站，却只有刚重开澳门医院的雒颉一人挺身而出，前往舟山，他认为舟山是个全新的地方，在当地建立医院可以更有效测试（test）在中国以医药辅助传教的策略会如何，除了能有效解除中国人的身体病痛之苦，也会比一般的口头讲道更能赢得中国人之心，他们会因此明白传教医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来，也是真正的平安使者[8]（messenger of peace）。于是雒颉在8月13日辞职，由合信于同日[9]接替主持澳门医院，9月1日雒颉从澳门搭船北上舟山。
1840年9月13日雒颉抵达舟山，当地经过战火后显得一片荒凉，雒颉说走在街道上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很难听到其他声音，后来才陆[10]续有避难他乡的民众回到岛上。当时舟山的英军病患非常多，雒颉也几次前往探望，给予精神和宗教的劝慰，但并未介入医疗事务，他更关注的是作为传教医生对象的中国病人。雒颉先借用英军的民政长官住宅的一部分并布置成诊间，从9月23日起为民众诊治，一开始寥寥无几，将近半个月后病人明显增加，英军司令官指定另一栋宽大的房屋由他承租，作为医院和住处。应该是免费义诊施药的缘故，雒颉很受民众欢迎，他也找机会附送传教小册子给识字的病人，又天天步行到各地村庄和民众谈话和送书，他几乎走遍了全岛，散发了6000本传教小册子，还四处张贴医院义诊的告示，结果原本只是定海街上或附近民众求诊，后来他的名声逐渐远播，除了本岛以外，有不少人从邻岛而来，还有些是从镇海、宁波远道来的病人。
直到英军撤离舟山前三天的1841年2月20日，雒颉在5个月中共[11]医治了3502名中国病人（不含回诊者），其中以眼科各种疾病患者1554人最多，占所有病人数的44.38%，雒颉仔细观察后认为，眼疾众多的现象并非因为中国人眼睛的形状或构造特殊，而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结果：①民众在冬季任凭北风和东北季风长期吹袭眼睛，导致组织受损并严重发炎；②中国人有理发后顺带“洗眼”的习惯，由剃[12]头师傅以象牙或竹片在顾客眼中刮除“脏物”的服务所致。
雒颉对于在舟山的医学传教工作非常满意，他说战争当然让人觉得不快，但他全心贯注于自己的工作，也察觉中国病人对他的好感，认为他是真心为了他们好而来到舟山。在抵达定海一个半月以后，雒颉写信告诉伦敦会秘书：“当我在两年多以前离开英国时，没有预料[13]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如此远的地步。”他也一再表示要留在当地不回澳门了，当中英双方谈妥英方撤离并交还舟山之后，他还曾试图透过英军司令官要求中方让他留在当地行医而未果后，只好在1841年2月23日登上英军“布伦德号”运输船，在第二天随军离开了舟山，于3月11日抵达澳门，10天后雒颉在撰写的舟山之行报告中表示：在中国民众间开展医疗工作让我感到满意，因为我能够借此吸引来大量的人，进而得到中国民众确实感谢外国医生照顾他们的证据，这反映在医院稳定增加的病人数量上，自从医院的目的为人知道后，就有民众远道而来，我在当地的最后六周中，有许多人从距离舟山南方20英里的一个岛上过来，有时一天达到四五十人，其中有许多重症病患，当我收拾病历表时，发现我在当[14]地共治疗了3502人。
回到澳门后，雒颉于1841年5月13日结婚成家，妻子凯瑟琳（Catharine Parkes）来自英国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沃尔索（Waltsall），比雒颉小13岁，生于1824年，早年父母双亡，凯瑟琳姐妹两人来华投奔在澳门的堂姐，即德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A.Gützlaff）的妻子，凯瑟琳来华时和雒颉是同一艘船“乔治四世号”的旅客，两人也在航程中相识，凯瑟琳很快学会中文，能和华人流利交谈，雒颉深信妻子这种能力将非常有助于自己未来的工作。[15]
雒颉结婚后，由于澳门医院已由合信主持，一时也没有机会再到舟山，而在澳门开业的一名西医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正要回英国一年，委托雒颉自1841年9月初起代理其医疗业务，酬劳300英镑，雒颉认为这样可以为伦敦会省下一年的薪水而接受了，此外他[16]也经常协助合信澳门医院的工作。这项代理职务于1842年9月1日期满，雒颉急于前往又被英军再度占领的舟山，他很快便订妥船位，9月8日携眷从澳门到香港候船，却逢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传抵香港，英国当局下令船只不得出海，雒颉因而无法北上，到了禁令取消后，东北季风已经变得强劲，没有船只要前往舟山，结果雒颉一家竟在香港等候将近9个月之久，其间他还负责监造了在华医药传教会新建的香港医院工程，直到1843年5月30日才得以登船向舟山出
[17]发。
雒颉出发前，已经收到伦敦会要求所属对华传教士在香港集合开会，讨论鸦片战争后在中国设布道站和人员资源的配置事宜，雒颉却以自己等候前往舟山已久，不愿因为这项会议而多耽搁为由，便在留下自己对会议主题的书面意见后，仍按预定计划启程，并在1843年6月13日抵达舟山。这次他在当地停留至1844年1月中才转往上海，在舟山停留七个月，比上次还长了将近两个月，但这次医治的病人一共只有1642人（含访问宁波期间医治的约200人），还不到上次的一半[18]数量。原来是这段时间的外在情势已经大有改变，战败的中国开放五口通商，雒颉也因此花费许多功夫和时间在考察五口中离舟山较近的宁波与上海。他到舟山不久，便于1843年7月初会同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Milne）前往宁波调查了一段时日；11月上旬又随同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到上海考察，12月中下旬再和麦都思前往宁波与上海两地调查，接着便回到舟山准备搬迁到上海的事。因此，雒颉第二度在舟山期间，实际为华人医治的时间不长，不但病人数量不到上次的一半，连他撰写的医疗报告[19]也简短得多。这些现象显示，雒颉再到舟山不久即已了解，战后的新情势带来更大的空间和机会，舟山只是战争期间尝试和汲取经验的跳板，宁波或上海才是更适合他发挥医学才能的地方。
非常难得的是雒颉在华初期虽然迁移不定，医疗活动也不能大力施展，他却用心研读中文和探讨中国医学，还出版了三种中医论著的英译本和评论：
第一种是《中国人身体解剖图说》（Description of a Chinese Anatomical Plate），1840年发表在《中华丛论》英文月刊，主题是中医书常见的脏腑图，雒颉将各部器官名称逐一译成英文并予以解说，他说翻译和解说这些内容并非觉得有助于西方医学知识的增长，而是认为在对中国人传播正确的医学知识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中国人的医学观念究竟如何；有意思的是雒颉文中的脏腑图不是取自中文医书，而是一本日文的青少年百科全书《训蒙图汇》，他表示此图虽然源自[20]中文书，却刻印得质量上乘。第二种是《达生篇》，1842年刊登于爱尔兰《都柏林医学报》（The Dubli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原书是清代通行的一部妇产科分娩及产后保健育婴指南，雒颉翻译了全书内容，原书的版本极多，他依据的是道光五年（1825年）的刻
[21]本。第三种是关于小儿接种人痘的译本，1843年刊登于《都柏林[22]医学报》，他依据的原书待考。雒颉翻译这三种医书即使都需要其中文老师帮忙讲解，但当时他来华不久，第一种译作发表时距他抵达中国不过一年半而已，十分难得。[1]LMS/CH/SC,3.3.B.，W.Lockhart to W.Ellis,Canton,7 February 1839.[2]The Hospital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39，p.2.[3]The Hospital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for the Year 1839，p.3.[4]LMS/CH/SC,3.3.B.，W.Lockhart to W.Ellis,Macao,25 August 1839.[5]Ibid.，4.1.A.，W.Lockhart to W.Ellis,Batavia,24 April 1840.[6]Ibid.，4.1.B.，W.Lockhart,B.Hobson and W.C.Milne to the Directors of the LMS,Macao,18 August 1840.[7]Ibid.，enclosure,'Proceedings with reference to a Mission on the Island of Chusan.'[8]LMS/CH/SC,3.3.B.，W.Lockhart to W.Ellis,Macao,25 August 1839.enclosure,'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Medical Mission.'[9]雒颉在一封发给秘书的信上说自己于9月2日离开澳门（ibid.，4.1.C.，W.Lockhart to W.Ellis,Tinghae,26 October 1840），但在他的舟山日志中则说是9月1日离澳（ibid.，4.2.A.，J.R.Morrison,W.Lockhart,B.Hobson & W.C.Milne to the Directors,Macao,22 March 1841，'III.Mission to Chusan.'）。[10]Ibid.，4.1.C.，W.Lockhart to W.Ellis,Tinghae,26 October 1840.[11]LMS/CH/SC,4.2.A.，J.R.Morrison,W.Lockhart,B.Hobson & W.C.Milne to the Directors,Macao,22 March 1841，'III.Mission to Chusan.'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pp.21-33，W.Lockhart,'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Operations at Chusan in 1840-41.'[12]Chinese Repository，vol.10，no.8 （August 1841），pp.453-465，W.Lockhart,'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Operations at Chusan in 1840-41.'[13]LMS/CH/SC,4.1.C.，W.Lockhart to W.Ellis,Tinghae,26 October 1840.[14]LMS/CH/SC,4.2.A.，J.R.Morrison,W.Lockhart,B.Hobson & W.C.Milne to the Directors,Macao,22 March 1841，'III.Mission to Chusan.'[15]Ibid.，W.Lockhart to A.Tidman,Macao,10 June 1841.[16]Ibid.，W.Lockhart,B.Hobson & W.C.Milne to the Directors,Macao,30 September 1841.关于安德森，参见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pp.143-144.[17]Ibid.，4.2.C.，W.Lockhart to A.Tidman,Hong Kong,27 October 1842；ibid.，4.3.A.，W.Lockhart to A.Tidman,Hong Kong,30 May 1843.[18]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from March,1843 to June,1844，pp.20-30，W.Lockhart,'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Shanghai.'[19]Ibid.[20]Chinese Repository，vol.9，no.4，（August 1840），pp.194-200，W.Lockhart,'Description of a Chinese Anatomical Plate,Illustrative of the Human Body,with Explanations of the Terms.'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头书增补训蒙图汇》日文版10册、21卷，目录记为1789年京都九皐堂刊本，雒颉翻译解说的脏腑图在第4册、卷5、叶4。[21]The Dubli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vol.20，no.60 （January 1842），pp.333-369，W.Lockhart,'A Treatise on Midwifery.'[22]Ibid.，vol.23，no.67 （March 1843），pp.41-54，W.Lockhart,'A Short Treatise on the Preservation of Infants by Inoculation.'三、创立与经营仁济医院（一）选择上海《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促使雒颉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该往何处去。1842年10月27日，他在香港写信给伦敦会秘书梯德曼（A.Tidman），报告自己北上舟山受阻的消息，并讨论在即将开放的五口中，广州、厦门和福州已有传教士进驻或即将进驻，宁波和上海则还没有，他承认自己对两地所知甚少，但预备和美魏茶一同前往考察后选择一地进驻，也希望能从此结束自己的“流浪”（wanderings）[1]生涯，安定下来有系统地进行医疗工作。
1843年1~2月间，仍在香港候船到舟山的雒颉两度写信给秘书，很明显他倾向选择上海作为自己的驻地，而且还希望麦都思也能到沪一起分工合作：我相信……我将北上安顿于宁波或上海（很可能是后者）。上海的地位非常重要，是广土众民之区的中心，附近有数个重要的城镇，虽然据说上海是个不利于健康生活的城市，但目前看来是最适合我进驻的地方；同时，据了解本会将大幅度调整中国传教事业，我希望麦都思先生可以前来中国进驻于福州或上海，我[2]想上海应该更适合他。我想我应该到上海去开展我的医疗活动，因为我认为那里是我可以发挥才能的地方。我乐于前往上海，同时如果本会决定将[3]麦都思先生调离巴达维亚，他应该到最适合他的上海来。
到了1843年7月初，雒颉抵达舟山后，和美魏茶一同前往宁波进行调查，尽管他主张伦敦会应当在宁波和上海都建立布道站，也希望[4]尽快派人进驻宁波，但“上海还是两者中比较重要的。”其实，当时雒颉未到过上海，而且还听说上海环境不适合健康生活，但他认定了上海重于宁波，自己也乐于前往上海。
不久以后，雒颉终于有机会到上海一探究竟了。1843年11月初，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职，途经舟山暂停，雒颉把握机会征得巴富尔同意后上船随行，11月8日船抵上海，第二天登陆，成为最早到沪见证开埠的外国人之一。他在上海停留12天，同月20日才乘原船回舟山，并在离去前撰写长信向伦敦会秘书报告此行经过，除了叙述所见巴富尔交涉经过、租界地环境与当月17日开埠的情形外，还描述了自己调查上海的第一印象：上海有兴旺且重要的贸易，据说每年有大约4000艘帆船到此，城内外人口约有30万，主要官员是管辖松江、苏州两府的道台。所有的中国城市都相当不干净，上海也一样。此地有许多华美的店铺，许多住户是富有的家庭，居民似乎都很健康且能饱腹，商业区街道都相当繁忙。四周乡村全是平地，30英里内没有山陵，运河与村庄交织密布，是相当肥美的一大片冲积土地，生产大量的小麦、棉花与各样蔬菜，我各方向都走了四五英里远的路，发觉乡下很美也经高度开垦。我来以前认为此地不利于健康生活，但经我特别留意，却看不到有任何迹象，居民都显得强壮健康，当然这有可能目前是冬季的缘故，但即使夏季疾病流行，我觉得现在也会反映出来，而且由于小麦和蔬菜是此地四周主要的产品，土地必然是干燥的，而非如定海和宁波两地到处是湿地，这让我期待我们若在此工作，在天父的祝福之下能长保健康的状[5]态。
雒颉带着良好的印象离开了上海，事情也很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月后他又偕同麦都思来到上海。原来1843年8月26日，所有伦敦会对华传教士（除了在舟山的雒颉以外）在香港集会，商讨在通商五口和香港的人手配置事宜，决议中认为上海和宁波都适合建站，但传教士人数有限，不宜太过分散，要求麦都思、美魏茶和雒颉三人[6]在舟山会商后择一建站。结果会后美魏茶因故回去英国，麦都思于12月辗转到达舟山和雒颉会合，两人先到宁波考察，再于12月24日[7]抵达上海，两天后共同决定在上海建立布道站，随即分头办事：雒颉回舟山携来家眷及麦都思在上海，工匠与器材留在宁波，麦都思则[8]继续在上海寻觅可容两户家庭的住所。雒颉回到舟山后，于1844年1月中旬关闭了当地的医院，同月20日从舟山登船，24日抵达上海。[9]（二）创建初期
雒颉与麦都思共同创立伦敦会的上海布道站，并以讲道、医疗和印刷出版作为三项主要的工作，他们分别主持的仁济医院与墨海书馆，也分别成为近代上海和全中国的医学与印刷出版领域有显著影响[10]力的机构，墨海书馆在1866年时关闭了，而作为西方医学传入上海开端的仁济医院，几经演变仍然持续经营至今。本节先讨论仁济医院的创立与初期两年多（1844—1846）的经营，后文再讨论1846年建立医院院舍至1857年雒颉离华为止的情况。1.创业东门之外
在雒颉回舟山搬家期间，麦都思在上海找房子却不太顺利，租界内的房东见到外国人想租，都大幅度提高租金，租界外的民众则因不知官府对于租房给外国人的态度而不敢出租，最后麦都思只好由英国领事出面请县令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在城墙外任何地方租屋，麦都思才在东门外找到一户二层楼房，租金每年250元，因需要大修暂时无法入住，所以当1844年1月24日雒颉一家三口和他的妻妹抵达上海后，只能和麦都思都借住在一位英国商人怀特（James White）的家中，2月上旬整修完毕才搬进租屋，楼上居家，楼下作为医院和印刷所。[11]
1844年2月18日，上海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院终于开张了，民众知道是免费看诊配药，便争先恐后地前来求诊，开张一个月后雒颉写信告诉父亲：我每天都忙于医疗工作，病人拥挤着到我这儿来，数量多到实在不可能看得完。我正在寻找一间较大的房子，以便容纳住院病人，我现在的房子只能摆六张病床，也总是由动白内障手术的人使用着。有时我一天看300名病人，几乎每天都超过200人，街道上都是人，整天就想挤进来，他们日复一日来候诊，直到诊[12]治了为止。
这封书信显示，仁济医院有个顺利而忙碌的开始。从2月开张到同年4月30日为止，两个多月间雒颉共医治了3764个病人，和在舟山一样，最多的是眼科各种疾病，达2392人，占全部病例的63.5%。[13]这些病人除了上海本地居民外，许多从苏州、松江和附近的城市来，还有从崇明岛来的。对比于雒颉描述的人满为患的这种盛况，负责讲道传教的麦都思在初期非常小心谨慎，礼拜日在家举行聚会时，还得紧闭大门以防不测，也不敢在街上招徕听众，唯恐刺激战争失败[14]的中国人会有不利于外国人的态度和行为；相形之下，难怪雒颉会满意地表示：“这些民众对外国医生所展现的信任真令人高兴。[15][16]”“我非常高兴有这么好的氛围来进行我的工作。”
有些研究者认为，仁济医院成立之初只是诊所，后来才发展成医院，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误想象。上述雒颉的书信清楚地说明，仁济一开始就有住院病人，虽然只有6张病床，但确是医院而不只是诊所，在这封信的两个多月后，雒颉写给伦敦会秘书的另一封信上也说，自己建立的是一家医院和药房，需要动手术的病人就住院，他也[17]成功地进行了一些白内障手术。在雒颉送给在华医药传教会的报告中，同样表示几乎所有这类手术病人都住院，只有两名妇人因为没有女性病房而例外，但她们术后的复原情况良好；大多数的病人手术后都恢复了视力，只有少数人因为眼睛的其他问题而影响了恢复的程[18]度，雒颉的白内障手术病人中还有一名从宝山来的老中医。2.迁至小南门外
到1844年5月底止，东门外的仁济医院开业三个月又十天左右，[19]也医治了4600名病人，但空间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麦都思的眷属短期内就会从香港到上海团聚，加上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又即将开工印刷，因此雒颉不得不另觅适当的房舍，终于在小南门外南仓张家衖内租到一户宽大旧屋，整修后于1844年5月底迁入，分前后两进，后面作为住家，前面则是诊所和30张病床的5间住院病房，[20]中庭再加盖席棚遮阳避雨，作为门诊病人的候诊休息处。比起原来东门外和麦都思共用空间的局促，雒颉在小南门外新租的住家和医院要宽敞得多，他认为新居的屋况良好、舒适，没有东门外闹区的逼[21]仄拥挤，空气则较为清新并且地段接近江边。
虽然小南门外的新址不如东门外热闹，但仁济医院义诊和雒颉医术的名声已经传开，他又以木刻印了一份“施医馆”的传单以广招徕，表明免费医疗各种内外科病症，门诊时间为每日下午，礼拜日停[22]诊，又载明医院地址在小南门外南仓张家衖内面南墙门，因此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有些还来自南京、清江浦（淮安）等二三百公里外的地方，雒颉又发觉远道而来的病人往往是结伴同舟而行，他们在上海候诊和医疗期间就住在船上；雒颉因此乐观地预料，只要自己医疗活动的时间越久，病人来活动的地域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雒颉每天下午的门诊平均可医治100人左右，偶尔多到140~150人，其中男性[23]70~80人，女性约20~30人，此外还有30名住院病人。从1844年6月初至1846年7月初再度迁入北门外租界内新建院舍以前，仁济医院[24]在小南门外经营两年一个月，雒颉共医治病人21118名。图1-1 仁济医院在小南门外时期的传单（1845）
值得注意的是仁济医院的病人虽多，雒颉为此也相当忙碌，但是到上海以后他关注的不只是上门求诊的病人，他的视野所及也不限于医院范围之内，甚至他的活动还超出医疗工作之外，例如下文所述他注重环境、健康与疾病间的关系、引介并推动种牛痘、关切上海社会的慈善医疗事业和积极参与对上海周围地区的巡回传教，等等。
在注重环境、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方面，雒颉在舟山时期已经如此，到上海后更为密切注意，例如他论及上海的人口密度高，夏季炎热，街道狭窄，居住条件不佳，欠缺公共清洁设施，排水系统又相当不全，以致各种污秽垃圾堆积，却没有发生流行性的疾病。雒颉表示此种现象令人惊讶，但他仔细考察后，觉得这很大的原因是上海四周的农地需要大量肥料，而城内外居民产生的许多可作为肥料的物质，也因此具有市场价值而被运往乡村进行废物再利用，结果收集与运送这些物质不但形成有利可图的行业，也大量清除了可能危及上海居民健康的[25]不良物质。又如雒颉认为上海一带是平坦的冲积土，挖掘4英尺深即有充分的水，因此若地面为种稻而大量灌溉，极可能就因潮湿而导致居民容易罹患间歇热，但上海周围种植棉花、小麦及蔬菜等不需经常灌溉的作物，地面得以经常干燥，所以居民中少见间歇热疾病。[26]在仁济医院的每年年报中，雒颉都先以相当多的篇幅考察气候与环境和上海居民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例如温度、季风、雨量、霜雪、日照，甚至地震等，成为他的年报内容明显的特色，而且不只初到上海时如此，以后也始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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