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埃德加·F. 普里尔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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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之道：美国名将指挥的艺术(美国军中极具影响的领导力读物。)试读：
前言
领导才能这一课题代表了我 35 年来对如何成功地领导美国军队的相关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我亲自访问了超过 100 位四星上将，并以面谈或书信的方式访问了超过 1000 位准将以上的将领。另外，我接到了超过 1 万封的信件，也阅读了无数的日记、自传、传记、回忆录以及军事历史等记录。
我 1971 年写的《十九颗星：对美国四位名将之研究》（以下简称《十九颗星》）一书，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 4 位美国将领的领导风格与领导才能的比较研究。书中描述了是什么因素使他们成为了杰出的领导人，也探究了他们如何领导美国军队。我选择了 1939—1945 年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上将，远东地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盟军登陆北非、西西里及欧洲（欧洲登陆战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及美国在北非的第 1、2 军团、西西里的第 7 军、欧洲的第 3 军指挥官、陆军将领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
我为何选择这 4 位将军，原因很明显，实在不需要多作说明。马歇尔、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军事职务，而巴顿是家喻户晓的野战将领，原稿标题辉映出十九颗星——这 4 位伟大领导者军衔的总和。这本书仍在印行，虽然已经几次加印，还是获得了许多对军事领导才能有兴趣的人士的喜爱。
自从《十九颗星》出版之后，我就以领导才能这个主题，向军事界及一般社会人士发表过数百场讲演。在这些演讲中，听众经常要求我多谈谈最近的美国军事领导人。这些请求鼓舞我再写一本《十九颗星》的续篇，通过访谈及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 1999 年期间的军事领袖，进而更新领导才能相关的研究。我亲自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包括 100 多位四星上将，其中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二战”时期的陆军指挥官、“二战”后许多的陆（空）军单位指挥官及参谋长、陆战队司令及海军首长。这项研究也包括以访谈或书信的方式，访问了 1000 多位准将以上的将领，并且联系了 1 万多位曾经与这些将领共事过的人士。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回答“一个人如何成为美国军队的成功领导者”这个问题。
自从《十九颗星》出版之后，有数百本关于美国军事领导者的书陆续推出，包括自传、回忆录、传记及军事历史。此外，我阅读了许多这些人的日记、来往信件、演讲等记录，这些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后冷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以及伊拉克战争都对美国军事领导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挑战。而这些军事领导人的品质是维护美国与世界自由的根基。“二战”后的 1946 年，丘吉尔在五角大楼办公室对 30 位最杰出的战时美国陆军和空军将领作了一次非正式的演讲，他背靠着椅子，双脚放在桌上，一手端着白兰地，另一只手拿着大雪茄说：他一直相信美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扭转战争局势，使之转向对盟军有利的形势，但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美国培养了这么多出色的军事领导人。
美国在“二战”及战后期间，有这么多睿智的军事领袖，他们奉献生命为上帝和国家服务。当战事来临时，美国已经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军事领导者，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将领关于如何运用自己的领导能力赢得战争，守护西方自由传统的思想和见解。
写这本书的目标之一是确定这些将领如何发展并获得卓越洞察力来进行成功领导的。许多人认为这些领导人是天生的，而不是靠后天培养的。如果领导者都是天生的，那本书的价值是什么呢？“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的”（born，not made）这句话，如果狭义地就字义解释，就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成为领导者，成长和周遭环境对一个人的发展毫无影响。如果这句话的解释不那么严格，是不是可以说，一个人一出生就具备某些特质，如果能成长在一个适当的环境里，这些特质会提供具备成功领导能力的潜能。
我访问了当年（1946 年）聆听丘吉尔演讲的 30 位将领中的 20 位，其中之一是艾森豪威尔上将，我请教他领导者是天生或后天培养的这个问题，他答道：“我想，说‘天生就是一位指挥人才’或‘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是有点道理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天生就具备成为领导者的潜力，就好像许多人生来就具备了成为艺术家的潜能，但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或训练去充分发展他们的才能。我想领导才能是天生的禀赋加上后天的环境。我所谓的环境是指训练和锻炼领导才能的机会。”
我采访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地面指挥官布莱德雷（Omar N.Bradley）上将有关领导才能是否为天生的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我认为一些是天生的，例如健硕的体格、健康的心智、天生的好奇心及学习的欲望。你通常做得到在一群小狗里挑选一只最优秀的小狗，虽然小狗只有 6 周大。当一只小狗具有好奇心，跑来跑去地观察周围的事物，这种类型的小狗通常会是最好的狗。“但是有些特质是可以提升的，例如领导才能中的一项要求是对你的专业要有透彻的了解，这种了解是可以通过培养获得的。观察别人也很重要——试着去发现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如此卓越、突出。这也是我认为从研究过去的领导者当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原因，例如美国内战期间的领袖李将军、杰克逊、林肯等。试着去了解什么使他们如此杰出。”
当我请教安东尼·麦考利夫（Anthorny McAuliffe）将军时，我的问题稍有不同，我请教他：“您认为管理一大群人的能力是一位年轻人可通过自我教育与学习而获得的吗？”这位将军在“二战”时讲过非常有名的一字名言（“呸”［Nuts］，当麦考利夫将军和他的部属在巴斯通［Bastogne］被德军包围时，德军命令他投降，将军就用“呸”这个字来回应德军）。他说：“我想你所说的能力是上帝的恩赐，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麦克阿瑟将军、巴顿将军、蒙哥马利元帅不只是将才，也是演员。他们具有某种亲和力，这对广大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力。”麦考利夫将军说决断力是一项可以发展的能力。但是“你也只能改进到一定的程度，大部分是天生的”，麦考利夫将军接着说：“除了一个人的风格之外，知识是最重要的了。”知识可以培养信心及决断力。当你充分地了解你的本行，我想当你在采取行动时会勇于承担而且非常果断。麦克阿瑟将军和巴顿将军就是这样的人。我想他们军事职业广博的知识是他们作决定时能勇于承担，并且作为领导者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最支持“领袖是天生的”这个理论的是“二战”中指挥第 7 军团的劳顿·柯林斯（Lawton Collins）将军。1949—1953 年，他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他说：“只有少数人能结合必不可少的性格特质、正直的品格、聪明才智、工作意愿，这些造就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并让他们成为成功的领导者，而我们从祖先那里承袭了这些上帝赋予的才能。”但是他也不相信一个人完全受制于天生的禀赋，他说：“然而，只要有些许的聪明才智以及有心，某些领导技能是每个人都能学到的。”
另外一位“二战”成功的军团指挥官韦德·海斯利普（Wade Haislip）将军谈道：“在我开始军旅生活的那段时间，有一件事很困扰我，当时大家都认为领导人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的。当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我试着去推翻这种说法，我发展出一些我认为是基本的要素——如果人们相信而且真地去做，每个人都会成功的。”
据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谈起“二战”期间的空军指挥官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他说：“他（斯帕茨）是我麾下唯一没犯过错的将领。”
我也问过斯帕茨将军为什么有人能成为杰出的领导人。他说：“我想领导者都是经过成长的。你一定要天生具备一些特质，更重要的是出生之后如何培养，这决定了你是否能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人。”“二战”期间登陆意大利的第 5 军军长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作了以下的总结：“我认为大部分的领袖是后天的。当一个人的祖先有决心及勇气，无疑的，他也会承袭一些领导才能的特质。我看得太多了，有些人虽然矮小且瘦弱，但如果有人给他机会，他会充分发挥你之前认识不到的领导才能。有些承袭自你祖先的特质使你成为好的领导人，但也有很多不具备这些特质的人，当机会来临时，他们一样可以发展出这些特质。”
卢西恩·特拉斯科特（Lucian Truscott）将军是“二战”中一位很受尊重的师长、军长及军团司令，他曾说：“我假设人生来就具备一些特质，而这些特质可以往领导才能方面去发展。领导能力无疑是可以被培养的。特定的人生下来就是陆军指挥官或是战场指挥官这种观念，例如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而言，就不适用了。领导人的特质包含果断的态度以及信心。大部分情形下，决断力及信心来自学习和训练所获得的知识。重要的是建立你的基本常识，发展你的心智，培养你的能力，并在你的整个军事生涯中应用这些知识。”
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将军曾经在“二战”中领导第 9 军。他相信：“每个人都不是天生的领袖，领导才能是可以培养的。我真希望当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这些。要成功地带领众人需要应用一些领导特质，天生的领袖很少，非常的少。”“二战”后期担任中国战区的美国资深指挥官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对领袖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观点，发表了看法：“不，我不同意。我认为有些人具有较好的机会发展为领导人才。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对各项活动的兴趣都非常高，这使他们成为了好的领导人。我认为大多数天才都是辛勤工作的结果，任何年轻人，只要他具有勇气及毅力，有一般的体格及心智，就能够造就一个美好的人生。能有多大的成就，就依赖每个人了。通常一个好的领导人都具备永不停止的好奇心这项特质。”
通过以上这些“二战”期间获得极大荣誉的战时将领对经验智慧的分享，为美国军事将领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向。即使是那几位支持“领袖是天生”这种理论的将领，也相信领导人的某些与生俱来的特质必须通过后天培养才能发挥出来。其他人相信，如果用心培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领导人。所有人都强调教育、经验、学习以及环境对培养领导人的重要性。所有“二战”后的将领都同意领袖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培养的，但是他们也指出一些特质有些人生来就具备了，而这些特质在领导才能的发展上十分重要。
研究伟大的军事将领以及古典作家对战争的看法都是培养军事领袖过程中所必须的，因为战场上的胜利都是由无数男女赢得的。武器会改变，但是人性不变。美国永远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将领来赢得战争。柏拉图曾说：“只有死去的人，才真正看到过战争的结束。”战争是不是人类的常态呢？看起来似乎如此，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军事领导才能。在过去的战争中，我们很幸运，因为都有时间作准备。现代战争不允许我们有很长的准备时间，一个以捍卫世界自由为己任的国家必须作好即时战争的准备。我们再也无法依赖英国、法国等国家把敌人牵制住，让我们有几年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参与一场冲突，但只有这样，才有充裕的准备时间来投入战争。在未来，我们有可能是最先被敌人攻击的目标。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曾经有人和我提起，我所探讨的主题并不是领导才能而是将道，或者某项特质不是领导者而是参谋军官。有人谈到我所研究的不是领导而是指挥，也有人说这是行政或管理。我们不需为所用的名词争论不休。这本书是讨论为将的书，为什么他们会成为高级将领？当他们担任高阶职位后，如何实际承担与执行其职务？用来描述及包含他们所承担与执行过程的名词，就是“领导才能”（leadership）。
在比较这些人领导才能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具备一些人格特质，而这些特质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并不期待，也不保证在研究和了解这些特质后，每一位读者都能获得像这些将军那么高的成就。但至少我可以确信，这将会使一般人变得更好。如果我们在领导才能的训练上不用心，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领导才能也不应该是其他训练的副产品。所有国家的军事出版物中都列举了如何去领导别人的经验法则，但是只列举出一些原则还是不够的。成功的领导特质必须被赋予生命与意义。
坊间关于军事领导才能的出版物都有相同的论点，成功的领导统御一定要具备一些特质：大公无私；自愿参与决策过程及承担决策责任；具备并发展决策过程中高品质的“直觉”及“第六感”；憎恶“唯唯诺诺的人”；培养终生学习的习惯；有明哲导师教导，尤其是与作决策的人关系密切；了解体恤并关怀部队的重要性；认识到下属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能够在美国军方晋升到什么程度。最伟大的是一个人的风格，这是领导才能的一切。风格贯穿所有成功领导才能所需的基本特质。本书的宗旨是赋予风格一个生命与意义的诠释。风格无法真正地被定义，一定要用描述的方式来研究，这就是本书要努力做到的。
我们要赋予领导才能一些真实的意义。唯有通过著名人士与杰出领袖，我们才能看到生动的领导才能。如果这个说法不正确的话，那么将所有必要的特质一一列出，就可以期待每一位读者都能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但实际上，成功所需的特质并不只是这样一张清单。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些领导才能和成功特质的描述，让读者能有深刻的体会。这就是我从《十九颗星》到《为将之道》的写作目的。这两本书都不是针对如何成为成功的军事领袖的唯一解答，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个答案。
在我访谈过的领导者当中，大家对什么是成为成功军事领袖的最主要因素，有以下的一致性看法：建立一个领导的行为模式。这些在“二战”、朝鲜战争、越战、伊拉克战争中承担过重要军事责任的将领们都支持其他人对于成功领导人的卓越见解。第 1 章大公无私在我的一生中，我习惯将所有公仆归类成两种人：第一种人心里想的是能对工作贡献什么，第二种人心里想的是能从工作得到什么。——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战争部长［1909—1911］、国务卿［1928—1932］、战争部长［1939—1945］）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是由许多特质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专业知识、决策、人性、公正、勇气、体恤、授权、忠诚、无私和风格（character）。但是从我所有的研究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成功领导者的特质中绝对没有一项比得上风格重要。人们之所以会记得许多伟大的将军，如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罗伯特·E. 李（Robert E. Lee）、乔治·马歇尔，除了他们是伟大的领导人外，更是因为他们有显著的风格。
本书中有很多专注于这些风格的特性的评论与讨论。其中一个是由在 1939—1945 年担任战争部长的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提出的：“马歇尔将军领导能力的权威直接来自于他的风格。”
还有其他许多论述都提到了马歇尔的风格。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说马歇尔是“一个有独特崇高风格的男人”。在“二战”欧洲胜利纪念日给马歇尔的一封信中，丘吉尔写道：“我等到内心的激荡稍微平息后才给你回的信，因为我要告诉你，能收到你友好和认同的字句，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我们一起见证与感受到了这场可怕的战争所引起的内心挣扎，而在挣扎的终点，没有人的意见能比得上你的意见在我心中的价值。“你想指挥一支伟大陆军的理想虽没能实现。但你必须要建立、组织和激励他们。在你的指导下，这支强大与英勇的军队已经横扫法国和德国，并且令人惊讶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型并趋于完美。不只是战斗部队及其复杂的附属单位被建立起来，更令我难以置信的是，你提供的有能力的指挥官足以带领这支庞大的现代陆军组织，并以最卓越的灵敏度在需要时进行机动部署。除此以外，在主要的战略领域上，你也是联合参谋长团（Combined Chief of Staff）这个一流组织的主要动力来源，该组织的运作与关系也将成为联盟和联合作战规划及管理的典范。“经过这些年的心力交瘁，更使我对你的风格与坚强意志力的尊敬与钦佩与日俱增，这些都能带给你身旁的跟随者无比的慰藉，我也愿永远成为你的跟随者之一。”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一次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演讲中提到罗伯特·李将军，他说：“（他的成就）不止存在于每一个军人的记忆里，也存在于每一个喜爱高尚与有能力的人的心中，这些人希望看到来自于风格的成就，看到所完成的事业并不是为了自私或自大的目的，而是为了服务国家以及证明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这些不止突显了这位伟人的名字，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也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位。”
带领联邦军获得胜利的尤里西斯·S. 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回忆在阿波马托克斯镇（Appomattox）受降时的李将军以及他的风格的情形时说：“李将军有何感觉我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透过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几乎不可能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是为征战终于落幕感到高兴，还是对这结果感到沮丧，这些情绪因其刚毅的个性不会表现出来。不管他的感觉如何，他都隐藏得让我观察不出来。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很喜悦地接受他的降书，但我心中却感到悲伤与沮丧。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击败一个为了某个原因和我交战这么久，又这么英勇且牺牲这么大的敌人的喜悦。虽然我认为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人类为之而战的最差理由，也是最没借口的，但我一点都不怀疑与我们对抗的人们的真诚。”
李将军在美国内战时及战后的牧师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写道：“我每天都在见证这些使他在和平时期显得比战时更崇高的美丽风格的特质。”
学者给了李将军很多褒扬。英国学者、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董事菲利普·斯坦霍普·沃斯利（Philip Stanhope Worsley），在他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歌咏特洛伊战争的叙事诗）一书时就将它献给罗伯特·李将军。沃斯利写道：“你会容许我将这个作品献给你，因为李将军……是这个英雄，就像《伊里亚特》中的赫克托尔（Hector）……同时当我想起他崇高的风格时，这些诗中一些最华丽的词段就会浮现……”
内战时期最显赫与成功的两位将领是尤里西斯·格兰特和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当格兰特被林肯选为最高将领时，他被召唤到华盛顿，从林肯手中接受对他的晋升。谢尔曼很清楚华盛顿的情况，就写信给他的弟弟——参议员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请你尽可能给予格兰特所需的支持。他将经历被人奉承这个令人讨厌与危险的过程……格兰特是位难得的优秀领导者。他诚实、人格高尚、目标专一，并且没有争夺内政权力的欲望。比起军事天分，他的风格更能化解各军团间的不和，有效维系军队的团结。”
有关李将军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由道格拉斯·索萨尔·弗里曼（Douglas Southhall Freeman）所写的传记。该书阐述了李将军对马歇尔的影响。弗里曼博士在完成李将军传记后仍留下许多研究资料，他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三卷本《李将军的副官们》（Lee’s Lieutenants）。弗里曼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了一篇定名为《李将军和马歇尔将军》（General Lee and General Marshall）的文章，文中写道：“战争发展到这个阶段，李将军的两项指挥官素养对我们的领导阶层十分重要，即出色的预测能力与正确合逻辑的判断力。我相信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正展现像李将军一样超然的判断力。这个国家可以冒马歇尔将军所冒的险，因为在这赌注后面有着伟大的智慧、卓越的判断力和高贵的风格。”
马歇尔夫人被这篇文章所感动，并在她的著作《同在一起》（Together）中说：“我将这篇文章随下封信寄给乔治，因为李将军是他在我们的历史中最敬仰的两人之一，另一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十分尊敬李将军的风格和其作为一个军人的能力，以及富兰克林的直觉决断力和对人性的了解。”
陆军五星上将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也是风格的具体表现。1941 年，他给他唯一幸存的儿子约翰提供了高中毕业后何去何从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的《闲暇时刻：说给朋友们听的故事》（At Ease: Stories I Tell My Friends）中详细地提到了这点：约翰一定曾想过为什么我还会留在陆军。为了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我告诉他我的陆军生涯非常有趣，我可以接触到许多能力强、有荣誉感，又一心想报效国家的人。
后来，艾森豪威尔问他的儿子：“显然，约翰，爱德叔叔说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尝试进入西点。”“是的，没有错。”我问他理由，他的回答大意是：“我是受了前几天晚上你那一番话的影响。那天晚上你谈到你从陆军生涯中所获得的满足感，以及你因为能与许多品德高尚的人共事而感到骄傲，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他又加了一句：“如果在我结束陆军生涯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我想我会比你更不在乎晋升。”
这些谈论都强调了风格的重要。那到底什么是风格？风格在成功的领导力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
对某些人来说，成功是那些杰出指挥官唯一的共同点，因为成功代表领导地位并建立良知。但乔治·华盛顿在获得最后胜利之前，曾多次败北，他的大多数手下并未因此对他失去信心。李将军是战败一方的指挥官，但他的名字是领导力的同义词。为什么呢？因为两人都是有风格的人。
领导力事实上是领导人潜意识表达出来的风格与人格特质。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在很多方面风格是领导的一切。它是由许多特质构成的，但我会认为风格就是正直。例如，当你委派某件事情给一位部属时，这绝对是你的责任，而他必须了解到这一点。身为领导人的你，必须对你部属的所作所为完全负责。”
对布莱德雷（Bradley）将军而言，风格意味着“可靠、正直、绝不会做知道是错的事的特质，不会欺骗任何人，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风格是一种包含所有特质的组合。一个有风格的人，每个人都会对他有信心。军人必须对他们的领导者有信心”。“二战”期间意大利战区指挥官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谈到成功领导的必备素质时说：“我会将领袖风格摆在第一位。假如你要挑选一位军官担任指挥工作，你会选一个对自己能力有信心的人，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还是会选一个有风格的人？我会选一个有好风格的人。有许多人都知道用‘聪明’的捷径完成事情，但他们都会践踏同事、恣意孤行。我不要那种人。”“二战”时历任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卢西恩·K. 特拉斯科特（Lucian K. Truscott）将军说：“就如在我读小学时我们常说的，风格就是你自己的本性，名声是来自别人对你的看法。有些人在攀登成功或领袖的阶梯时失败，是因为名声和风格间有落差。这两者并非永远一致。有人可能被认为有极佳的名声，机会也许会降临在那人身上，但如果他只是浪得虚名，他将经不起考验，失去那个机会。我认为风格是成功领导的基础。”
对首任空军参谋长与“二战”欧洲战场空军指挥官的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而言，风格是坚强的意志。“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者，你不能优柔寡断。”他说，“你必须能掌握状况，然后作出决定。优柔寡断是人格特质的弱点。你必须能信任领导者告诉你的所有事情。”
约瑟夫·劳顿·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将军是朝鲜战争时期的陆军参谋长，他说：“我会将风格作为领导力的绝对第一要求。就风格而言，我主要是指正直。以诚实和判断为行动基础的领导者，才是其长官以及更重要的部属能够信赖的人。如果他不能以荣誉为行为的准绳，他就是个毫无价值的领导者。”“二战”时的陆军指挥官威廉·H. 辛普森（William H. Simpson）将军相信“一个人的纯正风格包含许多特质。我不知道如何将其细分。一个有良好风格的人必定正直、诚实、可靠，并能与每个人坦诚相处。对他的家庭、朋友和长官也都忠诚以待”。“二战”时的集团军群司令雅各布·L. 德弗斯（Jacob L. Devers）将军说：“当我用‘正直’这个词表示领袖风格，用领袖风格表示正道时，我经常遭到批评。我想风格是领导力的一切，这也是我们试图使年轻军官具备的特色。风格对我来讲是真理，这是我唯一能表述它的方式。要能挺身说出实情，而不要模棱两可。”
风格的意义对“二战”中国战区的美军最高司令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将军个人而言是：“一位能在炮火下挺身而出的军官，他用足够的才智、勇气而不是傲慢或顽固来保卫他的信念。一个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能聆听有不同经验和不同知识的人。这意味着一种很深层的忠诚感。除非军官具有领袖风格，否则他无法做任何事来使他的部属爱戴和尊敬他。”“领袖风格在领导力中扮演主角的角色。”安东尼·麦考利夫（Anthony McAuliffe）将军说，“它是许多素质的综合体——人格特质、严谨的生活和风度。它是一个很难描述的词，因为众所周知，有形形色色和各种个性的领导人。我不认为任何我熟悉的两个人，差异像麦克阿瑟将军和巴顿将军那样大，但他们两人都是带领大军的优秀领导人，两个人都有伟大的风格。”
任何一个多于两人的团体，很难对同一件事达到全体一致的共识。许多达到领导高位的军官，一致认为风格是军事领袖的基础。对领导风格重要性的信念也从与作者交谈或通信的上千位准将以上的军官中获得了一致的认同，但大家对“风格”这个词的意义则有不同的意见。事实上，风格无法被定义，它需被加以描述。
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在马歇尔的一个惊喜生日会上说：“你是我认识的军官中最大公无私的一位。”在美国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供职的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说：“在我看来，我从没见过哪一位像乔治·马歇尔处理事情时这样完全的大公无私。”（霍夫曼是监督“二战”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行政官员。）
大公无私是我们军事领导人的关键特质。艾森豪威尔也强调风格，而他的生涯也阐释了风格对于成功领袖的作用。他在《闲暇时刻：说给朋友们听的故事》中回忆：“华盛顿是我的英雄……首先，他让我钦佩的风格是他在逆境中的坚忍和毅力，以及不屈不挠的勇气、胆识和自我牺牲的情操。”
艾森豪威尔具有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的品质，当马歇尔将军认识到这一点时，也是艾森豪威尔军人生涯的转折点。他告诉我：“马歇尔将军最鄙视的一件事是任何人只考虑到军阶——为自己着想。一天，我们在谈某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有次一位他原本有好印象的人来见他。这位仁兄进来告诉马歇尔他需要被晋升的各种理由。他说晋升是必须的，但马歇尔几乎发怒。‘我告诉那个人，’马歇尔说，‘注意听着，在这场战争中被晋升的人是将要承担重大责任的指挥人员……参谋人员是不会被晋升的。’“忽然马歇尔对我说：‘你现在就是一个个案。我知道乔伊斯（Joyce）将军试着让你当师长。克鲁格（Krueger）将军也告诉我他随时都乐意让你指挥一个军。很不幸的是，你只是一个准将，你也将继续当个准将，就是这样。’我回答说：‘将军，你错了。我一点都不在乎你所提的晋升，以及你能晋升我的权力。你要我来这里执行一项工作。无论我喜欢或不喜欢这个工作，我都不会向你提问。我只是试着尽我的责任。’接着我就站起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因为某种因素，我回头看了一下，我看到马歇尔将军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优雅地自嘲了一下，我知道我让自己出丑了。“你知道从那天起他开始提拔我。事实上，不是当天而是 10 天后。他写信给国会请求将我晋升为少将。他说他在美国陆军所建立的作战处并不是真的参谋职务。他说我是一位指挥官，因为我要进行军队部署等等，这是他的合理化理由。之后没多久他决定派我去英国，当我赴任时他给了我另一颗将星，后来又加了一颗星。”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后来的一段对话也流露出他们两人的风格。1944 年 6 月 12 日，也就是美军登陆欧洲战场的 6 天之后，马歇尔将军、亨利·H. 阿诺德（Henry H. Arnold）空军上将，以及海军首长欧内斯特·金（Ernest King）海军上将来看望艾森豪威尔。“马歇尔说：‘艾森豪威尔，你已经挑选出的或接受的那些华盛顿派来的指挥官，你选人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我不经思考就说了‘无私的精神’。事后细想，我意识到正是马歇尔给了我‘无私’这个观念，这是最伟大的风格特质。回想那次在他办公室中的争吵以及我的反应，马歇尔将军心里有数，眼前有个不考虑个人升迁而努力工作的人。我认为无私的想法藏在许多观念中，它并不是一个新观念，是我的潜意识让它发挥出来。要不是那次与马歇尔将军的对话，我可能直到战争结束还是战争部（War Department）作战处的军官。”
无私是艾森豪威尔一生的标记。他的日记表明他在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的经历并不愉快。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并不亲密，两人间并没有真正的袍泽感情。
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的 4 年任职期中，只回国停留了 4 个月。他当时并不一定要回菲律宾，而且他也有朋友可将他重分配到别处，但责任和无私将他拉回了菲律宾。他从未放弃能和麦克阿瑟共事的希望，况且他意识到了该任务的重要性。
艾森豪威尔对责任与服务至上的概念在他驻扎在菲律宾时展露无遗。他拒绝了几个民间和私人企业优渥的工作机会，拒绝接受企业董事并回绝了数个“交易”和赞助。
荣誉和正直是决策的重要素质。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回绝了一大笔钱，这一事件再次显示了他的无私，在 1942 年 6 月 20 日的日记里，他写道：“菲律宾总统今天早上 10 点来找我。他的目的是赠予我一个谢礼，以报答我在马尼拉暂代麦克阿瑟将军参谋长时期的工作，当时他（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政府任军事顾问。“奎松（Quezon）总统带着一份谢礼及一份褒扬草案来我的办公室。“我很小心地向总统解释我很感激他的关心，也感谢他表达谢意的方式，但这是不合适的，我也不可能因为我的工作而接受物质奖励。我解释虽然我知道这是完全合法的，总统的用意也是很崇高的，但这可能会造成某些人的误解，进而危害到我在这场战争中对盟军服务的有效性。我的政府托付给我重要的任务，也伴随着沉重的责任。”
奎松接受了他的解释，并说“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不会再提了”，他用一个书面的褒扬状取代了谢礼。艾森豪威尔表示：“对我的家庭来讲，这样的褒扬比任何金额的钱都更好、更有价值……（奎松）显然没有任何怨恨地接受了我的决定，也没有感到丟脸——后者是我非常关切的。在远东地区拒绝任何人的礼物，尤其以伦理的理由拒绝，是很容易变成严重的个人问题的。”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于 1942 年 3 月过世，但即使在这段悲痛的时间里，他的责任感仍然战胜了一切。因为在华盛顿担任作战处副处长的责任压力使得他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在 1942 年 3 月 11 日的日记里写道：“我感觉非常糟糕，我非常想在这几天陪着我的母亲。但我们正在战争中。战争并不轻松，我们没有时间沉迷于即使是最深处、最神圣的感情里。母亲一直是父亲生命里的鼓舞，也是任何方面的真正帮手。现在是晚上七点三十分，我要停止工作了，今晚我已无心继续下去。”隔天他写到有关他的父亲：“他信守的每个承诺，他的纯真诚实，他坚持立即还清所有的债务，他对他的独立性感到骄傲，这些所建立起的名声使他的儿子们受益良多。”
在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登陆日统帅和陆军参谋长的杰出表现后，他的国家和世界继续要求他的领导。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艾森豪威尔被指派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挥官。当时杜鲁门（Truman）总统将麦克阿瑟将军革职也是一个令人困扰的纷争。艾森豪威尔再度想起了无私的重要性。他在 1951 年 4 月 27 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的评论：“在美国，这个‘大争论’只不过是由不同程度的个人偏袒和争吵所组成的持续风暴。对大部分人来说它已经被简化（事实上是过分简化）为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斗争。这是多么悲哀啊，在世界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却因人类的自私而分裂。有很多有启发性的讨论与辩论空间，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也没有权利来弱化自己，因为我们陷入满足个人野心的事务上。“就我所知，这个总部的每一位资深军官都能有更好的去处。每一个在这里服务的人都是被一种对人类事务紧要性的强烈责任感所驱使。很不幸的是，他们必须每天对抗来自伦敦、华盛顿和巴黎的那种让人悲观与沮丧的认知。在那些地方，不配的人正在引导我们的命运，或在竞争激烈地争取能主导我们命运的机会。“如果我们有需要道德和智慧的正直感的时候，正是现在。感谢上帝（真的），我们仍有一些能让大众尊敬的人。为我的家庭以及美国，这也是我生命中真正的热诚，只要我还有能力，我将继续有效和乐观地工作。但我深切希望在自由世界有影响力的地方，已经培养出新的、年轻的、有活力的民间和军事领导人，并让他们专心奉献于他们的国家、责任心和安全。”
艾森豪威尔对责任的概念不止于军官。当他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时，他曾考虑接受成为总统候选人。一个代表团在 1951 年 10 月 25 日与他见面，鼓励他竞选总统。他回忆这场会议：“我并不想当美国总统，而且我也不想接受任何政治职务或有任何政治关联。我现在的工作如果成功，将对未来的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
他同时也强调在他责任感内的无私：“我接受这个职务（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SHAPE］指挥官）完全是责任感使然——当我离开纽约时，我确实牺牲了许多个人的方便、利益和喜欢的建设性工作。我绝不会为其他的政府工作而离开目前的职务，除非有明确的责任召唤。我绝不会参与任何促使我被提名的活动，因为我相信总统一职不应该被追求，同样我也相信它无法被拒绝。我无法说清需要何种进一步的情况才能说服我有责任进入政治圈，我就是无法知道是何种状况。在这一刻我仅能承认，在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协助或我的默许，我不会考虑他们所说的提名，让我去承担如此大的责任。”
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是一位真正无私的公仆，他自杀的悲剧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和福莱斯特经常谈这些事情，”艾森豪威尔说，“比任何人都多，因为他有正直的目的和对公共事务的奉献。此外，他个人非常关心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危险，而他也愿意谈这些事情。一些我在军中、政府或民间部门的同事和福莱斯特有一样的无私精神，但很少有人有他那种永不满足的学习欲望，并运用其知识为公众利益服务。所以我们一起探索和搜寻来定义一些至理名言，让它们在语言上能具体而明确，并且能普遍的适用一段时间。”
艾森豪威尔非常憎恨自私的人。当总统的时候他回忆：“在夏威夷州长这个事例里，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角逐该职位。两人都培养‘游说团体’来支持各自的诉求。这样追求公职的方式违反我的本性。主动追求该职位，对我来说，就是不适任的证据。我认为任何一个来到华盛顿接受一个重要政府职位的人，若没自我牺牲精神，就不适合该职位。这当然不适用于一些较技术与专业的职位，假设别人对高层职务有和我同样的认知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对一个一味追求政治职位的人的尊敬与敬仰很快就会消失不见了。”
他又说：“这些人都会抓住一位成功商人必须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获得成果的工作机会。合理的牺牲当然是可预期的，事实上，除非一个人愿意牺牲物质上的利益，否则政府无法承受让他占据一个重要的岗位。但是走极端的惯例最终会对我们造成严重损害，除非我们能在参议院作出一些合理的改变以处理这种情况。”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职务的思考当玛米（Mamie）和我来到白宮时，我们对在里面生活大概有很好的了解。我过去多年所担任的重要军职给了我一些经验，这些经验虽然无法与之相比，但的确类似总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当我任职“二战”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 Headquarters of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s，SHAEF）及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官时更是如此。在这两个职务上，我过着非常孤独的生活，前一次只有我的助理陪我，后一次是和玛米住在一起。因为安全、礼仪和要求签名等问题，我们不能像一般人一样去餐馆、戏院或其他公共场所，连找到健康或休闲所需的时间也都很困难。我们知道白宮的生活会使这些困难加倍，但至少我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
乔治·华盛顿将军在作为独立战争指挥官的生涯中，很早就为军官们展现了无私精神，并成为两百年来高级军事领袖学习的典范。他的许多部下没有滑膛枪（muskets），只能用帚柄训练。许多人没有鞋穿、毛毯匮乏、食物不足，同时征募任期也不定。华盛顿在他 1776 年 1 月 14 日的信中向他的朋友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透露了他的想法与顾虑：“当我周遭的人都在熟睡时，一想起我的处境以及这支军队，我就辗转难眠。只有少数人知道我们所处的窘境，但我还是相信如果我的战线发生任何灾难，一定是来自这个原因。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接受指挥权，而是扛枪入伍，或者我能合理面对我的后代子孙及良知，退居乡野、住在简陋的小屋中，我将会多么的快乐。如果我能克服这些困难，我将虔诚地相信必有上帝插手，使我们的对手盲目；如果我们能安然度过这个月，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不利态势。”
国家是幸运的，华盛顿没有避居乡野小屋也没有加入行伍，而是无私地领导我们的国家迈向胜利。他拒绝君主制一事可能是最能彰显他无私的行为。当时有很多人想要他加冕成为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王，但是他拒绝了，也因此造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国。
拒绝他可以轻易获得的皇家权力，展现了华盛顿无私的卓越品格。身为独立战争成功不可或缺的一个人，他可以拒绝“王冠”。通过这个行动，他向同僚与后代子孙证明了风格才是他伟大生命的动力，而不是贪婪。
战争结束后，华盛顿遇到了另一个对他风格的测试。在 1783 年 3 月 15 日，一些军官由盖茨（Gates）将军带头，聚会讨论以军事行动来确保陆军的薪饷，“争议在于是应由文人还是军人统治新的政府”。情况非常危急，使得“华盛顿自身的领导……也受到威胁。陆军觉得他的‘过度软弱’，这阻挡了他们争取应得的权益”。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刻。因为在美国全部历史中，这是唯一一次文人统治受到军方严重挑战。如果这个误入歧途的威胁成功，美国的历史将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再一次，华盛顿做到了关键性的扭转：他的领导加上不屈不挠的风格。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告诉他将有一个军官会议后，华盛顿决定亲自去参加。当他出现时，“这群聚会军官的表情很清楚地表现出他们并不喜欢这个惊喜。自从他赢得陆军的爱戴后，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怨恨与愤怒”。他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恭敬地要求军官抵制采取军事行动的诱惑。他告诉他们：“让我恳求你们，先生们，对你们而言，不要采取在理智的平静眼光看来会降低你们的尊严与玷污你们迄今所维持的光荣的任何措施。”
但连他们英雄所说的感人肺腑的话都无法动摇这些军官。在他演讲结束时，他利用“朗读一封信的手段，以感性与即兴的言辞吸引他听众的注意力”。他伸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封来自国会议员的信，解释国家当前财政的窘境与国会补偿陆军的努力。但“状况有些不对劲。将军好像很迷惑，他无助地瞪着信纸。这些军官都倾向前去，内心充满焦虑。接着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副眼镜”。
听众们惊讶地看着他用眼镜来读字迹潦草的信。他抱歉地说：“先生们，请容许我戴上眼镜，因为在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时，我不只变得头发灰白，视力也变得很差。”
令人心酸的坦白吸引了他的听众：这样简单的一段话完成了他之前无法完成的任务。军官们泪流满面，从他们的泪水中可以看出对这位长期带领他们的指挥官的爱。华盛顿快速地念完这封信，他知道这场战斗已经赢了。带着戏剧性的独特感受，他迅速走出礼堂以避免虎头蛇尾。
华盛顿再一次将国家从暴政中解救出来。第一次，他从英国殖民地的暴政中解救美国。第二次，通过拒绝加冕，使美国免予经历另一个君主政体。最后，经由“眼镜演说”，他保护了初生的共和国免予军事叛乱。这三个事件中，他的风格，尤其是不顾个人权力的无私精神，拯救国家免予危险。
华盛顿作为我们革命军指挥官的生涯是一段逆境不断的经历。我相信这影响到了马歇尔将军对“二战”时位于本宁堡（Fort Benning）的候补军官学校（OCS）第一届毕业生的致辞。他说：“真正的伟大领导者克服所有的困难，战役和战斗只不过是一系列待克服的困难罢了。装备匮乏、食物不足，缺少这个与那个都只是借口。真正的领袖通过战胜逆境来展露他的风格，不管有多困难。”
无私无疑也是马歇尔风格的一部分，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他在讨论谁将领导盟军反攻欧洲这一问题中的表现。
早在 1942 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就达成协议，认为盟军最高统帅应该由英国军官担任。随着战况的发展，盟军中的美国军队和物资明显占多数。这一点让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处于尴尬的政治立场。如果最高统帅是英国人，罗斯福必须告诉美国人民，绝大多数由美国军人组成的盟军部队将由一个外国人指挥。另一方面，丘吉尔也发现，要向英国人解释将由一名美国人指挥对欧洲的进攻，同样是个烫手山芋。丘吉尔主动对罗斯福说最高统帅应该是个美国人时，才解除了罗斯福的这种尴尬情况。
最高统帅的选择关系着每个人的重要利益，但这个问题却拖延了两年未作决定。美英双方同意由美国人担任最高统帅后，罗斯福拖延了 18 个月才提名，这段时间内，丘吉尔经常施压要他尽快作决定。1943 年在德黑兰（Teheran）举行会议时，斯大林横蛮地问道：“谁将指挥‘霸王行动’（Overload）？”总统回答他尚未决定。斯大林表示他比较喜欢由马歇尔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并试图逼迫罗斯福作出决定，所以他对罗斯福说，他内心很清楚，在最高统帅还没被提名之前，他无法认为盟军是真心想进攻欧洲。斯大林极度渴望开辟第二战场，但罗斯福不为压力所动。
马歇尔确实是这个职务最主要的美国候选人。1942 年 7 月 31 日，丘吉尔发电报给罗斯福说：“如果马歇尔将军被指派为围剿计划（Roundup）的最高统帅，我们定会同意。”1943 年 8 月 10 日，战争部长史汀生在一封写给总统的信中，表达了他对选择征欧统帅的立场：“最终，我相信是到了我们必须选出最优秀的指挥官来负责这关键时刻的关键战役的时候了。您比林肯先生或威尔逊先生幸运多了，因为您将比他们更容易作选择。林肯先生必须经过一段摸索的过程与可怕的损失才能找到正确的选择。威尔逊先生必须选一个几乎连美国人都不认识的人，去领导外国军队。马歇尔将军已经是一个拥有崇高地位、经过锻炼的军人，也是个具有宏观视野与能力的行政官。这从一年半前英国就已提议由他来担任此职务即可证明。我相信以他的风格与能力，他是我们目前的最佳人选，我们需要他的军事领导来使我们两国充满信心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执行这一伟大作战。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项任命将对华盛顿的全球战略及组织造成多大的损失。但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我看不出有其他的选择。”
1943 年 8 月 22 日，史汀生和罗斯福谈论起此事。史汀生说罗斯福告诉他：“丘吉尔主动找他，并提出让马歇尔指挥‘霸王行动’。总统说，这件事让他免予亲自提出此要求的尴尬。他也和我讨论了谁将继任马歇尔（参谋长）的位置，并提到了艾森豪威尔。”马歇尔显然是罗斯福的最高统帅头号人选。罗斯福于 1943 年 11 月访问北非时，在当地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长谈。罗斯福总统说：“艾克（Ike），你我都知道内战时最后几年的参谋长是谁，但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位将军的名字。只有那些战场上的将军，如格兰特、李将军和杰克逊（Jockson）、谢尔曼、谢里丹（Sheridan）等人，才能做到妇孺皆知。我不想到 50 年后，没有人知道谁是乔治·马歇尔。这是我希望乔治指挥这次重大任务的原因之一。他有资格以大将军之名，名留青史。”
当情况已表明同盟国就快提名征欧统帅时，华盛顿充斥着对马歇尔的谣言。当马歇尔将离开华盛顿到欧洲担任最高统帅的消息走漏时，各地掀起一股讨论热潮。军事委员会的三位资深委员沃伦·R. 奥斯汀（Warren R. Austin）、史泰尔斯·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和约翰·格尼（John Gurney）提出抗议，他们认为马歇尔对国会太重要，不能离开华盛顿。史汀生说：“他们告诉我，不止他们个人十分仰赖他，而且他们说事情只要是经过马歇尔同意，他们就能在同僚间化解有争议的问题。”参议员们很担心有一个由敌人暗中促成、煽动的下台运动，敌人希望马歇尔离开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因为他对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很大的影响力。《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Times Herald）甚至发表了一篇有关“谣言”的文章，认为马歇尔将军是因为攻击总统所以要离开华盛顿被派到国外。1943 年 9 月 28 日，另一个故事控诉总统使诈将马歇尔“明升暗降”，然后再让萨莫维尔（Summerville）将军就任参谋长。故事进一步说，罗斯福这样做是为了萨莫维尔将军能利用他的职权，帮罗斯福赢得 1944 年的总统大选。
潘兴将军也反对马歇尔将军离开陆军参谋长一职。在一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潘兴表达了他的看法，说如果马歇尔被调职，“这可能是我们军事政策上最根本且非常严重的错误”。罗斯福总统向这位“一战”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AEF）总司令说，他希望马歇尔将军成为“二战”的潘兴。
莱西（Leahy）、阿诺德和金上将都分别私下去找罗斯福总统，要求让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他们三人都认为，马歇尔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军首长都认为他是主导的灵魂人物，尤其是在决定及执行联合战略的决策时。作这些决策时，他具有使三军团结的力量。依照阿诺德和金上将的说法，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公认领袖。
金上将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在华盛顿有必胜的组合，为何要将它拆散？”阿诺德也指出没有人能像马歇尔一样：“他对全球战场各种必备条件，陆、海、空军的知识，对于判断一个战场、一个盟国、一个军种的相对重要性的平衡具有一种神奇的敏感度。”
在一篇军中的非官方报刊《陆海军月刊》（Army and Navy Journal）的社论中提到，解除马歇尔的参谋长之职“将震惊陆军、国会及全国”。
最终，史汀生部长对马歇尔事件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他在 1943 年 9 月 30 日自己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对于最近接二连三出现的某些报道，我可以作个说明……我以一种绝对有信心的立场说，今后不管马歇尔将军担任哪个职务，都将由对马歇尔将军完全信赖的总统决定，而总统唯一的目的是将这位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军官指派到最能发挥他潜力的职务上，通过他的服务能使这场战争圆满结束。”
通常一个人以卓越的方式负责任地执行其工作，往往给人一种他很容易做到的感觉。这正是马歇尔将军担任参谋长时的表现。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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