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先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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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试读：
1.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不可分。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又不能等同。马克思是具体的个人，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像所有人一样会逝世，而马克思主义却依然存在和发展。我们对马克思的评价是历史的，像评价所有杰出人物一样，着眼于他的历史贡献；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应该是当代的，像对待所有思想体系一样，着眼于它的当代价值和适用性。当代西方有些学者蓄意在这两者间制造混乱。他们或者把两者完全等同，以马克思逝世已有120年之久为理由，着力于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或者着力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故意孤立地抬高马克思以贬低马克思主义，宣扬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的歪曲和篡解。这两种思潮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一、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光辉灿烂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当然包括恩格斯，这里专论马克思）。他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在于他能解决后人遇到的所有问题，而在于他解决了他的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为后人继续前进开辟了通向新的真理的道路。正像列宁说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
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马克思年轻时就头角崭露，为友辈所推崇。1841年当马克思刚跨出大学校门投身社会时，赫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赞扬马克思，说他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哲学精神的发展上都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过了费尔巴哈。还说，你想象一下，卢梭、伏尔泰、费尔巴哈、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这样就可以使你得到一个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
马克思经过一生殚精竭虑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在他1883年逝世时已经攀登到当时人类对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高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对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科学巨匠”。
马克思并非高官政要，也非财可敌国的亿万富翁。他一生穷困，连爱子夭折都无钱安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逝世时惊动了整个欧洲，不少报刊发表社论和文章对他表示敬意；不少工人组织对他表示哀悼。在相隔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在英国马克思被公选为千年伟人之一。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为穷人说话表示哀怜的思想家并不少，唯有马克思不是用怜悯，不是用眼泪，不是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表示同情和抚慰，而是真正用科学理论揭示他们的处境和获得自身解放的途径。马克思是用真理征服世界，用真理改造世界。这个真理就是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是19世纪40年代。这时，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产生，在英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从整个西欧来说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发展的早期。马克思虽然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他探讨的问题并不限于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因而是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性的探讨。正是这些规律性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其实，真正的理论认识与现实并非亦步亦趋，而一定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引起思想家的关注和研究。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空想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已对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及人类解放问题做过思考，但由于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处于分离状态，没有科学的经济学观点和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未能跨出空想阶段。如何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高度，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为依据并从中引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和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科学结论，这是摆在新理论创造者面前的任务。马克思突破了以往思想家的理论局限，扩大了思考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的理论领域和视界。马克思充分地利用了前人的成就，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成果，把它凝结为一个整体，用以解决无产阶级和人类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这种理论创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为什么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根本之点在于，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可它研究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它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某一阶段。因此，它的结论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具有规律性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时代和历史前进的指南。
我们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致卢格的信，以及《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早期文章，就能知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新的学说的目的和使命。恩格斯1845年1月20日致马克思的信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他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2]。
正因为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从事写作，因而科学性是它的首要要求。他不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表层，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进行简单的描述，而是着力于通过现象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样，他终生从事艰苦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3]。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认识条件，可能会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材料的运用和理论视域带来某些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不会影响他们对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探求。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中，包含着它的发展规律和往后发展的趋向。这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至今仍然适用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用40年时间从事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研究，其成果《资本论》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最具科学性的著作。历史上还没有一本著作像《资本论》这样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规律分析得如此透彻鲜明而科学。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理论；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等等，并不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消失其科学性和理论价值。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新变化，如股份制的问题、托拉斯和垄断组织的问题，因而出现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出现对资本主义无计划状态的某些克服。但是他强调，这种转化仍然是在资本主义限制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这种变化也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在当代劳动价值论已为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剩余价值理论已为利润是组织管理生产报酬的理论所取代，国家的干预已彻底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新的中产阶级已经消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等等说法，都是非科学的。实际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作用的提升，并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失效，而是对劳动价值论正确性的证明。因为科学技术研究本身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是科技劳动而不是被物化的各种生产设备。各种最先进的设备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价值的转移。劳动价值论（包括脑力劳动对价值的创造）是正确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是存在的，仍然是多出于必要劳动而为资本所占有的部分，没有这一部分就没有利润。创造剩余价值的仍然是劳动（包括科技劳动），而不是科技本身和各种先进设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并没有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虽然它以股份制的形式存在）之间的矛盾，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这种矛盾。因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仍然是有生命力的。
拿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它的最根本的内容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描述，而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即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的基础上，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较之空想社会主义以人性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性的理论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基础之上的，至今没有失效。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两个必然”以后，还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结合，构成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状况最具说服力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某些特征的描述，如关于由国家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问题，关于商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的问题，关于分配方式的问题，等等，都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是从两种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角度论述的。它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革命完成后立即实行的行动纲领，而是一种追求的社会理想。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并在实践中具有许多超出甚至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设想的情形，这完全正常。毛泽东说过，“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4]。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所不可避免的局限，并不影响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整体的科学性质。
我们现在距离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虽然有一个多世纪，时代特征和面对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变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肩负的历史使命。历史是大尺度的，我们仍然在以不同方式实践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理想。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仍然是我们的旗帜。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的社会实践，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证据来推翻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由上可见，因马克思逝世已120年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徒劳的。注释
[1] 《列宁选集》，3版，第2卷，103～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76～7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毛泽东文集》，第8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止境
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彪炳千秋，永载史册。学习马克思本人的原著应该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恩格斯总是教导德国的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学习马克思的原著，不要借助于第二手材料。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原本思想而不是经过三棱镜折射之光观察马克思的思想更加可靠。
可当问题涉及的不是对原著某段话的解读，而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应该承认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不能代替整个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曾经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马克思逝世后的120年，马克思主义的各国的后继者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各个不同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思想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活的机体。
首先是马克思自己，他从创立学说的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极力反对把他们的思想教条化，因而从来不否认自己的某些论断过时的可能性。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讲到《宣言》中关于对待各反对党的态度时也说：“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2]。他们也承认自己有过预测的失算，例如恩格斯说他在19世纪40年代，曾根据1825—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预言资本主义工业大危机的周期为5年，“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3]。至于恩格斯逝世前在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著名导言中的自我批评，非常坦率，非常诚恳。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预测失效，甚至某些论断存在错误，这种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精神，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人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的。条件所达到的水平，往往是认识的界限。因此，马克思的某些论断的过时或预测的失效是完全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但是承认马克思个别论断的过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后者不是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个具体论断和个别结论，而是针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宣布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已经过时。他们认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各种理论都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现在是信息社会，是后工业社会，现在再使用马克思主义，就像在电子显微镜时代还使用旧式的放大镜一样。这种种说法，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和取消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发展也是辩证的，可以说相反相成。凡是追求永远不变的最终体系的理论，反而或迟或早“寿终正寝”，而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敢于宣布自己的某个论断过时和错误，从而在总体上保证了这种学说的科学性和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活动，不断为这个理论机体注入生命活力。而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梅林在讲到马克思时说，“马克思不是神，也不是半神，他也不是教皇那样的无过失者。他是一个从根本上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限度的思想家”[4]。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可以说，这就为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却具有最重要的当代价值，是任何思想体系和学说无可取代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之后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比起马克思生前，他的信奉者、实践者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遍及全世界。仅就中国来说，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的过程，又是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创造性地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与他的后继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来的120年，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不仅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过时的论断，某些没有实现的预测，某些判断的失误，在后继者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得到了克服和解决，而且根据各国的实践经验，根据当代科技新成就，马克思主义还创造性地向前推进了。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逝世后120年间的伟大发展剔除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之外，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成教条，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上的错误。所以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问题，就必须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能把视线只是停留在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范围之内。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它的创立者的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是复杂的，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既是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创造。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遇到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会做马克思没有做过的事，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的话。这才能叫理论创新。毛泽东说过，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对小平也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5]。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如果一切以马克思的本本为依据，以马克思的话作为衡量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变成教条主义者了。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性背道而驰的。注释
[1] 《列宁选集》，3版，第1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三、马克思主义前途光明
马克思逝世以后的后马克思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与低潮交错的时期。亚洲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发区，但它在亚洲得到重大发展。继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亚洲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曾红遍半个世界，可谓霞光满天。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苏东剧变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和逆转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打击。在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政治家弹冠相庆，欢呼共产主义的崩溃和没落。自由主义一时成为最流行最时髦的思潮。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打倒，也不可能被打倒。不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创造性发展，而且在世界上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从苏东剧变的打击下重新集结，总结经验，探讨发展的前景和方式。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时召开的国际会议，都表明世界并没有忘记马克思，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仍在世界政治生活和思想领域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变化。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名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学派，它们的理论视野和理论风格迥异。可是苏东剧变后，它们的政治态度很值得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它开始产生时，是以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可在苏东剧变后，其中有些人却采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对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而我们对各种不同旗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政治立场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一概赞同，也不能简单拒绝。
此外，在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后现代主义甚为活跃。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中消极方面抗议的理论表现。它在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往往援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而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接近。但它们的根本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然而，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表现不是“作秀”，而是表明在当代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不可能无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其实，说得极端一些，人们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不用说自称实行第三条道路的政府推行的政策，如劳资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保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调节两极对立的政策中，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影响，看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批判的作用，都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事情正像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即处在马克思的阴影之下，我们不能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在当代世界，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都绕不开马克思。可以说，全世界都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然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像1848年时的欧洲共产主义那样是一个幽灵，而是一个在思想理论领域和现实政治生活中，最具真理性最有影响力的学说。
尽管如此，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马克思主义总体上还是处于低潮。但这种情况只是前进中的曲折。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的世界性交往，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经济全球化而变为一种具有世界性质的矛盾；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扩大为世界范围内的富国与穷国的矛盾。这更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有利于世界人民对新的更公正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和选择。
当今世界，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世界并非别无选择。事实上，尽管当今社会主义发展处于困难时期，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就已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的前景是光明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世界真正能给世界人民解放以精神支持和理论指导的科学学说。当然，这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过程，经过长期的工人阶级组织和教育的过程，需要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各自重新集结和壮大，需要群众革命意识的重新觉醒，需要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如果用毛泽东当年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我认为非常恰当。
马克思逝世已经120年了。经历了这120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考验，马克思依然是世人心目中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旗帜，依然是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理论思想。黑格尔说过，“伟大的灵魂——哲学史上的英雄们的身体，他们在时间里的生活，诚然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原则）却并不随着他们而俱逝”[1]。历史上不少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不死，因为它通过文字物化为著作，可以为后人研究、吸收、借鉴。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其他对历史和现实发生影响的思想家不同，那些历史上对人类思想有长期影响的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一般都是在思想领域中，没有变成也不可能变成一种改造社会的运动，更没有千千万万的实践者和最广泛的群众支持，而马克思是永远的马克思，因为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世界许多地方为群众所掌握，变为一种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传播，在实践中发展，而不是只存在于图书馆中，存在于典籍中待人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永远是“活着”的马克思，虽然他在120年前就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中；尽管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但它具有的真理性认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推翻的。真理无新旧，可以有古老的真理也可以有最新的谬误。邓小平和江泽民一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的原因正在于此。马克思的英名由于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朽；马克思主义也由于他的后继者的不断发展而永葆青春。（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2））注释
[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2.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
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想学派和理论体系，但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代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同群众和实践密切结合、把严格的科学性和坚定的革命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学说是从来没有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为什么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仅仅因为他们聪颖过人吗？当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先驱者们都是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人物。恩格斯就说过黑格尔和圣西门是“两个最有天才的人物”[1]，还赞扬黑格尔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2]。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超出他们先驱者的，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智慧和才能，而主要是他们所处的时代。
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提出新任务时才能产生出来。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3]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而且对于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需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4]。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当时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的产物。
英国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活动的重要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有着高度发展。18世纪中期，英国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开始的产业革命，使得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手工操作，以机器生产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厂手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棉纺织业是当时英国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771—1795年输入英国的籽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而到19世纪40年代初输入不下6亿磅。羊毛加工业、麻纺工业、蚕丝加工业发展都极为迅速。铁的生产，1740年不过1.7万吨，而到1834年就达70万吨。煤炭生产猛增，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许多煤矿正在开采，仅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煤矿每年就有500万吨以上出口，使用工人四五万人。其他如锡矿、铜矿、铅矿也在加紧开采。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运输的发展。1830年建造的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从此以后，一切大城市彼此都用铁路联系起来。蒸汽不仅在陆路交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通工具也有了新的面貌。从1811年第一艘轮船在克莱德河下水后，到1836年停泊在英国海湾中的轮船总计已达500艘以上。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生产最发达的国家。
法国是马克思早期活动的重要国家。同英国相比，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低一些，但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资本主义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产业革命发展迅速，工业中已广泛采用机器生产。1830年，全国蒸汽机只有600多架，到1847年增加到4800多架。1830年工业用煤为170万吨，到1847年增加到550多万吨。铁的开采量，1832年只有70万吨左右，到1847年增加到160多万吨。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极为迅速，例如铁路，1831年只有30多公里，而1847年竟达1500公里左右。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家占有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从1825年发生第一次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受到危机的冲击。在危机中，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好像是发生了社会大瘟疫。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尖锐化，因而生产力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这种矛盾本身就孕育着解决矛盾的手段，蕴含着从科学理论上予以阐述的可能性。
当然，那时德国的情况同英、法还不完全一样。从政治上说，德国包括着30多个具有封建专制的独立邦，还没有统一；从经济上说，当时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仍然是个带有封建性的农业国家。但是19世纪初，在一些地区行会制度和封建束缚已被废除，有些已被削弱，资本主义发展有了较好的条件。到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已有显著增长。特别是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地区，工业生产已逐步采用机器，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先进地区。而且在19世纪30年代，成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9世纪初，全德国只有少数工厂，到40年代初，仅普鲁士就有蒸汽机1100多架，大小手工工场和工厂78000多家。交通运输发展也非常迅速。普鲁士在1835年开始修筑铁路，到1845年干线已达2000多公里，并创办了汉萨汽船公司和汉堡——美洲汽船公司。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虽然较晚，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5]。因此，德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不如英国和法国，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它的内在弊病同样呈现出来了。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无产阶级已经从早期自发地反对个别企业主、破坏机器的斗争，发展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政治罢工。19世纪40年代，在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开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纪元。
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法国工人曾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期望建立共和制度，使自己能获得政治权利，改善自己的困难处境。但实际上正好相反，波旁王朝被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恶化了，从而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在里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起义。这是无产阶级觉醒的标志。它带着自己的政治要求大步登上政治舞台，把斗争矛头转向资产阶级。
几乎是紧接着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失败不久，英国工人掀起了宪章运动。这是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工人阶级走上独立政治道路的又一个鲜明标志。
成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的宪章运动，是工人运动史上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它虽然不像里昂起义那样直接拿起武器，但斗争矛头同样是指向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宪章运动，说：“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6]后来列宁也赞扬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7]。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国，工人运动也开始兴起。当时德国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既有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又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英、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日益尖锐，德国的资产阶级胆小如鼠，它们宁愿同封建势力妥协，共同反对无产阶级。德国的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因而从19世纪20年代起，工人罢工和反对统治阶级的活动日益频繁。1820年有图灵根的工人起义；1830年有莱茵区和萨克森的工人起义；19世纪40年代初，在柏林、伦兹堡都爆发了罢工事件。
1844年6月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当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必然结果。这次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及里昂起义和宪章运动，但它是德国无产阶级觉醒的重要标志。它十分明确地反对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剥削。马克思对这次起义评价很高，认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8]。
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人的组织也相继出现。1840年，英国成立了宪章派全国协会，称为宪章党，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德国也出现了最初的一些工人组织，1834年在巴黎成立了德国流亡者第一个秘密组织——“被压迫者同盟”，后来“被压迫者同盟”发生分化，1836年创立了“正义者同盟”。1837年由布朗基领导成立了“四季社”，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在巴黎发动的起义失败后，“正义者同盟”遭到严重打击，转移到伦敦，1840年2月7日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工人组织的出现，是工人摆脱分散性、自发性，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重要表现。
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的兴起，要求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是时代提出的伟大任务，但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这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任务。它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剖析为基础，全面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因而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统一整体。
时代的需要孕育着可能。问题本身包含着问题解决的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仅提出了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实行变革的必要性，而且提供了产生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观方面的变革，就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明显地呈现出社会是个有机体，暴露了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辩证运动，而且由于撕去一切宗法的、宗教的含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显示了物质利益的作用。恩格斯在列举了里昂起义、宪章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激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之后，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9]
同样，生产方式的发展制约着经济学发展的水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生产方式斗争中产生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升时期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并且以越来越多的经济事实，使从理论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即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成为可能。
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所不能解决的两大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个任务由什么力量来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尖锐化，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就蕴藏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阶级关系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虽然各有特点，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使得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同样有可能达到科学水平，从而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内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客观基础。
但是，经济条件并不能自发地产生任何思想学说，理论思维还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人类认识如同接力赛跑一样，后人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前进的。从理论本身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同当时德国、英国、法国形成的特殊理论环境是密切不可分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0]
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学敏求，知识渊博，广泛涉猎过各种部门的学问。例如马克思就精通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钻研过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研究过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学说。毫无疑义，这些对于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但就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说，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因为这些都凝结着到19世纪上半叶为止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吸取了先驱者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由他们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精华合乎逻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从康德经过费希特、谢林，一直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其中主要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列宁在概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德国古典哲学关系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还说：“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感兴趣的只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前进，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进。”[11]列宁的总结，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他尖锐地批判了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事物的普遍运动和发展，认为永恒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精神哲学》中，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表述了这种发展观念。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这种思想，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2]。
黑格尔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唯心主义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人。其中特别是通过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转化，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黑格尔认为矛盾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他说：“事实上无论在天上或地上，无论在精神界或自然界，绝没有象知性所坚持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抽象东西。”他还驳斥了形而上学观点，“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13]。
更加深刻的是，黑格尔把矛盾看做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他明确指出：“运动不过就是矛盾的表现”[14]，“运动就是实有的矛盾本身”[15]，等等。把运动和矛盾联系起来，把矛盾看做运动发展的内在源泉，这是黑格尔的光辉贡献。
黑格尔对辩证法虽然作出了重大突破，但从根本上说，他的辩证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彻底的。他只承认自然界在空间的多样性，而否认它在时间的发展；他把普鲁士王国看做历史发展的顶点，把自己的哲学看做认识的终结。他的辩证法的光辉，集中表现在概念的纯逻辑的推演中。这充分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它原有的形态下是完全不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搬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进行了根本改造。正如列宁所说的，对黑格尔哲学“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16]，“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17]。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留下了两个根本性的矛盾，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解决这两大矛盾中前进的。第一是解决了黑格尔把运动和运动着的物质对立起来的矛盾，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第二是解决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前提同形而上学结论的矛盾，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创立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适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彻底辩证法，“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8]。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开始是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启发。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也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杰出一员。他充当了马克思、恩格斯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和纽带。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的伟大功绩，是他在反对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根本改变了唯心主义的统治地位，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费尔巴哈是从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的，对宗教的批判，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重要部分。他尖锐地抨击了宗教所宣扬的上帝，认为人们所幻想的上帝，实际上就是人类自己的特性，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费尔巴哈还用清醒的唯物主义哲学，代替了沉醉的唯心主义思辨。他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坚定地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人和自然界是统一的。他还批判了不可知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他充分信赖人的感官，强调自然界中没有人类不能用自己的五官来感知的属性和性质。“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恰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19]
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他虽然生长在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德国，出生在黑格尔之后，但他的哲学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一样是形而上学的。他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不是扬弃它，而是把精华与糟粕一起丢掉，如同把婴儿连同脏水一道泼掉一样。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费尔巴哈哲学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否定上帝存在的思想是光辉的，但整个批判是从人本主义出发的。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他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20]。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探讨了宗教的世俗基础，并且研究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从而迈出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的一步。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经过《德法年鉴》上的重要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社会历史是曲折的，人类认识史也是一样。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包含着二重性：既是前进又是后退。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无疑是进步；但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又是倒退。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继续前进时，有一定程度上的“复归”，即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吸收积极因素，从而创立了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本质区别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时，批判地吸收了以往的，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并向前推进了这个学说，引起了整个经济学说的革命变革。
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开始，到它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积极成果是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克服了配第、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不彻底性和混乱，对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做了十分清楚的、透彻的表述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关于劳动一般等积极因素，科学地论述了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论述了价值形态的发展，创立了科学的、逻辑上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21]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自从他们提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那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做了解答。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但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积极成果。马克思在经济学说方面的先驱者们虽然没有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但他们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地租、利润、利息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思想。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学地研究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研究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研究了剩余价值及其表现形态，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论，使在黑暗中摸索的经济学领域，从此得到了阳光的照耀。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22]
这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的时候，就揭露了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病。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讽刺和鞭挞，淋漓尽致，妙趣横生，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另一方面，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各自拟订了社会改革的方案。他们的方案当然是空想的，但通过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提出了许多积极主张，例如，关于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消灭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关于未来国家职能的猜测等等思想，这些都有利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总之，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特殊的理论环境。它们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错误，已经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是孕育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肥壤沃土。
理论思维是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分别地、互不相关地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统一整体一样，马克思的先驱者们的学说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起着作用。完全可以说，它们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相互渗透的，是一种“合力”。正如当时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弥补”了德国经济落后的缺陷一样，它们各自在某一个理论领域取得的高度成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批判地改造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改造是密切联系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关于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一系列重要原理，都不是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正是在移居巴黎以后，阅读大量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著作，初步研究了经济学之后，才真正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又反过来加深和完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有关问题的研究。
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和改造，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不满意空想社会主义搞的各种“实际试验”，而是寻求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证”。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和人类解放结合在一起，认为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而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变成革命的、实践的哲学。
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仅仅来源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如果没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精深研究，不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领域中的变革也是不可能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秩序、把各种经济范畴看成人性的体现，是永恒不变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着手研究经济学时，虽然哲学观点正在形成过程中，但思维方法是辩证的，而且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因素。正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的宝贵遗产，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本不同。他们研究私有财产的起源，并且联系到私有制来研究各个经济范畴，因而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实现根本变革，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供了条件。
如果说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为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改造，对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论述则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方向。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单纯的理论兴趣，而是他们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际需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优越，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抨击，因而他们研究经济学的立足点是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过渡性，揭示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科学社会主义也不仅仅是来源于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是同他们批判地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
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就难以产生。恩格斯公开宣称：“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23]。并且明确指出：“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24]当然，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推论出来的。直接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依据的共产主义学说，即哲学共产主义，仍然是思辨的，不科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它为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来分析社会主义问题，提供了积极因素。
同样，剩余价值的发现，是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前提。马克思从1844年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开始抛弃对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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