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庆新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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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史研究(第九辑)试读：
专题论文
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时代
[1]贝卡·科尔霍宁（Pekka Korhonen）最早使用太平洋时代（Pacific Age）一词的是一位日本政治经济[2]学家稲垣満次郎（Inagaki Manjirō）。稲垣在19世纪80年代末入读剑桥大学，其间师从英国历史学家西莱（John Robert Seeley），在其指导下研究大不列颠帝国对外扩张政策的历史。西莱曾受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的影响。经由稲垣，某种带有19世纪欧洲理想主义色彩的语辞，被引入有关太平洋地区之未来的讨论当中。这过程本身已耐人寻味，那种因不同语境间概念之转化所导致的观察视角之切换似乎更引人入胜。
西莱的语辞风格是基于一些大词语（big words）的运用。这些词语中第一个是“海洋”（ocean）。西莱一定程度上援引了李特尔的视野来看待欧洲的历史进程。李特尔有一种看法：把水看作交流媒介[3]（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将之与文明进程的观念联系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文明三阶段”（three stages of civilization）的理论。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大河（potamic）文明阶段，其间人类社会倚河流聚居。第二个阶段是内海（thalassic）文明阶段，此间人类社会繁衍于内海沿岸，如地中海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第三个阶段，亦即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海洋（ocean）文明阶段。大河文明和内海文明的兴盛是全球性的，唯独欧洲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海洋文[4]明的阶段，从此商业和文化波及世界各大洋。
西莱运用的第二个词是“进步”（progress）。这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词语。它的论证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argument）跟一个穷小子因娶了公主而继承王位的神话相似。在李特尔那里，欧洲就是那个穷小子，海上航线则代表了那位公主，而整个世界则是神话里的[5]王国。正如李特尔所强调的，欧洲大陆是所有大陆中最小的。在更早的时期，其他文明的进步程度，如中国、印度、波斯及阿拉伯早已远高于欧洲的水准。然而人类进入19世纪以后，这种情形改变了：“欧洲成为世界文明与教化的中心……它是人类精神的核心，是地球的[6]燃点和焦点，所有的光束集中于此，并由此重新反射回去。”到19世纪中期，欧洲已经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商业和政治的中心、世界文化的绝对领导者。此前世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中心。这就是为何在欧洲从来不需要唤起一种类似“大西洋时代”这样的概念，那太狭隘了。在19世纪，欧洲人的宏大理想可不仅局限在一片海洋，而且要拥抱全世界。李特尔使用诸如“全球的”“地球的”“海洋的”的词语来描述这个新世纪。
在西莱那里，那个穷小子即是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的孤岛英格兰，大海则是那位公主，而大不列颠帝国便是那个王国。英格兰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国家。大部分欧洲以外的世界看起来像停滞的，甚至欧洲早前的进步国家，比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瑞典、德国和法国也都停滞了。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只剩下三群上进者：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他们引领世界历史向前迈进。
西莱第三个词是“经济”（economics）。西莱并不钟情于战争或军事英雄主义。对他而言，进步与经济扩张是紧密关联的。海洋的世纪意味着探索世界范围内之链接，有助于商业和工业的成长。他用轻蔑的眼光看待大陆型国家，因为它们把资源浪费在彼此间无足轻重的征战当中，这正是它们发展停滞的缘故。唯英国足具智慧，几个世纪以来置身于欧陆战争之外。西莱以一种广为人知的说法指出英国此战[7]略的效果：“我们似乎……不经意间就征服并殖民了半个世界。”“未来”（future）是第四个词。时间是以世纪为单位来衡量的，因为就文明之规模而言，进步与否难以在比这更短的时段内区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西莱是一位独特的历史学家，他不注重客观历史知识，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谋划未来的工具。因此，他是一个政策主导型（policy-oriented）的社会科学家，大不列颠未来的繁荣是其至上关注之所在。大不列颠拥有超过千万的人口，届时英文将风行世界。随着他们丰富资源的开采，英国人口将迅猛增长。基于此，西莱预计50年后（即至1930年）英国人口将超过1亿。只要英国维持政治稳定，她的殖民属地就不会像美国那样脱离宗主国之控制，各种资源也就不必耗费于军事冒险之中，未来英格兰的领导地位将会得到长久保障。[8]这样的世界里有活力的经济主导型大国将迈向繁荣的未来，将来一切会以宏大的海洋性术语（oceanic terms）为衡量标准。
西莱的弟子稲垣満次郎继承了业师的表述，但用在一个不同的语境里。在稲垣心目中，日本也是一个穷小伙：一个狭小贫穷的岛国栖身于强权不断扩张的世界当中。然而，他把他的国家看作跟英国一样有相似的起点。不列颠既然能走向繁荣，那日本当然也可以。西莱所教授的成功秘诀——拓展商业与工业及避免高耗费的军事行动——同样适用于日本。稲垣当真乐观，他坚信他的国家有能力跻身一流的工业大国之列，虽然当时日本只是一个出口矿产、生丝、茶叶和大米[9]的国家。稲垣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主要从经济视野观察世界。古典经济学直接考虑正和游戏（positive-sum-game）的情形——所有人都能同时获利；而从军事及领土的角度思考，则会迫使讨论者落入零和游戏（zero-sum-game）的争论中——每个参与者不是赢家便是输家。换言之，经济上，世界被描绘成充满繁荣富足；而军事上，世界充满危机。
世界仅剩下一个仍有可能供大规模扩张的区域——太平洋地区。西莱所认定的进步国家因此将会挟武力进入太平洋。英格兰将从南面远涉重洋而来。俄国则利用当时正在兴建的西伯利亚铁路由北向[10]南扩张。覆盖中国的铁路网建设也正在商讨之中。加拿大1887年已完成了跨越国境的太平洋铁路的修筑。稲垣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文明新阶段——“铁路加海洋”（railway-oceanic）的阶段，它将打开内陆地区的大规模商业贸易。1889年美国也着手在尼加拉瓜开凿一条运河。而法国则自1879年开始在巴拿马开展类似的工程。德国在1884年吞并新几内亚时已经从商业及殖民上扩张至太平洋地区。
欧洲国家从四面八方涌向太平洋。稲垣并不将此视作威胁，他自信日本在日英结盟下足以独力维护自身利益。他愈加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欧洲的商品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太平洋地区，日本亦可借此把自己的产品运往欧洲。欧洲扩张为日本打开了一片广阔的世界市场。[11]日本将作为各主要贸易路线的中心，它的商业远景将得以确立。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温哥华和新南威尔士也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当地也会受惠于相互合作。稲垣特别感兴趣于与澳大[12]利亚的联系。这可能是首个要求建立泛太平洋合作组织以对抗欧洲阴谋的倡议之一。
基于这种欧洲扩张及地方回应的预见，稲垣本可以声称太平洋地区最终也会进入地球化时代（telluric age），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这种欧式词语，创设了一个新词。他声言[13]21世纪将属于太平洋时代（Pacific Age）。世界的驱动力中心将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欧洲是一个稳定而成熟的地区，无法指望将来发生伟大的变动。“铁路加海洋”文明阶段、欧洲资本及贸易经验的传播以及太平洋地区丰富的资源意味着历史舞台的中心将转移至太平洋。稲垣把19世纪视为大西洋时代（Taiseiyō jidai）也就符合逻辑了。因此，欧洲伟大在概念上只局限于一个海洋、一个世纪。极可能李特尔和西莱两人都会为这一想法感到震惊。稲垣所言预示着欧洲达致最[14]强盛之际，即是其被抛离、落后之时。
稲垣命名了这个新时代。但他绝对不是首先发起这一讨论的人。部分根源可追溯至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和日本的乌托邦式的描[15]述。在澳大利亚文献中关于太平洋时代这一想法，柯普兰[16]（Henry Copeland）在1882年满怀想象地描绘太平洋时已有提及。在美国文献里，后来担任美国总统林肯国务秘书的参议员西华（William H. Seward）被认为于19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写下了以下的预言：“欧洲思想、欧洲商业及欧洲企业，尽管它们的实力在增长，欧洲国家间的联系尽管越来越紧密，但是欧洲的重要性将来会相对下降，因为太平洋地区凭借其海岸线，星罗棋布的岛屿及[17]相互接壤的领土，此后将会成为世界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舞台。”西华以及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hew Perry）代表着一群热衷于扩张的美国人。1854年日本被迫开放正是这帮人努力的结果。然而，由于美国向国内荒芜地带开疆拓土及美国内战消耗了大部分资源，扩张政策实质上难以获得美国政府支持，直至19世纪末为止。进一步来说，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集中在贸易上，美国商人依仗英国的霸权保证海上商路畅通无阻。西华的预言已经被遗忘了。直到20世纪初，他的言语为其后世同道重新发掘出来作为争论的历史根据。美国政治中的太平洋时代
太平洋时代的概念被真正引入美国公众议论和美国政治，得益于两个人的亲密合作——海军上校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马汉的代表作《海权对[18]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为19世纪末美国海军的近代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思想基础，而马汉也成了当时美国国家海上战略的权威。他影响渐增部分是由于一位正在崛起的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钟情于他的理论。他们成了私人朋友，一个思想家与一个实干家合作无间，型塑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远大前景。时任美国海军副部长的罗斯福对美国于1898年夺取菲律宾的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积极地运作美国政治支持兼并这些岛屿。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决定实施这一举措，随着领土扩张至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成为一个殖民大国。这一事件比1898年和平兼并夏威夷群岛更具深远意义。两次兼并展示了一种新的美洲扩张精神。美国动用战争从老牌殖民强国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争夺菲律宾的战争以及美国的新兼并，一蹴而就地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拓展殖民地使美国成为一个可与欧洲的帝国强权匹敌的力量。帝国主义一词在19世纪末不具负面含义，相反它是一个带有积极意义的词：拥有殖民地的一流强国。另外如其他词语用法，持有殖民地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就好比当今拥有核武库一样。日本也采取同样的策略来提升其国际地位，1895年吞并中国台湾作为其殖民地而[19]非待其如日本本土。美国于1899年完成它的扩张版图，当时美国跟德国在柏林会议上瓜分了萨摩亚群岛。
罗斯福1900年出任美国副总统，其后新总统麦金莱遇刺，1901年他突然继任美国总统。麦金莱的外交政策摇摆于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而罗斯福则有明确的远见，他要让美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强国。他对一项修建铁路贯通美国中部峡谷的计划怀有极大兴趣。1903年他放弃了在尼加拉瓜进展不顺的“工作”，转而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接替法国公司要求加速开凿运河。美国海军的力量在罗斯福治下急剧扩张。1907年他命令大白舰队（Great White Fleet）进行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环球航行，自此美国被确认为海上强国。罗斯福的系列举措、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已不仅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还加入[20]了明显的军事维度。
马汉和罗斯福的著作在19世纪末因其经世想法而激动人心。与此相关的是一种典型的19世纪末积极进步的氛围：一个“物质与精[21]神富足，繁荣无限”的辉煌时代行将结束，一个新世纪、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它将比那些透过竞争赢取的利益带来多得多的富足。竞争中并非每个人都是赢家。像许多当代作者一样，马汉和罗斯福明白国际竞争是种族及文明的竞争，而非经济上的。两人的军事背景使其更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冲突而非和谐的。毫无疑问，争夺太平洋的胜[22]利者将是“斯堪的纳维亚旅鼠”（lemmings of Scandinavia）般的[23]欧洲人，在“盲目外向的冲动”（blind outward impluse）之驱使下征服世界，为落后民族带去基督福音。罗斯福1899年在一次演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他敦促美国国民过一种奋发进取的生活，因为“肩负起人类大命运的20世纪即将降临到我们面前”，届时将决定哪个[24]国家有勇气和能力足以“赢取世界的支配权”。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罗斯福继续讨论这一主题：“文明的传播有助于推进和平。换言之，一个伟大文明力量的每一步扩展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无数事实证明，野蛮人或消退或被征服，和平随之而至……透过扩张，强大的开化种族逐渐为那些处在野蛮族群控制下的[25]蛮荒之地带去和平。”
世纪之交，种族是分析世界政治常用的概念。正如马汉在1900年描述的那样，进取的条顿种族（Teutonic race），特别是三个伟大的条顿国家——德国、英国和美国，在“本世纪之初”将肩负起推广基督文明的重任。这将主要跟曾代表古老文明而此时已僵化停滞的亚洲民族发生碰撞。日本是个例外。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它跟那些条顿国家意气相投，热衷于维护海上贸易，并迅速学习吸收了工业文明，以至于马汉认为日本是欧洲列强旁支，就好像美国是欧洲联邦一员一样。1000年前条顿部落继承了罗马文明的历史，也同等适用于[26]正向条顿文明学习的日本。
罗斯福总统有时候被认为是使用“太平洋时代”或相关词语的先驱。这当然无法从文献上求证。即便是煞费苦心编撰的厚重的《罗斯福百科事典》（Theodore Roosevelt Cyclopedia），亦完全忽略了这一[27]表述。然而据调查，他在1898年论及兼并菲律宾议题以及在1905年俄日战争结束的演说上，使用了太平洋时代之黎明（a dawning of Pacific era）的说法。同样，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也用过[28]这样的表述。马汉则确实提过太平洋将代替大西洋成为未来世界[29]利益与斗争的中心。在世纪之交，这似乎属于一个常用的政治词语，至少在罗斯福的圈子里是如此。
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一举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和讨论气氛。战前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权分别是大不列颠、俄国和日本，而美国才刚刚开始扩充其海军力量。1902年英日结盟后，大不列颠鉴于德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已逐步减少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把战舰集结在大西洋水域。当日本在太平洋歼灭了俄国海军时，它一跃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心理上的冲击：一个亚洲国家毫无悬念地战胜了一个在几十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强大[30]的热衷于扩张的欧洲国家。排亚（Anti-Asian）观念
日本战胜俄国，导致那些希望争夺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的国家间的势力重构。富庶的太平洋的想象黯然失色，贫乏成为讨论议题：资源稀缺，食物匮乏，空间狭小，市场竞争激烈和失业率骤增。从军事层面看，即将到来的争夺会空前激烈，种族作为活动主体得到前所未有的清晰强调。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黄祸”（die gelbe Gefahr）一词迅速在该地白人国家中传播，并成为排亚作者喜用的概念。
在美国第一个颇具影响的使用者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他在其作品中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理念跟种族主义连用，浑然不知二者[31]的差异。早在1904年他到满洲见证日本军队的胜利。他在那里写了一篇文章，告诉读者狂热的日本人正做着拿破仑的旧梦，如果狂热的日本统治了中国，那么四万万勤勉的中国人将成为西方世界的“黄祸”。对西方世界而言，在20世纪一个新的“种族大跃进”（great [32]race adventure）似乎正在那种结合中发展。
荷马·李（Homer Lea）在1909年出版了第一部描绘日美战争的著作——《无知之勇》（Valor of Ignorance）。它在美国立刻成为畅销书，其日文版也售出了4万册。李不是一个排亚主义者（Anti-Asian）。他倾慕于革命后的新中国，学习中文，并且一度在中国担[33]任军事顾问。这种经历使他反对日本及其对亚洲大陆的领土野心。因此，李可以被称作温和排外主义者（antiforeign）。他以外国移民会冲淡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人种的纯洁性、增加美国社会的犯罪率、战略上造成美国在与移民输出国的战争中的软弱为由，反对外国移民进入美国。在这些方面，日本和德国尤为危险，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剧增，使它们变得有威胁性了。相应地，李认为在所有美国移民中，德国移民的犯罪率超过了其他移民[34]的犯罪率的总和。对于建构敌人的形象而言，这种带有可耻的民族主义的刻画是一种很平常的做法。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形象构建不只针对亚洲人，而且还针对所有对美国有威胁的国家。“条顿”一词已不如“盎格鲁-撒克逊”那样普遍适用了，它失去了其早年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成为德国人的专属了。[35]
李郑重其事地预计德国可能会进攻美国，但对他而言大西洋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地区了。李显然参与了太平洋时代的讨论，他认为太平洋才是未来世界的最重要部分：“不管将来的世界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由哪个国家或联盟来控制，控制太平洋才[36]是关键。”因此，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将会发生在美国与日本之间。在李的小说中，他虚拟了一场日本武力如何从美国太平洋侧翼登陆并占领它的战争。在战争中，日本在美国中部大草原上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试图反击却组织涣散、装备落后的美国军队。美国被迫把富饶的太平洋、美国西海岸、阿拉斯加、夏威夷和菲律宾给了日本，使日本可以轻松地对付该地区的弱国。李书的主旨是抨击美国民众所持的“商业主义”可维持两国和平的观点，这种想法是建立在一种对经济互助[37]互存的幻想与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当时类似的观点也在日本出现。比如李就曾经批评日本天皇的私人秘书金子堅太郎男爵（Baron Kaneko Kentar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看法：“如果我们停止向美国出售丝绸，美国妇女将买不到一件丝织品……而且美国人也喝不到茶，[38]如果我们不输出茶叶给他们。美国人是如此地依赖我们的产品。”金子堅的论点是一种典型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当时日美两国间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他还开列了一个清单，展示日本人是如何地依赖美国人的情形。他最后总结道，日本人民将不允许政治家们将他们的国家拖入一场对双方都毫无益处的战争当中。李轻易地驳斥了这[39]种简单的观点。
贯穿于全书，李希望能够为改善美国的陆海军武器装备争取到更多军费，应该由美国而不是日本控制着太平洋，并藉此控制整个世界。太平洋提供了潜在的财富，不过这只能通过军事斗争才能取得。这就是他传达的信息，也是这本书在美国和日本畅销的卖点。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美日双方都在启动扩建海军的计划。而这将导致一场军备竞赛。美日之间发生海战的可能性成为以后几十年当中一个长期争论的[40]话题。
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福克斯（Frank Fox）在1912年出版了一本书，分析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他开篇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太平洋是未来之洋……不管是以战争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下一场文明之间的竞争将取决于太平洋地区，胜利者的奖励将是[41]世界的霸权，它最终是属于白种人还是黄种人呢？”福克斯认为通过工业和商业的手段，和平竞争是可能的。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和印度经济起步，这都为亚洲国家以廉价的手工业产品渗透西方市场，侵蚀其工业基础，提供了可能性。只要自由贸易在太平洋得以推行，亚洲国家是有机会获得成功的。但是，福克斯又宽慰地说：“在亚洲没有自由贸易的概念，而且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42]会一致地保护她们的国内市场免受来自亚洲国家竞争的破坏。”就保护国内市场而言，她们只要通过征收惩罚性关税（hostile tariffs）就可以轻易地做到，而惩罚性关税在任何“白种人的国家”中是可以任意推行的。
那就只剩下中立的市场了。这包括好几个，中国代表着太平洋地区最大的一个。因此，欧洲主要国家不远万里来到亚洲推行他们的门户开放政策，保障他们对亚洲市场的占有。针对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由美国总统麦金莱任内的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提出的。美国藉此防止欧洲国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保障美国商人可以自由地进出中国市场。因为当时美国在经济上能跟任何国家竞争，但军事上她是一个弱国。美国海军在亚洲的力量仍然弱小。从国内政治而言，美国想要对中国军事征伐仍然存在困难，因为美国正陷入大规模的由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领导的菲律宾独立战[43]争当中。欧洲国家极不情愿地同意了海约翰的提议，而“门户开放”成了在中立市场中实行自由竞争的代名词（general term）。1910年代的问题是：自由竞争持续着，而中立市场却逐步变成一个或几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其数量正在减少。趋势是明显的，所有的主要工业国家只能依赖于将商品出口到其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在这种情形之下，所有国家的商业贸易都将直接取决于该国的陆军和海军[44]的影响力。任何国家如果试图扩大市场都会导致军事冲突。
另外一点令人担心的是，世界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加开始压逼到粮食生产的底线。福克斯预计像澳大利亚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将会[45]成为一些饥饿的亚洲民族侵袭的对象。据此分析，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还会和平地持续上一段时间，但或早或晚，它都会演变为一场军事斗争。由于日本在自然资源和耕地面积上的匮乏，加上其在军事上的傲慢和工业上的进步，福克斯认为日本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争夺中，虽然她获胜的概率不大。他用当时流行女性代词断言：“她（日本）在走向崛起的道路上陷得太深了，不可能安然于默默无闻，[46]她必须明白这一点（see it through）。”
几年之后，日本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强国。但是到福克斯写作本书的时候止，日本的海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也就在1912年过去后的数月（1913年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1914年，运河开放商品运输航道。运河开放后，美国可以调动她的军舰到太平洋地区，而不用[47]顾虑其东海岸会受到来自欧洲的袭击。此外，英日同盟也出现了冷却的迹象。英国逐步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力量存在，强化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海军基地。这两个方面的发展蕴含着英国和美国为争夺对太平洋之控制而发生大战的危机。这是福克斯所能预见的最大危险，而他写作本书的一个要旨就是提供政策建议：终止英日同盟，代之以英美同盟（Anglo-Celtic alliance）来实现双方对太平洋的主导。这个[48]同盟将标志着一种无可匹敌的力量之存在。
两年之后“一战”爆发，英美同盟变为事实，共同对抗德国。另外，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弗莱彻（C. Brunsdon Fletcher）也写了两本跟[49]福克斯调子类似的关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作品。这两本书是在伦敦出版的，并被认为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民众对太平洋局势的认识。因此澳大利亚总理休斯（W. M. Hughes）为其中一本书撰写前言，强调[50]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澳大利亚则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拥有富饶的大陆，它的资源足以使他们在太平洋地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只有500万，他们觉得非常不安全，就好像一个弱者坐在一箱金子上面，听到院子里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要完全实现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潜力，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他们有安全感。然而首要的是，他们要让英国和美国维护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强调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这也解释了书里尖锐地描绘敌人形象的原因。在“一战”期间，他们的敌人是德国，然而更为长久的威胁来自“大量且饥饿的”亚洲人。
就像日本陆军元帅山縣友朋（Field Marshal Yamagata）在1914～1915年很有预见地写道，战后欧洲强国将会在太平洋地区重新实行其毫无止境的扩张。
当目前欧洲国家间的大冲突结束，政治和经济秩序恢复以后，各国将再次聚焦关注远东地区，觊觎着从该地撷取的利益与特权。这一天到来之时，白种人和有色人种间的争夺将是残酷的，谁又能保证说白种人不会联合起来对付有色人种呢？……要言之，在“亚洲人的亚[51]洲”的前提之下，我们必须努力解决困扰我们的种种问题。
同样，所有梦想着在太平洋地区及世界范围内获得繁荣的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创造着对手的种族形象。
太平洋时代的第一阶段讨论，开始是在一种相当乐观的探索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氛围中进行的。军事争夺的可能性在稲垣満次郎的预见中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在马汉和罗斯福那里也是渺茫的。他们的军事化主要是指在欧洲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下，美国如何赢得一席之地，而非针对太平洋地区的某一特定对手。他们不愿跟近乎欧洲强国水平的日本开战，而其他那些太平洋“蛮族”又不足以构成大威胁，也不在美国考虑的范围之内。就世界霸权方面而言，直到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太平洋的局势是相当稳定的。欧洲显然是世界强权的中心，英国垄断了海上霸权。太平洋地区的活力被认为是欧洲发展动力漫溢到世界上最后一块未开发地区的结果。其拓展前景是如此之广阔，足以容纳每个实力相称的国家，其他国家则够不上。她将是一个富饶的世界。
日俄战争之后，战略格局为之一变。俄国的扩张被阻挡住后，欧洲在亚洲的步伐延缓了。当然这并不影响英国以及其他在太平洋地区实力稍逊的欧洲国家的地位，比如德国和法国。然而当地的主要活动者——日本和美国——双双以强势的姿态走向太平洋幕前。随着新势力加入竞争，世界经济形势变得紧张起来了。仅存的可供开发的免费财富看来比此前预料的少得多。紧缺代替富足成为潜在的共识。这种形势导致更为尖锐的种族和军事争论，而经济的语汇在讨论中被边缘化了。工业化的20世纪的乐观图景正在褪色，透过军事手段争夺该地区的财富，乃至统治整个世界的可能性，若隐若现地跃出太平洋时代的地平线。新太平洋的开启“一战”大举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作为世界中心的欧洲现在成了一片废墟的中心。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消失了，俄国陷入内战，而大不列颠和法国被严重削弱。战争终结了欧洲的全球扩张。欧洲特别是大不列颠，在太平洋地区仍有影响，但现在作为“守成者”，仅[52]能竭力维持在该地区的既有地位。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在欧洲人的优先次序中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而欧洲在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影响力也降低了。希望争夺太平洋地区霸权的大国数量急剧减少了。
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于战争期间完成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53]Abendlandes）。这虽是两卷本的大部头著作，而且许多地方不易阅读，但是销量很好，尤其是在哲学书籍中。到1926年第一个英文版刊出为止，其德文版已售出了9万册。或许其中最重要的并非书本内容，而是书名本身。在太平洋地区，“西方的没落”意味着人们对[54]传统欧洲强国想象的幻灭。他们发动惨烈的战争把自己拖垮了。
并非所有人都忘记了太平洋，也不是所有人都对欧洲充满失望。战后重建开始了，一些观察家还惦记着战前太平洋时代的美梦。其中一人就是对太平洋时代拥有浓厚兴趣、主修地缘政治学的德国学生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他的目的是唤醒战败所致的陷入[55]半低迷的德国国民。他强调太平洋正是未来的源泉，希望德国国民铭记于此，这次采用贸易而不再以殖民强权的手段来利用她。他甚至运用日本谚语来提起读者的乐观精神：“棄てる神れば，助ける神[56]あり。”（如果一个神灵离你而去，另外有一个也将随之而来）
像一些英国作家如鄂森顿（P.T. Etherton）和赫娑（H. Hessell）指出的那样，“一战”使世界“重心”由北海转移到太平洋。他们鼓[57]动他们的国家保持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制。他们的著作实质上不过是福克斯要求英美结成盎格鲁-撒克逊同盟以对抗亚洲威胁的论点[58]之再版，而且福克斯就该主题还出版了专书论述。鄂森顿和赫娑延续了“黄祸”的论调，除了在战略格局的变动方面有所论述以外，他们的作品缺乏新意。
关于太平洋时代的新一轮讨论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惨烈的“一战”，世界范围内都致力于防止战争灾难重演。中心位于欧洲的国际联盟正是这种尝试的最耀眼产物。一套指导国际政治的新办法——广泛参与且公开的国际会议，开始取代旧有而专业的秘密外交。虽然名为政府层级的会议组织，但它主要集中在欧洲，太平洋地区国家极少采用这种外交方式。另一种会议组织——低程度公众政治参与的私人层面的国际会议——似乎更适用于太平洋地区的情形，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没有类似于欧洲国家那样的长久的外交传统。[59]“二战”前的国际合作也出现了类似的差异：欧洲人倾向于制度性的解决方式（institutional solution），而太平洋地区国家则偏向于实用性的解决方式（functional solution）。最早尝试这种国际合作的实际上是于1911年在夏威夷发起的致力于维持国际友好和平关系的环太平洋俱乐部（Hands-Around-the-Pacific Club）。夏威夷有着悠久的国际主义传统，当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强调太平洋地区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夏威夷在这种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这说明太平洋诸岛正在准备迎接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俱乐部的成员包括来自各太平洋地区国家有声望的人士和政治家。1917年俱乐部更名为泛太平洋联盟（Pan-Pacific-Union）。该联盟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发起太平洋学术会议（Pacific Academic Conference）。火奴鲁鲁（Honolulu，檀香山）于1920年主办了第一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Pan-Pacific Science Conference），该会议催生了太平洋科学协会（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该组织在今天仍然很活跃。参与者大部分是没有特别政治企图的自然科学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系列学术会议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它存在的1925～1948年，聚集了来自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地区的数千名学者和领导人参加。在某些场合，它甚至可以影响许多[60]政府决策。
太平洋关系学会把学术的重要角色带进了太平洋地区的政治事务当中。学术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相对中立的渠道，国家利益在科学的研讨中得到公开表达和讨论；本着友好的精神，学术争论并没有迫使政府做出任何承诺。1925年在火奴鲁鲁召开第一届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对外正式宣称太平洋关系学会“是一个所有深切关注太平洋的人们的联系载体，在这里会面和工作的人们并非他们的政府或其他任何组织代表者，他们是一个个致力于提升人类福祉的独立个体”[61]。学会成立之初带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因为它早期的推动者大多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但太平洋关系学会短时间之内便发展为一个囊括主要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一般商人和记者的学者会议组织，其诸多科研项目是为寻求解决各种潜在威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问题之道，其大部分成员是美国公民，但也有许多来自日本、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知识分子活跃其间，偶尔也有来自韩国、菲律宾、苏联以及欧洲国家如不列颠、法国、荷兰的代表。国际联盟也派出观察者到该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当代知识分子尝试在太平洋地区创建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的主要载体。
在太平洋地区诸多问题当中，太平洋关系学会主要研究工业发展、食物供应、国家间及国内政治紧张、人口统计、种族关系和移民问题。该地区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排亚移民的举措造成的。美国1924年通过针对日本的《美国移民限制法案》（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就是一个特别的[62]政治难题，因为它降低了一个既成强权的种族地位。而排华和排朝则引起较小风波，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不强大。其他问题有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的迅速工业化问题、反殖运动问题、中国内战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美日潜在的军事冲突问题，这一切问题自李的预测性描绘以来正日益浮出水面。太平洋关系学会以开明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呼吁放宽排亚立法，强调亚洲的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威胁，因为它可以解决亚洲国家面临的人口膨胀问题。学会以经济学的视野看待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引用一位香港代表的描述来概括。
很有可能新生的国家在看待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时候会带有一种相似的短见和妒忌，正如过去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所出现过的那样。太急于保护他们可能获得的利益，每个国家可能都忽略了财富的总增长多半是有赖互信互助实现的，而不是靠盲目竞争得来的。顺从于一种与自己最好的顾客开战的奇怪欲望，这可能会颠覆历史的经济解释。我们必须明确，通过恰当的渠道，东方的工业和商业发展不会给[63]任何国家带来任何损失，不论是对欧洲还是其他国家。
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刊物上重申的一个主旨是：人类历史从地中海流经大西洋，最后抵达太平洋。欧洲国家因为发动战争而蒙羞，太平洋地区潜在军事冲突的说法犹在，但是太平洋地区也蕴含着一种更为明智的国际政治的可能。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历史的经济解释”的说法。在上述引文中参与者的政治取向是明显的，他们分别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们清楚他们的话语具有一定的分量。更进一步说，在那时候这种争论是可行的。世界经济的规模远未达到1913年的水准，很明显一切正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部分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繁荣了，特别是美国。1923年关东大地震（Kantō earthquake）袭击了日本，但是其重建异常迅速，日本经济继续膨胀。与此同时，国际政治进展顺利。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The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成功地限制了大不列颠、美国及日本的海军规模，缓和了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太平洋关系学会承担并鼓励类似的行动。其成员、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詹姆斯·绍特韦尔（James T. Shotwell）与张伯伦（J. P. Chamberlain）草拟了一份制止战争的协定。协定的措辞在1927年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64]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1928年6月，该协定的修订本在国联委员会上被采纳作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Briand-Kellogg Pact），得到了50个国家和政府的签署。它正式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列为非法。世界似乎正在迈向永久和平。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员对此以及学会的[65]参与倍感高兴。太平洋关系学会是非常乐观的，它的工作在来自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同仁看来，带有学术追求的特色。
1927年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成员及相关人士中，太平洋时代的讨论重新点燃。同年在火奴鲁鲁举办的第二届学会会议上，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沢柳政太郎（Sawayanagi Masatarō）在开幕致辞中提到[66]“太平洋将日益成为世界的中心”。英国代表怀德（Frederick Whyte）爵士指出，“近来人们经常提到未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取决于太平洋地区”，他还补充说，“东半球正在挑战西方的统治地位”[67]。在当时这一观念的最有力的鼓动者可能是美国人，例如《新共和》杂志（New Public）的编辑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他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上看到了建立一种未来亚洲各国政府层面共同商讨解决地区问题的国际组织的可能性。他甚至还预见成立太平洋委员会[68]（Pacific Community），以区别于基于欧洲的国联。
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学者尼格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继续着马汉-罗斯福式的论点，他随意地用太平洋时代的[69]概念来阐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说道：“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世界事务的舞台已从大西洋转移到太[70]平洋。”尼格拉斯·罗斯福可能是第一个在语法上用过去式来表达这一观点的人。以往所有的讨论都指向未来，对于那种梦幻般的理想，这（用将来式）似乎更符合逻辑，但是罗斯福坚信转变已然发生。
然而，大多数讨论者继续使用将来式表述。除了美国人之外，当时部分日本人亦非常倡导这一观念。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长及太平洋关系学会日本委员会委员斉藤惣一（Saitō Sōichi）在日本工业俱乐部（Japanese Industrial Club）上是这样告诉他的听众的：伴随着[71]和平与繁荣，“太平洋时代即将到来”。斉藤可能不知道三十八年前稲垣的作品。因为他主要参考西华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观点。不确切的引用反映出他可能只是听说过这些观点。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很可能是其信息来源所在。
而另外一些日本学者则似乎做足了功课。守屋栄夫（Moriya Hideo）出版了一部名为《太平洋時代来る》（Taiheiyō jidai kuru）的作品。虽然他没有提到稲垣，但在书中关于文明之进程由大河阶段至内海阶段再到海洋阶段的论述，以及比较大西洋时代与太平洋时代的观点，跟稲垣所提出的如此相似，显示出他可能已注意到稲垣的早期[72]作品。参加过1929年京都会议的日本杰出自由知识分子新渡戸稲造（Nitobe Inazō），提到作为太平洋时代崛起的前身的大西洋内海文明和海洋文明两个阶段。他也提到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但误[73]拼作“Carl Richter”。这暗示着他读过稲垣的日文著作，因为在那里面卡尔的名字是用片假名拼写的。太平洋时代的观点在不同来源国家可能也不同，但是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系列会议中碰撞到一起。
另外两位演讲者同在1929年10月28日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上提到太平洋时代这一概念：一位是学会的秘书长美国人戴维斯（J. [74][75]Merle Davis），另一位是京都府相模守（Governor Sagami）。他们演讲的时机尤为关键，因为当天美国华尔街国际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崩盘了。
国际形势再现逆转。经济繁荣期结束，转为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出现了各种故事：中国叛乱，美国提升关税保护政策，澳大利亚物价下跌，日本限制朝鲜移民，世界各地出现失业。太平洋关系学会是由一群关心经济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伴着自由国际政治的基础之消失，它的影响亦随之迅速下降。布赖恩-克洛格公约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舆论才实施了一年，就被人们抛诸脑后了。20世纪30年代成了危机加剧的十年，中日冲突升级，日美关系紧张加剧。人们[76]越来越担心日本会向某个白种人国家发动战争，比如美国、大不
[77][78]列颠或苏联。
军事议题成了人们讨论太平洋事务的中心。他们完全遗忘了谈论太平洋时代时的乐观。在沮丧时期，乐观与狂热很容易被认为是过分天真，虽然它们当中没有任何内容在本质上是幼稚的，只是国际社会的气氛改变罢了。许多经济学家坚持反对关税壁垒而主张利益共享的自由贸易，甚至在1931年还有乐观主义者认为“的确，将来很有可能历史学家会记录下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一种必然走向，这基本可以[79]描述为所有太平洋周边国家正转向内向化（a turning inward）”。很不幸，这位匿名作者选择了这一词语作为1931年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的主题发言（background paper）。他们用“内向化”意在表示，“一战”后太平洋地区跟欧洲的贸易相对减少，而本地区内的相互贸易迅速增加，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太平洋地区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然而之后历史学家的记录却恰好相反。在经济学上，大萧条是指太平洋区域内贸易大幅下降，而经济上相对发达的欧洲尽管深[80]陷于危机，但还是可以相对地增加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政治层面，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国际联盟分裂，及世界范围内独裁趋势加剧。各国纷纷限制进口，从这层意义而言，的确所有国家转向内化。结果是亚洲国家走向集权而非经济整合。为工业国家控制市场[81]的区域性帝国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新议题。
1931年之后，学会刊物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了，尽管学会仍是一个活跃的组织。它在“二战”期间甚至一度变[82]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为美国制定亚洲政策提供专业报告和知识。当然有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夏威夷，讨论仍在继续。因为在当地知[83]识分子看来，这是合适的。不管怎样，战后“太平洋时代”（Pacific Era）一词还在某些讲演中出现，但是其用法看起来多少有[84]点空泛，跟行文不着边际。除了以上的情形，20世纪是太平洋时代的观点似乎在1929年已经湮灭了。在1941年一种新的看法出现了，《生活》杂志的出版人兼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活跃分子亨利·卢斯[85]（Henry R. Luce）宣称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
20世纪60年代，太平洋时代的讨论再次出现。就好像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那样，20世纪60年代又是一个乐观的时期，经济发展迅猛。然后，参与讨论的人是带有经济取向的。经济学家垄断整个讨论，至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讨论多少有些避讳探讨军事议题。
就基本概念本身而言，自西莱和稲垣以来，“太平洋时代”一词的含义鲜有变化。一如既往，在太平洋时代的论域内，经济主导型的国家将领先迈向辉煌的21世纪，所有的事物都以宏大海洋语汇来描述。结论是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将由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虽然在词义上并没有新意，但是它的语汇、语境和行动者值得我们去研究一番。主要的不同之处是，欧洲作为边缘力量对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力了。现在所有动议都掌握在本区域国家手中，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如何，尤为重要。
1976年在太平洋地区经济整合的讨论中，太平洋时代的概念复兴了。它是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FTA）概念下，由日本经济[86]学家小島清（Kojima Kiyoshi）提出的。日本外务省大臣三木武夫（Miki Takeo）把这一理念作为他的主要外交政策平台。在向日本民众和国际观众推销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三木开始启用旧标签太平洋[87]时代。他把这一标签贴到“21世纪”上，是因为在那时看来20世纪实在太进步了。同时三木在词义上作了另一个改动：谈及亚洲的潜在发展时，他喜欢用“亚太时代”（“アジア-太平洋時代”）的表述。[88]
1968年，部分太平洋经济学者在日本外务省的支持下，聚集于东京讨论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整合。日本与会者基于21世纪太平洋时代的假设，乐观地表述他们的看法。但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89]新西兰的与会者则忽视这种观点。这一概念在1929年后的几十年里销声匿迹了。在1960年代末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FTA）并没有获得太多支持。但是定期召开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则开始探讨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主要是由经济学家组成的，但是它在许多方面效仿了太平洋学会。它主要研究太平洋地区的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主导倾向，为各国政府会面提供安全的讨论空间而避免政治风险。其伙伴组织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PBEC）于1967年在东京成立。它的目标与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类似，并且两者也有一定的重叠，但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是一个专门的商人组织。20世纪70年代，太平洋时代的观念在这两个组织之间得到交流。虽然当时气氛相当压抑，特别是石油危机以后。
到20世纪80年代，太平洋时代的讨论变得活跃了。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事情与之相关。第一，不仅是日本，几乎所有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愿景，该地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经济繁荣时期，其未来似乎一片光明。第二，经济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广泛传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中国20世纪70年代坚决的反帝立场变得不那么鲜明了，改革使国内经济体系开放外贸和投资。[90]这两方面为这些国家的高度自尊和乐观情绪的滋长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土壤。第三，1978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超过了其在大西洋地区的贸易总额，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跨太平洋贸易总额超过其在大西洋地区的贸易总额。这些事件重要而且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贸易数据是判定世界经济中心的一个首要手段。第四，1980年在堪培拉发起了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即现在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最初的参与者有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韩国、东盟（ASEAN）诸国、新几内亚、斐济和汤加。后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秘鲁、智利，纷纷加入。这一组织囊括了大量的国家，把太平洋沿岸大小国家拉到了一起。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为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半官方组织架构，使之可能成为一个整体。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政治上再次需要兜售这一观念，而基于上述诸多因素，现在一切条件已经成熟了。
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的理念出现在先，接着才去推销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太平洋地区强国的政治家对这一理念产生兴趣。在美国这一观念的发起是一些美国西岸的政治家。[91]在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ōhira Masayoshi）发起了一个研究小组向政府提供政策指引，因为他像十年前的三木武夫一样，希望开[92]始在太平洋议题上构建其外交政策。在澳大利亚，前总理魏德仑[93]（E. Gough Whitlam）积极推广这一观念，而现任总理弗雷泽（Malcolm Frazer）帮助发起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智利也表示了[94]同样的兴趣。此刻日本人最热衷于兹。大平已经开始应用太平洋[95]时代这一概念了，但是1980年他的猝死使这一计划被迫停止。继续在外交上动议的责任落到了他的继任者鈴木善幸（Suzuki Zenko）[96]身上。
虽然大部分讨论者坦言这一预想来自传统强国日本、美国、澳大[97]利亚，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太平洋时代的说法传播到小国那里。太平洋时代的讨论常常带有霸权主义的隐含，然而这一阶段经济共同体与和平合作的梦想是强烈的，以至于许多小国也藉此机会跃跃欲试。作为一个大社群的一员，它们跟其他大国一样感到相同的自豪。欧洲学者对正在地球另一面展开的奇怪且具有潜在威胁的讨论，也显[98]示出持续兴趣。
亚洲人跟“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太平洋一词的运用有不同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日本讨论者使用太平洋时代（Pacific [99]Age）一词，而在美国人的论域里则倾向于使用太平洋世纪[100]（Pacific Century）一词。两者差异并不大，在日本文献中“太平[101]洋世紀”（Taiheiyō seiki）的表述随处可见。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自豪情绪所致，也可能与美国跟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冲突加剧有关。这些主要冲突是缓慢形成的，且这些分歧是否会演变为冲突，尚未明朗，然而无疑一种追寻新团体认同的诉求正在亚洲国家间形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讨论的不再是太平[102]洋时代，而是亚太时代（Asian-Pacific Age）。这一词似乎是直译自日语的“アジア-太平洋時代”（Ajia-Taiheiyō jidai），三木最早使用这一词语。亚太在日文“アジア-太平洋地域”（Ajia-Taiheiyō chi-iki）中被广泛地用作指代这一区域的地理名词，但现在它也指称一个时代。从术语学的角度而言，亚洲人与欧洲人对此的分歧并不明显，但时势使然亚洲人更喜欢后者。有趣的是，亚洲用法在人们的讨论里正逐渐推广开来。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文献中，听起来自然的英文表述“Asian-Pacific”已经被更为直白的“Asia-Pacific”所替代。1989年成立的最新的太平洋地区国际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命名即使用了这一词汇。
这还呈现了一种趋势：人们更多地关注亚洲国家的合作。与此相关且符合逻辑的一个新名词——西太平洋时代（Western Pacific Age，西太平洋の時代），这是由日本经济学家渡辺利夫（Watanabe [103]Toshio）于1989年发明的。在组织称谓上，这种发展是特别由马来西亚总理拿督斯里马哈蒂尔博士（Datuk Seri Dr. Mahathir Mohamad）推动的，他于1981年提出“向东看”（Look East）的政[104]策，在1991年他又提议创立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此后更名为东亚经济协议体（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这是“二战”以来首次约略地将大东亚共荣圈（Greater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大東亜共栄圏）所涵盖的区域，抽象化地看作一个统一单位，而这是由日本以外的一个亚洲国家完成的。由于马哈蒂尔的提议，这一术语的语义在该区域的运用开始发生变化。“东南亚”一词逐渐为“东亚”替代，大体涵括从韩国到印度尼西亚，有时候还包括澳大利亚的区域。无独有偶，当时还出现了“亚洲文艺复兴”，亚洲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以及亚洲是“二[105]十世纪的经济中心”等说法。在一本由马哈蒂尔和日本民族主义者、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合著的名为《亚洲可以说不》（“No”と言えるアジア；The Asia That Can Say “No”）的书中，运用了亚洲时代（Asia Age；アジアの時代）和亚洲世纪[106]（Asia Century；アジアの世紀）的表述。在美国也有大量跟太平洋东西两岸分歧相关的作品，其中有一本明显是拾荷马·李的牙慧。[107]
双方的分歧还没有显得十分尖锐。除了这些概念，太平洋时代的乐观和传统印象仍在广泛传播。例如，一种狂热疾呼出现在香港站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4年新年号（New Year issue）上：“太平洋世纪比预计来得要早，原计划还要再过几年才来临的，显然这一地区按自己的步伐加速发展。”太平洋时代的语词似乎在循环再现。在经济形势乐观的时期，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并不能解释这种周期性的上升与风行，虽然那些时期必有一种狂热的情绪与对未来憧憬相契合。至少还一个因素是必要的：在政治上，他们需要将区域合作的理念兜售给各国或地区的听众们。当经济困难时期来临，这种预见自然会从人们的讨论中消失。它将再次退缩在满布尘埃的古老图书馆的书架之上，直到一位眼光敏锐的新狂热者出现，将其身上的灰尘拂去。
或许这一理念的循环往复充当着时代最敏锐的指示者。因此目前的讨论类似于20世纪初那场讨论。相对的经济紧缩开始蔓延，世界各国债台高筑、失业率上升、经济竞争加剧，区域集团正在酝酿。由于现时的实际富裕，形势尚未恶化，相对地说，一切还相当轻松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