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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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小说史(博雅英华·陈平原著作系列)试读：
新版序
新版序写大书难，写高度浓缩的小书也不容易。用三十多万字的篇幅，描述两千年来“散文”、“小说”两大文类在中国的演进，实在是冒险之举。撰写此书，不仅促成了我学术视野、趣味及笔调的转化，更让我深刻体会到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重”。
此书初刊本，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因从属于大型丛书，不能自作序跋。为弥补这一缺憾，2004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题史系列丛书”时，我抓住机会，撰写了“新版后记”。如今作为“陈平原著作系列”的一种，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免不了多说两句“闲话”。
八年前，因上海人民出版社退回原稿，我得以仔细比勘，发现出版作业中的若干问题，因而撰文，提及“对于编辑的改动，我既感激，又抱怨——感激其消灭了原稿上的若干错漏，抱怨其下笔时不够谨慎”（参见《编辑的“积极”与“消极”——读〈散文小说志〉原稿有感》，原刊2001年8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新华文摘》2001年第11期转载）。文章有理有据，且与人为善，总结出来的若干颇具操作性的“定理”，据说在业界颇受重视。
这回重刊，一开始用的是2004年“专题史系列丛书”版，没想到，发现的错漏一点不比初版少。只好改用原稿作底本，请责任编辑重校一遍。这回彻底信了古人说的，“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
不敢将书中所有过失全都推给出版社，但尽可能减少排校中的讹夺，我相信是每个作者的最大心愿。为学术著作添加“索引”，既便于读者查检，也容易发现失误。这也是我对北大版比较有信心的缘故。
从1996年4月此书定稿，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十三年。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的研究，我反省多而实践少，没能拿出更丰硕的成果，实在很遗憾。好在将此书与本书系其他著述相对照，还是能约略看出我的学术追求。2009年12月14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绪 论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
关于“散文”
关于“小说”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本书的叙述策略(1)
作为文类的“散文”与“小说”，本身并不具备时间性与空间性。换句话说，古今中外的散文与小说，具有某些基本特征，足以将其与诗歌、戏剧等文类区别开来。这种最基本的假设，支撑起千百年来的文类研究。但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追求建立理论性文类（theoretical genres）者，更愿意强调不受时空影响的“散文特性”或“小说特性”；相反，如果着眼于历史性文类（historical genres），则不能不突出渲染古今散文或中外小说之歧异。二者各有其合理性，本书限于体例，自是侧重于后者。
汉人班固眼中“君子弗为”的小说，与晚清梁启超定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相去何止千里！可又不能不承认，这两种“小说”观念，存在着某种值得关注的历史联系。人世间，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校诸古今而皆通的“散文”或“小说”概念；可这并不等于完全否定了文类研究的价值。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中有一句妙语，可借用来解答此难题：
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
有“大体”而无“定体”，此说既针对不同文体间有时相当模糊的边界，也指向同一文体不同 中国散文小说史时代可能相当激烈的变异。文学史家的工作，一是识大体，二是辨小异。这里的“大”、“小”之分，只是相对而言，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大体”保证了文类的生存，“小异”则意味着文类的发展——正是此等打破“定体”的不断努力，使得文类永远保持新鲜与活力。“散文”与“小说”，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独当一面的重要文类。将两种性格不同的重要文类放在一起论述，并非“乱点鸳鸯谱”。小说与散文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后的论述中，将被不断提及。这里需要略加解释的是，为何先论“散文”，后及“小说”。对于20世纪的读者来说，小说的地位可能远在散文之上；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作为中心文类所受到的重视，远非“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所能比拟。更重要的是，追根溯源，“散文”趋于成熟在前，“小说”走出混沌在后；论述后起的文类，必然涉及其对于已有文类的依赖与背叛。一 关于“散文”
在中国，“散文”作为文类源远流长，而被正式命名，则是晚近的事情。这一名与实之间的缝隙，形成某种张力，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概念的清理与界定。今人眼中的散文，大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应；与韵文相对应；与骈文相对应。这里由近及远，依次剥离，借此理解“散文”的历史命运。
所谓与小说、诗歌、戏剧并驾齐驱的散文，乃是“五四”以后拥抱并改造西方“文学概论”的成果。“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开篇的，这里除了语言上的文白之争，还蕴涵着文类等级的变更，即“散文”由中心退居边缘。此前谈论文学，首先是文章，而后才是诗词；至于小说与戏曲，可有可无。此后则天翻地覆，小说、戏剧出尽风头，文章则相形见绌。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不只影响当代创作，也涉及文学史建构。文学进化神话的引进，以及文类等级的调整，使得“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著焕然一新。像胡适那样断言宋元以下古文已经死亡——既被白话所取代，也被小说戏曲所超越的人，或许不太多；但论及宋元以下文学，学者们大都以词、曲、小说而不是文章为关注的重心。这一点，比较林传甲、谢无量所撰文学史与二三十年代以后的同类著述，可以看得很清楚。
尽管经过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努力，杂感、随笔、小品、美文等终于进入文学殿堂，不过，在一般读者乃至作者眼中，散文仍是矮人一截。就连以散文名家的朱自清，也在其散文集《背影》的序中称：“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分。”依照其时被普遍接纳的西方文学观念，“散文”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不如说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称“文学领域”尚属客气，对于此类体式、风格、功能千差万别的“文章”，能否“算作纯艺术品”，时人心里普遍存在疑问。考虑到散文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在建构文类学时，学者们略为变通，于是有了皆大欢喜的“四分天下”说。“散文”总算四分天下得其一，避免了被剔出文学殿堂的厄运；只是昔日“文坛霸主”，如今沦落为“叨陪末座”。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立言载道、博取功名、祈求不朽的“文章”，经过这么一番功能限定及价值重估后，几乎已是脱胎换骨。
相对于诗歌或戏剧来，现代中国散文受传统的制约及恩惠更深更厚。虽然有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激进的口号，白话散文要获得成功，必须向古文学习，这种想法很快为大多数作家所默认。周作人的提倡晚明小品与鲁迅的表彰唐末杂文，取径自是不同，但在借古文改造白话散文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有言：“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这话可移用来说明现代散文与古文的关系。
更何况，“古文”本就是“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特指其与“骈文”相对立。最早在此意义上使用“散文”这一概念的，大概是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称：“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甲编卷二则引周必大语：“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这里提及“散文”，不只取其与“诗骚”相对，更强调其与骈文异途。不过，宋明两代文人，更愿意沿用韩、柳的术语，将此等长短错落、无韵律骈俪之拘束、不讲求辞藻与用典的文章，称为“古文”。直到清人重提骈散之争，“散文”作为与“骈文”相对应的概念，方才屡被提及，如“六朝文无非骈体，(2)但纵横捭阖，一与散文同”；“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等。
清代各家对六朝骈俪的评价天差地别，可以暂不涉及；文分骈散，且二者相对与相争，这点却基本没有异议。不只唐宋以下自觉与骈文相对抗的“古文”是“散文”，先秦两汉不曾着意讲求韵律与对偶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也是“散文”。但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秦汉之文乃骈散未明，故无意讲求；唐宋以下则是骈散已分，而刻意避免。骈散相依而又相克，晚清罗惇曧曾借此勾勒两千年中国文章的发展脉络：
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3)差强于散。
对骈散之争的功过得失，留待以下各章具体评述。倒是借骈散兴衰追溯文章源流的尝试，给后来者以启示：为“散文”作史，无论如何不该绕开作为对话者与挑战者的“骈文”。
至于在与“韵文”相对的意义上谈论“散文”，则有点不今不古，缺乏明确的界定。“韵文”一般指的是押脚韵，而不是像骈文那样奇偶相生低昂互节、借抑扬顿挫来咏叹声情。如果将不押脚韵者定义为“散文”，那么古文中的铭赞辞赋必须排除；更重要的是，此文体将因包括小说、论著、地图解说以及数理化教科书等而变得漫无边际。以有韵、无韵为分类标准，约略等于古老的诗文之分，基本无视此后崛起的小说、戏曲等。但此说也有可取之处，即打破明清以下古文家为求精致而日趋小气的格局。不必有意为文，更不必以文人自居，述学文字照样可能充满风采与神韵。这一点，刚好对应了中国散文的一大特性：兼及文与学、骈与散、审美与实用。
理解中国散文史上一次次激动人心的论争，比如六朝的文笔之争、唐宋的古今之争、清人的骈散之争，以及近在眼前的文白之争，但拒绝站在一家一派的立场来取舍，更不愿意为了“正统”而摈弃许多同样充满魅力的“异端”——秦汉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固然令人神往，两汉辞赋与六朝骈俪同样无法割舍；韩柳欧曾提倡古文的业绩值得评说，作为读书人博取功名敲门砖的八股也必须面对：一句话，只要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书都希望有所涉及。二 关于“小说”“散文”作为文类的外延与内涵，需要借助历史的叙述，方才能逐渐明晰起来。但“散文”所包含的各文体，古来却有相当精彩的辨析。作为文体论开山作的《文章流别志论》，以及第一部按文体编纂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还有建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研究体例的《文心雕龙》，都出现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可想而知，“文章辨体”，在中国散文史上并非陌生的课题。诗文代变，“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就像近人黄侃所说的，切不可“为名(4)实玄纽所惑”。可千百年来，致力于“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者，大有人在。借用明人徐师曾的话，便是：
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5)体愈众，故辨当愈严。
经过一代代文论家不懈的努力，“文章”之“体”，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大致是明晰而且确定的。
谈论“小说”，可就没有这种方便了。相对于盛极一时的“文章辨体”，研究小说内部结构及体式者，未免显得过于薄弱。所谓“六(6)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明人这一夸大其词的表述，其实正透出其对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把握无能为力。明人中，对小说真有研究的兴趣与能力的，当属胡应麟。胡氏修正郑樵古今著述“足相紊(7)乱”者有五的说法，强调“最易混淆者小说也”，确系甘苦之谈。《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关于小说的分类，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可也只局限于文言系统，《水浒传》等章回小说则无法纳入。
在古代中国，“小说”的概念相当含混。《庄子·外物》中已出现“小说”字眼，但并非文类概念。班固《汉书·艺文志》收录小说十五家，并加以界定：“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尽管学者们对这句话再三引申发挥，仍嫌界说不清。后人虽借助“虚—实”、“文—史”、“雅—俗”等作为尺度，努力将其与史书区分开来，可中国“小说”之概念含混这一先天性特点，并无根本改观。同为“小说”，古今之别，相去天渊；即便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也因接受的文学传统不同，对“小说”的理解与界定因而迥异。大致而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概念，大大超过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也就是说，在现代人看来，许多文言小说不能算“小说”；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概念，则小于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比如，宋代说话四家，“小说”只居其一。
将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系统，不只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人眼中，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区别绝不仅仅是语言媒介的不同，还包括不同的文学起源（若前者主要取法史传与辞赋，后者则更多得益于俗讲和说书），不同的文学体制（前者接近于现代文类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后者则以长篇小说尤为出色），还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表现方式与审美理想。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相对独立平行发展，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特色。因而，这两者的互相对峙、互相影响及各自消长起伏的趋势，也就构成了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不管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结构中，都处于边缘地位。相对于处在中心地位的诗文来，小说只是一种不大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即便已经摆脱“丛残小语”的原始形态，小说仍只能以“虽小道必有可观”来聊以自慰。在治国安邦者看来，小说因其注重世态人情、细节琐事、奇谈怪论，以及娱乐色彩浓厚，并非表达政教理想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说，小说不大适合于载道，因而“不登大雅之堂”。这一千百年来士大夫普遍存在的偏见，使得中国小说较为接近民间生活与民间欣赏趣味。小说地位卑下，这固然使得不少有才华的作家不愿涉足，妨碍了这一文类的演进（说书风格的长期滞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反过来，因其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较少受“文以载道”观念的束缚，艺术创新的自由度更大。尽管明清文人大都鄙视小说，可在后世文学史家看来，明清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比正宗的诗文更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没有留下篇幅巨大、叙事曲折的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叙事”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以至千古文人谈小说，没有不宗《史记》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只要想挤入文学结构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鉴诗歌的抒情特征，否则很难得到读者的赏识。这两者决定了“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者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后者则落实在突出想象与虚构、叙事中夹杂言志与抒情，以及结构上大量引诗词入小说。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能同时接受这两者的影响，只不过因其不同的审美选择，在具体创作中各自有所侧重。三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文类的建立，主要目的不外三点：一是出于图书分类与总集编纂的需要，二是建立标准以便展开深入细致的批评，三是使得学文者能够尽快掌握基本技巧。照此说来，文类研究自是越精微越确定越好，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随着文类的愈辨愈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本来只是借以描述文学现象的一种基本假设；在实际操作中，论者为了渲染其合理性，往往将分类标准凝固化。开创者还有兴趣与能力穿越文类的边界，从事各种创新尝试；后来者则大都只能守成，因而更倾向于强调“边界”的神圣，并谴责各种“越境”的行为。
固守已经勘定的“边界”，有利于文类的承传与接纳，但很容易因此而窒息其不断更新的生机。比如，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便常因某些古文家纯洁血统保持稳定的冲动而变得格外敏感与脆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桐城文派拒绝小说渗透的努力。
桐城开山之祖方苞，为文讲义法，求雅驯，特别反感古文之“杂(8)小说”。吴德旋著、吕璜述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为桐城辩护者，喜欢将古文之“忌小说”，局限在纯洁语言的范围内；其实，吴、吕说得很清楚，“所谓(9)小说气，不专在字句”，更重要的是“用意太纤太刻”。讲求字句，防止纤刻，仍不足以尽桐城文派对小说渗透的警觉。还是谨守师法而又善于表述的末代桐城大家姚永朴，将其隐忧和盘托出。在界定“文学家”时，姚氏称其有别于性理家、考据家、政治家与小说家，明确将小说排除在文学之外。以下关于小说弊端的攻击，大概才是桐城诸家决意严守边界的真正原因：
情钟儿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邻于诞妄。又其甚者，以恩怨爱憎之故，而以忠为奸，以佞为圣，谀之则颂功德，诋之则发阴私，(10)伤风败俗，为害甚大。且其辞纵新颖可喜，而终不免纤佻。
将语言之“纤佻”与否留在最后，这或许更合方苞力倡“义法”的原意。
桐城之排斥小说，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也与其文类等级观念有关。这种“洁癖”首先碰到的挑战，反而是其奉为旗帜的韩文公。韩愈为文不大守规矩，颇有穿越边界游戏笔墨之作；曾国藩就曾对其《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已失古意”略表不满。于本应庄严古雅的墓志中，插入妙趣横生的骗娶侯女逸事，正是引小说笔法入古文。韩柳之提倡古文，不排斥甚至有意借鉴传奇手法，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后世古文家既不敢否定韩柳，又不赞赏穿越文类的边界，于是将罪过推给学步者，就像清初汪琬所说的：
前代之文，有近于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如《河间》、《李赤》二传、《谪龙说》之属皆然。然子厚文气高洁，故犹未觉其流宕也。(11)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
以小说为古文，文气可能不够“高洁”，可也别有好处，比如说叙事曲折、刻画生动等。与汪琬同称清初三家的魏禧、侯方域，其所撰《大铁传》、《马伶传》、《李姬传》等，正以颇有“小说家伎俩”而获得成功。认真追究起来，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也未见得能完全撇清与小说的关系。“小说”与“散文”，作为文学的两大门类，当然有其独立性。在两千多年的文学进程中，二者地位高低不同，风格雅俗有别。另外，还由此引发功能（载道与娱乐）、读者（士人与民众）、文风（简洁与夸饰）、传播媒介（书面与口头）等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两大文类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似乎是天经地义。反而是谈论“小说”与“散文”之“合”——准确地说，应是二者某种程度的互补与互动——需要特别加以论证。
文章之体，“总其大要，不外纪事、议论两端”；至于议论与纪(12)事何者更重要，依立说者的个人兴趣及所长，尽可上下其手。比如，清人章学诚深于史学，故认定“文章以叙事为最难”。叙事之所以高于议论，在章学诚看来，就因为“史迁之法”、“左氏之文”的神奇变化，使今古文人得以畅意达情，也使文章之能事始尽。撇开纪事、议论孰高孰低之争，章氏对“叙事之文其变无穷”的描述，倒是值得再三品味，因其涉及小说与散文的共同特征：
盖其为法，则有以顺叙者，以逆叙者；以类叙者，以次叙者；以牵连而叙者，断续叙者，错综叙者；假议论而叙者，夹议论而叙者；先叙后断，先断后叙，且叙且断，以叙作断；预提于前，补缀于后；两事合一，一事两分；对叙插叙，明叙暗叙；颠倒叙，回环叙：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
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此文题为《论课蒙学文法》，并非高深的文论，主要是介绍其时学界的“常识”。实际上，宋元以下，强调叙事(13)起源于史官，以及讨论叙事时间与叙事结构的，大有人在，章氏只是略加排比渲染而已。
这里讨论的“其变无穷”的叙事方法，主要指向古文，可也同样适应于小说。《左传》与《史记》作为叙事之文的“不祧之祖”，对后世散文以及小说影响之深，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金圣叹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似乎着意区分小说与史著；可具体评点小说时，金氏使用的仍是根源于《史记》的古文笔法(14)。借助于“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古文家与小说家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至于金圣叹所强调的“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的区别，确实是注重实录的史著与偏于虚构的小说之间最大的鸿沟（散文居于中间位置）。不过，史著不可能真的全凭“实录”。早就有人怀疑《左传》、《史记》中若干不可能有见证人的密室之语、死前独白乃是出于作者的虚拟与想象，钱锺书更是将其作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15)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如此说来，明清小说评点者之动辄许以“史迁笔法”，虽有攀附正史、自我尊贵的嫌疑，倒也未可厚非。因正史与稗史之“意匠经营”，确有“同贯共规”之处。
正是这种同样的师法“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决定了散文与小说这两大文类具有某种潜在的血缘关系。同样是叙事，一篇墓志铭与一部章回小说，从作品规模到叙述语调，都不可同日而语。但追根溯源，二者又并非了无干系。尽管文言系统的小说与古文的关系更为密切，章回小说也并非与文章完全绝缘。纵观两千年中国文学进程，散文与小说互为他者，其互补与互动的关系，值得认真探究。这里指的不是同一作家兼擅小说与散文，或者同一作品跨越两大文类；也不是插叙、倒叙笔法在散文与小说的不同命运，或者旅行记对于散文与小说的共同启迪——这些虽然奇妙，却都并非不可思议。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这点或许更值得评说。(16)
自陈寅恪著文讨论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兴起的关系，研究唐传奇以及探讨古文运动者，一般都会在著述中提及二者的互动。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传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古文运动的展开，除了韩柳的游戏之作以及沈亚之、牛僧孺的一身而两任，更值得注意的是，传奇的细节描写、人物刻画以及场面渲染，对于古文之摆脱骈俪、追求个性化大有启发。反过来，传奇之得以形成，最直接的渊源无疑是史传；由此不难想象其与古文的内在联系。更难得的是，唐人似乎不以传奇为小道，也没那么多雅俗高低的计较，再加上其时文类边界尚未壁垒森严，比较容易自由驰骋。
宋人对跨越文类边界的尝试，不像唐人那么热切而大胆。人们常常引证尹师鲁之嘲笑《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乃是“《传奇》(17)体尔”。此说很容易导致宋人固守文类边界的错觉。其实，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的开篇，以及苏轼《方山子传》的结构，都明显借鉴了小说笔法，而且还颇受赞赏。宋人对小说与古文关系的微妙态度，集中体现在其最为擅长的“笔记”上。“笔记”的文体界限相当模糊，可能是“文章”，也可能是“小说”，而且往往一书之中二者杂陈。魏晋以下，笔记之作代不乏人，而且各呈异彩。宋人笔记多公余纂录、林下闲谈，以学养丰厚、天性自然取胜。宋文的朴实中见风采，平易中显才情，与宋人普遍欣赏并撰写笔记不无关系。
明清之际，小说与散文的关系，同样有值得关注者。小品文的风行，自有其独特的文化资源，比如此前已经成熟的题跋、尺牍、笑话等；可回应其时如日中天的章回小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侧面。小品文作家中，像李贽、金圣叹那样热情洋溢地评点小说的并不多见，可反对拟古、不避时俗、提倡性灵，以及强调娱乐而搁置载道等，其创作心态与小说家大同小异。至于章回小说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说书传统，日渐书面化与文人化，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借鉴古文笔法。同样以古文笔法评小说，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的回评，比金圣叹说《水浒》或毛宗岗说《三国》更为贴切，原因就在于前书确实更像一篇“大文章”，故其说主脑讲经络辨声调识笔力等，也就显得更加“直探文心”。
晚清至“五四”的文学革命，改变了中国小说与散文的整体面貌。在这场文学变革中，西方文学的启迪固然至关重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同样不容漠视。而这两者往往纠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比如，小说与散文的对话，乃是这两大文类变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这里有传统中国以不文为文、以不诗为诗的革故鼎新之道，也有中外小(18)说（散文）叙事模式不同造成的刺激与启迪。比起唐宋明清文人跨越文类的尝试，“五四”作家显得更加无所顾忌，而且，这一回的“小说散文化”与“散文小说化”，往往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对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或者中国散文之走向“白话”与“美文”，跨越文类边界，始终是一种有益而且有效的尝试。四 本书的叙述策略
最后，关于本书的叙述策略，有必要稍作交代。
虽然我对穿越文类边界的尝试相当赞赏，但作为历史叙述，散文与小说毕竟不宜混为一谈。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描述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而对二者的叙述，采取的策略不尽一致。前者按照时间顺序，后者则照顾类型的演进。这里有个基本的设想，即文章体例的变化，远不及小说类型的演进急剧。而且，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正如鲁迅所说的，“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即“反复”与(19)“孱杂”。为了使得这种变迁的轨迹及其复杂性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这里尝试突破线性时间的限制，不完全依年代先后叙述。
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种叙述策略，最大的陷阱是穿凿附会。需要一个过渡形态，使得穿越边界的行为，不至于显得过分鲁莽。在这方面，作为中介的“笔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看来，正是借助这座桥梁，超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笔记”之庞杂，使得其几乎无所不包。若作为独立的文类考察，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任何文类都可自由出入，这一开放的空间促成文学类型的杂交以及变异。对于散文与小说来说，借助笔记进行对话，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介入、都与之渊源甚深的“中间地带”。
从晚清开始的文学革命，使得20世纪中国的散文与小说，与唐宋明清同类作品差异甚大，以至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分而治之”。本书不采取这一策略，而是力图贯通古今。这里涉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理解，即强调在“从古典到现代”的文学变革中，传统依旧以某种形式发挥着积极作用。不管是借“活着的传统”沟通古今，还是以“传统的转化”体现发展，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的历史叙述，都不应该终止于晚清。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本书描述的重心，之所以有所涉及，主要是体现笔者的这种学术追求。
本书对作家生平基本不涉及，对作品的分析也不够精细，除了篇幅的限制，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为了突出文类演进的趋势。选择这一著述体例，必然对大量史实有所取舍。限于著者的史识与学力，取舍不免有所偏差。至于因此而相对淡化个人的天才创造，无法凸现大作家的整体风貌，则是选择这一体例所必然留下的遗憾。
(1) 关于文学分类的术语，历来相当混乱。这里把第一级分类称为“文类”或“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而把第二级分类定为“文体”（如墓志、题跋、游记）或“类型”（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武侠小说）。
(2) 参阅孔广森《答朱沧湄书》、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
(3) 罗惇曧：《文学源流》，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0页。
(4)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颂赞第九》。
(5)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
(6) 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7) 参阅郑樵《校雠略·编次之讹论》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
(8) 参阅沈廷芳《望溪先生传书后》。
(9) 参阅吴德旋著、吕璜述《初月楼古文绪论》以及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10)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0页。
(11) 汪琬：《钝翁类稿》卷四八《跋王于一遗集》。
(12) 参阅邵作舟《论文八则》、梁章钜《退庵论文》。
(13) 参阅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元人陈绎《文筌》、清人李绂《秋山论文》等。
(14)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回评》。
(15)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16) 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哈佛亚细亚学报》1936年1卷1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7) 陈师道：《后山诗话》。
(18) 参阅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上 编中国散文 第一章史传之文与诸子之文
从言辞到文章
从直书到叙事
百家争鸣
诸子遗风
一部中国文学史，是在先贤的创造与后辈的阅读中共同完成的。没有庄周的汪洋恣肆、班固的法度谨严，也就没有充满魅力的《庄子》和《汉书》；反过来，《庄子》、《汉书》的千古流传，又有赖于后世无数读者的诠释与模仿。谈论中国散文的起源与发展，不能不考虑唐、宋、明、清乃至近世文人学者的选择。之所以从唐代说起，就因为自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历代文人大致认可其对秦汉之文与魏晋之文的区别。正如清人方苞在其所编《古文约选》的《序例》中所说的：
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
没有注重藻绘的骈文，也就无所谓“质而不芜”的古文。对古文、骈文的界定与评价历来天差地别，但“八代之文”不同于“秦汉之文”，这点一般不会有异议。
韩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主要还是追求因文而及道；柳宗元之取法五经并参照孟、荀、庄、老，着重点已由明道转为论文。(1)唐宋以下，古文蔚为大观，“追踪秦汉”因而成了取法其上的标志。也有人主张模仿韩柳而不是《左》、《史》，可那是因为秦汉之文(2)如远隔大海的蓬山绝岛，非唐宋文作舟楫不能到达。对于明清文人来说，六经子史不但是文章的范围和根基，而且本身便是天下之至文。屠隆对前后七子的模拟剽窃很不以为然，可这不妨碍其在《文论》中对六经子史推崇备至：
夫六经之所贵者道术，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若《礼·檀弓》、《周礼·考工记》等篇，则又峰峦峭拔，波涛层起，而姿态横出，信文章之大观也。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古雅藻丽……贾、马之文……屈大夫之词赋……庄、列之文……诸子之风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术之醇粹洁白，皆不敢望六经，乃其为古文辞一也。
尽管《文选》对历代文人影响极大，但其排斥“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六经子史，却没有被后世所接受。同样区分文笔，刘勰的做法无疑妥当些。《文心雕龙》中论文、叙笔各十篇，其中叙笔部分首列“史传”和“诸子”。实际上，后人追慕模仿的“秦汉之文”，也正是这“史传”与“诸子”。
因而，本章之论述，以先秦两汉的“史传之文”和“诸子之文”为中心。至于领尽风骚的汉赋，以及魏晋骈散渐分的文学走向，则留在下章论述。一 从言辞到文章
鲁迅撰《中国文学史略》，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虽也提到原始之民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但认定口耳之传不足以行远或垂后，故文字的诞生更带根本性。从《说文》入手讨论文学的起源，这一思路得益于章太炎与刘师培。所谓“自古词章，导源小学”、“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因此，“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章、刘其实都注意到早期史书多记口语、诸子之书近乎演说、古人论学特设记问、战国游说惟在立谈等，可囿于“言语文学厥科本(3)异”，或者坚持“文笔之辨”，故宁愿以“解字”来“说文”。
各种文体对“言辞”与“文字”的依赖程度大不相同，所谓的苍颉造字或六书义例，并不能充分说明“文章”的发展趋向。倘若承认六经、诸子和史传对后世文章的决定性影响，那么无论如何不该绕开当初那些没有多少藻采的“口语”与“演说”。因此，我更欣赏朱自清的思路，探讨中国散文的发展，不妨直接从“言辞”如何影响和造(4)成“文章”说起。
清人论文，多以记言的《尚书》开篇。“五四”以后学术范式转移的一个标志，便是甲骨学的兴起。随之而来，谈论文章起源，必追溯殷商的卜辞。巫觋为帝王求凶问吉、预测祸福，记录下来便是今人所见的卜辞，后人或许可以从中读出许多故事，可当初它只是占验的语言，最多加上巫觋的推测与想象。所谓“巫卜记事”，指的是巫觋的社会功能；倘就文体而言，卜辞只记占验之语。不妨读读这片常被引用的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不要说那些只是预卜祸福或天气，即便蕴藏着狩猎、祭祀或战争等大事的卜辞，仍是模拟巫觋的口吻。
从甲骨卜辞的片段记录，到系统的卜筮著作《周易》中的卦爻辞，文字表达水平已大为提高，而且多用韵语，明显是为了记诵的方便。到了《易传》中的《系辞》与《文言》，已经有严密的推理和完整的结构，俨然是在“做文章”。《易传》十篇，到底出自何人、成于何时，一时难有定论。但其带有战国文风，不可能出自孔子孔子之手，这点大概没有问题。而《系辞》和《文言》之注重辞采，讲究奇偶相生，既便于口耳相传，也有日渐文章化的趋向。
更明显地体现“从言辞到文章”这一发展趋向的，还是《尚书》、《国语》等历史著作。《汉书·艺文志》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上古史官之分工及记言记事之别，未必真如班固设想的那么泾渭分明。不过，《尚书》以记言为主却是不争的事实。《商书·盘庚上》还有“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作为“王若曰”的背景，《周书·多士》也有“惟三月，周公初于先邑洛”交代发布告令的时间地点；《周书·无逸》连这些简单的说明文字都省了，开篇便是“周公曰”。唐人刘知幾对此有过大致合理的解释：“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杂入言地理的《禹贡》、述灾祥的《洪范》以及记人事的《尧典》、《舜典》，在刘氏看来，“兹亦为例不纯者也”(5)。本来就不是完整的著述，体例焉能完全统一？只是相对于此后的史书来，《尚书》确实多载“语录”而不注重“叙事”。《尚书》的源流及真伪辨析，是学术史上一大公案，这里不拟涉及。但不管真伪，既被列入天下义理辞章之渊薮的“六经”，历代文人无不悉心研读。因此，所谓“《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6)国第一部古文”的说法，判断或许有误，却真实地表明此书在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尚书》对此后几千年制诰诏令章表奏启的深刻影响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高古质朴而极少藻饰的叙述风格，往往被后世用来作为扫荡浮华文风、提倡文章复古的旗帜。文学史家为了证明“进化的轨迹”，尽量发掘《尚书》中较有文学色彩的比喻、韵律乃至场面描写，这自然没错；可《尚书》之被历代文人阅读和模仿，重点不在辞采藻韵，而在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说的“本之《书》以求其质”。《尚书》记言，言随时迁，刘勰已经抱怨“训诂茫昧”，韩愈更(7)称其“佶屈聱牙”。虽经历代学者训释考订，至今仍有许多不可解处。《尚书》之所以难懂，原因在于多用方言口语，20世纪30年代，有人据此论证白话文之不足以行远，有人则将其作为提倡大众语及拉(8)丁化的依据。其实，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征以及上古书写的困难，决定了中国的言文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为了节时省力，也为了流传久远，必须尽量减少对当世口语的依赖。两千多年后的今人，稍加训练就能读懂孔孟庄骚，这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建立与发扬光大至关重要。这种奇迹的创立，是以摒弃口语而追效古人为代价的。《尚书》的“佶屈聱牙”，不过凸显了言文分离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制约。后世文章的多用雅言及书面语，正可从《尚书》的流传与接受窥见端倪。
同样注重记言，《国语》已经颇多润色。今本《国语》二十一篇，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时代断限参差，纪事繁简相异，各篇体例也都很不一致，可所录之语却没有根本的区别。史家们明显没有“从实而书”，“记其当世口语”，而是采用流传更为广泛的雅言。其中吴、越之语有气势，周、鲁之语多理趣，总的倾向则是加进了助词、连词和语气词，使文章显得流畅委婉。《国语》的体例虽以记言为主，但已有通过一系列言行展示某一人物风采的趋势，可视为语录体向人物传记的过渡。若《晋语》中重耳的流亡、《越语》中勾践的灭吴，都在注重记言的同时照顾到故事及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单就叙事（尤其是描写战争）而言，《国语》显然无法与《左传》媲美；但《国语》中不少精辟的议论，一点不比《左传》逊色。著者注重教诲，颇多妙喻，再加上所录列国行人之辞令大有可观，《国语》因而也为后世文人所激赏。
先是列国外交，使者聘问，言语真有兴邦或亡国的功效，自是不能不着意经营。后又处士横议，立谈可以取卿相，辞令成了死生穷达的关键，难怪时人苦心钻研。行人之从容委婉与游士之铺张夸饰固然异趣，但“尤重辞命”却是一致的。相对于《尚书》中帝王诰谕臣民的“直言”，《国语》所录行人、游士之“词命”已经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国语》、《左传》乃至《史记》等，因多载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而记录战国虎争时“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无疑也对历史著作的叙述风格产生影
(9)响。也就是说，记载先秦史事之文章风韵，与其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使臣、游士对文辞的刻意修饰有关。
出使专对不辱君命的行人之官，与抵掌腾说以取富贵的纵横家流，二者之道德境界似乎天差地别。苏秦、张仪之合纵连横声名狼藉，以致后人一般不将“纵横”二字与孔门弟子或墨家之徒连在一起。其实，纵横家之揣摩敷张，与行人之权事制宜，颇有相通之处。《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行人之官”，便因二者都是随机应变，以能言善辩谋求政治利益。章学诚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10)
既然战国乃纵横之世，没有一点纵横之术，焉能有立锥之地？九流宗旨虽异，但都必须游说四方，故章学诚称“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管仲之相齐、子产之存郑、墨子之救宋，以及孟子之历聘齐梁、荀卿之三为祭酒，都不无抵掌腾说之习。可见擅辞令、兼纵横，乃战国诸子的共同特征。宗旨不同的诸子百家，为了谋取治国安邦的机遇，都注重学诗能言，讲求辞令之美，这无疑会影响“记言”之史的叙述风格。
最能体现纵横之术对史书风格的影响的，当推《战国策》。今本《战国策》三十三卷，为汉代刘向所整理编次并定名。此类文字，秦汉之际流传甚多，编者非一人，成书非一时，刘向因其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故名曰《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间杂有秦并六国以后的事。以“纵横之世”的游士策谋为主体，可以想象其必然多录纵横家言。《战国策》中也能找到儒、道、法各家思想的印记，那是因为一来百家争鸣中各家互有借鉴，二来纵横家讲权谋故不死守某一学理，三来编辑时可能杂入他家文字。最后一点并非不重要：尽管多载纵横家言，《战国策》毕竟是史书而非子书。
刘向《战国策·叙录》中有一段话，大致说明了此书产生的时代特征以及其思想倾向和文章特色：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既然人君为了取强争霸而“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理想之士远不如权谋之徒见贵于时，就难怪“高才秀士”们耐不住寂寞，抛弃“仁义礼让”而只讲“时势”与“权谋”了。借用《燕策》中苏代的话：“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讲求“进取”的游士们不再执著于“迂腐”的理想，而是以“奇策异智”兼谋国运与私利。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纯以揣摩为术，不讲敬天爱民，为后世所不取。但冯谖为孟尝君“市义”（《齐策》）、苏代止赵伐燕（《燕策》），以及千古传诵的触龙说赵太后（《赵策》），讲的也都不是仁义，而是时势与权宜。
纵横家言，大都波澜曲折，扬厉恢奇，追求的是“现场效果”，而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故与其将《战国策》作为信史来考辨，不如将其作为文章来欣赏。《魏策》中“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天子之怒”与“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的“布衣之怒”的对峙，竟以秦王的“长跪而谢”结束，虽不合史实，却大快人心，且颇具审美效果。游士之摇唇鼓舌，本为谋取政治利益，可其文字之“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无意中造成一种对语言艺术及文章气势的刻意追求。游士重揣摩而轻道德，本就容易“放言无惮”；为了出奇制胜，更是喜欢故意“危言耸听”。这就决定了其言其文常用偏锋，擅长形容、铺张和比喻，多用排句且声调铿锵。以一史著而如此藻采绚烂，酣畅淋漓，实大大得益于其所载策士之辞。《战国策》也有叙事曲折，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者，如几乎被司马迁全文抄录的“荆轲刺秦王”（《燕策》）；但“纵横家言”毕竟构成此书的主体，故后人颇有欣赏其文辞而非难其立意者。所谓“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或者读《战国策》“必向其说之工，而(11)忘其事之陋”，正是凸现了这种尴尬。可心与术、言与行能否截然分开，实在没有把握。后人批评苏轼父子策论的好为大言，虚张声势，(12)正是针对其学其文之“出于纵横”。“左史记言”，行人与游士的优美辞令使得史书颇具文采和风韵；“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人讲学及私家著述的兴起，同样显示由言辞到文章的发展路向。后世作为“著作”阅读的，当初很可能只是“言语”。由注重口耳相传的“讲学”，到诉诸刀简笔墨的“著述”，其间“作者”的观念及写作的过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先秦子书中带有讲学印记的颇多，只是不像《论语》那么纯粹而已。至于不自著书，而是口耳相传，然后由及门弟子(13)或宾客、子孙撰定，更是先秦诸子著作的共同特征。明此古书体例，则先贤著述中杂入后学附记，或者同一文本保留多种记录，都与作伪或秦火关系不大，而是由“讲学”向“著述”过渡所必然留下的痕迹。《论语》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孔子孔子的“道德”而非“文章”。首创私家讲学的孔子孔子，无意于“沉思翰藻”，其传诵千古的至理名言虽然也有刻意经营的意味，但“师徒对话”这一形式内在地规定了《论语》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叙述风格。话题忽西忽东，人物忽乙忽甲，再加上每段只有三言两语，论述实在说不上充分。可师徒朝夕相处，互相熟悉对方的思路，尽可点到即止，没必要多费口舌。由此而造成的文字简洁倒在其次，最为感人的是“坐而论道”时的神态气韵。不同于此后剑拔弩张的“论辨”，这里以自我“陈述”为主。即便是《论语·先进》中那段广为传诵的对话，也只是“各言其志”。这就使得《论语》不以“思辨”而以“气韵”见长。孔子孔子之所以激赏“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固然是因其蕴涵礼治德政的社会理想，也与孔子孔子本人的审美趣味相吻合。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其实可作为《论语》叙述风格的象征。
随着百家争鸣的兴起，言辞的犀利以及论证的严密逐渐取代了师徒讲学的潇洒与雍容。尽管《孟子》的气势、《墨子》的逻辑，以及《庄子》的寓言与想象，都比《论语》的平铺直叙更具文采，可后者于简单淡泊中透露出来的“气韵生动”，却更让千古文人怀念不已。《老子》五千言，谈玄说理，远比《论语》精微。用世与避世、政治与哲理、人伦与天道、建设与批判、讲学与著述——倘若不将其绝对化，这种区分约略可见《论语》与《老子》的差别。单就文章论，《老子》的奇偶相间、散韵杂处，以及大量使用排比句式，大概(14)真如鲁迅所说的“以便记诵”。但《老子》思想的辩证、论题的集中、说理的精辟以及文辞之美，均非互不连贯的语录体可比。《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关于老子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强迫著书的说法或许过于神奇，但“五千精妙”非讲学之语，乃专门著述，却是毫无疑义。老子主张“信言不美”、“善者不辩”，可其著书立说时却没有真的“复归于朴”、“不居其华”，而是既“美”且“辩”。只是由于其后学庄周的文章实在太出色了，后人论及道家之文时常以之为代表，谈《老子》者于是多注重其旨趣遥深，而忽略其文辞美妙。
从政治家的训令与历史家的记言，到行人与游士的说辞，再到私门讲学与著述，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加强对文辞之美的追求，“言辞”于是逐渐向“文章”过渡。先秦时代“无意为文”的史官学者，虽不若后世文人之“沉思翰藻”，但其文史未别、骈散不分、言文没有完全脱钩的浑朴状态，自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为后世反叛时文、力主复古者所永远追慕。二 从直书到叙事
史书记言以《尚书》为代表，记事则当推《春秋》。“春秋”本为古代各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并非某部著作的专名。现存之《春秋》乃鲁之史书，曾由孔子孔子修订润色，以鲁为主而兼及列国大事。其视野开阔、结构宏大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蕴涵的微言大义以及谨严的书法。有感于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充斥人间，孔子希望借史书的写作来“寓褒贬，别善恶”，进而达到定名分、制法度的目标。后世经师对《春秋》大义的发掘，不乏穿凿附会之处；但此书遣词造句之讲究，确实寄托遥深，绝非只是笔墨技巧。同样是战争，依记录者的价值判断，可书为“伐”，也可书为“侵”，还可书为“袭”、“取”、“克”、“败”等，读者不难从一字之褒贬，体会到史家惩恶劝善的良苦用心。《孟子·滕文公下》称“孔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只能说是表达了史家的愿望，设想“乱臣贼子”因惧怕此史家之“春秋笔法”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未免过分夸大了文字的力量。倒是《春秋》之简言以达旨、微辞以婉讽的笔法，对后世古文家之讲究文字精确、表达含蓄颇有影响。
章学诚对记言记事的区分甚不以为然，称“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尚书》中有事，《春秋》中有言，而“左氏所记(15)之言，不啻千万矣”。《左传》大量记载行人、游士之辞令，其实不足以成为否认《春秋》注重记事的理由。前者虽为后者作传，却非单纯的解经之作（对比《公羊》、《穀梁》便一目了然），起码在史书体例的设计上，颇多创新之处。柳宗元曾论及“自左丘明传孔氏”，左右史交错、言事混合，因而导致“《尚书》《春秋》之旨不立”。(16)从唐人之赞赏其“不遵古法”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到今人(17)之称“《左传》记言的成就，比记事还要突出”，都是注意到其所载典雅优婉的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可此类妙语多有所本，非作者的独创。《左传》之文学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叙事——尤其是关于战争的叙述，几乎可以说是独步千古。
古代史官的职责，一是秉笔直书，一是褒贬劝惩，也就是像孔子修《春秋》那样，“笔则笔，削则削”，“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忘以(18)标劝戒”。理想的史家必须坚持道义，不畏权势，为求实录，虽杀身而不悔。《左传·宣公二年》叙述过董狐之记“赵盾弑其君”，接着便是：“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既是依《春秋》而作，较少触犯当朝权势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直书与劝惩相对容易得多。要说尚德爱民、尊天敬神等大道理，《左传》没有《公羊》、《穀梁》发挥得淋漓尽致；《左传》的长处在叙事而不在说理。晋人所说的“其文缓，其旨远”，或者“《左氏》艳而富，其失(19)也巫”，都是针对其叙事技巧而不是实录精神的。
唐人刘知幾并非第一个赞赏《左传》之叙事者，但《史通》的表彰最为系统：“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如此褒扬，略嫌过于抽象，于是有了如下大段精彩的描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计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20)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这里所表彰的，除了“腴辞”、“美句”的版权属于行人游士外，大体都应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尤其是纷纭复杂的战争，既有运筹帷幄的神秘，又有风云突变的惊诧，还有金戈铁马的惨烈，居然被叙述得有声有色，而且脉络清晰可辨。《左传》直接涉及的军事行动多达三四百起，其中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秦晋郩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五大战役，都被叙述得曲折且生动。除了必不可少的战前准备、战术设计以及实战的展开，还要体现“尚德不尚力”的历史哲学，这其实很难兼顾。战争的过程不容篡改，史家的权利在于选择特定的角度以及掌握叙述的节奏。城濮之战便是绝好的例子。大战尚未展开，胜负已成定局：楚子玉之“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与晋文公之“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恰成鲜明对比。战争中人心之向背是否决定一切尚可争议，但《左传》的叙述确实使得其具有某种道德裁判的意味。好在这一切都不是直接道出，而是诉诸于若干精心挑选的小事。在波澜壮阔的大战前后，巧妙地穿插若干琐事，既舒展文气，又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前人评论《左传》时常用的“其文缓”、“无矜无躁”、“从容委曲”(21)等，不只体现为作者的涵养与气度，更落实在此等“大战”中夹杂“琐事”的剪裁运化之妙。《左传》承袭《春秋》的编年史结构，但并没有囿于线性的叙事时间，常常为了结构的完整与线索的清晰而采用插笔与倒叙。或列国争霸，或祸起萧墙，都是千头万绪，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像“齐鲁长勺之战”、“郑伯克段于鄢”这样千古传诵的片段，之所以能用如此短小的篇幅讲清战争的来龙去脉，与其选择最具特色的君臣对话和兄弟钩心斗角为中心来展开叙述有关。即便如此取舍，还有许多若不相涉而又必须补充说明的人事，借一“初”字领起穿插其中，使文章眉目清楚，且如灵蛇腾雾，首尾无定处。后世谈论叙事技巧，涉及插(22)笔与倒叙，最适合于作为例证的便是此《左传》。《左传》对叙事时间的处理，千载之下，仍值得散文家和小说家借鉴。只是由于章回小说中说书风格的长期滞留，倒装叙述等技法才没能得以施展，以至清末文人初读西洋政治小说及侦探小说，才会为其“一起之突兀”而惊叹不已。《左传》之叙事，历来为古文家所推崇；至于其文体，则时有非议。范宁《穀梁传序》之称“其失也巫”，以及韩愈《进学解》之讥“左氏浮夸”，大概都是抱怨其不若《尚书》之高古、《春秋》之谨严。就连对《左传》大为欣赏的刘知幾，其《史通·叙事》中标举“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也只列出《尚书》和《春秋》。《左传》文字，确实不够“古雅”，可这不足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后世讲义法的古文家，大谈文约言省时，喜欢以《尚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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