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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岳散人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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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自信与自卑试读：

第一章 经济形态的变迁

淘宝是人类的希望

淘宝生活栏目上挂出一个“医院挂号”功能，一时间大家都觉得这个功能不错，也有记者按照指示挂上了号。但记者印证此事后发现，被挂号的医院都说这个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淘宝的人说这是一个平台入口，与淘宝也没什么关系。至于到底跟谁有关系，反正新闻上是没看出来，估计是某个平台的应用与淘宝挂钩了。

关于这个挂号平台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现在淘宝上。淘宝上什么都有已经是个共识，但延展到这种生活服务类当中，毕竟还是少见的，尤其是在挂号难、医患矛盾深的时代，淘宝要是真有这么个平台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说起来医患矛盾以及挂号难之类的事情，想必很多人都一肚子苦水，而淘宝在这方面的商业逻辑倒是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淘宝会做大，往往有人把这个现象归功于淘宝的宣传或者其他什么因素，忽略了淘宝最为重要的特点，即解决了信用成本的问题。

购物网站早就有之，淘宝兴起之前国外的购物网站也进入过中国，我记得好像叫做“易趣”，记得他们刚开张的时候我还采访过他们的CEO，是个很文静的海归。后来，我还做记者，他们则没什么影响力了。主要的问题只有一个：信用成本太高。我们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在没有见过实物的情况下把钱付给商家，商家也不会做先发货、后收钱的傻事。淘宝或者说利用淘宝的支付宝以及其好评评分体系，使得这种风险降到了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

求医问药当然是有风险的，如果真的按照淘宝的商业逻辑进行操作，倒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式，比如说对于某位大夫的诊疗，无论是态度还是医术都可以在挂号之后进行打分，至少可以让后来者有个参照的价值。当然，我倒不提倡诊疗费通过支付宝，毕竟医疗产品不同于具体的商品，满嘴都是“亲”的客服也确实不够严肃。

其实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淘宝这种商业模式解决，从而构建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惜的是，淘宝的逻辑还没真正用在更多的地方，只用在了各种小店上。

电子商务真的是乱象丛生么？

自从商务部长爆出自己网购不利、快递不给政府部门送货之后，好像挺多人对于电商的规范化挺上心的。无可否认，电商总是出点儿各类新闻，在疯狂发展的同时，很多人看到了其不足，比如说买卖纠纷、消费者权益保障不足等。当然，政府也看到了不足，这个主要是很多交易没有上税。

关于电商的种种不足，作为一个小电商也知道——我喜欢吃喝玩乐，自己开了个淘宝店卖我从全国各地搜寻来的高质量农产品，目前有越做越大的趋势——但我并不认可电商很乱的说法，至少电商走到今天，我已经不能认可这种说法了。

电商其实最大的成本就是信用成本。您想想看，对方通过一根虚拟的网线进行连接，您只能在屏幕上看到商品的样子，与传统购物拿到手里细看完全不是一个意思，您要想相信他，必然属于一种冒险行为，至少在第一次购物合作的时候会如此。当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各种电商平台，最终淘宝成为最大的赢家，而他们推出的认证极为严格的天猫商城也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就目前看来，这个问题解决得还算不错，比大商场里的购物纠纷还要少一些。

之所以觉得电商有所谓“乱象”，原因是电商所依托的互联网本身是一个传播力超强的介质，原来您要是跟百货大楼产生消费纠纷，如果不是骨头被打折的话，新闻估计都懒得报道。但任何一单电商的销售，都可能被放大、被传播，这是互联网特性所决定的。当初网络初起的时候也有人大声疾呼什么“乱象”，现在离开网络很多人就不能生活。

而且这种靠着信用成本降低为生的电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这种无诚信度较低的社会是一件好事。因为您要是想在一单一单的生意中存活下去，必然要建立信用，网店是可以有无数选择的，与选择范围不大的实体销售并不相同。

所以说电商这事儿根本说不上乱象，或者至少说目前来看已经不是乱象了，而是一种自我组织、建立技术架构的兴旺之象，无论是评价体系还是进入门槛，以至于目前做大的支付宝系统，都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电子商务，可能某些地方还需要完善，但绝对不是乱，而是荒野里自发生长的林木，具有内在的协调之美。

政府觉得电商比较乱可能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我们知道，任何政府都有一种把市场用尺子严格划分起来的趋势，这会方便他们的管理。但电商很难满足政府整齐划一的要求，政府也很难从中征收到税款，这在政府眼中必然是很乱的。就目前来看，抱怨电商乱的往往不是消费者，他们更明白网络购物的代价与技巧，真正虎视眈眈地看着这一块肥肉的，其实倒是政府机构。

在此我倒是想奉劝一句：一种经济形态让它自我调节就好，不要看着势头不错就先管起来再说。这种过度管理的冲动必须避免，只有少管，才能让市场健康发展，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早就证明，政府退出的领域都风生水起，而很多被监管的地方不是垄断利益就是奄奄一息。

手机如何变成手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是挺感谢诸如360之类的公司，因为他们开发的软件让我对于手机没有那么恐惧了。

这事儿要从一个新闻说起。有人在微博上说自己有“接电话恐惧症”，基本症状是怕接电话、手机静音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各种骚扰电话不绝，但不接又怕耽误正事，由此患上了这种恐惧症。我当年也有这个恐惧症，有时候不光有上述症状，还有抓狂等表征。比如说我在海外旅行的时候非要给我推销什么理财产品，以及我明白地告诉他我在高速上开车，结果不屈不挠的推销员一定要推销他的保险——当时我就破口大骂：我要是还跟你通话，估计你保险没生效，我这里就报销了。

现代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信息即生活。如果没有了即时信息，我们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记得我1996年有了第一部手机的时候，马上觉得全世界都离得很近，因为朋友可以随时找到我，我要想找某人也会比较方便。有个美国作家曾经感慨：如果没有电话答录机，现在的美国人都不知道怎么生活。这话是20年前说的，现在我们要是失去了手机，就等于置身在荒野当中。不信您就把手机放在家里一周好了，朋友帮你发寻人启事都有可能。

但还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身后拖着一根电话线的将军，是不幸的将军。这话说的是如果你能够随时被骚扰，你的生活就不是自己的。我们早就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生活，换来了更高的收入、更便捷的沟通，以及更多的被骚扰。如果您能断绝这种事，要不您就已经衣食无忧，要不就是实在没什么被骚扰的价值。

说起来这也算是代价的一种，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无副作用的药，甚至没有完全无害的食品，米饭吃多了还能撑到，何况是改变了我们社会环境的电话？之所以很多人并不适应，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远远超过了心理进化的速度吧。

至于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是不想说少吃多运动、穿宽松内裤睡觉之类的建议，而是觉得技术问题就该用技术解决，比如说装个360或者诸如此类的软件，然后让技术手段去过滤那些信息，与此同时也想想自己拥有电话所带来的好处，比如说半夜被哥们儿拎出去喝酒的美妙时光。

会所经济方兴未艾

从事媒体的那些年里，有段时间是专门跑生活口儿的，具体来说就是吃喝玩乐，这个工作留下了后遗症，以至于在江湖上更为出名的是那个所谓“美食家”的头衔。顶着这个头衔之后，经常会有各路餐馆请客，从最低档的大排档，一直到最高档的会所。无他，借着我的味蕾，对他们的菜提出改进的意见，或者只是为听一句好话。

也正是如此，对于某些报刊最近报道的会所之类的新闻并不觉得惊讶。报道中说，有些会所开在了公园以及古建筑之内，而且在国八条颁布之后，社会中高档餐馆举步维艰之时，这些地方的生意倒是好得很。

其实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就本人的经验来说，那些在公园里的高档会所、古建中的奢靡餐厅，其消费者早就已经是富商巨贾、达官贵人了，这次也不过是把原本去这种地方的频次提高而已。话说能够拿下这些地方开餐馆、会所的人，基本也都是非富即贵，否则是绝对做不到的。

实际上早在很多年前，这种商业形态就已经很流行了。比如说著名的风景地西湖旁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会所，而如果您要是按照成本核算之类的正常经营思维去考量，就会发现这些地方基本都不赚钱，甚至每年都会亏损很多。这其中的商业模式是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简而言之，就是有钱人与其他有钱人、有权人勾兑某些事情的地方，一桩事情勾兑成功的话，那点儿亏损根本算不上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会所能够体现出拥有者的身价，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做“供牛X用”。

至于说批评公园、古建、景区把现有资源拿出来做这些会所，恐怕只能是皮毛之论了，而且对于这些地方也未必公平。这是因为往往能够在这里开买卖的人，没有点儿道行是不行的，也不是一个公园管理处能够抗拒的。更不能抗拒的是，维护这些公园之类的地方往往资金未必充足，管理者必然会广开财源，用经济当做诱饵，基本是百试不爽的商业形态。

我们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商业道理：有买才能有卖，没有这个市场，就不会催生这个行业。在公共地域设置这样的高档会所，必然是社会有这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又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最终才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即使在国外，也有很多对外封闭的私人会所，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基本都是建设在私人的地盘上，不会侵占公共领域。这是因为国外对于产权很明晰，不反对任何人用自己的钱做这件事，只要你买下这块地，做这种生意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这里不同的地方在于，真正风景秀丽的地方基本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从理论上不能挪作这种用途。与此同时，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往往就等于谁都没有，实际上是管理者所有，那就很难限制他们利用特权来生财的冲动。

另一方面，我们这里始终管不住官员的嘴，无论是吃喝还是冒出各种雷人语录。在这种状态下，与其在社会餐厅招惹物议，不妨就到这种会所来。在资讯日益发达、民智日益增长的时代里，民众已经开始主动地监管官员的行踪，只有到这种地方，他们才能享受到特权所带来的特殊感觉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让会所经济经过20年发展之后，终于走到了方兴未艾的层次上，至于说这种状态是好是坏，那就要看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了。

民间机构再不发育就晚了

据“新华网”消息，政府有意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虽说这个说法还有个“民政部门要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切实履行责任”的后门程序，但能够踏出这一步也算是相当不易了。

话说咱们这里对于民间组织一直以来的管理就属于严加防范的那种，不信您去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一个慈善义工组织试试看，各种手续、审批会弄得您身心俱疲，最终您会发现这事儿比找个地方做义工费劲多了，“冷了兄弟们的心”。

管理这么严格的原因我们必须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顾名思义，计划经济就是什么都按照政府的计划来，既然政府什么都计划好了，民间社会按照计划生活即可，根本不用自己组织协会之类的玩意儿。可以说民间组织与计划经济完全不相容。但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最后整个经济体系濒于崩溃，我们迫不得已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但这种思维的惯性还是存在的，而且政府对于民间自发的组织始终保持着相当警惕的心态，总以为民间这些人组织起来会去干点儿什么。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府这么想到也没错，毕竟一盘散沙的社会是最好管理的。

这种社会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政府真的能够管理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一侧漏，这个任务就是把政府变成八爪鱼它也做不到。所以，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社会总是需要各种自发的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不能、不想提供服务领域的责任。尤其在公益慈善、社区服务等领域，更是政府的触角所不能及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想要正常发展，必然有赖于公民自发组织的成熟。我们总是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凝聚力，信仰这事儿咱们先不说，批评者自己也未必有信仰，而凝聚力更应该通过各种公民自发组织的机构来形成。

有了这种公民自发组织的机构，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去承担社会责任。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认识到全能型政府其实往往有权力、无责任，只有把政府控制社会的力度降低，才能实现公民权利的最大化、政府服务的最大化，两者并非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与结合的。

公民社会并非是秉政者的威胁，如果在公民社会发育的同时，执政者也转换自身的执政意识，与公民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组织类型进行互动的话，只能使得社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而没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就真的会造成无序的状态，往往出问题之后政府想要找人对话，会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无从对话的群体，那时候就真的是悔之晚矣了。

商业欺诈难道也归发改委管？

前段时间电商界最大的新闻大概就是京东商城的刘强东与苏宁电器的张近东他们掀起的价格战了。当时看着还挺兴奋的，按照这两位的说法，大概是家电都可以不要钱地白拿回家。兴奋之余觉得这事儿不对，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干，商家让利销售绝对是可能的，但要说“三年没有毛利”这种事，哪怕是靠着资本在背后支撑，也是完全做不到的。电商烧钱也不是这个烧法嘛。

果不其然，等到价格战一开始，很多人就高呼上当。其实这应该是早就预见到的，先调高价格然后再降价、有货的也说没货、对战的几方产品重合度比较低而无法同产品比价等手段纷纷出炉，充分利用了信息不对等。从结果上看，价格战的几方基本上不算打仗，所有公开的狂言都像是在相互调情。

调情算是私事，公开的调情可能会招来警察。这次他们的调情算是把最大的警察给惊动了：发改委价监局近期已对电商“价格战”展开调查，发改委认为，价格战过程中，部分电商促销宣传行为涉嫌虚构原价、欺诈消费者。发改委称将惩处相关行为，但目前还未有具体结论及罚款数额。

这事儿蹊跷的地方在于，几家电商的大乱斗与发改委有啥关系？按照一般的思路，应该归工商总局或者商务部管才是。发改委这些年是国家大政所出的地方，油价还可以说是事关全局的大事，由发改委进行协调勉强说得过去，这些大小家电大概与国计民生没什么性命攸关的联系，出动发改委这样的大杀器，让人颇有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实际上这些年当中，发改委以及各地的发改局越来越像是一个纯经济管理的部门，这倒也是建立发改委的初衷。按照网上的介绍来说，它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在自己的网站上也有类似介绍，其15条职责当中，基本都是与宏观经济有关，管理的具体部门也是国家粮食局与国家能源局。

即使我们不谈经济改革、发展与社会改革之间的联系，我们也会发现发改委目前的管理似乎是越来越细，以至于到了电商价格战都要出面的程度。市场秩序的稳定，看来是要从基本层面抓起了。

但经过这么多年市场经济的教育，很多人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即政府对于商业经济不要插手过多，凡是不容民营经济平等进入竞争的行业，哪怕是其中有着巨无霸一样的国企，这个领域也是最为国人所诟病的。而只要是自由竞争的行业，大约总是差不到哪里去，哪怕是电商的公然调情。当然，食品安全领域可能除外。

国家有个宏观的调控部门至少在现阶段是没有错处的，但这个机构所担负的责任与需要的眼光，真是不宜如此精细地调控。一旦走入如此精细的领域，就只能证明一件事：对于任何经济或者价格方面的动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都具备了极高的警惕性。而这种警惕性的由来，必然是整体经济与社会环境承受力的弹性不足，以至于这样一个完全能够交给相关职能部门的事儿，都会触动到如此高的层级。

国企怎么变成贵宾的

都市快报讯：宁波某位女士接到一条短信，上面说当地某医院给国企员工提供VIP服务，开设“XXXVIP健康通道”（XX7号楼1楼病员服务中心）为您提供代挂号、全程陪同导医、优先安排门诊等优质服务，积分价500分/人。另新增积分兑换体检服务，扣减16000积分即可享受XX标准体检服务项目。如有需求请您提前拨打电话预约。

该女士直觉上就觉得这是骗子，估计很多人收到这样的短信都会觉得这是骗子短信，结果证明我们的生活经验未必在任何时候都靠谱，这还真不是骗子短信，而是某宁波著名医院提供的一项针对国企的服务。

这件事错在何处想必大家都能知道，专家解读这件事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公共利益，是国家出钱建造的，为全体公民提供服务。不能为某一阶层、某一团体提供特殊服务。如果这样，就会有失公平，有失公共性。”“打个比方，公立医院就相当于是公交车，大家先来后到，按秩序排队上车，合法公民都能乘坐，没有道理说谁是VIP谁就能优先上车。”

但我们也知道，公立医院当中是专门有干部病房之类的设置，公平性与公共性咱们就不提了。问题是专家并没有说为什么医院会对国企的员工青睐有加，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我在这里试着为诸位解读之。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医疗改革什么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市场化就是自己赚钱养活自己，谁能给钱多咱们就多伺候谁。这完全符合市场化的规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明白为啥国企员工能够得到VIP的待遇：钱多、速来。

国企员工按说从个人收入上看，算不上是这个社会当中的VIP，大概没有什么商业机构把他们列入自己的VIP名录，如果有的话，那就真的是骗子机构了。但在医院他们可以得到这种待遇，这是因为国企的社会保障一般做得比较好，好到看病什么的花钱不是很在意。

可能有人会说，不是现在很多企业都有医保什么的吗？难道这里还有差异？很不幸，这其中真的有差异，从报销的额度到审核的力度，哪怕是同样的病也可以看出不同的价钱，这其中国企的社保、医保最齐全，额度也比较高，报销审核流程虽然严谨，但基本上都是走个形式，只要不出大错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您看，这才是国企员工成为VIP客户的原因，私立医院就绝对不会这么做，而公立医院这么做的话，其行为算是救死扶伤，其内心算是在商言商。

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也是说国企的。《新京报》有个调查显示，71%的受访国企、64%的受访民企将上调年终奖，而受访外企上调年终奖的比例仅为52%。科锐国际专家认为，在国企薪酬结构中，年终奖占比较高的比例，相对平时的薪酬，年终奖对雇员具有特殊重要性，故而多数国企选择上调年终奖。而2012年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波动，外企经营更易受国际形势影响，因此相对国企和民企，受访外企下调年终奖的比例最高，达到39%。

两条新闻连起来看就比较有意思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是很多人逃离的地方，主要是由于待遇低等原因，现在看来这个态势早就有所改变，除了公务员之外，国企再次成为很多人希望进入的地方。

民营经济早就占据了整个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国企职位再次吃香未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个人觉得这并非是好事，而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国进民退这种现象在资源与政府支持方面体现得尤为严重，直接导致民营企业虽然贡献了最大经济价值、养活了最多的员工，但收益不如国企。国企则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赚取社会财富，然后用各种方式把大量的利润转移给了为数不多的国企员工。

这种状态想必不是好事儿，一旦社会资源如此倾斜，社会失衡的结果就显而易见了。所谓改革开放就是释放民间的活力，要是走上国企主导社会经济的老路，这些年的经济成果很可能丧失殆尽。

凭经验可知，管得越多、管得越细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时候都会出问题，在经济低迷的状态下，这种细化管理的条件反射基本算是一种更为有害的状态。越是在掌控不住的时候就越是想掌控所有方面，这也为更大的失衡创造了条件。

奖励的生意经

前段时间一直在欧洲晃悠，主要是某位朋友在法国买了一艘帆船，然后觉得这东西不让哥们儿先处女航一下，实在是有失朋友道义，以及缺少了得瑟的机会。于是，我们几个屌丝朋友也就成了第一批乘客。

欧洲自然是不错的地方，走的航线又是最美的“蓝色海岸”，从土伦出发到马赛、戛纳、尼斯、摩纳哥，风景就不说了，各种无上装的比基尼美女就看了不少，也算是大开眼界，也算是审美疲劳。

除了美女之外，我们这帮人都有这样一个感慨，即很难从一个人的服饰、佩戴物件、开的车上看出他是否有钱。我们在戛纳停泊的时候，满港的超级豪华游艇，拥有者全是超级富豪，我们那艘小船停在旁边完全不成比例。但从上面走下来的人也就是短裤T恤，大街上跑的车固然有豪华到极致的，大部分还是那种微型车、小型车，倒是出租车经常会有奔驰啥的在其中。

这算是某种程度的低调，也说明人家的环保意识比较强。除了这种车辆上的环保之外，很多酒店不提供一次性的洗涤用品，有的提供那种大瓶装的，有的干脆就没有，还有一种就是提供了这种东西，但每一样都要收费。

这算是一种环保的思路。我不是不提供给你这些方便产品，但希望你能够自备。如果不能自备的话，就请付账。按说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等于是间接地为环境买单。

可能有人知道，我开了几家连锁的快餐厅，都是那种自助形式的。自助这种形态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浪费，很多餐厅要是有自助的话，都基本有个浪费掏钱的规定。毕竟浪费也算是不环保的一种嘛。

但我这里与欧洲以及很多我在国内的同行做的有点不一样。首先，消费者肯定不喜欢自己被罚款、多掏钱，不但容易产生纠纷，也容易产生用户体验不好的问题。其次，没有几个餐厅在消费者盘子里剩了东西的时候，真的去拿个称量量到底是不是超出了罚款的规定，这些都是增加的运营成本，而且快餐厅都很忙，哪里有人手干这个嘛？

后来我想了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做罚款、只做奖励。比如说您要是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了，服务员就会在您的就餐卡上盖个章，积攒够十个之后就能换一杯饮料。快餐厅开在写字楼当中，基本都是老顾客过来吃饭，这是相当有效的促销方式。

欧洲人看来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费用含在房费里，如果您没用这些一次性产品，则在结账的时候把这部分金额返还给您。其实两者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但消费者肯定更看重这种奖励的形式，而不是看到所有的瓶瓶罐罐上都有个价签。

不过，我这个主意好像有些人并不认可，他们说人家那是真的环保，我这个就是奸商的做法。好吧，这事儿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按照市场心理做事，我觉得才是能够长久的办法，您要是非说欧洲人素质高、不屑于此，我也就啥都不说了。

反向营销

很多人开淘宝店大概最怕的就是差评，我几个月之内才做到四钻卖家，说起来生意不能算好，但也是有两个差评的。最近的一次差评把我真是给气乐了，这位兄弟给出的理由是“蜂蜜真的挺好，但我再想买的时候你没货了，差评。”你以为我不想卖是咋的？赚钱谁不想啊，断货又不是我的错，人家蜜蜂也有休息的日子。

另外一个差评确实相当严重。记得我在以前的专栏里说过，一天的时间（准确地说是4个小时）卖出了小一吨的腊肉香肠。有位买家吃的时候居然吃出半截断针头。这个真是我们做事的时候疏忽了，加工香肠的过程中有一道程序是用针头在香肠上扎眼，保证其不会胀气爆裂。这个过程里，操作的人一时疏忽了。

在惊出一身冷汗之后，我们也并未求买家修改其差评，而是给人家另外寄送了货物之后，就把这个差评这么留着，有时候我自己做推广的时候还要提一下这个。一个是提醒自己以及员工，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再发生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告诉我的顾客，我的产品存在着出问题的几率，但我们是坦诚的。

我是从制造业转行做媒体、然后再转行做商业的，这些年里从未见过产品完全没有出过问题的企业，而且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企业在任何国家或者时间段里出现过。媒体从业的经历告诉我，很多时候捂着肯定不是个好方法，在这个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时代里，往往你这里还在筹措对策呢，那边已经传播到尽人皆知了。

其实这种处理方式不光是商业用得上，社会问题的处理要是也能遵循这样的方式，我们很多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及时站出来解决问题，可能在短时间内遭致一些批评，但总是有智商足够的人能够体会到这种透明化处理的好处，最终建立起来的是自己的品牌与公信力。在这一点上，政府与公司并没有区别。

同样的例子还有这样一种做法。

您在淘宝卖东西总是说自己便宜是吧？抱歉，这事儿我可不说，我从来都说自己卖的东西就是贵。确实也贵，比市面上常见的同种产品贵好多。这个主要是东西不太一样，看着都是米面，味道与采购价有天壤之别。我就是说自己东西贵，而且公开说还要赚钱才行，所以第一次促销之后，直接把价格提上去了。

这也是利用了人们的一种心理，如果他猛然看见这个价格，肯定觉得实在是太贵了。而如果你先说自己贵，然后他有了一个心理预期之后再看见价格，至少不会产生过大的落差，也更容易接受你关于价格的解释。不要怕说出自己的东西贵，要有本事说出贵的道理并且让人能够接受。

所以，有时候不利因素确实是可以转化成为优势的，主要看你怎么利用、怎么理解这种事了。

国企中的瞒报并不罕见

请注意，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并非是瞒报事故，而是“管理良好的中央企业发生事故瞒报”。为什么会着力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在很多人、包括李小鹏先生心目中，央企都应该是一副阳光向上、健康可人的形象，这种事情怎么会在央企发生嘛。

论说他们这种思维也不是没有道理，与私企比起来，央企本来应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但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其实并不靠谱。私企出事故瞒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怕走正规程序赔钱过多，另一个是怕因为安全的问题导致停产。这两个原因与央企基本不沾边，赔钱也不是央企的负责人自己掏腰包，让大型国企停产挺难的，就是停产也不会损失到国企负责人头上。

但这不等于这些国企的负责人没有损失。每年大型国企其实都有死亡指标，如果很快就达标的话，这个负责人的位子怕是没有那么牢靠，而且如果我们深追事故的原因，往往会发现其中各种猫腻，甚至能查出贪腐的行为，这些东西都足够让国企、央企也有动力去瞒报任何事故。

当年我在一家京师地面上叱咤风云的钢铁企业工作，每年该企业都有些死亡指标，有时候死亡的人数多了，我们还会没心没肺地嘲笑一句“一年任务半年完”什么的，直到自己同届毕业的同学也加入了这个指标数字之后，才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易逝与可贵。尤其是当时虽然火葬场告别，但由于没人帮忙，只能我们这些年轻人近距离陪伴逝者，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死亡，一辈子都忘不掉。

后来才知道，这些同学当时并没有算做工亡的指标，而是作为工伤处理的。死了人怎么能算工伤？这其中有个诀窍在于，如果当时没死的话，只要人在医院扛过了24小时之后，死亡就算是医疗方面的问题了，可以不算在工亡的指标当中。这样大型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医院，全力抢救有时候只不过是全力维持其生命超过24小时，甚至是不是真的扛过了24小时都很难说，反正宣布死亡的也是自己人。全身烧伤90%左右的人，最终的死亡居然不算工亡，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那年该企业死亡指标没有超标。

这是不是一种瞒报？其实这都不能算是瞒报了，而是明目张胆的欺骗，而且您想一想就知道，这种规则制定者是谁？得益者是谁？说起来私企要是瞒报您还能声讨一下，这样利用制定规则之便堂而皇之的把死亡指标人为降低的话，比起瞒报来，道行真是高出不止一个层次了吧？

苹果的道歉与微信的收费

苹果公司在承受了中国官方媒体长达半个月的集团式攻击之后，终于在中国时间的4月1日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有CEO签名的道歉信，表示重视中国市场之余，也宣布将更改在华的售后服务策略。看上去这事儿很像是一场中国消费者与媒体的完胜，只是这个道歉信发布的时间很有趣，正好是“愚人节”的时间。当然，有人说苹果公司就是1976年4月1日成立，其中可能并没有什么奥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苹果的售后服务到底如何，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苹果自己说90%的用户都满意，对此我倒是不知道真假，因为我所有的苹果产品到目前为止还没坏过，没有体验苹果售后服务的荣幸。但就所谓换手机不换后盖的政策来说，虽说有规避维修后延长一年保质期的问题，但比我曾经拥有过的其他手机品牌，售后的质量还是要高多了。至于今后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苹果这方面的售后条款，这事儿我们走着瞧吧。

这事儿我并不关注到底苹果有多歧视中国消费者，我关注的重点在于“为什么是苹果”。这两年3·15晚会集中打击的都是著名外资公司，而且比起中国那些公司的问题来，外资公司被曝光的问题真算不上多大。而中国的官方媒体蜂拥而上的状态，在我们这里的媒体环境来说，基本上属于必有“幕后”。联系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对抗，以及最近美方的一些涉华贸易方面的动作，“为什么是苹果”的问题大致就可以理解了。

如果是单纯的对等报复，倒是也无可厚非，可这么动用媒体力量集中打击一家问题微乎其微的公司，直接就演变成一场闹剧了。

但事情总是有另外一面。

微信这种东西很多人在用，一直以来都是走手机数据流量的。前段时间移动运营商出来说微信对他们的系统造成了危害，没过几天就不说对于系统的危害了，开始说微信应该收费的事儿。而最为有趣的是，工信部的人也出来说话，要协调微信的收费问题。

这个事情一出来，我这下巴差点儿砸在键盘上。我还真从来没见过一个政府部门对一个民营公司的项目这么关心，以至于到了必须关心其是否收费的问题。其实这其中的奥妙很简单，就是微信的使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移动运营商的业务，比如说短信的使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短信基本没有什么运营成本，而其收入又相当的高。这块业务被抢占，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属于割肉之痛。

这也就是为什么连工信部的人都出面关心微信收费问题的原因，而这种近似于直接用行政之脚踩住市场之手的行为，在咱们这里总是不断地发生着。

苹果与微信这两件事体现了我们这里两面性。一方面是貌似为消费者说话的市场行为，背后却似乎是贸易对抗的政治性行动；一方面看着是行政手段，实际上背后却是垄断企业的市场需求，说的与做的往往是两回事。虽说这种手段很多地方都在用，像我们这里运用到这么纯熟的地方不多。

其实这还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最后受伤的是谁。微信走数据流量，如果还要收费的话就等于是双重收费，倒霉的自然是使用者，而苹果这次道歉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售后服务策略，原本直接换机变成了有换有维修，消费者浪费了更多的时间、苹果增加了人工成本，这个双输的事实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大家都输了的话，到底谁赢了呢？

慈善的成本与利益最大化

有位朋友弄了个淘宝店，他本人不卖任何商品，就是把这个店铺零门槛地让其他商家使用，然后根据商家的意愿把在这个店铺中销售的商品利润的一部分捐出来做公益，他本人不动钱、不管货、不负责售后质量。其中一项商品是他的漫画头像做的T恤，卖68块钱，每卖出一件10块钱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其他归那个卖T恤的。这就开始有人质疑说“怎么慈善还赚钱呢？”甚至有人质疑这位在其中赚了钱。

这位朋友没从中赚钱。因为他的店铺是什么商品都能去卖，没有门槛怎么赚钱？我们回想一下咱政府的行政部门，设置了很多审批、许可才那么有钱的是吧，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他们赚个鸟钱啊。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进入门槛的话，管理这个地方的人就赚不到钱，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另外一个基本常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就是慈善、公益本身是必须产生收益的。您先别胡乱比喻，把什么红十字会之类的机构弄进来，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单独的商家，他并非是一个公募机构，拿出利润的一部分做慈善的同时，他增加了销量、自己获得了利益，这样是不是可以？

这为什么不可以？某矿泉水每瓶卖出去捐一分钱，你质疑过这事儿吗？你肯定不质疑，而且你连他们是不是真的捐助了都不知道。但如果我告诉你，你因为这个而多买的一瓶矿泉水的利润，足够厂家赚回捐款的一百倍有余，你买是不买？不买，连这一分都没有，买了至少还可能捐出一分钱。而且你并未受到损失吧，厂家也没有，他们多赚了钱、捐助对象受益了。多赢。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慈善公益。我们这里往往把很多东西摆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然后就给人撤了梯子，让这种行为体会一下高处不胜寒的滋味。凭什么一个商家就该捐出他所有利润？凭什么他们就不能靠着慈善公益促销而达成多赢？一帮高山雪莲们自己摇曳在圣洁的雪地上，还真是以为自己成仙了咋的？

而且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明白，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商品的定价并非是物料成本，更多的是流通环节的费用。比如说一件T恤，你要是单独看衣料真是没多少钱，但设计、打版、物流、办公、房租、水电、人员工资，以至于广告品牌都算成本，按照物料计算成本的话，你干脆回到老家男耕女织算了。

做生意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东西做好了卖不出去。可能更多的人不知道，在某个商品最初上市的时候售价贵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不从这方面把成本钱赚回来，一旦销售季节过去之后，库存商品就没有了销路。在销售的时候不能计算平均的成本，而是要把后期有可能的风险算进去。比如这位提供店铺的朋友，如果淘宝公司或者其他什么机构一旦震怒，所有T恤都充了公的话，那可是血本无归。

人们出于同情心、或者哪怕就是为了赚钱而做慈善不是坏事，为什么要让好人吃亏？难道做公益慈善就一定是有人吃亏、有人受益的零和游戏？长此以往，谁会去做这个好人？反正我不会傻到这个程度，我还要养家糊口。

有人说这是当婊子、立牌坊，我看这个牌坊正好是这些宣称慈善必须不赚钱，然后以此来要求他人的人立的。我在这里做一个判断：凡是这么质疑的人，大部分都是从来不主动捐助的人。真的明白道理、捐助过别人的，不会对做好事的人苛求到这个程度。道德嘛，从来就是个智力问题。

调整产品是个大问题

我在原来的专栏里说过，实际上我的公司原本不是做电商的，当时我看不起电商，觉得做一个淘宝店主连营业的铺面都没有，实在有损自己的形象。后来发现电商比实体店要好，面对普通消费者虽然也要亲切、服务到位，至少不用去想着给回扣什么的，给老百姓鞠躬赚钱，总比跪着赚钱好。

我是卖各种农产品的，利用自己的一些优势，其实在网上卖得还不错，在转型的初期主要是卖蜂蜜与腊肉香肠，店里经常性断货，一周断货的时间大概怎么也要4天左右，那些长销的米面倒是总有货，可是卖得并不好。

这两个月我最大的问题是搞定生产与供应渠道，至少能够让商品不至于断货。零售商业这方面的问题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如果想不断货就要不间断生产，这与集团销售、一次生产一批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且如果你只有一两个产品还无所谓，但别人进你的店里总要有选择吧？那就需要更多的产品种类。

更多的产品种类可以带来销售的增长、选择的增加，同时货品的损耗也在增加，毕竟这东西是有保质期的，生产多了可能会坏掉。再说原材料的备货啥的也会增加损耗。也就是说，销售额上去了，但利润并未同步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选择过多的，其实消费者未必全部买账，有些人原本就是冲着你某一类商品来的，固然他们也可能选购其他商品，但人家可能对你的专业性就有所怀疑了。丰富产品线当然很重要，丰富到什么程度是个问题。

就拿我原本卖得最好的腊肉香肠来说吧，原本只有腊肉一种、香肠一种，等到我调整了产能、丰富了品种之后，我发现销售额虽说有所提高，但我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得到的收益，而且原本的主打品种的销售倒是少了很多，这等于是客户的分流，还不如干脆就做这两种产品，直接提高产能更好。

蜂蜜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而且在喜欢新鲜感的驱动下，我还上线了进口奶粉、老普洱茶等东西，看上去琳琅满目的，实际上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利润，反而增加了库存量与管理成本，处于一种得不偿失的状态。

就目前来说，我的困惑就是到底是不是走回到原来的路上去。毕竟这些东西也有一定的消费人群，按照基本的商业规律，这些都是可以慢慢养大的产品，喜欢这些商品的人理论上也可能对我的其他商品产生兴趣。应该说我的电商公司还是赚钱的，倒不是需要投入什么大力气去养活这个公司，也没有扛不下去的危险。

反正最近我决定还是先多品种经营着再说，毕竟是想做一个初级农产品的供应平台，早晚也要把产品线做得更为完备。

电商营生当中的骄傲与自豪

我开了个淘宝店，有一搭没一搭地经营着，从来不把自己真的定位为电商。这事儿可能是我写专栏的心理阴影：我刚开设自己第一个时政评论专栏是在2003年底，在《南方都市报》上，给我的头衔是“知名网友”。要知道，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个职称大概属于“三流”的意思，完全不顾其实我本职是正经八百的记者这个事实。

这大概就是后来我做生意总是不太喜欢定位为电商的原因，淘宝店在我看来就是展示平台，几个月工夫不用刷信用也做到了两颗蓝钻，依然没觉得应该重视，毕竟比起线下的销售来，这部分的销售额微不足道。

这种状况随着一次茶叶的销售而改变了。

我有储存茶叶的习惯，当年存了一批铁观音，12年的时间已然是很少见的茶叶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在我微博后面嘲笑说“铁观音都是新鲜的好喝”。当然，跟这帮人就没啥好说的了，我的东西往往不是卖给这些人的。

这批铁观音有700盒左右，我看了看市场行情，打算卖400块一盒。上线之后我在微博上宣传了一下，然后三个小时就全部卖光。中间当然也有波折，主要是我弄错了重量什么的，但销售速度之惊人，实在是挺可怕的。

您看，天猫店的销售要是达到某个数字就可以不收技术服务费，对我来说，这只是轻松可到的数字。直到这时候我才真的明白电商才是未来的方向，与传统商业相比，成本更低、销售更快、不产生货款回收问题，必须大力发展。

然后就是另外一次实验。我在四川养了一些生态猪，原本是给自己的餐馆供货、然后多出来的部分做成腊肉腊肠什么的送人，这次让他们全给做成了腊肉腊肠，直接弄到网上销售。其效果再次让我震惊：半天的工夫卖出了半吨多的腊肉香肠，没有抢到的人源源不绝地在后面追问“什么时候还有”。

目前，我已经把整个农产品公司的销售体系全部重建，开始以网络销售为主的营销模式，可能现在动手有点儿晚，但应该还不算是太晚，毕竟这是一个最为广阔的市场，食品安全又是全国性的需求，由此产生的客户，不是线下的集团销售能够比的。

最为重要的是，前两年开始，我才真的不在乎什么“知名网友”这种三流职称，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骄傲，现在我从生意上也真的开始去掉这种心理阴影。网络走进生活已经这么多年，我们可以、也必须把自己当做这个社会的主流了。可能还有些人觉得网络是虚拟的，我想用不了两年，这些人不是被时代所抛弃，就是加入到我们当中。这个世界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上网的，一种是不上网的。后一种早晚会被边缘化。

职场的智商与情商

微博上爆出一个小故事：有个90后的大学生到电视台实习，开会的时候脑筋灵活，出了不少点子，大家聊得高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主任说了，麻烦你开完会给大家订盒饭，按人头，我请客。结果该实习生认真地说，对不起，我是来实习导演的，这种事我不会做的。

大概是我老了吧，可能已经不太明白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想法。确实，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学徒的时代了。遥想当年，如果您是个师父或者老板级别的话，生活未必富裕，但有时候还是挺惬意的，因为手下的徒弟从打饭一直到倒尿壶，都是必须替您做的，而您本人一般来说也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比如当年我上学之后到工厂实习，也就是给师傅们打点儿开水啥的，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愿意，总觉得你们牛什么啊，大家都是工人，我能比你低多少？事实证明还是低很多的。有一次我检修一台天车，怎么都查不出毛病在哪里，老师傅去了之后拿着长杆子把天车电源导轨捅了两下就没事了，其实就是车间环境比较糟糕，电路暴露之后接触不良。

其实我要是这么说您可能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有师徒传授的制度。手艺这东西不是免费的，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只不过是把当年的师徒传授改换了一种社会化的模式，其基本内涵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的学徒生涯变成了学校生活，其实都是要付出某种程度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有时候是国家出钱，那就是义务教育，而自己出钱，往往就是高中、大学阶段。

我要是老板的话，这样的员工是不会要的。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他不明白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今天你订饭、明天他打水，大家都可以合作做好，没有这种意识的人，至少是没有明白团队精神是怎么回事；其二，他在骨子里有一种高人一等的职业错觉，或许他是一个有着极度天才思想的人，只是很可能在这种天才没有发挥之前，别人就已经不能容他有任何发挥了。

人生往往不是输在智商上，而是经常会输在情商上，这年头儿谁能比谁傻多少？重要的在于，你是不是能够让人愿意帮你、在你最初的时候给你一些他们的经验，那些东西绝对不是只拥有智商的人能够生而知之的。

第二章 公信力跑到哪里去了

知道真相就是违法犯罪

前段时间有个消息令人侧目。有消息说，环保部《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一条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结果一查之下，这倒霉条款的征求意见稿在2009年4月就开始征求所谓意见，但至今还没有出台。

不但如此，还有如下条目也颇为触目惊心：“进口的环境监测专用设备必须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进行适用性检测合格后，方可销售和使用”、“环境监测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适用国家保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不但器材要许可，如果您万一买到了合适的器材，闲得没事测了一下自己周围的环境指标，然后闲得没事再发布了一下，您就已经走在了违法犯罪的康庄大路上。

至于说为什么环境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或者说哪里的环境信息属于国家秘密，这个秘密本身就是秘密。关于此事其实我也能理解，如果您所在位置正好处于我国军事禁区附近，这些信息倒是很有可能作为某些情报的辅助材料。但如果不能界定这个秘密的范围，依据国家机构保密的冲动，神州大地估计到处都是国家机密了。

这点其实不算奇怪，因为所有的社会控制说到最后都是信息控制。什么是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获取能力的不平等。古代称之为“愚民”，就是让你无知无识地当社会的螺丝钉，生产出各种东西供掌握社会的人享用。现代社会首先就是信息不断平等的过程，为什么欧洲有文艺复兴？其基础就是把原本只属于教士、权贵阶层掌控的信息与知识，通过某种方式公布给大众了。为什么网络改变了社会？是因为网络的传播让信息的发布成本降低，虽然有各种谣言，但事实的真相已经无法封闭。

回过来说这个环境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种官方的垄断就是不打算让你接近真相。民间组织发布的环境数字或许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在我们这里，怀疑官方组织故意造假的可能更多。民间组织提供数据与官方组织提供数据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在目前的状态看，官方组织公布的数据经常被质疑，公信力实在是不高。

大概看到争议太大，环保部的一位官员说这条款已经做了修改而上报到国务院。他说：“我们主张，单位和个人可以进行环境检测，其结果可以供检测者参考，但是如果通过公共的平台，比如网络对外发布的，则可能造成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误解，因此应当禁止这种行为。”

这个逻辑我们在任何公众事件当中都能看到，已经遭到过多次的驳斥。这些人总是把公众当做孩子，必须要引导他们相信他们应该相信的东西。问题是公众不是傻子，你宣布气候优良的时候，我们正灰头土脸地走在街上呢。比较起来，对社会伤害最大的不是私下发布的环境信息，而是炮制天下太平的说谎者。

所以，这种逻辑还是不要拿出来现世了吧，你就直说不想让公众知道你们真实的相貌、必须PS之后才能出街，大家也是能理解的。

官员财产与社会稳定

广东的几位市长最近纷纷站出来说，只要上级有通知，他们愿意马上公布私人财产状况。这种表态当然也马上赢得一片赞许。毕竟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是文明国家的通例，而且也算是目前民众关心的焦点。

也有对这事儿不爽的，这些人在我们通常的社会阶层分类里，似乎没有把他们归类到老百姓那一堆当中，比如说有个地方上著名的企业家就说不能把官员逼得太紧什么的，后来一看，这位是国企领导，有行政级别的人。另外就是某些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浙江慈溪纪委常委杨某就表示，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但要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会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

一个地方上的纪委常委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寻常。我们知道纪委算是反腐机构，虽说还有渎职调查以及党纪调查之类的职责，但目前最重要的职责是反腐。从理论上讲，警察往往掌握着社会犯罪率的真实状况，同理，纪委往往也掌握着官员们到底多有钱的状况——哪怕不是具体到存款数与房产数，大致的估算还是有的。

这也正好说明，作为一个地方上的纪委官员，杨先生一定是那种手里有料的人士，而且这个材料必然是触目惊心，以至于他甚至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杨先生的话还真是有点儿道理。从各位官员的工资表上看，这个群体的收入比不上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般来说，现在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收入至少也在年薪30万元以上，很多官员的正常收入加上福利，其收入的含金量就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

您看，我们讨论收入的时候除了绝对值之外，还有收入的含金量。您一年赚30万不但要缴税、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还要按照市场价格支付衣食住行的费用，您这30万的含金量大概最多18K。而一个官员如果同等收入，他在这方面的支出就少得多，如果加上各种福利所折算的收益，怕是远高于您的收入，随着官位的升高，其收入含金量也就越高，直到达到千足金的程度。你们两位同时拿到这个档次的现金报酬，过几年之后，哪怕这位官员不贪不腐，他的家庭财产积累也会超过您很多。

这还不算贪腐的状态，要是算上贪腐的话，对此我就没啥可说的了，这就已经完全没有可比性，只能让人望洋兴叹。兄弟也算是商界中人，论起收入也算小康，但我那点儿锱铢必较赚来的微薄利润，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是不是公布了官员财产就会一定造成社会不稳定？应该说确实有这个可能，但这个不稳定是可控的，毕竟这是主动的公布，就有改善这种状态的可能性。这就像体检一样，知道什么毛病才能对症下药，哪怕是没救了，至少也能说句“想吃点儿什么就吃点什么”。再说这到底说的是谁不稳定？是社会还是利益集团与官场？需要稳定的是他们利益与官位吗？

真正不可控的风险恰恰是不确定性。我们的社会现在有一种状态，就是大家都挺不满意，可很多人说不出到底哪里不满意。如果仔细思量的话，基本都能在权力不受控制上找到根源。这种社会状态才是真的坐在火山口上，根本不知道何时爆发、怎么爆发。

稳定从来都是透明的结果，我从未见过藏污纳垢还能长治久安的时代与地区。

把小权力用到极致

前两天有微博爆料说，北京急救中心海淀分中心的一些医务人员，在开着急救车去饭店吃饭之后，在没有病人的情况下拉着警报、闪着顶灯回到急救中心的停车场，居然有段儿路还是逆行的。该中心管理者称：“如果在就餐后，医护人员突然接到任务单并执行任务，开顶灯和逆行是允许的。如果是在返回过程中，并未接到任务单，只是图偷懒逆行返回并开顶灯，是绝不允许的……救护车不是特权车，是否违规被私用，将进行调查处理。”

在这里我大胆地预言一句：该管理者说周一的时候给公众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很可能是接到任务单才做这种事，反正你也无法查证到底任务单是哪一单。这倒不是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我们的白衣天使，而是觉得如果天使们不打算扑棱着翅膀或者屈尊步行几分钟去吃饭而是非要开着急救车去的话，公车私用总是逃不开的。公车都已经私用了，要说这应该是该急救中心的普遍现象，连管理者都没否认。把这种事当做理所当然，要是真能追责才是怪事。

此事中唯一值得欣慰的倒是民众的素质。联想起前段时间重庆所发生的不避让急救车而造成病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事儿，眼见得民众是受了教育。根据爆料者的说法，当时路上的社会车辆纷纷采取避让措施，让急救车顺利通过。

说起重庆、北京连续两次出现的急救车因为不能顺利通过车流而导致病人死亡事件，其原因无非是实在让不过去以及大家并不想让。不想让的原因基本上就是这个吃饭回来都要开警报的现象早就为人所知。咱们这里特权车实在太多了，无论有没有正经事儿都拉着警报耀武扬威的，让人产生了逆反心理。社会的冷漠往往是特权太多造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并非是一种冷漠，而是对于特权的某种冷抗争。

但特权也是人来行使的，有些人本来也只是社会阶层当中并不掌握真实权力的那种。比如说这些医务工作者，在社会阶层当中远远算不上有钱有权的，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无非是一辆装上警报器的急救车，就连这车的产权也与他们无关。可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另外一面的真实状态，即他们会把这种小得不能再小的权力运用到极致。

不讳言地说，这是一个被权力整体腐蚀了的社会，很可能在其他时候，这些急救车上的医务工作者绝对是白衣天使，他们也曾经为了抢救一个危重病人而竭诚尽力，看到某些特权车辆横行的时候，嘴里也会骂他们是畜生。只是在他们的生活里还有这样的一面：如果寻求方便的话，他们也会成为那些他们看不起、看不惯的人。

有人说我们这里骂腐败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利益，这可以从一边骂着公务员、一边参加公务员考试的长龙上得到验证。这话不全对。很多人并非是因为利益，而是在权力腐蚀的社会当中必然无奈地寻求权力的保护，当习惯了这种状态之后，对于自身掌握的权力的警醒就消失了，往往在心中知道对错之间的界限，在生活里不自觉地运用着那点儿有限的权力，有时候还能用到极致。

被权力所腐蚀的社会是可怕的，它能麻木很多人对于自身良知的要求，以至于使得呼唤规则的人，也变成破坏规则的人。

实习警察学的到底是什么

这两天看来此事算是有了个收尾，带队的那位中队长遭到免职、主管的大队长被行政记过，但此事并未在系统内传达，而是在当地派出所内部进行了通报，而且当事女警察也原谅了该中队长。有趣的是，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当时打人的是警校的实习生。

有评论说此事与“临时工”总是冲到第一线、也总是被当做替罪羊有相似处，这种类比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两者都算是在执行公务上不能负完全责任的人士，不对的地方在于，实习生与临时工在专业性、积极性上有着很大差异。

想必很多人都有过实习生的经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我们在初入社会的时候得到了一些虽然少得可怜，但有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职场经验。我也曾经作为实习生在工厂实习过很长时间，对此颇有感触。

当一个刚刚出校门的职场新人在实习时，大概很少有特别主动冲上去办事的冲动，这个主要是因为对职场的规矩或者潜规则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工厂实习的时候，要是师傅不说话，实习生是不敢妄作主张的，这不但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也是对于规则的某种尊重。

如果我们用这种一般的常理来看这件事，您就会发现在实习生动手打人背后大有文章。

警察这个工作算是国家的合法暴力机关之一，有警界人士曾经说过，这个工作面对的是恶人，想要做好这个工作就要比恶人还要“凶恶”。这位不是坏警察，他说的“凶恶”是有特指的，主要是了解恶人们的思维方式之类的东西，而不是说真的凶神恶煞。而且警察的工作是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因素，他们要是没有点儿“手段”，怕是也很难工作。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的警察在这方面是无辜的，每天对着社会阴暗面久了，很难保证自己没有动手的冲动。

但实习生要是随便就可以动手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原因了。我前面说过，一般人在实习的时候基本都是夹着尾巴的，不会做单位不认可的事情，虽说也有很多实习生愿意表现自己的能力，可也在规则范围之内。如果一个实习生上来都可以打人，这个地方平日里的风气恐怕可想而知，这种行为一定是他师傅或者是整个派出所认可的，至少也是他们所默许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当地派出所的正式警察们自己并不愿意干这个“脏活儿”，而是把这种工作交代给这些实习生们，以至于他们养成了这种随时手痒的习惯。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都只能说明此事绝对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么简单，而是一种习惯性做法。

我们不禁要问，公权力施暴的冲动一直以来就得不到遏制，是不是与这种上下一致、传承有序相关？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现象，但任何国家都寻找一个合适的方式来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为什么我们则对于这种事只能免职，甚至都不会整体进行通报？如果这次被打的不是警察，怕是连这点儿处理都是没有的。

有时候公权力的暴力来自他们不受惩罚的自信。

水果刀与警察权

有个老实人在正规超市里买了把水果刀，看着挺方便的就给挂在了钥匙链上，然后就被便衣警察在街上拦住，进而给拘留了三天。警察说了，这玩意儿属于管制刀具，这么挂着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我的古董收藏专项是“东亚古董兵器”，哪一把拎出来都是管制刀具定义的范围，那可都是实战兵器，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全有，对这方面的相关规定比较关注。看到这条新闻后专门找了一下图片，发现这位仁兄可能是从来不知道管制刀具的定义，买了一把带有自锁装置的小刀。自锁装置就是指那种卡子，不摁某个特定的地方，刀刃就不能回收、一直可以处于开启状态的东西。实际上从我找到的图片看，那是一把被业内称为战术折刀的东西。

关于管制刀具还有很多其他规定，比如说尖部角度不能小于多少、刀身长度不能长过多少等等。这么说吧，您到您家里的厨房去看看，如果您买的是那种成套的菜刀，其中必然有几把属于管制刀具的范畴，而很多水果刀也属于管制刀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真的想找你麻烦的话，警察到你家里都能随时找到“证据”，哪怕是你当时正在用这个证据。当然，目前还没有这种案例，而这位遭受无妄之灾的仁兄怕是凑巧撞在枪口上了。

这件事的重点有两处。

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很少有人能够具备足够的刀具知识，在我们的印象里，只要是在正规超市或者商场里买到的就全部是合法物品，而且由于我国禁枪禁刀，能够在商场销售的应该只是生产生活用品才是，专业刀具应该去专业的商店买，谁也不会想到在普通商场里会买到违禁品。

但从此事的处理结果来看，出售此刀具的商家没有看到受什么处罚，而不知情的购买者倒是拘留了三天。对此我们当然有疑问，毕竟作为消费者不可能全知全能，只能按照常理来推断这不应该是违禁品。卖者无事、买者犯法，不知道算是个什么道理。

其实如果一个人真的携带管制刀具打算做点儿什么，大概是不会这么堂而皇之地挂在钥匙链上，而且作为一个对街头格斗稍有了解的人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某天在饭桌上遇到一位美女，从包里拿出一个带斜切面的金属棒，说这个是自己的防身武器，在机场安检都没事。我一看，这分明就是江湖上所说的“断竹”，具有极高的杀伤力，但没人会在第一眼认为这是武器，除非他是行家。

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这种处罚虽然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但是否有过重的嫌疑？我们知道，这样的小事并非一定要拘留才行，既然此人并无前科，也出示了正当购买的票据，如果违反了相应规定而他本人并不知道，也没有造成任何可见的后果，原本应该教育一下释放，所起到的作用与拘留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的执法精神应该是纠错与预防犯罪，而不是看见某人有个没有造成后果的无心之失就兴奋地扑上去。

从自设公交车看政府服务

最近，西安有个地方的村民自己集资买了两辆18座的中型客车，在自己村子与周边的村子设立了自己的公交线路。这倒不是说想抢当地公交公司的生意，而是该村一直没能通上公交车，村民们已经觉得忍无可忍了，干脆组织了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活动。

但这种事儿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政府部门是如何表态的。村委会主任一再向记者强调，村民集资自己买车通公交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主要是为了方便村民，而他最担心的就是营运手续办不下来，没有手续随时都将面临被叫停的危险。记者采访西安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管理处，管理处表示不便接受采访，但明确告诉记者，村委会没有经营公交车的资质，公交要有专营权，必须政府批准，由专业的公交公司来运营，另外，公交线路也要经过审批，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东叶寨村的这种行为属于非法营运，按规定应予以取缔。

当然了，按照规定取缔并不代表真的会取缔，我们这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多了，也未必都能按照规定执行。这种情况算是一种灰色地带，主要是看主管部门的心情与实际情况，问题真的无法解决的话，一般都是选择性失明，等到出了事情之后，闭着的那只眼睛就会猛然张开：“不对啊，你这是非法营运，原本就不合法，出了事情没有我们主管部门的责任，还要对你们进行处罚。”

有学者说过，中国的某些规定根本就是陷阱。比如说这个关于公交车的规定吧，你自己私设公交线路是不行的，这是政府审批、专营的项目，从道理上来说，公交车涉及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这也不能说不对。但实际上公交系统又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公交系统是赚钱的，政府需要大额补贴公交公司，这又造成了公交运力的不足。一边儿是法律法规规定了这种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一边儿则是他们又不能足额提供，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灰色地带。但当你打算填补这个灰色地带的时候，就陷入了说你违法没错、不出事也没错、不想抓你更是没错，但只要抓你就是有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全能型政府往往会陷入到这个境地，也未必是成心想把所有的政策法规都弄成陷阱，但只要是有这种全面社会控制的思维，制定出来的规则也就会有这样的后果。其实很多人都明白，政府不是万能的，观音难救世间苦，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管理好所有的事，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政府与民间合力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说起来我们这方面的教训算是殷鉴不远，当年的计划经济、全面管制几乎造成社会崩溃才不过是过了三十多年。

而当年打破这种全面管制的，是小岗村村民个人承包土地的举动，为此他们还摁了十几个血手印。现在看来当时的举动显得郑重得可笑，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那确实是冒了坐牢杀头风险的。

总有人说我们这些写评论的人只是批评而缺乏建设，为了表达其实我等也明白如何建设，在这里不妨为这种管制献计献策一把。

此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允许村民自发组织这种类似互助、内部班车的行为，然后由政府的交管部门、公交公司上门去专门培训，使得他们在运营与安全上具备基本的技术条件。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少一些财政支出，村民也可以及时得利。

这就是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的方法之一，提供民众自我组织的监管、培训，使其达到标准，而不是大包大揽地把全部社会责任都承担下来。何止此事可以这么做，举凡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等领域，都可以循着这种思路做。大家都是成人，而政府不该永远把我们当做孩子，而把自己定义为保育员。

糟糠官员不下堂

有些新闻看到之后的心情，大概如网络所言的“无力吐槽”，比如这一条：经山西忻州市环保局官网核实，去年1月因其女儿5年吃空饷10万元被免职的原静乐县委书记杨存虎，在免职两个月后就任该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副局长。

之所以无力吐槽，是因为这事儿超越了正常的思维，而这种超越正常思维的事情又太过于常见的缘故。官员工作上出了问题，免职、降职一段时间重新任用应该说也算是正常，毕竟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不容易，重新培养也算是浪费公帑，可我们对于官员复出的标准则总是摸不着头脑。

如果某个官员在任上因为某些工作的失误被免职的话，这种复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谁还能保证自己从来没尿过炕啊，我们在生活里都当过傻子。可您把自己女儿放在某地吃空饷，这并非是无心的失误，而是有意的作恶。严重点儿说，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滥用职权的罪名是免不了的。

我们可以想想看，要是贵公司有个部门经理做出这种事，您是把他停职两个月、然后调任其他部门，还是直接开除？如果您的回答是后者，您经营着一家正常的公司，如果您的回答有可能是前者，估计您是在国企。因为一家正常的企业可能允许某人项目损失一百万，但不会容忍借着权力谋求十万元私利，前者最多是能力问题，后者即使不触犯刑律，也是人品有问题，正常状态下不能容忍这种人存在于公司当中。

想必这个道理是不难懂的，而且这样的滥用职权在任何法制国家里都是重罪，并且从此断了仕途，只有在几个特殊的地方居然还能满血复活、不受追究。当年说刑不上大夫，那至少也要相当于副部级了，现在这个范围拓展得有点宽，连个处级都能享受如此待遇。

能够做到这点，背后必然有两种原因。其一，当地官场生态已经不堪闻问，基本可以用蛇鼠一窝来形容。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一张盘根错节的网络，这种事情也是不会发生的。一个官员出事首先就会面对纪检机构的调查，然后是上级部门的处理意见，他如果想要复出必然还需要组织部门的认可、上级机构的同意等一系列环节。把滥用职权的罪名轻轻卸去就已然是打通多条路径了，更何况还要复出为官。其中没有利益链条与整体性腐败，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二，往大了说，整个官场的价值观已经完全失衡。说起来我相当怀疑当地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吃空饷5年才吃了10万元，平均每年只有2万元的额度，在我们这个目前腐败金额动辄千万、亿万的时代里，基本可以算是清廉了——如果只是此一事的话。而且即使在民间的舆论场中，这个数字所激起的并非都是愤慨，更多的是调侃。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标准已然到了极为低下的程度，别说分不清职务过失与违法犯罪的区别，就连最基本的清廉要求都不复存在了。当然，民间这种价值观是一种被迫的思考模式，基本相当于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苦涩调侃。

重庆艳照门：不能用敲诈遮蔽贪腐

重庆艳照门的不雅视频事件到现在还真是越闹越有意思了。最开始大家还真是没把这玩意儿当回事，不就是一个官员的性爱视频流出嘛，在咱们这里真不算什么，主要的看点比较低俗，基本都关注那个12秒现象了。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并非是不小心成名，而是这位被人给设计了。再后来听说有至少11位官员的不雅视频捏在某位公民记者的手上，不知道怎么搞的，劳苦大众们都还没有欣赏到，重庆那边就先端掉了10位官员。

事情到此往纵深发展，爆料人说自己手里还有更高级别官员的视频，结果前两天重庆警察大晚上的就登门拜访了。此事蹊跷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手续就想进门找爆料人“协助调查”，爆料人住在北京，又没有住在打黑时代的重庆，结果几条微博发出去，重庆警方灰溜溜地走人，只能等第二天爆料人去北京管片的派出所协助调查了。当然，这方面警方还是相当嘴硬的，一口咬死就是了解情况。不过，从重庆那边迅速拿下这么多官员、官商来看，我们老百姓没欣赏过的其他视频片段，想必重庆方面某些人已经欣赏过了。

但目前最为蹊跷的倒不是重庆方面如此快地拿下官员、派人进京，而是整体事件的官方角度。

通过新闻我们得知，这次重庆艳照门的事件实际上是当地的商人为了包揽工程或者其他目的，用性贿赂的方式让官员上钩，然后用这些视频作为要挟的手段。

之所以这么做，以最先被爆料出来的那个“12秒哥”雷政富为例，他在主政期间利用职权肥水不流外人田，各种有油水的工程都承包给了关系户或者近亲，别人无法可想之下，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求得一席之地。也就是说，这些人贪腐在前、被仙人跳在后，事情的因果关系是必须理清的。

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敲诈勒索？我等不是法学专家也知道，怕是涉嫌了此罪名。可目前重庆警方或者政府方面除了拿下那些人的官位之外，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某某“敲诈勒索”团伙。作为一个前媒体人，对这种情况还真是有些担忧。在传播领域当中，这算是转移注意力焦点的手法之一：把主要诉求模糊掉，用其他信息来滥竽充数。

我们知道，一旦这件事真的爆发出来，重庆官场不会就付出这么点儿代价就能平息舆论的质问，这些人不但身居要津，而且完全是跨地区、跨行业，把他们的事迹全部抖出来的话，每个人估计都能提溜出一串蚂蚱。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好的做法之一，就是尽快转移媒体舆论的视线，把主要的诉求从反腐淡化为不良商人敲诈勒索、官员意志薄弱不慎下水的狗血剧，然后主要审判敲诈团伙，慢慢审查官员贪腐，最终等到公众忘记这些事去寻求其他热点之后，平安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不定过几个月这些人就另有任命了。

依我看，这件事无论被导引向何方，其问题的实质都是性贿赂到敲诈的路为什么如此顺畅，以及这些被暂时免职的官员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至于什么敲诈勒索之类的东西，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话说贪官家里被偷，我们才不会关心小偷怎么打开保险箱，而是关心保险箱里丢了什么以及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而任何企图用敲诈勒索掩饰官场贪腐，都只能说明该地官场腐烂到了何种程度。

权力人士的变态欲望

之前有两条新闻很是火热，一个是永城市委办公室原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刑事犯罪，日前已被永城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审讯，李新功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一个是浙江永康介绍卖淫案，受害者为在校女生，已有犯罪嫌疑人陈某等6人被依法批准逮捕，另有3人正在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1人上网追逃，这些人当中有私营业主、人大代表、社会闲散人员。

之所以火热传播，主要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就是涉案人当中有官员、人大代表，其次是被害人当中有幼女与学生。前者虽然总是以光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很多人不是什么好货色——至少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说，大家觉得其中不少人不是好人；后者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保护的对象，而且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当一帮应该承担起保护者的人士把人皮一脱、直接露出狞笑扑向原本应该被保护的对象时，哪怕是大家对此都有基本的心理准备，可这个过于大的心理落差，也足够令人无比愤怒了。

说起来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们社会当中的权力人士。这也难怪，普通人估计即使有这种变态的欲望，恐怕也没有能力实施，而且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永城市的禽兽官员干这事儿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目前查出来的就有十多次，还是在别人帮助下干的，在他干这些事的同时，各种荣誉像雨一样洒落到他身上。

当然，如果说这是一个发生在官场或者商场当中的普遍现象肯定是不对的，毕竟哪怕是咱们这样的地方，变态的也是少数，而变态还敢于实施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就像那位勤于收集与他发生关系的女性的体毛、另外一位喜欢写自己性生活日记的官员一样，怎么说都不能代表广大权力人士。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权力人士当中，拥有这种变态欲望以及实施能力的比例似乎是高了一些，行为也确实恶劣了一些，这当中肯定有点儿原因。

这个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咱们伟大的文化当中某些糟粕沉渣泛起。了解中国古代养生术的都知道，处女或者未成年少女是某些外道术士求长生的炉鼎，据说与其发生关系可以延年益寿、滋阴壮阳。这种荒唐的东西到现在还是有某些拥趸的。而在崇信这些邪门方术的明朝嘉靖皇帝那里几乎达到了高潮，他甚至要用处女血来染点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这玩意儿被称为“桃花帐”，据说可以在修炼的时候达到更高的高潮，以及防范走火入魔的风险。当然，您也看出来了，这本身就是已经走火入魔。

这不过是浅层的原因，而更深的原因是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崇敬宗教以及修炼什么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仰与敬畏。经过这些年无神论的教育，并未让这些人真的变成无神论者，而是在没有正当信仰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寻求各种邪门歪道的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就是他们觉得满足自己的欲望已经不是普通的嫖娼可以满足。对于性工作者是不是应该无罪化我们不讨论，但我们也知道这方面的社会发泄口可以提供某些宣泄的机会。但拥有权力者是不会满足这样的低层次需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往往超过了这种服务。当他们有机会、有能力获取其他满足方式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了。

变态这种行为自古有之，古今中外大概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免除这种现象，但一个正常社会不是要强力消除这种人，而是要保证他们不能真的去做这种事。虽然不能完全制止这种行为出现，至少也能控制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恐惧且愤怒的地方在于，掌握着这么多社会资源的人做出这种事，而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社会逻辑当中，这些人恰恰又是没有多少约束的一个群体，原本只应该针对个体的怒火，免不了向着整个群体进行发泄了。

竭泽而渔的过头税

经济形势不好，各种古怪的事情也就层出不穷。有媒体近期在浙江调研时发现，随着一些地方土地财政能力逐步丧失，对企业征税、罚款就加大了力度，征收“过头税”的现象也开始出现。财政部数据显示，多地“非税收入”出现逆势高增长，有分析认为，这表明“乱收费”、“重复收费”现象有抬头之势。

什么叫做“过头税”？其实就是明年的税今年征收。老辈人还记得当年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某地军阀把税收征收到了几十年之后，后来这个段子还被用到了电影《让子弹飞》当中。为自己还没做过的生意缴税，大概是任何现代国家所不能想象的。万一要是今年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这税交的还真是够冤枉的。哪怕不是世界末日，这么收税也会让很多企业走向末日。

想必我们都知道这么做的害处。原本就是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更是步履维艰，如果这种收税的方式流行开来，企业的生命怕就会是风中之烛了。有个成语叫做“竭泽而渔”，说的就是这种做法。

按理说税收机构也不是白痴，谁都明白的道理他们也不会不懂，为什么他们还会这么做？很简单，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所关注的东西是现在的政绩、任务，以及地方政府越来越大的财政胃口，对于饥渴的地方财政来说，对于企业竭泽而渔、对于他们则是饮鸩止渴，这些东西都明白，但也都顾不上了。

这些年来，我们的财政收入畸形发展已经使得很多地区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连续多年的高增长，使得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汲取了大量的民间财富。如果这些财富被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可能会产生很多收益，但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被汲取的民脂民膏大部分被用在了各种政绩工程、膨胀的公务员队伍、腐败等事项上，并没有真正产生多少社会效益。等到土地财政开始显示出颓势之后，政府并不能从历年的聚敛当中拿出钱来支撑自己以及企业渡过难关，而是要对企业收取“过头税”，让自己渡过难关。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不是没有正确选择的，比如说降低三公消费、削减公务员队伍、降低政府开支、减少税收，甚至开放国家垄断的领域，让民间资本活跃起来，进而刺激经济尽快复苏。其中以减少政府开支与降低税收最为重要，也最为立竿见影。

但这些手段必然只能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实现，即政府自觉地进行。就目前而言，毫无约束力的权力，只有收钱的欲望，并无改善的决心，其胃口之贪婪几乎到了并世无双的地步，在我们这里，很多事情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如果不想改变的话，那是说什么都没用的。

从被打者道歉看权力的嚣张

前段时间，一个视频被传到了网上，视频中一位延安的城管跳起来双脚踩在某人脸上，然后这位城管被处理的时候就成了“临时工”。关于这事儿我写了个专栏发表在这里，论证了一下我们活得是多么“临时”。

本周此事的最新进展有几个：当地威武高耸的“城管大楼”被曝光，然后一夜之间，那四个大字就从这个大楼上消失了。联想到其打人的高效，这种效率也说不上特别奇特。另外就是几张城管局长到被打者病床前鞠躬道歉的图，但好像没什么人对此表示满意。

对此表示不满的自然都是网友，当事人则出了一个声明，看来对此倒是挺满意的。其声明当中说到自己也有对城管失礼的同时强调，“网络上存在部分不切实际的传言，引起了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希望广大网友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事件，不要因此让延安革命圣地蒙黑”。

著名主持人孟非先生质疑此声明的原因，是这种语气太过于熟悉，基本算是公文的格式了。我看了之后也觉得行文流畅、官气十足，不是很像一个体制外人员的手笔。从常理来推测，这么流畅的公文样本，大概是出自老刀笔吏之手。但这种东西抛出来，其中必然也是有当事人的意思在其中，不会不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就随便写的，因为此事已经得到太多关注，造假得不偿失。因此，大多数网友质疑，这位当事人是不是真的脑袋被踩坏了？

这位当事人的脑袋并非被踩坏，应该说算是被踩通了。

我相信在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该当事人也有些冲动的举动，这是他脑袋被踩之前，对这个社会还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缘故。当他被踩了之后，相信他就明白了这个社会真实运转的真相所在：你就是个随时可能被踩的货。

您想想看，作为这样一个在延安做开门生意的小商人，此事追究下去能怎么样？新闻与民众的关注是短暂的，几天之后大家不关注了，开始关注另外一个事件之后，这位当事人还要在延安生活、做生意，而只要他在街面上开门做生意，城管还是会过来随时找他的麻烦，闹大了完全没有好处。一旦他在此事上做了这种表态，无论是不是他执笔，也算是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连当事人都觉得可以和解了，你们这帮千里外的家伙还有什么可闹的？

在这个交代之后，该当事人可能获得一些赔偿，以及对他今后生意上宽松的政策性好处。在一个理性的人看来，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解决方式。应该说经过这一下，当事人的脑袋不是被踩坏了，而是被踩通了。他明白自己是没有选择的，就当是付出代价、进而得到好处吧。

其实反过头我们要是问自己，遇到这种状态自己会怎么做呢？我也是个生意人，事件发生时可能有豁出去的想法，但只要冷静下来就会告诉自己，追究到底不能止损，只能给自己的前途埋地雷，除非有杀父夺妻之恨，大概最终也是会妥协的吧。

应该说是我们这种态度以及制度上没有合理申诉、制衡的机制，导致了权力会如此嚣张。作为个体，我们都是无辜的，但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我们怕是也并不那么无辜吧。

公信力跑到哪里去了

网络曾流行“大家来找茬儿”的游戏，针对的对象是深圳市的公安部门，找茬儿的原因是一起听上去很蹊跷的交通肇事事件。

五月二十六日，在深圳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日产的跑车在醉汉的驾驶下连撞两辆出租车，造成数人死亡的后果。然后司机弃车而走、到医院治疗后去某著名会所休息，直到7个小时后才自首。结果大家发现，这个司机只是个类似马仔一样的人物，并非是豪车的车主。于是，各种“顶包”的说法都出台了，深圳警方应对稍微晚一些、有些监控设备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设备像素也有问题，弄得深圳警方相当无奈，最后甚至把车主正面半身裸照都放出来证明身上没有伤了，但各种质疑依然没有消失。

实际上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也是受害者。当时看到有人质疑说老板的马仔怎么能开着老板的车去酒吧泡妞、还能去老板的会所睡觉，我就随口在微博上解释了一下：“一个老板的保镖兼司机，开着老板的车、享受某俱乐部类似老板的待遇，其实并不稀奇。很多人不太理解这种事，但这是经常的状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老板的别墅往往享用者是管家，豪车使用者是司机。至于说有朋友认为跑车不用司机，但有那种档次跑车的人，不会只有一辆车。”

这段话让我收获了无数的骂声，甚至有人说是收了对方的钱为其洗白。当然，我能理解很多人并不知道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啥钱，但由于工作关系多少认识几个有钱人，知道他们的一些生活侧面。而这个说法也不过是提供另外一种视角，并非是为了给某人洗白。

事到如今，如果您要让我说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估计我说不出来，对于公权力的质疑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别说这么一个飙车案了，美国人到现在还有人质疑“911”事件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登月其实是在摄影棚当中的摆拍，有点儿脑子的人当然不会相信这种阴谋论，可还是有某些人就是质疑美国政府。估计美国政府也挺无奈的，可又没有办法。

在我们这里，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一般来说，美国人对这种普通的案件不会质疑政府机关的作为，至少不会进入到全民找茬儿的地步。但在咱们这里则是政府机关说什么都没用，拿出录像人家说你是PS的，拿出检验报告说是作假，拿出车主照片说不相信是事故时拍的，反正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听上去这就是一个设计完善、全面覆盖的阴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飙车案了，而是考验政府公信力的一次考试。实话说，成绩实在是太差。而且除了政府之外，富人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对立也在加深，两者之间相互的恶意表达得越来越明显。

至于为什么政府公信力会差到这个程度，这并非是深圳一地的问题，全国各地的网友其实是把自己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对政府的印象投射到了深圳这件事上，这种累加的效应可以平移到任何地方、任何一级的政府机构。当这么多的事件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任何信任都不会存在了。

政府公信力就像信用卡，可以平时积累、关键时刻使用，但那也是有一定额度的，除了积累的资金以外，透支额度其实有限的很。

聊几句陈宝成事件：左无良知、右无路径

还是说几句两边都不喜欢的话吧。

陈宝成事件我关注的不多，宝成我大概是没见过本人（抱歉，酒局饭局太多，不可能一一记住），陈家被集体拘留后才真正看了看整个事件的过程，大致我描述如下，如有错漏应是我本人资料收集的问题，与提供资料的人无干。

平度政府打算招商引资，拆迁包括陈宝成家的村子，该项目并未获批之前就已经开始动迁，并且使用了非法的手段进行强拆。陈宝成以及全家对这种拆迁有意见，坚持了七年之久的抗争，当地政府用各种手法均不能使其屈服，最终规划（应该还是处在没有审批的非法过程中）让路、不拆陈宝成家的房子。但之前已经强拆的人家以陈宝成家为中心，历经分化瓦解还有几户保护已经成为废墟的家园。当所谓清理垃圾的挖掘机过来后，陈宝成与其他人扣押了挖掘机司机，并多次报案不成功之后，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抓。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肯定我的描述有简化的地方，应该整体脉络不会有大差错。标题上说明“左无良知”是有特指，并非指真正的左派阵营所有人，而是某些特定的人抓住某些细节大做文章，什么砍刀汽油、六套房子之类的，完全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不谈其他强拆，就这次强拆而言，该项目并未合法立项。

任何为政府或者开发商辩护的人都不该躲避这个大前提，离开这个大前提讨论砍刀是不是凶器、汽油到底有没有，只能是没有良知的混蛋，或者欠缺智商的混蛋，概无其他。当公民保护自己的私产、抗拒非法行为时，有权在不法侵害发生时动用任何手段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就像有人胆敢上门抢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把他做成人肉叉烧包”——此处可以唱出来。

对于政府的某些应声虫不值得多说，无良知就可以形容了。顺便说一句，令人齿冷的是，这帮人居然还占着左派的名号不放。而真正的左派应该天然站在民众的一边，这帮人倒好，一出事四蹄蹬开、翻蹄亮掌地就跑到政府大院的厕所里去了，蹲成一排等着舔。这哪里是左派嘛，一般我们管这个叫“舔派”。但由于该兽类舌头往往有倒刺，舔破了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题外话。

但所谓右派们的吃相也并不好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右派的领军人物与媒体有一种先天的倾向，就是把对抗政府者塑造成完美的个体。唐慧那事儿咱就不说了，陈宝成这事儿否认拘禁完全没有道理，暴力对抗的架势在网上秀了那么多日子了，不承认这个有意思吗？

我们习惯于塑造完美形象，对于抗争事件往往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抗争、曝光、只谈一面、升华意义、塑造烈士或者义士形象，但我们都不是孩子，谁都知道在一个看上去简单而是非分明的事件当中，往往没有那么单纯。我曾经从事新闻行业多年，说起现在所谓深度报道这种活儿，我干这个的时候，目前很多从事此种报道的人士大概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多年经验告诉我，所有复杂问题都有个简单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是错的。

如果右派们还是遵循这个路径，在这个信息传播更为便捷、多信源交织的时代，会失去越来越多的受众。说起这个不妨说两句李天一案件，居然有人会把夜店驻场的女孩也照着贞洁烈女的路子上说，你说你那脑袋是不是只为了戴帽子？你就明说她夜店驻场也不会改变强奸、轮奸的性质吧？

骂完所谓的左右派之后，我想说点儿正经的。“中国式拆迁”具备着“中国式困境”的一切特征，不单单是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饥渴与民间利益的对抗，如果我们仔细寻觅，还能发现各种依附于其上的意义，比如说城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农民今后的生计安排、得到的钱不能有更好的投资渠道等，几乎就是中国式困境的缩影。

但这里最为根本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产权问题无法明晰、一个是公共决策与公共利益如何与个人利益产生平衡，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是有交集的。

在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个人的，上面的建筑有可能在70年或者50年内属于某个人，但下面的土地不是你的，它可能属于国家，也可能属于集体——另外一种国家权力的构成形式。这就给政府在强拆方面设置了先天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产权不明晰、界定不清楚，使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无法达成一个平衡。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都能理解个人权利是保障我们不被任何人、任何机构抢夺的基础，但当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

从道理上说，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管理这个社会，政府本身就具备了征用个人财产的权利，这个权利的边界与约束才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但这个约束必然是需要有人或者组织来与政府进行讨论的，在我们这里则没有这样的机制与机构，甚至连民间组织都没有。

比如说陈宝成所在的村落要是一个合格的自治体，他们除了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给大政府之外，完全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形成一个小区内部的集体议价机构，为每户人争取应该得到的利益，价格砍完、签字画押，大家皆大欢喜。

当然，这种机制一开始不会很顺利，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看书学会游泳，只有去实验这种利益相关人之间建立授权一致的机制，学习自治与议价。私有产权不能被集体投票剥夺、不能被政府抢夺，但它是可以在利益相关人之间授权的。

说白了，要想中国式强拆尽量少地发生，根本解决之道是必须改变产权的现状，然后鼓励公民自治的形成。

对政府不需要道歉

很多时候，打民事官司要是损害名誉、商誉什么的，起诉一方会要求被告一方道歉，具体节目有公开、私下、登报等，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公司、公司对公司都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如果法院判下来需要道歉的话，输的一方一般还是要执行这个判决的。当然，有时候执行情况没有那么良好，比如说某打假名人就能做出输了官司但拒不道歉的事情，还声称“让我道歉认错基本不可能”。奇怪的是，在这方面法院执行的力度总是很差，似乎道歉不道歉的也没啥关系。这可能是与我们这里不太注意名誉权有关。

但也不是谁都不注意，比如说某些政府就挺注意的。报载，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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