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庆祥,黄相怀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试读：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团队

团队成员：

黄相怀（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副研究员）

焦佩锋（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曾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徐浩然（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

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

孙林（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石伟（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编审）

袁赛男（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助理研究员）

孙培军（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讲师）

张城（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讲师）

毛强（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编辑）序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强国必先强党。在我国走向现代化强国、我们党由大党成为强党的关键历史阶段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意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置身于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以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和敢于探索的理论勇气，持续关注并深入思考党的建设等重大战略问题，推出《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一书，我感到非常欣慰。对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用这本书向这个伟大时代献礼更显珍贵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非常希望知道中国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世界可以从中国共产党身上学到什么。在认真审视中国之后，学者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首要在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与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举世瞩目的，只有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发展的奇迹。由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走向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领导有力、充满活力的强大政党，不但是我们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份责任！

政党能力和政治领导力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乃至一切发展的关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对于一个现代化的政治体系来说，其良性有序运行取决于政党能力和政治领导力，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达到高水平的国家治理，就必须拥有一个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的政党。因此，政党能力和政治领导力的提升，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同步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从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我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并逐步从弱小走向强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的建设看作一个“伟大工程”，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写下发刊词。在这篇发刊词中毛泽东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要“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要求把党的数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相结合，实现“大”与“强”的有机统一。1957年，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962年，毛泽东再次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就内在地提出了建设强大政党的政治要求。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思考，是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个变化就是：党的主要任务从领导和依靠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转向领导和依靠人民执掌政权，巩固新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思考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强大，从而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清醒地认识到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历史方位，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他紧密联系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围绕怎样建设强大政党的问题，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继续思考如何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的工程”。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提醒大家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从执政的角度对提高党的能力素质进行了深入思考。1983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阐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和总要求，“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继续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巩固了党性，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的党变得更加强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了全党的力量，激发了全党的活力，振奋了全党的精神。然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使我们认识到，党的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有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党的生命力和行动力，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着党的组织肌体和群众基础。在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民族复兴的能力和信心的关键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你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吧？”“杭州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这是在提醒全党要警惕可能面临的风险，要以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责任担当，矢志不渝地推进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时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如果说，带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由大到强的目标，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史诗，那么，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党员数量比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还要多的大党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并实现由大到强的目标，既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担当。

2017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学习时报》刊发了题为《努力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的文章，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最强大的政党这一殷切期待做出了深入思考和理论回应。这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增进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围绕该篇文章，组织中共中央党校青年学者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按照“用学术讲政治”的要求，撰写了《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一书，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重大主题，很有必要，很有意义。《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一书探讨的是三大根本问题：为什么要建设最强大的政党？怎样才是最强大的政党？怎样建设最强大的政党？这些问题都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本书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任务相关理论的解读与阐释，特别是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研究和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总结，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所呈现出的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一批青年学者以真挚的党性情怀、饱满的政治热情、深厚的学术素养，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之问，给读者呈献了这部著作，必将使广大读者对党的事业更加认同，对党的未来更加期待。

为什么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我们党是一个在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执政的、拥有8944.7万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她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重任，理想最崇高，使命最艰巨，事业最伟大。我们常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现在看来，中国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解决得好不好，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会深刻地影响世界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也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本书的作者对这个问题把握得比较准。本书用事实和实践说话，从学理上进行阐释和论证，指明了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是共产党人的理想所寄、使命所使、事业所需，回应了时代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课题。

怎样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最强大的政党应该有哪些标志？从不同角度分析会得出不同的评判标准，不同性质的政党对这些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一些西方的选举型政党，每逢选举都会不遗余力地动员各种力量，在全国甚至更广的范围内极力造势，看起来不可谓不强大。但即便通过选举而执政，其执行力仍普遍不强，陷入无休止的扯皮、推诿之中。相反，已经建立97年、执政69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许多人看来依然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永葆活力、不断强大的一个关键秘密，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以经常性、严肃性的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严密的纪律和高标准的要求，实现党内团结，统一全党意志。本书认为，一个政党是否强大，要看它是否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强大的民心感召力、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强大的自我革新力。换言之，政党的力量体现为一种“综合能力”，而这种“综合能力”，正是形成于良好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态。这样的分析，是符合政党特征和政党政治发展历程的，既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也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凸显了作者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探索中的创造性，是相当可贵的。

打铁必须自身硬。怎样才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政党的先进性并不必然形成强大的力量。党的力量来自党的建设。最强大的政党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兴党强党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严治党、砥砺前行。本书作者从“魂”“源”“基”“要”四个方面提出对策，提出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广聚民心，抓好基层打好基础，让制度落地生根，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应该说，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兴党强党，抓得准，抓得全，抓得实，体现了作者较为宽广的思路和较为实际的思考，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

前不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系列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党员干部，认真研读、深入理解青年习近平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全面地把握了青年习近平有追求、能吃苦、爱学习、办实事、重辩证、敢担当的风范。令人高兴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年轻党员、年轻学者，不仅做到了“学而知”“学而行”，而且做到了“学而用”。他们身体力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党校人要讲好党的故事”为己任，以青年习近平作为自己锤炼党性的生动范本，爱党敬业、积极作为。《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一书，就是他们奋发有为的成果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青年兴则党兴，青年强则党强。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党员、青年学者关心并投身到兴党强党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党必将实现由大到强的目标，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对此，我充满信心！韩庆祥上篇为什么要建设最强大的政党  第一章 建设最强大的政党是理想所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政党要从分散走向团结，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必须以某种崇高的理想信念作为指引和支撑。理想反映着一个政党的精神面貌，体现着一个政党的价值追求，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奋斗目标。一个没有理想的政党就如同一群乌合之众，反之，只有用崇高理想塑造起来的政党才有生命力、号召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人最崇高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为什么是共产主义，而不是别的主义？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包含着崇高的价值立场、现实的经济维度和深刻的政治内涵，它既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理想，也不等同于对彼岸世界的空想，这一理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揭示、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展望的产物，它体现了真理性和价值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因而是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追求

理想一定是人的理想，任何伟大的理想都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人是理想的制定者和实现者。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主题是什么？答案只能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什么是这个答案？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在理论上看到了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从社会中看到了无产阶级悲惨的生存境遇，所以，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在此，马克思其实提及了很多今天依然存在的问题，比如人和自然之间的生存性矛盾、人和人之间的分配性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的各种形式。归根到底，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这构成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价值维度。（一）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

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产物。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和自然界千千万万的生物一样，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衣食住行都需要通过自然去满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此，马克思其实表明了人类理想产生的前提、边界和底线问题。很显然，理想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但是，这种活动依然离不开自然，自然为我们的理想奠定了基础，确定了边界。

另一方面，重视人的自然性并不等于要用自然主义的观念去理解人，即认为人的一切自然欲望和需求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马克思曾批判道，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就说明，仅仅看到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还不够，人的问题既不是一个“人种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性别学”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姓氏学”的问题，人的问题必须放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开展的生产和交往活动中去理解，而不是“就需要谈需要”或者“就理想谈理想”。所以，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从人类进化到生物链的最高端开始，人的社会性就始终大于人的自然性，所以，社会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如果基于自然性去认知和评价人的理想，那么，人就会被降格为动物，人的理想也就会被降格为动物的理想。实际上，动物根本谈不上理想，因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会按照自己的需求主动地生产，人会通过多种方式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反思和矫正，动物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人的理想总是体现着人的社会属性，“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因此，所谓理想一定是时代条件下的理想，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真正含义。（二）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想具有阶级性，这是其分析理想问题的特殊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可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产物，理想不可能脱离阶级而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理想一定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理想，其他形式的理想只能从属于或者依附于这个理想。

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出现分工之后，意识、精神、荣誉、忠诚、理想、观念和自我意识等诸多精神性的东西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外观，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意识总需要为自己确定对象，哪怕这种对象是意识本身，但这种意识也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与之相反，全部的德国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要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划清界限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看到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社会发展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反对他们曾经身处其中的“青年黑格尔派”——空谈理想是这一派别最大的毛病。所以，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来源于不同的思想之间的混战，而是来自现实的生产力变革，“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只有将目光聚焦于人的生存现实上，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才会还原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三）马克思关注世界历史的个人而非地域性的个人

对于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就内容而言，历史不过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就形式而言，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就主体而言，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才是真正的历史科学，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秘密，其最征服人的地方就在于从人本身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解释人的活动，而不是从某种外在的或者臆想的标准出发来裁剪历史，这才是将历史的内容真正还给了历史。马克思看到，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会导致交往的扩大和加深。生产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从一地到多地的变化，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依赖感的加深和互动性的加强，这种普遍交往既促进了商品和信息的流动，也促进了人的交往和发展。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资本的增殖性和扩张性决定了世界市场的产生，决定了历史必然会走向世界历史，决定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铁的事实的时代，我们必须以自觉的意识和开放的胸襟去创造新的文明。反过来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世界历史逻辑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于资本必须给自己寻找更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更广阔的销售市场，它就需要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地生根、建立联系。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便是全球化时代的最大现实。经济的全球化使生产要素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是，资本是其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既然有资本，就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分化，就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化，就有世界范围内的人遭受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因而，资本的全球化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现实。所以，马克思认为，在联合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可以通过革命或者其他方式成为统治阶级，进而“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阶级对立以及阶级自身存在的条件将消失，这便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的现实基础。

可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议题。共产主义理想包含着对人的本质属性、现实境遇和未来出路的系统性理解，这种理解为共产主义理想注入了人文性和科学性，所以，科学的理论孕育了崇高的理想，崇高的理想包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共产主义社会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绝非一种抽象的自我意识和人本哲学，而是暗含着对现实的经济问题的人类学回答。二、共产主义意味着物质条件的丰足

重视人，就要重视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生产和分配状况使马克思坚定了共产主义要实现人的经济平等的决心。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的工厂惊奇地发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更让马克思惊奇的是，所有的国民经济学家都没有说清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则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所以，私有财产才是导致工人贫困的根本原因，人和自己生产的产品一样，都服从于资本的指挥和操控，“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作为工人、作为商品的人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由此开始，马克思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现代商品经济以及受其制约的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它也因此构成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经济维度。（一）共产主义意味着生产的发展

人只有先解决了吃、穿、住、用、行的问题之后，才能进行其他的社会活动，没有了人的感性的需要，以及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进行的社会生产，经济生活就没有方向和内容，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很少有人将这一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更鲜有人将其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基本性质联系起来讨论。为此，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专门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对人的生存的物质事实的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根本秘密。这是因为，只有从哲学上重视并确定了物质生产的逻辑，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才会获得根本的存在论承认，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全部的形而上学，尤其是能够有力地驳斥那种依靠“最高存在物”或者“自我意识”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实际上，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注意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和范围。遗憾的是，“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

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发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阶级斗争对于人类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阶级不会凭空产生，阶级斗争更不可能凭空发生，政治问题的背后是经济问题，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矛盾的政治反映，所以，正是在这篇被誉为“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此后，恩格斯在《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又一次强调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可见，对生产逻辑的强调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理论主张，无论在过去的人类社会，还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逻辑始终是所有问题的第一逻辑。（二）共产主义意味着技术的进步

重视生产意味着重视生产技术，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自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这句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感。共产主义需要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做基础，但是，这种物质条件是物质财富，不是现成的摆在那里供人取用的自然物，因为从自然资源变成劳动产品，再从劳动产品变成可供交换和买卖的商品，毕竟代表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不同阶段，在此过程中，技术变革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一部劳动工具的演化史就是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走向自由的历史。

无怪乎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所强调的共产主义具有实质的内涵，他不仅重视生产，而且重视生产要素。所以，在撰写《资本论》时，马克思特别注意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对土地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恩格斯晚年更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已经明确地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而这同时也构成了共产主义经济维度的重要内容。（三）共产主义意味着分工的消除

无论是人类之前所经历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是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分工都是一个随处可见的现象，这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自然经济时代，分工更具有偶然性，而在工业经济和商品经济时代，分工已经体现为必然性，体现为城市和乡村、男性和女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生产和消费、享受和劳动、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等多组辩证关系，应该说，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恰恰体现在这里。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可见，分工只是形式和结果，而私有制才是前提和内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主导着整个社会资源的分化和流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的“所有制”就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而不是什么与人无关的客观存在物，所以，作为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的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也因此构成共产主义经济维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马克思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复杂的社会分工，除了私有制这个根本前提之外，还有每个人所追求的特殊利益这一直接原因，受这个原因的驱使，市民社会中的人必然会相互竞争甚至彼此戕害，社会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没有人能够真正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其实都生活在社会强加给他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之内，这种范围并非其自愿选择，而是社会的自然分工，所以，他在社会中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痛苦，“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分工将会消失。“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是想告诉我们，分工的消除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真正地消灭分工和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必须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它超越了狭隘的阶级立场和分工限制，代表了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启。

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空想，而是包含着十分明确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具体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和超越。尽管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但也造成了人的异化，而“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这便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经济使命。三、共产主义意味着政治和社会的解放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无论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命运的关注，还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最终都指向共产主义这个超越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性和优越性最终还是体现在政治维度上，因为极大的物质财富的积累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共产主义社会超越之前的人类社会的根本方面，所以，讲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性必须讲到这一理想的政治维度上来。（一）共产主义意味着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和解

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所有人类社会中，生产主体和分配主体之间的不对等造成的阶层冲突和阶级冲突始终是个历史难题，尤其对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这个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也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做出了较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优化。但是，这些措施都治标不治本，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未改变，主导资本主义政治运行的后台力量依然是资本的逻辑，所以，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其实都包裹在金钱外衣之下，这便是今日的资本主义依然问题频现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不是为这个社会唱赞歌，而是为这个社会找出路。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出了庞大的社会财富，而且生产出了庞大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两重性是由资本的两重性决定的。资本的两重性实际上代表了构成资本的两个矛盾的方面，作为资本方代表的资产者，他必须以资本的扩张、增殖和积累为重点，他只关心正常的生产和最终的盈利，至于劳动者本身是否贫困，是否健康，他不会在乎；对劳动方代表的劳动者而言，他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去保证自己不丧失劳动机会和劳动能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养活自己，积累起较多的生存资料，甚至变成所谓的中产阶级。问题在于，一旦资本增长缓慢，甚至陷入停滞，资本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这种相对和谐的局面就会迅速被打破。作为资本方，他必须立刻调整投资计划，以便使损失降到最低点，并另觅机会使资本增殖；作为劳动方，他也必须瞄准市场需求，并进行相应的能力和岗位培训，以便及时找到新的就业机会甚至参与新一轮的资本游戏。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走向哪里，劳动者就要跟到哪里，双方看起来你情我愿，实际上包含着不平等。马克思所解释和解决的正是这种不平等，这也因此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任务。

马克思曾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句话表明，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已经不是雇佣劳动，不是那种不对等的劳动和智力付出，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因为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已经消失，整个社会由自由人的联合体组成。社会根据人的有效需求调整生产，不存在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因而也就不存在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冲突，人类生活在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生产生活之中。（二）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解

恩格斯曾总结道：“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在此，他所谓的“现代社会主义”，其实指的就是作为超越维度的共产主义理论。在经济层面，它指向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性，其内容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人学层面，它指向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不平衡性，也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当然，这两个层面是统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高度统一性，经济领域的矛盾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经济问题只是突破口，人的问题才是根本点。

从早年遭遇的物质利益问题开始，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农民问题，而在巴黎遭遇了异化劳动的问题之后，他开始关注工人阶级，此后，工人和农民的现实境况、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状况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马克思晚年关注的东方社会的村社制度、种姓制度及其发展道路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和拓展。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既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冲突，也看到了当代社会的冲突。恩格斯分析指出：“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可见，对于工业时代的社会冲突，无产阶级的感受最直接，尽管工人阶级人数庞大，但地位最弱，最没有发言权，这便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典型写照。

很显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阶级社会，但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对阶级问题进行身份区别和肉体消灭，而是要建立更公平和更高效的社会制度，以消除阶级产生的社会土壤。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所以，阶级对立不是一天产生的，也不可能一天就消灭，这种消灭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肯定充满了斗争、复辟、谈判、妥协和退让等诸多形式，但是，所有这些形式和过程最终必然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因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共同运用正义这把钥匙来分配自己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来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也是食利者阶层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三）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解

没有自然，我们什么也生产不了，“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但是，自然在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同时，无法限制人类的生产欲望，因为资本会带着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奔走于世界各地，以便获得更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当然，有人会说，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对自然的需求和破坏似乎更小一点，但是，我们依然要强调，人工智能也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人工造物的一种，既然是人工造物，它就和诸多人工产品一样，必然会破坏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天生的平衡，这是技术和工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经济危机，而且也重视生态危机。恩格斯曾批判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这便是传统的发展方式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这种发展模式，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归根到底是一种零和博弈。所以，恩格斯在19世纪就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都在“雾都”生活过，熟知自然的历次浩劫，所以，他们不仅重视生产，而且重视分配；不仅重视经济，而且重视政治；不仅重视社会，而且重视自然。他们这么做，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天然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与理解。

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大智慧，它思考并回应的都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不是道德层面的情感控诉或宗教层面的脱离尘世。所以，从对现代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的研究入手，马克思发现了私有制的秘密。但是，私有制一定不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紧张与对抗。所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人本维度、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的有机共融使这一理想体现出无比的崇高性。这种崇高是一种真正的崇高，这种理想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所以，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95年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  第二章 建设最强大的政党是使命所使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几千年来，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文脉绵延不断，虽然历经衰落曲折，却总能自我更新、奋发图强。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刚健有为的精神深深渗透到中华文明的血液中，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的内在品格。

19世纪中叶以来，曾经创造过辉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了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奔走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屈辱与动乱中，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便是主权统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哪里？这是盘桓在爱国志士们心头最深重的追问。中国共产党就在这种求索中应运而生。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将民主革命目标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结合起来，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指明了方向。

诞生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和社会主义运动洪流中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决定了从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肩负艰巨使命的政党，这份沉甸甸的使命是多重的：她要“守正”，牢记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救民族于水火、续中华之文脉、扬中国之雄威；她更要“出新”，开辟新天地、建立共和国，推动国家现代化、跟上世界的步伐，实现共同富裕、体现公平正义。总而言之，她走出的路既要是“中国的”，又要是“社会主义的”，要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新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近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倾听着中国人民的脉搏，在追求主权统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如今，更是昂首阔步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冲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肩负艰巨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自信而强大，才能掌好中国这艘巨轮的舵。一、现代化的目标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强大

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毫无疑问，她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英国保守党、工党这些政党都不一样。不能理解这个差异，就没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其置身于世界的舞台、历史的洪流中来考察。

从世界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萌芽和诞生之际，中国已经告别了泱泱大国的辉煌岁月，处在风雨飘摇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可以说，那是西方世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饱尝甜头的时代，也是很多殖民地国家深陷“落后就要挨打”的噩梦，从而奋起直追的时代。这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较量的结果，而这一较量则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

欧洲人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年）的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主人”。而欧洲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依靠的是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早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建立、国家建设和海外扩张就开始了，而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三大革命则给欧洲带来了势不可挡的力量。“人类物质文化的变化在过去的200年中比此前50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还要巨大。”

正是西方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拉开了它与非西方世界的距离，使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取得绝对优势。从19世纪开始，现代化成为全世界的主流议题。比较世界上主要国家现代化的历程，至少有以下三个路径：

第一，英国–美国式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新大陆的发现启动了贸易全球化，这刺激了欧洲国家追求财富的欲望，成为欧洲国家成长的重要动力。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商人阶层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商人阶层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国家实行重商主义，保护商人阶层利益。工业革命后，国家更是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国家扮演的最大作用就是资产阶级的“守夜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英国的商人阶层利益顺利变成国家利益，而美国则是直接由实业家进行治理的国家。

第二，德国–日本式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以军国主义、官僚体系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构成了德国–日本式的“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三，俄国–中国式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在俄国和中国，当专制君主制和官僚体系崩溃时，在无政府状态下重建国家秩序的任务落在了政党的身上。这样，不同于早发国家，政党并非产生于宪政结构之下，而是国家危机的产物。不是国家秩序产生了政党，而是政党建构了国家秩序。政党创建了军队，并建立了新的国家秩序，由此产生了国家秩序内的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

从比较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扮演着组织秩序、推动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身上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另一方面，她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涛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肩负着民族解放重任，这集中体现在她“两个先锋队”的性质上。

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首先就需要明确其“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虽同为政党，但背后的内涵却有着显著区别。

在西方的概念里，政党是“party”，代表的是部分（part）主张和利益，是既定的国家结构内部产生的利益集团。以现代政党政治诞生的摇篮——英国为例。在英国，现代政党政治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距离奠定政体结构的“光荣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此时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在议会分享权力，因此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商人利益的保守党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到了19世纪中叶，因为选举权的扩大，两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所以，英国政党从产生之初起就是利益集团性质的。美国也类似。

再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阶级政党。19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陆续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虽然在成立初期，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逐渐转化为议会选举、议会内斗争和工会斗争，转向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诞生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是在既定的国家框架内活动的。

诞生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则大不相同。英美式资产阶级政党是在既定的宪政结构之中诞生的一种利益集团性质的政党，欧洲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在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体现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所以，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党，说到底都是如何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现代化国家失败中诞生的，其使命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并建设好，即如何引领现代化。现代化的目标决定了这样的政党必须强大。“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二、民族复兴的使命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强大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增长，接连超过英、法、德、日，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成就引来世界瞩目。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盛集团、英国《经济学人》等西方机构纷纷预测中国何时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如果说以往西方人谈论中国崛起更多是从经济的意义上而言，那么，21世纪第三个十年即将到来之际，学者和观察家们开始以大国的综合视角观察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将重塑世界秩序。

有学者指出，在过去300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与中国崛起相比拟：一是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四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这四个事件塑造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格局。“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巨变时代’。中国兴起将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国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有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改变的将不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西方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还有学者提出，自15世纪末以来的500多年里，以葡萄牙这一海上帝国为开端，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与苏联先后成为了全球超级大国。中国正在试图加入它们的行列，在全球权力结构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在不发动战争，不掠夺、奴役、占领别的国家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那么中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依靠侵略他国而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崛起”成为21世纪炙手可热的话题。2015年在北京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92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却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论断，他认为：“中国不是崛起，而是复兴。”

为什么说中国不是崛起，而是复兴？西方人说“中国崛起”，是从19世纪中国遭遇的总体性危机开始算起的。事实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大多是以19世纪为起点，而这正是漫长的中华文明处在最低谷的时刻，因此会给西方造成积贫积弱的印象。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放长，从长历史周期来观察，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这些辉煌的记忆则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底气。

经济史学研究表明，中国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