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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8 19: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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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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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生的一本书

影响人生的一本书试读:

前言

在古诗里解读“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那时候的我不过十三四岁,还不能对自己好好评价就盲目依恋一个男孩,更无处诉说。

在格言书里看到,“爱在爱者一方,不在被爱者一方”,一本杂志的心理栏目中也说,“当你单方爱上一个人,尤其是女孩单方爱上一个男孩,你总是不可避免会受到对方暗自的轻蔑。”我便日日只在痴情的折磨里,盼望引颈就戮。以为一个男孩不爱自己,一定轻蔑自己,一定整个世界都捐弃了自己,到哪里去找一点安慰,去找一点自信呢?

逛旧书店的习惯就在那时养成。并把自己的整个人生,包括爱都自救了。

第一次花了少许的钱,就买回一大堆一趟未抱完的旧连环画册,那样的惠而不费,便一步步把我吸引到“珍宝岛”去了——

喜欢《昨日以前的星光》这样的收名,也爱封面上那棵孤立于旷野的树。可有人已在上面踩下又污又脏的脚印,但在书店后院那一大堆胡乱堆积的旧书里再也找不到第二本了。掏出兜里的白手绢,擦了又擦。那本书就悄悄向我耳语了生命最为可贵的真谛:“不能把握到的,我们必须泰然放弃,不论是诗,是自然,还是七彩斑斓的情意。”《倾城之恋》、《半生缘》都是这样得到的,张爱玲至今都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古代女性诗话》也得到了,序言里三十年代上海女读者求购此书的困难,我就不用体会了……

在一片匆匆忙忙的贱买贱卖声里,风仍把书页翻得哗哗响,我却满载而归了。这时,远远地看见自己喜爱的男孩出现在街口,才发现自己有了新的感受:仅有的一颗心,不再是为他一人狂跳不止了,而是为满抱的书惊喜未尽。

在尘埃里,在人的践踏里,好书仍像金子一样保持它沉默的尊贵,静待知己的认领。在被拥有的岁月里一直无穷地厚报知己,并共同哂笑那弃珠于暗的书商和那些先前见面无缘的买书人。世上原本很少的东西能在一片贬抑声里毫不自贬其值,惟好书的价值,才会有风中磐石般纹丝不动的格调;世上原本很少东西能供买者全价的功用,惟好书反而把价值翻倍予人。

得意便再往。但这次得跟一个小老头拉锯子了。他看我越是掩饰不住求书心切,越是不动声色,好不容易才答应只翻四倍的价儿就把惟一的《林中水滴》让与我。哪怕书页已被雨水浸渍得黄黄的,我也舍不下书中任何一页都能读到的这样美的文字:“此刻我在摆弄茶炊,这是我使用三十年的一个茶炊。我亲爱的茶炊这时候火着得格外欢快,我小心地侍弄着,免得它沸腾的时候,淌下泪来。”

千里姻缘一“书”牵

北京 扈文瑞

1971年,我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已经两年,业余文化生活越来越枯燥。广播里翻来覆去是“谢谢妈”,长篇小说《艳阳天》也已经看过两三遍了。就在这时,我从老职工徐万能家借到一本缺篇少页的《青春之歌》。这是本受到重点批判的书,徐万能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叫任何人看见,“窝藏黑书”、“偷看黄书”在当时都是能置人死地的罪名。十八连就有人为此而挨批判跳了井。

我抵挡不住阅读的诱惑,求卫生员哥们儿开张假条,等大家上班后,怀着紧张而兴奋的心情偷偷在宿舍看了起来。很快,世界上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我完全沉浸在林道静、卢嘉川等人火热斗争的情节中,以致有人站在身边还没发觉。“你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我抬头一看,坏了!团“一打三反”工作组的“小巫婆”正威严地站在面前。“小巫婆”姓吴,是三营的杭州知青,人长得挺清秀,白白净净的,在家里肯定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囡囡。可是,被抽调到工作组进驻我们后,她的脸总是板着,眼睛里透着怀疑审查别人的神气,好像谁都有问题。听说,她是团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准备当我们副连长的。让这么个人物撞上,看来我要大难临头。“没,没看什么。”我心里发虚,赶忙掩饰。

书被她一把抢过去,翻了翻,“林道静?好啊,你敢偷看黄书!”她脸顿时沉了下来。“什么黄收,这是写革命斗争的。”我也豁出去了,不知哪儿来的胆儿,竟和她争辩。

看来这个六九届初中生跟我一样,以前只听过没看过,一时有点语塞,“我先审查一下再说。”她盯了我一眼,把书拿走了。

我紧张万分,心乱如麻。我怎么这么倒霉,好容易找了本吸引人的书,就被工作组撞上。这回人证物证俱在,等着宣布破获反革命黑书案吧,挨批斗、监督劳动、劳改判刑等严重后果都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没动静。我越发心神不定,工作组到底憋什么坏呢?我思来想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先争取主动,来个宽大处理吧。趁着办公室就“小巫婆”一人的时候,我强作镇定走了进去。没承想,她和我扯起了闲篇儿,只字不提书的事。我实在沉不住气,吞吞吐吐地说起我的书。她竟假装糊涂,“什么书?你输什么啦?”说完竟意味深长地一笑。我顿时就明白了,第一我没事了;第二书被她“昧”起来了;第三这个女孩儿笑起来挺漂亮,一点儿也不像巫婆。

半年的时候过去,工作组撤走了,她留下当了我们的副连长。随着接触的增多,我们俩也成了朋友。当我再次问起那本《青春之歌》时,她说从我那拿走后,心里也挺紧张,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出现在眼前了。可是她翻过几页之后,也被深深地吸引,不知不觉一口气就看完了。她觉得这本书不像报纸上批的那样,是毒害青年人的黄书,里面倒是充满着鼓励人向上的一股力量。她也说不清是怎么想的,当时就觉得不能跟任何人讲,就把这事压下了。出于当时工作组身份的考虑,也怕我把这本书在连队里扩散,引起什么事端,就没把书还给我,而是像我说得那样,“昧”起来了。是不是千里姻缘一“书”牵,我不知道,反正几年过去后,随着《青春之歌》的完璧归赵,她成了我的妻子。

我真后悔把这本书借人,那种感觉就如同失去一位多年的朋友——

归来的柳比歇夫

北京 姜长河

公司新近加入了一位斯先生,任磁盘读物的主编,40岁出头,带副过了时的眼镜,从缓缓的谈吐中显露出渊博的常识和良好的修养。我认这下他属于那种为思想而生活的人。我们时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哲学和自然科学。有一天他谈起一个人的名字——“柳比歇夫”,原苏联作家格拉宁《奇特的一生》中的主人公。我兴奋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你有这本书吗?”还没等他点头,我就迫不及待地说:“书,拿来让我看看。”

老斯第二天就把书带来了。我飞快地把书打开,简直就跟我当年那本一样,也红红蓝蓝地用笔画了许多道道。我把它带回家,连夜读了一遍,里面的许多片段,原来沉淀在脑海里,如今又再现眼前。我体会到一种少有的快乐。

格拉宁在《奇特的一生》中描写了一个精神上的英雄——生物学家柳比歇夫。他独创了时间统计法,并身体力行,每日、每月、每年对自己使用过的时间做详尽的统计,比如读书、写作、听音乐、路途往返、养病,甚至在战争期间也是如此。他对每件事都做时间上的“成本”核算,为的是总结出经验,以便在以后同类事情上准确地投入时间。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七二年去世,56年如一日,他一丝不苟地记下他的时间支出。靠着这种方法,他一生发表了七十多部学术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地蚤的分类、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哲学、昆虫学、动物学、进化论、无神论等。柳比歇夫通过他的方法证明,如果把一切才能集中用到一个目标上,可以取得多少成就。

十几年前,当我每一次读这本书时,马上被主人公奇特的工作方法和极强的精神魅力所吸引,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时间统计法”来提高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效率。但后来,这种理应保持下去的良好习惯被生活中迷乱的激情,以及一切属于青春年华所固有的优点和缺点所打乱,渐渐地消磨掉,忘记了“一个好的方法可能比热情更为需要”这句名言,以致《奇特的一生》被一位朋友“借”走后便再也讨不回来了。再以后,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坎坷多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倍感时间的珍贵。尤其是搞起电脑公司后,事务繁多,我又想起了“时间统计法”,真后悔把这本书借人,那种感觉如同失去一位多年的朋友。我从心里感谢老斯把这本书带回到我的生活中来,我要重新拿起这把钥匙,开启走向未来的大门。虽然距离最初使用“时间统计法”已经相隔多年,我也几近不惑之年,但我相信格拉宁的话:“同时间建立一种新的相互关系,在任何时候也不算晚。”

我请公司的电脑操作员把《奇特的一生》全书输进软盘,每个人读一遍,和我一起来补上“时间利用法”这一课。每当遇见企业界的同行,我就送他们一张《奇特的一生》软盘,让他们更好地利用时间,把事情做得更多、更快。我愿意把柳比歇夫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刘英大姐带给我一本包着书皮的小册子,她说:“你带回家去看吧。”——

终生难忘是此书

北京 齐速

我出生在上海,1931年时16岁,失学又失业。每天早上,我在法租界环龙路口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晨校补习国文。每天上午我在该社办的一个不大的图书馆看报看书以自习。我自高小起到高中国文课的成绩一直比较好,我向往着能卖文为生。

我爱好文学,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想学好文学应该懂得哲学。”一天上午,我拿着万有文库本李石岭著的《哲学概论》在阅读,忽听得有一个女性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要学哲学?”我抬头一看,认得是刘英大姐。她自己曾说她是中国公学的大学生,她也常来图书馆,平时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在当时来说,一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我恭敬地把从杂志上看来的理由对她说了。她说:“学哲学是好事,不过看你手里那样的概论是学不好哲学的。”“那应该看什么样的书呢?”我问。“这样吧,明天我带本书给你看看再说。”

第二天上午,刘英大姐带给我一本包着书皮的小册子,我想在图书馆马上翻开来看,她说:“你带回家去看吧。”那时,我的家离职教社不远。我很快回到家里,翻开那小册子,见扉页上写的是《辩证法与资本制度》,著者日本山川均,译成中文的。

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我啃了两天。第三天上午,我到图书馆去想把书还给刘英大姐。她说:“走,我们到法国公园散步去。”那公园离职教社很近,不一会儿,我俩来到公园,在靠近马思南路的那条小径上走着。“你看了这本书有什么体会呢?”大姐问。“辩证法三字我是第一次读到,不懂;后面讲资本制度部分比较容易读懂。美国发生经济恐慌,工人没有面包吃,资本家为了让麦子卖高价,用轮船把许多麦子运到海里白白倒掉,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我一面回答一面想,看完一本书只能说得出这么点体会有点难为情。不料,刘英大姐却称赞说:“你第一次看这种书就能讲出这样的体会,很好吆!”

那小径很僻静,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大姐轻声地通俗地给我讲了辩证法的要点。她说:“这本小册子送给你了,你回家去再仔细看一遍,我想你会懂得更多的。”她又给我开了张书单,在文学方面有:《一周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士敏土》,在理论方面有:《社会科学概论》、《现代世界观》、《经济学大纲》、《西洋史要》。她说:“这些书图书馆里没有,但在四马路旧书店里可以买到。看小说快点没关系,看理论书要边看边想,不要看得太快。你可以先看《西洋史要》,历史书比较好懂,先了解点欧洲的历史,对学理论有好处。”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我在刘英大姐的影响下,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刘英大姐就是被捕后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郭纲领烈士。她是我的第一位领导者,她介绍我看的第一本书是:《辩证法与资本制度》。

当我沉于爱河,随波逐流的时候老师借我一本《傅雷家书》从而——

打捞起一份人生

北京 苏利华

书——静静地半躺在主人为它精心设计的书柜里,别看它从不言语,而功劳却是大大的。的确,一本好书会把你从逆境中解脱出来,给你力量,把你带入一个充满阳光的光明大道,不错,正如人们所说,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正是如此……

我荡漾在记忆的海洋中,记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时我正上高三,同学们都在抓紧学习,准备参加高考,而我却无心学习,陷入情网,整日昏昏沉沉,胡思乱想,成绩也由原来的第四名骤然下降到倒数第二名。在燃眉之际,我的班主任马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与我谈心。她没有简单地批评我,而是给我讲了许多艺术家对待恋爱的故事,最后她借给我一本书,名字叫《傅雷家书》,让我抽空好好读一读。

夜晚我端坐在灯下,认真地逐字逐句地读着《傅雷家书》,书中的精辟论述令我感慨万分,当我读到傅雷给儿子一封信时,禁不住拍案叫绝,信中写道:“真正的艺术家,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多半是在回想中和想象中过他的感情生活的。惟其能把感情生活升华才给人类留下这许多杰作……”“二十世纪的人,生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内,更需要冷静的理智,惟有经过铁一般的理智,控制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对艺术有真正的贡献……”这段话写得多么通俗易懂、生动且耐人寻味。我感慨万分,对于傅雷先生博大的心怀和对儿子的严格要求,我敬佩不已。于是在这段话下我加了眉批。午夜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眠,脑子里回想着这段话,是啊,青春对于我只有一次,我不能把时间都这样浪费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一定要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第二天,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马老师,马老师的脸上重新浮现出笑容……

是《傅雷家书》告诉我怎样珍惜人生,告诉我怎样对待事业、爱情。在高三的最后冲刺阶段,我奋力拚搏,终于使自己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感谢《傅雷家书》,它使我走上了正轨,使我感受到了人生的真谛。

现在我已经参加工作,那本《傅雷家书》也早已还给老师,而在我的书架上仍放着一本崭新的《傅雷家书》——那是我利用礼拜天排着大队买来的。

说起来您别笑话,影响我半辈人生的是三本“小人书”——

高尔基,我心中的伏尔加河

辽宁 单澍铭

说起来您别笑话,影响我半辈人生的是三本“小人书”,即根据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改编的连环画《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

古老而风光明媚的伏加河,养育了勤劳勇敢的俄斯民族。不少俄罗斯作家曾经留下许多诗意盎然的文字,描写他们幸福的童年——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而高尔基的童年,不得不走进“人间”,过早地看到了一个巧取豪夺、贫穷饥馑、烦闷得令人暴躁不安、毫无意义地折磨别人的无边无际的世界。但是,悲惨的童年,却造就了高尔基金子一秀的心屡次。外祖母、“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以及许多普通的俄国人,帮助高尔基揭示了生活的真理。而“智慧的书籍”,像果戈里、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给了高尔基生活的勇气,激起他与周围“沉痛的卑劣行为”进行斗争的决心。我就是从这三本小人书里认识了高尔基,并且铭刻在心,每当想起来,都感到亲切和温馨。这套连环画画得真好,是董洪元画的,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风光。

那是1973年,我在家乡小镇读中学。学校的图书室早已被封,上学的路上经过一个很小的书店,我时常进去看一看。卖书的陈叔叔和蔼可亲,记住了我,有好书就给我留着。那年头哪有几本好书!这套连环画就是他告诉我的。我买到后,一口气读完,深深地被书中的故事打动了。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顽强少年的形象。不知为什么,我有些羡慕高尔基能碰上那么多的好人,而且有书读。

很长一段时间我迷上了这套小人书。那时我画画,经常临摹书里的人物,家里的墙上几乎贴满了我的“作品”。可好景不长,书借给同学,传来传去传丢了。为此我好一阵伤心,又跑到书店去找陈叔叔。书店里已经卖光了,陈叔叔设法从县城里给我买了一套。这次我不傻了,轻易不拿出来显示,三本装订在一起,历经坎坷,至今还完好地珍藏在我的书柜里。

风雨人生,酸甜苦辣,中学毕业后,我回到父母下放的大队,度过了四年的艰苦生活。由于父亲挨整的缘故,在农村,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我们是治山民兵连,劳武结合。军训时,基干民兵都发给一支半自动步枪,连一些小学毕业的黄毛丫头都有,而我只能空着手跟有队伍的后面。尴尬的场面使我的心情糟透了。但是,由于高尔基的力量,伏尔加河畔的故事,呼唤着我热爱生活,善待生命。我抛弃了虚荣心,该唱就唱,该干就干,抡起大锤一口气可打它几百次,推起单轮车沿着羊肠小道飞跑,工余还写点散文诗歌,曾赢得了姑娘小伙们的青睐。回想这段生活,至今还有一点甜丝丝的感觉。

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当我和泥里水里一起滚爬的伙伴们分手时,很有点像高尔基舍不得跟伏尔加河码头工人分开似的,因为这也是一群敢于正视现实又很乐观的年轻人。

高尔基,我心中的伏尔加河。

三十年前,作家邓普塑造了刘海英,后来,刘海英又塑造了我——

海英,伴我远行

北京 珍妮“文革”第二年,父亲进了牛棚。那年我十五岁,生日那天下着雨,父亲跑回来,从怀里掏出本《军队的女儿》,他实在买不起什么,只能送我这本书。我是流着泪读完这本书的,我企盼有一天能像刘海英一样,用青春去唤醒那沉睡的处女地。

第二年夏天,北大荒垦区来招人,那时我不到十六岁,中学还没毕业。我偷偷涂改了户口簿又天天泡在办公室里哭鼻子,学校终于同意我报名了。回到家,父亲愣愣地望着我,母亲哭了,她舍不得我走。临行前我把长辫子剪了,梳了两个羊角辫,海英当年扎的就是这样的辫子。

刚到北大荒,一百六七十斤重的麻袋跌跌撞撞扛起来,麦收结束时骨头像散了架似的,我想母亲了,躺在被窝里偷偷地落泪。我又翻开《军队的女儿》,刘海英仿佛在嘲笑我,脸上一阵阵发烧。

有一年春天着了荒火。火势很大,烧得那片白桦林噼噼啪啪直响。我没有经验,站在上风头扑火,衣服、帽子全烧着了,背后就是一条小河,但我没有后退,最后晕倒在河边。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双腿被烧伤了,可我挺高兴,毕竟是真的学了回刘海英。

1971年秋天来得很迟,连着下了十几天雨,鹤立河发怒了,漫过了大堤。我偷偷混进了由二十几个小伙子组成的抢险队,扛起麻包像一株被狂风摇曳下的小树。大堤终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我带头跳进冰凉的水中,直到老场长吸烟时才发现了了。

就在这年冬天修水利时,我被炸伤了左眼,住进哈尔滨医院。十几天后左眼球被摘除了,右眼的视力一下降到0.4,我悲观极了,甚至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危难之中,我又一次读了《军队的女儿》,一边读一边落泪。刘海英受了那么多苦,和她比起来,我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我常常思念农场和伙伴们,伤刚一好转就从医院偷偷溜出来,爬上一列北去的油罐车,夜晚我冻得实在受不了,钻进空油罐,仰头望见星星在眨眼,我又想起母亲,眼泪簌簌落下来。我现在这副样子,母亲不知要怎样难过,想着想着我睡着了,醒来时火车停在了牡丹江,我的腿一下软了。没办法,再扒上运煤车,这回不敢睡了,十几个小时下来除了牙齿外全是黑的。见到老场长我哭了,这是幸福的泪水,我发誓永远不再离开这块黑土地。一次大会上,老场长把我称作“北大荒的女儿”,我的事迹还上了《黑龙江日报》。

不久领导上安排我在子弟学校教书,我非常喜欢那些孩子,大返城那年我竟决定留下来。1982年父亲瘫痪在床,就在这年春节前,我拿到返城通知单。我内心矛盾极了,我舍不得生活了十几年的农场和孩子们,我把《军队的女儿》送给英子,她跟书中的主人公一个名字,告诉她当年我就是读了这本书到北大荒来的。走的那天老场长送给我一面锦旗,写着“北大荒的女儿”,这么多年来一直鼓舞着我。

作家邓普三十年前塑造了刘海英,刘海英又塑造了我,我为生活在那个时代而自豪。

从那一刻起,在我幼小朦胧的情感中,第一次体会到一种被叫做“幸福”的感觉——

感受幸福

昌平 孟晖“最后这只大蛋裂开来了。‘噼!噼!’新生的小家伙叫着,同时向外面爬。他又大又丑……”

妈妈讲到这儿,带着温暖的笑容,慈爱地用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轻声告诉我:“你刚来世上的时候,可也好丑哟!”“后来的情形一天比一天更糟。大家都要赶走这只可怜的小鸭,连他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对他生起气来……于是鸭妈妈也说:我希望你走远些!”

我感觉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哥哥、姐姐对我可好多了。虽然他们有时也打骂我,但那多是因为我惹他们生气。况且,有好吃、好玩的东西,他们总是先让着我的。爸爸、妈妈更没有因为我长得比哥哥、姐姐丑而嘲笑我、厌弃我。比起那只可怜的丑小鸭,我是多么幸福呀!

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在我幼小、朦胧的情感中,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一种被叫做“幸福”的感觉。

那一年我5岁。

上学后,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分一分地积攒了一元钱,买了一本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因为里面有妈妈讲过的《丑小鸭》的故事。我将书小心翼翼地包上皮,装在书包里,一有工夫就拿出来看。所有故事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丑小鸭》。冬天到了,爸爸突然生病住了院,妈妈在医院里照顾爸爸,家中就剩哥哥、姐姐和我三人。

一天,天色阴沉沉的,还刮着大风,我忘了带家里的钥匙。哥哥、姐姐在中学上学还没回来。我裹紧了大衣,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又读起《丑小鸭》的故事。“到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狂风在小鸭周围呼号得那么厉害,他就只好迎着风坐下来。风越吹起紧,他忽然看见门上的铁链有一个已经松了,门也歪了。他可以从一个空隙里进屋去,于是他便钻进去了。”

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好心的邻居听到哭声出来,赶紧将我这只浑身冰凉的“丑小鸭”抱进屋去。那一夜,我特别想我的爸爸和妈妈。

高三毕业,我没考上大学。爸爸好像早就料到似的,很平静地说:“鸭子变不了天鹅,去上班吧,一样的。”“小鸭坐在一个墙角里,心情非常不好,这时他想起了新鲜的空气和阳光。他感觉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渴望,想到水上去游泳。”“你们不了解我。”丑小鸭说。“你们不了解我。”我说。

第二年,我考上了师范大学。

现在,我正在给我的可爱的学生们讲这个《丑小鸭》的故事。我们班自己办了一个刊物,我字就叫《丑小鸭》,它的扉页上写着:“幸福和美正在向他招手——许多大天鹅在他周围游泳,用嘴来亲他。

紫丁香在他面前把枝子一直垂到水里。太阳照得很温暖,很愉快。他竖起他的羽毛,伸出他细长的颈,从内心发出了一个快乐的声音:

当我还是一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幸福。”

在我的生命走到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时,我很幸运地发现了《我与地坛》——

困境的突围

北京 何东

得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本书时,我已40岁整,所以只能说它是影响我后半生的一本书。《我与地坛》出版于1993年初,周围的社会正热闹着呢!好玩儿和招人的事由也邪门地多:下海、跳槽、开发、义演、庙会、摇滚、水灾、爆炸、股票债券、澳星预测、文稿拍卖、点子公司……一双眼睛不够看的,一双耳朵不够听的,一副心思不够乱的,人人都有点浮躁,个个全茫然无着。

就在我生命走到这样一个关键的年龄段上,又恰恰站在不知何去何从人生十字路口的节骨眼上,我很幸运地发现了《我与地坛》。

最初读《我与地坛》,我只是深深被感动了,一时间,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心态,也似乎因为隐在篇篇文字之中那美妙的禅境,而莫名其妙地得到了安宁。以后又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反复读进去,不再仅仅是感动,进而由读书想到自己,想到生命的一次性,想这几十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想怎样活才算有点意义,其意义又何在,等等过去很少细想过的问题。这几年有句很时髦很流行的话叫“超越自我”,可若是对自己都不甚了了,又何谈“超越”?于是继续读继续想,终于有所领悟:“超越自我”并非就是任自己的精神无边无际地瞎飞,“超越”应该是对自己更大更深更广更实地把握。直到这一步,才渐渐觉得总算是从这本书里“读”出了一点意思。这是我40年来,第一回因为一本书,而将注意力由身外转向内心。怎么会读出这么大“觉悟”?直到现在仍然琢磨不透。但往日的浮躁确是少去许多。

无论是史铁生的散文、小说,还是他的创作谈,无不反复呈现出种种或大或小或重或轻的人生困境,少年的迷惘,中年的困惑,老年的孤独,以至于他本人瘫痪之后独坐地坛公园,心灵直接逼近死亡的精神绝境;他从人生的种种苦乐悲喜中,将生的困境推向极至,并由其中形而上地抽象出:“欲望无边,能力有限,是人类生来的困境。”在他看来,困境不是某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不仅偶然,而且必然。由直面困境到精神“突围”,大概可以说是贯穿史铁生全部作品的主旨所在。

以往,经常遇到苦、累、难、挫折、坎坷,总想,怎么就我生来倒霉,不好全落到了我一个人头上,仿佛这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苦水全洼在我一个人心里,于是常常郁闷、焦躁、愤恨,乃至偏激、刻薄。而终不能坦然以对,悟不出人自一出生,就落在困境中,无法逃避也无法自选。以往多年,一件事凡我要认真付出,便总幻想该有一个好结局。这些斤斤计较的悬问,总让我进退失据心入绝境。反复细读《我与地坛》中的《好运设计》,不禁豁然开朗,明白一个人的心思如果不能从结果转向过程,就一辈子别想走出绝境。我记得那文章里有这样一段精采的论述:“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采,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 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

正是《我与地坛》一书,叫我发现了人生困境的不可摆脱,使我学会了初步的自我反省,并让我多少悟出了几分精神“突围”过程的快乐。如同登山,顶端已成次要,那就爬,只管爬!

我从床下找出一个布满灰尘的书包,里面藏有一本注明“毁”字的海蓝色封面的书——

不同寻常的《诗论》

浙江 方竟成

21年前,我19岁,在一个颇有点神秘色彩的地下油库当学徒。正值“文革”后期,文化生活依然枯燥。新华书店柜台上,除统一排列的书籍,似乎只有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算是文艺类的新书。

我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语文教师,很重视文学,尤其是诗。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哼哼哈哈,业余时间写起了诗。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心高得很,把一些自以为想象奇特的妙篇,接二连三往上海《解放日报》副刊和省副刊投,有时一天连寄好几次。结果都不妙,投多少,退多少,且都是千篇一律的铅印退稿信。

我有些沮丧了。父亲看了我的诗,直摇头,说:“硬写不行,无源,怎么会有流?现在最需要的是多读书,多观察。”

可是,能读到的文学书籍几乎等于零,父亲的藏书早在几年前被迫交出,只剩下一部《辞源》、一本残破的《诗经》。我想来想去,突然想起,“文革”初期大规模焚书时,我曾悄悄“偷”出几本上面写有“毁”字的文艺书籍,一直藏着,拿出来一读,看有没有价值?我急忙从床下找出已经布满灰尘的一小包书,一翻,里面竟有一本海蓝色封面的艾青的《诗论》。“……诗人应当毫无间断地关心劳动者,倾听劳动者的话,注意劳动者的事情,留心发生在劳动者之间的每个新的事件。只有这样,才能使诗富有生命。”《诗论》第一辑“诗到街头”的一段话,立即把我吸引住了,这样的书,为什么要“毁”呢?我扪心自问,连连质疑。越读越觉得心上开了窍,写诗有了新的构思、取材和韵律。“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诗的音节,就是生活的拍节”。我猛然心头一亮,我们夜夜卸下的滚滚石油,日日输送的祖国动脉中的“血液”,我们的火热生活,不正是诗的上好题材!一幅月夜卸油图,竟无声无息地涌上了我的心头。“载油长龙身边走,油香沁心头;汽笛高奏抒豪情,那是大庆来的石油!……”一首洋溢着油库工人火热劳动场面的节拍,抒发着爱石油之情的诗,一气呵成。我自己朗诵着,又朗诵着给油库的工人听,大家都觉得此诗与以前我写的别别扭扭、似懂非懂的诗,大不相同。此诗有味,有石油味,有工人味,有火热生活味。一位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文艺工作者说,此诗寄到报刊,一定会采用!他还咬着耳朵问我,看了什么书?请教了什么人?进步这么快?我脸红了,不肯说,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

果然,这首《大庆来的石油》很快发表在报纸副刊上,成为我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其中的秘密,只有我自己有数。

不断读《诗论》,不断有收获。我逐渐把《诗论》中的二辑30篇都细细琢磨了几遍,写了读书笔记,又找来艾青的一些名篇对照着阅读,使我掌握了一些写诗的基本功及技巧。从《大庆来的石油》开始,我连连在报刊发表了富有生活气息的诗,还有散文。到《诗论》终于重新公开再版时,我已经成为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诗集,主编了一两部论著,作品多次获奖;每当获得成绩,我总要想起那本不同寻常、写着“毁”字,在特殊岁月中给我启迪给我教诲的艾青的《诗论》。

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就是打不败他——

前方亮起一盏明亮的灯

辽宁 马国祺“小白菜哟,地里黄,三岁两岁没有娘,跟着爹爹过日子,就怕爹爹娶后娘……”这首充满浓郁质朴乡间无娘儿女心声的歌已被我的童年唱滥了。人们都说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儿“命苦”;人们皆言失去母爱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这些,我经受了也体验了。

五岁那年,母亲匆匆地去了。幼小的我,竟然连她的音容笑貌也末曾留在记忆的底片上。每每看见同龄的伙伴在母亲的怀抱中亲昵、撒娇;每每瞥见同龄的小伙伴在母爱的海洋里惬怀地沐浴,儿时的我,不知垂落了多少辛酸的泪滴。我常常仰天扪心发问:咱的命为啥这样苦?为什么“老天”对俺竟如此不公平?忧伤的心给了我一个并不“金色”的童年,将我这个A型血的男儿调得不擅言笑,缩缩畏畏。迈进小学的大门后,我也常常溜边,郁郁寡欢,只有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中,才能得到一丝快慰。一有空闲,我便独自一个人坐在村外的小河边,呆呆地看那无忧无虑的溪水蹦蹦跳跳地向远方奔去,或徜徉在弯弯曲曲向天边伸去的乡间土路上……儿时的我,抱怨命运,生之无味。

就在我消极、低沉、整日郁郁寡欢,混天熬日的当儿,在公社文教办工作的二叔送给我一本书,那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二叔严肃而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国祺,你从小失去母亲是不幸的,但你不应就此消沉下去,看看这本《老人与海》吧,它会给你一个‘硬汉性格’的”。于是,这本《老人与海》便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相信二叔的话是真的,我开始贪婪地拜读这《老人与海》。一遍,又一遍,我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情感与兴致。老渔夫桑提亚哥面对接踵而来的凶残的鲨鱼群,以大无畏的精神与之展开了英勇的搏斗。面对险恶的命运,老人毫不畏惧,全身心地投入对恶势力的斗争。那一笔笔老人与鲨鱼搏斗场面描写,让我悟出了不怕困难、险恶、失败的人才是不可战胜的人的真谛,尤其是老人在艰苦卓绝的苦斗中高声喊出的一句话:“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久久萦绕在我的眼前,回响在我的耳畔。我的眼前,开始亮起了一盏明亮的“灯”。

乡间的田野,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我开始振作了,我把我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学习知识上来了。因为家境贫寒,我便从同学、邻居那里借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书籍,这些书是我的“食粮”、“阳光”、“羽翼”和“钥匙”。我拚命地读,常常将蜡烛读熄,将月亮读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了辽宁师范大学。与此同时,我每每在灵感与追求的驱使下搞些创作,想不到几年来在全国二十几家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作品,有的还在国家、省、市征文中获了奖。我撰写的有关成人教育的论文也在省、市多次获奖。同时,我还被吸收为辽宁省儿童作家协会的会员、鞍山市成人教育研究会理事……在无身后那一串串由浅及深的脚印中,有一个“永远的硬汉”在前面引导、教诲着我。《老人与海》,是我人生的教科书,它时时带领我向前走!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文学历程是从《老张的哲学》开始的,是从那座暗楼起步的——

难忘那一缕灯光

北京 崔金生《老张的哲学》这本书是老舍先生的早期作品,这本书曾使我立志于文学创作,并影响了我一生的苦苦乐乐……

首先得说说我读它时的历史。那是我12岁小学毕业后在一家旋活工厂学徒的时候,每天长达十五个小时的工作,从早晨倒尿壶开始到晚上收摊搭捕止,忙得像上足了弦的小机器人,只有钻进被窝里才有空儿想家、想同学、想读书……想得掉泪。

那是一年八月节(中秋节)放假时,我逛了趟天桥,在“楼外楼”的南边路东,有个吴记租书铺,我用师傅给的节钱租了一本叫《老张的哲学》的书,用牛皮纸包的书皮,是老舍先生写的。拿回来忙着翻阅,书挺厚的,我看得慢,心里特急,因为过了租期,书铺要加倍扣款。八月节就要过去,再没时间读了,只有每半月的初一、十五歇夜作,才有两个来小时时间。怎办哪?不敢和别人说,怕说我不专心学艺,怕挨打。可我又被书中的内容迷住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我发现了新大陆。原来我们师兄弟五个,晚上睡在一个暗楼里,非常矮,也不敢直腰,一不留神就碰头。我正好靠东边挨墙,隔壁是程记饭馆,他们卖夜宵,往往一点多才关灯。东墙上一尺多高,当时盖房为省砖,用层牛皮纸糊上了,纸上映着程家的电灯光。我马上想到匡衡凿壁借光故事,便偷偷在纸上撕了个小洞,光线立刻射了过来,正射在头上,我高兴得了不得,每当11点多别人睡着之后,我就把书从被窝里拿出来,借那三寸许的光柱,看起来,但必须边读边挪书本,一直看到程记熄灯。于是,书里的人都活了起来,尤其张大哥的一举一动,总让我发出会心的笑,让我看到旋活厂以外的、老北京的花花世界……

看罢这本书,我心中发出一种感慨:文学著作不过是把身边的事物和故事写下来,展现出一幅幅画面,让人兴奋。书里边说的话,往往是我想的,老舍先生的一档档事,我突然感到,文学这个神圣的字眼,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写,因为书里的事和话都是我熟悉的,我怎么就不能写呢,当时我激动得彻夜不眠,好像我已经成作家了……

这个想法后来使我写起文章,参加了崇文区文学创作小组,又选拔到北京工人业余创作组,从1959年起,报刊上有了我的名字,在单位和亲友中小有了名气,于是,也有了“文革”中挨批判等等。

而今我从事编辑工作,参加了中国大众文学会、北京作家协会等等。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文学历程,是从《老张的哲学》开始的,是从那个暗楼里起步的。

我们认为痛苦是好的,因为它在人的全部情感之中,是最深刻的——

苦难的分量

北京 梁秉坤

我面前的案头上摆着一部书,它的名字叫作《梵高传——渴望生活》。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书,因为里面装满了人生的苦难。

我是在步入“知天命”的年龄才读到这部书的,开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可是仔细一想也不尽然,因为似乎只有到了这个年龄才能真正读懂它。

从前我对梵高知之不多,读过这部书才走到这位伟大的法国后期印象主义画家的身边来。也许首先应当感谢三十年代就写出这部作品的美国作家欧文·斯通,他不但阅读了梵高给其弟泰奥的三卷本书信集,还沿着梵高生前的足迹访问了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地画家的亲友们和崇拜者。无疑,这有可能使我们得到一个真实的梵高。

什么是真实的梵高呢?

梵高在短短三十七年中,始终如一地饥寒交迫,穷困潦倒。他从农村学校毕业以后,当过店员、教师和助理牧师,基本上是过着贫困失望的流浪生活,二十六岁才开始学习画画和以画画谋生,仍然过着几乎使人发疯的穷日子。他曾经这样写道:“在各式各样折磨人性的灾祸中,再也没有比缺钱更使我发狂了。而且,我也感到自己是命里注定要赤贫一辈子的。”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他于生活的重压之下患了精神病,悲惨地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更为可怕的是,在他十一年的画家生涯里,一直到了最后一年,也就是即将自杀的一年才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人展览会”上卖出一幅画《红色的葡萄园》。这是他在世惟一卖出的一幅作品。也就是说,这样一位天才的画家,一位内心坚强能在苦难中崛起的天才画家,生前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欧文·斯通在前言里说:“他有着不可思议的颠倒乾坤的成就——在成熟的十年创作活动中,他绘制了大约六百幅油画和八百余幅其他画种的画。他生前仅售出过一幅画,是卖给一个荷兰同行的姐妹,代价不过几个美元。可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每幅价值五万至十万美元;他的全部作品价值二三千万美元。这些天文数字不会打动梵高的心的,因为他对金钱是漠不关心的。他所要的是——了解生活,描绘生活。”

是的,人生的价值和苦难成正比。梵高的生活是苦难的,而苦难使他的感情得以磨练和升华,因此才能使他了解生活,描绘生活。这一切正如大作家左拉所言:“我们认为痛苦是好的,因为它在人的全部情感之中,是最深刻的。”

也正如译者刘明毅在代译序中所言:“梵高的一生,忍受了这个‘文明世界’所给予他的折磨和苦难,并把自己和他周围人们的不幸遭遇,描写在自己的作品里,作为默默无声的抗议。”

梵高是一位具有高度自觉和深邃透彻心灵的艺术家,对这样的人来说苦难所带来的正是他不可缺少的气质。

读完了这部书的最后一个字,心里被压得闷闷的,仿佛一时透不过气来,因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苦难的分量。而且使我懂得了,直面人生就是直面苦难。或许,苦难也是一种幸福吧。

一天晚上,村里“秀才”神秘地把我召到油灯下,解开了包袱皮——

罗兰的精灵

北京 刘建

当我的脚踏在了陕北高原上时,那注销北京户口到农村去的热血骤然凉下来。苍黄的山梁夹着一道铅色的的天空,山路上是1969年初刺眼的积雪。一孔漆黑的窑洞敞开了木门,我知道这就是自己“扎根”的地方。同来的惟一的伙伴,忍受不了那死寂的山村,很快便转到他哥哥所在的建设兵团去了。于是,5米深的旧窑洞里,只剩下了17岁的我,没有后来知青文学中的那些纷乱与浪漫,17岁就是壮劳力了,地里、场上的活儿样样得拿起来,星月高挂时就得吆着牛上山耕地,回来时窑洞外又是星月当空。在荒无人烟的深山中打柴时,我独自哭了,有泪而无声。

一天晚上,我正烧火做饭,窑门吱呀地开了条缝,村里的“秀才”(他是中农出身,在县里高中没念完便遣送回劳动)拎着个包儿闪了进来。这个知己神秘地把我召到油灯下,挑亮了灯芯,慢慢解开了包袱皮:竟是厚厚的四本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北京四中念书时,我便知道这个充满奋斗精神的大部头。可惜,1966年图书馆前的一把大火,把它和成堆的书都烧上了九霄。难以置信的是,这化成灰了的精灵,居然会在陕北窑洞的油灯下再现!那一夜的油灯一直亮到了鸡鸣。

春回大地。黄土坡上,绿的是麦苗,粉的是杏花,白的是梨花,山丹丹一枝一点鲜红。我感觉到一股向上的力,是小克利斯朵夫在祖父戒尺下学钢琴时紧咬的牙关。一人高麦捆背下山梁,肩在流血,五脏在燃烧,但牙是硬的;糠窝头比麸子饼更刺嗓子,可脑子里并不少营养。一年年,一遍遍,四本书不知熬了多少灯油,直到我肝炎病发返回北京。

大病期间,克利斯朵夫伴我读文学、历史、哲学,攻数学、物理、化学。大病愈后,克利斯朵夫支撑着我这个初中毕业生走上了中学讲台。27岁时,他带我扒上了高考的末班车;37岁时,他又把我推上了研究生的末班车……我至今还铭记着克利斯朵夫晚年的一句话:“今日的浪还要替明日的浪开路,使明日的浪忘记今日的浪,正如今日的浪忘记昨日的浪一样。”

我甚至相信,即使有一天我死了,他也依然活着——

难忘的插图

北京 李红

16岁时读老祖宗的《牛虻》,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尽管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但他在我心中是有生命的,我甚至相信,即使有一天我死了,他也依然活着。

我的这一信念来自书中的四幅插图。

第一幅插图画的是牛虻的少年时代,在蓝天白云的大自然中,牛虻头戴宽边大草帽,挥着一支长长的网杆在花丛中捕捉蝴蝶,他脸部的线条清晰温柔,充满青春气息。神父蒙泰尼里披着黑色的教衣,在画面左下方露出一个半身的背影,他是牛虻的生父,十分难得与自己不能相认的儿子如此这般亲密相处。整幅画面是全书的青春序曲,此刻的牛虻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

第二幅插图色调极为幽暗。牛虻跪坐在阁楼的地板上,仰视墙上悬挂的已经倾斜了的耶稣基督像,双手高举“十字架”,正欲将它摔碎。他那被所爱的人诱骗,误解所造成的忿怒和哀怨,在画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浓黑浓黑的线条比文字更具有感染力。

第三幅插图是一首爱的神曲。琼玛侧身端坐在椅子上,高高梳起的发髻衬着她美丽的面庞,在她黑色的长裙之下,牛虻单腿跪着,低头亲吻琼玛一只纤细的手臂。画面上的琼玛沉静无言,但心中久久积存的负疚和悔恨却在强烈地冲撞。作者强化了她那忧伤和无奈的眼神。牛虻却是宽厚的。虽然正是这只手一掌将他打到了南美,使他饱受了十三年的痛苦煎熬,但他却丝毫不改初衷。这轻轻的一吻,是两颗高贵心灵的碰撞。

第四幅画是全书的高潮。牛虻即将与我们永别。画中的他,被反剪着双手走向刑场。他的头高高地扬起,迎着初升的太阳。牛虻是带着为理想奋斗过,为爱人奉献过的心情迎接死亡的。他坦然,还带着几丝微笑。他甚至还充满着对明天、对未来的热情向往。他是天使、是震憾心灵的天使。也就是从那个时刻起,我开始思考一个人对待生活、对待爱情所应持的态度。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牛虻是理想化的,但也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男子汉?男子汉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命运?当我们对这个问题或是百思不得其解,或是千万种答案难取其一时,我认为,牛虻那种吃苦不叫苦,永远昂着头对待苦难的精神是最好的答案。

我写这篇文章时,手头并没有这本书,那本早年读过的带有插图的《牛虻》早就无影无踪了,只记得是一个五十年代的版本。可正是这几幅插图,使我铭记“牛虻精神”至今。于是我就想,我们现在出版的图书大都不配插图,是被忽略了呢?还是别有什么原因?

打开尘封的书箱,一缕阳光照亮无数精灵似的浮尘,也撒在它那发黄的书页上——

《苹果树》,我把一切波澜藏在里头

沙 琳

有本美丽的小书叫《苹果树》,一直放在我小时候住过的旧房子里。有一天我回到那里,打开尘封的书箱,一缕阳光照亮无数精灵似的浮尘,也撒在它那发黄的书页上,立刻,少年情景瀑布一样奔涌而来。《苹果树》翻译成中文六七万字,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写的。《苹果树》讲,有两个青年从大学里出来,到英国可爱的原野漫游,在绵延不绝的苹果林中遇到一位纯朴的乡村少女,其中一个青年心像电击一样闪亮,觉得回到了古代诗人所描写的情景中,就留了下来,与少女眈于有矢车菊的草地和苹果林中。他爱她赤足踏落叶的样子及其他,于是要与她永远在一起,她喜欢他那书卷气的俊雅,从来平静的心被搅动,羞涩和深情地看着他。他暂时告别,回城市去结束那里的一切,以便毫无牵挂地与她生活在苹果林中,他走出很远还可看见她一动不动地站在树林边。可是他走入熟悉的氛围中,遇到沙龙中作派高雅的女子,就慢慢忘了林中少女,再也没回去。许多年过去,他携妻带子正好经过那片他熟悉的苹果林,于是独自走到林中农舍问她在哪,农人遥指苹果林中的一座旧坟。

高尔斯华绥差点赶上拿破仑横征欧洲的年代,他走出古典、浪漫、洛可可的旧时代,在本世纪奋争了三十多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他著有《岛国的法利赛人》、《福尔赛世家》等,就是没提到《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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