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新修版 纯文字)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9 02: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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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庸

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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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新修版 纯文字)一

鹿鼎记(新修版 纯文字)一试读:

作者简介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一九二四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翻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一九五九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一九九三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领域,广受读者欢迎,至今已蔚为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并兴起海内外金学研究风气。曾获颁众多荣衔,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英国政府OBE勋衔及法国最高荣誉“艺术与文学高级骑士勋章”和“骑士勋位”荣誉勋章,香港艺术发展奖终身成就奖,剑桥大学、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二〇一〇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等校荣誉院士,北京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台北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名誉教授,并任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兼任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公职。其《金庸作品集》中文版分由香港、广州、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四地出版,并有英、法、意大利、希腊、日、韩、泰、越、印尼等多种译文。

“金庸作品集”新序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有些小说写动物、神仙、鬼怪、妖魔,但也把他们当作人来写。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和行动,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大量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天使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对于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缺乏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份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创造故事,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记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的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想像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像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不少批评家认定,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除此之外,全应否定。这等于是说:少林派武功好得很,除此之外,什么武当派、崆峒派、太极拳、八卦掌、弹腿、白鹤派、空手道、跆拳道、柔道、西洋拳、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我们主张多元主义,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爱好广东菜的人,不必主张禁止京菜、川菜、鲁菜、徽菜、湘菜、维扬菜、杭州菜、法国菜、意大利菜等等派别,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也。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份,也不必一笔抹杀。什么东西都恰如其份,也就是了。

我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前后约十五六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版”的版权合同到二〇〇一年年底期满,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主因是港粤邻近,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

翻版本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除冯其庸、严家炎、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我深为拜嘉之外,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好在现已停止出版,出版者道歉赔偿,纠纷已告结束。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连天”不能对“神侠”,“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中国内地、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音乐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或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每个读者性格不同,他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但可以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自以为是、最瞧不起原作者和广大读者。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不必在小说中对暂时性的观念作价值判断。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相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份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二〇〇二年四月 于香港第一回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蒨风期月旦评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呵慰,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问道:“爸爸,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天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糜鹿!”

那小孩道:“爸,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砧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糜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见官兵和囚车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和平,只吃青草树叶,从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便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欢喜,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死。《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只有天下之主,方能拥有九鼎。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见天色阴沉沉地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头戴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啦!”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哪一阵好风,吹得你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脸色皓白,颏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氏。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氏。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姓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逸。他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

黄宗羲神色惨然,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杯。

吕留良道:“二位来此,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白。”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逸”,应征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侮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地方官员见他意坚,就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这两句诗,讥刺满清,怀念前明,虽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

黄宗羲轻轻击桌,赞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采,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吕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既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了送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

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泚。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璧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好教观画之人得知。”黄宗羲道:“何日故国重光,那时‘山川开霁故璧完’,纵然是穷山恶水,也足令人观之大畅胸怀,真所谓‘何处登临不狂喜’了!”顾炎武道:“此诗结得甚妙!终有一日驱除胡虏,还我大汉山河,比之徒抒悲愤,更加令人气壮。”

黄宗羲慢慢将画卷起,说道:“这画是挂不得了,晚村兄须得妥为收藏才是。倘若给吴之荣之类奸人见到,官府查究起来,晚村兄固然麻烦,还牵累了二瞻先生。”

顾炎武拍桌骂道:“吴之荣这狗贼,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吕留良道:“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我辈书生积习,作诗题画,却搁下了正事。不知究是如何?”黄宗羲道:“我二人此来,乃是为了二瞻先生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吕留良惊道:“伊璜兄也受了牵连?”

黄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晚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却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亭林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来探访。”吕留良道:“他……他却没来。不知到了何处?”顾炎武道:“他如在府上,这会儿自已出来相见。我已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他若归家,自然明白,知所趋避,怕的是不知讯息,在外露面,给公人拿住,那可糟了。”

黄宗羲道:“这‘明史’一案,令我浙西名士几乎尽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恶,晚村兄名头太大,亭林兄与小弟之意,要劝晚村兄暂且离家远游,避一避风头。”

吕留良气愤愤的道:“鞑子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拼着千刀万剐,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才痛痛快快的就死。”

顾炎武道:“晚村兄豪气干云,令人好生钦佩。怕的是见不到鞑子皇帝,却死于一般下贱的奴才手里。再说,鞑子皇帝只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的,朝政大权,尽操于权臣鳌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这次‘明史’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吕留良道:“两位所见甚是。清兵入关以来,在江北横行无阻,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深知华夷之防,不断跟他们捣蛋。鳌拜乘此机会,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摧残。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

黄宗羲道:“是啊。因此咱们要留得有用之身,和鞑子周旋到底,倘若徒逞一时血气之勇,反倒堕入鞑子的算中了。”

吕留良登时省悟,黄顾二人冒寒枉顾,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二来是劝自己出避,生怕自己一时按捺不住,枉自送了性命,良友苦心,实深感激,说道:“二位金石良言,兄弟哪敢不遵?明日一早,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黄顾二人大喜,齐声道:“自该如此。”

吕留良沉吟道:“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只觉天涯茫茫,到处是鞑子的天下,直无一片干净土地,沉吟道:“桃源何处,可避暴秦?桃源何处,可避暴秦?”顾炎武道:“当今之世,便真有桃源乐土,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去躲了起来……”吕留良不等他辞毕,拍案而起,大声道:“亭林兄此言责备得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暂时避祸则可,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逍遥自在,忍令亿万百姓在鞑子铁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

顾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迹江湖,着实结交了不少朋友。大江南北,见闻所及,不但读书人反对鞑子,而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吕留良大喜,道:“妙极,妙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荆,让她收拾收拾。”说着匆匆入内。

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道:“‘明史’一案,外间虽传说纷纷,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二来说话之人又顾忌甚多,不敢尽言。兄弟独处蜗居,未知其详,到底是何起因?”

顾炎武叹了口气,道:“这部明史,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其中对鞑子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朱相国之手,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又如何会对鞑子客气?”吕留良点头道:“听说湖州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以己名刊行,不想竟酿此大祸。”顾炎武道:“此中详情,兄弟倒曾打听明白。”于是将“明史案”的前因后果,原本说出来。

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处于太湖之滨,通称杭嘉湖,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两县。自来文风甚盛,历代才士辈出,梁时将中国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沈约,元代书画皆臻极品的赵孟頫,都是湖州人氏。当地又以产笔著名,湖州之笔、徽州之墨、宣城之纸、肇庆端溪之砚,文房四宝,天下驰名。

湖州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其时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鑨,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间,庄廷鑨因读书过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

忽有一日,邻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向庄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庄家素来慷慨,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既来求借,当即允诺,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但那姓朱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要出门远游,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恐有遗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在庄家。庄允城便答允了。那姓朱少年去后,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

朱国桢这部明史稿,大部分已经刊行,流传于世,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庄廷鑨听清客读了数日,很感兴味,忽然想起:“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却因一部史书《左传》,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今日眼盲,闲居无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流传后世?”

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他既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的读给他听。他认为何处当增,何处当删,便口述出来,由宾客笔录。

但想自己眼盲,无法博览群籍,这部明史修撰出来,如内容谬误过多,不但大名难享,反为人讥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延请不少通士鸿儒,再加修订,务求尽善尽美。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庄廷鑨便辗转托人,卑辞相邀。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受到庄家邀请的,一来怜其眼盲,感其意诚;二来又觉修撰明史乃一件美事,大都到庄家来作客十天半月,对稿本或正其误,或加润饰,或撰写一两篇文字。因此这部明史确是汇集不少大手笔之力。书成不久,庄廷鑨便即去世。

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即行刊书。清代刊印一部书,着实不易,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明史卷秩浩繁,雕工印工,费用甚巨。好在庄家有的是钱,拨出几间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书名叫作《明书辑略》,撰书人列名为庄廷鑨,请名士李令皙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李礽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徵、韦金祐、韦一园、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共一十八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地只说是“朱氏原稿”。《明书辑略》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是以体例精备,叙述详明,文字又华瞻雅致,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庄家又是志在扬名,书价取得极廉。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本有不少攻讦指摘的言语,修史诸人早知干禁,已一一删去,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当时明亡未久,读书人心怀前朝,书一刊行,立即就大大畅销。庄廷鑨之名噪于江北江南。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自是老怀弥慰。

也是乱世之时,该当小人得志,君子遭祸。湖州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在任内贪赃枉法,百姓恨之切齿,终于为人告发,朝廷下令革职。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但革职的廷令一下,他东贿西赂,到处打点,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他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番丢官,连回家也没有盘缠,没法成行。有些富人为免麻烦,便送他十两八两银子。待得来到富室朱家,主人朱佑明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正直君子,非但不送仪程,反狠狠讥刺,说道阁下在湖州做官,百姓给你害得好苦,我朱某就算有钱,也宁可去周济给阁下害苦了的贫民。吴之荣虽然恼怒,却也无法可施,他既已遭革职,无权无势,又怎再奈何得了富家巨室?当下又来拜访庄允城。

庄允城平素结交清流名士,对这赃官很瞧不起,见他到来求索,冷笑一声,封了一两银子给他,说道:“依阁下平素为人,这两银子本是不该送的,只是湖州百姓盼望阁下早去一刻好一刻,多一两银子,能早走片刻,也是好的。”

吴之荣心下怒极,一瞥眼见到大厅桌上放得有一部《明书辑略》,心想:“这姓庄的爱听奉承,人家只要一赞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白花花的银子双手捧给人家,再也不皱一皱眉头。”便笑道:“庄翁厚赐,却之不恭。兄弟今日离别湖州,最遗憾的便是没法将‘湖州之宝’带一部回家,好让敝乡孤陋寡闻之辈大开眼界。”

庄允城问道:“什么叫做‘湖州之宝’?”吴之荣笑道:“庄翁这可太谦了。士林之中,纷纷都说,令郎廷鑨公子亲笔所撰的那部《明书辑略》,史才、史识、史笔,无一不是旷古罕有,左马班庄,乃古今良史四大家。这‘湖州之宝’,自然便是令郎亲笔所撰的明史了。”

吴之荣前一句“令郎亲笔所撰”,后一句“令郎亲笔所撰”,把庄允城听得心花怒放。他明知此书并非儿子亲作,内心不免遗憾,吴之荣如此说,正是大投所好,心想:“人家都说此人贪赃,是个龌龊小人,但他毕竟是个读书人,眼光倒是有的。原来外间说鑨儿此书是‘湖州之宝’,这话倒是第一次听见。”不由得笑容满脸,说道:“荣翁说什么左马班庄,古今四大良史,兄弟读书少了,还请指教。”吴之荣见他脸色顿和,知道马屁已经拍上,心下暗暗欢喜,说道:“庄翁未免太谦了。左丘明作《左传》,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是传诵千载的名作,自班固而后,大史家就没有了。欧阳修作《五代史》,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文章虽佳,才识终究差了。直到我大清盛世,令郎亲笔所撰这部煌煌巨作《明书辑略》出来,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三位前辈并驾齐驱,‘四大良史,左马班庄’,这句话便由此而生。”

庄允城笑容满面,连连拱手,说道:“谬赞,谬赞!不过‘湖州之宝’这句话,毕竟当不起。”吴之荣正色道:“怎么当不起?外间大家都说:‘湖州三宝史丝笔,还是庄史居第一’!”蚕丝和毛笔是湖州两大名产,吴之荣品格卑下,却有三分才情,出口成章,将“庄史”和湖丝、湖笔并称。庄允城听得更加欢喜。

吴之荣又道:“兄弟来到贵处做官,两袖清风,一无所得。今日老着脸皮,要向庄翁求一部明史,作为舍下传家之宝。日后我吴家子孙日夕诵读,自必才思大进,光宗耀祖,全仗庄翁之厚赐了。”庄允城笑道:“自当奉赠。”吴之荣又谈了几句,不见庄允城有何举动,当下又将这部明史大大恭维了一阵,其实这部书他一页也未读过,只是史才如何如何了得,史识又如何如何超卓,不着边际的瞎说。庄允城道:“荣翁且请宽坐。”回进内堂。

过了良久,一名家丁捧了一个包裹出来,放在桌上。吴之荣见庄允城尚未出来,忙将包裹掂了一掂,那包裹虽大,却轻飘飘地,内中显然并无银两,心下好生失望。过得片刻,庄允城回到厅上,捧起包裹,笑道:“荣翁瞧得起敝处的土产,谨以相赠。”

吴之荣谢了,告辞出来,没回到客店,便伸手到包裹中一阵掏摸,摸到的竟是一部书、一束生丝、几十管毛笔。他费了许多唇舌,本想庄允城在一部明史之外,另有几百两银子相赠,可是赠送的竟是他信口胡诌的“湖州三宝”,心下暗骂:“他妈的,南浔这些财主,都如此小气!也是我说错了话,倘若我说湖州三宝乃是金子银子和明史,岂不大有所获?”

气愤愤的回到客店,将包裹往桌上一丢,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已大黑,客店中吃饭的时候已过,他又舍不得另叫饭菜,愁肠饥火,两相煎熬,再也睡不着觉,当下解开包裹,翻开那部《明书辑略》阅看。看得几页,眼前金光一闪,赫然出现一张金叶。吴之荣一颗心怦怦乱跳,揉了揉眼细看,却不是金叶是什么?当下一阵乱抖,从书中抖了十张金叶出来,每一张少说也有五钱重,十张金叶便有五两黄金。其时金贵,五两黄金抵得二百两银子。

吴之荣喜不自胜,寻思:“这姓庄的果然狡狯,他怕我讨得这部书去,随手抛弃,翻也不翻,因此将金叶子夹在书中,看是谁读他儿子这部书,谁便有福气得此金叶。是了,我便多读几篇,明天再上门去,一面谢他赠金之惠,一面将书中文章背诵几段,大赞而特赞。他心中一喜,说不定另有几两黄金相送。”

当下剔亮油灯,翻书诵读,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国号金,建元“天命”,突然间心中一凛:“我太祖于丙辰建元,从这一年起,就不该再用明朝万历年号,该当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

一路翻阅下去,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书中仍书“明天启七年”,不作“大金天聪元年”。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部书中仍作“崇祯九年”,不书“大清崇德元年”;甲申年书作“崇祯十七年”,不书“大清顺治元年”。又看清兵入关之后,书中于乙酉年书作“隆武元年”、丁亥年书作“永历元年”,那隆武、永历,乃明朝唐王、桂王的年号,作书之人明明白白仍奉明朝正朔,不将清朝放在眼里。他看到这里,不由得拍案大叫:“反了,反了,这还了得!”

一拍之下,桌子震动,油灯登时跌翻,溅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灯油。黑暗之中,突然灵机一动,不禁大喜若狂:“这不是老天爷赐给我的一注横财?升官发财,皆由于此。”想到开心处,不由得大声叫唤起来。忽听得店伴拍门叫道:“客官,客官,什么事?”

吴之荣笑道:“没什么!”点燃油灯,重新翻阅。这一晚直看到雄鸡啼叫,这才和衣上床,却又在书中找了七八十处忌讳犯禁的文字出来,便在睡梦之中,也不住嘻笑。

换朝改代之际,当政者于这年号正朔,最是着意。最犯忌者,莫过于文字言语之中,引人思念前朝。《明书辑略》记叙的是明代之事,以明朝年号纪年,原无不合,但当文字禁网极密之际,却是极大的祸端。参与修史的学者文士,大都只助修数卷,未能通阅全书,而修撰最后数卷之人,偏是对清朝痛恨入骨,决不肯在书中用大清年号。庄廷鑨是富室公子,双眼又盲,未免粗疏,终予小人以可乘之隙。

次日中午,吴之荣便即乘船东行,到了杭州,在客店中写了一张禀帖,连同这部明史,送入将军松魁府中。他料想松魁收到禀帖后,便会召见。其时满清于检举叛逆,赏赐极厚,自己立此大功,开复原官固是意料中事,说不定还会连升三级。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一连等上大半年,日日到将军府去打探消息,却如石沉大海一般,后来那门房竟厉声斥责,不许他再上门啰唣。

吴之荣心焦已极,庄允城所赠金叶兑换的银子已耗用了不少,告发却没半点结果,心中又烦恼,又诧异。这日在杭州城中闲逛,走过文通堂书局门口,踱进去想看看白书,以消永日,见书架上陈列着三部《明书辑略》,心想:“难道我所找出的岔子,还不足以告倒庄允城吗?且再找几处大逆不道的文字出来,明日再写一张禀帖,递进将军府去。”浙江巡抚是汉人,将军则是满洲人,他生怕巡抚不肯兴此文字大狱,是以定要向满洲将军告发。

他打开书来,只看得几页,不由得吓了一跳,全身犹如堕入冰窖,一时宛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书中各处犯忌的文字竟已全然无影无踪,自大清太祖开国以后,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号纪年,至于攻讦建州卫都督(满清皇帝祖宗的亲戚),以及大书隆武、永历等年号的文字,更已一字不见。但文字前后贯串,书页上干干净净,更无丝毫涂改痕迹,这戏法如何变来,当真奇哉怪也。

他双手捧书,在书铺中只呆呆出神,过得半晌,大叫一声:“是了!”眼见此书书页封函,洁白崭新,向店倌一问,果然是湖州贩书客人新近送来,到货还不过七八天。他心道:“这庄允城好厉害!当真是钱可通神。他收回旧书,重行镌版,另刊新书,将原书中所有干犯禁忌之处,尽行删削干净。哼,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吴之荣所料果然不错。原来杭州将军松魁不识汉字,幕府师爷见到吴之荣的禀帖,登时吓出一身冷汗,情知此事牵连重大之极,拿着禀帖的双手竟不由自主的颤抖不已。

这幕客姓程,名维藩,浙江绍兴人氏。明清两朝,官府的幕僚十之八九是绍兴人,是以“师爷”二字之上,往往冠以“绍兴”,称为“绍兴师爷”。这些师爷先跟同乡先辈学到一套秘诀,此后办理书启刑名钱谷,处事便十分老到。官府中所有公文,均由师爷手拟,大家既是同乡,下级官员的公文呈到上级衙门去,便不易受挑剔批驳。因此大小新官上任,最要紧的便是重金礼聘一位绍兴师爷。明清两朝,绍兴人做大官的并不多,却操纵了中国庶政达数百年之久,实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项怪事。那程维藩宅心忠厚,信奉“公门之中好修行”的名言。那是说官府手操百姓生杀大权,师爷拟稿之际几字略重,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稍加开脱,即可使之死里逃生,因之在公门中救人,比之在寺庙中修行效力更大。他见这明史一案倘若酿成大狱,苏南浙西不知将有多少人丧身破家,当即向将军告了几天假,星夜坐船,来到湖州南浔镇上,将此事告知庄允城。

庄允城陡然大祸临头,自是魂飞天外,登时吓得全身瘫软,口涎直流,不知如何是好,过了良久,这才站起身来,双膝跪地,向程维藩叩谢大恩,然后向他问计。

程维藩从杭州坐船到南浔之时,反覆推考,已思得良策,心想这部《明书辑略》流传已久,隐瞒是瞒不了的,唯有施个釜底抽薪之计,一面派人前赴各地书铺,将这部书尽数收购回来销毁,一面赶开夜工,另镌新版,删除所有讳忌之处,重印新书,行销于外。官府追究之时,将新版明史拿来一查,发觉吴之荣所告不实,便可消弭一场横祸了。当下便将此计说了出来。庄允城惊喜交集,连连叩头道谢。程维藩又教了他不少关节,某某官府处应送礼若干,某某衙门处应如何疏通,庄允城一一受教,再送程维藩一笔厚礼。

程维藩回到杭州,隔了一个多月,才将原书及吴之荣的禀帖移送浙江巡抚朱昌祚,轻描淡写的批了几个字,说道投禀者是因赃已革知县,似有挟怨吹求之嫌,请抚台大人详查。

吴之荣在杭州客店中苦候消息之时,庄允城的银子却如流水价使将出去。其时庄允城的重赂,已经送到将军衙门、巡抚衙门、学政衙门和湖州知府衙门。朱昌祚接到公事,这等刊书之事,属学政该管,压了十多天后,才移牒学政胡尚衡。学政衙门的师爷先搁上大半个月,又告了一个月病假,这才慢吞吞的拟稿发文,将公事送到湖州府去。湖州府学官又耽搁了二十几天,才移文归安县和乌程县的学官,要他二人申覆。那两个学官也早得到庄允城的大笔贿赂,其时新版明史也已印就,二人将两部新版书缴了上去,回禀:“该书平庸粗疏,无裨世道人心,然细查全书,尚无讳禁犯例之处。”层层申覆,就此不了了之。

吴之荣直到在书铺中发现了新版明史,方知就里,心想唯有弄到一部原版明史,才能重揭此案。杭州各家书铺之中,原版书早给庄家买清,当下前赴浙东偏僻州县搜购,岂知仍然一部也觅不到。他穷愁潦倒,只得废然还乡。也是事有凑巧,旅途之中,却在一家客店中见到店主人正在摇头晃脑的读书,一看之下,所读的便是这部《明书辑略》,借来一翻,竟是原版。这一下大喜过望,心想若向客店主人求购,一来他未必肯售,二来手头银钱无多,买不起,只好偷。深夜之中悄悄起床,偷了书便即溜出店门,心想浙江全省有关官员都已受了庄允城之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告到北京城去。

吴之荣来到北京,便写了禀帖,告到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说明庄家如何贿赂官员,改镌新版。

不料在京中等不到一个月,三处衙门先后驳覆下来,都称细查庄廷鑨所著《明书辑略》一书,内容并无违禁犯例,该革职知县吴之荣所告,并非实情,显系挟嫌诬告,至于贿赂官员云云,更系捕风捉影之辞。那通政司的批驳更加严厉,说道:“该吴之荣以贪墨被革,遂以天下清官,皆如彼之贪。”原来庄允城受了程维藩之教,早将新版明史送到了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处衙门,有关官吏师爷,也早已送了厚礼打点。

吴之荣又碰了一鼻子灰,眼见回家已无盘缠,势将流落异乡。其时清廷对待汉人文士极为严峻,文字中稍有犯禁,便即处死,吴之荣所告的若是寻常文人,早已得手,偏生遇着的对手是富豪之家,这才阻难重重。既无退路,心想拼着坐牢,也要将这件案子干到底,当下又写了四张禀帖,分呈军机处的四位顾命大臣;同时又在客店中写了数百张招纸,揭露此事,在北京城中到处张贴。他这一着却大是行险,倘若官府追究起来,说他危言耸听,扰乱人心,不免有杀头的重罪。

那四个顾命大臣,名叫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均是清朝的开国功臣。顺治皇帝逝世之时,遗诏命这四大臣辅政。其中鳌拜最为凶横,朝中党羽极众,清廷大权,几乎尽操于他一人之手。他生怕敌党对其不利,是以派出无数探子,在京城内外打探动静。这日得到密报,说道北京城中出现许多招贴,揭发浙江庄姓百姓著书谋叛,大逆不道,浙江官员受贿、置之不理等情。

鳌拜得悉之下,立即查究,登时雷厉风行的办了起来。便在此时,吴之荣的禀帖也已递入鳌拜府中。他当即召见吴之荣,详问其事,再命手下汉人幕客细阅吴之荣所呈缴客店中偷来的那部原版明史,所言果是实情。

鳌拜以军功而封公爵、做大官,向来歧视汉官和读书人,掌握大权后便想办几件大案,镇慑人心,不但使汉人不敢兴反叛之念,也令朝中敌党不敢有甚异动,当即派出钦差,赴浙江查究。这一来,庄家全家固然逮入京中,连杭州将军松魁、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大小官员,也都革职查办。在明史上列名的文学之士,无一不锒铛入狱。

顾炎武在吕留良家中,将此案的来龙去脉详细道来,吕留良听得只是叹息。当晚三人联榻长谈,议论世事,说到明末魏忠贤等太监陷害忠良,把持朝政,种种倒行逆施,终至明室覆亡,入清后汉人惨遭屠戮,祸难方深,无不扼腕切齿。

次日一早,吕留良全家和顾黄二人登舟东行。江南中产以上人家,家中都自备有船,江南水乡,河道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所谓“北人乘马,南人乘舟”,自古已然。

到得杭州后,自运河折而向北,这晚在杭州城外听到消息,清廷已因此案而处决了不少官员百姓:庄廷鑨已死,开棺戮尸;庄允城在狱中不堪虐待而死;庄家全家数十口,十五岁以上的尽数处斩,妻女发配沈阳,给满洲旗兵为奴。前礼部侍郎李令皙为该书作序,凌迟处死,四子处斩。李令皙的幼子刚满十六岁,法司见杀得人多,心肠软了,命他减供一岁,按照清律,十五岁以下者得免死充军。那少年道:“我爹爹哥哥都死了,我也不愿独生。”终于不肯易供,一并处斩。松魁、朱昌祚入狱候审,幕客程维藩凌迟弃市。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因此案牵连,冤枉而死的人亦不计其数。湖州府知府谭希闵到任还只半月,朝廷说他知情不报,受贿隐匿,和推官李焕、训导王兆祯同处绞刑。

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心下怀恨最深,那日去打秋风,给他抢白了一场,逐出门来,当下向办理此案的法司声称,该书注明依据“朱氏原稿增删润饰而成”,这朱氏便是朱佑明了;又说他的名字“朱佑明”,显是心存前明,咒诅本朝。这一来,朱佑明和他五个儿子同处斩首,朱家的十余万财产,清廷下令都赏给吴之荣。

最惨的是,所有雕版的刻工、印书的印工、装钉的钉工,以及书贾、书铺的主人、卖书的店员、买书的读者,查明后尽皆处斩。据史书记载,其时苏州浒墅关有一个榷货主事(关吏)李尚白,喜读史书,听说苏州阊门书坊中有一部新刊的明史,内容很好,派一个工役去买。工役到时,书店主人外出,那工役便在书铺隔壁一家姓朱的老者家中坐着等候,等到店主回来,将书买回。李尚白读了几卷,也不以为意。过了几个月,案子发作,一直查究到各处贩书买书之人。其时李尚白在北京公干,以购逆书之罪,在北京立即斩决。书店主人和奉命买书的工役斩首。连那隔壁姓朱老者也受牵累,说他既知那人来购逆书,何以不即举报,还让他在家中闲坐?本应斩首,姑念年逾七十,免死,和妻子充军边远之处。

至于江南名士,因庄廷鑨慕其大名、在书中列名参校者,同日凌迟处死,计有茅元铭等十四人。所谓凌迟处死,乃是一刀一刀,将其全身肢体肌肉慢慢切割下来,直至犯人受尽痛苦,方才处死。因这一部书而家破人亡的,当真难以计数。

吕留良等三人得到消息,愤恨难当,切齿痛骂。黄宗羲道:“伊璜先生列名参校,这一会只怕也难逃此劫。”他三人和查伊璜向来交好,都十分挂念。

这一日舟至嘉兴,顾炎武在城中买了一份邸报,上面详列明史一案中获罪诸人的姓名。却见上谕中有一句道:“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虽列名参校,然事先未见其书,免罪不究。”顾炎武将邸报拿到舟中,和黄宗羲、吕留良三人同阅,啧啧称奇。

黄宗羲道:“此事必是大力将军所为。”吕留良道:“大力将军是谁?倒要请教。”黄宗羲道:“两年之前,兄弟到伊璜先生家中作客,但见他府第焕然一新,庭园宽大,陈设富丽,与先前大不相同。府中更养了一班昆曲戏班子,声色曲艺,江南少见。兄弟和伊璜先生向来交好,说得上互托肝胆,便问起情由。伊璜先生说出一段话来,确是风尘中的奇遇。”当下便将这段故事转述了出来。

查继佐,字伊璜。(《觚賸》一书中有《雪遘》一文,述此奇事,开首说:“浙江海宁查孝廉,字伊璜,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愁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这一天家居岁暮,命酒独酌,不久下起雪来,越下越大。查伊璜独饮无聊,走到门外观赏雪景,见有个乞丐站在屋檐下避雪,这丐者身形魁梧,骨格雄奇,只穿一件破单衫,在寒风中却丝毫不以为意,只是脸上颇有郁怒悲愤之色。查伊璜心下奇怪,便道:“这雪非一时能止,请进来喝一杯如何?”那乞丐道:“甚好!”查伊璜便邀他进屋,命书僮取出杯筷,斟了杯酒,说道:“请!”那乞丐举杯便干,赞道:“好酒!”

查伊璜给他连斟三杯,那丐者饮得极为爽快。查伊璜最喜的是爽快人,心下欢喜,说道:“兄台酒量极好,不知能饮多少?”那乞丐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两句虽是熟套语,但在一个乞丐口中说出来,却令查伊璜暗暗称异,当即命书僮捧出一大坛绍兴女儿红来,笑道:“在下酒量有限,适才又已饮过,不能陪兄畅饮。老兄喝一大碗,我陪一小杯如何?”那乞丐道:“这也使得。”

当下书僮将酒烫热,分斟在碗中杯内。查伊璜喝一杯,那乞丐便喝一大碗。待那乞丐喝到二十余碗时,脸上仍无甚酒意,查伊璜却已颓然醉倒。要知那绍兴女儿红酒入口温和,酒性却颇厉害。绍兴人家生下儿子女儿,便酿酒数坛至数十坛不等,埋入地下,待女儿长大嫁人,将酒取出宴客,那酒其时已作琥珀色,称为“女儿红”。想那酒埋藏十七八年以至二十余年,自然醇厚之极。至于生儿子人家所藏之酒,称为“状元红”,盼望儿子日后中状元时取出宴客。状元非人人可中,多半是在儿子娶媳妇时用以飨客了。酒坊中酿酒用以贩卖的,也袭用了状元红、女儿红之名。

书僮将查伊璜扶入内堂安睡,那乞丐自行又到屋檐之下。次晨查伊璜醒转,忙去瞧那乞丐时,只见他负手而立,正在欣赏雪景。一阵北风吹来,查伊璜只觉寒入骨髓,那乞丐却泰然自若。查伊璜道:“天寒地冻,兄台衣衫未免过于单薄。”当即解下身上的羊皮袍子,披在他肩头,又取了十两银子,双手捧上,说道:“些些买酒之资,兄台勿却。何时有兴,请再来喝酒。昨晚兄弟醉倒,未能扫榻留宾,简慢勿怪。”那乞丐接过银子,说道:“好说。”也不道谢,扬长而去。

第二年春天,查伊璜到杭州游玩。一日在一座破庙之中,见到有口极大的古钟,少说也有四百来斤,他正在鉴赏钟上所刻的文字花纹,忽有一名乞丐大踏步走进佛殿,左手抓住钟钮,向上一提,一口大钟竟然离地数尺。那乞丐在钟下取出一大碗肉、一大钵酒来,放在一旁,再将古钟置于原处。查伊璜见他如此神力,不禁骇然,仔细看时,竟然便是去冬一起喝酒的那乞丐,笑问:“兄台还认得我吗?”那乞丐向他望了一眼,笑道:“啊,原来是你。今日我来作东,大家再喝个痛快,来来来,喝酒。”说着将土钵递了过去。

查伊璜接过土钵,喝了一大口,笑道:“这酒挺不错啊。”那乞丐从破碗中抓起一大块肉,道:“这是狗肉,吃不吃?”查伊璜虽觉肮脏,但想:“我既当他是酒友,倘若推辞,未免瞧他不起了。”当下伸手接过,咬了一口,咀嚼之下,倒也甘美可口。两人便在破庙中席地而坐,将土钵递来递去,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吃肉时便伸手到碗中去抓,不多时酒肉俱尽。那乞丐哈哈大笑,说道:“只可惜酒少了,醉不倒孝廉公。”

查伊璜道:“去年冬天在敝处邂逅,今日又再无意中相遇,实是有缘。兄台神力惊人,原来是一位海内奇男子,得能结交你这位朋友,小弟好生喜欢。兄台有兴,咱们到酒楼去再饮如何?”那乞丐道:“甚妙,甚妙!”两人到西湖边的楼外楼酒楼,呼酒又饮,不久查伊璜又即醉倒。待得酒醒,那乞丐已不知去向。

那是明朝崇祯末年之事,过得数年,清兵入关,明朝覆亡。查伊璜绝意进取,只在家中闲居,一日忽有一名军官,领兵四名,来到查府。

查伊璜吃了一惊,只道是祸事上门,岂知那军官执礼甚恭,说道:“奉广东省吴军门之命,有薄礼奉赠。”查伊璜道:“我和贵上素不相识,只怕是弄错了。”那军官取出拜盒,拿出一张大红泥金名帖,上写“拜上查先生伊璜,讳继佐”,下面写的是“眷晚生吴六奇顿首百拜”。查伊璜心想:“我连这吴六奇的名字也没听见过,为何送礼于我?”当下沉吟不语。那军官道:“敝上说道,些些薄礼,请查先生不要见笑。”说着将两只朱漆烫金的圆盒放在桌上,俯身请安,便即别去。

查伊璜打开礼盒,赫然是五十两黄金,另一盒中却是六瓶洋酒,酒瓶上缀以明珠翡翠,华贵非凡。查伊璜一惊更甚,追出去要那军官收回礼品,武人步快,早去得远了。

查伊璜心下纳闷,寻思:“飞来横财,非福是祸,莫非有人陷害于我?”当下将两只礼盒用封条封起,藏于密室。查氏家境小康,黄金倒也不必动用,只是久闻洋酒之名,不敢开瓶品尝,未免心痒。

过了数月,亦无他异。这一日,却有一名身穿华服的贵介公子到来。那公子不过十七八岁,精神饱满,气宇轩昂,带着八名从人,一见查伊璜,便即跪下磕头,口称:“查世伯,侄子吴宝宇拜见。”查伊璜忙即扶起,道:“世伯之称,可不敢当,不知尊大人是谁?”那吴宝宇道:“家严名讳,上六下奇,现居广东省通省水陆提督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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