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鑫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道光帝陵历史之谜试读：
前 言 历史是一本烂账
由于“圣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于是，中国封建帝王认为，在上吉之地建造陵墓，不仅帝运长久、死后富贵，还能降福后代，达到“开福祉隆于基，绵万年之景运”的目的。为此，他们不仅制定了冗繁的丧葬礼仪，还建造了高大宏伟的陵墓，以此显示帝王的尊严并进一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种理念制度的产生，不仅是帝王“家天下”统治的延伸，也是帝王尊崇地位和奢侈腐朽生活由生向死的延续，是封建时代灵魂不死观念的具体体现。清朝的道光帝为了达到他的独特的生死理念，将这种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发挥到了极致。
道光帝（1782―1850），爱新觉罗・�宁，原名绵宁，嘉庆帝的嫡子，清朝第八位皇帝，39岁继位，在位 30年，死后葬在河北省易县的清西陵。
在清朝皇帝中，道光帝算不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帝王，只能算是一个生活节俭、墨守成规的守成皇帝。他在位期间，清朝的政治、经济都呈现日渐衰弱之势，虽然他勤于政务，整顿吏治、整厘盐政、通海运、平定张格尔叛乱，且作为一代帝王，身效力行坚持宫廷生活节俭，但他所做的一切，最终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朝的衰败之势。在历史上，人们对道光帝的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道光帝在政治上的统治也许不能令国人记住他，但鸦片战争的落败和屈辱《南京条约》的签订，却使他永远“名垂历史”。他疑虑犹豫、反复无常、胆小怯弱的性格，使得中国人民陷入到了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位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这使他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成为我们无法回避并屡屡提及的国耻皇帝。
第二，营建最浪费钱财并打破祖制的陵墓。道光帝生活简朴，这在民间的传说颇多，他在遵循祖制上，、更是强调自己一定会做到“敬天法祖”“恪守成宪”、“朕办理庶务，咸遵旧制”。而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向来是标榜节约和守成的道光帝，在他建陵这件事上，却两易其址，两次建陵，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打破了乾隆帝当年定下的父子分葬的祖制。他在改建陵寝上的果敢与坚定，同他治理国家的反复多变、优柔寡断判若两人，致使他的陵寝虽规制简单，但花费却是最多。
假如没有鸦片战争的爆发，也许永远不能体现道光帝政治上的平庸以及当朝军事上的疲软；假如没有陵墓的搬迁，也许永远不能揭开道光帝虚伪的个人节俭真面目。但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假设，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道光朝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道光帝也成就了他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明主的一代封建苟安帝王的称号。虽说是遭遇了那个特殊的时代，但是他的性格决定了最终的结果。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只代表一次军事冲突的结束，并不是整个政治事件的终止，社会大变局由此开始。而道光帝对此并没有深刻认识，反而为了所谓的节俭军费，放弃了应有的军事准备，这就暴露了他性格上反复无常和目光短浅的本质。
清朝皇帝死后，都葬在河北遵化境内的清东陵和易县境内的清西陵，道光帝死后应该葬在哪里？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祖制？这也是早有规制的。但他的陵寝为什么建好后被拆除？他为了建造自己的陵寝，都打破了哪些祖制？他后来的陵寝又有什么样的独特规格？他的皇后陵寝的规制为什么也特殊？为什么他的皇子皇女的陵墓没有陪葬在他的身边？虽然道光帝的这些做法，曾一度造成了后世陵寝制度上的混乱，却让他在 100多年后，神奇地逃过了地宫被盗的劫难。
纵观道光帝的一生，虽然平淡无奇，但他在陵寝建造上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谜团。对于道光陵寝的这些历史之谜，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证，现在，大多数已经能给予人们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还人们一个较真实的历史原貌，让人们在喜欢历史的同时，也能真正客观地解读了历史之谜和历史变迁。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仅能反映社会，还能警示社会。但就历史本身而言，因为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记忆上的某些空白而留给后世诸多的谜团，加上流传过程中发生的误传误导性等主观因素，使得历史越发的难以真实面貌表现出来。乍一看去，历史就像账本那样凌乱，但整顺起来，思路还会很清晰，那就看你如何去解读历史、体会历史了。
清代皇陵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再是冰冷坚硬的砖、石、瓦、木的堆砌，而是古代物质文明与思想观念相结合的文化宝库，是生命力永存并延续的、有血有肉有余温的清朝 268年基业兴衰的历史见证者，是停留在山水间的看得见的活历史。只要我们用心地去体会，就能发现，这里的每一座皇家陵寝，就是一个封建王朝的背影，一个时代统治者的缩影写真，它们之间蕴藏着无数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那么的曲折和神秘，都那么的令人叹息和神往，总能带给人们久远的深思。
道光帝陵寝作为清代皇陵体系中的成员，虽然其出现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但其建造过程的来龙去脉却很清晰。静静伫立的那些建筑就像一本活的史书那样摆放在人们的眼前，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她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序 章 厄运的征兆
在历史长河中，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发生前，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信息的出现。这些信息通过某种方式，或明或暗地告诉善良的人们：灾难或厄运即将到来，你们要格外小心谨慎地预防。天灾人祸都是如此，都有前兆，只不过很多时候，人们根本注意不到这些基本信息。道光七年（1827）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帝在东陵宝华峪参加完孝穆皇后的葬礼以后，当天就踏上了回京的路。马兰镇总兵宝兴将道光帝护送到距京城还有两天路程的白涧行宫后，便返回了东陵马兰镇。他刚到总兵衙署，郎中庆玉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坏消息：妃园寝祭器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伙人抢走了。
抢劫是发生在九月二十三日的平贵人奉安致祭礼这一天。
原来，道光帝的平贵人彩棺从北京静安庄奉移，于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宝华峪妃园寝。经钦天监选择吉日，定于九月二十四日辰时入葬地宫。按照礼仪程序，入葬前一日需要举行告别礼，即奉安致祭礼。礼部在妃园寝宫门外搭建凉棚，将肉槽安设在凉棚，工部人员则安放桌椅，排摆酒樽，内务府提供各种祭品。奉安致祭礼在园寝内享殿东侧芦棚内举行，在平贵人彩棺前摆放 14盘碗膳品、45盘碗饽饽。礼部官员奠酒三杯，行一跪三叩头礼。
上午 8点多，致祭礼结束后，执事人员将座罩等撤到宫门外海墁南的空地燎池准备焚化，其他员役收拾器皿、桌张。正当众人紧张忙碌的时候，突然从外面冲进三四十人来，不由分说，上前就将正在收拾祭器的光禄寺库使业普肯和墨即格两人打倒在地，其他人趁着混乱一拥而上，把桌案上的祭器装在袋子里抢走了。在场的官员、差役、兵丁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等他们明白过来去追赶时，这伙强人早已跑得不知去向了。事后经清查，被抢走的祭器有银奠池、银执壶、银台盏、银酒盅等多件。
马兰镇总兵宝兴听完庆玉的禀报，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一路之上的疲劳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立即密派郎中博启通额、三多，员外郎明吉带领兵丁，马上分头行动，侦破此案。实际上，在案件发生的当天，守陵大臣舒英等人就将此事迅速上报给了朝廷。当道光帝接到奏报后，也是大吃一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皇家陵园中竟敢公开抢劫皇陵祭器，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九月二十七日，道光帝谕军机大臣，命直隶总督那彦成、马兰镇总兵官宝兴“派委妥干员弁严密查拿，务将该匪徒获案究办，毋稍疏纵”。接到谕旨后，马兰镇总兵宝兴亲自督办此案，很快拿获了首犯赵五、刘四、张辉、赵四、连英、恒住以及物华楼首饰铺银匠邱九，被抢走的祭器也全部查获追回。宝兴将侦破此案的情况迅速上奏，要求将案犯及银匠押解京师刑部严厉审讯，按律治罪。道光帝闻奏后，很是高兴，对宝兴迅速破案深表满意，并同意在京师审讯。经过一个月的审讯，案情审清，各犯均供认不讳。
原来，这些人均是东陵的在册旗人，其中赵五即幼丁扶伦、刘四即幼丁长庆、张辉即幼丁古隆阿，属于低级杂役人员，这些人皆因生活贫困，好吃懒做，还嫖赌打架，经常聚在一起，他们听说最近宝华峪妃园寝有祭祀活动，看守也不严，于是就萌发了抢劫念头。
刑部将审讯结果及处理意见上奏。道光帝做了部分改动，最后做如下处理：将赵五、刘四、赵四、连英、恒住五犯杖徒，销除旗档，刺字，交兵部解送马兰镇地方，各枷号两个月示众。张辉、邱九枷号一个月，满日后分别鞭责发落。其中连英是被领养的，也不准留养，赶出东陵地区。对失职的官员、差役等也分别进行了相应的惩处。此案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处理结案。
虽然，这一偶然的刑事案件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事实上，这却是一件更大政治刑事案件要发生的前兆，只不过这前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人们也根本无法想得到。这件事情所暴露出来的时代特色背景是那么的复杂和沉重，或许这是一个在现在也无法弄清楚的历史小故事。这块风水宝地包含着的，不仅仅有人文地理学，还有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学，甚至还暗含着某种人生中很多不可理喻的宿命。
道光帝宝华峪陵寝的厄运在人为感情因素下，还是爆发了出来，不可避免地在历史上演变成一场国家和国人的共同灾难。宝华峪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古墓历史上被抛弃的尘埃、人类生存土地上一片荒芜的废墟。
不可否认的是，茫茫的宇宙间存在着各种物质的能量和信息，在这些信息里面，隐藏着无数我们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有用的和无用的事情，只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有效地捕获、破解这些，这就致使我们身边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能预料的和不能预料的事情。那么，作为已经发生了的清东陵宝华峪陵寝的诞生与消失，到底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呢？我们有必要从道光帝本人开始说起。第一章“天”降新君
一、高贵的出身
道光帝，爱新觉罗・�宁，大清帝国的第八任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十日，是嘉庆帝的第二个儿子，原名绵宁，继位后改名�宁。他 39岁登基，在位 30年，是清朝十二帝中唯一嫡子继承皇位的人。道光帝的生母喜塔拉氏是嘉庆帝�琰的原配皇后。她是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之女。�琰15岁的时候，在乾隆帝主持下两人结婚。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年 9月16日），绵宁在紫禁城的撷芳殿降生了，此前，绵宁的生父�琰已经被秘密确定为皇位的继承者，所以一直陪伴乾隆帝在皇宫中居住生活。�琰当上皇帝后，册封喜塔拉氏为孝淑睿皇后。因此，绵宁成为唯一一个在皇宫中出生的皇孙，当绵宁 16岁的时候，红颜薄命的喜塔拉氏，只当了一年多的皇后就生病死了。绵宁小的时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读书时代的作品后来汇编成一本《养正书屋全集》。他不仅受到他生父的关爱，还受到了他的爷爷乾隆帝的特殊照顾，因为他是乾隆帝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儿子，在乾隆帝看来，也许他的这个孙子，日后就是皇位的继承者。当然绵宁本人也很有出息，在众多皇子中，绵宁不仅显得聪明，也喜欢读书、爱好学习。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居住在毓庆宫，并在上书房读书。不仅如此，�宁也很好武，在 10岁的时候，即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1791年 9月 19日），他跟随爷爷乾隆帝在围场狩猎，居然射毓庆宫宝（主要用于与毓庆宫有关的文献集）中一头小鹿，深得乾隆帝的夸奖，因此，还得到了花翎、黄马褂的奖励。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乾隆帝特意作《威逊格尔行围志事诗》一首：尧年避暑奉慈宁，桦室安居聪敬听。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
如果说这时候的绵宁在胆识武功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话，那么，在后来的“癸酉之变”，即天理教教徒攻打紫禁城事件中，他的表现则是“早有蜻蜓立上头”了。在一次突发事件中，绵宁出色的表现，可以证明他有与众不同的才能：临危不惧！且身手不凡。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嘉庆帝到避暑山庄，很巧的是，这时候的天象观测中发现了彗星，当时很迷信的人都相信：大清要倒霉。于是，这次活动主要策划人、天理教的首领之一林清，决定于九月十五日（10月 8日）起义，并直接攻打皇帝的老巢――紫禁城。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量，就是因为皇帝未在宫中，防守力量薄弱，警惕性不高，另外他们在紫禁城中有内应：几个欲谋反的太监，届时会配合他们的行动。
那天中午，近百名天理教徒分别突袭紫禁城东西两门――东华门和西华门。东华门守军反应机敏，立即关闭城门，混乱中，只有 5名天理教信徒冲了进来，算是自投罗网，立即被禁军擒杀。而西路的起义者却得手了，有 50多名教徒冲进了西华门，皇宫中一片大乱，太监、宫女慌乱自不必说，就连嘉庆帝的后妃也大喊大叫起来，当时虽然集中了一些守军和太监，也赶来了一些在京师的大臣，但是这些人对于乱匪到底有多少人，都冲到哪里了，均一无所知，因此也六神无主，很是慌乱。
当时绵宁正在上书房读书，得知发生匪民叛乱冲击皇宫突发性事件之后，异常镇静，急忙命人取来腰刀、鸟枪、撒袋，令太监站在墙头观察敌情。他先在养心门打死了两个匪民，然后令人快马向嘉庆帝奏报这次突发事件，同时下令关闭城门等待援兵，并到储秀宫安慰后宫主妇，还带领侍卫到西长安街搜查漏网匪民。绵宁这一系列的有条理行动安排，不仅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同时还表现出他高超的指挥调度才能。
通过这次事件，绵宁在众大臣中的威信大增，嘉庆帝也特别高兴，于是，在回北京的途中就晋封他为智亲王，加俸银一万两千两，同时，将他所使用的枪命名为“威烈”。而此时的绵宁，则表现出一副谦恭谨慎、不骄不傲的样子，他说：“事在仓促，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这种不矜不伐的高贵气度，让几乎所有的朝臣都认为，将来绵宁肯定是皇帝的接班人。这时候的绵宁，在是否能继承皇位的游戏规则中，已经明显占有三大绝对优势。
一、属于嫡出。他是嘉庆帝原配皇后孝淑睿皇后所生。
二、排行最大。虽然他有一个哥哥，但是早死，他是实际上的长子。
三、立过大功。绵宁在镇压林清之变中为朝廷立过大功，并因此第一个得到亲王这一最高爵位。
虽然他在立储方面占据了三大明显的优势，而且在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 5月 14日），刚刚亲政的嘉庆帝也秘密确定了只有 18岁的绵宁为储君，但在历史上，绵宁继承皇位时，还是出现了不少的曲折风波。因此，绵宁继位是否合法，至今也是令人不解的历史谜团。人们对此争论不休。
二、仓促的继位
当历史的指针转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时候，嘉庆帝已经 61岁了，虽然他身体较胖，但看起来精神依旧饱满，气力和体力也是相当不错的，于是，嘉庆帝决定在农历七月份举行一次木兰秋�。
所谓的木兰秋�，简单地说就是皇帝带领皇子、王公大臣等到承德长城以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说是狩猎，实际上是有三个目的的，一是为了教育皇子、王公大臣继续发扬满族习武崇武的传统，二是拉拢强化蒙古各部的一种政治手段，三是借此机会宣示武力大练兵，而嘉庆帝的这次木兰秋�，还另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暗示，即将准备发兵对新疆喀什张格尔叛乱进行平反，因为用意深刻，嘉庆帝对这次狩猎活动特别重视。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1820年 8月 26日），嘉庆帝自圆明园起程到承德秋�，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后来的道光帝�宁）和皇四子瑞亲王绵忻随行。当七月二十四日到达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的时候，嘉庆帝就感到“圣躬不豫”，但没有在意，于是照例进行了一系列的礼仪活动，到木兰图之合围当地城隍庙拈香，到永佑宫行礼。并在七月二十五日白天还接见军机大臣、批阅奏折，但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嘉庆帝就暴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
国不可一日无主。嘉庆帝突然死去，皇位的继承则成为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于是，绵宁在承德继位，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在京城之外即位的皇帝。事后，虽然道光帝曾明确地说：“予弱冠即蒙皇考殊眷，默定储位。”但在史学界，�宁的继位却留下了众多的争议。在清朝，皇位的继承没有采取前朝嫡长继承制，即皇帝的正牌皇后生的大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所谓的嫡长继承制，就是皇位的继承者必须符合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一、立嫡不立庶；二、立长不立幼。通俗地说就是，即使都是皇帝的儿子，也要分出皇子之间的高低贵贱。皇帝的女人不是分三六九等吗？那么他们生母的身份等级就决定了他们出生身份的高低贵贱。因此，对于是否能继承皇位，首先考虑皇子是否是皇后生育的，其次就是皇后生育的儿子中，岁数最大的则能当选上皇太子。假如皇后没有生育皇子，那么，皇子中岁数大的则当选皇太子。
努尔哈赤在立长子褚英失败后，就决定汗位的继承采用推举制度，清太宗、顺治帝就是这样产生的。康熙帝则是由于顺治帝的遗诏当上皇帝的。
康熙帝在继承先皇遗诏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吸收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度，立储采用公开形式，即在皇帝生前就预先册立皇太子，诏告天下，以备承嗣皇位。然后由于在皇帝生前就诞生出皇太子这一老酒新装的职位，于是，在皇权政治中心之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不仅不利于皇权的集中管理，还容易造成皇权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皇太子一旦病死或者被废，其他的皇子或大臣很容易明争暗斗争抢皇太子之位，发生不应该发生的悲剧，甚至威胁到皇位的安全。最终康熙帝没有能摆脱自己酿造出的苦果，自己创建的公开立储制，不仅失败，而且自己也落了个不明不白的死亡。雍正帝即位后，根据以往的教训和自己的继位经验，创造了清朝独特的皇位继承办法，于是，秘密立储制诞生了。
所谓的秘密立储，就是在皇帝生前照样确定皇太子，只不过不告诉大家谁是皇太子，皇帝把亲自密书皇太子名字的“御书”藏在一个小匣子里，然后密封，藏在乾清宫内最高处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在皇帝临死前，再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打开匣子，取出御书，共同观看，由御书上所指定的人即皇帝位。在公布皇太子之前，因为谁也不知道谁被秘定为皇太子，所以被暗定为皇太子的皇子与其他的皇子一样，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生活。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将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召到乾清宫西暖阁，向他们正式宣布秘密立储之旨：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秘密立储制度的创立，既可以达到“立国本已固人心”的政治效果，还能杜绝在皇权之外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出现，同时能避免诸皇子争夺储位等弊病。乾隆帝、嘉庆帝都是秘密立储制的受益者。
虽然绵宁在当时已经是人们心中默认的皇帝了，但皇位继承毕竟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情，而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继承皇位也要走一定的法律程序。这里所说的程序就是要有老皇帝临终前当着群臣面所交待的遗嘱或任命。而在清朝的合法程序就是雍正帝所创立的秘密立储制度，由皇帝生前写一道死后才发生效力的诏书，诏书写上下一代君主的名字，藏于匣，再将匣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万一皇帝驾崩来不及当面任命新皇帝，那么大臣们就可以取下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匣，然后“公启匣，宣示御书”，拥立新君。
因此，道光帝是否是合法的皇帝，按理说，看他是否是遵照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那个
匣里面的谕旨规定，就知道了。因为挂有“正大光明”匾的乾清宫在北京，那就只能派人到北京查看匣内的传位诏书。可问题恰恰在此，嘉庆帝死后仅几个小时之后，绵宁怎么就继位当上了皇帝呢？
根据历史记载，嘉庆帝去世 40余天后，军机大臣在奏折中说：“大行皇帝不豫，神明稍衰，故无一言相遗。”这也就是说，嘉庆临死时，已经不能言语，神智都不清楚了，就不存在当面任命绵宁为皇位继承者的一幕。那么是否存在查看传位诏书的可能呢？北京与承德之间遥遥几百里之远，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的电报、电话等现代化通信工具，飞机、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也没有，信息和物资等只能靠马匹等笨拙的方式来沟通和交流，效率是很慢的，因此承德方面的信息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传到北京，而北京方面的信息也不可能传到此时的承德。既然没有嘉庆帝的当面任命和传位诏书的查看过程，那么绵宁是根据什么当上的皇帝呢？
对此，历史上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各自的说法，但前后矛盾，彼此抵牾，因此道光帝继位这件事情给人留下了重重迷雾。下面就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两种说法。
一、官方说法。 作为官方的《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都记载有嘉庆帝死和道光帝继位的过程。这两个实录把道光帝的合法继位说得很圆满。《清仁宗实录》上记载：上（嘉庆）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宁）。《清宣宗实录》也有记载：仁宗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宁）朱谕一纸。戌刻，仁宗崩 ......扈从诸臣，遵奉朱笔遗旨，请上即正尊位。上号恸仆地，良久方起。
对上面的记载，懂得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清仁宗实录》是道光帝修纂的；《清宣宗实录》则是道光帝的儿子咸丰帝修纂的，所以两朝官方实录都是一致的，因为道光朝修纂的实录必然按照自己意愿记述道光是怎么合法继位的，而咸丰帝也不会违背他皇父修纂的《清仁宗实录》的。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事情真的像两个实录上所说的那样吗？其实不然，因为一道皇太后的懿旨道出了天机的漏洞。嘉庆帝有两个皇后，第一位是道光帝的生母孝淑睿皇后，她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生了第二个儿子就是绵宁。但孝淑睿皇后在嘉庆二年，也就是绵宁 16岁的时候病故了。于是在这一年，嘉庆帝又立了一个皇后，即第二任皇后钮钴禄氏孝和睿皇后。孝和睿皇后有两个儿子，即皇三子绵恺和皇四子绵忻，但她对绵宁很好，母子相处的很融洽。因此，当孝和睿皇后在北京得知嘉庆帝暴死的消息后，立刻利用她已是皇太后的身份，给远在承德的绵宁，下了一道六百里加急懿旨，懿旨里面指定绵宁为新皇帝：
......大行皇帝御极以来，兢兢业业，无日不以天下国家为念。今哀遘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这道懿旨的大意是说，嘉庆帝突然死了，唯恐来不及任命新皇帝，而皇次子绵宁秉性端重，还正好在承德，为了安慰死去的嘉庆帝，并稳定国家政权，我令留在京城的大臣，传旨给皇次子绵宁，让他立即继位当皇帝。
七月二十九日，绵宁接到懿旨后，真是感动极了，跪在地上磕头，泪流满面地感谢皇太后的恩典，并复奏皇太后说：
子臣（绵宁）跪奏：
本月二十五日，皇父圣躬不豫，至戌刻大渐 ......维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恭启匣，有皇父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绵宁）朱谕一纸。该大臣等，合词请遵大行皇帝成命，以宗社为重，继承大统。子臣逊让，至再至三。该大臣等，固请不已。本日（二十九日），恭奉懿旨，子臣即正尊位。皇父、皇母，恩慈深厚，子臣伏地叩头，感悚不能言喻 ......谨将匣所藏皇父朱谕，恭呈懿览，谨缮折复奏，恭谢慈恩。七月二十九日。
道光帝的这道谕旨意思是说，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 5月 14日）7点多，嘉庆帝快进入昏迷状态的时候，召集了他和众大臣，当面开启匣，宣读确定他为皇太子的决定。众大臣也恳请他不要辜负嘉庆帝的决定，他再三谦让推迟。后来又接到母后的任命决定，自己感恩流泪。现在，就将匣内所藏的传位诏书，送往北京给皇太后验看。
值得注意的是，《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上还有如下记载：
二十六日，“命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二十七日，“谕内阁，朕缵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 ......”本日，“又谕，著派吉伦泰，带领太监二名，驰驿回京至圆明园，著苏楞额、阿克当阿，传知总管太监，奏明皇太后。令吉伦泰面叩请安”。
从这里可以看出，嘉庆帝临死时没有来得及当面任命新皇帝，众大臣也没有找到传位诏书，而是道光帝先继位后才找那匣诏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没有找到，因此他想到了皇太后这招棋，于是就出现了绵宁令吉伦泰与皇太后当面请安的这一戏剧性的一幕。这里可以这样理解，有谕旨就可以说明继位问题，那就没有必要当面向皇太后请安了，既然出现当面向皇太后请安，那么，这其中必然有不能写出来的秘密，不写出来就只能口头传达。
那么，什么样的秘密只能口头传达呢？在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拜求皇太后写一道懿旨来直接任命绵宁当皇帝。也就是说，假如最后也没有找到传位诏书，或者找到的传位诏书上写的不是让绵宁当皇帝，那么此时的绵宁不仅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当了皇帝，而且还可以借助皇太后的威信作为法律依据，证明自己当皇帝是合理合法的，或将找到的写有自己名字的诏书再次拿出来，或将并没有写有自己名字的传位诏书销毁，或者利用这延长了的时间空隙，造出一份假的传位诏书来，这一切都是很有可能的。
皇太后知道绵宁没有找到诏书，而且也已经继位成功，于是干脆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下了道前面所说的那个任命懿旨。要知道，清朝制度并没有赋予太后立皇帝的权力，而皇太后所下达的那道任命继位诏书，已经违背了清朝祖制中的“后妃不能干预朝政”的家法。干预皇位继承，其实质是对皇权的侵越。当然了，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只要皇帝不追究，朝臣是不敢胡言乱语的，因为这关系到新皇帝的地位问题，而对于新皇帝来说，皇太后所下的任命诏书，对自己继承皇位这件事情，真是太有利了，于是，他就表现出只有尊奉的理由，没有追究的道理。
不过，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那道任命懿旨无意中告诉我们，嘉庆帝临终前召大臣“公启匣，宣示御书”，立绵宁为皇太子，然后绵继位的这件事情，肯定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其理由有四个：
其一、如果是看匣才能继位的话，绵宁就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后就继位当皇帝。因为按理说，放有传位诏书的匣应该放在北京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或者雍正帝曾藏过传位诏书匣的圆明园。
其二、据记载，嘉庆帝临死时，已经神志不清，不能言语了，不可能还召集大臣“公启匣，宣示御书”。
其三、既然有匣在身边作为绵宁继承皇位的法律依据，那么，皇太后就没有必要下那道任命懿旨，因为在下懿旨之前，也就是嘉庆帝死后的第二天，已经有准确的记载说明绵宁派人回到北京，皇太后应该知道嘉庆帝已死的消息，除非说明没有匣，而先瞒着皇太后偷偷在北京寻找匣。最后看要瞒不住了，才告诉皇太后，由皇太后出面下任命懿旨。
其四、那道被视为神圣的具有法律依据的、能证明绵宁是合法继位的传位诏书和匣，现在也没有人见过。
综上所述，官方记载的绵宁匣继位是一派谎言，是不可相信的。那么，再来看看来自民间的说法。
二、民间说法。
嘉庆帝驾崩后，随驾的四位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和文孚，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就赶紧找秘密立储的这个匣，在哪儿找呢？就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来找，翻箱倒柜，一个一个来找，突然在嘉庆生前的那个随身太监那儿找到了一个小金盒，这个小金盒引起大伙儿的兴趣，托津和戴均元等就捧着这个小金盒找钥匙，但没找到，托津在情急之下，把小金盒的锁拧开了，打开这个宝盒一看，里头有嘉庆帝的传位诏书，上面说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年 5月 14日），立皇次子绵宁为皇太子。由于找到了这个小金盒，发现了嘉庆帝的遗诏，这就为绵宁的顺利继位找到了法律依据。《清史稿・托津传》、《清史稿・戴均元传》都有对这件事情的记载。其中，《清史稿・托津传》记载：
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托津（1755―1835），富察氏，字知亭，满洲镶黄旗人，尚书博清额子，乾隆中期，授都察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银库郎中。改御史，迁给事中。自嘉庆十年（1805）开始任军机大臣，又任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东阁大学士，可谓枢密老臣、朝廷重臣。《清史稿・戴均元传》也记载：
二十五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戴均元，乾隆进士，官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
戴均元（1746―1840），字修原，号可亭，清代大庾（今大余县），客家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典江南，湖北乡试，督四川，安徽学政。嘉庆二十年，协办大学士。逾年，授军机大臣，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
另外，包世臣所撰写的《戴公（均元）墓碑》文，也记载有当时寻找并开启匣的情状：在嘉庆临终前，托津、戴均元督促太监，翻箱倒柜，寻觅立储密旨，最后在近侍身上找出了一个小金盒。众人把小金盒拧开，找出了遗诏，立即宣布绵宁即位。故而这里说托津、戴均元为道光的登基立下了功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载，同《清史稿 ・宗室禧恩传》上的记载是不一致的。《清史稿・宗室禧恩传》上说：
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这里的意思是说，禧恩以宗室身份陪同保护嘉庆帝，而嘉庆帝突然死在承德避暑山庄，于是，禧恩建议立绵宁为新皇帝，说绵宁有平定叛乱的功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据理力争，众臣仍不能决定下来。后来找到匣里的传位诏书，众大臣才立绵宁为新皇帝。
通过《清史稿 ・宗室禧恩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嘉庆帝临终时并没有当着众臣的面宣布绵宁为储君。禧恩建议立绵宁继位时，还没有开启匣，否则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不会犹豫，也不会在禧恩与众臣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执。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首先，打开这个小金盒的时候，没有记载绵宁在场，这个小金盒按照当时的祖制家法来说，应该搁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后面，怎么会在承德避暑山庄？并且不是马上找到的，而是找来找去，翻箱倒柜，最后是在贴身太监身上才把它找到的。那么，这个小金盒里面的遗诏是真是假？小金盒的突然被发现是否是有人精心策划？还有，作为宗室的禧恩，只是内务府大臣，按照“家法”，根本无权力参与干涉皇位的继承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冒着逾制的巨大风险，不仅提建议，并且是力争让绵宁继位当新皇帝呢？
这里是很值得人怀疑和思考的。于是，有人这样解释，那是因为他认为只有绵宁才有资格和能力当皇帝。起码他作为宗室代表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只有确定国家新君主，才能给老皇帝发丧：告知天下臣民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已经继位。因为皇帝代表一个国家，皇帝丧是国家大丧，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
至于匣为什么没有藏在北京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而是被嘉庆帝随身携带，有人这样解释：雍正帝所创建的秘密立储制，在乾隆朝发生了改变，即乾隆帝在第二次秘密立储的时候，将匣的存放地点从“正大光明”匾后改为“随身携带”。因为雍正帝所立的秘密立储制，是书写两道相同的传位诏书，一道放在“正大光明”匾后，一道则随身携带。乾隆帝经过实际情况，将之加以改进，去掉了那道放在“正大光明”匾后的诏书，认为那是多余的一道手续，还是将传位诏书随身携带更为安全、更为有效。于是，嘉庆帝遵循皇考乾隆帝的做法，也将自己的传位诏书随身携带，以备不虞之用。果真这样的话，那么，匣没有存放在“正大光明”匾后就有了根据，在嘉庆帝身边太监身上找到那个装有传位诏书的小金盒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按照这个推理的话，当时的人们找到的那个传位诏书，很可能就是真的。
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雍正帝立储君乾隆帝时，是写了两份相同的传位诏书，一份就是公开宣称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另一份则藏于自己经常居住的圆明园。所以《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上才会出现绵宁在承德找不到传位诏书，两次派人到北京圆明园的记载。《清史稿・宗室禧恩传》的记载，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因为绵宁在登基大典举行完的第十天，即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1820年 10月13日），道光帝就抓住了嘉庆帝“遗诏事件”，并以此大做文章，将曾对他继位犹豫的两个主要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赶出了军机处，并降了四级，对军机处的卢荫溥、文孚则各降五级，留任军机处行走。
原来，按照惯例，每位皇帝驾崩后，都要以他的名义发布一道“遗诏”，以示对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期望。说是嘉庆帝的“遗诏”，实际上是新皇帝命军机大臣以先皇的口吻拟定的。而军机大臣在拟写嘉庆帝遗诏的时候，由于大意，还出现了致命的疏漏，将遗诏中的部分内容，错写成了这样的文字：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热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
从这道“遗诏”的内容来看，很显然，这是模仿嘉庆帝的口气写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帝王死在外面，历来有之，何况避暑山庄是先皇每年都会来的行围打猎的地方，并且我的皇父乾隆帝还是在避暑山庄降生的呢，因此，我死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原先清政府一直把乾隆帝出生地点说成是在北京的雍和宫，而此次作为最重要的官方布告天下的告示，则前后矛盾，把乾隆帝出生地点写错，很显然，这是不能容忍的也不应该发生的常识性错误。后经过修改，整句话变成：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热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
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死在外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何况避暑山庄是先皇每年都会来的行围打猎的地方，并且我的皇父乾隆帝的画像还悬挂在这里，因此，我死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为什么遗诏没有全面重新撰写，据分析，这里有一个主要原因，当时遗诏发布后是要被追回收缴上来的，不能再做大的改动，只能在局部有一些小的改动，于是才出现了上述遗诏的样子。
虽然这错误不小，但这并不排除绵宁有对不支持自己的重要大臣打击报复的嫌疑，这是杀鸡给猴看的一种手段，因为绵宁作为一代君主，帝王专有的权力大棒也是玩得很好的。于是在绵宁正式登基不久，卢荫溥、文孚也被赶出了军机处。也就是说，在�宁正式当上了皇帝之后，嘉庆朝的军机处四大臣全部被撤换掉，而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这四个人，不仅仅是嘉庆遗诏的撰写者，还是公启匣的见证人，看来，也许这四人的厄运真的与绵宁继位有一些微妙的关系。
八月十日，为了避讳，还在避暑山庄的绵宁，就将自己的原来名字“绵宁”，改成了“�宁”，这是根据乾隆帝关于孙子辈中新皇帝名字中将“绵”改成“�”的规定做的。并按御名缺笔惯例，将“�宁”写作。尽管绵宁继承皇位一波三折、扑朔迷离，但是这次国家权力的交接还是平稳的、和平的，历史最终还是将绵宁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820年 10月 3日），�宁的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正式举行，宣布：年号道光，以明年为道光元年。至此，中国的历史再次站在新的政治起点上，但此后的中国却开始进入了跌宕起伏、剧烈变革的晚清社会时期。
但就�宁继位这段历史来说，不管其事件过程多么的曲折复杂，他的确是这次皇位继承事件中获得支持率最高的人选。并且，他得天独厚地占据了三大优势：
第一，皇太后和他弟弟瑞亲王绵忻同意他继承皇位；
第二，宗室贵族、禧恩等支持他；
第三，四个军机大臣在场同意了。
在太后、宗室、朝臣这三个方面的强有力支持下，�宁和平继位的结局，避免了在皇位继承上的骨肉相残，最终他成为大清帝国新的掌舵人，是政治胜利者。
三、装穷的皇帝
�宁继位成为大清国第八位君主道光帝之后，面临着各种政治和社会矛盾。国家日益衰朽，官场懈怠、贪污腐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程度。
据朱克敬的《瞑臣杂识》记载，军机大臣曹振镛一个门生向他请教当官的秘诀，曹振镛告诉他：“少说话，多磕头。”一句话就道出了当时官场腐败的实情。而且，大清帝国的国势运行到了道光朝的时候，如日中天的“康乾盛世”面纱此时已经被彻底揭去，清王朝这艘巨船在历史进程的污流浊水中，无可奈何地悄然滑向了暮色黄昏。由于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日益恶化，被强夺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流浪街头，靠乞讨为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使得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中华大地腐尸遍地，哭声凄惨。古语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说法，于是精力充沛，欲大展雄心抱负的道光帝，决定用两条腿走路的形式，全力以赴、以身作则地想尽快改变国家现状。
皇帝号称“富有四海”，享有世间所有的富贵荣华。作为皇帝能象征性做节俭的样子，在封建社会里是很少有的，在清朝则更是仅有道光帝一人。道光帝的这一决心不但很大，而且耐力也很持久，他要给众臣和百姓看看：皇帝不仅也能做到节俭，并且还会做得很好。对此，道光帝不仅以天子之尊毕其生如一日地崇尚节俭，而且把节俭看成是自己人生的最大乐趣和一生追求的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因此，道光帝在大力整治国家政治的同时，也想到了开源节流减少内需的办法，于是非主流的厉行节俭行动开始了。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日（1821年12月 2日），道光帝正式颁布《声色货利谕》，从“声色”、“货利”两个方面，阐述节俭的重要性和沉溺的危害性，推行节俭的同时，并要求自己和臣民要永远遵守《声色货利谕》。
事实上，道光帝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先士卒，率先穿起了补丁衣服，吃起了粗粮，菜也不过四样。就连衣服的洗涮也是一个月才换洗一次。他的崇俭戒奢的思想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也体现在对皇室成员的具体要求上。他不仅将皇宫的经费降到每年二十万两，并要求后妃平时不能吃肉，妃嫔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公主出嫁的费用不能超过 2000两白银。外出巡幸、木兰秋�、营建宫殿、梨园声色等活动上，他更是能免则免，不能免的则节约。
据说，为了真正达到节流开支的目的，他曾专门与为皇宫服务的内务府在节约上作过较量。《春冰室野乘》记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天，道光突然想吃片儿汤，这是民间一种最普通的面食，派太监跑去跟御膳房一说，不料厨师一口回绝，不会做。道光帝没吃上片儿汤，也没当回事儿。不料第二天早上，内务府大臣请见皇帝，说有重要事情请示。道光帝赶紧召见，一问，原来是内务府奏请增设专制“片儿汤膳房”一所，提出了近万两白银的开办费，道光帝一听，吓了一跳，立马就回绝了。后来，道光帝听说前门外饭馆有卖片儿汤的，价钱也不贵，一碗片儿汤四十文制钱，于是就叫太监去买。可是去买片儿汤的太监很快就空着手回来了，说前门外饭馆那家饭店已经倒闭了，没倒闭的也不卖片儿汤了。但不管怎么说，内务府的高价“片儿汤膳房”最终没开成。
以上虽是野史传说，但就道光帝雷厉风行的节俭做法，一时间也在社会上造成了民风很纯朴的影响，道光帝看到后，自然也非常高兴。于是，他进一步把这种节俭的做法运用到了国家军力上，把不该节省的也开始节约起来：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后，立刻削减兵力和军备费用；鸦片战争期间，一再削减军力，降低军费的开支，以至于后来他成为了主和派，并签订了中国历史上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帝的节俭只是节俭了小事情，节俭了局部利益。而把必要的开支节俭了，那就是吝啬，一个大国的君主没有想尽办法开源增收，却总在细小的地方斤斤计较，反倒有舍本逐末之嫌，结果丧失了一代帝王的尊严。
道光帝以帝王之尊，一生谨小慎微、节俭治国，以至于落得一个“抠门”皇帝的绰号，本来，他的那种节俭精神还是有点值得提倡的，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节俭成性的皇帝，却在自己陵寝的建造上大出风头，他的陵寝不仅耗资巨大，违背了皇家父子分葬的祖制，而且还搞过一次陵墓一拆两建的阴宅搬家活动，那么，道光帝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常的举动呢？第二章死后的归宿
一、计划的破灭
封建帝王认为，山陵关系到帝运之盛衰，国祚之长短。因此，在他们心目中陵寝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洁之地。
由于皇陵关系着个人与祖宗基业，封建帝王从登基坐殿一开始，往往将自己陵寝安排在首要的事务中。以“守成”自诩的道光帝即位之后，反复标榜自己一定会“敬天法祖”遵守祖宗旧制。于是，他继位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墓，然而这件事恰恰是他一生中办的最不光彩的一件事情，等于自己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原来，作为封建社会的清王朝，依照前朝惯例，也建立起了自己的陵墓群，当时间到了嘉庆年，清王朝已经陆续地在北京附近建造了两处大规模的皇家陵墓群，即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和易县的清西陵。那么，道光帝应该把自己的陵寝建在哪里呢？其实，这并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乾隆帝已经把这个后世子孙到底葬在哪里的问题给解决了。在清西陵未出现前，子随父葬，天经地义。但雍正帝别出心裁，偏偏选择了远离自己皇父康熙景陵的易县，建立了新的陵寝――西陵，因此，大清帝国就出现了两处清代陵墓群。
为了不使祖父寂寞，不让后世子孙冷落了康熙帝，于是，乾隆帝在嘉庆元年规定：从他开始，以后的皇帝陵墓均要采取“昭穆次序、隔代埋葬”的方式分葬在东陵和西陵，这样两座皇陵就能永保旺盛延续香火。并且还能减少扰民，降低开支，不会因为皇陵陆续的建立而搬家拆迁。为此，乾隆帝不仅把自己的陵寝建造在东陵，并亲自将自己儿子嘉庆帝的陵寝选在了西陵，以身作则，以此示范子孙。在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专门下了一道谕旨，在谕旨里，乾隆帝不仅解释自己这样做的意义，还为此特意作出了子孙安葬制度的规定：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远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此谕。
以上就是乾隆帝所创立的清朝独特的父子分葬制度，史学界称之为“兆葬制度”。为了证明这么做的好处，乾隆帝在上述谕旨中还特别说明：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
乾隆帝的解释大概意思是说：遵化、易州两地好的陵址很多，就不要另选他地新建陵址了，以免妨碍百姓生活，并要求自己的子孙要遵守自己的规定。
尽管如此，乾隆帝还是不放心，为防止他的哪位子孙像他父亲雍正帝那样，另立门户，再整出一个什么新的南陵或北陵来，于是，乾隆帝再次下了一道谕旨：前经降旨以嗣后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西陵界内分建，不必另卜他处。但堪舆术士每多立异邀功之习，所言最不可信。即如朕选择万年吉地时，定于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而进爱又欲改卜，经朕查出，即将进爱治罪示惩。万世子孙皆当以此为法，庶不为形家之言所惑。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帝不仅再次强调自己的子孙“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西陵界内分建，不必另卜他处”，并且硬性规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乾隆帝的这句话意思是说：我的子孙必须遵循我的规定，永远遵守，千万不要在东西两陵之外另选新的陵址了，以免影响百姓的生活。由于有此项规定，于是，嘉庆帝葬在了西陵，而按照规定，道光帝就应该是葬在东陵，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的简单。
道光帝即位后，并没有选择自己的陵址，而是直接下令在北京西南郊的王佐村（今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为自己建造陵寝。道光帝为什么将王佐村定为自己的万年吉地呢？原来，那里安葬着曾与他朝夕相处 13年之久的结发妻子孝穆皇后钮祜禄氏。嘉庆元年（1796），钮祜禄氏与只有 15岁的道光帝成婚，那时的道光帝，还只是一位皇子，钮祜禄氏就已经成为他的嫡福晋 。但红颜薄命，结婚不到 13年，只有二十几岁的钮祜禄氏，便于嘉庆十三年（1808）辞世了。嘉庆帝派文宁、托津、苏楞额在京城附近为钮祜禄氏相度福地，经奏准，选中了王佐村这个地方。经过二年多的紧张施工，园寝建成。嘉庆十六年（1811）十一月十七日，钮祜禄氏以皇子嫡福晋之礼，葬入了王佐村园寝。道光帝即位以后，追赠钮祜禄氏为孝穆皇后，也许是夫妻感情深厚，或者为了节省，总之，道光帝决定将王佐村园寝改建为自己的万年吉地。
尽管众大臣也知道有乾隆帝关于皇陵选址的规定，但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皇帝一个令。没有办法，于是，文渊阁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英和带领精通风水的官员来到了王佐村园寝，按照道光帝的旨谕仔细相度，并试图改建。
名为改建，实际上比重建一座新的皇帝陵的工程量还要大。原先的皇子福晋园寝要全部拆掉，另造地宫，而且还要扩大占地面积，并要迁移走很多村庄、坟墓、庙宇等。经过实地相度、勘测，初步估计，需要迁移村庄 20多处，迁走坟墓 40多座。戴均元、英和等人将调查结果上奏给道光帝，道光帝降旨：“稍可迁就之处不必见方取直。”于是，戴均元等人又将占地面积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压到最低限度，但即使以百丈为度，仍需迁移村庄 1座、坟 3座。然而，道光帝仍旧坚持己见，并这样解释道：朕因孝穆皇后安厝王佐村已阅十年，特派戴均元和英和带领谙习堪舆之人前往周历相度。据复奏王佐村福地局势全美，安奉已久，未敢轻易更动。惟定制，圈桩界内所有村庄坟墓均应拔换迁移，复计为数甚多，今减之又减，以百丈为度，竖立红桩，以分界限，并改建宫门、配殿、神库、营房等项，用符体制。
戴均元、英和都是比较忠正的前朝老臣，知道乾隆帝有“昭穆相建”的祖训，因此，他们对于道光帝不遵祖训，另辟皇家陵区的做法是非常不满的。于是，他们在第二次奏报相度王佐村园寝情况时，就委婉地向道光帝提出了建议：万年吉地规模经始，典制攸崇，仍请恭查高宗纯皇帝敕旨，钦派大臣赴胜水峪左近地方另择吉壤，用符体制。
戴均元、英和的意思是说，皇帝的陵寝乃国家大事，必须要遵循祖制的，可以查询一下乾隆帝的规定，按照规定是最好能到东陵选择陵址。对于大臣的直言之谏，道光帝无言以对，自知理亏，但又不好意思立刻改口，于是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六部“妥议具奏”。以东阁大学士托津为首的大臣，很快就把会议的结果上奏给了道光帝：高宗纯皇帝传有昭穆相承敕谕。我皇上祗�前徽，大经大法悉皆率由成宪。兹当御极初元，例应相建万年吉地，特旨广询博采。臣等悉心恭议，应请皇上式遵祖训，仍于胜水峪附近地方钦派大臣，率同通晓堪舆之人，敬谨选择。俟选有吉地，绘图贴说，呈请御览钦定后，各该衙门敬谨兴修。
大臣们的意思很显然，那就是口径一致呼吁道光帝：应该遵循乾隆帝关于父子分葬的规定，到东陵境内选择陵址。为了加强说服力，托津等人还列举了一系列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一、东陵界内之山为干龙，王佐村之山为支龙。“支龙结穴纵得全美，总不及干龙都会之区”；即东陵的山脉走向要好于王佐村。
二、王佐村园寝福地“西来随龙水，按古法应作之字旋转之势”，“微有未符”，“不合水法”；即王佐村的风水形势不符合帝王陵寝风水的要求。
三、王佐村福地“碍于畚筑，不能添建宝城，亦于体制未符”；即王佐村现有园寝位置，不适合建造皇陵地宫。
四、“迁徙庐墓，虽减之又减，臣等仰见圣心仁爱，仍恐有违约己从民之意”；即皇帝您是一位仁爱之君主，是不会忍心为了建陵寝而令那些百姓因此搬离家园、流离失所的。
五、 在遵化东陵界内建陵，竣工后，将孝穆皇后从王佐村迁葬东陵。“迁葬之事载于古经堪舆诸书，亦所不避，揆之典制，推之礼仪，均为允协”。即在东陵把皇帝陵建好后，可以把皇后棺椁迁过来，这种做法古时就有，符合古代礼仪体制规定。
面对众大臣有理有据、合情合理的奏请，道光帝只能俯从舆情，借坡下驴，不好意思再固执己见了，于是在道光元年（1821）四月二十八日，他在给内阁的一道谕旨中是这样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六部议奏万年吉地请仍按昭穆相建一折，所议甚是。皇祖高宗纯皇帝垂训，我朝景运庞鸿，继继承承，吉地依昭穆次序，东西递建，洵为万世良法，朕自应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选择万年吉地。著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穆克登额、侍郎阿克当阿带同谙习堪舆之人前往周历相度，惟择钟灵坤毓，干脉延长之处以定福基，其四至之宽狭不必过拘。如果地臻全美，即较从前规制稍有俭约，朕心亦以为宜。俟择定兴建后，再为吉奉移孝穆皇后梓宫永远安厝，用符体制。其王佐村一切工程俱著停止办理。钦此。
道光帝的意思是说：我的陵寝还是会按照乾隆帝“昭穆相建”的规定来建造，因为我的爷爷乾隆帝说得好，这样的安葬制度会更令我们大清帝国永远昌盛的。我已经派人带领风水人员前往勘察，一定要选择风水好、能对祖宗之业有延续的地方，只要风水好，陵寝规制规模要比原先设计有所缩减，我就会很安心的。待建好陵寝后，就可以把孝穆皇后棺椁迁移过来，这样也就符合礼仪规制了。现在开始，王佐村所有的改建工程均停止运作。这就是我作为皇帝要表达的意思。
由于大臣们的据理力争，道光帝最终放弃了他原先的打算，决定将自己的陵寝建在东陵境内。也正是因此，大清帝国才没有在关内出现第三处皇家陵寝，道光帝的清南陵计划成为了一场黄粱碎梦。
二、皇陵在这里崛起
由于道光帝在众大臣的劝导下，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欠妥，于是决定遵照祖制，在东陵境内选择自己的万年吉地。道光元年（1821）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