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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岗,陈民镇,王海雷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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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发展论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序

谈到越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先秦时期一度颇为活跃的於越族和叱咤风云的越王勾践，有人进而将於越文化与越文化等同起来。毫无疑问，越文化的兴起与先秦於越和越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於越文化也是早期越文化的主体。但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讲，越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而是一种开放的地域文明形态。一方面，越文化超越了民族文化那种因强烈的自我认同所形成的封闭意识，上升为开放和多元共融的文化体系。这种开放性，促成了越文化在多元互动基础上的发展机制和调适能力，从而能够长期延续，不断发展。事实上，先秦时期的於越族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聚合体，而越国的全面崛起又进一步推动了於越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融会。正因为越文化在其兴起之初就是超越民族文化的开放性社会文化，故战国中期以降，虽然越国走向消亡，於越族也逐渐解体，但越文化却仍然延续下来，并在不断吸取和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中显得日益活跃。另一方面，越文化又突破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结构，形成地域环境下社会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趋向。这种地域特性，意味着越文化具有保持自身特色的内在生命力，进而成为其在讲求高度统一的大一统环境下能够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越国解体后楚文化的大量渗入，还是秦汉以降历代中原政权的政治强力和多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所带来的中原文化的冲击，都没有使越文化丧失鲜明的地域个性。相反，通过吸收、整合、改造、升华，不断地充实自身的内涵，强化个性特征。

越文化是在典型的水乡环境中孕育、成长、发展起来的，有着鲜明和独特的水乡性格。水是灵动的，故越文化有着灵活求实、开放包容的“灵性”；水是柔和的，故越文化有着巧于应对、善于调适的“柔性”；水又是刚强的，故越文化有着刚正坚毅、不断创新的“刚性”。灵性决定了越文化的内在品质，柔性决定了越文化的行为特征，刚性决定了越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三个方面如果分开来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性格，都不是越文化所特有的，但三者有机地结合于一体，则成为越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质所在。

越文化是多层面的。如果我们超越时空范围，从基本形态和范本意义的角度对越文化加以宏观透视，可以将其作三种角色界定：一是文明层面的文化形态。越文化并不是衍生文化，而是有着自身的文明源头和地域体系。从於越文化到越国文化，再到越地文化，集中体现了地域文明的源起、发展和融入中华文明统一体系的历史过程。二是文化层面的文化形态。文化是社会生活中逐渐孕育、积淀和发展起来的，越文化代表了一种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并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融汇过程中反映出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内在结构和活动特征。三是观念层面的文化形态。文化又是一种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它以无形的方式左右着人们的处事行为和活动趋向。越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越地人们的性格和越地社会的思想观念与意识，而且随着其不断发展和扩散，逐渐上升为江南文化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在中国精神文化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围绕越文化的研究相当活跃。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越文化的有关现象和问题开展热烈讨论，提出各自的认识和看法，取得了不少成果。由叶岗教授与陈民镇、王海雷两位青年学者合作撰写的《越文化发展论》一书，便是这方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书系统考察了越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历史轨迹，深入分析了越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形态演变，全面总结了越文化的发展道路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显然，这部著作并不停留于对学界相关研究的简单梳理和整合，而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认识体系。作者将越文化视为中国东南地区典型的地域文化，指出越文化先后经历了先越文化、越国文化与越地文化三个演进阶段，完成了由“野蛮”向“文明”、由越族文化向汉族文化、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三次转型，形成了具有“点状突进”特征的发展模式。应该说，这种分析不仅是越文化研究思路的开拓和提升，而且对于人们深入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规律有着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进一步来看，相对于学界已有的研究，该著作有三个较为鲜明的特色：一是强调整体研究。作者将越文化作为统一的有机系统，分析其不同历史阶段的活动形态和演进趋向，以期宏观地把握越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规律。二是重视理论构建。作者基于对越文化发展过程的系统考察，重点就相关现象作理论分析和探讨，以期形成围绕越文化的发展道路和基本特征的解释体系。三是超越地域视野。作者没有局限于狭隘的地域思维来认识越文化的发展演变，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以寻绎中国文化背景下越文化发展进程的共性与个性，讨论其背后的动因及其影响。

叶岗教授及其所带领的课题组一直从事中国文化研究，有着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对越文化的分析既有宏观的视野，又有微观的实证，所构建起来的论述框架和解释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看法，诸如越文化的三种演进形态和三次发展转型、越文化的发展模式及其“点状突进”特征等，也较为深刻。应该说，该书的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由此，我联想到当前地方文化和区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近年来，各地的文化研究可谓空前活跃，著述迭出，成果纷呈。既有恢宏巨制的大部之作，也有连续不断的系列丛书，还有各具特色的专题汇编。但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研究热潮，也夹带着浮夸、浅薄、狭隘、琐碎的现象，更有甚者，随意演绎，虚张声势；曲解编造，杜撰为实；张冠李戴，东拼西凑。至于所谓的“七仙女故里”探源、“西门庆籍贯”辨析之类，已完全沦为让人笑不出来的荒唐闹剧，诚为文化之莫大悲哀！反观这部《越文化发展论》，固然算不上巨制宏文，却是内容平实而不乏精彩论述，文字简洁而不乏理论深度，笔调淡然而不乏学术严谨。我想，这应该能给今天的地方文化研究带来某种思考。

我出生于绍兴，在越文化的深厚氛围中成长。尽管外出求学和工作已逾甲子之半，但对家乡的眷眷之情却是蕴荡胸中，如同陈年的绍兴酒，经岁愈久，愈显浓郁。因此，见到叶岗教授等人撰写的书稿，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亦为家乡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深感欣慰。对于越文化，我只是在进行有关研究时旁带附涉，谈不上有深入探索和系统思考。前面所讲的一些感想，不过是粗略的认识，权当抛砖引玉之举，聊作这部书的开场白。

是为序。2014年11月于浙江师大

绪论

越文化作为一支典型的地域文化，以其绵亘不绝的发展脉络及高峰迭起的演进轨辙为世人瞩目。经过近万年的涵育，越文化庞大的根系植根东南，而回溯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个中的特殊现象及发展规律有待我们把握与总结。本书撰写的目的，便是力图在厘清越文化发展轨迹的同时，探究其背后的动力与机制，并希望在中国文化与越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从而廓清中原中心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迷雾，纠正那些主要得自于和抽象于中原文化的有关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成说与偏见。这些论旨，不仅寄托于《绪论》，也将贯穿于全书。

一、概念界说及本书的研究路径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本书所涉及的概念、背景及研究方法。首先是“越文化”的界说。越文化是本书的主题，但在实际使用中常常存在混乱的情形。“越”既是族群的名称，同时也是国家、地域的名称。从族群的角度讲，既可以用作百越这一泛称，也可以具体到百越的各个支系，尤其是东南的於越。於越是百越最发达的一支，同时也是史家最为关注的一支，作为国家的“越”便主要由於越所缔造。故此，狭义的越文化即越国文化，指越国时期於越所创造的文化，是一种国别文化。与此相关的是作为考古学文化的越国文化（或直接称作越文化）。考古学文化指同一时期、同一地域遗迹与遗物的共同体，与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存在差异。从时间范围看，越国文化与考古工作者所说的越文化并不一致。依据古史传说，越国的建国要追溯到夏朝少康时期，从文献中夏代纪年的线索看，少康在位时间虽无法落实，但大致在距今3900年前后。这与考古学所研究的越国文化时间段（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相差较多，但却是与马桥文化的上限相当的，而不少学者相信马桥文化便是越国文化的前身。考古学文化的起讫年代未必与历史事件严密对应，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参考标准。而从空间范围看，越国文化也较考古学意义的越文化广，虽然越国后期的势力一度吞并吴地并北上琅邪，但我们似乎很难在山东地区找到纯正的考古学意义的越文化。

至于广义的越文化，则是指百越文化。上述广义与狭义的越文化概念，都并非本书所讨论的对象。这便涉及到“地域文化”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地域文化，主要是指一定地域在各时期发生、发展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具有连续性与地域性的特征。“这些地域文化的自然区域是以周分封之初的疆界为中心范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版图为大体界限”，它们被概称的依据是周初分封的自然区域与各诸侯国的社会结构的结合，并不纯粹是自然区域。实际上，这是一种存在着遗憾的借用，是以后起的名称来界定在此之前一直存在和发展着的事物的做法。然而，舍此我们既无法杜撰新词，也无法借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所列举的地名再缀以“文化”二字以作某种地域文化的概称，因为那实在过于琐碎。这种指称方式的研究，此前已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如《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典便包含了十支地域文化的内容，此外则有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地域文化集成》等。至于浙江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近十多年来的丰硕研究成果已然将“越文化”等同于越国故地从古至今的文化。与地域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发生是多元的，但在发生期内一体化尚未真正形成，而其此后的发展过程则有多元一体的现象；它并非各地域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包含各地域文化在内、由各地域文化逐步融汇而成的文化共同体。其创造主体是中华民族，不独限于汉族，汉族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在于其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非某纯粹民族的专有。“中国”的概念存在变迁，中国文化的空间范围实际上是不断扩大的。在最初，中国各地域的文化各自起源，独立发生，而从“龙山时代”开始逐渐形成共同体文化，经过三代的发展，秦汉以后趋于定型，考察地域文化的发生及发展时需要将其放入到这一宏观背景中去。而长期以来，人们将中原文化视作中国文化的核心，但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轨迹看，没有任何一支地域文化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稳固的绝对核心，只不过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了或重或轻的角色。

既然是地域文化，便不能绕开地域范围的问题。我们依照一般的称述习惯将越文化所植根的地域称作“越地”。关于越地的范围，仍是需要辨析的。不少学者将越文化等同于浙江文化，实际上是将越地等同于今天的浙江省。然而，当代省区的划分是否能符合地域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是有待探讨的。前述狭义的越文化相当于越国文化，那么与此对应，越地也应该指越国的疆域，而不应该包括瓯越、闽越等百越其他支系的范围。因为浙南的文化在一开始便与闽北存在更多同质性，将越文化等同于浙江文化难以合乎实际。越国的版图存在多次盈缩，其中《国语·越语上》“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的记载大致相当于於越的基本分布范围，即南到绍兴诸暨，北抵嘉兴桐乡，东到大海，西至衢州龙游，大致包括今天绍兴、宁波、杭州等地级市以及衢州、金华、嘉兴等地级市的部分区域，主要分布于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以及浙江中西部的部分丘陵地带。以上范围可以说是越国故地，将其称作越地也是合适的。至于与广义越文化所对应的百越之地，不免求之过泛。

不过将越国故地视作越地的一个缺陷在于，不但越国时期疆域变化极大，而且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由于后世行政区划变动频繁，难以有较明确的讨论范围。故此，我们抽绎出“越文化中心地”的概念，即确立于越国时期、定型于五代以后的区域范围，实际上也是南宋以来绍兴府的范围，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相当于今天绍兴市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以及杭州市的萧山区、宁波市的余姚市。虽然经历多次变迁，但以上区域始终作为越文化的基本范围存在。张岱《夜航船》一书的序言所说“余因想吾八越”，“八越”即包括上述八县。袁宏道说徐文长“其名不出于越”，“越”也是指越文化中心地的范围。像《传习录·中》所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即指南大吉刻《传习录》于绍兴府之事。越文化中心地是越文化各时期的核心区域，本书所讨论的越文化空间范围，既照顾到各个时期的实际畛域，同时也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越文化中心地。唯其如此，才能在注意历时发展与动态演变的基础上更加直观地考察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变迁，所以本书所讨论的越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越文化中心地的文化。本书所说的越地，指的是越文化发生与发展的空间范围，具体来说，主要是在越国故地基础上、以越文化中心地为核心的地域。在不同的阶段，越地的范围有所伸缩。在实际使用中，我们需要照顾到历史的具体情形，如先越文化的地域范围远不限于越文化中心地，而五代以后的越地已经基本等同于越文化中心地。

在时间尺度上，我们也不局限于越国时期。越文化作为一支地域文化的发生，无疑要追溯到越国肇建之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而越国覆灭之后，越地的文化仍然在此前的基础上延续。因此我们在尊重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前提之下，将越文化分为先越文化、越国文化和越地文化三个阶段，考察的是在越地尤其是越文化中心地所发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本书的讨论即基于以上时空框架。

先越文化指的是越国创立之前的越文化阶段。这要上溯至近万年前的上山文化，经过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的发展，孕育了越文化的一些基本特质。

结合古史传说，越国文化可上溯至距今3900年左右，这也是马桥文化出现的时期，下限为公元前222年秦并越地。这一阶段，於越已经形成并成为越文化的创造主体。

越地文化阶段自秦并越地至今，於越文化或者说越族文化，已经逐步向汉族文化转变。虽然於越后裔仍活跃于越地，但已经被逐渐汉化。所以於越文化主要指的是越国文化时期於越所创造的文化。需要指出的是，汉文化是奠定于先秦、确立于秦汉以后的汉民族文化。但汉民族本身便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越地文化时期於越后裔实际上是作为汉族参与到汉文化的创造之中。先越文化及越国文化的基因，融入了越地文化的血液，越地文化本质上是汉族文化与於越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更深层次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液，这是与中国历史的总体走向一致的。根据政区的演变，越地文化又可以分为秦汉到南朝的“会稽”阶段，隋至北宋的“越州”阶段以及南宋至今的“绍兴”阶段。在“绍兴”阶段，已经进入“近世化”的历史进程，越文化中心地完全定型，狭义的绍兴文化是这一阶段的文化，广义的绍兴文化则显然要追溯到先越文化阶段。

从先越文化到越地文化，正是越文化发生、发展及转型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地域文化之所以能够成立，正在于历史地理环境的稳定性以及文化创造主体的延续性，因此地域性格相对稳固的状态并不会因外部的干扰而抹灭。这正是本书讨论的一个前提。

越文化又往往与吴文化并称“吴越文化”，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已经将吴越等同于浙江、江苏两省，事实上更确切地应该指苏南浙北的区域。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吴越文化研究之先河，出版《吴越文化论丛》，包括卫聚贤先生《吴越民族》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实为吴越文化研究的权舆。此后，罗香林先生《中夏系统中之百越》、饶宗颐先生《吴越文化》等论著续作开拓。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地域文化研究趋热的背景下，吴越文化研究亦蓬勃开展，以蒙文通先生《越史丛考》以及陈桥驿先生的有关著作、董楚平先生《吴越文化新探》为代表。

近十多年来，浙江学者已经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越文化的论著，将越文化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此前的成果，对于越国文化阶段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这也是起步最早的领域；先越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诸如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与论著，不过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仍是相对缺乏的；至于越地文化阶段的研究，则是目前的一个薄弱环节，现有的论著质量与数量均有所欠缺，这也是需要我们努力突破的方向。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1.研究材料的突破。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的进展深化了对包括於越在内的百越集团的认识，关于百越的起源、流变、迁徙、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过去研究越文化的论著对这些成果吸收不足，我们则充分运用此类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澄清相关疑题；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包括与越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以及揭示战国时期越国在山东地区活动情况的清华简《系年》，均提供了前所未知的新史料，我们也加以吸收；近年来关于越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取得一系列突破，如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充实了“先越文化”的发展序列，书稿充分借鉴了这方面的成果。

2.深入探讨既往的盲点及疏误问题。诸如先越文化的问题，结合新材料作了详尽的梳理，同时对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进行讨论；秦汉时期越地文化的发展，过去越文化的论著往往一笔带过，事实上本时期越地文化的发展具有代表性，反映了秦汉帝国的民族融合、政治统一与文化扩张；“鉴湖文化走廊”的提出，有助于深化对越文化连续性的认识；对越地“近世化”的历程进行了历时的考察。对于过去的一些误解，诸如认为“安史之乱”后越文化得到长足进步等观点，我们予以拨正；越地民族的嬗替与流散，我们结合新材料进行新的探讨；越地人口的演变情况，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加以纠正说明；等等。

3.本课题属于交叉性学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一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遗存等方面的线索进行综合研究，进而将“二重证据法”所涉及的材料拓展至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二是将定量分析与定性论证相结合，适当采用统计量化分析方法，做到“论从史出”、细部考证与宏观把握相结合，避免主观臆断；三是以文化史研究方法为主，兼采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此外，我们将长时段历史研究法应用于越文化发展史。根据材料，将越文化发展史判为先越文化、越国文化、越地文化三个阶段。在章节撰写中，则沿用一般的三段划分，设置为“上古”、“中古”与“近古”。其中，《上古时期越文化的历史发展》一章包含了三个阶段，而中古和近古则纯为“越地文化”阶段。如此处理，有利于凸显跨越朝代的持续性发展现象，亦别于其他文化史著作的处理方式。

4.揭示越文化发生及发展的规律。本书从文化形态学出发，认为越文化是一种半农耕半海洋的文化，并提炼出“点状突进”的发展模式，这既是对越文化发展规律的一种描述，也是对既有文化发展理论的补充和丰富。我们把越文化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及三次转型，探讨主要的发展现象和发展特征，并将越文化研究置于各地域文化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比较之中，从而既揭示了越文化发展的个性，亦在影响与被影响之关系中阐释了地域文化的发展路径和中国共同体文化的形成。

二、中国文化的发生及其地域性存在特征

在深入阐述越文化的历史发展之前，针对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发生之特征作些探讨，亦即揭示在中国的共同体文化形成之前，地域文化的存在是更为先天的，也具有更为充分的本体意义和实质意义；在中国文化发生阶段，各地域文化的发展对于日后的共同体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共同体文化形成之前，“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存在”的现象绵延悠远；在此之后，则是“地域文化的中国化存在”，各地域文化的继续发展均置身于国家的文化共同体的环境之中，渐渐脱离了原有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立发展的路径。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成就，但对文化发生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发生阶段，在这个阶段，统一的中国文化远未形成，文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都在先民各自存在和活动的地域之内进行，因此，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文化的形式存在着的。因而，我们期望能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共同体文化的发生。

文明起源问题是相对于早期“中国”人克服自身的野蛮状态而走上文治教化、礼仪规范和德性修养之路而言的，它与天下、国家、政治等概念的形成和出现紧密相连。文化发生问题是相对于早期“中国”人克服自身的动物状态而走上人之为人、谋求自身以及相应群体的物质和精神发展之路而言的，关注的视野较之文明起源问题更为广阔，而且考虑到根据各地现有的考古学材料所证明的，先民在寄身王朝之前早已在各自的地域以及地域交流之间发生和发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故而我们又更多地关注王朝形成之前的文化发生以及早期发展的情况。这一侧重点的确定，与我们对“文化”较之“文明”有所区别的概念把握有关系。事实上，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有必要对中国文明作更久远更广阔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来，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在此，李先生已由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朝着含义更为丰富的文化发生问题作连续性思考了。

我们认为，虽然文化在日后的发展也会造成本质的某种变异，但其最基本的本质，却是在发生阶段就具备了的，西方启蒙哲学家有一句箴言：懂得了发生便懂得了本质；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话：与生俱来。这一些，都道出了事物发生与日后本质之间的联系；并且，文化共同体在发生阶段，往往以地域文化的形式而存在，“这种具有地域个性的文化现象，成为后来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居民的人文环境，会世世代代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导向”。因此，对于文化发生问题的把握，事实上与学术界对于上述重大问题的理论认识密切相关。这项研究，试图给正在进一步推进着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三代文明形成之间的地域文化现象作为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这一范围和对象的确定，源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1.依据对中国文化发生阶段的基本认识。我们认为，发生阶段的上限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交，也就是说，并不把旧石器时代划入到文化发生阶段内。这是因为旧石器时代主要是由动物变为人、人在与自然界抗争中初步谋求生存的阶段，这从泛义的文化角度出发当然也可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但实际上会使论题变得漫涯无际。与此相对的是，新石器时代较为集中地出现了诸多文化现象，在以生活与生产活动为主体的其他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先民的生产文化、宗教文化、个体和集体的居住方式、艺术活动的技术和水平等等。同时，对文化发生阶段下限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可划在秦的统一，甚或汉武帝以前”。我们认为，就本论题而言，这一下限过于宽泛，而应提前至传说时代的虞夏之交。主要的考虑是国家的形成就喻示着文化共同体的出现，文化至此进入了发展阶段而不再停留于发生阶段。从考古学角度讲，下限应当是距今4300年开始的“龙山时代”。此时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也是虞夏之际。在进入“龙山时代”之前，良渚文化等个别考古学文化已经孕育文明甚至国家，但只有在“龙山时代”，才出现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突进，最早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并辐射周边的共同体文化逐渐形成。

2.依据对文化发生阶段内中国文化地域性存在的认识。在共同体文化出现之前，中国文化以地域文化各自发展的面貌呈现。因此，地域文化较之共同体文化而言，是更为先天的，也具有更为充分的本体意义和实质意义。

这里有必要讨论文化发生的标准问题。1958年在美国召开的关于近东文明起源的研讨会上，西方学者提出了几个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即著名的文明“三要素”：城市的出现而不是简单的聚落；应该有文字；要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这个观点经英国学者丹尼尔（G.Daniel）《最初的文明》的出版而传播于世。此外，一些学者还认为冶金术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标准“是目前考古学、历史学界衡量古代文明的几个最主要的标准、文明的因素。当然只有一个因素，还不能说是文明社会，一般认为要有两个以上的因素，才能算一个文明社会”。在其他文章中，李先生认为这些界说主要是依据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现象，与古代中国是否符合，尚有待论证。

我们在此介绍国际上和中国学者对于古代文明起源标准的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发生的标准问题。鉴于古代文明时代的文化发展程度高于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确定文化发生的标准，可以设想有三种方法：一是降低这几个标准的文化含量，二是减少这些标准的数量，三是换用其他的标准。在这之间如何取舍，其实得看各地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

根据各地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我们以这样几条内容作为文化发生的标准：生产活动已经发展到改良工具的程度，这在各地考古发现中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房屋建筑或墓葬建筑的出现，前者往往表明婚姻习俗的萌芽或形成，后者则部分地说明了古人对生死两判现象的体认或生命意识的萌芽，如果墓葬中有陪葬品并且多寡不一，那么就能说明宗教礼仪的初步出现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初步形成；有一定的艺术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在新石器时代大多以陶器制作和陶器上的纹饰作为代表，有些史前遗址中发掘到艺术性程度较高的生活装饰品或礼仪装饰品，但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文化发生的标准，也可以作为发生阶段的文化内容来看待，它们对文明起源的标准，既有部分借鉴但更有出于必要的变易。

在文化发生阶段，统一的中国文化远未形成，文化的发生和早期发展都在先民各自存在和活动的地域之内进行，因此，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文化的形式存在着的；同时，由于存在着地理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实际问题，各地域文化之间虽说很难做到绝对的声息不通，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各地域文化是以自身的主体文化为骨干和主要血肉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独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此期间，各地域文化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虽有高与低、充分与不充分之别，但互相之间，很少存在着一个压倒另一个的所谓“强势文化”。“强势文化”的出现，对悠远的中国历史而言，实际上是较为晚近的事。

研究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发生之特征，其目的是探索中国文化发生的历史场景，而这与发生阶段内的地域文化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地域文化是文化在空间地域中以特定人群为载体的凝聚和固定，地域文化研究的工作就是“研究文化原生形态和发展过程的以空间地域为前提的文化分布。它将具有相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特征的集结作为单独的认识对象，然后进行历史的和文化学的分类和归纳，从而重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在此意义上，它与重在揭示文化历时性变迁的发生问题研究相沟通起来。

在进入三代之前，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存在表明中国文化自有渊源于其自身环境、人群和传统的特定历史。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曾经产生过不少个性鲜明的文化。它们有着各自的发生、发展轨迹，并存在交互的作用与渗透。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发现看，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在此时期以地域性的方式存在着，逐渐走上文化统一体的道路，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一些西方学者便借欧洲资本主义向外扩散之机，大力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西方文化学派中的传播论文化学派认为文化最初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后来经过传播才在其他各地发展出来，在这过程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学者拉克伯里（T.D.Lacouperrie）早在1885年便提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除了巴比伦说之外，中国文化“西来说”还有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等说法。这些说法，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但传入中国之后，还是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序幕。但安特生基于渑池发现的彩陶与中亚地区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以及南俄罗斯的特里波利等地出土的彩陶纹饰上的相似性，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尽管他后来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但仍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一支以彩陶为代表的先进农业集团由西向东传播，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汇入原有的文化中并成为中国的史前文化。与此同时，“疑古运动”几乎摧毁了传统古史的旧体系，给了“西来说”可乘之机。这对向来以“中国”自居的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所谓的“西来说”虽然一度占有市场，但很快便成了明日黄花。自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开展独立自主的考古发掘以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证实了中国文化的原生性。中国文化由外国输入的说法，早已不攻自破，所谓的“西来说”已经不值一驳。目前，随着文化理论的日渐成熟与考古发现的增多，学术界不再将不同文化的相似因素作轻易的比附，而是更注重在一定时空框架内辨析平行发展抑或交互影响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原生性，主要是基于地域文化独立起源、各自发展的认识，而这又有赖于考古学谱系的完善与确立。揭示地域文化的原生性，将更为充分地说明中国文化发生和形成的自身历史传统。

三、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看中国地域文化的发生

在考古学界，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以及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都具有代表性。在此，我们试图从各地域文化的惯称出发，追溯它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

1.三晋文化圈

一般所说的三晋文化主要指今山西地区的文化，但鉴于历史上的三晋覆盖今山西、河南、河北的大部分地区，我们所说的三晋文化圈实际上包括狭义的中原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有主要分布在河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距今约8200～7500年）以及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距今约8100～7700年），它们分别发展为当地的仰韶文化；在距今约7000～5000年的时间段，已经进入“仰韶时代”；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约4900～4300年）的过渡，进入了“龙山时代”，包括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王油坊类型文化等。其中陶寺文化一些学者认为与尧、舜有关，而王湾三期文化作为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源头，与夏文化关系密切。

2.秦陇文化圈

主要分布在甘肃陇东地区和陕西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距今约7900～7000年）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前身，与三晋文化圈一样经历了“仰韶时代”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之后，关中地区出现了客省庄文化，即过去所说的“陕西龙山文化”。而在甘肃东部，距今约6000～4000年的时间段内分布着马家窑文化，有人称作甘肃仰韶文化，之后则是齐家文化。

3.齐鲁文化圈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有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7400年），其后有北辛文化（距今约7400～6200年），之后是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4300年），其后进入“龙山时代”，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在山东龙山文化消亡之后，海岱地区为岳石文化所统治，一般认为岳石文化的主人为夏代的东夷。

4.吴越文化圈

作为地域文化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关系密切，在新石器时代很长时期内是一个整体。吴越文化圈较早的线索有上山文化（距今约10000～8500年）与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其后在环太湖流域有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宁绍平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300年）。环太湖流域在马家浜文化之后是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崧泽文化发展为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囊括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其文化辐射范围达到高峰。此后尚有钱山漾文化（距今约4400～4200年）、广富林文化（距今约4100～3900年）及马桥文化（距今约3900～3200年）。周边的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亦值得重视。

5.荆楚文化圈

较早的文化有湖北北部的彭头山文化（距今约9000～8000年），皂市下层文化（距今约7900～7000年）时期地域有了扩展，大约在同时鄂西存在城背溪文化（距今约8500～7000年），它与皂市下层文化一起影响了后来的大溪文化（距今约6500～5300年）。大溪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400～4500年），进入“龙山时代”之后则有石家河文化，并最终在中原文化南下之后消亡。

6.巴蜀文化圈

巴蜀一带最为著名的是商代的三星堆文化，在此之前则是宝墩文化（距今约5000～3700年）。

7.燕辽文化圈

在辽西地区，最先兴起的是兴隆洼文化（距今约7500～6500年），它是赵宝沟文化（距今约6500～6000年）、红山文化（距今约6700～5000年）、富河文化（距今约6500～6000年）的重要源头。与红山文化关系密切的有小河沿文化（距今约5500～5000年）。在“青铜时代”，辽西地区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300～3600年），后来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取代。而辽东半岛有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约6500～6000年）、后洼上层文化（距今约6000～5500年）、小珠山中层文化（距今约5500～5000年）、偏堡子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等。

正是新石器时代的初步发展，才奠定了中国文化地域性存在特征的基础。上述文化圈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它们共同汇聚为最初的中国文明，并涵育了各自的地域文化基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周以来逐渐固化的地域文化。此外的一些重要地域文化，暂且只能以地理单元来命名，如长城地带以及内蒙古草原的文化、吉黑（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文化、青藏高原的文化、滇贵（云南、贵州）地区的文化、新疆地区的文化以及闽台文化、岭南文化，还有近年来确立的以顺山集文化为开端的淮河流域文化，均有线索可循，在此不一一展开。

综观新石器时代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相当少，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降繁盛的人类文化可能正是由这些“星星之火”引燃的。人类历史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当口（约距今12000年），无疑是质变的临界点。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得益于气候的趋暖、冰期的消退，磨制石器、陶器、农业、定居模式等成为划时代的标志物，人类文化自此发生并呈加速度发展。目前所知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有华北的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北京怀柔区转年、河北阳原县于家沟、河北徐水县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南方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广西邕宁县顶蛳山、广西桂林市甑皮岩和庙岩、广西临桂县大岩等遗址。浙江上山遗址年代与上述遗址相仿，但表现出的先进性与超前性使不少学者质疑其绝对年代。目前所发现的早期遗址并不多，一来是由于这方面的工作相对薄弱，二来是新石器时代肇始之际，人类的活动尚是散点分布的状态。无论如何，这些“星星之火”的出现，为各区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见陶器，南方的多圜底，北方的多平底，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地域的差异。

其次，地域文化初具轮廓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阶段。如北方出现了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后李文化，南方出现了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等，均为当地考古学文化的源头。它们独立起源，各自发展，这既说明了各地域文化的本土性质，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本土性质。在此阶段，诸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各自发展的状态，缺少交集。同时，各地域文化萌生之初，便表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总体而言，东方沿海地带的文化表现出更多的先进性特征。

再次，各地域文化并非线形发展的，我们不能以机械的进化论观念去看待它们的演变。在一些区域，考古学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如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最终共同演变为仰韶文化，而在长江下游，原本并行发展的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最终归于良渚文化。此类局部整合的现象，在不同的区域逐步发生，这实际上是各地域文化逐步定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与晚期。除了局部整合，不同的地域文化在此期间也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

最后，自距今4300年开始的“龙山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不同地域的区域文化融汇现象加剧。在此之前，各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独立发展，人群在最初保持着遗传特征的单一性。而在“龙山时代”以及之前的一段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和不同地区人群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基因混杂程度逐步加深。无论是考古学文化还是人群的遗传因素，都在“龙山时代”加剧融合，并最终催生了三代文明。中原地区因各方文化的汇聚而壮大，随后向周边辐射。随着三代文明的扩张，各地域文化不断被裹挟进中原文化的漩涡。中原文化的扩张要求步调的一致，而各地域文化又有各自的节奏，这一拉锯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地域文化的模糊融汇与共同体文化的形成，要追溯到这一时期。

四、地域文化的模糊融汇与共同体文化的形成

在前面所概述的史前区域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拟就地域文化的模糊融汇与共同体文化的形成作初步的探讨。

首先是中国共同体文化如何形成的问题，亦即中国文化如何发生的问题。

从文化史的演进结果来考察，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各地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整合和融汇的趋势。作为这一趋势的直接表象，就是辽阔的疆域被少数人或统治集团所掌控，从《汉书·地理志》关于神话传说时代和文明时代疆域的描述和统计，我们可以对此得到较为直观的印象。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黄帝时代，其疆域是“万国”，尧时代为“十二州”，禹时代为“九州”，夏朝“无所变改”，周为“九州”，有“千八百国”，春秋自“数十国”到春秋五国，战国“天下分而为七”，秦统一天下，有三十六郡，汉有“郡国一百三”。这些记载告诉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地域界限被不断打破，疆域被逐渐统一了起来。

文化融汇的社会条件是地域界限的消除，也即是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疆域实施有效的控制，亦即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共同体文化才有可能出现和形成。在此之前，各地域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互渗—统一”乃至局部消亡的过程，构成这一过程的具体方式，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一般有这样几种：（1）战争。战争不论规模大小，都具有侵夺和征伐的性质，是对文化的摧残，但是，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在摧残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2）盟会。盟会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在碰撞中也会形成文化的交流；（3）婚姻。在文化统一进程中，政治性婚姻较之民间性婚姻带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的意味；（4）人群的流动和迁徙。既包括战争冲突所带来的人群流动乃至民族融合，也包括自发的迁徙；既有一般民众，也有上层贵族。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所在，在于周边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文化的汇聚伴随着人群的迁徙，这实际上又是与“龙山时代”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有关的。由于气候转凉，诸如洪灾等自然灾害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泛滥，中原部分地区却因相对安全而成为先民理想的选择，来自长城以北和东部沿海的先民向中原地区迁徙。而在治水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实际上愈加强化了，早期国家也便应运而生。

文化共同体的出现还意味着各地域文化中的土著人口的民族身份的渐趋模糊。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近代以来强调的概念，虽与西方的民族概念有所区别，但确是合乎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形的。汉族虽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但汉族本身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今天汉族中一半以上的成分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同时百越等族群的后裔也融入了汉族，至今占有不小的比例。据学者研究，一半以上现代汉族的Y-DNA（通过父系遗传）继承自西北及中原地区的先民，而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O1单倍型等也为现代汉族贡献了一部分血统。有人据此认为汉族是极纯正的种族，然而，在汉族人口如此大的基数面前，如果有10％的异质基因，就已经可以想见种族融合程度之深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血统很纯粹的民族。民族既非单元，文化也就不会单元。反过来，文化越灿烂，民族的血统似乎越复杂”。经历了历史上的数次民族融合，中国文化的创造者很难说是来自单一的血统。这种融合的趋势，至迟要追溯到“龙山时代”。在中国文化的发生阶段，华夏、东夷、苗蛮、百越、戎狄诸集团相融共生，中国境内是类似于“泛希腊”的“泛中国”状态。“中国文化”之所以成立，在于它是基于文化共同体而非狭义的民族概念。中国文化的发展，主要便是这一文化共同体不断膨胀并同化其他文化的过程。

再来看中国文化发生阶段中的各地域文化的发展状貌。

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看，中国文化不是单一地发生于黄河流域，而是呈多元汇聚、满天星斗的态势。因此，单纯地以黄河流域的地域文化为依据来总结和归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均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形成之后的中国文化更多地染有黄河流域各地域文化的色彩，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

其次，任何一种大范围的地域文化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源头，都具有一定的多源融合的特点。例如，中原文化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能把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以及域外文化吸收进来。作为“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庙底沟二期文化已经出现了许多来自东方的因素，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先进文化向中原地区输入了一些文化因素。而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同样向中原汇聚。诸如冶炼术、小麦、黄牛、绵羊、山羊、马等起源于西亚的因素，诸如南海的海贝等，均非中原本土所有。中原地区最终在“龙山时代”开始进入文明时代，进而成为向外扩张的强势文化，作为共同体文化的中国文化在此时出现。《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作为“龙山时代”进入文明社会实例的陶寺古城发现有求地中的圭尺，近出清华简《保训》也有虞舜“求中”的记载，最早的“中国”由此形成。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大约西周与西部有关，夏则源于东南方的线索，商人则认东北为老家。所以，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正是由于中原地区扮演着“熔炉”的角色，才有了三代文明的熊熊烈火。这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原文化就受到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再如燕辽文化圈有自然地理和历史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双重蕴含，即平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这是地域性的民族融合。因此，燕辽文化既有全国的共同性，又有地域性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燕辽文化的全国共性愈来愈大，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而南北交汇的地域特点，将成为一种历史特征。又如从空间上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吴越文化就对闽台文化有明显影响，其后以此为中介，接受中原文化。

最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既基本统一又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地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有地理、气候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人文传统的延续等社会与文化的原因在内。这种多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秦代以后，及至现代，各地文化由于趋同性的作用以及儒家和合思想的影响，其差别虽不如秦代以前那么明显，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区域特色，中国文化的地域特色是会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在共同体文化的发生阶段已经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本身就是从各地域文化中脱胎而成的。

第一章 越文化的起源与边界

第一节 於越的族源问题

关于於越族源的问题，历来有不少争议。现当代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自1937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结集《吴越文化论丛》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概言之，大抵有“越为夏裔”说、“越为土著”说、“楚越同源”说、“三苗后裔”说等观点，歧见迭出。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越为夏裔”是古人的谬说，“越为土著”的认识逐渐成为主流。事实上，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伴随着分子人类学的新进展、越地考古的新发现，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百越族群的发生以及於越的演变。同时，过去“一刀切”式的族源观也很难说合乎实际。基于这些新材料和新认识，我们拟对於越族源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总体来看，於越的族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百越集团的血缘特征，可以追溯到距今2万年前的北部湾地区，是为百越的祖源；二是东南越人的血缘特征，形成于距今8000年左右，稍迟于本区域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因此，若单从血缘看，於越是距今8000年左右本土起源的；三是从代表历史时期越国文化的民族共同体看，於越在马桥文化阶段以后在越地逐渐形成。

若将於越族源问题追溯到第一层次，不免求之过远；追溯至第二层次，则无可厚非；追溯至第三层次，或许更合乎实际。需要指出的是，古史茫昧，文献阙如，加之民族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问题尚未到真正解决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便是结合新材料从新的角度对於越的族源提出初步的看法。

一、分子人类学的认识与於越民族的本土发生

现代人类是多元起源抑或是同出一源，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发现说明东亚的人类演进有大致的连续性线索，吴新智先生便强调东亚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并以前者为趋势，后者则与时俱增。与此不同，一些学者相信，早前从非洲扩散到旧大陆的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因气候等原因逐渐灭绝（这一点表现为古人类化石的断层），现代人的祖先是十多万年前在东非新崛起的一群人。随着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深入，晚期智人“走出非洲”的观点有了愈加坚实的证据。通过对线粒体DNA（mtDNA）的研究，我们能追溯人类的母系遗传，将现代人的祖先追溯到非洲的同一个“祖母”，得出了著名的“夏娃理论”。由于mtDNA突变速度过快，且母系基因的交流过于频繁，这一理论招致了不少质疑。而Y染色体DNA由于是严格父系遗传的，其单核苷酸突变（SNP）稳定可靠，为我们探究古今人群的演变提供了目前为止最可凭信的标尺。通过对Y-DNA的研究，我们同样将现代人共同的“祖父”追溯到非洲，是为“亚当理论”。至此，晚期智人“走出非洲”的说法有了更为严密的证明。金力、宿兵、柯越海等学者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南方人群的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提示现代人类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并同时对携带南北人群共同的单倍型个体在3个Y染色体微卫星标记位点进行了基因组分型，据此估算了现代人类进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18000～60000年以前；并推测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0000年前从南方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遍及中国。此后的研究续有拓展，具体时间标尺或有细化与微调，但基本框架仍然是坚实的。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人群总体来说都是同源的。如此，我们便遇到一个问题：既然都是同源的，那么我们在追溯一个族群的源头时，究竟需要追溯到哪个阶段？换言之，既然大家都是从非洲“走出”的，归根结蒂都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土著”，我们又该如何追溯族群发生的上限？遗传学能提供某种遗传特征形成的线索，但代表性遗传特征的形成并不能等同于作为共同体的民族的形成。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需要地域、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同质性，这些因素的定型，才能说明一个民族的“形成”。

於越是百越的一支，百越遗留到现在的后代，主要是壮侗语系的民族。这些民族，大多分布在今天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壮侗语系壮傣语族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族的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黎语族的黎族，仡央语族的仡佬族等。从习俗看，百越先民“断发文身”、崇蛇、崇鸟等习俗亦为他们所继承。而现代汉族的大多数人群则与氐羌一系的民族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汉语族与同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具有同源关系，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角度看，现代的华北地区人群与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的先民相当接近，可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相参证。而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的百越族群从血缘、语言等方面看，均与中国北方人群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在古代，百越作为一个大的集团活跃于中国的南部，其内部各族群的共性与异性究竟如何，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在李辉等先生的努力下，包括百越在内的澳泰族群的遗传谱系研究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为我们看待於越乃至百越的族源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直接依据。而目前研究越文化的论著大多对此无甚关注，无疑是令人遗憾的。此前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普遍带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特点，与同时代北方人群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地域的人群体质特征趋同，大抵相当于百越。李辉先生则通过对百越后裔Y染色体DNA的研究，指出百越的遗传结构存在东越、西越一元二分的现象，即均有大量的M119、M110或M95、M88突变，为其他族群所缺乏，所有的百越群体首先是有整体性的，共性是最主要的。李辉先生后来进一步指出，大约3万年前，蒙古人种的一支——澳泰群体走越南—广西路线，在北部湾一带孕育了很长时间，O1单倍群就是2万多年前在此出现的；后来广西内陆的山地群体和北部湾沿岸的群体发生了差异，14000多年前，沿海群体向东迁徙，散布到了整个广东和台湾的海岸线上；在大约10000年前，广东西部的群体和东部的群体发生了差异，大约8000多年前，广东东部的某一个部族中开始萌发新石器文化和农业文明，并迅速扩张开来，江浙越人祖先的遗传特征便形成于8000多年前。

可以说，北部湾地区是百越集团的“祖庭”，这里属于凌纯声先生所说的“亚洲地中海”沿岸。如果将於越的族源追溯于此，或许也无可厚非。於越遗传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不过严格来说，作为民族的於越的形成应该在此之后。李辉先生所说的“东越”，其Y-SNP单倍型以O1-M119（H9）为特征，西越则以O2a1*-M95（H11）为特征。根据对良渚文化马桥、新地里两个遗址人类遗骸样本的研究，良渚文化先民Y-SNP单倍型即以O1-M119为主。针对马桥遗址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人类遗骸样本的研究，两个时期人群Y-SNP单倍型都是以M119C和M95T两类突变型为主，准此，无论是良渚文化还是马桥文化都兼有东越、西越的基因。从线粒体DNA所反映的母系遗传看，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战国时期的马桥地区先民也是没有差异的。至于上海现代马桥、金汇两地M119C突变的频率，分别为34.6％、39.6％，M95T的突变频率则分别为8.3％、7.7％。可见，从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一直到越国时期，Y-SNP单倍型O1-M119的人群活跃于东南地区，直至今日。今天的浙江汉族O1-M119有26.0％，上海汉族也有26.7％，是汉族群体中最高的。南方汉族O1-M119频率大抵在17.3％，而北方汉族也有9.8％的比率。可以看出，古代越人的一部分后裔已经融入了现代的汉族。各地汉族群体中Y染色体O1单倍群频率的地理分布图

从目前材料看，至迟在良渚文化时期，在越地生活的人群已经属于百越集团。但需要注意的是，越地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数次轮替、融合，现在遽断良渚文化先民是后来於越民族的直接祖先还为时尚早。过去论者多以越地的考古学文化“一脉相承”来说明於越是越地土著，但是否果真是“一脉相承”仍是值得讨论的。最早在越地出现的人群是上山文化的先民，其后出现了跨湖桥文化。此后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稳步发展，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亦别有风光，两者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交流，在文化上亦存在共性，但总体而言区别较大。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已初步有了阶层分化，为其后如日中天的良渚文化奠定了基础。良渚文化后来将宁绍平原囊括，环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趋于统一，是为第一次融合。良渚文化最终在东南地区衰亡，此后出现的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既有土著因素，也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广富林文化，学者认为其主体为河南地区的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兼有浙南闽北的印纹陶文化因素。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文化的更迭背后或存在人群的更迭亦未可知。广富林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差距更大，来自中原二里头文化以及浙南闽北的影响更为强烈，其红褐陶系来自浙南闽北的肩头弄一单元文化遗存。在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时期，越地的考古学文化已经不止于当地的融汇，而是吸收了更多来自中原及南方的文化因素，有学者便将广富林文化与马桥文化的创造者视作两支外来人群。由于百越集团在南方广泛分布，在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以至马桥文化时期有大批浙南闽北或其他周边区域的东南越人进入苏南浙北地区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存在这一现象，即便良渚文化的创造主体已经基本离开环太湖流域，同样有可能造成良渚文化至马桥文化遗传结构“一脉相承”的观察结果。在良渚文化时期，浙南便出现了良渚文化影响的迹象，浙北与浙南的密切联系至迟追溯于此，这一个因素也需要考虑在内。

我们现在只能说，从目前的材料看，从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到越国时期，越地的主体人群属于百越系统，具体来说属于东南越人，其遗传特征形成于距今8000年左右，这自然是对“越为土著”说有利的。但东南越人不等同于於越，於越是越国文化的创造主体，而越国文化之前的越地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较为复杂，甚至发生过多次轮替，其间发生过文化的断层与人群的迁徙、分化及融合，所以我们并不能轻易将良渚文化或者河姆渡文化的主体等同于於越。但我们至少可以将於越的历史追溯到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一般被认为是越国文化的前身，而马桥文化确乎是在越地形成的。从这一层面讲，说於越是在越地本土发生的，自然也是可以成立的。

二、“越为夏裔”说的可能性

所谓“越为夏裔”说，认为越王勾践系夏人的后代。《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便言之凿凿：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史记正义》引贺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於越，越国之称始此。《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则如是记载：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另《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目前有关“越为夏裔”的史料只能追溯到两汉。《史记》作为比较权威的史书，成书于西汉；《越绝书》与《吴越春秋》近乎“野史”，出自越地文人之手，时在东汉。可见，“越为夏裔”的说法至迟在两汉时期已甚流行，无论是越地文人，还是中原人士，都有人认同这一说法。尤其是记述严谨的《史记》和可信度较高的《越绝书》，是我们难以忽视的史料。问题在于，《史记》将黄帝视作中华民族共祖的做法有可能是大一统史观影响下的结果，而出于古代正统史书对边裔民族的漠视，我们难以找到《史记》之前的证据也是事实。

这还涉及到大禹是否葬于会稽山以及会稽山的地望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经过实地调查，司马迁作了“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的记述。此外，《墨子·节葬下》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淮南子·齐俗训》云：“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禹）因病亡死，葬会稽。”《汉书·地理志》：“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扬州山。”均对禹葬会稽山言之凿凿。文献艳称大禹生前在会稽山大会诸侯。《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史记·夏本纪》：“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司马迁强调了“或言”，体现出其审慎的态度。《史记·封禅书》还记载了大禹在会稽山行“禅”礼：“禹封泰山，禅会稽。”至于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的说法从周代到元明并无疑义，清代的梁玉绳开始有所质疑。近代学者承其余绪，则把会稽山搬到了河南和山东。会稽山在山东之说实难立足，河南说和山东说都是晚近出现的歧说，陈剩勇先生已有批驳。事实上，无论是先秦最权威的史籍《左传》、《国语》，还是《墨子》等诸子之书，还是相对奇异的《山海经》，均认定会稽山在越地。虽然全国附会大禹足迹的地名不少，但大禹的葬地会稽山仅此一处。除了大禹陵之外，越地尚有如下大禹故迹：宛委山、涂山、告成观、禹井、夏盖山、夏履桥、禹会村、了溪、禹余粮、禹山、石船、石帆、铁履、铁屐、禹池、刑塘、斩将台、金帛山、秘图山、禹维舟处等。除了禹的传说、遗迹，越地尧、舜的传说与遗迹亦不在少数。面对如此丰富的传说与遗迹，我们不能因为表面上的“不合情理”而一概无视。

自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以来，论者多否定“越为夏裔”的可能性，其理由大抵有：

1.文献记载少康庶子至允常传了二十余世（《史记》）或三十余世（《舆地志》），无法与中原王朝的世系相对应；

2.大禹治水也好，领导国政也好，都不出黄河流域的范围，而绝不可能跑到遥远的浙东来；

3.考古发现表明夏文化与越文化是没有任何传承或连带关系的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

第一点自然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情况在侧重整齐世传的《史记》中不乏其例，这背后可能存在很多原因。不同文献的史料来源可能不同，而古史渺茫，载籍出现错讹自所难免。第二点似乎也不能下绝对的论断，被视作与夏文化直接相关的二里头文化，其影响所及，除了中原地区，尚有江汉、东南、西南乃至燕山以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确实在马桥文化中出现，我们并不能因为地域有隔而否定夏人南来的可能性。学者否定“越为夏裔”的主要出发点，恐怕即在于越地与中原相距甚远，其背后尚有中原中心论的影响。而在中原中心论盛行且极重视谱牒世系的古代，勾践北上称霸时如果杜撰了自己是夏人后裔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否很难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承认？去古未远的两汉史家又何以全盘接受这一说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至于第三点，似乎也很难论定。因为良渚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马桥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自来比较微妙。而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发现，则使中原与越地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联系。在探讨族群的变迁与文化的演进时，需要有动态的、历史的眼光，不能以今律古，也不能以前律后。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曾在1956、1958年两度发掘，过去一般将遗址所见马桥文化之前的遗存归入良渚文化，但2005年的第三次发掘使人们意识到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与钱山漾二期文化遗存的独立价值。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是一种存在于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考古学文化，可以称作“钱山漾文化”。在此之前，人们一般认为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长达200年的大缺环。钱山漾文化以及广富林文化的发现使这一断层缩小了，并基本完善了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钱山漾文化处在“龙山时代”，晚于良渚文化或与良渚文化末期略有重叠，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400～4200年。在文化因素构成上，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主要由两大块组成：一块是继承了良渚文化而来，这其中一部分虽然与良渚文化面貌差异已较大，但地域特征非常明显，应属于本地文化因素；另一块是接受了大量主要以北方龙山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因素。同时，来自南方的早期印纹陶文化因素也有一定比重。钱山漾文化的研究刚刚兴起，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但它作为东南地区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的交融产物，构成了“龙山时代”的独特一环。钱山漾文化与良渚文化可以说是紧密相接的，因此关于良渚文化消亡之后东南地区没有人群活动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钱山漾二期文化遗存实际上与广富林文化相当。随着1999年开始对上海广富林遗址进行发掘，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广富林文化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值得玩味的是，广富林文化竟与分布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以及安徽西北的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存在较直接的联系。目前的研究表明，相对良渚文化而言，广富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东南地区原有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性，在文化面貌上差别较大，以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北方势力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曾经强烈渗透进东南地区；广富林文化来源主体是以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为主导的中原龙山文化，本地传统文化和浙南闽北以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在其发展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力相对较弱。可见，广富林文化与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的关系非同一般，前者很有可能是后者直接传播的结果。

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并未进入“龙山时代”，与过去认识不同；而“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以后，下限则在距今3800年左右，否定了过去“龙山时代”在距今4600～4000年的认识。如此，“龙山时代”的很大一部分落在了夏代的积年。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同良渚文化主体的年代实际上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那么良渚文化之后的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实际上是“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广富林文化的早段相当于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的中段，在整个中原的龙山文化体系中，相当于偏晚的阶段。有学者认为广富林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约4200～4000年之间或稍后，根据目前对“龙山时代”的新认识，广富林文化的年代应迟于上述结论。钱山漾二期文化年代为距今4100～3900年，与钱山漾一期文化及马桥文化都能较好衔接，以此作为广富林文化的绝对年代还是相对合理的。

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是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一员，广富林文化受到其强烈的影响。在夏代的时间范围之内，一支来自北方的考古学文化在越地“另立门户”，显然是值得玩味的。虽然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有浓郁的北方色彩，但如果将其与少康庶子无余封于越地的传说联系起来并不适宜，因为在时间上难以契合。虽然广富林文化有强烈的北方因素，但其间存在人群的迁移还是纯粹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是文化的全方位代替还是仅限于精英文化，都是需要审慎考虑的。通常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文化创造主体的变化并不能画等号。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良渚文化的创造者与马桥文化的创造者都具有百越的遗传特征，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连续的继承关系是存疑的。广富林文化与此前的良渚文化以及后来的马桥文化之间都缺乏明确的连续性，广富林文化在先越文化谱系上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探讨。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的发现，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么一个事实，那便是良渚文化之后，东南地区的文化与北方的文化有着明显的交流，少康封无余于越地并不受地域阻隔的影响。而且它们的发现，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马桥文化的上限应该是距今3900年左右，古史记载中少康的在位时代与此极为吻合。此前学者将马桥文化看作越国文化的前身，是有道理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马桥文化就是越国文化的一个阶段。而马桥文化出现了不少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与夏文化联系密切。限于材料，我们尚难将“越为夏裔”的说法坐实，但在众口一词的传说以及考古学提供的线索面前，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说法的可能性。

三、“二分论”族源观与越国贵族、子民族属差异的可能性

在讨论於越的族源问题时，论者多是“一刀切”的做法：以夏文化与越文化判然有别而断然否定夏、越的联系，或是认可“越为夏裔”说进而将於越一概视作夏人后裔。事实上，细审载籍，古人并没有说於越全是夏人后裔，不过是说越王是大禹的后裔。这固然与古代史书忽略下层民众的历史有关，但若联系到“二分论”族源观，即区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族属，那么以於越为主体的越国存在上层与下层族属差异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在先秦时期，王室与子民族属不同的现象并不鲜见。如吴国，其与越国相似，地处边陲，《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实际上说明了吴国王室与下层子民族属不同，先秦典籍、青铜铭文等材料可以佐证这一点。再如楚国，文献艳称楚国出自颛顼、祝融，新近公布的清华简《楚居》亦追溯楚人来自北方，而其辖下则多苗蛮、百濮之族。再如秦国，无论是新出清华简《系年》，还是近来对甘肃甘谷县毛家坪遗址的发掘，还是秦人的葬式，都说明秦人上层来自东方。而从秦人墓地看，上层贵族与下层子民的葬式存在较大差异，说明两者可能来自不同的族群。《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至于巴国的子民，则包括诸多土著族群。殷墟墓地的人骨研究也表明，上层贵族与平民的体质特征存在差异。再如南越国国君赵佗来自北方真定，楚国庄入主云南，后来土司制度时期彭氏等大土司对西南民族的统治，均属于这种情形。蒙文通先生曾慨叹：“一国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民族不同，中外历史不乏其例。当蒙古、满族建立元、清王朝之际，岂谓全国尽蒙、满之族乎！”可见，王室与下层子民族属存在差异的现象并不少见，越国自然也有可能存在这一现象。颜师古在注《汉书·地理志》时指出：“越之为号，其来尚矣。少康封庶子主禹祠，君于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后’，岂谓百越之人皆禹裔耳！”族属的差异可能会表现为文化的差异，与此有关的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差异，但两者存在差异是否与族属的差异有关，关键在于语言、习俗等民族基本构成因素的异同。从越国的“大传统”看，越国贵族对中原文化存在有较多的认同，但其接受中原文化的动因亦需谨慎探讨。在传世文献中，楚国、越国的统治者与中原人士的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隔阂，甚至明确将自己定位为“蛮夷”。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供参照，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再如北方人赵佗入主南越国后自觉地“入乡随俗”，既对汉廷自称“蛮夷”，又尽依越人的服饰、生活习俗及语言，实际上是被当地土著民族同化了。

前面已经指出，於越的主体是在越地形成的，从这一角度看，於越是越地土著。另一方面，“越为夏裔”说也不能断然否定。如果於越是越地土著，而越国统治者又是夏人后裔，其情形便与吴国等国相似了。事实上，董楚平先生在探讨“越为夏裔”的问题时，业已指出越地民族的复杂性。他认为马桥文化的居民构成，可能包括：良渚文化遗民，即土著人；从南方迁来的“区人”（瓯人），从山东半岛迁来的夏裔及土著夷人。董先生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中指出：“陶寺类型与二里头类型都有东南史前文化作风，夏王朝有多方面的苗蛮血缘，北方不少夏裔住过的地方，地名与吴越地名相似，都有古越语特点，‘禹为越后’的证据恐怕比‘越为禹后’更为充分、坚实。”并指出“先是‘禹为越后’，然后是‘越为禹后’”。针对董先生的观点，李学勤先生指出：“把越君和越人加以区别，是很有见地的。古诸侯国的国君、人民每每来源不同，在文化上也有一定差异。如吴国，君为周同姓，民则为荆蛮，越国也有这样的情形。”

董楚平先生的看法与一般学者的认识不同，不但承认“越为夏裔”，同时也强调夏禹与东南地区有关。继董先生之后，陈剩勇、吕琪昌诸先生进一步考论了夏、越关系。陈剩勇先生讨论了夏文化中象征军权和国威的钺，立国重器的鼎，三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夏朝重要礼器玉璜、玄圭、玉琮，反映夏代律历制度的夏时夏历，华夏文化中的社祀，“夏后氏堲周”的葬俗，夏人的礼器和祭器习惯，夏人以水稻、舟楫、丝织为核心的物质文化，以及东南地区有关夏文化发祥地的民俗学、语言学证据，揭示出它们莫不起源于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得出了“夏族的发祥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结论。吕琪昌先生则以三代青铜礼器的源流为切入点探究夏、商文化的来源，指出夏文化崛起东南，其来源是良渚文化。陈民镇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讨。这些讨论主要是针对於越民族形成之前的情形，也未必能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但这些讨论为我们探究夏、越关系以及於越族源提供了新的思路。

徐建春先生在董楚平、陈剩勇等先生观点的基础之上，对“二分论”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於越民族的主体是根植于本地而又深受周边文化影响的土著。至于其统治阶层，按传统的观点，是“夏禹之末封也”，这就是所谓的“越为禹后说”；但另外的证据却表明，禹是在越文化中产生的，夏文化萌生崛起于吴越地区，这就是“禹为越后说”。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文献及考古材料表明，夏代建立的前后，应当是“禹为越后”，因为上古文献记载的为夏人独创、独有和原创的夏朝礼制、信仰、神话以及习俗，如作为立国重器的鼎、军权权杖的钺，如以砖形红烧土附置于棺之四周的葬俗等等，从田野考古发掘资料考察，几乎无一例外地渊源于先夏时期的吴越地区，再结合文献记载的鲧、禹的大量活动都是在吴越地区发生的事实，都充分说明，吴越地区是夏文化的萌生和崛起之地。当然，这里的“越”是“先越”，是其尚处于部落时期的那个“越部族”，因此，“禹为越后”，实际上可更改为“禹为先越之后”。目前而言，将越国统治者与下层百姓族属区别看待，只是调和史籍记载与考古发现、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解释，有关讨论还要持续下去。在这方面，分子人类学的进一步研究，或许是最终解决问题的钥节。诸如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人骨遗骸，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而“二分论”族源观也提醒我们，在涉及分子人类学或者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时，贵族与下层子民需要区分开来，至于灰坑乃至乱葬坑中的遗骸，更要另外看待。这就对样本的来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我们有更多的期待。

第二节 越文化的空间边界问题

一般讨论越地疆域和政区的论著，忽略了越文化在古代动态发展的历史，在时空两端，只注意到空间范围的分割与变迁。因此，所论及的疆域和政区，换一个时间段来看，就失之准确。事实上，讨论疆域和政区的变化，一定要与该地区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越文化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先越文化、越国文化、越地文化这三个阶段，疆域、政区乃至自然位置的确定，都与越文化这三个阶段的演变有关系。其中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可以说是古代越地的核心区域，它们也构成了本书所说的“越文化中心地”。

一、先越文化时期的先民活动范围

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材料，故我们在考察先越文化时期的先民活动范围时，需要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入手寻绎线索。考古学文化与部族非一一对应，然于先民的社会生活与活动范围，自有其重要的揭示意义。以下试梳理越地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地域分布：

1.上山文化最早发现于上山遗址与小黄山遗址。上山遗址位于浙江金华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发现于2000年。小黄山遗址位于浙江绍兴嵊州市甘霖镇上杜村，发现于1984年。此外，在龙游荷花山、青碓、下库，永康庙山、太婆山、蓭山、长田、湖西、长城里，武义大公山，金华山下周、青阳山，义乌桥头，仙居下汤等遗址等也发现了相关遗存，为研究上山文化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2.跨湖桥文化目前发现的主要是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村境内，1990年考古学家实施了第一次发掘，2001年、2002年又作了更深入的发掘。2003年，考古学家又新发现了一处与跨湖桥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下孙遗址。此外，浦江上山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龙游青碓遗址、荷花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也发现了与上山文化共处的文化遗存。

3.河姆渡文化的相关遗存发现较多。1973年夏，浙江省余姚罗江公社社员在建造排涝站时，于渡头村发现了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为宁绍平原，姚江两岸和舟山群岛发现的遗址最多。除河姆渡遗址外，主要遗址有余姚鲞架山、鲻山、田螺山，象山塔山，宁波八字桥，奉化名山后等。

4.马家浜文化以1959年发现并发掘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最为典型，其分布大致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地区，其影响所及，北至长江，南抵宁绍平原，东临大海，西与宁镇丘陵相接，涵盖了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部分地区、江苏南部以及上海地区。现已发掘的遗址主要有桐乡罗家角、嘉兴马家浜、余杭吴家埠、吴兴邱城、吴江梅堰、吴县草鞋山、苏州越城、常州圩墩、宜兴骆驼墩、上海崧泽等。

5.崧泽文化以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中层文化遗存为代表性遗存，其分布范围大体和马家浜文化的分布一致，即以环太湖流域作为其分布的中心区域，但其文化因素的传播范围稍大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传播范围北到江淮东部地区，南抵杭州湾以南，西北到皖西地区。现已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张家港徐家湾、东山村，吴县草鞋山，武进寺墩、潘家塘，上海崧泽、福泉山，嘉兴南河浜等。

6.良渚文化的遗存发现较早，且相关遗址较多，内涵更为丰富。1936年，施昕更先生偶然发现了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从此良渚文化开始向世人显露其真容。良渚文化的范围包括此前马家浜文化及河姆渡文化的范围，遗址以环太湖流域的南部、东部和东北部遗址分布最为密集，影响区范围更大。其主要分布区总面积约18000平方公里，共发现遗址546处，其聚落区有相当强的稳定性。以余杭反山、瑶山等为代表的良渚遗址群是核心区域，此外上海福泉山、昆山赵陵山、吴县张陵山、武进寺墩等遗址也极为典型。

7.钱山漾文化是近年才逐渐被认识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良渚文化之后的缺环。目前发现的遗址有丹阳王家山，吴江龙南，上海广富林，湖州钱山漾、毗山，绍兴马鞍仙人山等，基本延续了良渚文化的范围。

8.广富林文化也是近年新认识的考古学文化，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1961年开始初步发掘，199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索，目前的发现基本集中于此。此外，在昆山绰墩及常熟北罗墩、宜兴骆驼墩、湖州钱山漾、慈溪小东门也发现有相关遗存，虽然遗址分布不多，但从广度看也不逊于此前的文化。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越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最早集中于浙江中西部一带，此后环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东部成为主要文化区，在先越文化阶段，越文化中心地的地位尚未形成。

越地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上山文化，上山文化目前发现的遗址主要分布于衢州、金华地区，集中于浙江中西部。在越国文化时期，这些地区正是越国的南部及西部边界。上一节提到东南越人的遗传特征大致形成于距今8000多年，准此，我们不难设想东南越人的祖先在进入浙江境内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孕育，产生了特有的血缘系统。有线索表明，从广东地区迁出的东南越人祖先是从江西进入浙江地区的，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支持这一点，上山文化分布区确实毗邻江西。虽然早期的遗址如小黄山遗址、跨湖桥遗址均处于越文化中心地，但在整个先越文化时期，越文化中心地并不是遗址最集中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共存之际，越文化中心地兼有两者的文化迹象，如绍兴杨汛桥寺前山遗址发现有马家浜文化的遗址，说明马家浜文化已经跨过钱塘江。至于绍兴齐贤陶里壶瓶山及金白山小山头、马鞍仙人山及凤凰墩、上虞马慢桥、诸暨尖家湾等遗址均有混合色彩。这也说明了，越文化中心地作为文化融合的一个焦点，先越文化时期的交汇现象实际上为此后地位的凸显奠定了基础。

其二，越地先民早在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居住于平原、河谷一带。

一般认为，史前聚落是由山地逐渐向山麓继而向平原转移的。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虽然主要在浙江省的丘陵地带，但具体到遗址基本都位于盆地或河谷地带，沿衢江、浦江、永康江等水域分布。如上山遗址，在当时的所处地貌位置为靠近河湖水源的河流阶地之上覆有风成黄土的低平台地。这与同时期其他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以洞穴、山地遗址类型为主不同，这也说明了先越文化的先进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先越文化的发展略过了洞穴、山地的阶段，而是在进入浙江之后，这批先民已经进入到较高的发展阶段。其后他们完全向平原扩散，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便主要分布于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等平原地带。

其三，越地先民的活动范围存在盈缩现象，而总体趋势以扩张为主。

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尚是曙光初露，遗址发现不多。从目前的材料看，越地先民最初居住于浙江中西部，跨湖桥文化与上山文化的分布区有所重叠，并已经正式跨入宁绍平原，此后的发展便基于此扩展。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宁绍平原，而同时期的马家浜文化则统治钱塘江以北区域。随着马家浜文化的南渐，环太湖流域、宁绍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得以统一。在良渚文化之后，越地先民的活动范围又有所缩小。总体而言，越地先民的活动范围存在核心区的迁移、文化区的急剧扩张与整合、文化区的间歇性衰微等现象，其趋势仍以扩张为主。越地早期考古学文化遗址分布图①①参见蒋乐平《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二、越国的疆域和政区

根据史籍记载，越国的疆域随着国运的盛衰，有过这样几次变化：

一是越国初建时期的疆域。《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据古史传说，无余系少康庶子，奉祀先祖大禹，而大禹陵相传正在会稽山。如若这一点成立，那么越国的祖庙在会稽山，则越都自不必远。一般认为“秦余望”即绍兴城以南的秦望山，在会稽山以南，实际上是火山地貌。《水经注·渐江水》引《吴越春秋》云：“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史记正义》引《越绝书》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此说应有依据。准此，无余所都在会稽山以南，且在秦望山以南。另《水经注·渐江水》云：“（秦望）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则无余时期越国都城名字叫嶕岘，其具体地望难以确定。《越绝书》无余封于大越，大越即山阴。嶕岘并不在后来的山阴城内，而是在其略南的山区地带，是为无余时期越国的核心地带。总体而言，越文化中心地在此时开始逐步确立。当时的疆域难以确定，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被认识的马桥文化是考古学意义的越国文化的前身，其分布地域主要为环太湖流域以东及宁绍平原，主要遗址有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嘉兴雀幕桥、湖州邱城等。由于马桥文化的上限与传说中越国立国的时间大致相当，马桥文化很可能便是早期的越国文化。

二是越国在越王允常时期的疆域。越国在春秋晚期越王允常时，开疆拓土，称王兴霸，“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镡，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周敬王在位是公元前519～前477年，允常即位最早也在公元前519年以后。允常在位有60余年，此后勾践继位。这一时期越国的疆域，《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就李，《左传》和《史记》记作檇李，《吴越春秋》记作檇里，今在嘉兴县境；姑末，今衢州龙游；写干，汉时属豫章郡，今江西余干县，此为越国西境，与楚分界。《国语·越语上》曰：“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句无、御儿、鄞分别指的是今绍兴诸暨、嘉兴桐乡、宁波鄞县等地，而姑蔑即姑末。可见，这一时期的越国疆域大致以浙江为界，分布区域为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及金衢温丘陵的部分区域。《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载“越本兴国千里”，不论这是准数还是约数，均可推想越国当时的国土面积。《尔雅·释地》云“吴越之间有具区”，说明其时吴越两国以太湖为界。以上是越国的基本疆域。不过，由于吴越两国战事不断，国界往往陷于拉锯的状态。据《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记载，越国在距吴国都城娄门外150里处建有鸿门，娄门外80里处建有复城，娄门外70里处建有干城。娄门，是吴国都城的东门，干城、复城和鸿城，其地在今昆山、嘉定境内。可见，吴国都城东面大片地域属于越国，越国的实际势力，在北界当已突破就李、御儿之地，推进至今江苏昆山至上海嘉定一带。

三是越国在勾践囚吴归越时的疆域。这其实是吴王夫差在吞并越国疆域以后赐还给越王勾践的封地，《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记载：“东西百里，北乡臣事吴，东为右，西为左。”卷七载勾践自谓败于吴后“上棲会稽山，下守溟海”，并对吴王自称“东海役臣孤勾践”。这两条均记得较为笼统，但可想见局促之状。《吴越春秋》则相对详细一些，卷八《勾践归国外传》记载：“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渎，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山”即会稽山，“海”即后海，实为钱塘江南岸，炭渎与周宗难以确定。据此，此时越国北界至钱塘江一线，往南则到会稽山一带。《论衡·虚书》载：“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余暨大致相当于后来的萧山，这条记述与本时期的吴越疆域情况相符。不久，夫差见勾践奉吴甚勤，故又增广其地，《吴越春秋》卷八接着载录：“东至于勾甬，西止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勾甬，今鄞县；平原，今海盐县。这八百余里疆域，与勾践与夫差战争之前的疆域，小有差距。

四是越国在勾践统治全盛时期的疆域。《越绝书·德序外传记》载：“越王句践即得平吴，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国语·越语下》引范蠡之语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三江，即吴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五湖，说法不一，但均与太湖相关。三江、五湖已然纳入越国版图。《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记载：“句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勾践甚至在胶东的琅邪也建立了都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勾践平吴以及迁都琅邪以后，越兵“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勾践临终遗言，说到自己“摧吴王之干戈，跨江涉淮，从晋、齐之地”。综合考察上述史料，则越国在吴越之战中取得最终胜利以后，以会稽为故都，不仅据有原先的越、吴之地，而且还把势力和疆域沿着往北的海岸线扩展到山东一带。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越国在灭吴之后，为了争取楚国的支持，如《史记》所说“以淮上地与楚”，《越绝书·外传本事》亦载“浮陵以付楚”，以取悦楚国。《史记·楚世家》则云：“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过去学者往往将淮北大片地区划入越国版图，事实上，楚国在勾践灭吴之后已经将这片土地收入囊中，并扩张至泗上。越国北上争霸，并不通过淮北一线，而是直接以琅邪为起点。此种情形，颇类似于史念海先生所谓“插花地”。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越国疆域中，河、湖、海三者的面积占有相当比重，越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均与越人的善水习性有关系。

五是越国为楚所败后的疆域。勾践之后，越国势力继续发展，古本《竹书纪年》有越王朱句“灭滕”、“灭郯”的记载，《战国策·魏四》有越王翳“灭缯”的记载，可见其疆域在山东的扩展。然而，越国盛世不继，古本《竹书纪年》有“翳三十三年，迁于吴”和“粤子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的记载，越国在山东一带的疆域和势力被削弱，因此自琅邪迁都于江南的吴地。在越王无彊时代，《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按照《索隐述赞》的说法，越国“灭于无彊”。经过楚国的这次致命打击，越国就此分崩离析，其疆域局限于两部分：北方局促于琅邪一带，南方则退缩于钱塘江以南。

六是越国最终消亡之前的疆域。《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载：“楚伐之，走南山。”南山是会稽山的别称，上述两条，合观可见，越国的残余势力自琅邪彻底退回到越族和越国的传统生息之地：浙东宁绍平原。

从越国的疆域变迁情况看，先越文化时期尚且处于相对真空状态的越文化中心地逐步奠定核心地位。无余建国之际，尚在会稽山以南的山区，此后才逐渐向平原地区扩展。我们知道，在先越文化时期，早已完成由山地聚落向平原聚落的转变，而在越国文化时期，却又经历了倒退再前进的过程。联系到良渚文化之后越地的衰落，我们不难理解这种逆发展的现象。无余时期越文化中心地初步确立，允常时期越国已经掌握以越文化中心地为核心的较大疆域，而在勾践手中，越文化中心地正式确立，并随着其霸业的拓展一度将领土延伸到胶东地区。至于越国衰落之后，越文化中心地仍然是於越退守的最后根据地。

有关越国的行政区域即政区的设置，史籍记载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主要集中于勾践时代的越国，原因是越国虽然在越王允常时代“拓土始大，称王”，但越国是从勾践灭吴以后才开始称霸的，故而包括《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和《国语》在内的史籍，所记载的重点均在勾践时代；二是缺乏专类记载，详尽度不够，原因是上举几种史籍对越国的史述趣味主要集中于吴越争霸之事，故而大体上详军事而略行政，记兵法和兵役制度较多而对政区的记载相对较少，并且这种记载又主要是从一些地名资料中反映出来的；三是政区设置不健全，原因是越国在吴越争霸之时偏处于东南沿海地区，这与中原诸国自春秋时期就开始试行的郡县制客观上有着一些差距。因此之故，我们难以就越国的政区设置作详尽的梳理，只能获得片面的、局部的认识。

三、越地文化时期的范围和政区

秦始皇一统之后，越文化进入了越地文化阶段。本时期的越地延续了越国文化时期的情形，即以越文化中心地为核心而时有盈缩。从秦到南朝，基本以“会稽”称呼越地，范围及政区则屡有变动，总体呈不断缩小的趋势。隋代到北宋，基本叫“越州”，明州的设置使今宁波自成一地并逐步盖过越文化中心地的锋芒。南宋至今，则以“绍兴”名世，越文化中心地完全定型，政区不再有大的变动。这实际上也对应了越地的不同发展阶段，如南宋开越地“近世化”之端绪，唐代到北宋是此前的一个过渡阶段，“会稽”时期则以士族的发展引人注目。下面试就越地文化的范围和政区设置，以越地中心地的领辖地为依据，按朝代沿袭作一简述：

1.秦朝在越国故地设置会稽郡，治所在吴县，领县24，范围为今江苏东南部及浙江西部。属于今浙江省的有15个县：钱唐、余杭、由拳、海盐、乌程（以上5个在浙西杭嘉湖平原）、山阴、上虞、诸暨、余姚、句章、、鄞（以上7个在浙东宁绍平原）、鄣县（在浙西天目山区）、乌伤、太末（以上2个在金衢盆地）。

2.汉承秦制，仍设会稽郡。稍有变化者二：一是西汉元封五年（前106）于郡国之上设置刺史部，会稽郡隶属于扬州刺史部，这种政区隶属格局一直延续到隋朝；二是东汉永建四年（129），吴、会分置，以浙江（钱塘江）为界，分会稽郡之浙江以北地为吴郡（今浙江境内属于吴郡的有乌程、海盐、余杭、由拳、富春5县），以南地仍称会稽郡，治所移置于山阴，这种格局几乎延续至清朝。西汉会稽郡领县26，在今浙江省者有18，辖地与秦朝相近，即：乌伤、余暨、诸暨、山阴、余姚、上虞、海盐、剡、由拳、太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钱唐、鄮、富春、回浦。东汉会稽郡领县15，在今浙江省者有14：山阴、、乌伤、诸暨、余暨、太末、上虞、剡、余姚、句章、鄞、章安、永宁、始宁。

3.东吴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辟，郡县的设置比东汉时大增。治所在山阴的会稽郡的领县初始有27个（吴太平二年），后被缩减为10个（吴宝鼎元年）：鄞、、句章、山阴、永兴、诸暨、上虞、余姚、剡、始宁。

4.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时期今浙江省的郡县设置大致沿东吴旧制，属于扬州或东扬州。宋齐梁的会稽郡领县10：鄞、、句章、山阴、永兴、诸暨、上虞、余姚、剡、始宁。陈的会稽郡领县增加一个：会稽。

5.隋朝于原会稽郡的郡名历经了吴州、越州、会稽郡的变化，治所均在会稽，隶属于吴州总管府，治所也在会稽。领县4：会稽、句章、剡、诸暨。

6.唐朝近300年基本上设置越州（只在天宝元年恢复会稽郡旧名，16年后的乾元元年旋改称越州），治所在会稽与山阴之间有所变动，最后固定于山阴（这种格局延续至清）。隶属有变：越州总管府（治所会稽）、越州都督府（治所会稽）、越州中都督府（治所山阴）、浙江东道（治所越州）、江南东道（治所苏州）。治所的变化透露了越州在政区格局中的地位变化。领县数目在5～7个之间有所变化，主要范围在宁绍平原，萧山于天宝元年（742）起属于领县之一。至唐末的贞元三年（787），越州领县有：会稽、山阴、诸暨、余姚、上虞、剡、萧山。

7.五代吴越时期设置越州，为吴越国的东府（其时杭州为西府），隶属于越州大都督府，治所越州，领县8：会稽、山阴、诸暨、赡（即剡）、余姚、萧山、上虞、新昌。

8.北宋设置越州，隶属有变：两浙路（治所杭州）、两浙东路（治所越州），领县8：会稽、山阴、嵊（旧剡县，宣和三年改）、诸暨、余姚、上虞、萧山、新昌。南宋时期越州于绍兴元年（1131）升为绍兴府，隶属于两浙东路，领县仍北宋。

9.元朝设置绍兴路，路下设州、县。绍兴路领县6、州2：山阴、会稽、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萧山。隶属有变：江淮行省（治所扬州）、江浙行省（治所杭州）浙东道宣慰司（治所婺州路）。省与路之间设道宣慰司。

10.明朝设置绍兴府，领县8：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隶属有变：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杭州）、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治所杭州）宁绍道（治所绍兴府，后移宁波府）。明朝建国之初，承元制设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下设道分辖各府。

11.清朝设置绍兴府，领县8：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宣统三年（1911），并山阴、会稽二县为绍兴县。隶属于浙江省（治所杭州）宁绍台道。

上述对历代越地范围的梳理，也隐含着对此地县级及以上政区设置的陈述。由于越地自秦朝始成为封建王朝政区中的一部分，故与其他地区在政区设置上无甚差别，即“县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基层单位始终未变，县以上则经历过极为频繁复杂的变革”，但是，会稽郡或越州或绍兴府则是作为或实或虚的三级政区制中的第二级而存在着的，其领县则存在着越划越少的趋势。

第三节 越文化的边际关系——以越国文化为中心

作为中国南方的一种地域文化，越文化尤其是秦汉统一中国之前的越文化，与中国南方各地域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广泛的文化交流之中，越文化通过吸收、融合外部的积极文化因素，不断壮大并保持自身的活力。秦汉之后的越文化，则以另外一种形式即卸去了国家政权组织的文化传播形式，对中国南北方文化发生着持续影响。越地文化时期由于共同体文化趋于成熟，与周边区域的同质性增强而相互影响不再明显。比较越文化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越文化边际特征的梳理，而讨论的重点又不可避免地集中到越国文化阶段乃至更早的时期，以便对不同族系的源流、交涉及文化的相互影响提出一些基本认识。

一、楚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关于楚国的族源，学界并无统一的意见。《史记》等传统文献认为楚人出自颛顼，上溯到黄帝。郭沫若先生指出“徐、楚均商之同盟，自商亡即与周为敌国”，“徐、楚实商文化之嫡系”。胡厚宣先生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中也认为“楚国在文化方面是犹有殷之遗风”。姜亮夫先生则认为楚文化的祖源在西部，与羌狄集团关系特大。不少学者则认为楚是南蛮。我们以为，与越国族源问题一样，楚国族源问题同样需要以“二分论”的视角看待。因为楚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其辖下有众多民族，苗蛮占了较大的比重；而楚国王室将祖先追溯到颛顼、祝融，当与华夏集团有关。近年公布的清华简《楚居》，追溯楚人的始源与迁徙，证实楚国先公确来自北方的山。从考古学文化看，在夏代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曾强势侵入长江中游地带。另一方面，由于楚国境内多蛮族，故中原政权将楚国目为蛮夷，甚至《史记·楚世家》载楚王屡屡自称“蛮夷”，而论者多以此为楚王室亦属苗蛮的证据。

楚国是两周时期的南方大国，在军事扩张的过程中，对周边区域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下试从民族关系、文化面貌以及政治关系的角度讨论楚、越关系。

首先是楚、越的民族关系。古今不少学者认为楚、越同祖，《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正义》引《世本》云：“越，芈姓也，与楚同祖。”《国语·吴语》韦昭注云：“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墨子·非攻下》云：“越王翳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孙诒让《墨子间诂》谓“翳亏”即越祖无余，“有遽”即楚君熊渠。持楚、越同祖之说者多据此认为越国与楚国一脉，且为芈姓。据《国语·郑语》的说法，“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蒙文通先生指出：“此‘芈姓夔、越’四字，世人多以‘夔越’连读，遂有所谓‘夔越’国。然此读非是。应读‘芈姓夔、越’，夔、越各是一国。此夔、越二国皆楚附庸，为周夷王时楚熊渠之子受封之国，无疑当为芈姓。则是此芈姓之夔与越当为楚族而非越族，亦与后世百越无关。或据此以论百越中有所谓‘夔越’者，乃不根之论也。……‘夔、越’之‘越’，应即熊渠少子执疵受封之越章王国之省称，其封地即熊渠所取扬越之地。”蒙文通先生进而指出“楚、越畛域既殊，楚、越亦不同祖；又据诸书所载，楚、越人民亦不得为同族也”。我们认为，以越国王室为芈姓固然非是，然追根溯源，楚、越同祖之说却渊源有自，古史传说越国王室系夏禹之后，而夏禹之父鲧又是颛顼后裔。楚国芈姓得自季连，说越国芈姓没有充分依据。然楚、越同祖如果成立，也只能是针对楚国与越国的王室而言，楚、越两国的国民种族存在较大差异。

其次是楚、越的文化面貌。楚、越两国的主体人民既殊，二者的文化面貌亦有不同。《荀子·儒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可见楚、越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汉书·地理志》云：“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又可知两者由于文化交流，存在相似性。吴春明先生指出两者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小同大异，互有影响和交流。楚、越同处长江流域，同样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同样信巫好鬼，这些都是两者的交集。楚、越二国文化之交流，当从两个方面说，一是楚对越的影响，二是越对楚的浸染。由于楚文化更加强势，当以前者为主。贺刚先生总结为：楚、越文化在器具上相互借鉴，楚继承和发展了越人先进的采矿技术和青铜冶铸技术，越人则在葬俗和建筑等方面都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在绍兴坡塘狮子山306号战国墓中，可以见及楚文化对其在青铜器器形、纹饰、铭文、玉器类型等方面的影响，所出楚式的汤鼎、圆底鼎等器物即为明证。而绍兴凤凰山木椁墓则完全是楚国的墓葬形制了，宁波火车站125号战国土坑墓亦是属于楚文化的墓葬。浙江安吉则发现有楚国的货币。越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则突出地表现在青铜铸造技术上，越王勾践剑等重器由于某些原因在楚地发现。相传楚王延请吴越的铸剑高手干将和欧冶子为其铸剑。《越绝书·外传记宝剑》云：“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因吴王请此两人作铁剑，可乎？’风胡子曰：‘善’。于是乃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干将，使人作铁剑。”考古发掘所见，楚地出土的大量铜剑完全仿照吴越双箍剑和空首剑的技艺。一般认为楚地的采矿技术亦受越文化影响，在安徽皖南地区的铜陵、南陵、青阳、繁昌等地即发现多处先秦时期的铜矿采冶遗迹，包括矿井、支架、炼铜炉和大量的矿渣等遗址遗物。此外，楚地发现的几何印纹陶、扁高足外撇的越式鼎、越式矛、铜钺、句、铜镰刀、耨、耘田器等均带有越文化特征。以越式鼎为例，在江陵雨台山558座楚墓出土的18件铜鼎中，即有8件纯系越式风格，所占比例达44.4％，这种鼎在湘、鄂、赣诸省以及湘桂交界地带的战国墓中屡有出土。此外，越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葬制、纹饰等方面。

再看楚、越的政治关系。或许正是由于地缘、血缘上的接近，楚、越两国一度亲善，越国长期慑于楚国的权势，贡献不绝。越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很大程度上也向楚国学习，如清华简《系年》第二十章记载了越国的令尹，令尹是楚国的最高官衔。楚、晋相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吴、越的争霸，楚国对越国有一定的支持。联楚、结齐、通晋正是越国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期间的重要外交策略，如《韩诗外传》卷八载：“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最后越国得以灭吴，与楚国牵制吴国大有关系。楚、越的亲善关系一直维持到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之后，对于越国而言，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转移，楚、越矛盾加剧。在越灭吴后，越国以“淮上地”归楚，然楚国锐意东侵，扩张至泗上。此后两国日渐疏远，并成为竞争对手。《墨子·鲁问》云：“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执，亟败楚人。”越王无彊后来受齐国挑唆，“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国自此元气大伤。

此外，越国与楚国的思想学术也存在交流。越国的重要谋臣计然，有线索表明当即文子。无论是传世的《文子》，还是出自河北定县八角廊的汉简，均可见及《文子》对《老子》的继承关系。至于《国语·越语》中范蠡的思想，亦与《老子》一脉相承。通过文献的梳理，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计然即文子，系老子之徒、范蠡之师。我们可以归纳出“老子—文子（计然）—范蠡”的学统承传，文子（计然）作为一个具有承启意义的人物，衔接了老子与道家后学的传承脉络。由于越国原本学术土壤稀薄，当文子（计然）、范蠡等人来到越国，将楚国的思想学术带到此地，越国思想学术也便具备了外来移植的特征——而这一点长期为学界忽视。

二、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吴地有其较明晰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在夏朝之前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与越地相同，即“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序列；而相当于夏朝的考古学文化为点将台文化，其年代为距今约4100～3700年；相当于商朝的考古学文化为湖熟文化，其年代为距今约3500～3200年。以土墩墓的出现为界，此后本区的文化即为周代的吴文化。

古史艳称泰伯奔吴，《左传》哀公七年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不过对于这些言之凿凿的记载，后世学者颇不以为然，正如不认同越国王室的祖先出自夏人。诸如《左传》、《国语》、《论语》等先秦典籍以及鲁襄公、孔子、周敬王等权威人物，均承认吴国王室姬姓。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的宜侯夨簋，说明周王室确在吴地封建诸侯国。就“大传统”而言，如文字、礼乐制度等方面，周王室与吴国统治者存在较多一致性。此外，吴国青铜器铭文明言吴国王室系姬姓，这是不容轻易否定的。

虽然吴国王室与周王室同源，但吴国与楚、越一样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族属不同的现象。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称“吴在先是周族的一支，后来和当地的居民融合”。既然吴国王室来自华夏，那么吴国的主体民族或者说这“当地的居民”是什么呢？《史记·吴太伯世家》说是“荆蛮”，曾昭燏、尹焕章二先生据本区湖熟文化的土著性指出当地居民即蛮夷，卫聚贤先生以为是苗人，持论近同。董楚平先生则认为应是淮夷。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吴国的子民与越国同族。实际上，《史记》“荆蛮”之说近来得到了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然春秋以降，吴地的民族又发生了变迁，逐渐越化。故吴、越两国的民族关系需要动态地考察。

茅山将苏南分割为西部的宁镇丘陵和东部的太湖平原，在新石器时代，江南的宁镇地区与江北的扬州、六合等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是为吴文化的发祥地，而太湖流域的文化面貌则与钱塘江流域较一致。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它们之间已经存在交流现象。如在浙江萧山的马桥文化遗址即发现了诸多湖熟文化因素，如口部设流并且内腹壁有交错刻纹的研磨钵、竹节状高把豆、三足盘、铜刀、铜镞、半月形石刀等，并出现一定比例的流行于湖熟文化的梯格纹。此外，江苏无锡、江阴等地的马桥文化亦常见到梯格纹，湖熟文化中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因素则当来自马桥文化。

到了春秋前期，宁镇地区的文化面貌逐渐接近太湖流域，宁镇地区的文化此时应该受到越文化的强烈同化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的民族文化近同，乃至难分难解。《吕氏春秋·知化》引伍子胥语：“夫吴之与越也，接土临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越绝书·外传纪策考》云：“吴、越为邻，同俗共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越绝书·外传记范伯》云：“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云：“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云：“越之与吴，同土连域。”所言殆同，归纳之，即语言通、地域邻、习俗同、生活生产方式相近、人民性格相似。这基本上合乎事实，如吴地与越地均有大量古越语地名，可说明两地语言的相近。蒙文通先生指出，吴、越两国之语言、习俗既皆相同，则其人民宜为同一民族也。卫聚贤先生也认为“吴越原系一个民族”。实际上，说吴、越同族仍有不妥之处。只不过两者春秋时几乎已融为一体，共性是最基本、最主要的。随着军事行为带来的进一步融合乃至统一，吴、越两地存在一个趋同的进程，文化面貌逐渐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吴越文化”的整体。

再看吴、越两国的政治关系。《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如果说越国历史的转折点是允常称王，那么吴国历史的转折点则是寿梦称王。在此期间，吴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而其中重要的契机正是巫臣使吴。《左传》成公七年载巫臣“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记相同。由于晋、楚两大国之间的恩怨，晋国扶持吴国，楚国扶持越国，遂演绎出富于传奇的吴越争霸。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始，晋、楚争战不休，长达百年。随着公元前537年晋平公嫁女于楚，晋、楚争霸告一段落，历史的聚光灯转向了吴越大地。除了历史大环境的原因外，越人睚眦必报的复仇传统亦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国语·越语上》云：“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争战可谓不绝于史。如公元前544年，“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37年，越国随楚国等伐吴（《春秋》昭公五年）；公元前510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杜预注云“自此之前，虽强事小争，未尝用大兵”，吴、越两国开始有大的军事行动；公元前505年，“越入吴，吴在楚也”（《左传》定公五年）；公元前496年的槜李之战吴王阖庐受伤身亡，吴、越两国积怨更深，于是有了公元前494年夫椒之战越国的惨败；此后越国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在公元前473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自杀。吴越争霸以吴亡越兴而告终，越国在吴国霸业的基础上，北上争霸，称雄一时。

越国灭吴，吴、越文化进一步融为一体。后来越为楚所败，故吴地为楚国所侵占。秦王朝兼并江南之后，以吴、越故地为会稽郡，设郡治于吴，吴、越再度融为一体。在此后的发展进程中，吴、越文化走过了相似的发展道路，并同样表现出“点状突进”的发展特点。

三、东夷、淮夷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一下“东夷”的问题。广义的“夷”泛指华夏集团以外的其他民族，所谓“四夷”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总称，后来又扩大为表示外族与外国。在典籍中一度有东夷与西夷的区分。狭义的“夷”则指东夷。《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说文解字·大部》亦云：“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泛指东方的部族集团。现在一般学者将东夷等同于上古山东地区的族群，似乎对《后汉书·东夷列传》将东北、日韩的族群也视作东夷的现象不以为然。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在夏朝之时有岛夷、嵎夷、莱夷、鸟夷、淮夷等，《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载“九夷”在夏朝均已出现。夏人与东夷关系密切，东夷时来贡献。太康在位期间，夏朝权柄被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夺取，后少康重夺政权，复兴夏朝，史称“少康中兴”。至于商代，一般认为甲骨卜辞中的“人方”是东夷。商人与东夷的关系比较微妙，商王朝时而笼络东夷，时而征伐东夷。“东夷”在西周金文中数见，指周公东征的对象、山东地区的族群并无问题。金文中与“东夷”并提的尚有“南夷”、“南淮夷”。西周中叶，淮夷强盛，其中徐国尤其强大。以上与三代中原王朝发生直接接触乃至争战的东夷，都应该是山东地区的族群。

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同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便是夏代的东夷。一些学者认为岳石文化之前的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也属于东夷文化。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岳石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比，虽然有继承的地方，但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岳石文化的来源存在争议，张国硕先生以及一些日本学者力主岳石文化来自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的文化层极薄，而且基本没有发现确凿的墓葬，某些方面较山东龙山文化有所退化。岳石文化的一些因素，如疑似筒形罐、之字形纹、石棺葬的因素都与辽东地区的文化相比存在共性。尽管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岳石文化由本土文化发展而来，但北来说不可忽视。燕辽文化圈的考古学文化，包括红山文化等，以筒形罐及之字形纹为代表性特征。有学者提出“筒形罐文化圈”，不但包括中国东北，还包括西伯利亚乃至日韩（甚或夏代的山东地区）。这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集合体，从某种程度上讲，其与“萨满文化圈”、“东夷文化圈”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重叠的，值得我们重视。现在的学者论及东夷往往仅仅将目光限定于山东地区，事实上古人将中国东北、日韩诸族视作东夷并非没有依据。

孟文镛等先生认为於越属于东夷族群，是东夷族的一支。其实在古人眼中，“夷”、“越”的区分还是比较严格的，两者的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均有不同。两者可并称“夷越”，泛指东方及南方的民族。“夷越”有可能存在遗传结构的交叉，Y-SNP单倍型O1-M119（H9）是百越的重要遗传特征，据研究，带有这一遗传特征的人群曾沿中国东部海岸线北上，可能到达东北地区。O1-M119在今天山东、东北均有不小比例，红山文化先民身上也有发现。推测Y染色体各单倍型的地理发生图

从考古学文化看，山东地区和江浙在新石器时代的确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山东地区的后李文化与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在器物上存在相似性，这究竟是文化同源的结果还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至于后来的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更是交流密切，其中苏北的花厅遗址反映了两者的共存与碰撞。良渚文化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发现有良渚文化的贯耳壶。此外，良渚文化玉器的玉器符号与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相近的约有半数，这已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的共性。

百越文化内部存在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比如几何印纹陶。而有些现象是超出百越的，将山东等地囊括在内，甚至遍布环太平洋地区，如玉器、有段石锛、文身、鸟图腾崇拜、人工拔牙、枕骨变形、口含石球等。李辉先生将“澳泰族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凌纯声等先生此前也将研究的视域放宽到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中国境内，夷、越确实可以看作一个大的整体，而环太平洋的南岛语系民族，与他们也存在同源关系。除了考古学方面的反映，语言也是重要的化石，说古越语的居民大致分布于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一带。古越语的地名，在山东地区亦有不少分布。而由古越语演变而来的壮侗语系，则与南岛语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青铜时代，与於越发生直接关系的主要是分布于江淮地区的徐国与群舒，可以统称为“淮夷”。徐国的畛域主要在淮河下游一带，极盛时囊括苏北、皖中、鲁南。典籍中或称徐方，或称徐夷，或称淮夷（确切而言，徐系淮夷的一支），或称徐戎。徐文化在当时的长江下游是相对先进的一支，所出土的徐国青铜器均形制古朴，铸造精良，纹饰细密。徐国王室相传为佐禹治水有功的伯益之后，嬴姓。迨至西周，徐国强盛，与周王朝相颉颃。周、徐冲突纵贯西周，以穆王、厉王、宣王三朝尤甚，在传世文献与金文中多有反映。徐国君主自称为“王”，所见徐国吉金铭文皆自称“徐王”，如“徐王义楚”、“徐王之子庚儿”等。著名的徐偃王据说“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在古籍中，或说楚文王伐徐偃王，或说楚庄王伐之，或说周穆王伐之，歧说迭出，徐偃王的时代更是混淆不清。在春秋时期，徐国衰弱，并最终在公元前512年亡于吴国之手。

再如群舒。群舒系江淮一带若干小国之统称，包括舒国、舒蓼、舒庸、舒鸠、舒龚、舒龙、舒鲍、巢、宗等，春秋时代为楚、吴等列强所鲸吞。考古发现所见，群舒青铜器中的牺形鼎、平盖扁鼓腹鼎、异形盉等独具特色。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述，可以爬梳出一串挣扎于列强之间又相继覆亡的小国，更可勾勒出群舒屈辱的血泪史。群舒相继倾覆，江淮地区的夷人诸国为列强所吞灭，成为大国侵凌的牺牲品。

徐、舒既处华夷交会之所，又与周边其他南方民族发生着密切联系，故其文化呈现出多元的色彩。以徐、舒青铜器为例，其既具有土著风格，又受到中原王朝以及楚、越、吴等国家的浸染。徐舒的乐器、官制等均承自殷商，其官制、铭文语汇亦兼受楚国影响。徐、舒尤其是徐国与越国的关系颇为复杂，值得深究。《春秋》昭公五年载：“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徐国曾与越国一道伐吴。徐、越两国的关系文献语焉不详，但丰富的考古学、民俗学材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如绍兴306号墓出土有铭青铜器三件，其中一件汤鼎自铭为徐器，尤为重要，另有一件铜炉也铭为徐器。对于该墓的性质，一直以来歧说纷纭，或说为越墓，或说为徐墓，是徐亡入越的见证。安徽淮南蔡家岗蔡声侯墓出土越王者旨於赐戈二件。据董楚平先生考释，戈铭曰：“癸亥，余（徐）侯之皇，戉王者旨於赐。”“徐侯”可能即徐王。2003年，在绍兴塔山公园扩建工地出土了一件青铜甬钟，作上小下大的柱状形，甬上模印云雷纹饰间以蟠螭纹，名“自铎”。据曹锦炎先生考证，形制上属越器，然铭文注明系徐器，殆即徐人流亡越国时所为。此外，前些年曾于绍兴地区出土两件越国青铜戈，上有铭文，但两戈均己流入民间，铭文较多的一件现为澳门某收藏家所得，另一件现藏绍兴越文化博物馆，即所谓“越王得居戈”。曹锦炎先生在考证“越王得居戈”的铭文时指出该器铭文记载了越国先称王、铸造铜戚佐徐国称王等史事。曹先生的考证尚有疑义，学者多有讨论，目前已经究明这件戈与“得居”或“允常”无涉，器主实际上为越王初无余，佐徐之事亦无从谈起。

从目前的材料看，徐、越两国的确关系亲善，徐国在受到中央王朝以及吴国等的强大军事打击之后，王室曾流亡越国。郭沫若先生早年曾说：“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者，亦未可知也。”虽推论太过，却反映了徐人入越的若干事实。关于徐人入越之路径，曹锦炎先生认为是从海路而来，第一站是舟山，继而渡海溯钱塘江至嘉兴、绍兴、衢州，或仍循海路到鄞县、台州。今天浙江境内台州、衢州、嘉兴、宁波等地均有徐偃王的遗迹，地方史志亦多有记载，不过背后反映了何种史实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四、百越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在第一节讨论於越的族源问题时，我们已经结合分子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阐明了百越集团各支系的体质特征和遗传特征具有一致性，说他们是同一个部族集团是可信的；百越集团在两广地区孕育发生之后，其中一个支系在8000多年前发展迅速，沿海岸线迅速扩张，东南越人也在此时出现。此前学者多认为百越（百粤）泛指古东南沿海暨岭南地区及其居民，实际上百越是一个内部认同感较强的部族集团，这不但表现于血缘，还表现于文化。“百越”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兜之国，多无君。”高诱注云：“越有百种。”“扬汉之南”当今之福建、广东等地。《汉书·地理志》云“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所叙即百越之地。颜师古注引臣瓒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又引服虔语：“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百越民族在中国南方的分布犬牙交错，古人以“百”称之，言其部落之多。

百越具体包括哪些族群呢？罗香林先生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从於越、瓯越、闽越、东鳀、扬越、山越、南越、西瓯、骆越、越裳、掸国、腾越、滇越、越嶲、僰国、夜郎、夔越十七族进行讨论。蒙文通先生则据《方言》所载百越地区之不同方言，合百越各地之不同习俗论之，百越民族可略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四族。一般认为，除於越外，百越尚有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主要支系。其中於越自成一体且文化最为发达，东瓯则与闽越的文化面貌相近，可归为一类。以下分别予以讨论。

东瓯主要分布于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包括温州、台州、丽水等地区。《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居海中。”《逸周书·王会解》见及“东越”、“欧人”、“沤深”、“越沤”等族称，或以为与东瓯有关。《战国策·赵策二》：“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概言其俗。《史记·东越列传》云：“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在汉初，摇建都东瓯，成为东海王。至于东瓯王室是否果如《史记》所云属勾践家族，尚不可遽断。《路史·国名纪四》引《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周）元王四年范蠡筑。”《太平寰宇记》引《越绝书》亦同。董楚平先生指出：“考古资料表明，闽越与瓯越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它们与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於越明显有别，这说明闽越与瓯越的基本群众是土著民族，上文所引‘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说的是这两国的王室，非指土著居民。”事实上，浙南闽北的人群遗传特征很可能与於越一致，董先生的论断尚有商讨的空间，说瓯越、闽越的统治者与勾践同宗则确实是有可能的。不过先秦时期瓯江水系的文化特征虽亦属几何印纹陶文化，但与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的文化面貌有异，而与福建地区的文化存在更多共性。浙江南部的乐清、永嘉、瑞安等地的遗址，与福建闽北诸遗址极为相似，所见一种拍印条纹的黄灰色薄胎硬陶（有的两面涂黑）与几何印纹陶共存，石器较细小，石箭镞多宽扁而短小，一些有段石锛的断面略呈弧边三角形。司马迁将东瓯与闽越合为《东越列传》，事出有因。

闽越主要分布于今福建及赣东、浙南。《山海经·海内南经》云：“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周礼·夏官·职方氏》提及“七闽”。《说文解字·虫部》云：“闽，东南越，蛇种。”蒙文通先生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浙南闽北一带不但可能与几何形印纹陶的起源有关，还可能是原始青瓷的发源地。需要注意的是，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及马桥文化与浙南闽北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闽越族群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向北影响长江下游，往东影响台湾岛，向南则传达於越的先进文化因素，可以视作百越族群的中间枢纽。“闽越”作为狭义的国名，则是指西汉初年对土著闽越政权正式册封的异姓诸侯国，创于汉高祖五年（前202），亡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后来迁闽越土著于江淮一带，一部分闽越人则向广东及更西的地方迁徙并成为今天水族的祖先，造成当地的越人成分几近空白，这在遗传学的材料中得到了直观反映。

南越主要分布于今广东。“南越”一名始见于《史记·南越列传》：“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或以为南越即“南海”、“苍梧”等。南越国立国于汉代，但南越作为一个族群，在广东地区已有很长的历史。

西瓯主要分布于今广西桂江流域及西江中游一带。郭璞《山海经注》云：“郁林郡为西瓯。”他书亦同。汉代郁林郡当今之广西大部，西瓯并括苍梧、合浦之地。蒙文通先生指出，骆越之与西瓯，自民族言本为二族，自地域言本为二地，自政治组织言亦本“二国”。实际上西瓯由南越分化而出（南越后来发展为侗族类群体），西瓯则与由山地群体发展而来的骆越融合，成为壮族、傣族等民族的祖先。《淮南子·人间训》云：“（秦始皇）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西呕”即“西瓯”，秦人虽诛杀了西瓯之君，却没能彻底征服西瓯。

骆越或称雒越，主要分布于今广西左江流域、越南红河三角洲及海南岛，当古交趾、九真之域，并无疑义。“骆越”之名，首见于《汉书·贾捐之传》：“骆越之人，相习以鼻饮。”《韩诗外传》卷五云：“（周）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于周公。”《尚书大传》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国。”越裳与骆越畛域叠合，越裳与中原交流远溯西周初年，骆越之名始闻于汉代。铜鼓是骆越的代表器物，《后汉书·马援传》即载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仍铸为马式”。石钟健先生强调於越与骆越出自同源，从目前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看是可以成立的，属于广西地区的山地群体。

干越也被视作越人的一支，他们创造了历史上的邗国。关于邗国的史料书缺有间，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文献寻绎邗国的蛛丝马迹。“邗”又称“干”。《史记·货殖列传》云：“与闽中、干越杂俗。”徐广云：“干越在临淮。”《说文解字·邑部》云：“邗，国也。今属临淮郡。”《淮南子·道应训》高诱注云：“干，国，在临淮。”《太平御览·州郡部》引韦昭语：“干越，今余干县之别名。”干越的范围，古籍均谓在汉代的临淮郡一带，而其中心当在今扬州、邗江至仪征的蜀岗一带。刘美崧先生则认为干越的范围在赣东北一带。

关于邗国的史料只能从《管子·小问》中寻得一二：“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国子挝其齿，遂入，为干国多。”言吴、邗两国战争之惨烈，乃至于邗国未成年人都凿齿参战。这种凿齿的风俗，出现于一部分夷、越民族。毕竟国力有限，邗国最终未能抵挡吴国的强大攻势。郭沫若先生曾指出所谓的吴王寿梦之戈铭文“邗王是埜，乍为元用”中“邗王”即吴王寿梦，并认为邗国的灭国时间可能在春秋之前，至迟亦当在春秋初年。因这把戈有晋文化风格，且晋赵孟壶铭文云“遇邗王于黄池”，董珊先生指出“是埜”实为“夫差”的晋方言对音，此说更合形制、史事与音理。《韩非子·难二》云：“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蒙文通先生据此推论邗国之亡在秦穆公初年。《左传》哀公九年云：“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此时邗地应早已为吴国所有。此后吴国亦称“吴干”或“干”，董楚平先生认为邗国是文化发达国家，吴国吸收了邗的文化，故袭用其国号，这是吴文化发生中期突变的动因。蒙文通先生认为，越有干王，当是越灭吴而封其支庶于干，遂为干越。台北古越阁主人王振华先生藏有一件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谓越王朱句“唯余土卷邗”，可能反映了越曾迁都于邗的历史。

邗国的历史虽似流星划过，没有在典籍中留下太多篇章，但其精湛的青铜兵器铸造技术却使后世仍能感受到它的绝世风华。干越的青铜兵器铸造技术显赫天下，文献多有称述。吴灭邗后，邗国的青铜兵器铸造技术为吴国所继承，越灭吴后，又为越国所继承，而后楚国又从越国身上取其精华。由考古发掘的资料所见，邗文化既有自身的土著特征，也有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作为一个蕞尔小国，邗国不免于灭亡，但其青铜铸造技术却为吴越所继承。

此外，《史记·楚世家》中所言称的扬越则与楚王熊渠少子执疵受封的越章有关。至于山越，则为古越人之遗裔。另有与越文化中心地“内越”相对的“外越”。《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云：“娄门外力士者，阖庐所造，以备外越。”《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云：“句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同卷又称秦朝将谪戍之人“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所谓“外越”者，当指东海外之越地，显当囊括澎湖、台湾。《水经注·温水》引《林邑记》云：“（寿泠）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盖度铜鼓，即骆越也。”铜鼓以南还有“外越”，学者认为这个“外越”即是“骆越”。另有山夷，包括台湾岛土著居民，亦被认为属于百越，台湾高山族的遗传特征确与百越极近。

关于百越文化的内部关系，我们可以作如下总结：

1.从遗传结构和体质特征看，百越诸族确可视作同一的部族集团。在遗传结构上分为东越与西越，不同支系在文化上也存在差异，并存在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象。

2.於越是百越的一支，也是最为发达的一支。一些学者认为越地是百越的策源地，这并不符合事实。百越的发展并不均衡，尤其是良渚文化的成就令人瞩目，而两广地区的越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良渚文化（至少是上层社会）已是衣冠文明，与其他断发文身的越人迥异。河姆渡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对百越有较大影响。在良渚文化时期，其先进的文化因素便向南传播，影响了浙南闽北地区，浙南好川墓地便发现有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陶器，广东地区的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更是关系密切。进入青铜时代后，於越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继续影响南方的百越集团，吴越地区的青铜文化曾对广东和广西东北部地区产生过影响。

3.偏南的百越支系也影响了於越。最典型的便是几何印纹陶的传播。一般认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即百越的文化。几何印纹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开始流行，兴盛于商周时期，一直到战国汉初才逐渐衰落。空间分布上以“鄱阳湖—赣江—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一线为核心，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广西均普遍发现，苏南、皖南、湘南、台湾等地亦有分布。而於越所分布的地带，自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时期才有较多的几何印纹陶因素，是受浙南闽北文化的影响所致。“几何印纹陶文化圈”可基本上代表百越文化，当然它们并不是完全重叠的关系。

4.作为中间地带，闽越扮演了传递文化因素的重要角色，这一点过去关注不够。在汉王朝大规模迁移闽越之后，一部分闽越人向广东等地流散，并扮演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5.作为一个认同感较强的部族集团，百越确实存在较一致的文化底层，如崇蛇、崇鸟、断发文身的习俗以及相近的语言。其他如几何印纹陶文化、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舟楫等，也是百越集团流传较广的因素。至于鼻饮、铜鼓、悬棺等因素，则相对来说不甚普遍。

滕复等编著的《浙江文化史》如此表述於越文化与百越文化之关系：由于於越民族的文化具有显著的先进性，是这一地区内出现最早、亮度最强的文化中心，因此，它自然地成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内核，而百越的其他部族则成了它的外缘地带，是受容文化区。这话有对，也有不对。毕竟两广地区才是百越的“祖庭”，许多百越的重要文化因素也并非出自於越，於越反而是受传播的对象。百越文化与越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需要我们谨慎对待。至于百越集团的归宿，有一部分融入了现代的汉族，今天中国南方乃至北方汉族中的东越血统占了不小的比重，西南汉族的西越血统也有一定体现；更多的是被迫迁移或退避到相对荒僻的地域，成为今天西南地区的壮侗语系民族。

五、苗蛮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

苗蛮历史上的名称有九黎、三苗、髳、苗民等，是今天苗族、瑶族、畲族等苗瑶语系民族的祖先。一些学者将苗蛮与越族混淆，这里需要作一番澄清。

卫聚贤先生认为苗民系越人之后。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认为几何印纹陶的分布与古代三苗的活动领域大体一致，三苗的许多习俗与越人同，越族系三苗集团之一支。均主张越人与苗蛮同源。我们认为苗蛮与百越的分布地域虽有交集，但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两者语言不同。百越后裔的语言为壮侗语系，苗蛮后裔的语言为苗瑶语系，并不相类；

其次，两者遗传结构不同。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分子人类学的证明；

再次，两者分布地域不同。古史传说与苗族史诗透露出苗蛮集团原居黄河流域的信息，不过目前考古学与遗传学方面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尚且存疑。传说时代的苗蛮集团，在与华夏族黄帝、少皞相当的时期，其部族首领称蚩尤，苗蛮时称“九黎”，与尧、舜、禹相当的便称为“三苗”。华夏集团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与苗蛮发生了多次针锋相对的冲突。后来苗蛮集团被驱赶至江汉一带，成为南方苗、瑶诸族的先祖。苗蛮后裔与百越后裔的地域虽有交集，均广布南方，但不重叠。苗蛮集团多分布于长江沿线，以长江中游及相关支流最多，长江下游也有分布，构成吴国的下层民众。百越集团则主要分布于上述区域以南，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

最后，两者文化面貌不同。几何印纹陶、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干栏式建筑等均为百越文化的重要特征，苗蛮集团则不同。

这里还需要讨论“百濮”的问题。楚国的子民，有百濮之属，不少学者将“濮”等同于“越”。今天贵州安顺、兴义、毕节和黔东南的部分苗族仍自称为“濮”，所以也有学者将其归入苗蛮。杨权喜先生认为荆楚、扬越皆为传说时代九黎、三苗之后裔，并据罗香林等先生的研究，认为“濮”与“百濮”是“越”的别称，系越人自称，而“越”系中原民族对其的称呼，荆楚与扬越系同一系统中两个不同类型的文化。宋蜀华先生所著《百越》亦持此说。持此说的还有蒋炳钊、李家和、吕荣芳、吴春明等先生，他们认为三苗实际上是东周秦汉时期“百越”的先祖，梁钊韬先生认为“濮”是越人的自称，江应樑先生亦认为“越”即“濮”，系同一民族的不同称谓。段丽波女士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析，指出濮、越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后因迁徙而错居杂处。文献中的百濮每每与百越相混，实际上两者的血缘、文化确实有一定交叉，百濮的后代为中国境内南亚语系的民族，而百越的后裔则基本操壮侗语系的语言。

六、总 结

通过越文化（主要是越国文化阶段）与周边区域的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作如下几点总结：

1.从中国文明的整体架构讲，包括越文化在内的中国南方诸文化共同演绎了长江文明的辉煌篇章，是中国“大两河流域”的重要一翼。就文化的发生而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大致同步的，长江流域在很多方面更有领先优势。就文明的发生而言，过去由于受中原中心论的束缚，人们长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并向周边扩散。而近半个世纪来的考古学进展证明，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发生期所作的贡献，与黄河流域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本学者贝冢茂树指出，长江流域的文化比黄河流域的文化大概更早发达起来，至少两者是并行存在和发展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独特地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均为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国的“大两河流域”是东方文明的摇篮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长江流域的文化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多元性等特征，包括越文化在内的中国南方诸文化均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流域因地形多样、复杂等原因，其文化也呈区块发展，由此形成中国南方多元的文化。

2.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包括越文化在内的中国南方诸文化共同谱写了中国长江流域青铜时代文化的华章。本节考察的中国南方诸文化主要限定于中国的青铜时代，它们共同呈现了中国长江流域灿烂的青铜文化。

3.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包括越文化在内的中国南方诸文化大多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中国南方诸文化基本上存在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现象，包括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也包括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从南方诸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越文化与周边区域的文化均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方诸文化之间求同存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颇为微妙。以邗国的青铜铸造技术为例，相继为吴、越、楚等国所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4.从先秦的政治格局看，楚文化是当时南方诸文化的执牛耳者，而吴、越两国一度是楚国的追随者。《左传》宣公八年云：“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杜预注云：“传言楚强，吴、越服从。”中国南方诸国或与楚国相颉颃，或相联合。无论是从政治角度看，还是从文化角度看，楚文化在中国南方都无疑是强势的一方。而从民族影响力看，广义的越文化即百越文化的影响力足以与楚文化相埒。

5.中国南方诸文化具有相似的经济基础。南方文化普遍立足于稻作农业，《周礼·夏官·职方氏》云“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其谷宜稻。……正东曰青州，……其川淮、泗，……其谷宜稻麦”，《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楚、越之地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带，是中国稻作农业最先兴起的区域。此外，江淮地区的稻作农业亦有悠远的历史，在高邮龙虬庄、连云港藤花落、含山大城墩、东海焦庄等遗址均发现有早期稻谷遗存。

正是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富于开放性与包容性的越文化不断吸收外部优势文化因素，并熔铸为自身特色的文化因素，这也是越文化“点状突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章 越文化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

第一节 越文化中心地的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旨在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它侧重于地理环境对文化发生、发展的影响，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研究的是文化与地理环境的耦合关系。对越地文化生态的考察，有助于揭橥越文化发展进程与文化生态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越地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这为其文化的早熟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越地的地理环境又非尽善尽美，沮洳水害长期伴随着越文化的发展，适度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又激发了越地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地理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环境太过优越会限制文化的发展，譬如非洲的某些地区，再如於越祖先所居住的两广地区，因为食物的相对充足而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越地的地理环境既有其得天独厚之处，又存在一定的阻碍，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文化生态逐步优化。本节的讨论以越文化中心地为重点，主要从区位特征、地表形态、气候变化、土壤生物、自然灾害、水文水利六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实际上它们又是环环相扣的链条：区位特征是历史地理环境的基础，地表形态是人类活动的载体，气候变化能影响土壤生物，并能引发自然灾害，出于应对灾害与改造自然的目的，水利设施等建设应运而生。从越文化中心地的文化生态出发，既是在讨论越文化发生及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同时也是以某一地域文化为个案探求文化生态的作用及意义。

一、区位特征

越文化中心地包括古代的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相当于目前绍兴市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以及杭州市的萧山区、宁波市的余姚市。越文化中心地位于浙江省中北部、钱塘江河口段南岸，介于北纬29°13至30°23′、东经119°53′至121°25′之间，总面积约9553平方公里。此外，今天杭州、宁波以及嘉兴、衢州、金华等地级市的部分区域也是越地的范围。以下讨论的，主要是越文化中心地的情况。

概言之，越文化中心地的区位有如下几个特征：（一）东南形胜

越文化中心地位于中国版图的东南端，占有宁绍平原的地利，北临钱塘江，南接四明、天台诸山，山水交会，气候适宜。《周礼·夏官·职方氏》云：“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越地处古扬州之域，作为东南形胜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所谓“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不过由于居东南一隅，地理位置偏远，又曾是越人的聚居地，虽然文化及文明的发生都很早，但越地却长期游离于中原人士的视野之外。而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尤其是伴随着“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等历史事件，越文化迎来了特殊的发展机遇，实现了几次大的突进。（二）面向大海《越绝书·计倪内经》记载勾践这样描述当时越国的地理环境：“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越文化中心地背倚群山，东临大海。扼钱塘江喇叭口，处东海之滨，素享鱼盐之利。苏秉琦先生指出：“我国历史地理，在某些意义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从七八千年前跨湖桥文化的独木舟，到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舟船遗物，到越国文化时期先进的航海技术，再到后世绵延不绝的航海传统，越文化中心地一直是“面向海洋”文化板块的组成部分。总体上说，越文化是半农耕半海洋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正因为如此，越文化表现出开放性、动态性的一面，这也是越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三）长江下游的交汇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均为东方文明的摇篮，无论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初肇时期，还是此后的历史发展，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辅相成，两河相济，最终汇聚为中国文化的滚滚长河。正如陈剩勇先生所说：“中国历史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绝，中华文明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早在起源阶段，中华文明已经取精用宏，兼收并蓄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血脉精华，从而为后来文明的发展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凝聚了丰厚的文明底蕴，创造了以汉字、汉语为传播媒介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在如此辽阔的区域空间内实现文明的全面交融和积聚，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都无法达到的境界。”越文化中心地位处长江下游，在汇聚四方文化的同时，也影响了周边的区域。长江文明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水的文明，水文化是越文化的重要方面。越文化中心地作为长江下游的文化汇聚地，同时也处于“面向海洋”的板块，水环境对越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赋予了越文化不息的生命力。

二、地表形态

就人类的历史时期而言，地表形态是一种极其稳定的地理因素。而在漫长的地球运动过程中，它并非一成不变。如今的浙江省以绍兴—江山深大断裂带为界限，分为浙东与浙西两个单元。浙西为钱塘江凹陷带，浙东为华夏古陆。越文化中心地便位处浙东的单元。由于地壳的差异性抬升等原因，越文化中心地呈现出地表形态多样化、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的主要地貌特征。随着中生代后期的燕山运动和第三纪末、第四纪初的喜马拉雅山运动，山海陵替，今天的地质形态最终形成。同时，地质运动也带来了丰富的矿藏。如铁矿主要分布于绍兴漓渚、兰亭—诸暨视北、西江、广山一线，以及诸暨化泉—璜山一线；铜矿主要分布在诸暨浬浦—绍兴平水一线。丰饶的铜、铁矿藏成就了越地发达的采矿业与冶铸业。此外，丰富的高岭土储量也是陶瓷业兴盛的基础。

越文化中心地的地貌可以概括为“四山三盆两江一平原”。平原指的是浙江省内仅次于杭嘉湖平原的第二大平原——宁绍平原。宁绍平原面积约4824平方公里，位于杭州湾南岸，西起钱塘江，南届会稽山与四明山北麓，东面与北面濒临大海。从会稽山北麓直到杭州湾沿岸的冲积平原被称为山会平原，是宁绍平原的一部分，也是越文化中心地的核心所在。山会平原平均海拔在10米以下，除少数如府山、塔山、蕺山、吼山等孤丘之外，可谓坦荡如砥，水网密布。越文化中心地除平原地形外，尚有西部的北天目山脉之分支龙门山耸峙，中部的会稽山脉横贯（会稽山脉的东白山系境内第一高峰），东部及东南部的四明山、天台山绵亘，浦阳江流域的诸暨盆地、曹娥江流域的新嵊盆地、三界—章镇盆地嵌于群山之间，曹娥江（东小江）和浦阳江（西小江）以会稽山脉为分水岭，流贯东、西两侧，自南而北分别流入钱塘江（后海）。上述地貌，正是孕育越地相对早熟的农耕文化的温床。

作为一种半农耕半海洋的文化，海平面的升降与海岸线的变迁在宏观上也影响了越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海岸地貌是基岩港湾淤泥质海岸。自第四纪更新世末期（即晚更新世，距今13万～1万年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曾发生过3次海侵，这3次海侵以当时海洋中常见的一种肉足纲原生动物有孔虫命名，依次为星轮虫（Asterorotalia）、假轮虫（Pseudorotalia）和卷转虫（Ammonia）海侵。综合王靖泰、汪品先、陈桥驿等先生的研究，我们对这三次海侵作简要的阐述：

星轮虫海侵发生在距今11万年以前，海面比现代高出5～7米，海退则发生在距今7万年以前，退至70米以外，海退历时约2.5万年左右。作为本次海侵标志的星轮虫化石在中国东海、黄海、渤海沿岸海侵层广泛出现，具有间冰期性质，随后出现的海退则与大理早期相对应。假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4万年前，海退则发生于距今2.5万年前。持续大概有1万年，中国东部海岸线后退约600公里。这次海退是全球性的，规模最大。海退之后，今舟山群岛全部成为内陆，在其东面，尚有大片滨海平原，今天的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业已形成。紧接着又出现了卷转虫海侵，距今1.5万年这段时期，海面回升，距今1.2万年，海面上升到今海面110米，到了距今1.1万年前，海面已升到60米左右，舟山群岛形成。到距今8000年前，海面已达到5米。距今7000～6000年，海侵达到最大值，海水直漫会稽山和四明山地北麓的绍兴漓渚、平水和上虞丰惠、章镇一带，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沦为浅海。据上述研究，距今5000年左右，海退开始，距今4000年左右，海岸线已推进到柯桥—绍兴—上虞一线。

晚更新世的三次海侵是客观存在的，陈桥驿先生的一些论著据此讨论越人在各时期的流散，此后的学者基本照搬这些看法。由于在新石器时代初期越地才开始有越人进入，同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需要考虑，故在结合海侵理论讨论先民的活动与流散问题时需要谨慎。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有待修正。譬如在绍兴、杭州、德清、奉化等处都有牡蛎化石发现，其中杭州汽轮机厂出土的牡蛎年代距今17400±580年，准此，卷转虫海侵开始的年代当早于1.5万年前，海退时间也当远早于距今8000～7000年。跨湖桥文化的消亡，据目前发现的海相沉积材料，有学者认为与海侵有关。自此之后，海面逐渐下降，甚至低于现代海平面。据吴维棠先生研究，自距今7000年以来，海面高度没有超过现在平原的高度，不过发生了数次沼泽化和湖泊扩大的过程。距今6000年左右，杭州湾南岸线在慈溪市童家岙北，余姚市历山镇（今属低塘镇）南，上虞区百官至绍兴下方桥及萧山市瓜沥、龛山与城厢镇一线。河姆渡第四文化层虽有海生鱼类遗骨，但动植物遗存乃至孢粉分析均可显示聚落并未被海水淹没，海面高度比今天的海面还要低。至于河姆渡第三、第二及第一文化层，则均无海生遗迹。因此，基于海侵理论导致河姆渡文化消亡以及与此相关的越人流散理论亦值得商榷。总之，距今7000～6000年前，长江下游正是一个低海面的时期，当时海岸线尚比现代海面低2～3米。到了距今6000～5200年前，海平面又有所升高，此后则处于波动状态。再如良渚文化的盛极而衰，一些学者同样归因于海侵，但事实上此说难以成立。在良渚文化消亡前后，海面已基本稳定，这是“海侵说”的硬伤所在。有资料显示长江三角洲地区距今4000年的海面变化是一个低海面时期，外国学者的研究指出我国的海岸线在距今4000年前后比现在的海平面低约2米，是大约6000年以来最低的时期。即使由于海平面上升而阻滞了河水的东排，甚至浸漫太湖平原，但东来的海水缺乏可供挟携泥沙之源头，因而海水的沉淀量是十分有限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对淤土标本进行的专门检测中也未见能够证明海相的有孔虫标本，说明遗址上的沉积层与海侵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更多的证据支持良渚文化的消亡与晚期气候逐渐转凉、生存环境有所恶化相关。这一时期时期，大致也正是尧舜禹面对滔天洪水的时期。此时中国沿海正值低海平面时期，一些学者将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海侵现象联系，也缺乏进一步的证据。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消亡都并非因为海侵，而卷转虫海侵的起讫时间需要修正，海侵对越地先民的影响也需要重新估计。在星轮虫、假轮虫两次海侵发生之际，百越的祖先尚未出现，越地更是尚无越人居住，故这两次海侵与越文化没有直接联系，也便失去讨论的意义。卷转虫海侵的确对越地产生了影响，越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上山文化，主要还是活跃于浙江中西部的丘陵地带，这一现象可能与海岸线分布有关。海侵对跨湖桥文化可能产生了影响，不过后来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消亡，则与海侵没有直接的关联。尤其是进入越国文化时期以来，中国东部海面虽有略微波动，但基本稳定于现在海平面的高度上，海平面与海岸线作为一个稳定性因素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影响。也正是从这条海岸线出发，一些越人扬帆起航，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

三、气候变化

相对地表形态而言，气候是一个变动频繁的因素。就大的地质年代来说，气候变化经历了多次起伏。在人类历史时期，气候因素同样波动频繁，极大地影响了历史进程。从气候变化对越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的影响看，气候实际上是一个能够直接作用于宏观历史进程的历史地理因素。

总体而言，在越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越文化中心地均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夏季风交替显著，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受复杂的地形影响，气候地区性差异明显。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气候因素也存在频繁波动的现象。

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为我们探究中国古代气候变迁奠定了基础。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前，尚是冰期。人类文化的发生与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是基本同步的，此后越地的气候波动可根据王开发等先生的研究示列如下：

第一凉期：距今10300～9500年（前北方期）：气候冷凉干燥；

第二凉期：距今9500～7500年（北方期）：气候温凉略干，平均温度比目前约低1～2℃；

第一暖期：距今7500～5000年（大西洋期）：气候热暖潮湿，年平均温度比目前高2～3℃，降水量比目前多500～600mm；

第三凉期：距今4000年±，气候凉干；

第二暖期：距今3885～3500年，气候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目前高1～2℃，降水量比目前多200～300mm；

第四凉期：距今3000年，气候再度凉干，但比第三凉期略暖；

第三暖期：距今2500年，气候温暖湿润；

第五凉期：距今2000～1650年，气候温凉；

第四暖期：距今900～550年，气候转暖。

我们暂且忽略距今10000年之前的古气候情况，而是将考察的视角缩至一万年的尺度以内，借以探究近一万年来越文化的肇源、萌兴、发展的进程与气候的关联。

距今10000年前，大理冰期结束，接着冰后期到来，气候由冷凉转向温凉。本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气候学上相当于北方期。此时冰期结束，全新世开始，人类进入了以磨制石器、烧造陶器和农业出现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开始步入农耕社会。之前进入中国西南的人群开始迅速向东亚地区扩散，越地的文化也在此期间肇端。上山文化在此时出现，与中国同时期其他地域的文化相比显得更加早慧，而且不逊色于西亚、北非的早期文化。越地先民在此期间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并且过上了定居生活，农耕的发展与气候的温暖密不可分。可以说，随着走出冰期的束缚，越文化开始发生并呈加速度发展。

再看距今7500～5000年的时间段，本时期相当于气候学上的大西洋期，又称全新世大暖期、全新世气候最适期、新高温期。本时期气候热暖潮湿，年平均温度比目前高2℃～3℃（中国西部比目前高3℃～4℃），降水量比目前多500mm～600mm，是冰后期的气候最宜期。有学者称作“仰韶温暖期”，本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得到快速发展。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也比较适宜人类居住，属暖温带森林气候，与现在的温带草原气候条件明显不同，红山文化在此背景下孕育。从河姆渡遗址大量的动植物材料看，当时越地的气候温热湿润。优越的气候条件为农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与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在本时期发展迅速，并为此后良渚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距今5000～4000年正是中国一万年来气候最好的时期，也是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生期。

在距今4000年左右，是一个气候转凉的时期，也是一个宇宙期，越地以及其他区域的文化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此次降温，或许还要追溯到崧泽文化时期。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共发生了三次九星地心会聚事件，造成气候异常。据研究，东南地区在4.2～3.9kaB.P.间不仅温度降低，而且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涝。从马桥遗址剖面的孢粉分析可以看出，自下而上，木本数量逐渐减少，在第五层的自然层呈锐减之势，表明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开始转凉。广富林文化正处于这一气候的转折点，根据孢粉记录，当时气候环境和良渚文化晚期接近，气候相对冷干，水体面积减少。不少资料表明，当时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2℃，而比5500年前要低3℃～5℃。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2200～2000B.C.的气候突变造成了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古文明的衰落，这次突变以中纬度普遍的变冷为背景，是全新世进入大暖期以来的一次强冷事件。这实际上正是距今4000年左右小冰期的反映。小冰期气温降低，空气转为湿润，正是洪涝灾害的多发时期。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苏吴江梅堰、上海青浦果园村等遗址均发现有淤泥层，表明当时发生过较大的水患。根据孢粉、藻类分析，当时应发生过水患。埋藏古树对古洪水具有明确的指示意义，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埋藏古树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时段集中于距今4200～4000年左右。综合植物孢粉、淤泥层情况及埋藏古树的分布，东南地区在距今4200年左右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洪水。这一时期正处于“龙山时代”，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并成为中国文化重心所在。这一时期除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也存在洪水的迹象，不过中原地区相对来说影响更小。正因为如此，长城以北的先民因气候恶化而南下，东部沿海的先民也向中原地区聚集，对“龙山时代”影响最大的确实是来自北方与东方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的地球自然环境灾异现象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反映，其影响遍及古希腊、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北非撒哈拉地区等地，在中国则表现为大禹治水的传说。

马桥文化的前半段相当于第二暖期，时间距今约3885～3500年。该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目前高1℃～2℃，降水量比目前多200mm～300mm。本时期已经进入越国文化阶段，并有了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夏文化也有了较大的飞跃。一般被认为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发现有青铜礼器、青铜兵器、宫殿遗址、玉器、文字符号等遗存，揭开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幕。后来取代夏文化的商文化则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文明，中国文化已经展现出极高的成熟度。

商代积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定为公元前1600～前1046年，而第四凉期相当于距今3000年，与商代积年的下限相当。本时期气候再度凉干，但比第三凉期略暖。商王朝的覆亡当然根源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但其覆亡的时间与第四凉期的吻合亦非偶然，文献所载商末出现各种灾异当有根据。最终，与西北的游牧民族杂处的周人代商而兴。该寒冷期持续达200多年，《诗经·豳风》叙及西周关中地区的严寒，而古本《竹书纪年》则有“江汉俱冻”的记述。公元前771年，游牧民族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这次游牧民族入侵同样与凉期的影响有关，而在气候凉期游牧民族南下的深层原因在于农牧业分界线向南推移以及由气候变冷带来的各种灾异现象。这段时期越文化波澜不兴，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同时也为越国的崛起积蓄能量。

距今2500年左右当第三暖期，气候温暖湿润。该温暖期持续了800年左右，从春秋时代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彼时黄河流域尚有梅树生长，关中地区竹类生长茂盛，山东一些地方更是一年两熟，农业得到长足发展。这段时期也是越文化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期。春秋战国时代正处于“轴心时代”，对中国文化走向影响甚巨的经典和思想家不断涌现。而在越地，越国勃兴，称霸一时，创造出了灿烂的越国文化。随着秦始皇一统中国，中国历史进入了秦汉的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的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高1.5℃左右，在优越的气候条件的刺激下，中国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据王子今先生研究，汉代气候温暖是造就汉代文明的重要因素。秦汉时期越文化经历了重大转型，实现了较平稳的过渡。

随着第五凉期的出现，中国文化遇到新的转折点。该凉期距今2000～1650年，持续近600年，贯穿东汉至南北朝的历史时期，气候温凉，气温约较现在低1℃～2℃。东汉洛阳晚春时尚降霜雪，三国时淮河尚会冰封，南朝时建康亦建有冰房。东汉末至南北朝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乱世，一个自然灾害集群爆发的时期，也是一个游牧民族大量涌入黄河流域的时期。其间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中国都处于分裂的境地。西晋末年，内赴的各族人民达870余万口。本时期游牧民族南下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冷造成农牧业分界线南移，而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亦与此相关。与此相应，躲避祸乱的中原人士不断南下。在黄河流域遭遇普遍破坏的同时，越文化却在东汉以及“永嘉南渡”以后迎来了突进的机遇。

第四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本期适逢隋唐五代，气候转暖，有利于农业生产，黄河流域的农业得到恢复，年平均气温较目前高1℃。史载唐高宗时长安三年冬天无雪，可种植梅树、柑橘，柑橘尚能结果。隋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期，也是越文化的一个高峰期，这与温暖的气候密不可分。此外，满志敏等先生认为唐代中唐以后气候转冷，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实与唐由盛转衰、“安史之乱”、自然灾害频仍的时间点相契，此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阶段。在此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进一步向东南地区倾斜。《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一文仅将沪杭地区一万年来的气候变化划分到第四暖期，事实上此后的气候并非一味转暖。唐宋以降，气候转冷，宣告了中世纪温暖期的结束，此后的气候虽有短期转暖，然以寒冷为主。由于气候寒冷，黄河流域农业经济衰落，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已成定局。公元1000～1200年，进入了两宋寒冷期。在此期间，华北的梅树不能生长，春获与秋获较唐代推迟了近一个月，公元1111年更是太湖冰封，湖中洞庭山柑橘全部冻死，苏州运河经常结冰，自然灾害频发。而此后的历史，中原地区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高压威胁，先后遭到金、蒙古等民族的重创。游牧民族的南迁与气候变冷有关，据记载，该时期内蒙古境内的冻灾、奇寒频发，由此带来的南迁蒙古流民常达数万至数十万。而由“靖康之难”带来的移民潮则促成越文化的又一次突进，不但中国的人口、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向东南转移，中国汉族的政治中心也转移到了东南地区。

公元1200～1300年处于元代温暖期，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但庞大的元帝国最终因社会矛盾激化而倾覆。

公元1400～1900年适逢明清宇宙期，也是一个小冰期。本时期低温寒冷，多灾多难，尤其是明清之交，是小冰期最严重的时期。气候灾变造成农牧业分界线的南移，是为清人南下的自然环境背景。而由气候恶化带来的自然灾害更是给大江南北带来深巨破坏，因为水旱之灾频发，作为鱼米之乡的越地在某些年份也是饿殍遍地。在1670年冬，天气寒甚，长江封冻“匝月不解”，浙江嘉善十二月朔大风冰冻，河港封冻如平地，绍兴十二月积雪高达数尺。本时期干旱尤为严重，各地亢旱的记载史不绝书，越文化中心地亦是如此。如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绍兴合郡连年大旱，湖尽涸为赤地；在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之间（1641～1644），江南地区连续4年发生长达90天以上的大旱，杭州、湖州、绍兴诸府粮价飙升，1斗米的价格涨至400钱以上。此外，洪涝、台风、蝗灾等灾害亦频繁袭扰，苦不堪言。在祁彪佳所撰《救荒全书》、《辛巳越中荒纪》、《辛巳岁救荒小议》，张陛《救荒事宜》等论著中，我们可以窥及明末自然灾害的大致情况。由自然灾害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初东南沿海一带的冬季最低气温较现在要低5℃～7℃，18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长江下游的冬季平均气温要较现在低1℃～1.5℃。气候寒冷给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压力，农牧业分界线南移。据瞿里《万历武功录》卷八记载，明代的蒙古草原地区“时冬寒草枯马饥”。清人南下最终灭明，这是又一个游牧民族取代汉族政权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化在本时期逐渐落后于西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进一步衰落，而越文化则趋于成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中国近一万年来气候冷暖更替，总体而言，公元前的气候更显温暖湿润，公元后的气候则偏寒冷干燥；

2.暖期适宜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自然地理环境优越，由于中国古代主要是农业社会，所以气候成为决定社会经济的重要因素；

3.相对而言，凉期不适宜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凉期往往灾异频仍，由此带来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国内战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也趋于频繁；

4.中国文化发轫以来快速发展的时期，均对应近一万年来的暖期，越文化的发生与早期发展，得益于气候的暖期；

5.中国文化遭遇挫折的低落期，基本对应近一万年来的凉期，这些低落期又往往出现游牧民族南下，其深层原因在于气候凉期期间农牧业分界线向南推移以及由气候变冷带来的各种灾异现象；

6.暖期促进了越文化的发展，而从第五凉期开始的历次凉期，虽然给中国文化整体带来了挫折，却给越文化的突进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凉期对越地影响相对较小，反而丰富了越地作物的多样性，优化种植结构，另一方面移民潮刺激了越文化的发展；

此外，对越地海岸线产生重要影响的海侵，与气候变化也有关。海岸变迁与海面变化与气温变化息息相关。可以说，正是气候变化带动了海平面的升降。根据海平面变动曲线与气温曲线的比较研究，海平面的升降时间略晚于气温升降。从这个层面讲，气候变化不但直接作用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更作用于其他地理因素，从而深刻地影响人类活动。通过对中国东部化石组合的研究可以发现，海侵初期，出现喜冷植物群，海侵最盛时期，变为喜热植物群，海退时期则以耐寒植物为主，动物群也有相应的变化，形成“温暖时期—高海面”，“寒冷时期—低海面”的气候旋回和海侵旋回的对应关系。简单地讲，在处于寒冷时期尤其是冰期时，一部分海水与陆地一道被封冻为冰川，海平面自然降低；而一旦冰川融化，海平面便上升。目前而言，全球气候的走向是伴随地球气候变化周期将逐渐进入下一个冰期，抑或因人类活动而产生“温室效应”，学术界有不小的争论。如果眼下确是气候变暖的时代，无疑将导致海平面上升并严重影响到太平洋上一些岛民的生活。目前看来，马来人群是从距今12000年左右从北部湾地区也就是百越祖先的诞生地南下逐渐扩散的，波利尼西亚人群又在距今3000年左右由马来人群分化而出，逐步向太平洋各岛屿扩散。我们不难看出，澳泰族群真正向海洋拓展，还是海平面基本稳定之后的事情。

我们认为气候因素是能直接作用于宏观的历史进程的历史地理因素之一，不但因为它直接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更因它能够带动其他自然地理因素，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作用。除了对海平面的作用，更作用于生物、自然灾害等因素，形成一条影响人类活动的自然地理因素链。

四、土壤生物

越地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地貌形态多样，又有较好的土壤资源，为生物的孳生繁衍提供了温床。而生物作为气候的重要指示材料，尤其是古动物化石与孢粉，又为我们探究古气候提供了可贵的材料。

先说动物。距今13万～1.2万年前，在地质年代的晚更新世，相当于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广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古动物群组合被称之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国犀、剑齿象、巨獏、最后鬣狗、大熊猫、虎、豹、鹿等皆是常见动物。在浙江建德市乌龟洞遗址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猕猴、最后鬣狗、大熊猫、中国犀、水牛、羊、鹿、猪、剑齿象、纳玛象、龟、鳖等。距今7000～5300年河姆渡文化正处于一个温热湿润的时期，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动物遗骸（上万块），至少属于61种动物，主要有无齿蚌、真鲨、鲟、海龟、乌龟、中华鳖、中华鳄相似种、鹈鹕、鸬鹚、鸭、雁、鹰、穿山甲、鲸、鲤鱼、青鱼、狗、亚洲象、苏门犀、爪哇犀、梅花鹿、麋鹿、虎、黑熊、圣水牛等。其中猕猴、红面猴以及对气候条件反应极其敏感的犀、象在今天的生存范围都已向低纬度转移，亚洲象、苏门犀、爪哇犀正是典型的热带动物。罗家角遗址则发现有野猪、梅花鹿、麋鹿、亚洲象、鲸、中华鳖、扬子鳄等各类野生动物。随着气候转凉，亚洲象的分布地域已经南移了17个纬度，由河北一带逐渐退至云南地区；而曾在长江流域广泛生存的野生犀牛最终在20世纪中叶从云南地区退出历史舞台。此外，由于人类的活动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一些物种也在人类的威胁下消亡。越地现有的动物群落具有门类多、物种广的特点，总体来说属于东洋界动物区系的动物群落。据乾隆《绍兴府志·物产》的总结，“禽属”有鹤、鹄、鹳、鹊、戴胜、鹈、鹧鸪、鹭、鸭、鹡鸰、乌、伯劳等，“兽属”有牛、羊、兔、獭、猫、猿猴、熊、狐等，“鳞介水虫属”有鲻、鲤、鲈、鳙、鲫、虾等。在新石器时代，越地先民已经较早豢养牲畜。如跨湖桥文化先民已经养猪、狗，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养牛，至于羊、马，则是“龙山时代”后在中国逐渐流行的。

次说植物。越地植被丰茂，在上山文化时期，先民已经从事采集并初步培植水稻。在河姆渡文化时期，越地分布着茂密的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以栎属、栲属、台湾枫香为主。当时越地森林茂盛，其中目前主要见于海南、广东、云南等地的台湾枫香、南酸枣、九里香、柳叶的海金沙等植物均表明当时气候较今天温热湿润。而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的发现则证实在河姆渡文化晚期，气温已呈下降趋势。从广富林遗址看来，良渚文化时期草本植物数量增加，野生和栽培的禾本科生长繁盛，木本植物花粉中针叶松大大减少，常绿栎类、落叶栎类与杉、柳等生长繁茂；广富林文化时期植被仍主要是常绿阔叶、落叶阔叶、针叶混交林，但水域面积更扩大，湖中槐叶萍等水生蕨类植物繁茂。先秦时期，越地最大的原始森林分布在稽南丘陵和稽北丘陵，当时绍兴以南的丘陵地常被称为南山，而这片森林则相应被称为南林。本区的植被分布情况基本上受气候冷暖变迁的影响，不过在历史时期，主要还是表现为亚热带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地带。越地植被按地域差异，可分山丘植被区、水网河谷平原植被区和滨海平原植被区：丘陵山地植被以针叶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丛、草被为主；水网、河谷平原以人工栽培的农作物为主；滨海平原以人工栽培农作物为主，部分为耐盐碱的自然草本植被。越地的竹林尤为著名，分布面积较大，有毛竹、早竹、苦竹、刚竹、淡竹、雷竹、金竹、紫竹、哺鸡竹、角竹、箭竹等20余种。《周礼·夏官·司马》云：“东南曰扬州……其利金、锡、竹、箭。”《淮南子·墬形训》云：“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高诱注云：“竹箭，今会稽郡出好竹箭是也。”《盐铁论·本议》亦提及“江南之楠梓竹箭”。孔融在收到会稽余姚人虞翻所著《易注》后，在答书中说：“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以上所说的“竹箭”指竹而非作为武器的箭镞。后世越地人民对本区的开发垦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植被，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越地植被消退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越国时期虽伐木营造宫室、陵墓以及冶铸，但毕竟对整体植被影响不大。“永嘉南渡”带来大量移民，但彼时仍是“茂林修竹”。转折点在南宋，“靖康之难”促成的北人南迁高潮使越地人口大增，越地的环境压力加大。这一时期，也是气候转凉的时期，这或许是影响越地植被消退的更为主要的因素。

五、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发生在地球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四大圈层内，依次派生出地质地貌灾害、气象水文灾害和生物灾害三个灾害系统。其中地震属地质地貌灾害，水灾、旱灾、台风、雹灾、春寒属气象水文灾害，蝗灾属生物灾害，它们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历史上越文化中心地各种自然灾害并不鲜见，并非一直风调雨顺。其中发生最为频繁的自然灾害是水灾和旱灾。水灾的记录多为“水”、“大水”等，成因有水利条件不佳、河湖泛滥、淫雨不止、海潮侵袭以及台风等。水灾为害之时，越地常沦为城内行舟的泽国。台风（飓风）往往带来水灾，常引发“海沸”、“海啸”、“海溢”等。越地是鱼米之乡，旱灾发生的概率不大，但旱灾一旦发生则说明气候的反常，因此破坏力也更大。如唐贞元年间，越州大旱，到了鉴湖水竭的地步；在明嘉靖、万历年间，绍兴合郡连年大旱，湖尽涸为赤地；清顺治年间，绍兴大旱，河湖尽成赤地，步履往来。虫灾每每伴随旱灾，志书每每“蝗旱”连称。雹灾的发生并不多。春寒大多表现为“无麦”。地震或称“地动”，常伴随所谓的“白毛生”，最严重的是康熙七年（1668）的一次。

我们对史志有关越地灾害的记载作了全面的统计，发现在以下一些年份，发生了两种以上程度猛烈、覆盖面广、波及浙江大部的灾害（大多是水灾和旱灾并行），意味着出现了多种灾害的集群现象：晋太康四年（283），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7）、熙宁八年（1075），南宋绍兴五年（1135）、绍兴二十八年（1158）、绍兴二十九年（1159）、绍兴三十年（1160）、隆兴元年（1163）、乾道二年（1166）、绍熙四年（1193）、绍熙五年（1194）、庆元三年（1197），明正统五年（1440）、正统七年（1442）、景泰七年（1456）、成化八年（1472）、成化十三年（1477）、嘉靖元年（1522）、嘉靖二年（1523）、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二十三年（1544）、隆庆二年（1568）、隆庆三年（1569）、万历三年（1575）、万历十六年（1588）、万历十七年（1589）、崇祯十一年（1638）、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十五年（1642），清康熙三年（1664）、康熙四年（1665）、康熙六年（1667）、康熙七年（1668）、康熙十年（1671）、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六十年（1721）、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十三年（1833）、道光十四年（1834）、道光二十四年（1844）、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二年（1852）、咸丰三年（1853）、咸丰七年（1857）、咸丰四年（1854）、咸丰五年（1855）、咸丰六年（1856）、同治元年（1862）、光绪九年（1883）。这些特殊年份都适逢历史上的凉期，正是灾害频发的时期，且有愈加频繁的趋向。

在一些特殊年份，同一种灾害也会出现连续多年爆发的态势。如重大水灾，在西晋元康五年（295）、元康六年（296）、元康八年（298）数年连续发生，南宋隆兴元年（1163）、乾道元年（1165）、乾道二年（1166）、乾道三年（1167）、乾道四年（1168）密集出现，明崇祯十一年（1638）、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十四年（1641）、崇祯十五年（1642）频繁发生，例子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再如旱灾，以下试举几个集群发生的年份：东晋咸康元年（355）、太和三年（368）、咸安二年（372），南宋乾道元年（1165）、乾道二年（1166）、乾道三年（1167）、乾道四年（1168），明崇祯九年（1636）、崇祯十一年（1638）、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十四年（1641）、崇祯十五年（1642）、崇祯十六年（1643）等。同样，均对应历史上的凉期。

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时期的凉期，自然灾害往往趋于频繁且各种灾害出现集群现象。自然灾害具有多发性、周期性、连锁性的特点，其周期性表现为半年一灾、一年一灾，频率加快。从越地数千年的自然灾害情况看来，的确有频率加快的趋势。这与近万年来温度总体下降有关，也与越地晚近志书增多、记载愈益翔实有关。

六、水文水利

越文化中心地的水系发育受地质构造及地貌形态制约：南部丘陵山地地面切割强度大，地形破碎，呈树枝状水系发育；北部水网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主要可分为曹娥江、浦阳江、鉴湖水系。其中曹娥江（东小江）和浦阳江（西小江）以会稽山脉为分水岭，流贯东、西两侧，自南而北分别流入钱塘江（后海）。至于湖泊情况，据陈桥驿先生研究，自春秋战国以来，经历了兴起、消亡、复兴，经历了一个由南部山区走向北部平原，又从北部平原返回南部山区的往复过程。

事实上，越地的水文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像曹娥江和浦阳江两江江道曲窄，河口受钱塘江水流、潮汐影响，泄水不畅，故历史上旱涝频发。《管子·水地》云：“越之水重浊而洎。”《水经·沔水注》则谓“吴越之国”“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讲的便是越地水文方面的劣势。《荀子·王制》云：“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司空之事也。”越文化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是越地人民改造越地环境的历程。

在先越文化阶段，由于水患频仍，越地先民已经有意识地去改造自然环境，修建早期的水利工程。近年来对良渚古城的逐渐揭露，城内外的河道、码头、堤坝等遗迹得以认识。一些学者认为，塘山土垣即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西险大塘，被称为“中国水利第一坝”，是东苕溪流域最早的防洪设施，作用就是堵截遗址区北侧的大遮山诸峰来的山水。塘山、岗公岭等水利设施近年来逐渐被认识，将使中国的水利史延伸到距今4800年左右。至于良渚古城，也有防御洪水的作用。流传在越地的传说往往将兴修水利的传统追溯至大禹，但考古发现证明在更早的时期越地的水利工程技术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越文化的发生较早、起点较高与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而越地较早出现社会分层并进入文明社会，与稻作农业、水利工程等集体行为所需要的社会分工、调度职能息息相关。

越国时期的越地水利工程有进一步发展。《越绝书·计倪内经》云：“计倪对曰：‘……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在计然等谋臣的擘划之下，越国通过兴修水利逐步改变环境的劣势，诸如南池、坡塘、吴塘、富中大塘、练塘、苦竹塘、山阴故水道等工程应运而生。进入越地文化阶段后，水利设施得到持续发展，贺循、马臻、戴琥、汤少恩等“缵禹之绪”，逐渐改变了越地的水文劣势，为越文化的突进创造了基础条件。

越地的水利建设，以江河的整治、水库的建设和海塘的修筑最具成就，以下分别叙之。（一）江河的整治

越文化中心地的平原河网主要由绍兴河网（萧绍河网的一部分）与上虞河网组成。越王勾践时建东西向的山阴故水道，是平原最早的人工运河工程。东汉建成鉴湖后，形成了局部平原水网的雏形。晋永嘉年间，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兴运河，为浙东运河奠定了基础。西兴运河修成之后，沟通山会平原西部的南北向河流，内河水网进一步扩大。唐代元和年间，孟简浚新河，筑官塘。五代时期，吴越国疏浚鉴湖。宋乾道年间，吴芾开新河、疏浚运河。南宋初年，围垦鉴湖，绍兴河网初步形成。明成化十二年（1476），绍兴知府戴琥建“山会水则”，以水位高低，定玉山斗门的启闭，调节整个山会平原河网水位，是山会平原河湖网充分整治的标志。明嘉靖年间，南大吉主持疏浚和整修绍兴城河及城外一些主要河道。明嘉靖十六年（1537），绍兴知府汤绍恩历时9个月，主持建成三江闸。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交界处汇浦阳江、钱塘江、曹娥江三江之水，本处地势低洼，泄水不畅，每受山洪与潮汐倒灌之苦。随着三江闸建成，钱清江从此被纳入山会平原河湖系统之中，成为一条内河，钱清江以北萧山平原诸内河也被纳入该系统中。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水利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变，“建三江闸而山、会、萧三邑无旱之忧殆百年矣”。在修筑三江闸的同时，又在蒿坝建清水闸，引曹娥江水冲三江闸下淤积，蓄、引、排相结合，至此，绍兴平原河网水系的调整基本完成。上虞河网位于上虞境内，东与余姚接壤，南为丘陵山地，西连曹娥江下游段，北濒钱塘江河口，曾是洪、潮、涝、旱易发地带。东汉时这一地区便建成白马、上妃两湖蓄水灌溉。唐贞观初年，创皂里湖。唐长庆年间，筑成上虞历史上最大的人工湖——夏盖湖。夏盖湖废后，又形成了小越湖、东泊、西泊、破冈湖、孔家岙泊等湖泊。主要河道有四十里河、姚江、十八里河、百沥河、百崧河、百谢河等。

相较于平原河网，曹娥江与浦阳江沾溉深广，然囿于各种条件，历代少有综合治理方略，江堤御洪能力差，蓄引水量主要依赖山塘堰坝，宝贵的水力资源因无力充分利用而日付东流。江堤工程多十分简陋，极易坍毁，致使水患不息，民谚有“沿江人家一夜穷”之说。人称浦阳江为“小黄河”，曹娥江为“蓑衣江”，说明其危害之甚。（二）水库的建设

在越国时期，会稽山北麓便修建了南池、吴塘、富中大塘、练塘等水库。东汉时期在若耶溪口建成的回涌湖，已达中型滞洪水库规模。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在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主持建成我国最古老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鉴湖。“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堤塘周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古鉴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诸山三十六源之水”。古代的鉴湖堤坝控制集雨面积610平方公里，湖总面积189.93平方公里，湖中有岛屿115个，17.23平方公里，水面面积172.7平方公里。由现稽山门至禹陵的夹堤分为东、西两湖，夹堤中有三眼闸桥贯通两湖。沿堤又置排灌设施，《水经注·渐江水》载：“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鉴湖的兴建，对越文化中心地的农业、水产、航运等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初步形成由海塘挡潮、斗门排涝的局部平原河网的雏形。宋大中祥符年间，越地已有人围垦鉴湖。“靖康之难”之后，宋室南渡，越地人口激增，围湖造田愈演愈烈，鉴湖逐渐堙废。此外，上虞建成白马、上妃两湖以蓄水灌田，唐代又建夏盖湖，为当时宁绍平原第二大湖。（三）海塘的修筑

越文化中心地自古以来饱受山洪、海潮夹击之苦，因此修筑海塘保护北部平原也是越地人民着力的方面。境内主要海塘以曹娥江为界，东属百沥海塘、浙东海塘，西属萧绍海塘。越国时期有固陵等沿海石塘，唐代开始全线修筑山会平原的海塘。山阴海塘筑于隋垂拱二年（686），于萧山、山阴一带筑海塘50里，因位于两县交界处，故称为“界塘”。会稽海塘筑于开元十年（722），嗣后又先后两次增修。这一段因大部分位于曹娥江沿岸，又称东江塘。大致到唐中后期，西起萧山、东迄上虞海塘已经连成一线，形成比较完整的防潮工程体系。因其横亘于古代山会平原的北部，相对鉴湖堤而言称“北塘”。本时期扩建了玉山斗门，拒咸排涝。唐代以降，塘线逐渐固定在今萧绍海塘一线。虞北平原海塘，在元代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此后塘线基本未变，明代在元代海塘的基础上续作巩固。洪武四年（1371），在上虞沿海修筑了一条长约8里的石塘。洪武二十三年（1390），工部主持征调绍兴府民工在长山至龛山一线修筑石塘40余里，规模甚巨。弘治年间，将绍兴沿海一带数十里长的土筑海塘改筑为石塘，耗资巨万。嘉靖十八年（1539），又将萧山县西江海边长约40里的古塘改建为石塘，越地海塘更加巩固。清康熙年间，绍兴知府俞卿对海塘又续作修缮。经历代修治，海塘成为越文化中心地的重要屏障。

第二节 越文化中心地的民族变迁与人口发展

从血缘上看，於越遗传结构特征的形成要追溯到先越文化时期，越国文化时期於越正式形成并成为文化的创造主体，在此后的越地文化阶段於越的后裔仍占一定比例，但已然被汉族同化。故从文化上看，比民族变迁更为强烈的是文化的变迁。至于越文化中心地的人口发展，总体来说是逐步上升的，其波动的趋势又与越文化的发展趋势大致同步。

一、轮替与整合：民族的历史变迁

秦汉以降，越文化中心地的人群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结构。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基于越文化中心地的历次民族变迁。即便是在越地文化阶段，民族构成仍不乏於越遗裔（虽然已经被汉族所同化）。由于史料阙如，历史上民族变迁的具体历程已难详考，但我们仍可以结合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学科的认识寻绎出大致的线索。

关于越文化中心地早期的人群流动，陈桥驿先生曾结合海侵理论对远古时期越族的迁徙进行了如下推论：越族的迁移，显然是从对于卷转虫海侵首当其冲的东海大陆架开始的。这个地区居民的迁移路线，一条当然是越过舟山丘陵内迁到今宁绍平原。另一条可能是外流，利用原始的独木舟漂向琉球、南日本、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和今中国南部各省沿海等地。其间也有一部分利用舟山丘陵的地形安土重迁。这是这一次迁移的第一阶段……在距今1万年以前，今宁绍平原的环境恶化尚不十分严重。这一时期，或许是海侵波及以前古代越族在宁绍平原繁衍生息最重要的时期。距今1万年以后，由于环境恶化开始发展，古代越族就进入了他们迁移中的第二阶段。越族居民在这次迁移中的主要路线，估计也有三条，他们中的一部分，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区，另一部分随着宁绍平原自然环境自北向南的恶化过程，逐渐向南部丘陵区转移。还有一部分利用平原上的许多孤丘特别是今三北半岛南缘和南沙半岛南缘的连绵丘陵而安土重迁。海侵扩大以后，这些丘陵和舟山群岛一样地成为崛起于浅海中的岛屿，这些越族居民也和舟山群岛的越族居民一样成为岛民。以上推论影响较大，许多研究越文化的论著都沿承此说。论者多未加辨别而全盘吸收，事实上，以上说法大多未被证实，而且一些新的材料对上述观点是相对不利的。

过去学者普遍认为越文化中心地是“越族”的发源地，百越诸族是其扩散的结果。至于扩散的时间，或系之于远古或系之于越国衰亡。但此说现在看来并不符合实际。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百越集团是在两广地区产生的，东亚现代人群的祖先来自非洲，有一部分人群在广东、广西地区驻留并逐渐形成一个体质、文化特征相近的群体，是为百越的渊薮。百越集团的遗传特征具有共性，东南越人是后来分化出来的一支。从考古学角度看，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要追溯到上山文化，年代最早要上溯到一万年前。目前所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集中于浙江中西部，可以佐证东南越人自江西进入浙江的观点。此后宁绍平原与环太湖流域的文化逐渐繁兴，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达到极盛。而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工作相对薄弱，一些遗存的年代尚存争议，上山文化之前的情况难以确知。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之前，越地并没有越人的祖先居住。如此一来，说卷转虫海侵造成越人流散本身便缺乏基本前提。

目前学者对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先民做过体质人类学的分析，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人群尚无研究成果，故不能判断其与后来文化的人群有无直接联系。河姆渡文化的头骨存在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质，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类似接近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特征，尤其是在长的颅型上，与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的头骨相似。崧泽文化的人群据研究属蒙古人种，带有南亚类型的特征。针对良渚文化先民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总体而言，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相当于百越集团），普遍带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特点，与当时中国北方先民的体质特征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是分子人类学还是体质人类学，都表明百越集团人群的生理特征趋同。我们也可以基本肯定，先秦时期越文化中心地的人群主体属于百越集团，但我们并不能说本地区的人群性质保持绝对的连续性。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与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本是并行发展，在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逐步统一；良渚文化最终消亡，其后的钱山漾文化既有土著因素，也受北方文化以及浙南地区文化的渗透；再后来的广富林文化则直接受北方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的影响，马桥文化也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同时广富林文化与马桥文化也有许多浙南闽北地区的文化因素。以上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整合很可能伴随人群的变动。马桥文化有不少来自南面的因素，如果当时有一批浙南闽北的人群涌入越地、而这群人又是属于百越尤其是东南越人的话，则同样会造成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之间没有直接延续关系但主体人群的遗传特征却相近的情况。

同时，我们也可以找到越地人群扩散的线索。从文化传播的迹象看，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亡之后，河姆渡文化先民可能向周边（主要是南方）扩散。良渚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其文化因素更是不断向周边扩张。向南到珠江流域，西北至甘青地区，乃至于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都可以发现带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器物。但良渚文化文化因素的扩散，是初步的文化交流，还是深层的文化传播乃至人群扩散，尚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最典型的是主要分布在粤北北江中上游地区的石峡文化，其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而与良渚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可能是良渚文化先民南下的产物。

我们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於越民族至迟在马桥文化时期在越地形成，他们是越国文化的创造者。而据《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越国的统治者是夏人的后裔。这种民族结构伴随越国的崛起、称霸与衰亡。随着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破越国并在越地设会稽郡，越文化中心地的人群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变动。《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云：“乌程、余杭、黝、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太平寰宇记》卷九三引《吴越春秋》：“秦徙大越鸟语之人置。”秦始皇此举的背后动因，根据《宋书·符瑞上》，因“秦始皇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准此，秦始皇因惮于越地人民的斗争精神，调整了越地的民族结构。陈桥驿先生因而指出当时秦始皇“把聚集在部族中心，即今绍兴一带的部族居民强迫迁移到今浙西和皖南地区，然后从北方移入汉族，以改变这个地区居民的民族结构”，这也是北人成批南迁的第一次。此说亦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有学者便明确指出秦始皇之后越文化中心地便不再有越人留下来安居了，强调“换了人间”。潘承玉先生则指出秦以后越国故地、今浙江省全境的居民成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秦始皇下令迁徙移出的居民范围就今浙江省全境而言极为狭小，而移民所往之地本来就是春秋越国的统治范围；《史记》未载此次移民，要么是根本不存在，要么是规模太小；当时一批戍卒的入驻并不能说是大规模的移民，所谓“中原人民首次大规模地徙居越地”纯粹是论者的想象；受冲击的主要是越国上层，广大百姓受影响较小；历代移民没有一次属于根本的对越地人口结构的改造。潘先生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潘先生所质疑的王志邦等先生的观点，事实上是认为越文化中心地的人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不是说浙江全境发生变化；而且这批越人被迁往浙西、皖北也是大家所承认的。何况，我们也实在不能因为《史记》没有相关记述而断然否定《越绝书》诸书的记载。当然，说越地的人群发生“置换”的确是有问题的。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今天的浙江汉族O1-M119有26.0％，上海汉族也有26.7％，是汉族群体中最高的，江苏汉族也有16.4％。可见，这种越人的特征性遗传因素在今天的江浙一带仍有不小的比重。在越国故地，仍生活着当年的於越遗裔，而他们是被当做汉族看待的。

秦始皇用兵东南之后迁徙越文化中心地的人群，此事当有一定事实根据；说越文化中心地的於越民族自此绝迹，却与事实不符，至少此次迁移不如汉武帝迁瓯越、闽越之民彻底；百越以外的人群向越地渗透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如马桥地区在战国时期出现了M122T突变，M122T可能原先并不存在于马桥地区，是春秋战国时期从西部传入的，此时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民族融合；秦始皇平定越地之后的两千多年，多次移民潮逐步改变了越地的民族构成，并使越地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与文化版图，这一过程在西汉时期基本完成。《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一些学者据“越以此散”认为於越因败于楚而四散，乃至于将百越诸族视作此次流散的结果。现在已经究明，百越集团形成于两广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越人并非於越的支流。但我们也应该承认越国后期於越民族确有流散的迹象，集中于楚败越和秦灭越两个时期。尤其是秦灭越之后，除了越人自发的溃散，还有政治力量的强迫迁移。秦代虽然国祚短暂，却是越地民族交融、整合的重要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蒙文通先生指出秦汉之世越人之大批迁徙皆为北迁而无南走之迹，说法不免绝对。东越败后汉武帝确实向北迁了大批越人，而秦始皇对越地土著的处理，主要是就近移出，而非长途迁徙。

汉代继续秦代对越地的人口填充策略，汉人进一步南迁越地。汉人在越地的比重上升，而越地土著又逐渐被汉化。到了东汉、三国时期，越地尚有山越。山越主要是越人遗裔，其分布不仅限于越地，在记载六朝史事的史书中多有出现。东吴多次征山越为兵，并使之成为郡县编户，逐步被汉化。随着“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所带来的数次北人南迁移民潮，越地的北方汉人比重越来越大。不过直至今天，越地的於越遗裔仍有一定的数量，只不过已经完全融入汉族。

北宋灭亡后，金兵一度南下，攻占越地。迨至蒙古灭宋，一部分蒙古人随元军进入越地。在明清时期，从福建、浙南山区尚有部分少数民族迁入浙中、浙东等平原地带。清军占领浙江后，各地旗兵驻扎，据雍正《浙江通志·兵制》所载，当时浙江省旗兵（满族人）5万余人，绍兴达千余。不过元代以来的少数民族的迁入影响较小，并不能改变越文化中心地的民族结构。

二、人口的增长与波动

越地人口的确切记载只能追溯到西汉，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文献与考古材料一窥先秦越地人口的概貌。在新石器时代，人口繁衍较为缓慢，我们无法确知当时的人口数量，只能通过遗址数量的变化、农业生产的起伏以及文化的兴衰来推论人口变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越地在良渚文化时期进入一个文化高峰，地域范围与遗址数目膨胀，人口也必然随之膨胀。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其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面积小得多的新石器时代城址的推测性数据：城子崖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当时城内居民约在5161～6451人之间；此外孟庄古城内居民约为4129～6161人，边线王古城内居民约为1471～1839人，丁公古城内居民数为2580～3226人，田旺古城内居民为3871～4839人。良渚古城的人口数量无疑要远大于这些数字。据刘斌先生估算，使用简单工具兴建良渚古城的大型平台和城墙，需要1万人花费2年以上才能完成。而要建造良渚文化早期的反山大墓的土台，若以当时每人每日运土堆土量为1立方米计算，耗费的劳动日则超过210万个。可以想见当时良渚文化的人口已有相当规模。此后的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陷入了相对的文化低潮期，遗址数目也大不如前，当时应面临人口锐减的境地。

越国时期，尤其是允常、勾践的阶段，越地的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递增。为了与吴国抗争，越国制定了鼓励生育的措施：“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之与母，生二人，公之与饩。”在政府鼓励之下，越地人口逐步上升，据陈桥驿先生推测，当时於越部族的人口总数约为30万人之谱，林正秋先生估计为20万左右。此后，依次发生了越灭吴、迁都琅邪、退据越地等事件，越国尤其是越文化中心地的人口一直存在波动。孟文镛先生认为越国灭吴后人口总数已达100万以上。在秦灭越国之后，随着土著的迁出与北方人口的迁入，越地不但经历了人口的波动，还经历了民族的整合。西汉时期外来人口进一步向越地渗透。《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前119）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清人王鸣盛估计迁入会稽郡的为数约14.5万人。经过西汉的休养生息，西汉元始二年（2）会稽郡领县26，户223038，口1032604。此后越地的人口基本保持增长势头，如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郡领县14，户123090，口481196；西晋太康初年（280～289），会稽郡领县10，户3万；南朝宋大明八年（464），会稽郡领县10，户52228，口348014；隋大业五年（609），会稽郡领县4，户20271；唐天宝元年（742），越州领县7，户90279，口529589。

越文化中心地的政区在五代以后定型，而只有在一定的地域与政区范围内作历时比较才有意义。以下根据万历《绍兴府志·户口》、乾隆《绍兴府志·户口》所总结的材料，列表如次（单位：户）：

可见，越地历史上各时期的人口发展并不平衡，其中南宋至元代为一高峰，此后的清朝更臻于盛。各县发展也不平衡，如新昌县在明代人口急剧减少。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上某些朝代隐匿人口的情况特别严重，不同的材料数据来源也不同，个别数据会存在较大误差。各时期的具体人口变化以及背后的历史原因，在下面有关章节会有详细讨论。

由于越地政区改易频繁，所领县市不一，也造成了纵向比较的难度。从人口密度的角度或许可以更直观地考察越地的人口变迁。陈桥驿先生指出，《国语·越语上》所说的越国“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的范围，大体以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计算，则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6人。西汉时会稽郡南部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0.32人，北部为14.28人，若以平均数算，人口密度还是要大过越国时期。东汉时会稽郡以平均数算，每城不到8700户，口34000多，与西汉相比，基本相当。从初唐至天宝年间，越州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8人发展到57人，增长明显。明洪武年间（1368～1398），绍兴府每平方公里95.06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绍兴府每平方公里368.49人。清代“盛世滋丁”，人口繁盛，嘉庆二十五年（1820），绍兴府人口达500多万，每平方公里已达579.55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以降，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浙江省人口不增反降，150年间减少一半。这一现象令人迷惑，人口学家多归于当时户口隐漏之严重。陈剩勇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溺杀女婴及男女性别失调对明代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明代越地向外流出的人口也不少，即王士性所言“宁、绍人什七在外，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在外人口多从事师爷职业或经商。清代人口激增，这固然有利于越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可耕地不多以及土地兼并加剧等原因，无节制的人口增长也逐渐使人口由原先的可再生资源转变为社会再发展的包袱。

三、人口的流动及影响

民族变迁和人口流动是越文化发生及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直接作用于宏观的历史进程的历史地理因素。从民族结构与人口发展的角度看，越地的民族变迁和人口流动实现了本区域的民族大换血和人口大输血。首先是民族大换血。在先越文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融合也反映了民族的融合。此后，以於越民族为国民主体的越国创造出了灿烂的越国文化。而秦始皇统一越地之后将土著居民强迫迁移到今浙西和皖南地区，然后从北方移入汉族，越文化中心地的民族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越人逐渐淡出世代居住的土地，剩下的居民又为汉文化所同化。自此之后，越文化进入越地文化阶段，本阶段的人口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大输血。经过西汉末年动乱、“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所引发的几次北人南迁高潮，给越地输入了大量人口。在明清时期，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人口密度越地都居全国前列，由人口稀薄之地一跃成为人口巨邑。明清至近代，越地人口又表现出不断向外流出的态势，越地人士更为广泛地参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根据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中国移民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其中第二个时期中国汉族由北往南的五次迁移高潮，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的五次北人南迁事件，给越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是秦并会稽后的移民。一方面秦始皇将越人迁出越地，另一方面将戍卒迁往越地。西汉时期的行政移民，亦为这一举措的延续。这一系列移民活动，促使越文化完成了一次转型。

第二次是西汉末年。西汉末年的动荡使北方人口锐减，一些北方人士南迁越地，尤其是一些士族的到来，极大优化了越地的人口结构，促成了越文化在东汉时期的突进。

第三次是“永嘉南渡”。西晋时期，“永嘉之乱”给了当时西晋王朝致命打击，也引发了一次人口大迁徙。“永嘉南渡”给越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以及大批劳动力。越文化遇到了一个绝佳的发展机遇，一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第四次是“安史之乱”。此后中国的人口重心向南方转移（不但体现于人口数量，还体现于人口密度），并促成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是一个重要的拐点。

第五次是“靖康之难”。在此之前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东南，而此后中国的文化重心也逐步转移到东南。

上述几次北人南迁事件，尤其是后面四次，按葛剑雄先生的话讲，是一种自北向南的离心型迁移，与政府强制性的内聚型移民、东西向的渗透型移民、由内地向边疆的开发型移民、东南沿海地区向海外移民、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徙和西迁、南方非汉族的退却性迁徙等移民方式相区分。在上述几次北人南迁事件的推动下，中国不但完成了人口重心的转移，还完成了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对于越文化而言，更是其历次突进的重要动因。

移民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的迁入有利于人口数量的提高，二是有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由于越地的社会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劳动力数量的优势自然有助于越地的开发，而由外来人口带来的先进技术更是社会经济的助推力。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的过程，实际上是与移民潮刺激下的江南大开发相伴随的。相比之下，人口质量的提高，尤其是“永嘉南渡”、“靖康之难”后进入越地的统治阶层与文化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越地人文的繁兴。故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看，越地的人口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而从越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看，移民潮实际上带来了越文化“点状突进”的关键外部机遇。

第三节 历史地理环境对越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关于历史地理环境对文化及人类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礼记·王制》已有相关论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谷，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庄绰《鸡肋编》亦云：“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总体而言，说的是风土与民风的关系。《管子·水地》说“越之水重浊而洎”，进而认为“其民愚疾而垢”，已是偏见。古人的朴素认识以及一些西方学者的“地理决定论”虽然有商讨的余地，但历史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产生过极大的作用，已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事实。

在文化的发生期，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并直接形塑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初始轮廓。百越在两广地区起源，但沿海支系与山地支系之间的文化差距越来越大，不得不归因于迁徙、交流及海洋所带来的刺激。越地“具有背山面海的形势，距南面不远，就有山林之饶，而平原北缘濒海，又有鱼盐之利。平原上气候暖热，水土资源丰富。於越部族的祖先，是在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繁衍发展起来的”。越地先民所面对的，既有平原之利，也有连绵的山地、凶险的大海，以及大片的沼泽。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中，越文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

一、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是越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越地的气候、土壤、水文条件涵育了越地重农桑的氛围，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并奠定了越文化半农耕半海洋特征的基础。连续性是越地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诸如稻作农业、渔业、盐业、纺织业、制瓷业等都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又是建立在越地相对稳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基础之上的。（一）稻作农业的发生与发展

越地的水土条件决定了“其谷宜稻”，越地先民从一开始便从事稻作农业的生产，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农业开始出现。世界上已知的原生文明，都孕育于原始农业的发达地区，可以说农耕是文明起源的立足点和根基所在，是人类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开端。与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两河流域的麦作农业不同，长江流域主要是稻作农业。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其中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温暖湿润的气候为稻作农业的孕育提供了温床，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先民成为中国最早的农业定居者之一。距今约11400～86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发现有早期人工栽培稻遗存，这不但为河姆渡文化大量稻谷遗存找到了数千年前的源头，也进一步确立了东南地区在世界水稻起源史上的地位。而稍迟的跨湖桥文化，也发现了早期的稻谷遗存。

在进入距今7500～5000年的全新世大暖期后，越地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稻作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本时期是全新世气候最适期，气候热暖潮湿，越地的平均温度比目前高2～3℃，为稻作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数量之多令世人震惊。在河姆渡文化的第四层，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7000多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的堆积。这些堆积层层叠压，厚度从10～20厘米到30～40厘米不等，最厚者达70～80厘米。据估计，稻谷的堆积总量达到120吨之多。这些稻谷经过科学鉴定，属于人工栽培稻，其中大多为籼稻，少量为粳稻，同现代栽培稻较为接近。河姆渡遗址的稻作遗存以其数量之大、遗存之丰富、人工栽培特点之鲜明，为史前遗址所罕见。经孢粉分析鉴定，河姆渡遗址附近的平原地带有河姆渡先民垦种的大片稻田。据钻探资料，在河姆渡遗址西北一侧聚落和沼泽的过渡地带发现了大片的古稻田。在已经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均有数量不等的稻作遗存发现。而同时代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地层或遗址中，都普遍发现有炭化的稻谷遗存。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水稻田。这些水稻田显示，当时已出现了以水井和水塘为水源的两种水稻田形态的灌溉系统。这些田块之间均以水口相通，中间出现水塘或蓄水井，旁及水沟，灌溉系统以水塘或水井为源。此外，在嘉兴邱城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有排水沟及大型引水渠道。在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田分布更为广泛，广布于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水稻田，有的还开挖小水沟。钱山漾遗址有成堆的粳稻和籼稻，并发现舂米的陶臼。从宁波慈湖、杭州水田畈、吴县龙南、昆山绰墩、武进寺墩和上海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植物遗存看，良渚文化先民已懂得用木千篰来捻取河泥，同水草混合发酵后，作为农田的底肥，并且出现了戽水灌田和小型的引水和排水设施。近年在茅山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明确的稻田遗迹区，并有明确的道路系统以及包括灌溉水渠、灌溉水口在内的灌溉系统，可见良渚文化先民业已对水稻田进行了比较先进而细致的规划。

除了率先栽培水稻，越地先民还引领了中国农业的耜耕和犁耕两个发展阶段。跨湖桥文化已发现有骨耜，是由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肩胛制成的。游修龄先生指出我国农业有自己的发展形态，最早的耕地农具就是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农具主要是骨耜、木耜、木锄和靴形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达200件左右，大多见于第四文化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标志着越地先民已进入耜耕的阶段。与刀耕火种相比，耜耕大大延长了土地连续使用的年限。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是农耕的一次革命。犁耕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犁可能是耜的演化结果，在崧泽文化已有石犁发现，邱城遗址发现有一件体形较小的三角形犁形器，是良渚文化石犁的前身，也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石犁。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石犁形制趋于稳定，体形变大，数量增多。在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了一件带木质犁床的组合式分体石犁，该石犁通长106厘米，总宽44厘米，只有用牛等大型牲畜才能拉得动，当时可能已使用畜力拉犁。良渚文化先民已经使用种类繁多、配套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耕地用的石犁、田间管理的耘田器和石锄，收获用的石镰、石刀以及各种木制、骨制、竹制的农业生产工具。

可见，越地的稻作农业有着完整的发展序列，从接近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再到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越地的稻作农业不但起源早，而且发展迅速。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遗存已达数百处。中国早期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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