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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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科技发展（下）试读：
前言
中国的科学技术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成就辉煌，举世瞩目，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一、石器时代的科技萌芽
工具的制造是原始技术启始的标志。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征服自然界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因而，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萌芽和发展非常缓慢。工具的制造与火的使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起源，原始医药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和居所的建造等都是科学知识与技术萌芽的表现，都给自然界打上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烙印。这是人类理性曙光的初现，它昭示了那大放异彩的科技发展的未来。
二、青铜时代的科技幼苗
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有了巨大进步，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青铜器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标志物。夏、商、西周的科技进步，促进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成就了青铜文化的辉煌，为此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铁器时代的科技奠基
春秋战国是中国科技知识进一步积累与奠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秦汉及其后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壮大成型中的秦汉科技
秦汉科技最显著的特点是科学建制完整、技术体系统一。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冶炼、纺织、土木建筑、造纸、船舶制造等主要技术体系及风格也大体确立，从而为此后近两千年的中国科技发展确定了大方向。
五、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
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科学技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曲折中进步着，有些学科甚至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农业、机械、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化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六、隋唐科技
综观随唐科技，可谓是全面推进，重点突出。这一时期既是对先前的诸多科技领域的成就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又开创了多方面的世界之最。中国科技在随唐时期获得了蓬勃发展，而且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强，科技成就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世界文明的进展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七、鼎盛的宋元科技
这一时期虽说一直战火纷飞，社会也动荡不安，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取得了一系列极其辉煌的成就，其中包括许多堪称是划时代的创造发明，这些都使宋元科技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八、传统科技的成熟和集成
明清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明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趋于成熟，中国在大部分科技领域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各方面的成果得到总结，出现了一批集大成式的著作。
明末清初，中国的科学技术却裹足不前，开始落伍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滚滚洪流。
九、西学东渐与国人回应
自明末万历年间开始，西方科技知识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这股“西学东渐”的潮流前后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国人逐渐由被动到主动地走进了西方人的认识视野，开始接触新的科学知识。
十、近代科技的引进和传播
近代中国的落后与贫弱促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的富强之路，开眼看世界一时间成为时代的潮流。而这股看世界的风气则肇始于林则徐和魏源二人。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则展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十一、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开创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科技教育体制开始建立。继来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启蒙。同时，大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科学家纷纷在中国建立科学社团，以及设立高等院校中的理、工、农、医等学科和院系，使现代科学技术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
十二、新中国的科技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也开始书写科学技术的新篇章。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的拍打锻炼，如今中国的科技事业蒸蒸日上，一日千里。更多的科技新成就，必将汇聚成一盏盏明灯，发出更加耀眼的光！《中国科技史话》以全景式眼光，生动地勾画出了中国科技成长壮大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描绘出科学家探索自然奥秘、造福华夏的奋斗经历，以及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所作出的回应和为追赶世界科技潮流所进行的不懈追求过程。《中国科技史话》全书共分48册，它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图文并茂，体系完整，有助于读者开阔视野，深化对于中华文明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优化知识结构，激发创造激情；也有助于培养博大的学术胸怀，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从而更好地适应新世纪对人才全面发展的要求。
因时间和水平所限，尽管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书中的疏漏、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7年5月
三、隋唐医学
《诸病源候论》
巢元方，隋代医学家，生卒籍里不详。大业中（605～618）曾任太医博士。巢元方对医学理论有着很深的造诣，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公元609年，主持运河工程的大总管麻数谋，患风逆不得起坐，隋炀帝特命巢元方往宁陵（今河南省宁陵县）诊视，经调治迅速痊愈，可见其临证疗效之验。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有一个特点，即比较重视医方的搜集整理，和在临证实际中对疾病的探求验证。相对来说，对医学理论的研究却有忽视的倾向。但许多医学家在长期实践中却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至隋代，我国医药学又有了显著的进步。隋炀帝其人好大喜功，什么都要搞得大而全，在医学上也是如此，如他下令编纂的方书《四海类聚方》达2600卷之巨。正是在前人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在隋代医药学显著进步的条件下，巢元方与同道奉隋炀帝之诏，共同编撰了一部总结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的医学基础理论巨著《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的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一般并不论述疾病的治疗，但也有很少一部分疾病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按摩、外科手术为主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步骤。据《隋书·经籍志》载，同期还有一部“吴景贤”《诸病源候论》，但仅存目而书未见传。在隋朝短短几十年中，会编著两部同名巨著，是难以想像的。由于巢氏领衔主编的《诸病源候论》并非个人专著，所以所载吴氏之书或许与巢氏主编之书即为同一著作。《诸病源候论》在我国医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突破了前人的病因学说。巢元方等在病因学说方面，有不少创造性见解，对有些疾病，突破了笼统的“三因”传统说法，丰富了祖国医学的病因学说。例如书中确认了疥疮等病的病原体。巢元方等通过临证认真观察，在前人基础上确认疥疮是因疥虫所致。书中把疥疮分为马疥、水疥、干疥、湿疥等类，指出：“疥者，有数种。……并皆有虫。”在叙述羌虫病时说：“熟看见处，以竹簪挑拂去之，已深者，用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易见行动也。挑不得，灸上三七壮，则虫死病除。”可见对疥疮病原体及其传染性、好发部位，不同类型的临床表现特点及诊断要点、治愈标准等，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比欧洲Linne氏在公元1758年关于疥虫的报告要早1000多年。尤其可贵的是强调“虫死病除”，把消灭病原体作为疾病治愈的标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认识。在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方面，对前人的六淫致病说有所突破。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宇宙间另有一种“乖戾之气”的物质，可以导致伤寒、时气病、温病等传染病，并引起“转相染易，乃至灭门”。还强调传染病是可以预防的，多次指出“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书中认为寄生虫病的发生和饮食卫生有很大关系，明确指出寸白虫（绦虫）系食入生牛肉、鱼肉所致。对漆疮、晕动病等过敏性疾病，已认识到其发病与个体反应性有关，“特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总之，《诸病源候论》对病因的认识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前人的旧说，这对病因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诸病源候论》对一些疾病的症状与发病特点的描述也很正确。例如书中记载了对一些地区性疾病的认识，其中“射工”、“水毒”之名，历来难以肯定究属何病。仔细研究一下书中对其发病地区、发病季节、传染途径、发病经过与临床症状等的确切描述，可以认为，这主要反映了巢元方等对血吸虫病的认识水平。其他如南方多见的羌虫病、江东岭南的脚气病、山区常见的甲状腺肿大病等，对其地区性均有正确的认识，并对症状、发病特点、诊断等也有正确记载。再如对泌尿系结石症状特点的描述，也很生动逼真，对临床诊断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诸病源候论》虽然是探讨病因证候的专著，但也叙述了不少有关治疗创伤的外科手术方法和缝合理论等。这些创造性成就，说明我国外科手术治疗在继承汉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隋代又有了新的进步，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例如书中所载的肠吻合术，对手术步骤、方法等要求很严格，其中尤其创造性地提出了富有科学性的缝合理论原则和具体详尽的缝合方法，对术后护理也有具体合理的要求。其缝合断肠的原则和护理要求，至今还是外科医师进行这种手术的注意要点。欧洲最早的同类手术，是意大利人罗格与罗兰在12、13世纪间进行的，比巢氏等人所载晚了500多年。在书中所载的处理腹部外伤、切徐大网膜的手术中，还创造了结扎血管的方法。即做这种手术时，在手术步骤上要求首先注意结扎血管，借以观察该血管营养区域并按此区域切除已坏死的大网膜。如此则可避免单纯切除局部而引起继发的感染、坏死，这是很正确的原则，是一项重要的科学发明。意大利著名外科学家伯特帕格利于1460年创造了一般结扎血管和出血创口内贯穿结扎血管的方法，另一位外科学家埃伯罗易斯帕勒（1517～1590）在截肢术中，应用了大血管的结扎方法。《诸病源候论》所载的同类方法虽尚不如他们具体，但较他们要早800多年。书中还建立了创伤内异物剔除的原则，其所论述的具体要求与现代医学关于创伤内异物剔除原则是相符的。
此外，《诸病源候论》还在中毒与毒物分析等方面有着许多新的记载。如书中最早而系统地记载了乌头、钩吻等中药的中毒症状，其描述与现代医学的观察基本一致。这在当时对这类中毒的诊断，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在中毒的诊断上，除了重视症状外，还创造性地应用了实际观察胃内容物的方法，以确定为何物中毒，这种方法至今仍为中毒诊断中的常用手段。书中还记载了不少当时群众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毒物分析方法，体现了我国古代毒物分析化学的初步尝试，是考查古代毒物分析方面的宝贵资料。《诸病源候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病一论的论述比前人增加了，而一证多病的论述减少了。这对深入研究不同疾病的病因、症状、诊断、鉴别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对各种疾病的深入观察和研究。巢元方等医学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补充或改正了不少前人在认识上的缺陷或错误，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敢于突破前人的定论，创造新的见解，追求实事求是和认真观察总结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当然，由于时代和实践领域的限制，他们在认识上仍然承袭了前人不少的错误，甚至还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彻底打破鬼神作祟的观念。同时，该书篇章浩繁，内容庞杂，屡有重复，也是不足之处。
总之，《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最为丰富的探讨病因病机证候的一部专著，在人们认识疾病的长河中，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对医学理论的进步，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是继《内经》之后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成就。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诸病源候论》正是巢元方等利用前人的知识积累和成就，研究医学理论问题写成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发掘、整理和研究。《诸病源候论》对后世医学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唐代，《千金要方》等曾大量参考引用该书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观点；王焘编撰《外台秘要》时，录用以为篇首的理论。日本丹波康赖撰《医心方》（984）时曾以此书作为重要参考。在宋代，也曾为王怀隐等的《太平圣惠方》所大量引用，同时宋代的医学教育还用以为教授学生的课本。明清以来，《诸病源候论》得到更多的刻印，流传也更广泛了。
《新修本草》
我国本草学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开始逐步趋于成熟。这表现在：其一，本草学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政府出面组织编撰、修订、颁行本草学著作，使之成为药典；其二，本草学知识领域更加扩大，开始出现一些分支性的专门著作。其中唐代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体现了这一时期本草学的主要成就。
苏敬（约599～674），宋（今湖北省境）人，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家讳，被改名苏恭，为唐代重要勋官，曾任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等官职。自从梁代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之后，唐代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鉴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乖违及当时医家用药的纰紊，苏敬对本草学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工作，并于公元657年上书唐高宗，请求政府修订本草。唐高宗李治采纳了苏敬的建议，征召当时的著名医药学家和科学家、艺术家等学者，以及行政官员20余人，由苏敬主持，共同进行这项工作。在修订工作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注意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方面，提出“《本经》虽阙，有验必录，《别录》虽存，无稽必正”，不为前代本草著作、哪怕是经典性著作所束缚；另一方面，又强调“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注意吸收各方面的经验。其间，还下令全国郡县，征集地道药材，并要求各按实物描绘成图，送至京城，以备修订参考。如此该书之编撰实际上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经过两年紧张的整理研究，于公元659年编撰成《新修本草》一书（亦称《唐本草》），并由唐政府颁行全国。《新修本草》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第一部药典，比过去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的《纽伦堡药典》（1542）要早800多年。全书正文20卷，目录1卷；《新修本草图》25卷；《新修本草图经》（药图的说明文字）7卷，目录1卷，共54卷。《新修本草》所载药物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使我国本草学著作收载药物品种达844种（一说《新修本草》收载药物为850种）。在114种新增加的药物中，有37种收入197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新修本草》的分类与《本草经集注》基本一致，但将陶氏七类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本书正文部分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加以重新修订改编，校正了若干错误之处，并详述了各药的性味、主治及用法。图谱部分则是根据广泛征集来自全国各地所产地道药材所绘制的药物形态图。图经部分除了对图谱所绘药物形态作了文字说明外，还有采集炮炙等方面的内容。《新修本草》还广泛收载了当时民间的用药经验，如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牙科的填充剂等。注意吸收国外传入的药物知识。《新修本草》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药物学成就，文图并茂，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书中并保存了一些古本草著作的原文。尤其在编撰过程中，从全国各地道药材产区征集实物、药图，并于书中增附图谱、图经，实为我国本草学史上的创举，对药物形态鉴别、药物真伪辨别及帮助学者认识药物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对药物性味、主治、用法、炮炙和产地等有规范性要求，对医生、药商有法律性约束的一部标准性的药物学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医科大学——唐太医署，亦立即采用它作为教材。这种注重吸收运用当代学术发展中的最新成果的教育举措，对我们今天的医学教育也不无启发意义。同时也证明该书在当时所具有的权威性。其后本书影响达300余年。本书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如颁行后不久即传到日本，对当时日本医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公元701年，日本制定了医药律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其中规定医学生的必修书中，就有《新修本草》，学生学习课时还必须达310天。日本律令《延喜式》905年亦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足见当时本书在日本医学界所受到的重视。
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682）保存了本书正文大部分内容。唐以后，本书正文多收录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书中，本草图及图经部分则早已亡佚。《新修本草》现存三部残卷，从敦煌发掘出的两种残卷片断，为英、法等国掠去；另一种为日本仁和寺藏本（十三四世纪抄卷子本）的残卷共10卷，又补辑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现国内流传的有日本岗西为人和国内学者尚志钧先生的两种辑佚本。
孙思邈与临床百科全书《千金方》
孙思邈（581～682），唐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他天资聪敏，治学精勤，善言老庄，喜好释典，通经史，知百家，是集佛、道、儒三教于一身的饱学之士。他自幼多病，为筹汤药之资几乎罄尽家产，生活显得极为困难，但他从不为此而放松经史、医药知识的学习。20岁时，他开始行医于乡邻亲友之间，每得良效。自己多病的身体，也靠自行调治变得强壮起来。从此他更加勤奋地钻研古代名医的著作，寻伟大医学家孙思邈求民间的治病经验，往往因为一个单方、一味药物、一种炮炙方法等，不远千里虚心向人请教。因此，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医名鹊起。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征召并授以高官厚禄，他都一一固辞。但当群众求以疗疾时，他却从未予以拒绝。他强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他还告诫医生到了病家，举止要检点，仪态要端庄，“纵绮羁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不论是在患者病家面前，还是在医界同道背后，孙思邈的态度都反映了他高尚的思想品德，这一直为后世历代医家所称道，时至今日，仍是我们进行医德教育时所不得不提出的楷模。
孙思邈结识的朋友很多，如擅长针灸的太医令谢季卿；以医方、针灸著名的甄氏兄弟甄权、甄立言；长于方药和养生的名士孟诜；通晓药性的韦慈藏；著名的历史学家魏徵，知名之士宋令文、卢照邻等都与思邈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经常往来，相互研讨学问，也促进和丰富了孙思邈的知识领域和学术经验。
孙思邈鉴于古代诸家医方散乱浩博，求检至难，便博采群经，勤求古今，删裁繁复，以求简易，撰方一部，凡30卷，“以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名曰《备急千金要方》。此书约成于公元652年，思邈当时年约70岁。书成后，孙氏仍时时感其不足，继续努力，又集30年临床经验，作《千金翼方》30卷以补《千金要方》之不足。两书輗軏相济、羽翼交飞，合而为我国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药学著作。《千金方》篇卷浩大，内容详博，近代医史学者称之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宋代学者曾将其要编成《千金宝要》，并刻碑石以广为流传。
孙思邈一生从事临床实践达8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为祖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思邈故里陕西耀县药王山之千金宝药碑亭一角
首先，孙思邈取得的医方、药物学方面的重大成就，在《千金方》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隋书·经籍志》记载医方书目虽有百余部，但能留存至唐代者已不多，至今尚存者更是屈指可数，其中载方最多者亦不过数百，而孙思邈收集整理的医方，在《千金要方》中有4500多个，在《千金翼方》中有2000多个，可谓集唐以前医方学之大成，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丰富的医学遗产。虽然《千金方》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但仍可看出其中除引用了张仲景、华佗、陈延之、支法存等20余位著名医学家的医方外，还收集了流传在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文人学士、官僚、宗教界以及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很多医方，如齐州荣姥方、蛮夷酒方、书生丁季回雄黄方、苍梧道士陈元膏等等，可见孙氏读书之多、收集采访功夫之深。孙思邈的故乡是“秦地无闲草”的药材产地，他的足迹遍及该地各大名山，在实地采集、观察和检用药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注意总结药物的特殊疗效，他还非常重视药物的产地和采集季节。《千金方》中记载了133个州的519种地道药材，还在233种植物药后注明了应当何时采花、采茎、采叶，何时采根、采果。这些创造性、总结性的工作都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后世称他为“药王”，并将他曾隐居的耀县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以示纪念。
孙思邈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对杂病的认识、防治和护理也有不少创造性的贡献。如他正确地揭示了消渴（糖尿病）与疖痈（化脓性感染）的关系，指出预防糖尿病患者并发化脓性感染是一个重要问题，警告医生不得给已诊断为糖尿病的患者施行针灸治疗，提醒患糖尿病的人要时刻严防破皮成痈的危险，强调患者要随身携带防治痈肿的药物，以备急需。对于痢疾，他根据临床表现和大便形状，分为赤白痢、血痢、脓血痢、久痢、休息痢5种，基本上能对当今称之为细菌性痢疾与阿米巴痢疾作出鉴别。他对麻疯病的症状描述和分型以及预后的判断，也与今天的认识极其相近。另外他还明确指出，霍乱病的病因与饮食有关，并非什么鬼神作祟；骨关节结核（附骨疽）好发于较大关节，成人以髌、膝为多，小儿以脊柱为多；水肿病人注意忌盐等。这些都反映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孙思邈在总结其他医家经验的基础上，对一些营养缺乏性疾病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创造性运用了针对病因的特效药物。例如他认识到瘿病（地方性甲状腺肿）是一些山区居民因长期饮用品质不好的水而造成的，主张用动物甲状腺（如鹿靥、羊靥）和海产药物（如海带、海白菜）等进行治疗，这与今天用碘剂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又如，对维生素A缺乏所致的夜盲证（孙氏称雀目）的症状描述已十分详细，并强调用各种动物肝脏进行治疗。现在知道，肝脏中的维生素A含量是极为丰富的，用以治疗夜盲证，就是靠补充了患者所缺乏的维生素A而取得疗效。另外，《千金方》中还论述了脚气病的病史，指出经常服用谷皮煎汤所煮的粥，便可防治，这也是以含有丰富B族维生素的物质治疗维生素B缺乏症的最早记载。当然，1对于这些疾病的真正病因及其特效药物的药理作用，孙思邈还不可能有清楚而正确的认识，但对于这些事实的认定，必定是在大量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对丰富经验的全面总结和缜密思考才能完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引以为自豪的重要成就。
就针灸与药物治疗的关系而言，孙思邈很重视针灸与药物并用的综合治疗原则，指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知针知药，固是良医。”也就是说，孙氏的良医标准必须是既精于针灸，也精于方药，这是很有道理的。他对辨证施治原则在针灸临床上的运用亦甚强调，说；“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共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孙思邈在甄权针灸图的基础上创造性绘制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灸经络俞穴挂图，三幅图分别将人体正、背、侧面的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用不同颜色绘出，创彩色针灸绘图之始，这对提高针灸教学质量、准确取穴定位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疗效显著的“阿是穴”也是《千金方》中最先记载的。
孙思邈是一位精通诸科、技术全面的临床大家，尤为重视妇科和儿科。《千金方》中先论妇人、小儿，后论成人、老者，强调妇人和小儿患病不同于男子和成人而各具特殊性，主张妇产和小儿应独立设科。两部《千金方》中妇产科内容达7卷之多，对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漏、带下等妇产科疾病的防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宋代陈自明撰写《妇人良方大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孙思邈对胚胎发育过程和胎养、胎教等已有了深刻的认识，指出为使“所诞儿尽善尽美”，孕妇必须避诸禁忌，“弹琴瑟调心神，和性情节嗜欲”。在妊娠期的不同阶段，对孕妇活动量要有不同的限制，“妊娠三月居住单静”，五月之后则应由静转动，可从事一些轻体力劳动，并同时增加营养，使胎儿“添髓强骨，以定五脏”。他强调临产前后要使孕妇情绪安定，避免惊扰，接生人员切不可显出惊慌或面露愁容，以防导致难产或其他疾病。孙思邈对新生儿的处理也很科学：小儿初生，先以棉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恶血；如新生儿窒息不啼，可“取儿脐带向身却捋之”或以“葱白徐徐鞭之”；“断脐不当以刀子割之，须令隔单衣咬断”，断脐之后，当以柔软、方四寸新棉厚半寸护脐，并主张灸之、熨之。在1000多年以前能提出这种方法是十分可贵的；用火灸断脐伤面对预防婴儿破伤风有着重要作用。对新生儿的护理和婴幼儿的养育，孙思邈也都有专门的论述。他主张胎儿出生后首先要进行洗浴，以猪胆汁煎汤浴儿，以软布包儿。并强调：“天和日暖无风之时，令母将儿于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肤牢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帷帐之中，重衣温暖，犹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堪当风寒也。”另外，对于婴幼儿乳母的选择，他提出了科学的严格要求：“凡乳母者，……但取不狐臭、瘿、痿、气嗽、疥、痴、白秃、瘰疡、唇裂、耳聋、臭鼻、癫痫，无此等疾病者。”孙氏著作中对婴幼儿的发育过程、哺乳和羊乳喂养卫生等的论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不少方法和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从《千金方》的记载来看，孙思邈曾采用了一些当时非常先进的诊疗方法。如在诊断胸壁脓肿向里穿透胸膜造成开张性脓胸时，他用的是“验透膈法”，其方法是用竹内膜或薄纸封住患处，令病人做深呼吸，如纸不动则未透膜；如纸随呼吸而动则说明已穿透胸膜，造成脓胸。孙思邈还创造性运用葱叶作导尿管进行导尿的技术，具体方法是：以葱叶除尖头，插入尿道中三寸，微用口吹使葱叶张开，小便即可通畅。这种方法是很巧妙的，在后世许多医书中都有引述。
孙思邈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也是非常卓著的，他把养生保健与老年病的防治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富有唯物思想的养生长寿学说。他极力批判了服石以求长生不老的幻想，而又肯定人类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到100岁甚至200岁的科学主张，这和现代关于人类寿命预测是基本一致的。他认为求得长寿的方法主要是食养食治、劳动锻炼和讲究个人卫生。他十分强调饮食疗法在延年益寿和老年病防治方面的重要意义，主张先用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物。注意按摩导引之术，提倡吐故纳新的“静功”和熊经鸱顾的“动功”相结合的锻炼方式，劝告老年人要从事一些不致疲劳的轻体力劳动。还强调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食用不熟、不净、有毒的食物，饮食不得过量，咀嚼要细、吞咽要缓，饭后要漱口、要散步，睡眠时不要张口、不要蒙头。他提出的这些细微、具体的要求，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他以自己超乎常人的寿命，证明了他的养生理论不是妄说，而是真诠。
孙思邈对张仲景的《伤寒论》也有较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的方法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也就是说将《伤寒论》的所有条文，分别按方证归类。他强调：“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发汗吐下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孙氏研究仲景伤寒论的学说和方法，后由成无己、方有执、喻嘉言发挥为“三纲鼎立”学说，在医学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和宗教思想的影响，孙思邈在其著作中还收入了基本上属于鬼神迷信的“禁经”。另外，由于他采集诸家之说，往往兼收并蓄，以致前后矛盾，所引用的材料也大多不注出处，实乃美中不足。但孙思邈的一生绝不因此而减色，他对我国医学发展的贡献仍是非常突出的，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纪念和崇敬。正因为如此，在他的故乡，陕西耀县，自宋以来几乎是年年有纪念会。那里有历代碑石林立，传颂着他的功名和业绩，解放后曾两次修葺。1982年正当孙思邈逝世1400周年之际，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特在此举行了学术会议，号召全国医药学界，学习孙氏高尚的医德，发扬他的学术思想与刻苦治学的精神。
四、宋元医学
政府创设校正医书局
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当时主要用于佛经像的印制，医学书籍仍然只能靠学者们手写传抄。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术的进步，才给医药学书籍的大量印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代政府从全国征集到大批医药古典书籍，其中不少由于千百年辗转传抄，以及战火、虫蛀、脱简等原因，已经散乱或残缺不全了，迫切需要进行一次系统的校勘和整理。因此，宋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使这一重要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并取碍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例如；开宝四年（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太平兴国六年（981）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公元1057年由政府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一批颇有校雠专长和精于医学的专家被调集“校正医书局”，这些专家有：
掌禹锡，字唐卿，今河南郾城人，地理学家，兼通医药学，尤精本草，以校正补注本草而著称于世。
林亿，北宋著名医学家，校正医书局的主力之一，为10部古典医书之校正做出了重要贡献，尤以校正《素问》一书为最，采数十家之长，端本寻支，溯流讨源，改错凡6000余字，增注计2000余条，使《素问》原貌基本重显于世，为干余年来读者所享用。
高保衡，宋神宗时（1068～1085）国子博士，精通医学理论，深明方药知识，在校正《素问》、《脉经》等理论典籍中颇多贡献。
孙奇、孙兆，今河南孟县人，著名医学家尚药奉御孙用和之长子、次子。奇、兆继承家学，通经学，精医方，以医闻名，皆登进士第，孙兆曾作过尚药奉御丞。二人对《素问》、《伤寒论》等研究尤精。
秦宗古、朱有章、钱象先、范镇等，也都曾在“校正医书局”任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校正医书局”先后经过10个寒暑，在以上名家的辛勤劳动下，终于完成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10部宋以前最富有代表性的医学巨著的系统校正和印行。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对我国医学发展的继往开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1000年来，特别是今天，我们学习中医、研究中医，没有不以这10部医书为重要参考者。因此，正确评价“校正医书局”，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完全应当的。一段时间曾因有统治者支持而不作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很不客观的。
林亿等人在其所校正医书的序文中，指出宋仁宗、宋英宗等对“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曾有过多次过问并提出具体要求，采取了积极措施，除前已述及者外，还有“嘉中（1057），仁宗念圣祖之遗事”，“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令取《素问》、《九墟》、《灵枢》、《太素》、《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诸家善书校对”。林亿所强调者，也正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校正医书确曾是积极支持和十分重视的。联系征集和校正医书之前前后后，我们应当给予宋太祖、宋仁宗等皇帝在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作用以积极的评价。
整理刻印医方巨著
晋唐时期，为医学家和病人提供疾病治疗方法和处方用药一类的集子大量出现，其中颇多编者个人的心得体会。《千金方》与《外台秘要》是集诸家医方之大成者，所收各家医方数以千计。到了宋代，大型方书之编纂工作，已非个人力所能及，政府比较重视和支持，并以官方的力量，组织学有专长的名家，进行着巨大医方的编纂整理。例如《太平圣惠方》、《和济局方》、《圣济总录》等，反映了宋代在医方整理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太平圣惠方》是宋王朝组织编纂的第一部大型方书。据《宋史》记载，宋太宗赵炅（匡义），素喜医术，曾收藏经过应用的有效的医方1000余首，于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下诏翰林医官院（类似现代的医学科学院）向全国征集有效医疗处方，又得到各医学家应用之效验方或家传效验方10000余首，遂命尚药奉御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王怀隐，今河南商丘人，精医药，曾为道士，于公元976年奉诏还俗，充任尚药奉御，为皇室医药保健服务，后晋升为翰林医官使。公元978年奉命与翰林医官院副使王、郑奇和医官陈昭遇等，共同编纂此书。淳化三年（992）编成《太平圣惠方》100卷，宋太宗御制序文，并经政府刻本刊行。此书分为1670门，收载医方多达16834首，内容颇为丰富。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影响极大。公元1046年，经何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方》，作为学习医学的教材应用了数百年，足见其影响之大和深远了。《和剂局方》是宋代由政府创办的专营药物买卖的“和剂局”（原名卖药所）配制成药的处方集。和剂局成立之初，所用方剂“或取于鬻药之家，或得于陈献之士，未曾考订，不无舛讹”。甚至药味脱漏、分两差错者时有所闻。宋王朝得知此情之后，便下诏书，遴选医家，进行刊正。在太医令裴宗元、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陈承等人的主持下，校正、编撰《和剂局方》。裴宗元，原为江浙一带名医，公元1107～1110年间，任奉议郎、太医令兼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元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刻之职。陈师文，今浙江临安人，曾任尚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陈承，今安徽贵池人，曾任将士郎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撰成《和剂局方》共5卷，收载医方297首，成为和剂局制剂的规范。其后，该方书经过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公元1151年，又经许洪校订，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的成药处方集之一。该书由5卷增至10卷，载方达788首，每方之后.除药物组成及主治病症外，还对药物之炮炙和药剂配制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在推广成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书所收载的方剂多为丸、散剂型，便于保存以备随时取用，很受群众欢迎，所以影响极大，甚至有“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高度评价。长期的实践证明，《和剂局方》中的许多方剂都是确有实效的，所以至今仍为临床医学家所常用。但也不能否认，该书也确实收录了一些药味庞杂的方剂，对疗效的记述也有过于夸张的缺点，加之用药存在着偏于温燥的倾向，因此用者若不详辨疾病之证候，一味生搬硬套，则流弊难免。元代朱丹溪撰《局方发挥》给予批评，使之能更好地为人们按具体病症检方应用。《圣济总录》是宋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宋徽宗时，由统治者组织医学家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有效方药，于公元1111年开始，历时7年编成，全书共200卷，分为60门，载方约20000首，对前代方书几乎囊括无遗。该书每门之下分列若干证，每证之首，先论病因病理，次述治法方药，综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骨等13科，内容极为丰富。北宋政和年间所编《圣济总录》书影《圣济总录》是一部医方全书，故对宋代盛行的医学理论——运气学说，也作了系统的论述，体现了官方对该学术思想的重视和推崇。这里我们引用宋徽宗御制序的一段话，可知其对医药之修养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视，他说：“生者，天地之大德；疾者，有生之大患；方术者，治疾之大法。”“朕悯大道之郁滞，流俗之积习，斯民之沉痼，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五运之数，六气之化，莫索其隐，莫拟其远，曰寒曰热，寒热之相搏，差之毫厘，失以千里。”“朕作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亦斯道之荃蹄云耳。……御五行之数，运六气之化，以相天地，以育万物，至于反营魂而起当生者，岂细事哉，盖有来者焉。”《圣济总录》编成后或未及印行，京城开封已陷落金人，其书版也被金人运走，至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始刊行于世。因此，南宋医学家的著作中没有能引用该书之内容者。其后，元大德（1297～1307）再印，该书才逐渐在全国流传，对我国医学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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