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日本：从畅销书看日本社会走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亚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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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日本：从畅销书看日本社会走向试读：

这套书的出版还是有点周折。

在 2009 年 初，笔者出版了一本《谁能拯救日本》，尝试着用历年畅销书的变迁来说明日本社会的变化。之所以做这样的尝试，是因为笔者希望找到一种可以更加真切地反映日本人内心世界的表现方式，因为他们不仅是社会变化的承受者，而更是主要的推动者，他们的需求才是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需求一方面因为日本人含蓄的性格而很难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需求往往不是条理清晰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我们只能寻找一种影像折射的方式，把这种含蓄而真切的需求显现出来。日本有句俗语给了我启发：“畅销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日本著名出版人植田康夫也认为，畅销书可以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潮流，以及当前社会风俗的嗜好。

在日本，畅销书这个概念是 1950 年 以后才被完全认可的，出版社也就开始有意识地去“制造”畅销书，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每一本书都能畅销。如何才能“制造”出畅销书呢？日本早在 1971 年 的《出版事典》中就有了指导建议：“要想书畅销，就必须尽可能地认识到大众的心理和感情的变化，从而形成以能够刺激大众的最大公约数所关心的事宜为主题。”这还不够，“还需要用平易近人的，同时又具有煽情的表现才能真正地抓住读者。”这条指导意见非常清晰地说明了畅销书与时代变迁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出版社有意识“制造”的畅销书，还是不经意间冒出来的畅销书，基本上都符合《出版事典》中有关畅销书的形成原理。

这也就是说明，读者喜欢读某一本书，不仅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吸引人，同时也是因为读者需要去读这方面的内容。畅销书实际上也就是满足了大多数读者的需求，而这样的需求正是时代变化的动因。

基于这种认识，《谁能拯救日本》从历年畅销书变化的角度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社会变化进行了探索。泡沫经济时代把日本带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高度，所以泡沫经济的崩溃也给日本国民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失落。实际上泡沫经济的崩溃不仅结束了日本社会一百年来持续发展的历史，而且还在心理上隔断了日本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对持续发展的依赖。从 1991 年 到 2007 年 的畅销书很好地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日本国民内心变化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的变迁。

这本书出版后承蒙东方出版社许剑秋总编辑的青睐，他鼓励笔者继续用这样的视角写下去。笔者深受鼓舞，准备续写，但是很快也遇到了结构和表述方面的困境。谁能拯救日本：从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变

笔者在《谁能拯救日本》中以群体社会的概念来构建日本国民性的特征。这与很多传统的日本论不尽相同，但是通过这一概念可以更切实地了解日本社会及其历史变迁。

日本的群体社会是在超乎我们想象的极低生产力中产生的。上古乃至中世纪，日本是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这些农民如果离开村落，一个人落单的话将举步维艰。当时日本民间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在村落中被隔离，日语叫“村八分”，这就充分证明了这点。日本历史学家樋口清之曾经仔细地分析了“村八分”的内容，当时的群体生活可以概括在 10 件事内：生孩子、成人礼、婚礼、葬礼、各种法事、照顾病人、救火、治水、外出旅行、建桥修路。所谓的“村八分”就是除了葬礼和救火之外，其他八项事务发生时，村落中的其他人都不参与。既然是一种处罚，就意味着这些事离开大家的帮助，一个人（一个家庭）是什么也干不了的。这也意味着个人对村落的必然依赖。

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社会中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和忠诚，群体对个体的保护和帮助的特点。但是，这种依赖性只存在于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因为生产力之低，产生不了特别富裕的人可以替代一个群体的作用，因此，个人对群体的依赖通常不是对群体中某一个人的依赖。日本历史上很少出现大英雄就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并形成了传统。个人英雄主义的织田信长的夭折和不断协调平衡的德川家康的成功也能说明这点。所谓的“武士忠于天皇”之说实际上是《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杜撰的理想，不仅中世纪日本天皇有责无权，就是幕府将军对日本也是统而不治，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全国统治系统的负担所造成的，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形成了日本人只对群体依赖，而不是对某些个体依赖的传统生活方式，让日本人养成了群体社会的思维。

维系群体社会的核心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群体不能给予个体保护和帮助，那么个体也就不能再依赖这个群体，不能再忠于这个群体。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博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兵不血刃地完成社会改革，主要就是旧的群体因为财政的破绽已经无法继续给予成员保护和帮助。当时的武士差不多都要自谋出路，他们需要寻找新的生活环境。由于群体社会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因此，日本帝国这个新的群体概念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日本国民在这个群体概念之下获得了一次发展的机会。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让国家拥有了更多的预算给国民提供福利，全民保险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而同样在不断壮大的企业则成为日本国民最基本的群体社会单位，让日本国民全身心地成为“企业战士”。日本的群体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不过，这时的日本生产力早已提高到即使个人脱离任何群体都能生活下去的程度了，也就是说群体社会已经不再是日本国民生活的必需环境了。因此，当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企业首先觉悟到了这点，他们开始放弃照顾员工一生的思维，企业制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同时，日本的国家预算出现了巨额赤字，社会福利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政府不得不尝试着让国民为自己的将来支付更多的保险费。这时候，日本社会开始流行“自己责任”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进入个体社会的核心口号。

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社会从群体社会进入个体社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日本国民是如何应对这种历史性巨变的。《谁能拯救日本》一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结构来承担这样的任务，但是要在这个结构体系上继续深入殊非易事。谁是日本之敌：日本社会思想的整体移轴

然而迫使笔者继续写下去的还是紧迫的中日关系，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清高地以毫不相干的姿态来看日本社会的巨变，因为中日是不能搬迁的近邻，日本社会正在进行的社会变化一定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2000 年，中日关系还非常友好，当时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日本举行，小渊惠三就曾希望中国作为正式成员出席，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响应，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向美国说明情况时遭到克林顿总统的驳斥。十多年之后，情况完全反过来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高声遏制中国参加的却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实际上中日关系走到今天完全进入了心冷的阶段。这绝对不是安倍首相个人对中国的不满，而是日本上下为追求本国利益的“空气”的结果。

即便是进入了个体社会，但日本国民对群体社会依然是藕断丝连。“3·11”之后，很多日本人重新感到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日本作家岩村畅子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稀薄，甚至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每日三餐，一家人都以个人为单位行动。但是在重大的天灾人祸面前，他们再次觉得孤立无助，很希望能得到他人的安慰。而在“3·11”之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本来想隔岸观火的日本没想到受到的损害堪比危机发源地美国，这更是让日本国民感到无奈和无助。这些都勾起了日本国民对群体社会的“乡愁”，但是他们除了可以重建家庭关系之外，已经无法在体制方面有所诉求。当年民主党政府虽然说要把投资“从水泥转向人”，但由于政治的混乱，反而加重了个人的负担。另外，日本企业为了防备将来的问题，不仅不把盈利和员工分享，而且还继续想方设法降低人工成本。到后来“安倍经济学”的鸡血效应产生后，日本企业的这种做法更加显现出来了。这让希望得到组织和团体援助的日本国民欲投无门。在已经趋向个体社会的日本，能够让大家凝聚起来的不再是组织这种形式，而是如何形成共同的敌人，让大家在同仇敌忾中找到生活下去的勇气。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能理解现在日本社会为什么会重新歌颂“美丽的日本”这些论调。在泡沫经济刚刚崩溃的时候，日本思想评论家中野孝次就曾经说过，像他这样“对日本战争时期的国粹主义深恶痛绝的过来人，最后也不得不去宣传日本的国粹，其实是要让日本国民重新找到身为日本人的自豪感，进而激发他们的活力”。随着日本经济低迷的常态化，日本国民也就更加需要那样的激烈情感，歌颂战争的作品成为日本的超级畅销书正是这种情绪气氛的最好体现。

问题是日本歌颂美好却是在寻找日本之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日本就一直在寻找他们的“敌人”，从教育体制到官僚制度，从国内到国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基轴变化，产生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社会气氛。连在日本比较开明的大前研一也提出了“即便是全额支付美军的驻日费用，也要保卫钓鱼岛”的主张。以中国为假想敌，不仅是安倍外交的核心，也是日本社会的“空气”。日本的畅销书也很好地体现了日本社会思想基轴变化的特点，笔者也准备以《谁是日本之敌》为题，汇集从 2008 年 到 2015 年 日本畅销书所展现的社会现象。读懂日本：观察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变化《谁是日本之敌》是已经出版的《谁能拯救日本》的续作，但是有明显的不同。

一位笔者素昧平生的博主“德音莫违”曾经很好地概括了笔者的写作方式：《谁能拯救日本》从畅销书这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最近 20 年 日本社会的变迁。作者不是简单地就书论书，或是牵强地从图书推论日本的社会文化状况。在解读每年的畅销书之前，他都是先分析当年日本的经济政治状况，解析当年日本的社会文化大事件，然后才解读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详细分析几种当年的超级畅销书。如此一来，畅销书只是作者分析日本社会文化的一种材料，读来逻辑清晰，论述有力。这样的著作，与书评家或学者写的书评集大为不同，倒更像体系严谨的学术专著，而读来又通俗有趣，不枯燥。注

德音莫违博主是得到王一方老师的推荐才去看拙著的，虽然素未谋面，但从博主的文字来看，的确切中要害，笔者也为有这样的知音而引以为傲。

但是，这种写作方式也很容易给人比较零碎的感觉，幸好《谁能拯救日本》用“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这样的观点对日本社会变化进行了阐述，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这种分析结构可以用更多的资料加以完善。而《谁是日本之敌》并没有独自的结构，只是附属于已经出版的《谁能拯救日本》的结构之中。历史的变化往往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更加清晰，因为反反复复是历史进程的常态，所以当我们重新来看 2008 年 以后的日本畅销书时，能够明显地感到日本社会不是在进一步追求个人的修养和在个体社会中的生存能力，而是看到他们对群体社会的“乡愁”，甚至通过寻找共同的敌人而在精神方面凝聚在一起。或许只要有群体能重新保护他们的话，他们应该会毫不犹豫地回到群体社会中去。这种精神方面的凝结需求实际上是个体社会的一种表现。

但是如果只是强调日本社会在寻找共同之敌的话，有可能迷失对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的认识，《谁是日本之敌》应该附在《谁能拯救日本》之后。所以，笔者在与东方社许总协商之后，把《谁是日本之敌》与已经出版的《谁能拯救日本》汇集起来一起出版，这样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日本社会的变化和现状。

由于《谁能拯救日本》出版之后的信息技术更加发达，关于日本的信息也更加容易入手。每年日本的畅销书排行榜不仅能在第一时间传到国内，而且其中的很多畅销书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所以，笔者在继承了以前的写作方式的同时也作了稍微的改变，在介绍日本国民关心的重大事件时，没有汇编成一个题目，而是尽量在有限的篇幅里介绍更多他们关心的事，通过那些似乎毫不相关的热点，为中国的读者整理一点日本社会思想移轴的线索。让畅销书自己说话

不过，那样一来本书的结构似乎更加松散，让笔者对这样的尝试没有十分的把握，直到笔者再次读到村上春树的《地下》后，才获得了一定的自信。《地下》是 1997 年 就出版的，最近找资料再次读起这本书时，村上对事物的探究方法立刻给笔者极大的鼓舞。

村上认为，要理解事件的真相，仅仅追究和分析引发事件的“彼侧”的逻辑和体制是不够的，需要同时对受事件影响的“此侧”的逻辑和体制一并追究和分析。打开“彼侧”谜语的钥匙，说不定就隐藏在“此侧”的地下。

村上的想法很容易理解，比如一个生产者总是针对市场的需求去生产商品，这种需求有时候是显现的，有时候是潜在的，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需求，生产出什么商品都卖不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宣传革命，还是传布宗教，抑或是散布谣言，都是在社会有所需求的基础上才有市场的。也就可以说，任何社会的变化、时代的进步，实际上都是这个社会成员内心需求的结果。但是，在分析这种社会变化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内心的需求。而忽视这样的内心需求，就有可能让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这种社会变化。正如村上指出的那样，当奥姆真理教在吸纳信徒的时候，很多信徒并不是被迫而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托付给教主，因为那样他们自己觉得是得到了解脱，而他们真的就渴望这样的解脱。显然，这种情况也不是一种特例，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的有过将自己托付给谁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对“此侧”的需求能够推动社会的变化是不难理解的。畅销书其实也是一种“此侧”需求的表现。而通过畅销书来反映社会的变化应该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手法。

还有一点就是村上在《地下》这本书里的写作方法。他采取的是力争把每一位被采访者讲的话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使其化为自己的血肉。如果村上对那些被采访者的话进行辩证加工，那就是让被采访者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讲述了，但是作者需要的是被采访者的角度，他们的视线以及他们的心灵感受。而这些不是作者可以左右或者创作的。也就是说，村上只有采用这样的方式，才能真正地反映出“此侧”的需求，真正地把握事件的真相。或许这种写作方式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对笔者来说，这种写作方式堪称楷模。

村上采用了被采访者的原话，真实地反映出他们的需求。而笔者希望能让每年的畅销书自己说话，来展示日本社会的变化和日本国民心理的需求。当然，由于笔者的笔力不足，可能并没有很好地通过畅销书来展现日本社会的变化，但至少能为读者整理出一些线索，给大家一些启发。由于现在信息比较畅通，有关日本畅销书的信息都比较容易入手，而且很多日本畅销书也有中文译本，所以，读者可以去把这些畅销书找来一阅，笔者相信，大家都能从中看出日本社会正在变化的丰富内涵。

只有在读懂日本之后，我们才更有可能通过行动来把中日关系拉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http://blog.tianya.cn/post-681540-24958127-1.shtml1991-1997群体社会的神话破灭前言从群体社会到个体社会不是“集体主义”，而是“群体社会”

对现代日本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泡沫经济的崩溃。这是《日本经济新闻》在 2005 年 7 月 18 日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泡沫经济崩溃对日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结束战争状况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日本的影响。在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后，日本迅速走上了高速成长的道路，奠定了其今日在全球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基础。但是，泡沫经济时代更是把日本送进了“最完善”的工业社会，日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光。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一下子跌进了“失去的十年”的深渊，甚至是“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社会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个变化，经济方面可以用“新自由主义”一词，而社会学方面则可以用“个人化”一词来捕捉时代变迁的脉搏。

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专家鲁思· 本尼迪克特以来，把日本人看作是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一个群体成了一种固定思维。日本东京大学的心理学专家高野阳太郎教授彻底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西方所谓的“日本人属于集体主义范畴”的观点是一种错觉，根据高野的案例分析，在全部十九个案例中，有十三个案例显示日本人和美国人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面没有太多的差别，有五个案例还显示了美国人比日本人更加具有集体主义的特性。他认为简单地把日本人归属于集体主义，欧美人归属于个人主义的这种固定观念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集体主义，一般理解为要求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主义，则主张国家等群体对个人人格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应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在日本，人与人之间却呈现非利益关系、受缘分限定、相互依存性等特性，这些显然都不是集体主义的特性，当然很明显日本人的特征也不属于个人主义范畴。日本人具有抑制自我主张而首先考虑调和自己所属集团内部意见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日本社会中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日本人自己对这种倾向的存在如同对空气的存在一样毫无意识，只是在和外国人交流时才突然意识到日本人和欧美人的不同。

按照西方的概念，不属于个人主义范畴，那么就应该属于集体主义范畴。但是，这些概念恰恰不能适用于日本人。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日本著名的哲学先驱和辻哲郎曾经根据日本人的这些特性而新创了一个概念：“人间”，按照日本精神医学专家木村敏的解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我。大阪大学教授浜口惠俊则把这个词的序列颠倒过来，用“间人”来分析日本人的特性。浜口指出：“日本人不具有欧美的个人世界观，也没有建立个人之间的‘取’和‘与’的契约关系。日本人在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定自己的存在。比如说，日本人所说的‘我’并不是以自我为基准的‘我’，而是在‘你’眼中的‘你’。所以说日本人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我，而是人与人关系中的自我。”浜口提倡“间人主义的日本人”的学说，解决了日本人既不属于个人主义的范畴，也不属于集体主义的范畴的问题。

浜口的观点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缘约原理”，另一个是来源于日本精神分析专家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缘约原理，是指一群人为了某一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下，采取共同的行动、遵守共同的规定并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娇宠理论，则说明了日本人具有依赖周围人的娇宠的感情特征。这种依赖也是相互依存的，即要求得到被人宠爱的同时，也需要给他人以宠爱。在这样的感情氛围下，日本人认为最大的罪恶是出卖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这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存在。浜口的观点则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明确化。

日本社会人际关系中相互依存的另一个表象是“场”。这是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在更早的时候提出来的概念。中根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个人都是以“资格”和“场”归属于某个社会集团或者社会阶层。在日本，“场”尤为重要。“场”是日本人显示自己存在的场所，是一种群体。这种群体由传统的道德所支撑，其规模大小视社会认知度而定，不存在明确的分界线，但是内外意识非常明确。一旦成为群体的成员，就必须公私方面都要属于这个群体，并且还必须忠于这个群体。“场”显示的是一种单一社会的形态。而整个日本社会是由无数的“场”这种群体组成的。

不过，“场”“间人”虽然都是汉字的词和词组，但是其含义却与汉语似是而非，直接拿来使用非常勉强，本书把具有“间人”特征的“场”这一概念用群体概念来表达。群体，是指复数的人以一定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组织。虽然成员对群体有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明确的内外之分，但是加入群体通常并不是以契约为标志。群体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却不是用正式的文本来规范。群体是一种非正式，但是明确存在的社会形式。维持这种群体持续存在的是成员对群体的忠诚和志愿，而群体必须对成员起到保护和照顾的作用。无数的群体组成了群体社会。所以用群体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明日本社会的特征。

泡沫经济的崩溃之所以成为对现代日本产生影响最大的事，正是因为泡沫经济的崩溃引起了日本这个具有数百年传统的群体社会的崩溃。同时对日本国民来说，脱离这种历史的习惯走进一个新时代，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危机和风险。群体社会的崩溃

日本传统群体社会的崩溃有三大原因：第一是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二是内部关系的变化，第三是行为方式的变化。经济环境变化的因素

从经济方面的原因来看，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以至达到破产的境地，日本政府在经济上已经无力继续承担保护和照顾国民的责任。这样，群体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就出现危机，群体所需的各项活动也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支持从而导致群体的瓦解。地处日本西部山区的“小板部落事例”能够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一位名叫见浦哲弥的退休部落领袖在自己的主页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2006 年 春，小板部落总会通过了一个废除“同行”的决议。这个决议敲响了数百年来的村社会（群体社会）的丧钟。但那时候，投赞成票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决议将给他们带来怎样可怕的结果。他们只知道这是历史的潮流，除了接受、适应之外毫无办法。“同行”就是当知道邻居死了亲人时，部落中人马上主动集合起来，帮助这家人组织葬礼的习俗。从联系寺庙和尚到屋前屋后的打扫，不用人吩咐，部落的人都会全部按部就班地做好。因为地处偏僻，生活条件很差，没有大家的帮助，可能连葬礼也无法举办。“同行”的出现虽然是生活的逼迫，但其性质是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毫无吝惜地出钱出力给予帮助。这是非常明显的群体社会的特征。

见浦父亲的故事能很清楚地说明“同行”的互相护持的本质。1942 年 冬天，见浦的父亲进山烧炭，为了准备工具去找铁匠，到了铁匠铺，铁匠的老婆出来说铁匠已经死了两天，妇道人家没了主意，也没有个可以商量的地方，正愁着不知如何是好。见浦的父亲二话没说回到部落，集合“同行”准备给铁匠办丧事。部落里有人反对，说这不是部落中的事，不应该管这样的闲事。见浦的父亲怒火中烧，说不需要没有怜悯心的人帮忙，就算只有他一个人也要帮铁匠办丧事。结果，“同行”全部出动，成功地办完了这个丧事。

400 年 前形成的小板部落之所以到现在还存在“同行”的习俗，是因为小板部落地处深山老林，生活非常艰苦，不靠互相帮助难以继续为生。部落里的居民以“户”为单位出钱出力，形成了互助性质的“同行”，运作部落中红白喜事等各种需要大家帮助的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代。小板部落成立了由每户平摊出资的管财组织财团法人“小板振兴会”，具体负责运作“同行”事宜。

但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小板部落的年轻人大量外流，出生率下降，部落成员年龄结构日益老年化，以致部落成员不能维持一定水平的生活。小板振兴会支撑到新世纪之后，终于出现了财政不足的问题，同时部落成员的老龄化也使每户出劳力成了问题。在既无资金也无劳力的情况下，“同行”变得如同形骸，2006 年 小板部落不得不决议放弃“同行”习俗。放弃“同行”之后，部落中的葬礼将由自治会长直接联系葬礼公司，但部落将不再承担任何费用，也不用出劳力，各家的事将由各家自行处理。

这样，小板部落的“村社会”崩溃了。部落的退休领袖见浦哲弥对此倍感痛心。

这件事发生在 2006 年 的日本。读者可能不太相信日本还有这样贫穷的地方。日本把这些地区定义为过疏地区，是指人口急剧下降，地域社会的机能低下，居民在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方面发生困难的地区。过疏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年轻人流向城市，出生率下降，造成人口下降引起的。随着过疏化的发展，生活道路、农业用水等地域资本管理、农忙时的插秧割稻，以及农闲时的修葺屋顶等村民互相帮助的机能开始丧失，红白喜事、消防卫生等地域社会性机能也难以维持。由于人口减少，也导致公共交通网开始崩溃，商业和医疗机关也开始衰退和缩小，社会基建方面也同时开始衰退。生活在过疏地域的居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维持生活。这种社会机能的衰退被称为村落社会（群体社会）的崩溃。按照日本对这些地区的定义，包括东京都在内，几乎日本所有的县级行政区域内都有这样的过疏地区存在。

小板部落的故事是日本群体社会崩溃的一个缩影。在世纪之交的日本，同样也因为国家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而无法一如既往地继续对企业和国民予以保护和照顾。

2000 年 9 月，日本厚生省发布消息指出：政府掌管的健康保险机构的财政极度恶化，出现了 3200 亿日元的赤字，这已经是连续七年的赤字。因为被保险者的收入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所以 1999 年 度日本政府掌握的健康保险收入也出现了首次负增长，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 2002 年 健康保险将不能维持。产生赤字的主要原因是被保险者年龄结构的老化，被保险者的收入出现负增长。这与小板部落的状况极为相似。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的加快，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的增速也在加快。1999 年，日本社会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为 16%，到 2025 年将上升到 25%。同时，医疗费从 1999 年 的 30 万亿日元，将上升到 2025 年 的 81 万亿日元。如果工薪阶层的收入到 2025 年 也增长 3 倍的话，那么现行的健康保险制度将不会出现问题而继续存在。但是，到底谁敢保证工薪阶层的收入一定会增长 3 倍呢？所以，日本现行的健康保险制度必须改变。

日本政府推出的健康保险制度改革主要是增加被保险者的保险费用的支出比例，从现行的 20% 提高到 30%。根据需要这个比例还可能继续提高。另外就是把原来属于公共服务事业的社会保障服务进行市场化运作，也就是要求需要医疗保健服务的人自己掏钱买服务。这样，无论是提高被保险者的保险费用支出比例，还是通过市场来购买相应的服务，日本国民对国家所提供的比较完善的健康保健服务的享受都将逐步减少，他们必须要依靠个人的经济能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日本医疗保健的制度改革，如同小板部落的变革一样，意味着群体社会的崩溃。

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是日本政府无力继续维持向国民提供全面社会保障的一个事例，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处于长期的低迷状态，日本政府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减少政府的公共开支，在下放政府的各项权力的同时，要求企业和个人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日本政府被迫放弃了曾经是日本高速成长原动力之一的各项扶持产业的倾斜政策，曾经显赫一时的日本政府对金融行业全面护航的所谓“护送船团方式”也随着政府财政的日益窘迫而成为昨日黄花。往日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模式无可奈何地凋落，经济环境的恶化促使了日本群体社会的崩溃。内部关系变化的因素

日本群体社会崩溃的第二个因素是传统的人际关系不堪各方面的压力而趋于崩溃，而这种人际关系压力的产生原因正是群体的封闭性。

由于长期处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每个成员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群体成员除了忍受，还是忍受，否则，只能选择死亡。长期以来，无论是村落，还是学校、公司，或者是其他团体组织，所有这些群体都是非常封闭的。一旦加入这个群体之后，就必须公私方面都要属于这个群体，并且还必须忠于这个群体。由于物理上的时空限制，一般一个人只能参加同一类型中的一个群体，企业、家庭自然不用说，就是兴趣爱好方面的群体也不能跨群体参加。

很多日本人非常反感在电车中使用手机通话就是一个能很好体现日本群体社会封闭性的事例。根据日本《朝日新闻》在 2008 年 3 月 21 日发表的日本人礼仪调查，显示了日本人对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中使用手机的高度不满。

在电车车厢中使用手机通话，哪怕是用很小的声音也会使抱有反感态度的人感到不愉快。这是因为在电车车厢中，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虽然是临时的却也是封闭的群体。尽管共同乘坐在这个车厢的人可能互相都不认识，也不会进行交流，而且到了站之后就各奔东西，可能再也不会碰见。可是，一旦车门关上一直到下一站为止，车厢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基于“近距离相处的人应该有亲密关系”的“家的求心原理”，在这样的封闭空间中，很多日本人就会自发地产生群体意识。而一旦群体意识产生之后，就自然会产生在这个群体中应有的秩序。因为群体是封闭的，所以具有群体意识的人并不反感车厢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话，但是他们不能容忍群体内部的人用手机与外部的人进行通话，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明显破坏群体秩序的行为，是一种对群体成员的背叛行为。而对群体成员的背叛行为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行为，所以，他们会感到非常不愉快。“车厢群体”是这种“家的求心原理”的一种极端表现，而这种极端表现则说明了日本人具有非常强烈的群体意识。只要碰到有人破坏群体的秩序，他们马上就会有反应。正因为这种意识是如此之强，才产生了很多群体的强迫性症状。比如，“午饭同伴合并症状”就是其中一例。

2002 年 前后，由日本精神病医生田泽静夫命名的“午饭同伴合并症状”一词非常流行。这是指在学校或者在公司里，因为没有一起吃午饭的同伴而形成的精神恐惧症状。实际上，就是精神病的一种。在学校或者在公司，如果没有吃午饭的同伴，日本人常常就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人，并因此而感到苦恼。没有同事来约一起吃午饭，就意味着没有朋友，自己没有魅力。但是，又会因为害怕被拒绝而没有勇气去邀请别人一起吃午饭。这样的人经常陷于对吃午饭的敏感和恐惧中，他们不愿意让其他人看到自己没有午饭同伴，所以常常躲进图书馆，甚至在厕所中一个人吃午饭。在日本这样的情况非常之多，以至于出现把这种在厕所里一个人吃饭的行为称为“厕所饭”的现象。日本的女性特别在乎是否合群，对一个人独处非常抵触，在学校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小组，进公司后非常注意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是结婚生子之后，也会积极抱着孩子到附近的公园去和邻居进行交流。但是，这种集体活动的参与有时近似于强迫，很多人为此不得不付出很多努力，甚至牺牲。而这些努力和牺牲也并不一定能保证获得成功。

日本人为了维持这种人际关系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同时也希望其他人为此也能付出至少和自己同样的努力。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的话，最后为了维持这种人际关系的内外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容易患“午饭同伴合并症状”的人很多是突破重重困难，考入一流大学的优秀学生。正如田泽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优秀的学生从小只是被灌输应该如何努力学习，很少得到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教育。他们没有得到很多与人相处的相关训练，所以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自己孤独，他们对孤独非常恐惧。结果，这些既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又对孤立有恐惧感的年轻人，往往会聚集在一起，但是却各自行事，互不干涉。他们虽然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但在身心各方面都不希望出现相互的接触。他们就算聚集在一起也很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希望面对面的交流。这些行为表示出年轻人对孤独的极大恐惧。

日本教育心理学专家诸富祥彦教授为“午饭同伴合并症状”的患者开出了一个处方，那就是培养承受孤独的勇气和享受孤独的能力。如果“午饭同伴合并症状”患者都能够培养出承受孤独的勇气和享受孤独的能力的话，那么另一个社会问题就可能被掩盖。那就是学校同学之间，以及公司同事之间的欺凌问题。“午饭同伴合并症状”是自我对孤独的恐惧，而欺凌问题则是外部强加的孤独恐惧。

欺凌是一种多数人参与的施虐行为，通常会使被欺凌的人在肉体上和心理上受到创伤而感到痛苦。这种行为往往有连续性，有时持续时间可以长达数年。因为欺凌通常发生在封闭的集团中，外部是不容易察觉的。学校是最容易发生欺凌行为的地方，企业的办公场所等人员固定且比较封闭的场所，也是发生欺凌行为的温床。有时候家庭也会有欺凌的情况发生。更可怕的是施虐的人通常并不认为自己在做坏事，在很多情况下还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行为，这样施虐者不仅没有罪恶感，而且还以为自己在伸张正义。

欺凌在日本社会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日本以前有一种叫作“村八分”的处罚方法。就是指某一个人没有处理好与村落集体的关系时，他将遭受被孤立的处罚。除了送葬和救火之外，其他村民会彻底地断绝与他的一切交流。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处罚，就是因为群体中的成员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依赖关系，以致成员离开集体就很难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村八分”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处罚方式，在 1909 年 已经被宣判为是一种胁迫和名誉侵犯的罪行，但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所以，欺凌也是日本根深蒂固的问题。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2007 年 在各类学校中发生的欺凌事件达到 124898 件之多，而且这些欺凌事件的后果都比较凄惨。2000 年 日本最畅销的《所以，你也要活下去》一书就讲述了一位女学生受到同学欺凌而被迫退学，自暴自弃的故事。书中对欺凌过程活生生的描写触目惊心。这样的事在日本并不少见，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这本书的作者那样从堕落的生活中改过自新，经过努力的学习最后一举通过日本最难考的司法考试，成为一名人人敬仰的律师。很多受到欺凌的人只能日夜以泪洗面，或者寻求报复走上犯罪的道路，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杀。

欺凌的施虐者通常不会认识到他们的施虐行为会给被欺凌者带来一生都无法摆脱的阴影，也不会了解到被欺凌者的生活可能就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施虐者之间会通过对被欺凌者的共同偏见，而找到他们施虐的正当理由，并且继续传播他们的施虐行为。被欺凌者的孤立有时候并不是施虐者的故意所为。周围其他人因为害怕卷到这种事件中去，往往会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被欺凌者不闻不问，这样反而加深了被欺凌者的孤立。

而被欺凌者的痛苦反应会使施虐者感到施虐的快感而延长这样的施虐。常常是不出现死亡等大问题，欺凌就不会结束。这是因为产生欺凌的原因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常困难。日本教育评论家森口朗，通过对学生们传说的“学校种姓”的研究，认为在学校里学生们按照学习成绩、交流能力等形成等级关系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样形成的等级关系是发生欺凌问题的基础。但是，这种自发行为很难制止，欺凌问题也就很难解决。

首先在欺凌问题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成就的日本明治大学内藤朝雄教授认为，这种欺凌问题常常发生在关系过于密切的团体中。这是因为集团中的成员过于重视群体的存在，过于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而发生的一种过激行为。除非受到欺凌的学生转学离开原来的恶劣环境，欺凌问题一旦发生就很难解决。这也显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解散群体。

封闭的日本群体社会中形成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密，以致这种紧密性产生的压力反而导致了群体社会的崩溃。行为方式变化的因素

群体社会崩溃的第三个因素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个人移动通信手段的发达，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上的各种群体不再是成员相互关系的体现，不再具有“群体替成员承担风险”的机能，这些群体的存在只是成员自我满足时的需要，那里只有个体的权利而没有为群体服务的义务。

这种变化之大，从老一辈和新一代日本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中可见一斑。上述对电车上使用手机进行通话的反感，就是对年轻人使用手机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批判的一种表现。但是年轻人并不能接受这样的批判，他们并不是玩世不恭，而是据理力争。

日本鹿儿岛大学法文学系的三年级学生在 1999 年 就手机普及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发表了一篇课堂报告。该报告指出：“当前日本对使用手机的年轻人的集中批判，实际上是具有传统群体意识的人，对因手机的出现而形成的新的群体意识、新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异样感觉，是对这种新意识和新关系的排斥反应。”

这些学生用群体的概念来试图阐述一种新文化的诞生。不过，他们的群体和传统的群体已经有天壤之别。传统群体是指成员同属一个封闭的群体中。而他们的群体是完全开放的，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参加几个不同的群体。这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更具有独立性。喜欢封闭群体的人，对这种新关系的拒绝和排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学生们的观点直接引用了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佐藤俊树的研究成果，佐藤指出：“电脑社会使个人和不特定多数人之间的联系成本降低，因而使很多人都能获得同时参与复数群体的全新经验。”日本人具有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群体）中的传统习惯。但是，在电脑社会中，这种习惯受到了冲击，大家能够直接参加不同的群体，简单地和复数群体建立关系。

学生们认为，坚持把“固定的浓密关系才算作是真正的群体关系”的这些人，不会适应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并且和复数群体保持密切关系的年轻人的行为，他们感到困惑甚至羡慕。但由于他们常常是最后接触新型媒体的人，所以到现在还可能保留了日本人最传统的体感，所以他们也无法理解，或者根本不想去理解年轻人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和任何人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做法。

学生们的辩解说明了年轻人在使用新型媒体时改变了原来的传统习惯。

新型媒体除了手机之外还有电脑。按照日本关西大学富田英典教授的分类，手机属于联络型意向的新型媒体，而电脑属于控制型意向的新型媒体。联络型意向是通过媒体的连续性创造出更多与朋友交流的机会和自由度，而控制型意向则是根据自己的意思自由地利用各种信息。虽然在使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其背后的网络联系的原理和作用是一致的。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消费动向调查》，20 世纪 90 年 代前期日本个人电脑普及率只有 10%。但是从 90 年 代中期开始，个人电脑普及率逐渐攀高，到 2001 年 已经超过 50%，日本国民利用电脑的机会越来越多，2004 年 电脑的普及率达到了 65.7%，2008 年 达到了 73.1%。电脑早已不是奢侈品，而成了日常用品。就在电脑普及的过程中，互联网也得到了很快的普及，电脑和互联网的加速普及也有两者互为原因的因素。互联网的普及从 1996 年 开始，到 2000 年 前后普及率急剧上升，2003 年已经达到 88.1%，2007 年 继续攀高到 91.3%。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数据中包括了利用手机使用互联网。手机普及率在 1998 年 超过了 50%，比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超过 50% 的时间要早一点。2003 年 手机普及率达到 93.6%，也比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高一点。但是，手机的普及在时间和速度方面都与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情况基本类似。

如此之高的普及率说明日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新型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在移动通信新媒体普及之前，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人们必须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生活。但是随着移动通信新媒体的普及，这种物理空间的限制被打破，人们可以随时和远距离的人进行交流，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群体，而且还有可能同时和复数的人群进行交流，参加复数的群体。

由于兴趣爱好的细化，现在的年轻人需要和复数的人建立关系，他们不再是和同一批朋友参加不同的活动，而是根据不同的兴趣爱好，结交不同的朋友。要维持这样复数的友人关系，手机是最方便的工具，而日本年轻人非常自然地利用了这种工具。

在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过程中，还出现了“没有移动通信工具就无法交朋友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知道依靠移动通信工具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非常脆弱，他们也想竭力从这种脆弱的人际关系中挣扎出来，但是他们却又做不到，还是要依赖移动通信工具。

城市中的新型邻里关系也是这种尽量避免接触的一种表现。按照日本传统的群体观念，距离越近，关系就应该越紧密。但是，新型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物理的时空限制，在网上交谈热火朝天的伙伴，有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物理上的距离不再是关系远近的依据，据日本“allabout”网站在 2007 年 4 月的调查，搬家后和邻居打过招呼的人只有 24%，不愿打招呼的人占 65%。而与邻居从不相识的人占 52%，远远超过与邻居相识的人的比例 1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不合群，不愿意参加群体。根据同网站 2008 年 3 月的调查，一个人刚刚开始独立生活时感到寂寞和紧张的人占 50%，基本上每天都和家里人联系的人占 23%。这说明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既希望能摆脱过分亲密的人际关系，又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这样形成的新群体，实际上只是一种群体成员自我满足的表现，群体不会对其成员进行任何形式的束缚，成员之间也可以没有相互约束的义务。群体成员具有空前的独立性。这种行为方式的盛行意味着传统群体社会的崩溃，新的个体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走向个体社会

日本走向个体社会是制度上改革的结果，也是价值观改造的结果。群体社会的崩溃不仅是制度和习惯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上的变革。日本社会走向个体社会是从 20 世纪 80 年 代的中曾根政权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各项改革开始的。

80 年 代以英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模型为基础，推行结构改革政策，促使经济主体进行自由竞争的一种社会思潮。但是长期以来，进一流名校，而后再进一流企业或者国家机关，那样一生衣食可以无忧的观念在日本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格格不入，使日本的改革迟迟不能像英美那样开花结果。这种观念产生的基础正是日本的经济体制和日本式企业经营模式。

在日本，经济体制以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关系为特征，即政府给政策、银行给资金，因此企业可以安心投入研发，扩大生产。企业员工拼命工作为企业创造效益，而企业也对员工的生活给予竭力保障，形成了终身雇佣的制度。这样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赖关系，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信赖关系形成了日本的一种安全神话观念。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安全神话也开始崩溃。日本政府一边不断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一边着手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日本首相的咨询机构“经济改革研究会”于 1993 年 发表了《平岩报告》，其宗旨“在经济规制方面基本上原则自由、例外规制，社会方面以自己责任为原则”成了日本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基本纲领。1996 年，桥本龙太郎接任首相后，推行了行政、财政结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社会保障结构、教育等方面的六大改革，涉及了规制缓和以及财政重建，同时还推行了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极其壮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日本政治学者大岳秀夫认为，正是这些改革政策的推行使 90 年 代中期的桥本内阁时期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政策转化的时期。小泉纯一郎首相继承并发扬了桥本首相的改革路线，在 2001 年 登场的小泉内阁的经济运营基本方针中，重申了推进规制缓和及自助努力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就重建日本经济提出了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和结构改革的七项计划。

这些改革主张集中地体现在规制缓和、自由竞争和制度改革等方面。

规制缓和与自由竞争是表里一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规制缓和实际上是政府放弃了对企业运营的操控，同时在自由竞争的口号下，政府对企业的存亡也不用负责。1998 年，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实行就是最典型的事例。规制缓和与自由竞争的推行，实际上把日本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是把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互相依赖关系改变成非干涉市场化的关系，是把基于长期关系的游戏规则，改变为基于短期战略的游戏规则。

制度改革涉及的面非常广泛，涉及了从政府机关的行政改革到社会生活的财政改革等各个方面。

1997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介护保险制度，敲响了开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战鼓。日本政府在削减财政支出的同时，把福利社会从公共服务改成市场化运作。此后，在医疗领域中关于享受福利的比例必须和自我负担的比例相符合的“自助努力论”越来越多，在提倡自己责任的前提下，个人保险费用支出的比例逐步增加。

1998 年，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由、公正、国际化”。日本逐步取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事业业务领域的限制，引进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允许金融交易手续费的自由设定和国内外金融交易。在自己责任的原则下，日本积极与国际市场接轨，按照国际化标准修订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因此，2002 年 《商法》的修订要求日本企业完全引进美国式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样在制度上，对所谓的日本式企业经营模式进行了清算。不仅传统的《商法》得到了根本性修改，而且有关的民事、刑法也随之得到了大幅度修改。

为了强化日本中央政府的机能、减少官僚机构的臃肿、提高办事效率和除去组织隔阂的弊害，日本于 2001 年 进行了政府机构的重组，把原来的“一府二十二省厅”的组织结构改变成“一府十二省厅”，大规模地削减了政府机构。日本政府放弃了“护送船团方式”的对企业运营的操控，也缩小了对公共事业的运营，在新自由主义的分权主张下，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进一步得到强化。

2002 年 以后，日本取消了储蓄保护政策，实行国民个人身份号码制度都迫使日本国民开始真正地依靠自己的能力对社会进行判断和选择。正如小渊惠三首相指出的那样，进入 21 世纪后，个人已经不能旧态依然地埋没在组织、集团之中，个人必须发挥更多个人的力量。

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化，日本社会中的“自己责任论”也越来越深入社会生活中。这种“自己责任论”源于 1993 年 的《平岩报告》的宗旨“社会方面以自己责任为原则”。但是，“自己责任”一词的流行却是因为一件不幸的事件。

2004 年 4 月，在伊拉克发生的 3 名日本国际志愿者和新闻记者被武装集团劫持为人质的事件。伊拉克武装集团以这些日本人为人质，要求日本政府从伊拉克撤出自卫队。人质的家属也从日本各地赶到首都东京，要求政府接受条件从伊拉克撤军进而解救被扣留的人质。日本政府没有答应这样的要求。结果在事件发生 8 天后，在神职人员的斡旋下人质被安全释放了。

美国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热烈赞扬了这些国际志愿者，并认为解救这些人质是国家应该负的义务。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却唱出了反调，对这些国际志愿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他们给日本政府以及国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大众媒体也和政府保持了一致，日本《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都在社论中严厉批评这些人质以及要求政府从伊拉克撤军的人质家属。认为这些人质给政府带来了麻烦，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时以“自己责任”为由的批判甚嚣尘上。日本作家星野智幸指出：“在日本社会中，意料之外的多数人，没有把精力放到如何解救人质方面，反而齐声指责人质以及他们的家属，简直比武装集团更凶狠。”但是，日本政府和舆论的这种指责得到了众多日本国民的支持，据《读卖新闻》的全国调查，有 74% 的人支持政府的态度。一直和西方媒体保持一致的日本媒体这一次受到了西方媒体的诘难。意大利和法国被扣的人质在回国时都受到总统和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的待遇，只有日本，人质是在一片指责声中回国的。

在一片指责声中，“自己责任论”开始盛行。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又使自己责任的流行增加了社会基础。“自己责任”可以把成功的富裕者的现状以及更多的欲望正当化，也可以把失败的贫困者归结为自作自受。自己责任成为对社会两极分化追认的代名词。

自己责任是个体社会的重要标志。每个国民的安全和幸福不再依靠国家的保障，而是个人直接面对身体性、物理环境性、经济性、精神性以及知识信息性等各种风险，进行选择，承担风险，但也享受自由。

自己责任成立的前提是自己决定，也就是面对风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获得能够进行判断的各种信息。政府在减少对国民的保护责任的同时，必须强化落实说明责任。而每一个国民必须在具有自己责任意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意识对事物进行判断，并且对这样的决定以及产生的结果负责。但是，长期以来日本人具有抑制自己的主张，而首先考虑调和自己所属的集团内部意见的倾向，日本社会并不提倡凭借个人知识和意识进行独立判断和决定的行为。

从日本的决策过程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明显特征。日本大到国会小到企业的决策通常寻求“全场一致通过”，即便是引进了现代民主制度，推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后也还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能做最后的决策。这就使提案者和其支持者在表决前必须通过艰苦耐心的工作来说服反对者放弃反对意见，从而在最后表决时可以形成全场一致的结果。日语中的“根回”非常形象地将这种事先交涉工作的行为，形容成地面下的树根那样细致和复杂。这种通过艰苦工作换来的全场一致并不能使反对意见消失，只是暂时的压抑。这表明日本过去为了群体必须形成同一种声音，个人的意见就只能被压抑下去，至少在表面上要放弃个人意见。这也是日本群体社会中的一种典型表现。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中，其最高决策机关长期以来都强调“全场一致”原则，“根回”是所有提案者和其支持者必须要做的工作。

小泉首相打破了这种习惯。他在任命内阁大臣时，不再按照自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接受各个派别的推荐，而是独自一人决定。在推行结构改革政策时，没有用“根回”来取得一致意见，而是用肃清的方式把反对他政策的人赶出自民党。所有这些行为，在政治家看来是“变人”的奇怪做法，但是小泉的决策行为得到了选民的认同和支持。在 2005 年 众议院大选中，小泉个性张扬的竞选方式再次获得胜利，说明了日本社会对这种新的决策手段的支持，群体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种形式——决策形式也开始改变。这样，从观念到习惯，日本社会都正在接受和适应“个体社会”的到来。第一章Santa Fe第一节　见证日本之 1991：依然乐观年轻明星风靡日本

1991 年，新年的第一个月，就传来了海湾战争的隆隆炮声，不过在日本却依然是一片和平景象。就在这样的和平景象中，日本的泡沫经济已经终结，只是这时候大家都不愿意认识到这点，日本政府公布的 1991 年 的《经济白皮书》，副标题还是“长期扩大的条件和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本政府、企业和国民都认为，或者是希望已经出现的经济滑坡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折，经济应该会很快地好转起来，这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日本将迎来“失去的二十年”。

在这个时候，日本国民更关注他们的明星。年仅 19 岁的日本相扑力士贵乃花连同他的同胞兄弟若乃花的雄姿倾倒了无数日本国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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