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新声：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知远主编,绿茶执行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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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新声：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试读：

编者的话：历史新声

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繁体的标题，里面是竖排的小字，有一种魏晋碑帖的味道，还有一种面对破碎山河时的顽强和信心，“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但是全书一点没有强词夺理的戾气，对于所述主旨，莫不从容不迫，一一列举理由，而且也时而看得见作者的顽皮，“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那是1939年，钱穆先生四十岁出头，以研究先秦诸子成名的他，依照之前在各个大学任教时的笔记，写就了这本《国史大纲》。当时同在岩泉禅寺任教的更加年轻的张荫麟，以更流畅粹美的文笔开始写作他的《中国史纲》。在那本书的自序里，张荫麟直接宣称，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有机会，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他说过去十年里我们发现的新史料，运用的新方法，已经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而且将来的史学，一定是“万果垒垒”的。

他们当然有理由如此自信：梁启超、傅斯年、顾颉刚和胡适已经把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之路踏平了，剩下的就只有更年轻一辈在新学的广阔天地里面开拓。他们的师友中，也有王国维、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和陈垣这些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抱有同情的学人。他们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的学府留学或是进行研究，张荫麟和另一位比他年龄稍长、名气却大得多的同辈学人，由治外交史而转向外交实务的蒋廷黻，都是留美归来。著有《清史大纲》的萧一山，三十岁上获得资助赴欧洲访学。最终，这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其各自专精的领域都有所成就，可是他们最出色也是最出名的作品，却往往是由讲课记录整理而来的通史，那里面有他们的雄心，你甚至从这些著作的名字就能感到这一点：除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那未能完成的《中国史纲》，还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就连以断代考据擅场的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俞大维语)。他们代表了一个锐思驰骋而又元气磅礴的时代。

这也是个迷人的时代。你不会忘记钱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下的断语，张荫麟优游不迫的叙述节奏，还有那一代历史学人考据的严谨、论辩的节制。这些三十年代的历史学者的作品在今天被重新发现，其中的一些几乎可以在不加注解的情况下就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反映了他们结论的可靠，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可以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其中最好的那些则具有伟大的长篇小说的精神气质。在这些作品面前，翦伯赞和胡绳们实在太刻板也太激越了，有点像叛逆期的倔强，像不那么好的类型小说。

年轻的民国造就了这些尚是青年的历史学者。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用胡适的话说，连皇帝都可以不要了，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接踵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让当时一位对时局敏感的读书人感慨：“这一百年里头时势的变迁太速，学问总是追赶不上。”他很快要以自己对古史的考辨，引发史学界的大地震。这些新文化、新主义的兴起给以旧法治学的儒者带来压力，也促使他们调整自己对于经史关系的看法，拓展自身研究的范围。纵观民国的史家和史学，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所说的“志气”。

如果说时代精神能够造就一代的史家，一代史家的著述也总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魅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真、细心地研读今天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里面的知识学问，也为我们所处的当下确立坐标，为未来寻找方向。

我们在这里推出生于1970年之后的十五位青年历史学者，希望从他们的访谈和代表作里找寻这个时代的“志气”。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史学者面对的挑战，是让史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近代的历史学，那么我们今天的挑战则是摆脱阶级和革命史观的叙事，创造一个更新的，同时也还原一个曾经的历史学。

从与他们的对谈里我们感到希望：他们明白意识形态下的历史写作既有的局限，希望不仅从材料上，也从方法和思想上取得突破；他们努力吸收来自国外和前辈的新的视角和语汇，对于史学界和思想界的动态保持关注，也对自身提出了种种要求；在大众文化生产出的通俗历史写作的冲击下，他们也能够保持专业历史研究者客观、冷静的态度，容忍，有时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传播的进程中去。毕竟，90年代以来的大学校园，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平等的治学环境；快速开放的中国，重新带给他们走出国门、和国外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在这里面，也有并不依赖学院体制，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写出优秀作品的学者，虽然大学的校门依然对他们紧闭，但是公共空间和媒体在过去二十年的快速成长，给了他们空间和阵地。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求真、求实的欲望：如果过去曾是被刻意扭曲、忽略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用无可辩驳的史料，用难以争辩的事实回击它。有了明确的对手，挑选何种武器就变得特别容易了。因为曾经的历史叙事是基于对于历史材料的选择、过滤，在主题先行的前提下挑选历史证据，在价值判断已定的情况下展开议论，那么现在的历史就应该是从对材料的全面审读出发，从事无巨细的检索、查找和整理开始，然后基于这些工作得出所谓“客观”的结论和判断。毋庸讳言，现行的学术出版体制也偏好事实性强的叙述，而对思想和价值判断有所保留。在这些背景下，对于新的历史资料的发现，对于写作所谓“信史”的执著，成为了大多数历史学者的偏好。

不过，求真的强烈欲望也可能使人掉入片面真相的陷阱。档案资料有几个层次的真实：最简单的是通过档案了解到之前鲜为人知或被故意遮蔽的事实；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创造这份档案的人的心智和情感，从而对这些具体的人和创建这些材料的具体制度有了认识；最后，我们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有可能逐步进入当事人的心境，建立一种古今的连续感，把档案看作是一种活的传统，对于过去有一种带着历史感的认同。不过，如果阅读这些档案的目的是重估和修正，恐怕就不得不站在外面，就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的真实思考和写作。在目的明确、单向的求真过程中，今天的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似乎太急于放弃全景式叙述了，因而丧失了对于历史事件起源、细节、丰富性的陈述能力，也无法经常看到他们个人色彩浓烈的一家之言。

矫枉过正的毛病，在思想和文化发生快速和剧烈转变的时候都有，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敏感者，也对此有所察觉。让人更加忧心的是，他们似乎对作为艺术的历史缺少基本的感觉。转变一种作为哲学的历史的最好办法，并非是用一种哲学来替换另一种哲学，用一种真实回击另一种真实，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刚从一口井里爬出来，就掉进旁边的一条沟里了；哲学的历史需要用艺术的历史来转化、瓦解、丰富进而重构。

缺少审美意识的历史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倘若接触到用整齐漂亮的小楷写下的案牍、书信的时候，这些历史素材吸引人的并非是内容，而是有些黑字穿透了那薄如蝉翼的纸面，留下汉字轮廓形状的那一个个空格，你要从上下文里猜出这到底曾经是什么字。所谓历史事实也无非如此，存留下的档案只能留给后世的人一个轮廓，一个语境，确切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也可能已经丧失了。那种认为细心解释一套保存完好的档案就可以重构历史的想法，是以剥夺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为代价的。

有时我们觉得，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和体制下的青年历史学者，是不是过分苛责了？毕竟，从他们身处的纵坐标来看，世界范围的历史写作也呈现过度专业化，偏重研究而忽视写作，为服从学术体例而放弃个人风格的现象。历史感的构建，也非一人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人文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以及博雅教育的普及。但是我们也害怕，如果他们误以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提升、一种手段的改变、一种求真的欲望就能产出好的作品，就能真正重塑我们的史观，就能够使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和国外汉学研究并驾齐驱的话，那么我们就失败了，他们也许也会对自己失望。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被提醒：历史写作“万果垒垒”的时代并没有到来，作为历史学者，他们需要比做好研究、写出信史和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强大的信念—这样一种信念，可能来自身为学人的道德责任，可能来自回望过去带来的历史使命感，也可能是对于中华文化的坚定信心。简言之，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conviction historian，而不仅仅是consensus historian。

这辑《东方历史评论》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它无非是中国当代史学的某一侧影，不过却也包含了我们重塑史观的宏愿，还有对于这个时代精神气质的寄托。

陈远：做学问是为解答自己的疑惑

在接受各类访谈以及撰写各类著述时，陈远频繁提及几位历史学家的名字。其中一位是法国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是陈远的枕边书，他已经翻了不下二十遍。按照布洛赫本人的说法，这本书“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非历史学专业科班出身的陈远，特别重视对研究方法和分析技巧的学习，他家中仅研究方法的书就塞满了一整个书架。

藏在研究方法背后的，实质上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正如布洛赫的经典断言，“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陈远在访谈中也屡屡提及“理解”和“不急于下判断”的重要性。他尤其警惕道德判断：“用道德来评价古人，是件残酷的事”，“单单凭借人文关怀的支撑去研究历史，和过去意识形态先行的研究范式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李宗吾、燕京大学等一系列研究对象的分析。他不断试图寻找新的史料，建立新的理解方式，推翻此前的印象。

另几位被频繁提及的是华人学者：余英时、许倬云、李泽厚。陈远说，他与这些学者“隔代亲”，这几位可以被称为“大师”的学者都给予他很多帮助。能够与他们结识，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陈远的媒体人身份—这也是陈远与本次入选青年历史学者名单的大多数学者不同的地方。他说，学院派有他难以企及之处，但媒体人的身份和经历也给了他特殊的优势—懂得如何面向公众表达。陈远，1978年生。现为搜狐历史频道主编。研究方向为民国史、大学史。著有《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负伤的知识人》、《逝去的大学》、《燕京大学1919—1952》等。

不过，比起面向公众表达，陈远还是更享受独自爬梳史料、推翻此前结论的过程。他说，前者是为了别人，后者才是真正为了自己。而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你的历史研究之路是怎么开始的，是什么样的因素引导你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

陈远(以下简称“陈”)：你可能知道，我是学理工科的，但我对理工科不感兴趣，只是家里人觉得学文科比较“危险”—我的祖父在“文革”中被打成双重反革命，他们那一代人对文科天然有一种余悸，在他们看来，工科至少让我衣食无忧，又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兴趣是没法阻挡的。我在石家庄的一个工科学校读大学，课堂我要么不去，躲在宿舍中看书，要么抱一大堆老师认为不务正业的闲书去。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是天然的。小时候，父辈会经常跟我们讲“爸爸小时候怎么怎么样”，我们的祖辈会讲“爷爷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到我这个年纪偶尔也会跟我女儿说“你看爸爸小时候是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种无意识，慢慢积累成这个民族对历史的一种潜意识。东：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吗？还是全世界人都会有的潜意识？

陈：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但中国有它的独特性。西方是有宗教的，他们可以在信仰中获得力量，而中国人自古以来是没有信仰的。我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越来越有共识，那就是：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人们是在历史中获得力量的。这方面例子很多，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就是历史的力量。历史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人的约束和规范，人们沿着这个规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们经常会说以史为鉴，实际上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尽管它有一定道理。人们希望在历史中寻找智慧。不单单是东方，西方人也是如此，比如布洛赫就讲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人们在现实中碰到一些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习惯回头看。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简单说以史为鉴是把历史附庸化工具化了，越是这样，反倒越不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相反，只有先把历史当历史，尊重历史研究自身的规律和范式，才能更好地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东：除了这种天然的对历史的兴趣，你的经历中是否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陈：我从小对家族的历史就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爷爷和我大爷爷两个人的人生都非常传奇。在“文革”期间，我大爷爷做到全国政协委员，而我爷爷却深陷囹圄。不过家族里对这些事情都不谈，我都是听村子里其他的老人讲起。在我懂事以后，很长时间里对我大爷爷不能释怀：你身居高位，你的弟弟深陷囹圄，你一句话就可以令他获得解脱，但是你却一声不吭。在我爷爷晚年时，我问他：你们兄弟感情这么好，你在受难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你不理不问？我爷爷说，你年纪太小，理解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也理解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大人的事情你们小孩最好不要问。但是，他越是这样讳莫如深，我反倒对家族的历史越感兴趣。

其实和家族的历史关联最大的就是中共党史，因为1949年以来国人的命运跟中共党史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在体制外的人要想从党史切入做历史，难度非常大，不可能接触到很多一手材料，而且确实有风险，做了研究也发不出来，别人没法看到你的成果。于是沿着这个路径再向前追溯，就到了民国。正好我上大学时还有一本书对我影响也非常大，那就是谢泳先生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我读了之后有很多感想，我觉得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和我祖父的遭遇实际是有某种关联的。一方面，他们的成就令人仰望；另一方面，他们的遭遇也让人叹息。我就开始从知识分子入手，这是我一开始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时着力最多的方向。东：你刚才提到的家族史问题，后来找到解答了吗？

陈：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实际上后来我是有所规避，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者，如果研究自己的家族，难以摆脱情感因素，那么所做的分析和呈现就难免有所偏颇。所以后来我对这个问题也不再很执著，但是它对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东：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你后来进入了思想史领域。

陈：对，其实我在思想史上的研究和作品非常少，因为做了一段思想史以后，我就感觉思想史过于单薄。我希望从思想史入手，进入到历史的更深层面。材料看多了，我发现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理念所主导的，而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历史的发展真的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是势力博弈。历史是势所以至，而不是理所以至。东：这种观点会不会绝对化了？

陈：这跟我自己的研究思路可能有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我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读者，而且我也希望自己的写作传播到大众领域，这让我会比较自觉地克制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于时代存在，毛时代有毛时代的价值判断，邓时代有邓时代的价值判断，我们今天有今天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可能又会发生变化。就像我们今天看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时，很多人会说胡适的学问很粗浅。他们为什么觉得胡适的学问很粗浅？因为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胡适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开风气之先，你只有把他放在他的环境下看，才能看出胡适的伟大。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胡适的学术有简陋的地方，但是不应该否认胡适的伟大。

思想和学术都会因时代而变，我个人的野心是希望自己的东西可以存留得久一点。不敢有超越时代的妄想，但是希望能久一点，比如说我的东西十年以后看可以不过时，我就很知足，这也是我比较克制自己价值判断的一个原因。东：你刚才说历史是势所以至，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其实在历史中也有很多的偶然元素在左右具体的历史事件走向，你怎么看偶然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陈：其实历史事件单个来看都是偶然的，都没有必然性。举个简单的例子：清华大学的建立，就是梁诚会见美国公使，美国公使无意中说到一句庚子赔款确实太多了，梁诚就去争取拿这个钱办了清华大学。但是当我们后来的研究者站在全局观的角度，看到更多的材料，信息掌握得更全面，把所有的事情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历史有一个必然性。比如说晚清之后为什么是袁世凯，当时很多人觉得不应该是他，为什么是他呢？我们将许多因素结合起来分析，确实非袁莫属，没有人可以代替袁，这就是必然性。东：你认为这一代历史学者和上一代历史学者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能否谈谈你的研究传承？

陈：从我个人来讲，总结三个字：隔辈亲。我跟长我两代的学者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治学方法上、治学旨趣上都更为接近，比如余英时先生、许倬云先生，我跟他们请教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太多的隔阂和分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们太高，他们可以就着我，他们跟任何人交流都会让对方感觉如沐春风，这是他们的层次和境界。从我的层次来讲，我看他们那一代人著作的时候获益更多，我会揣摩他们的方法，会研究他们的思想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阅读过程也更加愉悦。我是比较幸运的，我跟这些老辈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来往，我的新书就是余英时先生做的序，我原来有一本书是许倬云先生做的序，他们对后辈人都非常提携。东：跟他们的交往是怎么开始的？

陈：我觉得是机缘巧合。我比较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跟老辈人的交往：一切诚念终将相遇。有句话我始终没有当着余先生的面讲过，但是我经常对别人讲：如果有机缘做余先生的小书童，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从余先生身上感受到的一些精神，让我非常敬仰—我觉得余先生做到这个份上，完全可以原地踏步不动了，因为他的成就已经足够高了，但他却不是这样。我如果在美国时间早上7点左右打电话给他，一般得到的答复是他去图书馆了。几次以后，我就知道要在美国时间晚上打电话才能找到他。余先生谦虚，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常人，一切都是靠努力得来的。我心中一直把余先生当做我的榜样。东：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研究者，你的历史观形成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学习都是通过自己看书、自学而来的吗？

陈：是的。东：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影响最大的学者是谁？

陈：从思想上来说还是胡适，我的思想资源取法于胡适，从方法论上讲我从余先生那里受益比较多。我看前辈学者的书，重点不是在内容上，而是更着重于方法论上的获益。我知道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所以对于方法论上的东西比较注意，我有一架书全都是方法论。东：你现在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陈：其实很简单，我回到老辈人的做法，可能在这个时代显得落伍，就是看材料、做笔记。胡适说，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研究到现在还存在理念先行的情况，而且很严重，先有一个理念，按照这个理念找材料。我是先找材料，在看材料之前，我没想法，或者说，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想法。

1949年以后，在所有学科中，历史学受到的伤害最大—政治干预，把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你看当时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都是意识先行、理念先行，先有一个观点，以论代史，这是很糟糕的。我已经有论点了，比如说慈禧是坏人，那我就组织所有的材料证明慈禧是坏人。一部典型的著作就是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还没看袁世凯什么就先给他定性为“窃国大盗”，所有的材料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去组织的。这样快不快？快。但我宁愿事倍功半，看材料才会下结论。

尤其是到后来我做的燕京大学的研究，这个研究是我最费力也是最耗时的，耗了大概十年时间，其中的感受特别深。我对燕大和司徒雷登，开始时有一个浅显的认识，但是在这十年不断发现新材料的过程中，我会不断推翻过去的认识，对自己没有定见，我觉得过去的观念该推翻就推翻。

用傅斯年的一句话来说：历史学无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个找东西就是找材料。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学者做研究不再像过去。过去的学者发现一个新材料就跟发现一个小行星价值等同，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材料获取确实比过去便利很多。即使是这样的时代，发现材料依然是很高的能力，怎么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材料就摆在那里，但是十个人过去都错过了，只有你发现了，因为你能认识到它的价值，这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人人都有的。举个例子，搞土地战争史的几乎都会引用一条材料，就是赵俪生最早研究土地战争史发现的材料，后来所有写土地战争史都要转引这条材料，为什么？这条材料以前也在，可能也有人看过，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个材料的重要性。赵俪生发现了，这就是他的贡献。我觉得无论技术怎么发展，历史学中材料的发现依然是判断一个研究、一个著作不变的标志。东：你心目中理想的历史写作是什么样子的？

陈：首先要明确的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是两码事。我实际上是介乎于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之间，更偏重于历史研究。从我自身来讲，做一个选题的时候首先是我对这个题目有疑问，解决我自己的疑惑。古人有一句话被以讹传讹了，原话是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来被人说成“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我觉得做学问重要的是为自己，什么叫为自己呢？就是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为人为己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从我自己的角度说我首先是为己，其次是为人。不断发现新材料、不断推翻自己结论的过程非常愉悦，但当出版圈子的朋友说，陈远你这本书给我吧，这时候我就会很痛苦，写作的时候很痛苦，为什么？写作的时候会考虑我是给人看的，怎么样让人接受，这时候是你取悦别人。做学问是取悦自己，写作是取悦别人，取悦别人你就要放下身段，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东：你的意思是历史研究为己，历史写作为人？

陈：我自己是这样一个状态。用两个词来说一种是谋心，一种是谋身，我觉得谋心的过程更愉悦。这也是我很少写命题作文的原因。东：你之前在《新京报》、《中国周刊》等传统媒体工作，现在在搜狐历史频道工作，它们的大众性、通俗性都是非常强的。在大众媒体做历史方面的传播，会有痛苦的挣扎在里面吗？

陈：没有。我比别人幸运的地方在于，这些年来我所工作的平台和我的研究都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且这些年来我和我所在平台的领导都有一种很好的互信关系，他们觉得我对于历史的把握让我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和更优秀，反过来，我的平台又对我的研究有促进。而且恰恰是因为是面对大众的，让我对大众的阅读心理有一个了解，可以让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写出面目可憎的文章来。自我的学术训练让我完成了知道什么样的料我该拿、该抓，这几年的工作平台让我知道我怎么写能让人读起来不累。东：这几年通俗历史很热，有“民国热”等一系列的现象，微博上也有很多关于历史的段子很受欢迎，但是这些内容的质量是良莠不齐的，甚至充斥谣言。你在大众媒体工作，你怎么看现在这种现象？通俗史学非常流行，其中又有大量良莠不齐的东西，会不会对民众的历史观产生不好的影响？

陈：我觉得没关系。我也知道里面有好的，有坏的，明摆着就有假的。比如说有一条微博曾经非常流行，被转了上万次，说清华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后来后面八个字被去掉了。实际上，它本来就没有后面的八个字，这里面折射的当下人的一种心理，对现实太不满，就去历史中寻找。布洛赫有一种说法：伪造的史料也有伪史料的价值。我们要相信史学家研究的能力，这是一种小儿科的能力，他不会说当时的校训就是要加上那八个字的。

再举个例子：大跃进。我们现在去看那时候的《人民日报》，优秀的史学家不会仅仅根据报纸上的数据去做研究的，他有他的方法。长久看来，历史会归于接近真实的程度。大浪淘沙，沙子势必会淘下去，而且民众也是会进步的，相信他们有选择的能力。有可能他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好，但是最好不是由别人告诉他什么什么好—我们这一代都有这种经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我们不要一方面批判这种经历，一方面又告诉你们什么什么好。在公众领域里，我很少对文化上的优劣下评判，一旦文化可以谈优劣，文化专制就会产生。胡适有句话是“正义的火气”，那就是认为只要正义在身，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这个正义由谁来裁定呢？向极端的情况推演一下，如果正义在身，别人的命是不是可以不值钱？专制的根源就在这里了，可惜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东：你觉得现在大家普遍的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对民国大学的想象，包括燕京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有美化的成分在里面吗？

陈：有，当然有。在大的层面上，这些年的民国热，似乎说起民国来什么都好—实际不是这样的，民国不好的地方很多，贪污、腐败，今天有的事情民国全都有。但是为什么这些研究者都说民国好呢？这里面折射出一种心理，对民国的追捧背后包含的是对当下的失望。我能理解，但是我不会这样做。

关于西南联大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凡是研究西南联大的人都会说当时的教授如何如何艰苦。当时的教授艰苦不艰苦？艰苦，但是你要看怎么比，他要跟我们比起来艰苦很多，但是在当时横向比较起来，教授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里过的是好的，比老百姓过的好多了。我觉得研究历史的第一意识应该是真，其次才是美，为了美失真这样的研究是要不得的。

包括燕京大学，在一开始做的时候，说实话我认为司徒雷登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燕大从学术地位、学术水平在当时可以说是并世无两的，我对它的评价要超过西南联大，但是它不影响我对其中不美的东西有自己的陈述和看法。比如说司徒雷登，他确实爱中国也爱美国，对学生无微不至，这是在燕大的层面来说，在教会的层面来说，也存在上层权力的倾轧、人事的纠葛，我觉得这不影响司徒雷登的伟大，这是人之常情。

再比如说，当时说燕京是个贵族学校，很多老燕京人都否认这一点，说根本不是这样子，但是燕京就是一个贵族学校，我觉得没什么。当时北京为什么有句流传的段子说“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这句话是当时女性择偶的一个标准，说女儿嫁给清华或者嫁给燕京的是比较好、比较理想的。而且当时燕京里有的学生就是带着仆人去上学的。1949年以后像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中也有很多不堪的表现，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回避。

还有一点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史料，但是我有一个判断：当时燕京大学跟官方肯定存在某种勾兑。它用很短的时间实现学术水平的成长都没问题，但是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没有跟政府的某种勾兑就不可能迅速地声名鹊起，取得那样的地位。你看司徒雷登和当时政要的交往，虽然我看不到和政府之间勾兑的材料，也没有这种东西，但是典型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到1928年，那时燕京在国际上已经是声名鹊起的学校，哈佛燕京学社已经建立，你想想，以燕京的资历跟哈佛这样的学校成立一个学社，就标志着燕京大学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那时候的燕京毕业生去社会上找工作找不到，不被认可，司徒雷登就找到蒋介石，说你看我们燕京的学生在社会上不被认可，找工作都找不到。蒋介石立马给司徒雷登举办了一场晚宴，这场晚宴蒋介石本来是要参加的，但是蒋介石突然有事没参加成，但是除了蒋介石以外的党政要人全部参加，上百人，在这个晚宴上司徒雷登致词，致什么词呢？介绍燕京大学，我们燕京大学如何如何优秀，我们的学生是人才，你们不要这样的人才是你们的损失。从那以后燕京在国民党里面居要职的非常多，包括在共产党里面居要职的也非常多。这样燕京在社会上才被国民政府所承认、接受，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安排怎么可能？按我们惯常的说法，只要你足够优秀，你就会取得足够的成就，就会受到社会的欢迎，理想的状态当然应该是这样，但是历史和现实是多么复杂，哪里处处都是理想状态？有时候，你有水平还有合适的机遇，没有机遇，有水平也无法发挥出来，前几年常常被提起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就是例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理念先行，理念先行就会造成优秀人才应该受欢迎、应该被重用，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恰恰相反。东：如果让你用一本历史的典籍描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觉得能够找到这样的典籍著作吗？

陈：这样的时代，国家崛起，容易令上位者产生大国的心态。当然，要从经济从军事这些方面都没问题，但如果没文化，所谓的大国就是一个暴发户。让我用典籍，我还真一时想不起来，但是我想用另外一种回答方法。人们经常做这样的假设：如果可以“穿越到古代”，你愿意穿越到哪里去？我说我哪里都不穿越，我就活在当下。这个时代不是很好，也没糟到哪里去，它糟的地方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地方，任何人在当代生活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不幸福感，会有怀才不遇感，或者挫败感、不满足感，每一代人去看都会有。民国的知识分子发起牢骚来也很厉害，只不过他们比我们幸运的地方是可以自由地发这些牢骚，而且可以为之付出努力，而我们今天只剩下牢骚了。这也是知识分子不长进的地方。你可以发牢骚，但是你要明白你所发的这些牢骚，你的这些不如意恰恰是因为你的努力不够，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完全是上位者的责任。东：你这个回答很励志。

陈：这确实是我一贯看法。经常有人会说需要有识之士呼吁倒逼权力来怎么怎么做，我说我非常不赞成“倒逼”这个词，这个词里里外外透出一种紧张。用倒逼这个词会让做事者处境更糟糕，上位者觉得下面老想闹事，做事的老觉得上位者限制你。实际上有没有这个因素呢？当然有，但也有很多是空想出来的。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倒逼，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关于历史的趋势，还是胡适说得好，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那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我相信胡适这个判断。

院系调整中的燕京大学

根据中央改造调整旧大学大方针，教会大学全部取消。为了保障调整在燕园里顺利进行，1952年5月，教育部先对燕大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指示如下：“你校的校务委员会，本部同意改组，兹决定由翁独健、蒋荫恩、褚圣麟、翦伯赞、侯仁之、严景耀、赵承信、李德滋、王平、谢道渊等十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并由翁独健代理校长职务，主持校政。”5月28日，新的校务委员会正式成立。陆志韦榜上无名，此时，距离陆志韦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仅一年零三个月。

早在三十年代末，翁独健与中共之间已经取得了相互的信任，自觉地“从一个教育科学救国论者转变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积极行动支持抗战、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抗日战士和民主战士”。翁独健去世之时，他的学生在撰文怀念恩师之时，也特别着重指出：“好些学者都在报刊上撰文盛赞他在蒙古史和元史研究中的开创性成就，还讲他重视人材培养，桃李遍及海内外。而我们许多校友感受尤深的是他崇尚革命，痛恨反动、独裁统治，大力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42年，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与四周游击队里外呼应，对日寇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地下组织通过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与翁独健有师生关系的党员和他取得联系，派遣党员以他的寓所为联络点，并借他的掩护，安全出入往来于北平城内外。一些学生也通过他和地下党发生联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进行抗日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一些在1942年以及以后和翁独健有联系的中共党员，奉命潜回北平，又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与翁独健联系，并在他的掩护下，开展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临近解放时，又有一批城工部的干部潜入北平做接管城市的准备。这些人以翁独健在燕京大学的教授住宅为秘密联络点和开会地点，翁独健本人则以知名教授身份，走在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前列，同国民党展开合法斗争。当时，翁独健兼任燕京大学教务主任，便于掩护地下党组织活动，他的政治态度也较易影响大部分站在中间立场的教师向进步方面转化。因此，他在燕大校内，无形中成为进步力量的核心，在社会上成为名重一时的民主教授。他以这种资望，在北平解放前夕担任了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

对此，翁独健的女儿也曾向笔者回忆：1947到1948年两年之间，我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父亲已经和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回忆起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父亲在书房里，跟一帮学生，把窗帘拉上之后，就开始在里面偷偷地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把声音开得很低，但是在外面的我能够听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广播是这么开始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SRRA，频率850千周353公尺……因为他们总是听，每次听都是这么开始，我就记住了。具体的内容，反倒忘记了，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些内容也听不懂。后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悼词中看到，父亲还曾经是地下党组织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些事，父亲后来没有给我说起过，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到底具体做了些什么，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后来我在很多的场合看到当年燕京学运的中坚分子，说起父亲，他们都知道。可能是有这样一段经历，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燕大代理校长，同时担任北京教育局局长，两边兼着。刚解放的时候，大城市的教育局长，都是由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而在燕京的角色上，大概是觉得父亲还比较能够被老燕京的人们接受。

翁的女儿还告诉笔者：父亲接管燕京的时候，大人一起遛弯，我也跟着。一堆大人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大人的事情。他们会说，谁谁谁是哪一派，谁谁谁是这一派。这些话，我听都听不懂，也不关心。后来去问当年那一段事情，当年的那些大人都讳莫如深。父亲也没有说起过。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章诒和告诉我，有一次燕京开批判会，批判校长陆志韦，陆先生急得要撞墙，被父亲一把抱住了。

当年的校务委员会成员谢道渊曾向笔者如此口述当时的工作情形：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到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宋硕和彭珮云，具体的事物好像彭珮云负责的比较多一些。我主要是负责和北大方面进行交涉。当时北大的负责人是张群玉，是北大的书记。其他的人还有王学珍、王孝亭、谢青等人，都是北大党委的。当时我们几个人终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调整应该怎么进行。当时开会都是在沙滩进行的，张群玉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去了，记得当时还有市委大学部的一些人。当时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党委来讲，三校(北大、清华、燕京)如何很好地团结，大家怎么很好地相处，从我们干部来讲就是不要有门户之见。其他的内容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在燕京那时候，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不再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而是被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待在语言研究所。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但是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的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但是当时还有燕京的学者看不上他。在没有公开身份之前，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当时跟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是还是派了一个人来。至于燕京，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情。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那里。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当时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怎么调整。北大是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燕京则是有些人被调到北大，其实就是留在了他们生活的燕园，有些人则被分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好像还从别的学校调了一些哲学教授来到北大。

根据翁独健女儿的叙述可知，当时在校务委员会内部对于燕大教务人员的去留已经有了初步的打算。教师们也已经隐约知道了消息，一时间燕园之内人心惶惶。徐萍芳多年之后如此回忆：“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这些问题。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

就在如此紧张的时刻，燕大教师却被党中央安排和北大清华教师一起到北戴河度假。这一安排，显示了领导人对于如此大事举重若轻的高超技巧。1952年暑假，在全国高校主要是北京地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告一段落，即将进行院系调整，迎接新任务的时候，抓住这个空隙时间，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决定组织北大、清华、燕京的三校教师去青岛休假。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可大家都很兴奋，在这样紧张的时间，有大量的事情要做，而党中央却想到让老师们休息一下，轻松一番，并且可以带家属去，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于是，三校领导小组就立即组织筹划这件事，决定抽调三校的干部组成一个办事班子，并以燕京的干部为主。可以说，这是在三校合并之前，最先的三校联合工作。通过报名登记，很快形成一个团体。经过酝酿，请雷老—雷洁琼教授担任团长，三校教师赴青岛团的副团长是当时在清华任职的周一良教授(也是燕京校友)担任。具体工作由我和李欧同志等负责。我当时刚毕业留校工作不久，从以往做学生工作转为做教师工作，一切还不熟悉，主要依靠雷老的指导。据雷老后来对我说，在临出发的头一天晚上，雷老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关切地对她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把三校教师带青岛去，让他们好好休息。”我才明白这件事牵动了总理，是总理决定要组织教师到青岛去休息的。同时，也组织了三校学生到大连去旅游。那时候，新中国刚建立不久，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国家的财力物力都不富裕，全部免费组织师生到青岛、大连休假，花费不少，是要下决心才能做到的。由此可见，中央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期望。……回到北京以后，不久三校合并的方案就逐步公布了。大多数人留在新北大，也有一部分调到别的单位，有的是参加组建新的学校，有的充实其他单位。大多数人仍留在北京，也有一些调往外地。雷老和景耀先生就来到新组建的政法学院，直到“文革”中间，雷老和严先生又调回到北京大学。学校的干部也进行了分流。

谢道渊曾对笔者特别强调：“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在这场史称“院校调整”的运动中，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被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民族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劳动系调整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到中央政法大学，经济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而新北京大学的校址，便坐落在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上。

燕大历史系教授张芝联生前曾向笔者的口述：燕京历史系的教授们的何去何从，大概是翦伯赞和夏自强统筹的。当时教授们都在政治上排队，分成左中右。当年的校务委员会是根据什么标准和理由将燕大职员分流的，由于目前无法查阅相关档案，只好根据公开资料将其中主要人物作整理归纳：

美国职员：美国职员在1948年已经有一部分离开了中国，留下的在这次运动中或选择离开或者被遣返，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教授丁荫(Samuel Dean)，据丁荫的女婿回忆：1950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美籍教授都纷纷离校回国。因有人说：“这个美国人(指丁荫)为什么还不走呢？”为此他曾和我商量要不要走。我建议他请示陆校长。经陆志韦请示周恩来后，周的指示说如果是技术人员我们需要，可留下不走。1952年春，丁荫以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衔被驱逐出境。

陆志韦：作为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之外对燕大影响最深的人，不仅无法改变燕大消逝的命运，也无法安排自己的命运，院系调整之后，陆志韦被调离燕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担任一级研究员。在燕园划归北大之后，北大就来催促陆志韦搬家了，这位前燕大校长在一个上午一个人默默走出了南校门。据其子陆卓明回忆当时陆志韦离开燕园的情形：“他不要我陪伴，说：‘我还认识路。’其实他仍有认不清楚的地方。周总理和陆定一同志在一次宴会上向他举杯道歉说：‘我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在心领之余仍然不懂那不过分的部分究竟是什么……”陆家搬出燕园之后，又搬了三次家，“然而燕京人在历次运动中陆续挨整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的耳中。有些人对他说这些事无非是要他进一步认识燕大的罪恶。他也真的在内心作检讨，不过出发点是觉得对不起燕京人，即使是那些在‘三反’运动中打头阵的人也是这样。三年饥饿中的一天，他在僻静的端王府夹道中说：‘为什么×××等等也受批判呢？我有责任啊，因为我是校长。’”在花甲之年，陆志韦依然没能从阴影里走出来，他的学生去看望他时，发现他外貌虽然“并没有很大变化”，但“过去那种爽朗、锐利而又带点调皮的眼神不见了”，却“不时流露一种勉强、疲乏，甚至带些规避的神色”。1970年11月21日，陆志韦含冤去世。在1979年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为陆志韦追开的追悼会上，恪于身份的原因，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在为陆志韦写的悼词中，仅仅提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强加给陆志韦先生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洋奴’、‘文化买办’等虚构的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对于陆志韦在思想改造中的遭遇只字未提。多年之后，夏自强回忆起当年那场运动，坦承当年对于“陆先生并没有全面地历史地进行调查了解”，对他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在运动开展的情况下，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包括一些估计和猜测，宁可把问题估计得严重些，而避免估计不足”。在夏自强的反思中，当年对陆志韦的批判存在四点问题：“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混淆黑白”、“刻意制造所谓‘众叛亲离’”、“以运动方式开展斗争”。此时，陆志韦在地下已经长眠多年。

王汉章：院系调整之前负责校园修建与院系设备配置，“三反”运动中被指为贪污分子，半年之后无罪释放。院系调整之后，被调到北京医学院工作。1971年，北大学生数次去他家，强令他诬指一个老同学为反革命，王大声抗辩中激愤晕倒，被诊断为脑溢血，自此卧床，1972年逝世。

谢道渊：院系调整前曾担任燕大党总支副书记、书记，之前曾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总支书记。院系调整后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统战委员、兼宣传部长。

高名凯：院系调整之前为燕大国文系主任，院系调整后，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语言教研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语文》编委。另外，国文系留任北大国文系的还有梁启雄、陈梦家、林焘等人。

赵萝蕤：燕大神学院院长赵紫宸之女，校长陆志韦的干女儿，中国第一位将艾略特的《荒原》译为中文的翻译家，院系调整之前担任燕大西语系教授，院系调整之后留任北大西语系教授。与赵萝蕤一起留任北大的西语系教授还有俞大絪，1966年因遭受红卫兵抄家羞辱，服毒自杀。

吴兴华：燕大西语系副教授，他曾经和钱锺书探讨古诗流源，令博学如钱锺书者也不禁叹服；他十六岁入燕京，二十多岁就评为副教授，这在过去年轻教授比较常见的时代也很罕见—以至深受陆志韦欣赏。在燕京末日来临之前的政治运动中，吴兴华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小的，据吴兴华的夫人向笔者口述：“三反”“五反”的时候，虽然一些进步的人对兴华还有看法，但是他表现得比较进步，他检讨说自己过去埋藏在故纸堆里，对革命了解得很少。这样的态度，使党对他很信任。院校合并之后，他被任命为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当时英语教研室人才济济，有朱光潜先生、钱锺书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对于他当教研室主任，这些老先生倒不觉得什么，但是却让一些人不服气，觉得他的资格不够。1966年，被迫害致死。

巫宁坤：燕大西语系教授，院系调整后调任南开大学，据其在自传中回忆：“从青岛回来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无可奈何。”

黄继忠：燕大西语系讲师，“因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能揭批被重点批判的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而得到党组织的信任，继续留在北大任教，还担任了校工会文体委员兼西语系教工会组长”。“就是这样一个积极分子，1957年却因从事‘反党阴谋活动’被打成右派，自杀未遂后被流放清河农场。”

严景耀：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社会活动家，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参与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政法大学)并担任该院国际法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

赵承信：1950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在大会上汇报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1951年的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勇于剖析自己，虚心接受群众的帮助，思想觉悟大大前进一步。同年，社会学系撤销，分建民族学和劳动学系，承信先生很快意识到新中国对工人阶级劳动研究的重要性，乃大力筹建劳动学系，使劳动系很顺利地招生开课。1952年秋，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承信先生作为燕大法学院院长，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带头服从组织分配，欣然离开了几十年工作和生活的燕园到劳动干校，以后又转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工作。1957年赵承信被划为“右派”， 1959年含冤去世。

林耀华：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燕大社会学系主任，1951年燕大社会学系撤销后，与费孝通、陈永龄一起领导民族系，院系调整后随民族系一起划归中央民族学院。

费孝通：院系调整后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

齐思和：史学家，燕京第一位被派往哈佛留学的留学生。院系调整前担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留任北大历史系教授。

翁独健：史学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教务主任、代理校长，院系调整后调任北京市教育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

聂崇岐：史学家，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院系调整后，被聘至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负责点校《资治通鉴》、《宋史》等古籍，同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兼课。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燕大史学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大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在出身燕大并留任北大的人员中职位最高。

王钟翰：史学家、燕大历史系教授，院系调整后调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研究员。

张芝联：院系调整后留任北大任教。

翦伯赞：燕大社会系、历史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同时兼任北大副校长。

张东荪：哲学家、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燕大哲学系教授，院系调整后被褫夺一切职务，虽留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但从未登上过北大讲台。1973年逝世于秦城监狱。

陈芳芝：燕大政治系主任，院系调整后调任北京政法学院，之后又调到北京大学任教。

蒋荫恩：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院系调整后调任北大总务长、办公室主任。新闻系留任北大的教授还有张隆栋。

孙瑞芹：燕大新闻系教授，院系调整后调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廖泰初：燕大教育系主任，院系调整后调任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电化教育馆馆长。教育系同时转入北京师大的教授还有陈景磐、欧阳湘等人。

沈乃璋：燕大心理系主任，院系调整后留任北大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并兼心理学教研室主任。

综合以上可以得出，在历史上，与燕大联系比较深同时按当时政治标准来看比较落后的教授的结局大多被调离燕大；思想进步但是因所授专业属于“资产阶级学科”的教授也被调离，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表现比较积极的，在院系调整中一般都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局；也有思想落后但也留任北大的，一般都做了“降级处理”，如系主任改任教授，教授降为副教授或讲师等等。在这些教授中，燕大历史系教授张芝联是值得注意的一位学者，其经历的特殊性在于在思想改造运动前期，张芝联的身份是私立光华附中的校长，其父亲便是创办了私立光华大学的教育家张寿镛。作为一所学校的负责人，从1949年之后，就“开始被组织去学习新的教育政策”，据其生前向笔者口述，那段时期“组织学生参干、参军、土改，等等这些运动使我心疲力尽”。于是在1951年辞去校长职务来到改为公立的燕京大学任教。“到了燕京大学，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所以在众多教授在台上接受批判的时候，张芝联可以幸免于灾难，与他1951年的选择或许不无关系。

1952年10月4日，北大迁入燕园。燕京大学自此之后成为历史名词。

沈巍：幽暗的史学

史学最吸引沈巍的地方，不是逻辑严密、推论得当的万卷煌煌之言，而是那些幽暗神秘之处，那些跳脱理论旁逸斜出的枝节。在那里面，她才能体验到探寻之乐。

正如托尼·朱特所言：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围中时脑中所生成的历史，与以往写过的任何历史都不一样。学术论文评判体系所关注的历史和沈巍有兴趣研究的历史也存在出入。当年读书时沈巍最喜欢福柯，他带来的影响就是：研究那些你身体面对的问题，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这样的研究才能带上属于你的体温和特质。

也正因为此，写作博士论文时沈巍将目光投向20世纪初的自杀及近代中国女性问题，并将之放在近代史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说六经注我也好，影射史学也好，历史研究应该有学者个人的特质在。在沈巍看来，一切史学都是影射史学，后来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前行者，就是因为在独特的时代里面，前行者身上所承载的特定时代的信息，而我们带着自己时代的问题，再来研究前行者。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百分百客观的历史认知是不存在的。沈巍，1980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女性史。著有《“自杀时代”的来临？》等。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是怎么走上历史研究之路的？

沈巍(以下简称“沈”)：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我想绝大多数历史学人走上这条路，都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本科的时候我是民族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那时候理想就是当记者，像罗伯特·卡帕，全都是些献身新闻事业的资产阶级新闻理念的代言人。那时候一看那些传记、还有那些纪实摄影就觉得热血沸腾，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做一个战地记者，能看到一颗地雷在面前爆炸。东：那为什么转行去做历史研究？

沈：一毕业就发现，祖国的新闻事业其实不需要我们，它有它的一套规则。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新闻理论是一套所谓的资产阶级传播学理论，而工作后进入实践，马上就会进入另一套逻辑，新闻是喉舌，是工具，作为记者你首先是要扮演好一种角色，然后才是采写新闻。当时就考回人大，想换一个专业，就这样与历史结了缘。东：那历史研究符合您的想象吗？

沈：从2003年到现在，有十年了，现在可以驾轻就熟做一些研究，可是明显能感觉到激情在减弱，很多事情持续一定时间都会这样，你更娴熟，更了解它了，但是你的激情会减弱。对很多人来说，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我却是致命的。所以现在很想有一种转变。东：什么样的转变？

沈：论文写多了后会形成八股，比如开始有一段学科介绍，接下来提出问题，然后陈述观点和史料，最后做一个总结就完。不这样做，文章就很难发表并被SCI检索到。但我现在尝试用一种非论文写作的方式来做研究，这是我目前在职业范围里尽量去做好的一件事情，我想尽可能不损失自己在读史料以及做田野调查时候直接获得的那些比较鲜活的印象。东：像史景迁、黄仁宇那样的历史写作现在很难被认可吗？

沈：在中国，那种历史叙事和写作方法还没有作为一种流派被建立和认同。另外，过去的人做学问的时候，它有一种未知性等待我们去摸索，过程会比较漫长，这种寻找的过程正是史学研究的乐趣所在。而现在很多做学问的方式变成了流水线生产，很多论文是用数据库写的，关键词检索，检索出来的论据和史实材料和你预设的想法肯定是吻合的，然后再去安排这些材料，再形成观点，这种论文的意义何在？而且，研究过程中的历史的模糊性、神秘的魅力完全不复存在，你基本看不到那种奇异性、暧昧性和多样性，它们全都在数据库检索的过程中被刷掉了，把所有异质化的可能性全都删掉，以保证整篇文章自圆其说。

另外，近代史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史料膨胀得非常大，超过唐代研究、明清研究，所有材料你不可能全部看完，而数据库检索可以无视、忽略这种困难。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一种观点如果想找相关的支持材料都能找到。所以重点就不在于你的观点是什么，而在于如果你能以一个比较规范化、学术化的论证方式组织这篇文章，它是一定可以立得住的。

这些弊端，归根结底在于现在的学术评判体制对个人的出版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用数据库写作。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写作工具，你自己也不信服自己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的意思是，至少研究的过程中你应该感觉到一点触动，应该有被启发的感觉，然后你是带着激情在做研究。东：就您自己的体验来说，学术体制的压力有多大？

沈：我觉得研究者面对主要的压力就是，学术体制会让你成为另外一种人。它不光有压力，还有诱惑，如果你要相对独立于体制，就必须付出非常的努力。你要相信自己是有力量对抗它的，这是一个前提。虽然到最后，结果通常不太可能尽如人意，对抗之后你还是失败的，被体制所同化，但关键是看你撑多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有意义的。东：所以您会羡慕和向往传统的历史研究环境？

沈：在清史所读博的时候，就有人提问要怎样研究才算老大？有一种说法就是把清史派的观点全部看一遍，还有一种说法是要接触国外的研究动向，比如像美国新史学，你要掌握他们的方法和最新成果。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只要你下了足够的功夫，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前提应该是你在里面还能找到自己，你做研究的时候，还能感觉到是我在做它。在我看来，你说六经注我也好，影射史学也好，我的历史研究应该有我的特点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一切史学都是影射史学，从解释学、阐释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后来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前行者，就是因为在独特的时代里面，前行者身上承载了特定时代的信息，而我们带着自己时代的问题，再来研究前行者。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百分百客观的历史认知是不存在的。东：那么，如何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沈：现在的历史学人，很多连那个旁边座位上的人在研究什么都不关心了。学术发展到今天，在不停地专家化，要求你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得更细更深，这是基本的要求，据说对别人最大的恭维就是说对方填补了一个空白。所以，那种通史层面上的对话基本变成不可能，学术研究就好像药铺里，很大一面墙上，都是一个一个小抽屉，你努力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其中占据一个小抽屉，也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成为专家。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沈：学术产业化啊。学术产业化开始很久了，是从欧美那边传过来的。这个过程中，人文学科会相对被挤压，因为人文学科相对要求你有一定的个性在里面，不同于标准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很多指标都是硬性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现在整个人文学科都被社会科学化了，个性层面上的东西已经被压榨殆尽。欧美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后，他们其实已经看到学术产业化造成的伤害，所以他们在用一些相对宽松的环境来做补救，而我们现在还在走别人的老路。东：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人和书籍有哪些？

沈：曾经最爱的是福柯，他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给我的影响是：当你自己的身体面对什么问题时，你就研究什么问题。这样的研究有自己的温度在里面。上学的时候成天想自杀，所以后来就着重研究这个问题，博士论文就是以自杀为主题。后来去台湾“中研院”做博士后研究时，才最终把它完成并出版。东：台湾的史学研究有什么特点？

沈：“中研院”主要的学者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这批人是主流，所以留日回来的学者怨气很大，觉得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欧美带回来的是美国新史学那套研究方式，所以现在“中研院”近代史所是新史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基本上它的研究方法是因袭美国的套路，比如说做物质文化研究，所以他们很喜欢上海，经常会去那边收集资料，做租界的物质研究、文化环境、租界制度之类的，它是有一定的逻辑在里面的，而这个逻辑是从美国新史学派过来的。他们不太愿意把清史作为中国历史里面的一环，他们会认为异族统治不再是整体的中国史逻辑之内的一部分了。当然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关于口述史的研究。东：您写过一篇关于口述史的意义的文章。台湾和香港都有过一个口述史高潮期，您觉得大陆会有可能出现吗？

沈：大陆这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做，比如说“知青”口述史，但高潮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一个是口述材料很难用，“中研院”他们是把口述史的任务分配下去，每人都必须作为史料积累做一部分这方面的工作，但单凭口述史做不了研究，口述史只能是作为一种辅助性材料，对研究的年代获得一个相对直观的印象，但书面研究时作用不大，除非是在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是新闻采写这些领域内。东：作为女性学者，您是否赞同有必要尝试以女性主义理论重新阐述历史？

沈：我那本关于自杀的书里，其实有不少是研究女性心理和女性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女性在整个时间序列里面受到压迫实在是太大了，比男人大很多，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性别文化观念中，都认为男性不是受时间束缚的，而女性是一直在贬值的。很多时候，女性的性别观念、女权主义观念，并不是她想要的，而是外在的文化、现实、传统等各种因素将她们逼得作如此选择，你遭遇到了种种情况，然后你接受了。所以如果只用女性主义理论阐述历史，那肯定会有问题，而很多时候你无须特别用女性主义理论来阐述，历史中那些性别问题会自然而然显现出来。

戏梦台北：新编京剧中的政治隐喻

2012年11月再度赴台北之前，有幸通过林恺先生看到台湾国光剧团新编舞台剧《百年戏楼》的影像资料，这部作品以话剧京剧杂糅的形式，讲述了不同时代京剧伶人的悲欢际遇，时空从民国初年老北平一个传统戏班师徒两代的情谊和分歧以及男旦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到1930年代徒弟自立门户成为海派京剧的领军，再到徒弟的儿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改和反右运动中的遭遇，构思精巧，戏中有戏。2011年《百年戏楼》在台北城市舞台上演，正值“辛亥百年”，编剧之一王安祈教授曾说，这是一个“命题作文”。

男旦的绝代风华，海派京剧的兴起，革命样板戏，这是京剧史中三个重要切片。《百年戏楼》新颖的时空安排和场面调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求新求变的海派风度。从“听戏”到“看戏”这一欣赏方式的转变，回应了一种古老技艺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冲击。成功的伶人最先体察到市场的重要性，主动驾驭而非被动接受这一趋势，被视为一种海派智慧。今天看到的剧场演出，无论是唱腔、表演、剧情结构，还是服装、化妆、布景、灯光、舞台装置，都体现了市场的胜利。另一个同样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令，打乱了老戏的节奏，揉碎了脆弱的个人，重新捏塑出新人、新戏。

京剧之于台湾，本是随外乡人与政权迁徙而来的外来文化，当大陆用轰轰烈烈的批斗改变几代人命运的时候，同样经历“党国体制”的台湾，面对一个“新”字，又怎能轻松置之？其实何止戏剧，市场与政治这两个元素，一柔一刚地左右着现代社会，“人”的光芒在其间明灭不定。我之于京剧，纯然外行，只是爱看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在舞台上的抽象写意。浅涉京剧在现代台湾的历史，也是看人多过看戏。两岸变局，戏里戏外之人如何看待，是我在这篇小文中关心的话题。

“那一日炉中焚宝香”

在《百年戏楼》中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是一双花旦穿的蹻鞋由师父白凤楼送给徒弟小云仙，随着蹻工在舞台上的消失，蹻鞋被改成彩鞋，几经辗转，1949年以后作为“四旧”被毁弃、偷藏，浩劫过后重上舞台。二是一出《白蛇传》从硬功身段的“盗草”到儿女情长的“游湖”，再到背叛与赎罪的“断桥”，台上是白蛇倾诉衷肠，“谁的是，谁的非，你问问心间”，舞台背后却是政治运动带来的人性扭曲。“台上是许仙背叛了白蛇，台下却恰恰相反”，王安祈教授文中透露这段剧情灵感来自章诒和所著《伶人往事》，再现了杜近芳与叶盛兰这对舞台上的才子佳人在“文革”前后的经历。在建国之初的中国京剧院，杜近芳与叶盛兰是最亲密的搭档，同行都认为，杜的表演精进和迅速蹿红是叶配合、提携的结果，二人平素也是无话不谈的知己。叶盛兰“大牌儿”脾气不改，“反右”时成了批斗对象，而且每次批斗都规模盛大，采取的方式是“让熟人批熟人”。一次大会上杜近芳将叶盛兰对她说过的体己话揭得“底儿掉”，要和他划清界限，她发言的题目就叫《我是党培养起来的》。“杜近芳处于激昂状态，说得生龙活虎；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听得心惊胆战……知我者缘何如此情薄？原来亲密与仇视，赞美和污蔑可以在瞬间转换，而操纵转换的杠杆就是那无所不在的政治支配力以及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章诒和从叶家后人得知，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在卧室，用小生念白发泄愤懑，抑扬顿挫，一声高过一声，如同疯魔。叶盛兰虽没有自杀，政治却摧毁了他的舞台生命。1978年叶盛兰病逝，次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杜近芳推荐起用叶盛兰之子叶强，也就是后来的叶少兰。在《百年戏楼》剧终谢幕的掌声中，白蛇将许仙推向前台，这是剧中人茹月涵的忏悔和寻求救赎，也是对章诒和书中描述杜近芳、叶少兰同台现场的模拟：“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在《百年戏楼》中，小生华峥投水自杀时唱的“四平调”，正是叶盛兰当年的名段：那一日炉中焚宝香，夫妻们举酒庆贺端阳。白氏妻醉卧在牙床上，我与她端来醒酒汤。用手拨开红罗帐，吓得我三魂七魄飏。闷恹恹来至在江亭上，好壮阔的江也！长江壮阔胜钱塘。

据说1950年代中国京剧院让叶盛兰、杜近芳排演《白蛇传》时，是叶盛兰请编剧田汉在许仙随法海上金山寺之前加上一段四平调，田汉觉得不妥，但还是写了，在1956年发表的《白蛇传》剧本中，并未保留这段词。现在看来，这段四平调将许仙见到白蛇原形后的惊疑恐惧唱得悠扬婉转，让观众对这个凡人的软弱生出同情谅解，放在剧情中非常熨帖。2012年12月底，在台北永和一间咖啡馆里，听王安祈教授谈起自己当年听到杜、叶合演的《白蛇传》时的惊喜，“一听就觉得这段四平调真是好听”，放到《百年戏楼》中，唱词一语双关：“好好一个旦角演员为什么变得像蛇一样凶狠？”

蹻鞋改成彩鞋，扎辫子的李铁梅代替了梳包头的白素贞，其中有技艺习俗的转变，也有政治暴力留下的伤痕。台湾看待这段历史，批判政治对文艺和艺人的践踏，也会不可避免地带着对岛内文化环境的反观。京剧在台湾，也曾承担“政工”、“政战”属性。今天的国光剧团，正式成立于1995年，作为台湾唯一的公立京剧团隶属于“文化部”，也是台湾京剧界的新制。在此之前是四十余年的三军国剧时期，有实力规模的京剧团体都在军中，隶属“国防部”，以兵种为单位，包括陆军的陆光国剧队、海军的海光国剧队、空军的大鹏国剧队、联勤的明驼国剧队。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初，三军官兵有看京剧演出的需求，也只有军方有实力召集岛内京剧艺人，训练新生力量，在保存京剧的同时，也对演出内容、剧目存废、题材选择等项作出有利政策宣传的规定。

1949年以后的大陆新编戏在台湾被称为“匪戏”，是禁听禁唱的。“张君秋、马连良都是政府登记有案的‘附匪伶人’，就连梅兰芳也都难逃‘陷匪伶人’的身份”，但是戏迷们仍然通过电台短波、盗版唱片等各种方式听“匪戏”。而军中剧队听“匪戏”的方法、途径更多，上演时为了躲避审查，经常将剧名冠一个“新”字，改动一些词句、唱腔，以示不同于大陆版本。

政治干预文艺弊端无数，在1950—1970年代，戏曲“国家化”的进程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发生着，形态各异，结果也不同。试想有人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中的自己高大完美，对手猥琐丑陋，并相信这是真实世界的写照；对手看这幅画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对台湾人来说，样板戏就是这样一幅不被作为漫画的漫画，这是矗立在京剧史上的一道突兀景观，政治话语如此浓缩地体现在一种艺术形式中，空前绝后，八亿人民八台戏的局面，荒凉肃杀，却又热闹非凡。台湾反其道而用之，像台北市那些充满忠孝仁爱字眼的路名一样，号召民众向“国家”尤其是“国家元首”奉献忠义礼敬的传统价值，最终实现“复国”大计。

“我两家患难相随祸福共”

台湾曾有很多节日庆典，每年最热闹的是“光辉的十月”。因为最重要的三个日子都在十月：10月10日“双十节”是台湾的“国庆日”，纪念民国建立；10月25日“光复节”，庆祝日本战败，台湾回归民国政府；10月31日，“总统”蒋中正华诞，全岛为“总统”庆贺生辰。以前10月24日“联合国日”也有庆祝活动，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这个节日也就取消。

庆祝活动很丰富，以1955年为例，双十节的庆祝活动除了官方规模最大的中山堂庆祝大会，并举行美国军援装备赠与仪式，在整个十月中要举行全省运动会，话剧晚会，战斗晚会，游艺晚会，各级学校、团体的庆祝晚会，各报出增刊，各广播电台邀请政府首长及各界代表广播演说，“青年救国团”提灯游行，燃放高空焰火，张灯结彩，等等。10月30日和31日两晚，要为“总统”华诞举办祝寿晚会，在中山堂公演平剧。

京剧在台湾，也叫平剧、国剧。几次听京剧演员说起同一个掌故：“老总统”(蒋中正)喜欢平剧，但是他发誓“反攻复国”不成功绝不进剧场看戏，后来台视、华视、中视都有播放京剧的专门时间，最初是为了方便“总统”在家看戏。我没有深入考察这种说法的真确性，但是每年“总统”华诞、“总统”夫人蒋宋美龄的祝寿晚会上都少不了京剧。采访台湾名旦徐露女士时，她也提起，自己在电视台录制京剧的时候，有时会接到“总统”指示，建议唱词的更改。同此相对照的另一种说法是，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公开说他听不懂京剧，只爱歌仔戏。一翻旧报纸，后半句倒是千真万确，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时就推崇歌仔戏，拜歌仔戏演员廖琼枝为师，还在歌仔戏文教基金会成立仪式上亲自登台唱了一段“赏花灯”。

领导人心不在此，京剧风光不再，伶人和票友都这样说。在两蒋时代，虽没有今天自由，演艺空间却更多。1965年台湾“国防部”开始推行军队“新文艺运动”，每年庆祝“光辉的十月”举办军队“文艺竞赛”，内容包括文学、美术、诗歌、戏剧等各方面，京剧是其中一项，军中剧队相继在军队“文艺活动中心”演出自己的参赛剧目，也就是“竞赛戏”，设团体、个人、剧本等多种奖项，很多演员因为竞赛戏获奖崭露头角，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平台。目前任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的王安祈教授从台大中文系研究生到成熟剧作者的第一步，也是从为陆光国剧队编竞赛戏开始的。

采访现在台湾戏曲学院任教的偶树琼先生，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听竞赛戏的编戏过程，偶树琼先生说：“我是1969年考进台湾复兴剧校的，八年后(1977)毕业，武净专业。毕业后在明驼(国剧队)搭班一年，后来考进台湾政治作战学院，现在改名复兴岗学院，没有以前规模大了。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的出路是在军中从事艺文工作和做领导的，属于军官学校，学制四年，毕业后授予大学文凭。”“我从政战学院毕业后进了陆光(国剧队)，从1985年开始参加陆光的竞赛戏编排。那时大鹏(国剧队)连得四年第一名，我们好几年没得奖。那时候王安祈还很年轻，朱陆豪把她介绍过来，当时陆光国剧队的大队长张乃东决定起用她，连续三年都请她做编剧，那三年的戏都得了金像奖。”“1985年陆光的参赛戏是《新陆文龙》，这是用老戏《潞安州》、《八大锤》做基础的改编戏，说的也是精忠报国的主题。大鹏(国剧队)的旦角厉害，武生老生是陆光的强项。朱陆豪演陆文龙，吴兴国演陆登，台湾四大须生之一的周正荣演王佐。排演时周正荣老先生绝对不接受新编的戏词，没有人能说服他，结果王佐断臂的一场还是按老词唱的。吴兴国崭露头角就是从这个戏开始，第二年他就成立了当代传奇剧场。”“1986年的竞赛戏《淝水之战》很风光，十项奖得了八九项，是谢安和苻坚的故事。1987年的《通济桥》也得了金奖，还捧红了一位新的旦角郭胜芳。”“那时候陆光负责竞赛戏的是一个七人小组。包括编剧、导演，当时陆光用的是一位资深的主排张义奎先生，主要演员一般是朱陆豪参加，吴兴国总在忙他的传奇剧场，此外还有国剧队大队长，大队辅导长，我在其中是最小的军官。”“每次小组讨论一般是先从故事大纲讨论，确定分场大纲，再请王安祈老师来写，王老师通常一礼拜就可以交稿，文采很棒。然后是唱腔设计，分组排练，组合排练，响拍(加上音乐)，彩排。”《通济桥》这出戏在小组讨论过程中有不少插曲。故事主角是历史人物，元代蒙古辖下第十位大理总管段功。昆明被红巾军攻陷，云南梁王逃奔楚雄，全靠段功率兵援助才收回失地。梁王将女儿阿盖郡主嫁给段功，后来又疑段功谋反，让阿盖用剧毒孔雀胆杀死段功。阿盖忠于爱情，向段功实情相告。段功被梁王派人刺杀，阿盖也服孔雀胆殉情。1942年郭沫若的话剧《孔雀胆》就是用此题材，陆光的《通济桥》，原始素材来自一本武侠小说。“大队长张乃东从自己书架上拿出一本武侠小说来—南宫博的《押不芦花》，说这个不错，后来编剧就参考了这个故事。”“押不芦花”是蒙古语美丽少女的意思，指阿盖郡主。《通济桥》一开场战争危机已过去，蒙古人和大理人同庆段功与阿盖的婚礼，这是一个以爱情为主线的宫廷故事，因民族风情背景而显得别致。然而有一个剧情使它没法参加竞赛：“军中编剧有很多禁忌，不可以说国王不好，不可以说领导笨。《通济桥》里面段功被杀，阿盖自杀，都是因为梁王太昏庸，这就不适合在光辉的十月演。所以我们只好硬生生改剧本，改成大臣不好，骗了梁王。还专门加上一段情节：段功被杀死后，他的下属要为他报仇，大理人和蒙古人要打起来了，关键时刻阿盖公主站出来说，我们不要打仗，要和平，这是模拟蒋宋美龄的口吻，有宣教的味道。”

后来我在剧本中找到，阿盖郡主服下孔雀胆，临死前唱一段二黄三眼：我两家患难相随祸福共，肺腑相牵血肉亲。莫忘了唇亡齿寒古有明训，莫辜负我的夫一片忠心……

原来就是这段宋美龄“化身”的唱词。虽然剧本做出妥协，《通济桥》仍然在“竞赛戏”中独树一帜。1987年10月3日公演当晚，报载观众反响强烈，“全场观众对陆光以一出爱情悲剧，突破国剧竞赛戏一向强调的‘政治八股’窠臼，报以热烈掌声”。编写竞赛戏使王安祈获得了“青年编剧奇才”、“金奖编剧”的美誉，也使她熟谙军中剧队编戏规则的种种限制。连续三次获奖后，王安祈教授不再编竞赛戏，主要与郭小庄主持的“雅音小集”合作。《通济桥》经过再度编写，更名《孔雀胆》，成为“雅音”代表作之一，剧本出版时，作者说：“《孔雀胆》与《通济桥》是同一题材之不同创作。”《孔雀胆》中的段功被杀后阿盖有一大段悲愤唱词，“恨恨恨奸人毒计忒阴险，怨怨怨父王多疑多虑忒颟顸”或许就是在竞赛戏中无法出现的部分吧。

军中竞赛戏的“政治八股”从1970年代已多遭诟病。王安祈教授说：“竞赛戏的根本问题在于：充分体现军中团体拥护权威的性格(例如剧名标语化，选演中兴复国的题材)，这点与艺文创作最崇尚的‘个性化、创作自由，甚至背叛体制’最为矛盾。”2002年王安祈任国光剧团艺术总监，曾说自己编新戏、选题材时，专门选择女性主题，探索在传统京剧中缺席的女性欲望，一方面是避开“大历史、大叙述”的意识形态宣教的考虑，一方面是希望“以边缘对抗京剧主流，更企图以非主流之姿使京剧再度耀登主流”。

“这都是锦心绣口才子虚文”

英雄美人和才子佳人，本是中国戏曲故事最常见的两种题材，特定年代让位给忠孝节义的刻板说教。军中竞赛戏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高层对民众宣讲的姿态，这是竞赛戏不好看的原因，光辉的十月过后，很难反复上演。

以俞大纲编剧为代表的才子佳人戏是另外一种风格，更近于名流士大夫遣怀自娱的创作。俞大纲(1908—1977)在台湾是很有影响力的文人、学者，最负盛名的剧作是1970年代初编的《新绣襦记》和《王魁负桂英》，都是才子名妓的故事。《新绣襦记》又名《李亚仙》，故事出自唐传奇《李娃传》，后来又有元人石君宝的《曲江池》、明人薛近兗的《绣襦记》。《新绣襦记》把石作、薛作重新组合，讲唐代书生郑元和进京赶考，偶遇名妓李亚仙，二人一见倾心，郑元和从此陷于烟花不能自拔，床头金尽被老鸨赶出妓院，沦为街头乞儿。李亚仙置屋安置郑元和，又自己赎身从良。甚至欲自剔双目鼓励郑元和发奋。郑元和从此专心读书，考中状元，郑父也接纳了李亚仙，一家团圆。俞大纲认为《李娃传》“特别强调了理性教育功效有时不及感情教育更具力量，这一超越时代的观念”，而名妓李亚仙就是代表“纯粹的感情”。“纯粹的感情”在男性作者笔下主要体现为女性毫无保留的痴情奉献。京剧传统老戏中的女性情感更多地依托于伦理，难以肆意释放。让现代走进传统的创作理念，将为爱情牺牲一切的女性激情注入戏曲舞台，引起了当年青年学生的广泛共鸣。从王安祈提出以女性细密曲折的情感内心对抗生硬的政治宣教的路径中，也可看出学生时代反复进剧场看《新绣襦记》的印记。

俞大纲去世时，女作家李昂撰文纪念，说1970年代是个“‘回归乡土’的时代，但‘乡土’并不仅只是指台湾现状，还包括‘复兴中华文化’。对岸的中国(大陆)正大搞‘文革’，中国文化的命脉全在宝岛台湾的‘中华民国’这样的口号，我当时(到现在)也十分相信，并觉得自己深负使命”。俞大纲在淡江文理学院(后来的淡江大学)授课时，身边就围绕着这样一群充满使命感、情绪激昂的文艺青年，希望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创作灵感，俞大纲也乐于引导、栽培他们，其中很多人后来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江山，包括“云门舞集”的林怀民、“雅音小集”的郭小庄、胡陆蕙、蒋勋、施叔青、李昂、王安祈等等。“复兴中华文化”的紧迫在于1970年代的国际局势。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新“总统”蒋经国发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成之于人，操之在我”的呼吁，号召全岛从主观上寻求力量。到1979年美国卡特政府与台湾“断交”，社会情绪更加震动，青年人的愤怒溢于言表，在政治大学读书的侯德健听到消息后当即写了一首简单上口的《龙的传人》，至今这首歌仍不时出现在央视春节晚会上，只是最后一段歌词已很少再听到：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侯德健说：“此曲最后一节提到枪炮声，是指鸦片战争。近百年来我们吃外国人的亏受外国人的气实在够了，中国人再也不要依赖外国人了，应该自立自强，擦亮双眼，做龙的传人。”事实上，自国民党政府迁台，从以蒋中正为首的上层人士到社会民众，在价值取向和品位追求上都更崇尚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教伦理和消费文化，1970年代以美国化的幻灭收尾，社会上弥漫着迷惘和失望情绪。

文士化、典雅化的剧作，是俞大纲这一阶层的精英对“中华文化”的认知。1973年《联合报》记者就京剧的前途和改良问题采访俞大纲和张大夏，二人的看法截然不同，俞大纲认为“平剧需要改良，所谓改良，并非把它全盘打散，而是把不合理的剧情、不合适的表演方式在不违反传统的原则下删除”。具体而言，京剧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剧本、表演和表演的方式；而张大夏认为，“实际上平剧并不艰深，并非一定要有文学修养才能听懂，而是一般人观念上认为它是古老东西”，也就是说，重点并不在于改良京剧使它拥有现代观众，而在于以国家力量保存它，像日本保存能剧一样。

是应该像博物馆一样使京剧保持原汁原味，还是应该加入新的创作理念？这两种观点直到今天仍存对立。对俞大纲来说，改良京剧意味着培养有修养的创作和表演新生代，并且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元素。郭小庄是俞大纲多年来最着力栽培的演员，《王魁负桂英》为郭小庄量身编剧，1970年首演，也是名妓洗尽铅华救助才子的故事。故事以悲剧结局，王魁中状元后忘恩负义，离弃焦桂英别娶丞相千金。焦桂英绝望自杀，死后鬼魂向王魁索命。这出戏文辞典雅，而且加入了现代舞蹈，女作家施叔青回忆：“郭小庄依现代舞蹈家林怀民的建议，鬼扮的桂英出场的那一个动作，他安排郭小庄背着出场，几个碎步，猛然一回转亮相，如此一来，加强了无比的戏剧性，比正着面出场有力量多了。”1979年“雅音小集”创立时俞大纲已经去世，“雅音”仍秉承了俞大纲的理念和宗旨，“是台湾京剧由‘前一时代的通俗娱乐’转型为‘当代新兴的精致艺术’”。在台北见到郭小庄女士，我问她：“会不会感到以前塑造的女性太无助，悲剧性太强了？”她说：“是啊，当时喜欢的剧本都是这样的人物，现在我信主了，以后会有坚强的新形象。”此时她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不再登台演戏。

在《王魁负桂英》最受推崇的“冥路”一场，已是鬼魂的焦桂英唱道：说什么海誓山盟三生订，这都是锦心绣口才子虚文，到今朝他那里良辰美景，我这里惨凄凄露冷风清。

才子负心，佳人悬梁，确是一种传统爱情模式，能像焦桂英一样阴魂不散向负心人索命已算是明亮的结局。后来，在“中研院”得知一位老师当年也是俞大纲身边文艺群体的一员。“你可知道到底谁是王魁，谁是桂英吗？”他这样问我，接着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俞氏家族在台湾是真正意义上的政要名流，兼有权力与文化双重资本，俞大纲之兄俞大维是著名弹道学家，曾任台湾“国防部长”， 1960年俞大维之子俞扬和在美国同蒋经国之女蒋孝章结婚。当时俞、蒋两家都不赞成这门婚事，蒋经国认为女儿下嫁；俞家兄弟痛心疾首，觉得子侄丢了书香门第的脸去攀附权贵。王魁自然是那不肖子，桂英就是那礼义廉耻、可怜的中国文化了。此说可信度如何，我并没有考证，坊间传言，大概也传达了一些社会心理吧。

“十七载乔扮一身男儿气”

除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俞大纲也曾写过一个杨家将题材的剧本《杨八妹》，作为空军大鹏国剧队的竞赛戏。在题记中说，写这个戏是为了表现“爱国情绪”以及“传奇性的女英雄”。杨八妹女扮男装只身涉险去番邦盗取地形图，使宋方大获全胜，终场众人齐念“王师扫尽妖氛气，圣寿宜过万寿春”，一句喜庆与祝寿的主旋律，仍然写得十分文雅。“中兴”、“复国”和“剿匪”一度是台湾新编戏最常见的主题，武艺高强、深明大义的女英雄允文允武，通常还会展示一下男装扮相，展示演员功力，一直是军中剧队钟爱的形象，花木兰、秦良玉、荀灌娘、杨家将系列的八姐九妹、穆桂英之女杨金花都曾被编成竞赛戏。1965年台湾拍了首部京剧电影《梁红玉》也是此类题材，主演梁红玉的徐露女士曾说，台湾拍这部电影原本是为了和大陆拍的《杨门女将》一较高下。

三军剧队中成立最早的空军大鹏国剧队，就是以文武全才的旦角戏连得四届竞赛戏金奖的。王凤云女士是这时大鹏剧队的当家旦角。采访时她笑着说：“我唱戏那时候是没有太多爱情戏的，有些爱情戏也编得不合理，演《花木兰》也要给她编一个将军做爱人，花木兰参军十二年都没人看出她是女人，你想想这花木兰长得该有多丑啊！她哪里有什么爱情，但是演戏也只好这样。”

1981年王凤云主演《大唐中兴》，参赛夺冠。故事以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为背景，讲郭子仪失散多年的儿子安华学艺有成下山寻父，报国剿匪，路遇隐士常守宜父女，女儿常美男武艺高强，与安华比武相爱。郭子仪率兵剿匪，与安华父子相认，又得常守宜献策，两京收复，天子回銮。军中剧作家魏子云编剧的《大唐中兴》，让青年男女在父辈领导下完成剿匪复国大业，最终大获全胜，家族和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故事架构被反复使用，是最成熟的军中八股。

爱情发生在一心报国的少年英雄和侠女之间，要等到大业成就后才会开花结果。《大唐中兴》中的常美男平时都是男装，遇到心仪的人才换上女装。十七载乔扮一身男儿气，一日间胭脂花黄滴发髻。……我今日初尝了愁滋味，谁愿朱颜老，徒伤乱红飞。

这就是女侠所能吐露的真情极致了。生旦二人载歌载舞的一场“远山含笑”大受观众欢迎，成了台湾菊坛为数不多的反复演出的经典折子戏。王凤云女士说：“魏(子云)伯编戏的很多构思都是从大陆来的，他编《远山含笑》是因为看了刘长瑜前辈的《卖水》表演扇子、手帕，魏伯就在里面加了小生的表演，这个戏的小生是高蕙兰高姐演的，她是我们台湾最优秀的小生。以前我们的老戏里小生都是配的，没有多少主戏，可是这折‘远山含笑’，身上、扇子，旦角所有的身段小生都有，完全展现高姐优秀演员的本能，观众看了以后都好惊讶，哇！还有这么好看的戏！”

小生和花旦歌舞配合的这场表演也是在排练过程中磨合出来的。“一开始的剧本只有旦角有唱，小生只是跟着跑，高蕙兰就很不满意。后来魏伯给小生加了唱词，变成我唱一句她唱一句，就很有特色。这个戏后来我又加了手帕，因为我看到大陆戏里的手帕戏，我加了很多原来没有的身段进去，很适合教给学生们，让她们练功。我在四十多年前就看准了，以后的青衣花旦必须要文武全才。老一辈的富连成的老师都不能接受青衣练功，说会走火入魔，我天天跟他们吵架，他们认为我是叛逆者。”

“成败兴亡一刹那”

京剧是雅是俗？《清稗类钞》有“昆曲戏与皮黄之比较”篇，认为昆曲雅而皮黄俗，昆曲静而皮黄喧闹、翻打，因世上俗人远多于雅人，所以皮黄盛而昆曲衰。换言之，昆曲是文人雅士闲时消遣，京剧却需要用硬功绝活儿和锣鼓招徕观众，清代以来京剧的盛况，体现了庶民娱乐的生机和活力。

重复，是“经典”形成的第一个前提。“骨子老戏”经过了时间考验，经得起一演再演的剧目，才得以进入经典之列。在过去的年代，这主要依赖于名伶的票房号召力，傍角儿编戏是最讨巧的做法，围绕演员的特长设计人物、安排情节，观众不重剧情，而是欣赏演员的唱功和表演。“角儿”决定了戏的质量，戏也经常因名伶凋零而无人问津，最终失传。

在一个上升的行当中才有塑造人才的机制，这与京剧的现状又形成了矛盾，新编戏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创作意图投射到舞台，演员的个人号召力不再决定性地影响演出成败，这给创作者留下更多的表现空间，叙事的现代化使剧情变得更好看，但作为其结果，观众也失去了反复走进剧场的动力。

今天已经全面市场化的环境中，京剧的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各种新兴娱乐产业，在普遍不景气的剧场艺术中，也不如话剧的受众接受度高。大陆如此，台湾亦然，电视综艺节目成了新时代的庶民娱乐。这时回想样板戏由国家强制力推行全国，每天在剧场、广播、露天电影中重复，人人张口能唱“今日痛饮庆功酒”的时代，竟是京剧“脍炙人口”的最后辉煌，代价如此沉重的“经典”，让人怎能轻松评说？

据说两岸分裂后在台湾最早被禁演的一出京剧是《霸王别姬》，“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君王末路、四面楚歌的剧场氛围难免不让人联想时局。鼓舞人心、振奋士气被认为是必要的，当年朝野从上至下的慷慨激昂同戏台上的表演真有很多分别么？有人把曾经的军中竞赛戏称作“台湾样板戏”，问我看了会不会笑，我一时竟难以回答。看过的几部戏都是当年的演员用录像带录下电视转播，很多年后又转录成数码光盘的。画面已十分模糊，颜色已非常失真。但我仍然觉得是好看的，不止是新奇，因为从戏里仍然能看出以技艺征服观众的热情，我想这是京剧内在的一种虔诚。大陆有李铁梅、阿庆嫂、柯湘，台湾有花木兰、梁红玉、荀灌娘……在革命或“克难”年代，戏台上的女性只能端正贤良，还得练出通身武艺，讲得出一番又一番大道理。当剧作家厌倦刻板说教的时候，就逃逸到女性内心和情欲中去。不知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曲折，还是生存环境使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并不觉得那个用戏来宣传“复国理想”的时代十分荒诞，而更愿意把当时作为一种与此时相通的另类繁华。

崇明：回到近代自由主义传统

2010年，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的作者)访问北京时，他发现列奥·施特劳斯处在智识争论的中心，一位上海的记者告诉他：“如果你不能就这两个人(列奥·施特劳斯和卡尔·施米特)和他们的思想谈点什么，这里就没有人把你当回事。” 里拉觉得，这是一种对危机的回应—中国历史持续千年的延续性已然断裂，所有的一切(政治的和智识的)都等待着重新建构，而“年轻一代现在觉得，自由主义不能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现实生活，也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个理想模型”。

当我们和崇明聊起这股潮流时，他说，也许人们同时低估了施特劳斯与自由主义的复杂性。崇明读了施特劳斯的很多书，认为虽然他对自由主义、对现代性有很多批评，但这种批评还是有建设性的，并没有走向完全否定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程度；而关于自由主义，许多人觉得它就是讲讲个人权利，没什么意思，不好玩，“事实上近代自由主义有一系列的形而上学、宗教、政治的讨论，是很复杂的”。

崇明说，很多人做学术，只是把他研究的对象当成一种工具，只看到他希望看到和他需要的东西，并不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现在很多学者喜欢对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提供一种脸谱化的理解，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崇明：1975年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国史、基督教思想史。

另一方面，如今人们了解得更多的往往是当代英美自由主义者，他们关注西方社会一些伦理化的问题，比如社会正义、分配、人与人之间如何形成平等尊重的关系等等。崇明承认这些问题在当下中国非常重要，但如果要对现代中国的处境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他觉得同样重要的是要回到近代西方思想家，回到卢梭、托克维尔那里，回到霍布斯、洛克那里，“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面临的处境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他们迎接的挑战是如何构建自由、稳定的政体，怎样让人们拥有自由的能力，怎样让传统、宗教和启蒙、政治结合起来帮助公民获得自由的能力。这些问题在他们那里体现得更充分些”。

作为专攻法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崇明打算写一本关于托克维尔的书，接下来还想写一本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讲述法国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的书。18、19世纪正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的时期，崇明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如何从政治与宗教的角度面对现代性，“思想要形成生命力，它一定会创造一个传统，包括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内的很多近代思想家其实有一些共同的关切，我想把这些共同的关切揭示出来。”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你确立历史研究为自己的志业，这是一个什么过程？

崇明(以下简称“崇”)：我自己一直比较喜欢读书，不光是历史，文学、哲学我也都有兴趣。1992年到了南京大学读历史。历史系分考古专业和历史专业，大二时我选了考古专业，一方面是对考古有一些兴趣，另一方面是那时候在学校待着觉得挺闷的，学考古可以出去实习、走一走。当时正好是1990年代修三峡大坝，有一些抢救性的考古挖掘，我很想看看三峡，这是当时学考古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大三的时候差不多知道自己要走研究的道路，但是具体研究什么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研究都不清楚。

在南大读书时有三门课对我影响比较大：颜世安老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高华老师的中国近现代思潮、陈晓律老师的西方近代思想史。这些课培养了我对思想史的兴趣。那时候八十年代的影响还比较大，中西文化比较还很流行。我读了一些比较文化、比较历史方面的书，对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很有兴趣。所以虽然选了考古专业，但想着自己以后可能还是会考世界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也很有兴趣，但我觉得理解中国的话离不开理解西方，因为中国这一百多年受西方的影响太大了。最好能够研究西方的历史，同时和中国做一些比较，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想法。具体选择西方哪个国家作为主攻的方向，是碰巧读了高毅老师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和朱学勤老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这两本书让我一下子对法国史特别是法国革命产生了兴趣，因为中国这一百多年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理解中国革命需要有一个更深远的西方的视角。高毅老师在北大任教，我就报了北大法国史方向，后来到北大开始学法国史。方向就是这样确立的。东：在《启蒙、革命与自由》一文里，你写道：“如果为了理解历史而非建构历史，那么摆脱纪念史学而对历史进行问题化是非常必要的，这需要搁置道德审判的迫切冲动和目的论的历史形而上学，把启蒙和革命视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在一种陌生感中倾听历史的声音。”能不能结合你自己的研究经历，具体谈一谈这段话。

崇：启蒙与革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至关重要的事件。启蒙与革命改变了历史，改变了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所以对于它们，特别是对革命，很多人都投入了太多的情感，有人非常热爱革命，有人非常憎恨革命，这种很强烈的主观情感会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比如法国大革命史就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领域，从大革命到今天二百多年了，史学上还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有的非常左，有的非常右。当然，今天这种对立比以前要缓和了很多，因为今天在西方，革命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有现实相关性的问题。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一百多年内，革命是西方历史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史学往往就变成政治立场的表达，这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我看来是比较危险的。法国大革命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陷阱，就是革命后的很多历史学家把他们自己对革命的期待和理解强加到革命者身上。比如说有些左翼学者或者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觉得罗伯斯庇尔是列宁的先驱，雅各宾主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先驱，就试图在罗伯斯庇尔或雅各宾派那里去找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上去看，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行动和理念并没有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虽然从政治行动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关联。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共和派革命史学家奥拉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要理解法国大革命，首先要热爱它！已经去世的法国当代著名大革命史学家孚雷说这句话是大革命史学史中最愚蠢的一句话。显然，对革命的热爱可能恰恰会成为理解革命的障碍。所以，孚雷强调在研究革命历史时要摆脱纪念的心态。

理解历史，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尽量回到那个时代去考察当时的行动者对历史的理解，而不是把后来人的理解强加到他们的历史行动当中。把历史重新问题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当时参与或进入这段历史的人对他们行动有些什么样的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当事人对历史的理解就当成历史本身的意义。我们要看到，在历史当中，有些事件是行动者自己也没有办法把握的，也就是说历史本身的意义可能超越了历史行动者的控制和理解范围，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历史如何呈现出这种突破人的意志的强大力量，人在历史当中又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东：具体用什么方法重新进入历史？是否经常遭遇意外？

崇：当然你进入历史，肯定有一些前理解，不然你也不会对你要研究的历史有兴趣。但一个好的历史研究者首先要提醒自己，要尽量放下自己的先入之见，以谦卑和节制的态度面对历史，自己不能试图去控制或者赋予历史某种意义。

然后要进入到当时的时代，把握时代的氛围、特点，各种各样的力量，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通过史料，通过他们留下的文本去分析，并且跟历史的语境结合起来，努力理解这些行动者的意图和想法。

意外是很多的，拿罗伯斯庇尔举例，我们都认为他是最激进的革命者之一。随着我对他了解的深入，我发现他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比如他在革命之前，虽然接受启蒙的平等理念，但也会用某种虚假的贵族身份来抬高身价。事实上绝大多数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人都没有很激进的想法。在召开三级会议初期，很多第三等级代表感到能够和很多大贵族一起开会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只是随着革命的深入，革命越来越明显的激进化改变和塑造了很多人。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后期恐怖政策最重要的推动者，很多革命者都被他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他在革命之前和革命初期一直反对死刑。为什么一个反对死刑的、似乎是人道主义的律师会成为很可怕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他之前的理念和后来的形象就形成了某种张力，这个人就变得很丰富了。我觉得历史当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种张力，看到人是很具体的人，是一个有各种情感、各种理念，情感和理念有时候还不一致、充满矛盾的人，这样历史的复杂性就出来了。东：关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问题，你如何处理？如果有情感的话，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包含哪些因素？

崇：我主要是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卢梭和托克维尔这两个人。我对这两个人肯定是非常有感情的，但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认同他们的人格和思想的所有方面。

我在读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时候，看到他对现代人的虚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附以及由此形成的扭曲有深入的分析。我觉得他所描写的现代人时刻都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一个法国人在18世纪产生的思想，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相关性，这个情感首先是通过思想的共鸣产生的。研究托克维尔也一样，他最初能够让我感兴趣，是因为他对民主社会的人的剖析在今天仍然有相关性，他对旧制度、对革命的分析，对理解中国也有直接的启发，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共鸣。

我研究历史是和我对人和人的心灵的关切结合在一起的。我并不仅仅把历史当作一个职业，我做研究是我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找到一些事件、思想、人物、意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理解社会、理解中国，甚至可以引导我们去把握历史，把握人的生活。东：有时候感性的东西、原初的情感的力量反而更能让人持久投入一项工作。

崇：感性的东西，首先对我来说就是读书所带来的愉快。我记得我最初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因为一本没头没尾的书。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八十年代初，在家里某个角落翻出一本书，那书没有封面，也没有结尾，一本很破的书，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当时打开看了，讲的是韩信、刘邦这些人的故事，其实就是很通俗的史记故事。那时候其实刚刚才会读书，读这些故事一下子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了。

所以我想最初如果有什么情感上的触发，可能就是因为读历史会让我产生一种想象力。很多时候你研究历史，读那些历史书，是从这些历史场景中获得一种不同的感受。我大学时有过一次三个月的实习，就是在离这里(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不远的马桥，挖掘商代时期的遗址。那次实习让我想象三千年前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场景，这反过来激发我去理解现在的生活，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带来的一种直接的刺激。我觉得历史很重要的意义也是在这里，它会让你有一种差异感和陌生感，这种差异感和陌生感让你体会到，生活和历史都是非常丰富的，不是那么简单、狭隘的。东：你说的这种陌生感和差异感，让我想起历史中的人性，你觉得人性在历史中是怎么变化的？

崇：我认为人性有永恒的方面，但在历史当中人的观念是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的。观念的变化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奴隶制、等级制被废除，很大程度上跟观念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

理解历史一方面要把握这种变化，但也要看到人性中一些不变的东西。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说，我写的历史的读者是那些想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了解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的人。因为在他看来人性是不变的，所以虽然他写的只是那个时代发生在希腊的历史，但是这个历史具有某种永恒性，以后的历史还会重复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这种冲突。因此他的书就具有某种不朽的价值。在我看来历史学也要追问这种不朽，历史学要在变化中揭示人性。东：你在《启蒙、革命与自由》里对“三流文人”的论述非常有意思：“革命所发明的不仅仅是启蒙巨人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声音，它还唤醒了处于精英层面的上层启蒙(high enlightenment)的阴影当中、始终在庸俗的大众文化中蠢蠢欲动的下层启蒙(low enlightenment)。结果，革命成了那些炮制低俗色情的小册子、制造丑闻和流言、丑化权威和宗教的三流启蒙文人的盛宴。”在中国，我们说下层启蒙一般都说的是知识阶层如何把他们的理念传到下层民众中间，但是你讨论的是知识场里面主流和边缘的关系。

崇：这个问题和我开始说的历史的复杂性是相关的。为什么说革命创造启蒙，而不是启蒙创造革命？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启蒙、思想传播引发了革命，但启蒙和法国大革命之间并没有这样简单的、线性的关系。为什么我反对历史解释中的目的论？因为很多研究者会有一个预设，有一个革命发生了，那么这个革命之前必然有了思想的启蒙做它的准备，所以革命就成为启蒙的后果。另外一个预设就是，这些人发动了启蒙，后来发生了革命，那么启蒙一定是以革命为目标。但其实有很多启蒙思想家根本不想发动革命，根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革命，其中有些人甚至反对革命。而革命的爆发也不一定受到启蒙的影响，像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首先更多的是财政危机、政治危机造成的，很多革命者是在革命发生之后发现需要一些思想武器，于是他们就回到启蒙当中，回到卢梭、孟德斯鸠那里寻找所需要的思想武器。抛开线性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我们就能够深入到启蒙和革命自身的复杂性当中。

启蒙内部的主流和边缘的关系对于理解启蒙和革命也非常重要。进入启蒙的文人、作家，不仅仅只是为了宣扬美好的理念，很多人的动机是很复杂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有很多二流、三流文人，他们渴望像伏尔泰、卢梭那样名垂后世。但他们不具备这些一流思想家的创造力和才华，没有办法写出可以和他们的著作媲美的作品，但他们又想出名、获利，怎么办？他们就刻意把某些思想激进化，把某些观点夸大或者进行低俗化的处理，这样就可以赢得读者，他们的作品就也可以成为畅销书，由此获得金钱和名誉。后来革命变得激进跟这些人的作为有很大的关系。东：这方面学界研究的情况怎么样？

崇：在西方有很多关于启蒙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过去这二三十年这方面研究非常深入。之前对启蒙的研究主要针对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对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他们思想、文本，现在更多的是把启蒙作为一个文化事业、作为思想传播的事业，甚至作为商业的行为来研究。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的作者)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东：在当时看来，上层启蒙不敌下层启蒙，有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是不是还是挺悲哀的？

崇：启蒙和革命中都会出现思想的激进化和简单化的问题。一般人都认为大革命是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而罗伯斯庇尔又是卢梭的门徒。但卢梭虽然讲平等、公意、民主，但他对民主和公意的实践有很多限定。他也知道，如果一个民族长期缺少自由的习惯，当它忽然获得政治权利并能运用自由时，这有可能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这些一流的思想家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你在他们思想里可以找到不同的线索和面向。但是到了革命时期，或者到了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某些人或者党派需要动员社会来获得政治力量和权力，他们就会把这些复杂的思想激进化、简单化，利用卢梭的名望使公意、主权这些概念成为很流行的话语，进一步把公意和人民主权变成了民众的革命行动，民众就可以冲进议会，推翻议会，推翻国王，公意就变成了非常低级的直接民主。而卢梭说的公意是大家能够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共同意志，跟革命的理解完全背道而驰。另外要注意的是，下层启蒙和革命的激进化往往导致革命失去控制。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叫迈斯特的反革命思想家就说过，不是人带动大革命，而是大革命带动人，那些自以为能驾驭革命的人往往会成为革命的牺牲品。所以才会有那个后来上了断头台的吉伦特派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的那句名言：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

我想今天中国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处在一个思想非常混乱的时代，极端的思想也很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些人出来用很激进的思想去蛊惑民众，就可能获得很多支持。一旦他有了很多支持者，并且试图把这些思想运用到政治当中去，那可能就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东：你说，“如何把革命制造的启蒙转换成孕育自由和道德的启蒙，使之进入中国的政治和道德生活，是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的使命”，可否具体说一说？

崇：我觉得近代中国的启蒙和革命也经历了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五四运动展开的启蒙虽然整体上比较激进，但本身其实也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在革命当中被简单化了。革命使用了一些启蒙思想，把启蒙转化为一种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所以启蒙实际上是被抽干了。意识形态化的启蒙的后果是对人的心灵和生活的扭曲，因为意识形态的最大问题是用一种伪装的科学话语来塑造人和社会，结果非但不能使人成为自主的、有理性的公民，而且会破坏伦常道德。

因此，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启蒙既破坏了传统和道德，也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新的、稳固的政治和道德纽带。今天，科学、民主、自由、理性这些启蒙理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和口号。所以，今天中国人对待启蒙就像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一样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对立。有人宣称启蒙已经死了或者说启蒙该死，有人则认为启蒙从来没有落实过、要把启蒙推进到底。我希望启蒙能够去革命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能够进入到中国人日常的政治和道德实践中。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启蒙带来的现代性是无法抗拒的，但也要认识到启蒙和现代性本身相对于传统总表现出某种激进性，比如对个体理性和自主的过分强调有可能削弱社会和道德。我们需要对启蒙带来的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要特别关注我前面提到的启蒙的复杂性，认真对待某些启蒙思想家自己对启蒙的批判性反思，以及某些反启蒙和保守思想家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在这个前提下，以公共性的政治、超越性的宗教、关怀性的伦理来安顿启蒙，让中国人切实能够运用理性和自由，成为自主自律、尊重他人、具有公民能力的人。

大革命后之后法国的政治和思想逐步克服了启蒙特别是革命的激进性，革命所造成的断裂在自由民主的建构当中，在传统和宗教的转化当中得以化解，启蒙的事业得以完成。我希望中国将来也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能够使启蒙成长为某种健康的现代性。我对法国近代政治思想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关注也着眼于此。东：你说到健康的现代性，在民主时代，当个人的权利、自由、理性得到承认的时候，许多人其实是没法承担这种自由代价的，那么除了宗教外还有其他的可能诉诸的办法去建立一种健康的现代性、现代生活吗？

崇：我想是有的，托克维尔强调的是民情的作用。民情或者说道德风尚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但也可以是一个民族的政治、道德制度和实践所塑造的政治文化和道德习惯，比如理性的公共讨论的方式，这是需要通过一种政治生活来塑造的。我们今天的很大问题是没有良好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来帮助我们以一种审慎的、节制的方式进行理性讨论、协商。

个体在现代生活遇到的挑战常常是由于他不知道怎样运用他的自由，他会感到个体的孤立，自由甚至会成为他的负担。怎样克服这种孤独和困惑？按托克维尔的说法，他需要良好的公共生活，让个体在和他人的联合与互动当中理解自由的意义。托克维尔所讲的自由不仅仅是个体不受不正当约束的自然权利，而更多地意味着个体怎样实现作为人的潜在的德行和能力。托克维尔在很多地方讲到地方自治和结社的重要性，因为个体需要在联合的政治实践当中获得力量和德行。东：你在《民主与社会改革：托克维尔论社会问题》一文中，提到平等价值是对模仿性欲望的承认，还引用布卢姆对卢梭笔下资产者的评价，“在与别人交往时只想着自己，而另一方面在理解自己时却只想到他人”。我很好奇这些思考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崇：我想这个影响是有的。回到前面的话题，为什么我对研究的对象有某种情感？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像卢梭、托克维尔能够帮助我面对我自己在生活和社会中碰到的问题。比如托克维尔说平等会激发人的嫉妒和焦虑，这种嫉妒是民主社会的某种本能，焦虑也是民主心灵的某种特点。卢梭也提到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虚荣心会被激发，这种虚荣心会使个体产生某种内在的分裂，也就是说他的生活实际上是以其他人的眼光作为衡量标准的。他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是自主的，但实际上他追求的是他人和社会的承认，这样一种心态对个体造成了扭曲，导致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依附。

现代人都容易陷入这种依附当中。这种依附往往是现代人没有认识到的。现代社会鼓吹每个人都追求自我实现，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强调个性的表达，但这种个性的表达或者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某种虚幻和自欺。卢梭和托克维尔通过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试图让现代人认识到他们的问题，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在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奴役。但是他们并不否定自由的真实性，而是让人们面对自由的困难，通过更健康的政治生活或者宗教使自己获得一种真正的独立，形成与他人的友谊与相互理解，而不是对他人评判的依附。

我觉得这一自我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培养比较理性的公共讨论。现在中国人血气比较重，这其实是太过看重自我的表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很多人在面对和其他人的分歧时，一定要胜过别人，一定要让别人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而对方是错误的，一定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些东西背后是骄傲和自负，是得到别人的承认和崇拜的渴望，按照卢梭和托克维尔的理解事实上是某种自我异化和奴役。认识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东：你觉得你这一代的历史学者和上一代历史学者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崇：这一代的学者接受的教育更为开放，接触的信息更加丰富，学术训练更好一些，掌握的学术资源和交流的机会也更多一些。这些方面应该是一些优势，但是上一代某些历史学者因为时代和经历而表现出很强的关怀，而比较年轻一点的历史学者这方面的关怀要弱一些，更加学院化一些。我觉得这一代的历史学者所面临的很重要的挑战，是能不能做出非常有问题意识的研究，能够对中国人产生震撼的研究。东：如果让你设计中学生历史课程，你觉得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

崇：让历史能够真实地对学生说话。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历史教育还是比较政治化。让中学生学历史，我的想法是一定要让他们在历史中看到人类的文明是怎么样发展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让年轻的中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感受到历史的意义，从而认识到他们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小天地，不只是他们的个人追求，而是积累在他们的先辈的努力之上，积累在人类文明的传统之上。我希望历史教育能够在他们身上培养一种历史感。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没有历史感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凭空出现，没有任何根基和传统。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们看到历史上的灾难和不幸，通过这种灾难和不幸来思考政治、人性，并提醒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避免让这些灾难再次发生。东：你觉得可以用什么关键词概括我们目前生活的历史时期？

崇：大家都比较焦灼，整个道德和政治秩序比较混乱，这是我感受比较深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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