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密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阿瑟·史密斯,(日)桑原骘藏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人的性格密码试读：

中国人的性格密码（上）

出版说明

中国人对于自我民族性格的审视是近代才开始的。之前的中国一直是东亚的政治文化中心，向来是输出文明。直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与西方列强的数次战争，中国才发现与正视这个世界中还存在与中国性格迥异的强大文明这个事实，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差异，分析差异，并试图改变民族性格，以救亡图存。与此同时，涌入中国的外国人也对这个传说般的古国睁大了观察的眼睛，他们发现不仅他们的武力和商品征服不了中国，他们的科学与宗教也对中国人影响甚微，从此中国人的性格成为近代中国改革和外国人研究中国颇为核心的一个论题，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文化思潮虽然以政治、文化为主题，其深处却一直涌动着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性格的肯定或否定、保留与改变的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人的性格既隐含着一个文明古国的自尊，又隐含着近代积贫积弱的自卑；受到过太多的赞美，又受到过太多批评和嘲讽；是很多苦难的根源，又是很多问题的借口，客观理性地理解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性，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有着自我了解与彼此了解的意义。本书分上下两部，由于篇幅原因，上部内容为阿瑟·史密斯所著《

中国人气质

导言

知情者出面作证，人们总是希望他所说的都是真话，不掺任何水分。

许多接触过中国人的知情者，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是很少有人能抛却个人情感，如实地叙述，更不用指望他们讲出全部事实。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博学，都不可能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情。所以，本书里的观点，必须坦然面对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的异议。

首先，有一种观点说，如果谁试图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述给其他人，那么他将白费力气。

1857年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当时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观察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且能够借助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的观察，获得对中国人全面、正确的理解。然而，库克先生在他书信集的前言中，对他描述中国人特性的失败表示了歉意。在这些书信里，有一个重大的疏忽，就是关于中国人特性的文章，我写得不够精彩。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的诱惑力，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让人施展才华的机会；精巧的假设、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充分展示。所有的批评家，肯定会断然地蔑视我，因为我没能利用这样的机会，总结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我写过几位中华民族中很出色的人物，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写这些文章的同时，他们曾有过的言行的粗俗，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真实起见，我连续烧了好几封长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的汉学家谈论这种事，发现他们和我一样，很难形成对中国人特性的整体概念。当然，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才能遇到这种困难；一个八面玲珑的作家，对所写的主题可能一无所知，却可以轻易地写出一篇辞藻华丽的文章，以两个客观事实、头头是道地加以分析论述。某一天，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对中国人的矛盾心理，能够做出全面、准确的分析。目前，我避免严格的定性，用中国人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国人。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不能被征服的；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又不是易被理解的。要想真正地了解中国人，除了中国人，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与中国已经交往了几百年，那么，我们就应该像认识其他复杂现象的秘密那样，真正认识中国这个国家。伊莎贝拉·伯德1831-1904英国人，曾到达中国多地区

其次，一个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我不具备写这本书的资格。就算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也并不能保证他有能力写书论述中国人的特性，正如一个人在银矿工作了二十二年，并不足以证明他能写一篇关于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

中国幅员辽阔，一个人只是在其中几个省居住，考察过的省份不到它的一半，当然没有资格对整个国家作出概括。需要声明的是，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写的，并没想过要更广泛地传播。然而，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才应邀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

最后，是一些人提出的，认为阐发的部分观点，尤其是涉及中国人伦理特性的看法，很容易让人误解，作出错误的判断。

然而，人的印象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做到分毫不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种印象就像是相片的底版，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可是每张都可以真实地映现一些图像，是其他底版无法呈现的。相片的底版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不可能相同。

对中国的了解，我远不如那些久居中国的人，但是，他们与我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也理应同样受到尊重，他们认为，在某些部位增加一些明亮的色彩，可以使过于单调的画面更为逼真。考虑到这些正确的意见，我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然而，由于出版的急迫，原本讨论中国人的特性有三分之一被省略了，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写了“知足常乐”一章。

要想拒绝赞美中国人所具有并表现出来的优点，我想不到任何理由；同时，又存在着另外一种危险，即屈从于既定的思维框架，给予中国人超过实际道德品行的高度评价——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由此，我们联想到威廉撒克里（1811—1861，英国小说家），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蠢的，坏人却是聪明的。

对于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讽刺家回答说，他有眼无心，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有一幅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中分辨出一个画面——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抱臂低头站着的样子。但是，长时间注视之后，往往一无所获，似乎其中有什么差错，而一经人指点，就会感到，在画面中看不出拿破仑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许多事情在中国每一次出现，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而一旦看出，就难以忘却。

读者需要注意，正像一个限制性的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一样，不要以为本书的文章概括的是整个中国，也不要以为是外国人观察和体验的全面荟萃。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所得印象的记录，是许多“中国人特性”中的一小部分。它们不是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画，而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见闻，用炭笔勾勒的一些民族特性的素描。图像仅仅是由单线构成，无数单线交织在一起，才形成了完整的白色光幅。它们是来自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的个别经验的汇集，是一种归纳研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论题得到了如此广泛的例证。

梅多斯先生，众多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一位，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想把它告诉他人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笔记交给他，让他细读。这些笔记详细地记录了引人注目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常事件，并且还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看法、说明。

一般性的结论都是从大量的事例中推出的。这些结论可以被怀疑或否定，但是所列举的事例却不能搁置一边，因为它们是绝对真实的。任何关于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要参照这些事例。

试图拿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属于日耳曼民族，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一支，5世纪和6世纪居住在英国）进行比较，那是非常困难的。显然，许多看起来是“中国人特性”的东西，纯然是东方人的特性。至于对与否，读者在看到这样的情况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作出自己的判断。

很多人认为，在当今，我们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要想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三条途径：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无疑，这些知识来源是有其价值的，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条途径，比前三者加起来还要有价值，那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生活，不过这个来源并不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就像对于一个区域的地形，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弄清楚一样，在农村更容易了解人们的特性。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关于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可能还不如在农村住上十二个月获得的多。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乡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而本书就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写成的。

这些文章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以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观察者的角度，如实报告其所见所闻。由于这个缘故，本书没有作出中国人的特性可以由基督教进行改善的假定，并不猜想中国人是否需要基督教，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去纠正这些缺陷，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认为，在20世纪，这一问题会变得更为紧迫。任何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对于如何改善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问题，都充满了兴趣。如果我们得到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会得到对曾被忽视的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话，无论得到怎样的支持，都将不能成立。

埃尔金勋爵对上海商界的答问，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他的话至今仍然是正确、恰当的。他说道：“当阻挡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可以自由进入的时候，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将发现它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不过，在其他方面，又不得不让我们同情和尊敬。在即将出现的竞争中，在这个有着怀疑态度而又聪敏的民族中，基督教文化要想找到立足之地，所凭借的方式，就是宣传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相比，在公共和个人的道义上，能得到更好的保证。”

讲究面子

看到“面子”这个词，就会感到用它来描述中国人的一种“特性”，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在中国，“面子”这个词，并不单指人的脸，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所包含的意义，超出了我们所能描述或理解的范围。

哪怕是部分理解“面子”的含义，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像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一样，中国人对戏剧充满了热情。只要稍加煽动，他们就会摆出演戏的姿势，或鞠躬行礼，或下跪叩拜，像模像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这在西方人看来，有些滑稽和可笑。

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也是很戏剧化的。比如说某个人被人误解，在他要澄清事实时，即使只有两三个人在场，他也会大声地说：“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们都在场。”给人一种面对众人的感觉。如果事情解决了，他会很骄傲地下了舞台；如果没有得到解决，他会觉得自己没脸面下台。其实仔细想来，就会发现这些与事实毫无关系，只是形式的问题。

在一场戏中，要想获得喝彩声，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说出一句漂亮话。我们不需要去探询幕后是什么样子的，看尽世上所有好戏岂不更好。“面子”，是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依照戏剧化的样式行动获得的。也就是说，在他们投入剧情时，或不理睬、或小看、或喝倒彩，都是让他们很“丢面子”的事。“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在正确理解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词本身就是一把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附带说一下，怎样做到有“面子”，这其中的方法和学问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力。西方人常常误入事实领域，而忘记了中国人生活中戏剧化的因素。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戒律一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它没有规则，视具体情况而反复无常，或取消或变动。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中国人和西方人存在着差异，对同样的事情绝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

在调节村庄间无休无止的争吵时，“面子”的平衡问题是“和事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的，就像过去欧洲的政治家考虑力量均衡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一个东方人来说，要想公正地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即使从道理上来讲，他们抱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只能是按比例对“面子”进行分配。在诉讼的裁决中，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其结果多以不分胜负而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受礼人应该只接受一部分，全部接受或统统拒绝的情况是很少见或者说从来没有的。一些人渴望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自己犯错受到了指责，也算是“丢面子”，为了挽回，不管证据有多么的充分，也要一概否认。

比如，网球不见了，有证据显示是被一位苦力捡到了，可当找到他时，他很生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地上（事实上，球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理直气壮地说：“看，这是你‘丢’的球。”

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子里，后来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她会说是她找到的而得意洋洋。在这种情况下，都保住了“面子”。

一个仆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赔偿的，或者从工钱中扣除相当的数目，于是他提出辞职，并故作清高地说：“用来赔偿那银匙子的钱，我不要了。”这样，他的面子没有受到损害。

一个人明知道有笔债款没有办法收回来，但还是找到欠债人，严厉地威胁恐吓一番，以此表明他胸中有数。虽然他没有要到钱，但是他保住了“面子”，这样才能保证将来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一个仆人失职，或者拒绝履行他分内的职责，当他确定主人决定辞退他时，他会故意再次犯错，并主动提出辞职，保住他的“面子”。

对我们来说，宁可死了也要保住面子，似乎是很不值得的，但是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在被杀头时，准许穿着官服是一种特殊的恩惠，并以此来保住他的“面子”！

节俭持家

中国人的饮食相当简单，这是旅行者对中国最初的印象之一。众多的人口，似乎全依赖于几种食物为生，像稻米、各种豆子或豆制品、谷子、青菜和鱼。这些食品，再加上其他一些很少的东西，就是亿万人的主要食物，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有特殊的事情，才加一点儿肉。

现在，很多人注意到了，在中国平常的年景里，每个成年人花不到两分钱就可以得到足够一天的食物。即使在灾荒的年月，成千上万的人更是只靠每天不到一分半的生活费来维持生命。这表明了中国人的烹饪技术达到了高水平。

虽然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人的食物量少、粗糙、乏味甚至倒胃口，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饮食方面，是一流的烹调大师。在这一点上，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把中国人排在法国人之下，英国人（包括美国人）之上。我们不敢像库克先生那么确定，中国人排在哪个国家之下，但他们在一些国家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食物种类很少，但是即使从生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非常高明。他们的烹调技术精湛，食物原料非常简单，但制成品却花样、品种繁多，就算是对中国烹饪术一无所知的人，这点也是有所耳闻的。

另外有一个事实，我们很少注意到却极有意义，就是中国人在做饭时很少浪费，所有的东西都物尽其用。普通的中国家庭，饭后的剩饭剩菜都会留着下顿食用，除了很不值钱的之外。看一看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就足以说明这个事实了。这些动物挣扎在“死亡线”上，靠着人们提供的剩饭剩菜，艰难地“活着”。

新兴国家中的人们的浪费，是众所周知的。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的东西，能够支持六千万亚洲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这点我们无须怀疑。我们希望这些剩余的东西能把更多的人养胖，而不是浪费掉。就像许多中国人“吃饱”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收起来留到下顿食用一样，甚至茶杯里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里，下次热过了再接着喝。

还有一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对吃的东西过于讲究。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不能吃的东西，什么东西迟早都会成为他们的网中之鱼。

在中国的北方，干活时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有的地区还用骆驼。无疑，我们下面叙述的事实，在读者看来显然过于节俭了——牲畜死亡后，无论是死于意外，还是老死、病死的，一般都要吃掉。

不用大惊小怪，这种做法被当成理所当然，即使牲畜可能死于胸膜肺炎一类的传染病也一样。只是在他们看来，这种病畜肉比死于其他疾病的病畜肉质量更差，病畜肉吃了会产生某种疾病，但是因为出售的价格便宜，人们也就甘心去冒险。

死狗、死猫也像死的马、骡、驴一样被吃掉。我们曾经亲身了解了几起村民煮吃死狗的事，狗都是他们下毒毒死的。有一次，外国医生知道他们这么做，就给他们讲了吃这种肉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狗“已下锅”，曾经吃过这种肉而又没有得病的人，是不可能放弃这顿美餐的，他们不听劝阻，照吃不误，结果，在狼吞虎咽之后，居然真的平安无事！

关于中国人节俭，另一个事例也和做饭有关，他们在饭锅的制作上下了很多功夫，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燃料。在中国，人们捡拾树叶、庄稼的根茎做燃料，可这种燃料，火一烧就只剩下灰烬，因而显得非常的宝贵。锅底尽可能的薄，才能适应这种情况，因此这种锅用起来要非常之小心。

中国人节俭到了极点，从拾柴的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即使什么事都不会做的小孩子，也能拾柴。秋末冬初，拾柴大军到处都是，他们手拿竹耙，过处连一根干草也不留下。孩子们在树林里，像打落成熟的栗子一样用木棒打落树叶，一些心急的拾柴人甚至不等树叶落地就开始去“抓”了。

中国的家庭主妇，任何布料到了她们手中，都会被最大限度地利用。她们的衣服非常简单，不像西方国家的女性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可能地省时、省工、省料。令讲究“家政”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即使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同样能派上用场。一处不能用的，保险能用在另一处，甚至碎布条都可以用来纳鞋底。

伦敦或纽约的慈善者，把自己不用的衣物捐赠出去，又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希望接受的人将东西搁置不用，不要成为单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这样做，弊大于利。但是，无论是谁把同样的东西送给中国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东西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尽管他们使用的布料、风格和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但即使是下脚料也会和其他布料搭配使用，直到用尽为止。

中国人时常给朋友题字表示祝贺，并把题字的纸缝在一块绸布上。之所以选择用线缝，而不用浆糊粘贴，是为了使受赠者有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绸布，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新字。

中国人的节俭，在小商贩的交易中也可体现出来。对他们来说，无论多小的东西，都会引起注意。比如说，一个小商贩可以清楚地告诉你每种火柴盒中火柴的数量，了解每盒火柴的微小赢利。

中国人的账薄用过后，或用来糊窗户，或做成纸灯笼，每一页都能派以用场。

中国人无处不节俭，包括确实必需的食品也不例外。他们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悖理之处，而是处之泰然。B.C.亨利博士在《十字架和龙》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五小时，二十三英里路，完成任务后，轿夫们又返回广州，去吃为他们提供的早餐。也就是说，他们在吃早餐前走了四十六英里的路，其中一半的路程还是抬着轿的，这么做就只是为了节省五分钱！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三十五英里路，虽然自早上6点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但他们也舍不得花三分钱买两大碗米饭吃，而是空着肚子撑船回去。船搁浅，到广州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了。到这时，他们已经三十二小时没有吃过东西了，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路，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了十五英里，另外还要再加上他行李的分量！

对于西方人来说，有时候很难认同中国人节俭的做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有些做法完全是出自于他们淳朴的天性。在中国，尤其是（说也奇怪）在北方，每年总有几个月的时间，男孩女孩像是在伊甸园里那样，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到处乱跑。这样做，或者会舒服一些，但是其主要的动机，还是为了节俭。中国的独轮车，大部分推起来都咯吱咯吱地响，其实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是没有人这么做，对于他们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便宜得多。

如果一个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条件就是每天要提供热水，以便他按照习惯洗澡。在中国也有澡堂，但是大部分人从来没去过，更有甚者连见也没见过。一位中国母亲见孩子身上满是尘土，就拿笤帚去扫，一位外国的妇人很好奇：“每天你都给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很惊讶地回答说：“每天洗澡？！从他生下来之后，还从来没洗过呢！”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的零售商把“比土更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也不会对他们起到什么作用。

就像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中国人无疑会把外国人都视为浪费肥皂的人。在中国，洗衣服也是用肥皂的，但是用量却少得可怜，洗过的衣服，离我们所说的干净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不过有些人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不利，但是和我们一样，仍然爱干净。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节俭。

由于节俭的本性所致，在中国要想买到现成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想要什么东西，可以买到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组装。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加工要比买现成的便宜，于是就没有成品了。

用料节俭的事例，我们曾说过了许多。再譬如说，在相邻的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然后放上一盏小油灯，用来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的工厂里，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等小作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在我们看来，这种小作坊，并不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表现其才能。中国人原本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但是没有人去改善它。他们似乎靠两只手就可以做一切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是一个样子，没有特色。他们的炼铁炉，通常建在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时就能砌好，而且可以长期地使用下去。

在中国，说明人们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大量谷物贡品的管理，又可以说是完全缺乏管理。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贡品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到通州卸货。令人吃惊的是，堆积如山的稻谷，装卸、称量和搬运靠的是一帮苦力，设备也极其的简单，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此而已。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席子收起，谷物交换市场又变成光秃秃的泥岸！

在美国的烟草种植园，为晾晒烟叶而需要建一个长长的结构精致的棚子，是他们最沉重的开支之一。但是在中国种植烟草的农村，就没有了这项花费。用来晒烟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建的。用过之后，这些茅草与其他的草一样，还是很好的燃料。在摘下烟叶的时候，留着结实的叶柄，用草绳将叶柄扎紧，这样烟叶都连在了草绳上，然后像挂衣服一样把它们挂起来晒，这个法子真是再简单、有效不过了！

只要是在中国居住的人，稍微细心观察一下，都能举出一些例子，来阐释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现实。但是，或许再也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了：一位老妇人，挪动着蹒跚的脚步，艰难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打算去亲戚家，好死在离祖坟近些的地方，为的是节省抬棺材的费用。

勤劳刻苦

勤劳意味着做任何工作都习以为性的勤奋——始终倾注全力。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盛赞的美德之一，永远受到尊重。

一个民族是否勤劳，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是指劳作的时间长度；广度，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厚度，是指“习以为性的勤奋”和“始终倾注全力”的工作中所发挥的能量。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

一般说来，对中国的印象，偶尔来的旅行者和长期定居的侨民，应该是不相同的。但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中国人是勤奋的。初到中国的人，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每个人似乎都在做着什么，在中国，懒汉是不常见的。

当然，虽然富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也为数不少。他们可以不做事，也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外国人表面看到的那么平庸。在中国，富人不会放弃自己的事业，像贫穷时一样，对自己的事业投入了同样的热情。

中国人把自己划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让我们分别看一看这些社会阶层是如何体现勤劳的。

中国的教育模式，很难被西方人所接受，其中有许多弊病都不容忽视，但是也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只为勤奋而勤奋，除了勤奋，不求回报。为有钱人买官而敞开的许多后门，并没有挫伤读书人的热情，他们始终热衷于科举。各省都在抱怨，候补的人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各级的考场，从最低的到最高的，都人满为患，往往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试想一下，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所付出的心血，就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勤奋留下鲜明的印象了。《三字经》里记述了许多读书人勤奋的事迹：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把书本固定在耕牛角上边犁田边读书，这些故事至今被成千上万的苦学者奉为楷模。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旦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就放弃了往日的勤奋，但中国人不把此类人当作读书人，只有那些在狭窄而充满荆棘的路上奋斗不止、直至学有所成的人，才享有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

除了中国，我们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看到爷爷、儿子、孙子同进一个考场进行考试，经过多年不屈不挠的努力，直到八十岁时才赢得了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报》刊登了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情况。福州总督报告说，在该省的秋季考试中，有九位超过八十岁、两位超过九十岁的考生通过了规定的考试，他们的文章，结构严谨，书法挺秀。还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之后的六十年间，已经参加了三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就该授予名誉头衔了。

河南总督同样报告说，考生中有十三位超过八十岁、一位超过九十岁，全部“通过为期九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炼，没有暮年的痕迹”。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的报告，那里有三十五位考生超过八十岁，十八位超过九十岁！你能在其他国家看到这样的奇观吗？“考场”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更不逊色了。农民的劳作，就像家务一样，没有做完的时候。北方各省，除了一段冬闲外，其他的时间都有大量的活要干。无疑，所有国家的农民多少有点类似，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

农民尚且如此，没有土地、靠劳力为生的雇农更是这样。他们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像农民细心地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付出很大的耐心去清除各种害虫一样，雇农也要对他的工作认真负责，以便能靠劳力养家糊口。那些出远门的人，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半夜起身赶路。但是，不管你什么时候上路，都可以看到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农民在拾粪。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时候，这是一份永不完结的事。

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人找两份不同的工作做，这种事经常可以看到。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不能行船时，就拉冰橇、搞搬运，赚取微薄的收入。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大多是在编制帽子，现在还有大量的产品在出口。中国的妇女更是这样，几乎看不到她们闲着，即使在村口聊天，也是在不停地纳鞋底，或者为了纺纱搓棉花，她们从不偷懒。运茶

商人及其雇员，可称得上是不知疲倦的阶层。即使在西方，店员的生活也不清闲，中国的店员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工作永远没尽头，也更加忙碌。虽然在生意清淡时可以插入一些休息日，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假日，任务总是很繁重。

中国的店铺开市很早，打烊很晚。账薄制度很是烦琐细致，为了记录好收支和平衡账目，常常使得账房忙碌到深夜。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店员们就坐下来检看收进来的铜钱，看有没有稀罕的、有价值的铜板。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居然是最让人羡慕、每一个有野心的人都设法跻身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必须独自处理公务，其数量之巨，种类之繁，同样令人吃惊。

下面是一段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关于一位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他一直在抱怨日常工作的繁忙和疲累。他告诉我，他每天凌晨2点就要从家里出发，3点至6点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点至9点要在朝中议事；作为兵部大臣，9点至11点要在兵部办公；作为刑部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例行公务；作为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至6点要待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还不止如此，工作的间隙还常常要参加各种会议，为其他的部门工作。他很少能在傍晚8点之前到家。美国总统格兰特和李鸿章

看到上面这份日常工作安排，我们的工会会员还在为每天8小时工作制而奋战，有什么感想呢？据说，在那次谈话半年后，那位官员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这并不奇怪，以后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也是极有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劳作的时间长度和勤劳者的人数。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是很广阔的，他们一天开始于天刚蒙蒙亮，当欧洲各国的官员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已经上朝了。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天子的行为也会对他的臣民产生影响。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都是睡得晚、起得早的例子。

当旅行者起早赶路的时候，天还没亮，就会在集市上碰到卖菜的村民。事实上，他们早已从数里外的家里赶了来。当西方人开始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了。

在上海的主要街道上看一看，就会感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在黄浦江边，当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没有动静的时候，亚洲人的买卖已经进入了高潮。几个小时后，中国人已经干完了半天的活，西方人才开始轻松自在地与他们抢占市场。“热爱劳动”，是约翰·戴维斯先生对中国人相当正确的评价，他还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的成功，即使人民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热爱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必须受到长期的、高度的重视。

对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还需要指出，中国人工作也像其他亚洲人一样，如果试图把我们的工作模式强加给这个民族，只能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缺乏我们高度尊崇的品质——诚心。不用基督教《圣经》的指点，盎格鲁—撒克逊人也知道这很重要，即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成熟的宗教和哲学固然能对他们产生影响，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像荷马之神那样，他们做事从来就是不慌不忙的。

你是否有这样的疑问，当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的时候，白种人和黄种人谁能胜利呢？

勤劳致富，这是所罗门的经济学格言。如果不去怀疑格言的正确性，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非中国人莫属。如果他们能克服缺点，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存在于其应有的位置时，那么中国人的无比勤劳，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带来全部的报偿。

恪守礼节

一般说来，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礼貌问题，可以从完全不同的两个角度来看，一是赞赏；二是批评。盎格鲁—撒克逊人时常夸耀自己有许多美德，但是内刚最为显著，外柔则差强人意。

当我们来到东方，内心充满了羡慕，这是一种不会做某事的人对能轻松做这桩事的人的羡慕，因为亚洲人在调解人际关系方面，有着比我们高得多的技巧。中国人已经把礼貌升华到了一个完美的高度，一个西方人所不知道的、也从未体验的、想不到甚至几乎不可想象的高度，这是连对中国人有过分偏见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我们知道，中国的典籍上记载的礼仪准则有三百条，行为准则有三千条。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多的礼节，很难想象怎样将它延续下去。但是，中国人做到了，就像对待教育一样，他们设法把恪守礼节这种外在的需要，熔铸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

在西方，一切繁文缛节只适用于宫廷和外交往来，而这个民族的圣贤，为人们的日常交往都制定了许多的规矩，但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完全被束缚，他们把这些繁文缛节当成节日的盛装，该用的时候才拿出来用；至于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需要这样做，全凭一种准确的本能去辨认。在怎样的场合该用什么样的礼节，如果他不知道的话，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忘记九乘以九等于多少一样，让人感到滑稽而且可笑。“礼貌是某种善意的表达”，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观念，也是我们不欣赏中国人的礼貌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他整个内心的表达，但是中国人的礼貌却推翻了这个观点。中国人对人表示的礼貌只是心态复杂的内心部分的需要，就像所有的文艺表演一样。

在中国，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其目的只在于维护既定的关系。这样做，在西方人看来，即使不令人发疯，也会让人不知所措；而在中国看来，这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对维护社会秩序至关重要。

凡事都有前后，前后也各有其秩序，这样才能各得其所，万事亨通。这就像下棋一样，先走棋的要说：“在下先走一子”，对手要说：“在下也走一子”；在要赢得一步棋的时候，棋手要事先告知说：“在下的士要吃尊兄的卒，走到在下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

虽然一局棋的输赢与说几句客套话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下棋人不事先说出下一步棋，就会显得荒唐可笑。而对于对手的棋若不能给予适当的回应，也会成为笑柄。对于中国人来说，客套就像在下棋，不懂这些客套就等于不会下棋。

中国人讲究礼貌的程度，在城乡也是有差别的。一个乡下人，他不知道像城里人那样的礼貌有些什么具体的要求，虽然他知道要有礼貌。

虽然如此，但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不懂礼貌的中国人，也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得多。在礼貌问题上，外国人同中国人相比，就像个婴儿。一般说来，外国人要想做到像中国人那样有礼貌，他不仅要有在中国长期的生活体验，还要谨言慎行，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但是，那么多的“规矩”超出了外国人的理解范围，就算是学会了那些漂亮的礼貌用语，在运用上的表现也显得很呆板无知。在效仿中国人最基本的礼貌方面，外国人明显表现出来的无能，让中国的知识界总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理所当然的）的眼光看待这些“野蛮人”。

礼貌就像气垫一样，里面虽然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却能很好地减缓颠簸。客观地说，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来的礼貌（与他们之间表现的相同），首先考虑的不是客人的感觉，而多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待人。

譬如说你到了中国人的家里，你不想喝茶，而主人偏偏为你生火烧水沏茶，结果你被烟熏得流泪，喉咙也呛得不舒服。他确信自己尽了待客之道，完全不去考虑客人是否乐意。

再比如，你在乡下租了一间房子，房子的主人认为自己应该把房子打扫一下、布置一下。虽然你已经来到了房间，他还在打扫，灰尘让你睁不开眼，你要他别做了，但他仍然继续。或者这就是《礼记》上所教诲的，一定要为客人打扫房间。

还有令初来乍到者生畏的礼节，那就是在请客吃饭的时候。中国人请你吃饭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地为你准备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的食物，事实上可能你不喜欢吃，也吃不下那么多。可是如果你不吃的话，就是你的不对了，主人不会认为自己失礼，别人也不会那么认为。如果外国人不懂得这些规则，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位中国新娘去拜访一位外国夫人时，正是按照这个原则的。行礼时，她背朝着夫人，女主人感到非常奇怪和生气。事后经过询问才知道，新娘按规则应该向北行礼，因为那是皇上所在的方位，她并没有在意女主人是站在屋子的南面。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外国夫人不清楚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新娘也就不在意女主人会怎么想了，反正她知道应该向什么方向行礼就够了！

中国人的礼貌也常常表现在送礼上。像前面讲到的，这是给受礼人“面子”，所送的礼物也都有着固定的样式。一个经常与中国人接触的外国人，时常会收到装着油腻糕点的礼品盒，他不想收，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吃，但是即便他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接受了也只好拿去送人，送礼的人还是不会把礼品拿回去。

中国人的礼貌还表现在对礼貌的反应上。比如说，受礼人经常会问：“这些礼物花了多少钱？”或者做完客与主人告别时说：“给您添麻烦了”或“让您破费了”等话语。

下面我们看一下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参加婚礼的例子。在外国人应邀参加的婚礼上糕点非常丰富。在婚宴进行中，侍者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糕点，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好像都喜欢热的）。由于这位外国人是贵客，糕点就端给了他，但他拒绝了这样的盛情。

令他想不到的是，由此给婚宴投下了一片阴影，那盘糕点撤了下去，也没有再传给其他人。原来，按照中国的风俗，参加婚宴的客人要送一份礼钱的，主人要在客人还在席上时收，但是中国人比较含蓄，就以向客人送热糕点为托词来收礼钱。除了这位外国人，每个人都知道送热糕点的用意，他的拒绝让别人也不便拿出自己的礼钱了。

更有趣的是，后来这家人在另一次婚宴上也邀请了他，婚礼主持人显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直截了当地对客人们说：“请吧，这是放礼钱的地方！”

中国人礼貌中的繁文缛节固然令人厌烦，但是在社会交往方面，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在西方人坚定的独立性中加入东方人的温文尔雅，继续保持我们的诚实，抛弃我们的鲁莽，那一切将会更好。

但是，许多西方人看待事物时，还不会运用这个观点。曾有一个熟人在巴黎居住多年，回伦敦后照样向每一个见到的朋友脱帽鞠躬，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接受了那里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一位朋友和他开玩笑：“老朋友，你看看，这儿可没有你的法国猴子可耍！”如果人们都能够集东西方的精华为一体，能够熟练运用中庸之道，该是多么的惬意！

忽视时间

在问候语上，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有趣的差异。前者遇到同事会问：“吃饭了没有？”而后者则问：“做得怎么样？”就像中国人看待吃一样，后者认为：做，是人的正常行为。由此可见，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感觉，时间都浪费掉了。

中国人的一天只有十二个时辰，并且时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他们所说的中午，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的时间段。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人模棱两可的提问：“现在是什么时候？”或“现在是半夜什么时候？”而不是像我们这样问：“现在是几点钟？”

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涉及到时间，几乎都有类似的不确定性。“日出”和“日落”用来指称太阳所处的高度，还算精确，但是“半夜”，就像“中午”一样，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划分，当然也是模糊不清的，就算在城里，其时间段也不是那么确定。更夫

他们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表。即使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有表，也隔段时间将表清洗一下，让它正常地运转，但用表来安排时间的人几乎没有。一般人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知道大概时间的，并且把太阳的高度说成一竿子高、两竿子高等等。

如果遇到阴天，他们就根据猫眼睛的瞳孔的变化来知道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些就足够了。

中国人对时间测定的不精确，也决定了他们对时间的利用态度。西尼·史密斯说，“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后的人。大洪水前的人，没有意识到长寿的梅修撒莱时代已经过去，仍然按常规生活；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的年龄不可能达到几百上千岁，所以他们学会了抓紧时间。”

按这个说法来分，中国人可以算作是“大洪水前的人”。比如说，茶馆为吸引和留住顾客安排的说书人，听众随便来来去去，他们却是“没完没了”地说，看到他们，就会使人想起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布鲁克”。

演戏也一样，一场戏有时要接连演上好几天，不过比起泰国的戏来，这种情况还算好的，据看过泰国戏的人说，一场戏他们接连看了两个月。中国人的戏法，虽然技艺高超而且有趣，但是一大堆空洞乏味的开场白，常常使外国观众悔不当初。

出席中国的酒宴，对外国人来说最为可怕，其持续时间之长、酒菜的数量之多，让人非常难以置信。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外国人，除了感到恐怖，还有就是不知所措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听到这句话的外国人，带着一线希望出席这种酒宴，令他们失望的是，这句格言在这种场合是很难实现的。

大洪水之前的行事常规，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了。上学的时候，除了吃饭，整天就只是读书。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没有试图去寻找一种新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对这种不合理的考试，虽然令大多数的考生感到厌烦，但是他们仍然深信，这样才能检验人的知识和才干。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精神结果与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语言还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古老的语言，要想完全掌握它，需要花费玛土撒拉（玛土撒拉是亚当的后代，活了969岁）毕生的时间。

像古罗马人一样，古代的中国人早就意识到，如果不自觉主动地学习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会说和写了。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有过辉煌，也有过败落。除了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没有人去编写或阅读这些冗长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忆，没有人能容纳下它们。

在中国人的勤劳中，漠视时间的现象也同样存在，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人勤劳的内涵，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劳动时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曾经和中国的承包人、工匠合作建房子的外国人，有谁还想和他们合作呢？看看中国人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来得晚、走得早，工作期间时常停下来喝茶；运灰浆用布袋，如果用独轮车，一个人可以抵三个人，可是没有人那么做；遇到小雨，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往往他们花费的时间不少，可是很难看出他们一天到底做了什么，进度非常慢。据修理自己的工具，对中国的工匠来说是一件大事，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但是，如果工具不是自己的，就要另当别论了。在工作中，一件公用的工具坏了，没有人会承认用过它。木工

在墙上插一些木棒，然后用绳子捆绑一下，脚手架就完成了。而这些简单的工作装备，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不禁让人提心吊胆。这些工匠们做事也没经验可谈，常常是认为能用的东西准备好后，到真用到的时候又不能用。而雇佣他们的外国人，比起《格利佛游记》中格利佛的遭遇，更为不幸。

我们记得一位广东的承包人，嗜吸鸦片，他的承诺就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了。到了实在不能忍受的时候，当把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我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亲自量过好几遍，可是现在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点胶水都没用，而且一块都合不上；地板长度不够，数量也不够，质量更不合格。”那位脾气很好的广东人陪着笑脸，看起来有些可怜，他用着一种文雅的语调说道：“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这样说有失体面！”

盎格鲁—撒克逊人做事风风火火，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完全是非理智的。显而易见的是，像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品质一样，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具有的这一品性。

让一个中国人意识到做事迅速的重要性，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相距十二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一大包外国邮件耽搁了好几天才送达，究其原因，原来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可见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所处的阶段，即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

中国人在社交访问中不注意时间，是最令外国人讨厌的事。在西方国家，这种访问是有时间限制的，人们都会自觉遵守；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只要主人没提出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会不知疲倦地说下去。

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同样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坐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说，连着几个小时不间断。“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这是一位有名的牧师的格言，但是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不管时间多长，他一定会对这句格言做实质性的修改。

或者他会效仿另一位牧师，在书房醒目的位置，挂上“主保佑你离开！”的字句。当中国人正说到兴头上，你告诉他你很忙，这无疑给他当头一棒，他会用足以消磨掉十个欧洲人的耐心那么长的时间保持沉默，正如那句谚语“上山打虎易，让你开口难”。

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对前来做客的“只来不走”的中国朋友，只说句：“请坐，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正忙着工作，请原谅。”那他们就会幸福得多。1894年福建泉州街头的外国女传教士

或者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话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学了一些短语，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于是，下课的时候，他大声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哄堂大笑，老师也差点晕过去。

漠视精确

外国人对中国人外在的第一印象，就是千人一面。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的相貌似乎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穿的衣服统统是蓝色的，眼睛呆滞无神，辫子也一模一样，像一个豆荚的两半。

但是事实上，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只要略加体验，即使最不善于观察的人也会意识到这个错误。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在他们的口音上也有所差别，两个地区间隔越远，那差异也越明显，所以在中国有很多的“方言”。经常有人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写起来都一样，但是不同的人说出来却又有很大的不同，这点我们也深有同感。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十里之外不同俗，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事例。然而，最常见的是计量标准的差异，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他们看来，计量标准应该是绝对不变的。

西方人厌烦任何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对此却表现得无可厚非，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像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

如果你询问一个卖汤圆的人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圆，他会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圆，留给你自己去猜想了。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牛有多重，他会告诉你一个与实际相差太多的数字，并解释说，这个数没将骨头算在内！问一位职员的身高，如果他给出的数与实际有很大的悬殊，那他估计曾经当过兵，因为部队在分配挑担子的时候，注重的是人的锁骨的高度，他告诉你的数字，是没有把头部算在内的！一个乡下人的计量标准就更难理解了，他说他家“离城九十里”，但实际距离只有“四十五里”，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

在中国，铜钱计量的不一致，是最为明显的事例。铜钱是中国唯一的货币，各个地区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一种最简单的计量方法。按道理来说，“一串”铜钱是一百个，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百个。不用走遍所有的地区，就很容易发现一串铜钱的数目的不同，事实上，一百、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如陕西省会）、三十三（直隶东部），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还要少。

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银子是以“两”为单位的，但是全国各地的“两”，除非是巧合，否则是决不会一样的。这样的情况，让外来人糊里糊涂，让老实人异常烦恼，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我们不做研究，我们现在只关心存在的事实。

除了钱币，其他的计量同样是混乱不堪的。用来称量粮食的斗，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如果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忍气吞声的民族，在粮食征税中引发政治动乱，是很容易的事。

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显然，“全世界”并不包括中国，因为他们的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也不是一斤。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混乱还大行其道，随处可见（尤其在盐业专卖中）把十二两叫一斤的纯属武断的标准。买东西的人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实际上只得到十二两。而且这种做法是公开的，同行的人都这样。百姓们都清楚，这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不叫欺诈。

类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于土地的丈量中。有的地区，一“亩”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在这个边界线上有人居住，丈量土地的时候，为了适用不同的田亩制，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工具了。

在中国，要想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首先要弄清楚“斤”是哪种斤；要想知道粮食的亩产量，必须弄清楚“亩”是哪种亩。如果只凭借现有的材料（像外国人来中国后经常做的那样），得到的结论是很不可靠的。

旅行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中国在距离的计量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在陆地旅行中，路程以“里”计算的话，就要弄清楚这个“里”指的是不是“大”的里！我们承认这种计量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

外国人普遍感觉到，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会变“长”。一个人在国道上每天可以走一百二十里，在乡村小道上每天顶多走一百里，到了山区，每天就只能走八十里。中国人对这一点不否认，即他们测算路程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而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因而，如果中国人说到山顶有“九十里”，那么估计实际里数还不到一半，因为他们告诉你的，是走这段路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

还有一件更稀奇的事，也和测算的距离有关，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欧几里得的假定，在中国已经不起作用了，需要加入一个否定词。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上，有一段路，里程碑上标明从北到南长一百八十三里，而从南到北却是一百九十里。无论你再怎么穿梭于此，再怎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如此，真的是太奇怪了！

与此相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特别是在河道航行中，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你打听到，距前面某一个地方有“四十里”，经过慎重严密的考察后，才知道四十是两个十八的和，他们的回答更会让你哑口无言：“四个九，不是四十吗？”按照他们的理论，“三个十八”就是六十。

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政府的通信员参加考试，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全程，申辩说，这个“六十里”是“大”里，经过实际测量，发现是“八十三里”，从那以后，这段路才按八十三里计算。

一座城市周围的村子，都可以叫做“三里屯”，虽然它们离城从一里到六里不等。还有一个现象，如果道路两边建有房子，实际上只有一里的路，村民也会很认真地告诉你，有五里长。当你提出质疑时，他们还会再三向你保证，路确实有那么长。

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一些标准，在看了那么多的事情后，你也不必太过于惊讶了。造秤的人常常徘徊于大街小巷，按客户的要求给秤杆镶上秤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意人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来进货买东西的，一种是用来销售卖东西的。除非是杆旧秤，新秤他们一般都不买现成的，因为市场行情在变，秤的标准对于每个生意人都是不同的。

最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的，莫过于说人的年龄大小。最简单、常见的事情，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属相，能轻易地推算出这个人的年龄。事实上，在中国，如果说一个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可能去年才满七十岁，在他们的观念里，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的准确些，就要先减去后面这个“常数”。

中国人即使说出了他的准确年龄，也不能太相信，因为他给出的多是过完下一个春节后的岁数。计算年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以“十”为单位，把岁数弄得很模糊。说一个年龄的时候，多是“一二十岁”、“好几十岁”等词语，严格而确切地说出年龄的情况非常少见。

在中国，“万”是人们计算的最高限度，当然模糊也就只能延伸到这里，“百”、“千”无一幸免。中国人没有兴趣去改变这些表达，即使有更加准确的方式。

有个朋友和中国人聊天，这两个人说花了“两百串钱”看一场戏，在这位朋友的追问下，他们说：“确切地说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和两百串没什么区别，不是吗？”

有一对外国夫妇，在中国居住了好几年，在要回国之际，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了两幅卷轴，要他们分别转赠给他们的老母亲，夫妇俩的父亲都已去世，老母亲恰好同岁。打开条幅，分别题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字样，而且每个条幅的边上还有一行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和赞美贵夫人享有了“六十年的荣华”。

夫妇俩大加赞赏之余，对条幅上的小字很不解，其中一个虚心地请教：两位母亲是同岁，这我们都知道的，可为什么一个说是七十，另一个是六十呢？这位中国朋友的回答，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要是两个条幅都写“七十年”，那就显得很没创意、很没文采了。

我们所要求的精确，在讲究社会裙带关系的中国人面前，显得很无力。一个人正在打官司，他说他“家”在一个村里，可是从他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其实住在城郊，他的先辈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从那个村子搬出来了。问他：“你现在是城市居民，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他简单而肯定地回答：“不是的，我现在虽然住在城里，但我老家是那个村！”

还有一个人指着村里的一座古庙，骄傲地宣称：“建那座庙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其实，那座庙建于明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那个“我”，是不可能存在的。

外国人学习中文，最开始遇到的困难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区别于他人，表明自己的身份。西方人喜欢把一切弄得很确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知道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这就够了，可想而知，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在数字的运用上，中国人缺乏精确性，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同样也是如此。在中国，要想找到一本完全没有错别字的书，那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写错别字并不是图省事，因为有的错别字的写法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是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并没有把精确性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在常用字中，这种现象尤其严重，或不认识、不知道正确的写法，或书写马马虎虎，大量的错字、别字常常代替了正确的同音字。

人们在书信的称呼上，将漠视精确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人的家信，称呼一般是“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父大人”、“贤弟大人”等等，而且用非常醒目的字迹书写，但是，“大人”的姓名一般不会出现。

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他们注重实际，对自己的名字就满不在乎。他们的名字，一下写成这样，一下又换成那样，往往弄得我们摸不着头脑，看到名字还得问一下以确定是谁。最让外国人弄不清楚的是，同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时专门用来注册的名字。

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的有两三个名字，但事实上又不是一个比一个更贴切。一个名字有了别名，那么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平时交谈中就可以交替使用了，甚至可以把别名当成形容词，和原名组成一个复合的名字来称呼。

像化学分子式那样需要绝对精确的教育，在中国还很缺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很难想象，抱着这样的态度，中国第一代化学家把“没几十个微粒”的东西和“有好几十个微粒”的物体混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抱有精确的态度，甚至会更精确，因为他们有着无限的耐心。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目前不重视精确，也不知道精确是什么。

从这个看法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推论：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的特性。采用他们提供的数字和数量时，不要被骗，要知道他们从来没想过精确。第二，对于中国人提供的权威性材料，即冠以“统计数字”的材料必须留心，他们的整体有可能大于部分的总和。

当我们看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后，就会像拿着“不确定大法”的聪明的苏格兰人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儿有“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误解频出

你是一个外国人，当学了不少的汉语，并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学汉语是很有天赋的，外国人很难学会。你所说的话，别人听不懂，让你备受打击。于是，你开始更加勤奋、努力地学习。几年后，你可以很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的问题。

你认为自己成功了，但是，当你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从未见过的中国人交谈，你会发现，这次的痛苦不亚于初说汉语时的失落。对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显然，他也不想听懂。他不会跟随着你的思路，也不会去注意你在说什么，他只会不断地打断你：“很抱歉，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就像期待哑巴开口一样，他看着你，带着一种优越感微笑，像是在对你说：“我们没人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汉语，这不是你的过错，但却是你的不幸。你再怎么学习都是徒劳的，你应该承认自己不行。我们听不懂你说的，不要为难我们了。”面对这样的情况，你的绅士风度当然是荡然无存，你发火了：“我现在说的话，你能听懂吗？”他还是看着你，摇摇头说：“不，我听不懂你说的。”

外国人讲的汉语中国人听不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听清楚了你所说的话，但是没有注意到你话中的某些细节，没有、至少没有全部弄懂你的意思。譬如说，外国人注意句子的完整、时态的运用等，假如说“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他们会把它放在“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则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种差异给交流带来了阻碍。

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这是外国人在中国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当外国人为所购买的东西付钱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本属于将来完成时态的事情，这时候就变得像“军事急需品”了。

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描述什么事情将要在什么时间发生的时态。外国人说：“将来干完活，你就会挣到钱。”中国人则说：“干活，挣钱。”在他们的心目中，挣钱是主要的，当然也不会受“时间关系”的限制。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希望马上干完活马上拿到工钱，这样才有饭吃，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工作的话，就会连一点吃的也没有。

在中国做生意，我们尤其要提醒的是，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在通常情况下，向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重量，一串铜钱的个数等诸如此类的细节，不可能说得太清楚的。但是，如果和营造商、经销商或船东签订合同的时候，对方要做什么事，就要清清楚楚、准确明白地讲好，否则可能会一团糟。“自作自受”在中国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这太常见了。船夫或车夫受雇时，常常不按雇主的要求行事，甚至会断然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论——“像骡子一样固执”的说法虽然有些过头，但车夫的固执可以想见了。

看到过固执的骡子吗？它躺在泥泞中快乐地洗着泥水澡，不管车夫怎么用鞭子抽打它，骡子在不愿起来的情况下，就会视车夫的鞭子如苍蝇挠痒痒一般，随心所欲地做着自己的事。

受雇的车夫固执起来，不但不服从雇主的命令，甚至对雇主警告他要扣掉他的“酒钱”也当没听到。等到了终点要拿工钱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开始为自己在半路上的行为进行辩解，并向雇主道歉。旅行者如果要雇佣船夫、车夫的话，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和他们立下字据，避免因可能的误会带来不愉快。

中国有句处世的至理名言，叫“有言在先”。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使为了避免造成误会，你费尽心思地订立了字据，也可能会出现意外。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尽管有许多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不管对方是学者还是苦力，他们毫无例外地会在这样的误解中取得优势地位，这是一种天赋。就像冬天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流进船洞，迅速而不费力。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在某些方面也发展了类似于中国人的天赋，即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地诚实和公正，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对此会有所觉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种天性，对中国人来说是有利的，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一样——在对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六天都必定要暂停一次。

中国人很容易误解某些事的习惯，这在186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的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外交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到现在，这种习惯也没有消失。其实，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有着很多被完全误解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外国人大部分是遵守诺言的，也相信他们办事的公正（尽管有些个人或国家不是这样的）。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两点，即使最顽固的外国人，中国人也有办法对付，“你是这么说的。”“不，我没有这么说！”“但我认为你是这么说的，而且我们都是这么理解的。不要以为我们笨，请付钱吧，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

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的实质，中国人明白，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付钱的，事实也如此，百分之九十七的时候是中国人赢。看看下面三个事例，都是由于交流没有成功而产生误解造成的。

在中国居住过的读者，每天都会发现或碰到许多发生误解的事。比如说，为了能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平整的草地，你雇佣了一个苦力，让他把院子里的杂草拔掉，只留下正开始生长的草皮。可是，他拿着锄头铲除了所有的绿草，这样的荒地才是他认为的“干净”。他不“懂”你的意思。

让厨子去离家很远的菜市场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回来，结果他却买了三只鹅。他以为你就是这么吩咐的。他不“懂”你的意思。

你把一封重要的信件交给送信人，让他把它送到法国领事馆。很久以后他回来了，告诉你说领事馆不收。你奇怪了，追问下，才发现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耽误了收信的时间。他不“懂”你的意思。

外国人是很容易误解和被误解的，这从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那位朋友去拜访一位中国的银行老板，当谈到银行附近最近发生的一场大火时，这位外国人向老板祝贺，因为大火没有蔓延到银行。

没想到银行老板听后很是生气：“你这是什么话？话不可以这么说！”那位朋友对老板的怒火很是不理解，直到很久之后，才发现原来他的话可以被理解成：大火如果再近点把银行烧了，那才是不幸的。即使是为老板庆幸，但话那么说，也是不合宜的。

一个外国人初到京城不久，一次出门的时候看到一群骆驼，其中有只小骆驼非常可爱，就对车夫说：“你回家的时候，告诉我的孩子，这儿有只可爱的小骆驼，让他出来看，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车夫没有回应外国人的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就算你要买那只骆驼，也不能太过赞美它，否则就害了它！”

还有一件因误会造成的趣事：有的中国人也参加教堂礼拜，有一次，布道者讲的是有关纳曼的故事。当说到叙利亚大将军纳曼来到埃利沙门前要求进见主人时，为了说得形象生动，布道者模仿叙利亚的仆人喊道：“开门，门卫。叙利亚将军来了！”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人突然消失了，令布道者很是惊讶。事后才明白，这人完全误会了。他是教堂的门卫，因为没有注意到前面讲的内容，当听到有人叫他开门，就迅速地冲了出去，打算让纳曼进来。

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位传教士为了让听众对他讲的内容有深刻的印象，就用幻灯机放映一只普通的寄生虫。由于虫子映现在屏幕上，是几千几万倍的放大，其身躯完全像是埃及的鳄鱼。这时候，就听见一个观众小声地说道：“看，外国的虱子这么大！”

拐弯抹角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种直来直去的习惯，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虽然我们不能全照习惯行事，尤其是在社会礼节和外交上，但这一天性仍支配着我们，只是表现不同罢了。

在与亚洲各民族接触之后，虽然时间不长，但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天性和我们完全不同，处在相反的两端。亚洲各国语言中有许多敬语的累赘，有的甚至比汉语更加复杂和麻烦，我们学习汉语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中国人的举止有时候很有趣，比如当某人下决心把不好的事情告诉别人时，可能那件事情已经不是秘密，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了，但传消息的人还是一脸慎重，拐弯抹角、不着边际地说着，好像他现在说的是一件绝对不能说的事。

他先环顾一下四周看有没有人偷听，然后压低声音神秘地耳语。他伸出三个指头，暗示那个没说出来的人是他家老三。他含糊了一番，也指出了事情的重要性。正说到关键时刻，他停住了，不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只是看着对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像是在说：“你明白了吗？事情就是这样。”

整个过程中，外国人听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事情。传消息的人说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还是不明白，他也不会再说下去了，只会对你说，将来你会发现他说的没错！

对坏消息的处理办法，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他们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是毫无必要的。

曾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奶奶的孙子不幸去世了，她的两个朋友特地来告诉她，但就怎么说一直确定不了，正当两个人小声商量的时候，却意外地碰到了老奶奶，他们没有开口告诉她，而是反复强调他们在一起只是闲聊，虽然后来不到半个小时，老奶奶孙子去世的消息就人尽皆知了。

还听说，一位离家几个月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他的朋友，劝他不要逗留快点回家，他就从中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事实上也是如此。

曾经帮一个中国人把一封信带给千里之外的另一个人，信封上用大字写着“平安家信”，可信的大意是：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去世，邻居趁机拿走了他家的理应属于他的东西。

在数字的运用上，也表现出了中国人爱绕弯子的特点。很多该用数字的时候，往往不用，比如说，一部五卷本的书，每一卷不是用数字标示，而是用“五德”的恒定顺序来排列，即“仁”、“义”、“礼”、“智”、“信”；《康熙字典》有很多册，但也不是用我们预想的数字来区分，而是用天干地支来标识；考试的时候，学生的隔间的顺序号是按照《永乐大典》的字目次序。

中国人的拐弯抹角，还表现在向已婚妇女了解她及其他人的情况时。已婚的妇女，是不能用原名称呼的，而是用其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合成的两个字来称呼，平时则被叫成“某某他妈”。

可能你熟悉的一个中国人会对你说，“黑蛋他妈”病了，他以为你知道谁是“黑蛋”，但事实上你从未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孩子，或许这妇女就会被称为“黑蛋他婶”，或者另外一个拐来拐去的称呼。

对丈夫的称呼也是如此。结婚多年的妇女，会很自然地称自己的丈夫是“在外的”，即忙家务之外的事；结婚不久也没孩子的妇女，就显得为难了，因为没有合适的词汇来称呼她的丈夫，有时称为“先生”，实在没办法的时候甚至用他干活的地方来称呼他——“油坊是这么说的！”

中国一位著名的将军曾做过这么一件事：在去战场的路上，途经一片沼泽，这位将军停下来，深深地向青蛙鞠躬，他希望他的士兵们明白，像青蛙这样的英勇是值得称赞的。每个人都知道，将军这么做是在鼓舞士气，对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也不算什么，还是能理解的。但有些事情，理解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多是人们借债之际，一个外国人的中国朋友前来拜访他，中国人没有说话，只是做着一些手势，指指天，指指地，指指对方，又指指自己，似乎包含着很深奥的意思，但外国人惭愧地表示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仍是不说话。他以为通过他的手势，对方能推知他的意思，即他希望能借些钱，但是只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愿意别人知道！

还有，如果一个人已经有“吃、喝、嫖、赌”这样的恶习了，现在又开始抽鸦片，人们提到他时，就会张开五个手指，意思是说某人已经沾染所有恶习，“五毒俱全”了。

中国人的礼仪规定过于复杂，也就给人们创造了机会，采取一种拐弯抹角的方法去冒犯他人，这是他们爱绕弯子的又一表现。比如说，不同的叠信方式，就可以表现出尊重或蔑视；写信时，故意不把那个人的名字单独放在首行，对他人来说是一种侮辱，其严重程度要超过英语中不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不说一句话，或说了不中听的话，就像不到合适的地点迎客或不以符合客人身份的方式送客一样，都可以算是一种侮辱。

类似的规矩非常繁多，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简单或看似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有一种隐含着的侮辱。这对外国人很不公平，中国人一看就能明白的伤害，对他们来说，可能还以为是一种特殊的礼遇！

中国人在吵架而相互辱骂的时候，也不忘发挥各自的才华，用一种很精致的暗讽来表达恶毒的意思，水平之高，往往让人听不出真正的含义，仔细琢磨之后，才会看到糖衣包裹的丑陋的实质。

再比如，“东西”，字面上是指东西方向，也可以指一样物品，可是，如果用来形容人，那就是在辱骂了。同样的，如果说某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

中国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即使最没知识的人，也会随机应变地编造各种看似合理的借口，这种能力，在我们看来，实在是高超。其实，除了不知情的外国人，没人去认真对待这种借口，如果你想事情简单化，花费心思去追问，看吧，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一会儿水中的，让你更没有头绪。当他被你追问得走投无路时，他干脆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最牢不可破的防线，保证可以让他逃脱。“不知道”、“不清楚”这两句话，可以掩盖许多谎言。

顺而不从

我们雇佣的中国佣人，让我们对中国人有了最初的了解。虽然我们对他们总是不满意，但是他们确实是我们了解中国人特性的第一任老师。居住的时间越长，和中国人的接触也日益广泛，但我们与佣人相处时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因为佣人只代表部分个体而被推翻，反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确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顺而不从，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矛盾，但也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一种特性。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在雇佣的佣人中，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厨师，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左右着全家的安宁。新到任的厨师，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对女主人的要求唯命是从，对家里的规矩也真诚地赞同。

女主人还不放心，特意告诫他，不要像前任厨师那样将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烤箱，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不按要求做，那是不能容忍的。对此，新厨师表示，无论有什么缺点，他都会改正，不会固执的。

女主人还告诉他，厨房是很讲究卫生的地方，不允许狗进来、不允许抽烟也不允许闲杂的人进出。他的回答令人愉快，他不喜欢狗，也不抽烟，是一个外地人，在城里只有几个朋友，都是正经人。

之后，他上任了，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没过几天，这个厨师把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了烤箱；数不清的人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许多人还带着狗；厨房里烟雾缭绕，终日不散。

女主人找他谈话，厨师自己承认，面包做得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揉面不够好，在那方面他是很讲究的；那些陌生人是他的“哥们”，但他们都没有狗，而且都走了，不会再来了（事实上，第二天他们又出现了）；他们都没有人会抽烟，烟味肯定是从隔壁传过来的。这个厨师自认为是一个明事理的人，而且他没有做错，也不需要改变，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了。

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给苦力一把崭新的、锋利的外国镰刀，让他用来割草，他微笑着答应了。但干活的时候，在他手中的仍是一把中国镰刀，那种大概有四英寸的旧铁片加上一个短柄做成的。他的行动好像在说：“还是旧的好用。”

给洗衣工一台外国的洗衣机，洗衣服不仅省时、省力、省肥皂，而且洗得更干净；再加上一台绞衣机，这样，洗衣服的时候既不费力又不损坏衣服的纤维。但是，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样搓洗和拧衣服，电器都成了“有用的废品”摆在一边。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能是随时督促、纠正他们。

围墙坏了，让园丁用手头的砖坯把破损的地方修好，他答应了。但是等你再看到的时候，发现坏的地方插满了树枝，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更好一些，并给你讲了很多的好处。

傍晚，把一封重要的邮件交给送信人，让他第二天早晨就出发，把邮件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但是隔天下午你又看到了他，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要洗袜子，休息一天！

雇了一个车夫，告诉他走那条路，按常理来说其他人都会这么走，他同意了。可是，他却带你走另一条路，他解释说，听过路人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他们只相信自己，根本不相信我们的判断。

这样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在外国人开的诊所和医院里。医生给病人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开了药。医生反复叮嘱拿到药的病人什么时间吃，吃多少，千万不要弄错等等。病人也生怕忘了这些规定，再三询问，总算弄清楚了。可是一到家就全忘了，他认为药效是和药量成正比的，吃得多，好得也快，一下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给病人贴一片膏药，告诉他几天之内不要去动它。可是病人怕膏药长到皮肤上下不来，那样就像长了硬壳的“乌龟”一样了，所以他随时揭掉膏药查看。

在一个诊所里，主治医生有着各种医学头衔，而且经验丰富。而他的助手可能一字不识，也不知道药品的名称和病的症状。但是，对病人来说，助手的看法和医生的同样重要。甚至看门人或苦力的一句话，都可以使病人忘记医生的嘱咐而采纳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建议——实际上很可能是愚蠢的，甚至是致命的馊主意——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这种事情有大量的实例，不得不让人忧心如焚。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都是外国人遇到的例子，因为中国人的这种顺而不从，影响到了我们最实际的利益。但是，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中国的人际关系，就会发现“口是心非”的现象随处可见。

中国的佣人对待主人都是一样的，顺从而且极力讨好，作为佣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能自行其事的，或者是因为中国的主人不要求他们唯命是从吧。这和外国不一样，外国的雇主要求雇员要切实地按要求做，不然雇主就会请他走人。

我的一位朋友住在中国，他有一大群的佣人，经常让他陷入两难，他们极其忠诚又极其固执，是一帮既难得又让人讨厌的人。谈起这些奇怪的“家伙”，他不知道该炒他们的鱿鱼，还是给他们加薪！

中国的雇主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因为他知道他的指令可能会被撂在一边，在思想上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像做生意要留一些备用金，或者像机械学说上为减少摩擦要留一些空隙一样。

中国的官员相互之间以及与上司之间，也或多或少有类似无视命令的现象。违反上级的命令，不外乎为下面几个原因：自己比较懒、为了朋友、为了金钱，等等。一个地方官，让他的佣人用水车到几里外的河里运水，因为他居住的地方的水有咸味。佣人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听从命令，而是到附近有甜水的村子里取的水，很快就将水运回来了，而且少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即使这位官员知道他的佣人没有按照自己的命令去做，但只要有好水喝，他也就不多追究了，这应了中国的那句话：“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中国人天生文弱，生怕得罪人，生怕出乱子，正因如此，如果有违反命令的行为，即使有五百人知道内情，也不会有人去报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表面上顺从，实际行为却相反：主人要求佣人把水池里的水用东西装起来，以后再用，他却把水全部倒进了井里。

雷尼博士也说到一件事：在厦门任职的某官员，为了让别人难以读懂公文，就把公文分成两部分，把后面的放到了前面。这种做法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的大臣似乎并不想让外国人满意。

执法犯法，也是很常见的行为。比如说，某个罪犯被判戴两个月的木枷，只有晚上才准卸下来。但是，他只要在“最关键的人”身上花点儿钱，那么命令就打折扣了，在地方官进出衙门时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就可以了，而其他的时间，就任他自由活动。地方官知道他的判决书一下，它就不被当一回事了，下面的人也不会去认真执行，所以他会记得将刑期延长一倍，也懒得去管违背命令的事情了。带枷的犯人

对于中国各部门官员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国人经常看到类似的事情：上级命令下级去检查某个步骤的执行情况，隔段时间回报说，进展良好。事实上，他根本就什么都没做。在许多情况下，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如果上面不断施压，而且命令很急迫，那么这个下级就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官员，当然，上级的责骂也不会自己留下，直到“风头”过去，然后，一切照常。这就是所谓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禁止鸦片销售和种植，一会儿严一会儿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用“顺”去形容中国人的“固执”、“不从”，很多人可能认为很不恰当。但是，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国人的固执就不算什么了。事实上，我们说他们“顺”，是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的“倔强”中，有着一种依顺的特质，而这恰恰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不具备的。

中国人有“顺”的天性，这可以从他们能够很有风度地接受别人的指责上得到说明。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这种本事，甚至见都没见过。当你指出他的缺点时，中国人会很有耐心地、专心地、诚心地听着，并不住地点头赞同你的看法：“对，你说的没错。”

也许，他会感谢你，因为你的善待、你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并向你保证，他会立刻彻底地改正这些错误，永远都不再犯。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承诺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他不会去改正的，事情估计也到此结束。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要求他们做的，也只不过就是这些而已，并没有真的指望他们能去兑现承诺。

用竹子来形容中国人，最为准确，简直是一矢中的。竹子的中间是空的，也就塑造了它柔顺的特性。东风吹来，它朝西弯，西风吹来，它朝东弯，没有风的时候，它就高雅地挺立在那里。

人的头发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柔顺，它可以拉到一定的长度，但是一旦失去拉力，它就会立刻缩回去。头发只会按照自己的重量倒向任何方向，别人很难去改变。一缕极不易梳理的头发，人们俗称它为“牛舐过的”，因为它的存在，其他的头发就不得不顺着它生长的方向梳理。

如果我们把地球看成是一个人的头，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无疑，中国人就是那缕牛舐过的头发，可梳、可剪、可剃，但仍然与以前一样，生长的方向不可改变。

思绪含混

很多人都知道，汉语的名词没有“性别”，也没有“格”的变化。形容词没有比较级。动词也没有“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在很多时候，它们是可以通用的。我们并不是说汉语不能很好地交流和清楚地表达人类的思想（尽管这么说也有道理），而是认为这种语言结构，常常会导致“思绪含混”，就像夏天的炎热容易引起午睡一样自然。

和中国人，尤其是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交谈，要想弄清楚他说的意思，是非常困难的。有时，他的话全是宾语，而且很复杂地编排在一起，让听的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着边际。说话的人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外国听众能否理解他说的话的意思，他只是武断地认为，有没有主语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人也能听明白。大多数中国人讲的话，如果让很有经验的专业猜测家补上主语或谓语，就会发现有很多歧义，并不能表达其真正的意思。

中国人在说话时，省略掉的往往是整句话中最关键的词，让人找不到任何头绪。在他们谈论话题的主语发生改变时，也没有任何的提示，例如在态度、音调或相关的细节上。

我们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事，在说话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他不是在说自己了，而是在说道光年间他的祖父，至于他怎么会说到那里，又怎么再说回来，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个难解的谜。没有预先的提示，从一个主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在中国人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像一个人的视线放在窗户上的小虫身上，同时也会看到远处山坡上的牛群一样。

这是一个事实，即中国人讲话没有时间、地点变化的标志，这主要是由于汉语中没有时态造成的；同时，他们的思绪也时常含混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你对他们的谈话内容很感兴趣的话，就要像一位居住在边远地区的猎人一样，用斧子在没有路的森林里“开出”一条路来，你可以采取一系列提问的方式，“你说的这个人是谁？”“你说的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个人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呢？”，每一个问题，可能都会引来你的中国朋友困惑或恳求的表情，似乎在怀疑你没有大脑。但无论如何，只有这样不断地追问，才能像阿利蒂纳带人们走出迷宫一样，知道事情的真相。

问一个中国人问题，如果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话，那么只会令他惊讶。他没有心理准备，不懂也不想懂你的想法。对于你的问题和想法，他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适应，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就像架在已经腐朽炮架上那门生了锈的炮，瞄准前先要花费精力调整方向，而最终还是打不响。

比如说，你问他：“你多大了？”他会很茫然地看着你：“你在问我吗？”你说：“是的，我是在问你。”确定了你真的在问他，又问：“是问多大岁数了吗？”你点头：“是的，是问多大岁数了。”他再一次调整注意点，又确认道：“是问我有多大岁数了吗？”你说：“没错，是问你多大岁数了。”直到这时，他的炮才正常运转，对准了目标，告诉你：“五十八！”

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是中国人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譬如，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为什么你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在面包里放盐。”“你们的冷冻食品都很好吃，为什么冬天就吃不到了呢？”“没错，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

有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但是，如果他曾居住在中国，他的格言可能就会变成：“试图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在自寻烦恼。”

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就是，不能把别人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件事情告诉B，再转告给C，这是在中国最不容易做好的事，或者相关的人没有把消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事情已面目全非。如果把三个环节比作一台机器上的三个齿轮，要想让它们相互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就像把一根直棍插入水中，折射出来的样子肯定是扭曲的一样，即使是有相当理解力的人，让他们完全转达一个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还有很多奇特的现象，只要你善于观察就会发现。你看到一个人有了反常行为，问另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得到的就是这么简明扼要的回答：“是的。”在同一句话里，常常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答案就要看回答者的侧重点在哪方面了。“你在这里住几天了？”“是的，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天了。”

在汉语里，最含混不清的词或许就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说话的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为了表明他说的人是谁，或指向这个人家的方向，或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ta”还常被看作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上法庭作证，对一场斗殴的描述，可能就是这样了：“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打他的话，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

一个佣人很是散漫，你质问他：“我刚才叫你，为什么不过来？”他坦率地告诉你：“不为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思维含混的事情，往往令讲究条理的外国人很为难，有时也会为此生气。

厨师做这顿饭的时候，作料用的很多，而下顿饭时，饭菜的味道明显变淡了。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作料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不再去买一些呢？”“我没有去买。”这就是他给你的解释。

你花很大的功夫打开保险箱，取钱给某个人结一笔账，非常细心地点钱给他。付完钱后，他坐下来聊天，什么都聊。过了很久以后，他若无其事地说：“其实，我们还有一笔账没算呢。”“那刚才我拿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那样的话我可以一次付清了。”“话不是这么说，这两笔账没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的。”

再如，一位病人在诊所看病，花了医生大量的时间后离开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医生耐心地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告诉你：“刚才看的是一种病，现在我要看其他的病！”

一般来说，中国人有生了病不及时治疗的习惯，可能因为当时工作忙，或怕花钱，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愚蠢的。在他们的思想里，往往认为忍受一时的痛苦比花十个铜钱（约一美分）买一剂能治好病的奎宁要便宜得多。事实上，病人的拖延，常常使不需花多少钱就可以治好的病，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一个人外出时染上了眼病，回家后痛苦地拖了两个多星期，他每天都希望病会自动好起来，但恰恰相反，等他去离他家不到半里的外国人的医院治疗的时候，为时已晚，他的一只眼因角膜溃疡而瞎了。

还有一位病人，脖子深度溃疡，每天都要来医院接受治疗。十八天后，他告诉医生，他腿疼得让他睡不着觉。经检查发现，他的腿上也有一处溃疡，像茶杯那样大，那样深！原来他是想等他的脖子治好后再治腿！

看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不由得让人想起查尔斯·里德在一本小说中说过的一句话：“人类不是没有头脑，而是头脑有毛病——思绪含混！”

中国的教育有很大的弊端，受教育者很难对一门学科充分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狗是不会自己去追捕狼的，如果看到一只狗在狼后面，即使不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跑，那么也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中国人在谈论某个话题时，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说着说着就跑题了。他们像是对这个话题做一个深入的探讨，但又总是弃它而去，即使说得非常累了，讨论的问题还是没有结论。

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悬殊的国家。富有的人和穷苦的人、高级知识分子和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环境里。成千上万贫困无知的人，就像井底之蛙，头上的天空只是很狭小的一块，头脑自然含混不清。他们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没有去过十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人更好的生活。

人类天生具有的好奇心，在他们身上好像已经泯灭了。即使他们知道，在离他们家不到一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他从哪儿来、他是谁、他想做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都没什么意义。他们不去管人有几个灵魂，他们只是淳朴地相信，坏人在来世会变成狗和虫，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会消失。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

这种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你没有办法让他理解他没听过的、没见过的、也没有概念的事物。对他来说，生活只是一连串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不称心如意的。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东西，他立刻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是独自存在的，与心理和精神因素毫无关系。

这种人处在完全麻木的状态，要想把他们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展示一种新的生活。

神经麻木

当然，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般的西方人，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是那种健康状况良好，也时常提醒自己注意神经不要太紧张的人，这也包括我们的读者。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我们这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是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所不能比的。这个时代日新月异，连吃饭的时间都很少，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其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的商人都有一种急切、不安的心态（西方国家的商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到他的命运的电报一样。我们坐立不安、心情烦躁，在无意识的行为中，我们处处透露着这种精神状态。

一边说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必须写点什么；我们搓着双手，好像跃跃欲试去干一番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突然转过头去，好像有什么危险事物没有被发现；我们还都有种感觉，某件事情正迫切地等着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手头的工作，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就这样，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像“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全天候的紧张。

我们的睡眠大不如从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房间的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等等，都会打断我们的睡眠，而一旦醒来，就别想再睡着了。每天的生活被我们安排得没有一丝空闲，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人说，银行家只有抱着银行才能安稳地睡觉。可见，股东们获利的时候，也正是银行家痛苦之时。

现在，我们已经对西方人的生活做了一番描述，即精神高度紧张，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人，肯定会感到某种强烈的反差。即使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也没有发现“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白种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事实证明，中国人的神经组织和西方人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远远逊于我们。

中国人习惯于一成不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位置上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如果他是一个文员，他可以像一台自动写字机，整天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站在一个地方，编织、打金箔或做其他的事，天天如此，没有、不需要有、也没想过要有变化。

中国的学生也是一样的，他们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没有休息、没有运动。如果是在西方，孩子们一定会被逼得发疯。西方的孩子几乎从出生就好动，大一点，还会像猴子一样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而中国的婴儿，抱在怀里只会静静地躺着，大一点，也只是会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鞋匠

中国人不爱动，他们觉得活动筋骨对身体来说是没必要的，对外国人都爱散步也很不理解。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中国的教师就问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的，要付给她多少钱？”他根本不会相信“没钱”这样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这么累的事，完全可以雇苦力去做，何必自己去呢？要是告诉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那他就更听不懂、更不能理解了。

在睡觉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是不同的。对中国人来说，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睡觉的，影响我们没法睡觉的因素，对他们一点都不起作用。他们睡觉的时候，房间太亮、别人说话太吵、婴儿啼哭，根本就吵不醒他们，依然鼾声如雷。

夏天午后的两个小时，不管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人，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本能似的“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整个世界一片寂静。横卧在三轮车上的人，脑袋垂着，张着大嘴，任由苍蝇飞进飞出。如果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招募一支部队，那么，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会很容易地通过考试。

另外，中国人对空气的质量也是不讲究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居住的环境，空气是不流通的，除非台风掀掉屋顶，或者房屋的主人迫于饥饿，拆掉房子卖木料。中国人住得非常拥挤，但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神经紧张并容易激动的话，无疑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不幸的。

中国人极能忍受身体的疼痛，这也是他们神经不会太紧张的表现之一。如果你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即使我们外国壮汉都难以承受的疼痛，中国的病人却能坦然、勇敢地面对。“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这是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说过的话，但这肯定不是出自本意，如果她是对的，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达到他们感召和选择的最高境界。

著名女诗人布朗宁夫人说过：“不抱同感去看，只会造成曲解。”但这只是对像她一样有着敏感神经的人而言的，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事的时候。在中国，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外国人不常出现的地方，无疑，会引出一大群人来观看，他们好奇的目光，让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我们时常抱怨，他们的围观简直可以让我们“发疯”，其实，他们只是不带感情地看，无意伤害我们。

中国人愿意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西方人的这种本能感觉很奇怪。他并不在乎有人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北海乞丐一家

但是如果有人对别人的观看不满，那么他自然怀疑那个人不正常。

中国人和外国人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如何对待病人上。对西方人来说，睡觉需要安静，生病的时候更需要安静。不管他平时是否有这样的要求，他病了就有权要求不受打扰。当然，为了确保尽快治好病，朋友、医生、护士也会全力配合的。如果病人的病已经无药可救，那么他所处的环境，会更加的安宁。

对中国人来说，某人生病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四面八方的干扰接踵而来，病情越严重，干扰也会越多。在这个时候，没人想到需要安静，也没人要求安静。探视病人的客人来来往往，热闹地迎送、招待；亲人担心病人不久会死去，在病房里痛哭不止；甚至请来和尚、尼姑或者驱鬼的巫师来大闹一场。

这些场面，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还不如死了的好。“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她。”法国夫人对探视者说的这句话，西方人都抱有同感。但是在中国，人们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担忧和焦虑笼罩着所有的人，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外界的压迫，而且还要深重得多。中国的许多地方，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有相当比例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纯粹是靠天吃饭，雨水减少带来的干旱，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挨饿；雨水增加引发的洪水，会毫不留情地冲毁他们的家园。如果惹上了官司，即使他是完全清白的，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

对西方人来说，等待一场必定会出现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但是中国人面对灾难，会“眼睁睁地去忍受”，这也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成千上万的百姓，在灾荒年月默默地死于饥饿，亲眼目睹这些的人，会更能理解其中的含义。西方人很难真正了解、懂得中国人，就像中国人很难正确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一样。

中国人一直是一个谜，不管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都是如此。除非我们心中深信这些人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的，否则我们更加无法理解他们。我们不想盲目地猜测这种说法对这一民族未来的影响与我们民族有什么关系——这一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巨大，但是，我们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谁能更适应呢？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道疲倦又不焦不躁的中国人呢？

轻视外族

生平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想象，这个商业中心与欧洲已经有三百六十年的贸易史。我们不能毫无理由地认为，西方人在与中国人贸易往来的三百多年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行为举止，但是不管外国人来到中国怀有何种目的，中国人都把他们看作是“野蛮人”来对待，就像古希腊人对待非希腊人一样。

直至1860年，才明确规定，不允许使用“野蛮人”这个词。在这之前，即使是在官方文件中，外国人也是用“野蛮人”来指代的。

谈到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习惯了周围民族的巴结奉承，尽管这些奉承只是些花言巧语。在长期的接触中，中国人发现，只要对这些外族人稍加哄骗和威胁，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无疑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以为自己处于无比尊贵、优越的地位。

三十多年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于外国的文明和外国人的存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尽管如此，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不需要太多广泛、细致的了解，都会发现这个事实，即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没有了轻视，但得到的也不是尊敬，官方的、非官方的人们心里想的、表现出来的，都带着一种恩赐。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广州街道

我们的服装，是中国人最感奇怪的地方，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不妥之处。在我们看来，东方人的各种服装都显得很臃肿，限制了“人的自由”，而我们的服装就要舒适得多。但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对我们的服装除了批评和嘲笑，没有任何的肯定。东方人的服装要求宽松，要求掩盖住身体的线条，这完全适合于东方人的个性。

体面的中国人是不会穿着短上衣去公共场所的，而在中国的租界里，经常可以看到穿着紧身短上衣的外国人。外国人的服装让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和不可理解：短上衣、双排纽扣的礼服大衣、难看又没有样子的燕尾服；特别是有些上衣外套无法将胸部全部遮住，还露出一些内衣；衣服的尾部钉着的两粒纽扣，没什么可扣，也不漂亮。这就是我们的服装在中国人眼里的样子。

外国人的男装，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尚且如此，女装就更不用说了，它们都有悖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更谈不上体面。以中国对男女之间交往的限制，自然不能理解建立在男女自由交往之上的西方文明了，他们只根据自己的传统标准，时常会误解和曲解我们的做法。

外国人不懂汉语，也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一个对现代欧洲各国的语言都能熟练使用的外国人，如果在中国，哪怕他只是听不懂一个不识字的苦力说的话，他也会被苦力瞧不起。虽然这样只能进一步表明苦力的无知，但是，他与生俱来的盲目的优越感却是真的。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人

即使这个外国人开始努力地去学习汉语，他也会不断地受到蔑视，甚至连他的佣人可能也会说：“天呐，他居然听不懂！”其实，很多时候，外国人听不懂，很大原因还在于中国人说的不清楚。但是中国人不会承认这个事实，即使承认了，他天生的优越感也不会被削弱。所有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经常而且永远，因为无论他懂得了多少，总还是有他未曾发现的新大陆。

一般情况下，在中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就很少为他不知道的事感到不光彩、不好意思了。外国人的汉语知识，在中国人看来，就像约翰逊博士形容女人的劝诫那样：狗用后腿走路——看来是很难做好的，但后来又惊奇地发现，居然做好了。

让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风俗知之甚少。中国人不相信，他们早已知道的事情，居然有人会不知道。

外国人有时看不出来，自己受到了中国人含蓄的冷落，这使得中国人更加轻视我们，我们对“当地人”态度的熟视无睹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

许多中国人有意无意地会拿外国人逗乐子，就如同利特默先生看大卫·科波菲尔，似乎在说：“太小了，先生，太小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只有那些敏感的外国人感知了一些，并把它们积累了起来。但是，不管一个人的经历多么丰富，总有他不知道的繁文缛节，总有一天，会受到这种对待。

任何普通的中国人能做的事，外国人不会做，就会使得中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吃不了他们的饭菜，忍受不了太阳的曝晒，没法在嘈杂的人群中睡觉，不能居住在空气不流通的房子里，不会用他们的橹划船，不会对牲口喊“吁！吁！”。众所周知，英国炮兵在1860年进入北京时，在乡村的路上，被没人驾驶的马车队弄得七零八落，因为英国军队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制服中国的牲口，让其挪动半步！

外国人蔑视礼法，认为礼仪可有可无。即使是最有耐心的人，让他面临二十分钟的礼貌大战，他也会非常地不耐烦。对外国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他不愿意花“老半天”去闲聊；但对中国人来说，每个人都有很充裕的时间，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中国人不明白，时间是自己的，丢掉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取消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做别的事，这使外国人与讲究礼节的中国人相比，显得有些可怜。一方是华贵的长袍，优雅的举止；一方是动作笨拙、难看的跪拜。面对这种反差，即使有礼貌的中国人，也难免会笑出声来。我们要明白，外国人忽视了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礼仪，是他们轻视我们的原因。

如果中国人看到“伟大的美利坚皇帝”穿着布衣，叼着雪茄，在大街上散步，他们会想些什么呢？假如一个相当于中国道台的外国领事，为调解一桩国际纠纷，到一个省会与省长会晤，那么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集在城墙上，想一睹这位外国大官的风采。但是，他们见到的，只是两辆马车，几匹马，一名翻译，一位中国跟班，一名厨师，与所想象的浩大场面极不相符，那么，很自然的，对我们会由好奇变为漠然，再变成轻视。

我们自认为比中国人优越，却不能使中国人看到这一点。虽然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上占有优势，但又把我们的发明看成是变戏法——莫名其妙又没用，认为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产生的结果，是孔夫子不谈的魔法。

一些承包商到中国后，更多的是失望，因为中国人是如此地轻视蒸汽机和电力应用产生的奇迹。中国人无一例外地不愿意（尽管有时也不得不）模仿外国人。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空气的流通，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也喜欢一些西方进步的成果，但不愿意接受西方的方法。如果硬要他们接受，他们宁可把进步的成果也抛弃掉。只有能使中国成为“强国”的发明创造，他们才能接受。如果只是改良，没有时代精神，也显示不出比中国优越，那么只会被他们抛在一边。

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显然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劣势，但他们只会说，西方国家使用的仅仅是中国先人积累起来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只是在近代被西方人盗走，并加以了应用。

外国人在应用领域方面的能力，显然引不起中国人的兴趣。撒克逊人欣赏“能干的人”，就像卡莱尔喜欢人家称他“王”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能既有趣，又令人吃惊，如果他们碰巧用得着这项技能，他们不会拒绝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以外国人为榜样，而且从没有人这样想过。他们的理想学者是书呆子，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忘记，有多个学位，学习刻苦，废寝忘食，虽然手指有几寸长，但却什么事也不会做（除了教书）。

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落后于西方国家。前任中国驻大不列颠大使郭大人的回答证实了这一看法。当里格博士谈到自己的看法，认为英国的道德状况要好于中国时，郭大人没有立刻对此作出评价，而是带着深厚的感情说：“我感到很震惊。”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这种比较不可能得到认同。它需要对两个国家的内部生活进行深入的了解，需要对各种现状的起因进行综合的分析，我们现在不要陷入这种比较，这不是我们当前的目的。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文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尽管外国人拥有各种机械技术，但欣赏不了中国伟大的伦理道德，外国人被轻视也正是来自于这些“头脑在宋代，两脚在现代”的典型中国学者。就是他们撰写和传播了声讨外国人的文章，没几年的时间，这些铺天盖地的檄文就充斥了整个中国。

人们曾一度认为，随着西方文明的引入，中国会被刀子、叉子、长筒袜、钢琴组成的风暴吞没，会“欧洲化”。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时刻，那一定在以前，现在，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人种。

唯一可以使中国人对西方人保持稳定而持久的尊敬的途径，就是通过客观的事实表明，西方文明所带来的一切，是中国现有的文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达到的。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表现出的还会是一种恩赐和轻视。民乐队

公心缺失

中国古典作品之一《诗经》曾有农夫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的时候先降落到公田，之后再降落到私田。且不说周朝兴盛时以及之后的朝代是否有过这样的佳话，但是现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祷告了，不管是农夫，还是其他人，都不会让上天“先”恩泽“公田”。

中国的统治方式，实际上是家长制，即要求百姓服从于顶头上司。有句格言是这么说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后把它理解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自己！”一般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很像这个黑奴对格言的解释。

作为一个老百姓，他想的是“我有责任照顾好自己”，“政府力量强大，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用不着我们操心”。作为政府，尽管是家长，更多的也是在照顾自己，而不是在照顾他的家庭。

一般说来，政府是不会为百姓做什么的，除非等到百姓遭受灾难的时候，他们才做这做那。百姓们很清楚，政府做这些事，目的在于减轻灾害的程度，以保证税收不受损失。当然，百姓自己也努力防治灾害的发生，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明白，由政府来做这事，只会增加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政府和百姓对公共事务都漠不关心，也体现在道路的状况上。在中国，全国各地都曾有过用石子铺成的宽阔的标准公路，用来连接许多重要的城市。但是目前来看，这些道路都已损坏，北京附近如此，像湖南、四川等地也是这样。政府和百姓都没意识到，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要相对容易些，他们的忽略造成公路损坏严重，轻者妨碍了交通，重者整条路都报废了。

假设这些交通要道的破坏是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月，那么，至今已经过了二百五十多年，修复这些交通干线的时间是足够了，但是，看一下今天的道路状况，可想而知，修复工作是从未有过的。

政府的态度间接地影响了百姓，他们不管公共财产会怎样，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有没有遭受损失。要保护一条路或其他什么公共设施的想法从没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出现过。

百姓们认为，“河山”（即国家）是当朝皇帝的财产，道路也是他的，如果损坏了需要修复，那是他的事。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因为农田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的，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穿过农田的道路也是属于农民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用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但是，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并没有获得比别人多的好处，因为他们要为那部分路支付税赋。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开始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道路变得越来越窄，交通也越来越困难。若是夏天碰到暴雨冲毁农田，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田地。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本来宽阔的道路到最后就成了一条水沟。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中国人根本就没有。

有一次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经过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的时候，会看到河面上有的地方插有小旗子。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子是警告船只绕行，因为下面有水雷！更有甚者，我们还听说某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导致交通中断、牲口受惊，一片混乱。

与上面的情况相比，像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农夫将树砍倒横放在路上，过往的人只有等他们干完活才能通过，这些就不算什么了。

乡村的情况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城里了，到处是占道行为。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管理者如果经过那里，这些货摊就会很快消失，管理者一走，本不能摆摊的地方又会变得十分拥挤。

在中国，各式的手工作坊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杀猪的、理发的、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的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溶为一体，聚集处也显得异常地拥挤。更有甚者，女人们把被褥拿到街上来晒，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占道造成的不只是交通的阻塞，例如，木匠会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会沿街晒起面条等等。这些事也反映出了人们的一种心态，即摊位前的空地是属于摊主的。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根本就没认识到，对所占道路具有使用权，就需要负有相应的维修责任。

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时间和必须的物品。而许多人合在一起干，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吃亏。如果地方官员下一个命令，要求沿路的村庄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畅通，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对属于“公共”的东西，中国人不仅不当一回事，不加爱护，还占用，甚至偷盗。铺路用的石子，城墙上的方砖，都在此列。听说在某个港口城市，外国人墓地的围墙没隔多久，就一砖不剩了，只因那个地方不专属于谁所有。在不久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现有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也被盗，在皇宫里曾引起一场轰动。

中国人有没有爱国心？这是人们经常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几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的，他们敌视外国人，认为西方人的文明发源于中国。最近几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妄图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是他们的杰作。

正像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一样，在中国人眼里，出版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称赞的，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认为，这场运动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但是，写文章的人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而是出于为国效劳，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

孔夫子在《论语》中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一半是结果，一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

对此观点，哈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事例可以说明：

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时，恰逢我们离京外出旅行。在一家客栈喝茶的时候，我们故意谈起皇帝近日驾崩的事，想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在在座的中国人中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由于皇位的继承还没有公布，我们对此表示担忧，就问同座的人们：“皇帝的三个儿子，你们认为哪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改变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那就太小了吧？听说朝廷中有两派，哪派会赢呢？”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提出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做着各种的猜测，想激发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只顾抽烟、喝茶。他们的冷漠让我们很不满。

终于，有个中国人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我们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充满期待地看着他，没想到他走到我们面前，拍拍我们的肩膀，以一种长辈的架势对我们说：“朋友，何必要劳神呢？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是大臣们的工作，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为那个烦恼，图什么呀！”其他的人也随声附和：“对，就是这么个理儿。”接着示意我们，茶凉了，烟抽完了。

1860年，英军入侵北京，用的骡子是从山东买来的。天津和通州签订了投降条约，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愿提供一切所需。外国军队里干苦力活的，大多数是从中国香港雇来的人。而这些苦力被清军俘虏后，只是被剪掉了辫子，又送还给了英军——这些事例，不难看出中国是否真有爱国心、真有公心。如果还认为有，那么意思肯定和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理解的意思不同。

当然，在中国也曾有为正义甘冒危险、愿献生命的人出现。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让人们承受不了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带领人们反抗。此时，政府会假意做出妥协。事情镇压下去后，“受骗”的群众无论被怎么处置，带头人都难免为了正义而死，而这也才算得上是公心的最高体现。

纵观中国的历史，每到关键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担当起重任，勇敢地献身于他们所崇敬的事业。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本身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只要有一个具有公心的领导人的带领，中国人是能够激发出极大的英雄气概的。义和团被斩首

因循守旧

中国人确信，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过的坚定的信念。我们看到，中国人尊崇的古代圣人，也曾带着无比的崇敬谈论着比他更古的“古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崇古、述古，正是构成儒家学说基本主张的原因。孔子曾经说过，他不是一个开创者，而只是一个继承者。他的责任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长期被忽略、被误解的东西，收集整理起来。他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圣人，就在于他在此事业中表现出来的执著与才能。

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好比是盘子，百姓就是盘中的水，盘子是圆的，水也是圆的；盘子是方的，水也是方的。这就是儒家的道德理论。由此可以推论出，只有开明君主统治的时代，才会有美德的盛行。“尧舜”时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不仅没有盗贼，就算丢了东西也不用担心，因为最早见到失物的人肯定会守候在那里，或者和其他路过的人轮流守候，直到物归原主。

这些事，是连一字不识的苦力也知道的，我们就常常听他们说起，还有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

对现状不满，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世界各国的人们也都有这种倾向。只是，在中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一些。人们相信，古代的一切都非常美好，并且已经保留在了经典作品之中，今天就只能是继承。抱着这种想法，这些经典作品也被当作纯粹的偶像。

像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莱语的《圣经》一样，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经典作品，同样会有一种感觉，即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至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中国儒家也是如此，他们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一切都已经很完美，不可能会更好，这是基督徒和儒家共同的看法。

我们知道，就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会用《圣经》的“经文”，去辩解一些《圣经》的作者也从未想过的事情一样，儒家的学者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行为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的起源。

可以说，古代的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一种经久耐用的政体。如果一种统治方式长时间地被使用，而最后仍然适用的话，那么，这种统治方式很可能也被奉为经典。如果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清楚地了解、成功地解释中国目前政体的形成原因，那么，他得到的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即其他民族经常发生的政体改革，在中国几乎从来没有过。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六尺厚、四尺高，别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工匠回答说，如果墙被风吹倒了，反而会更高的！同样，中国的政体也不可能被推翻，它就像一个立方体，不管怎么翻倒，外表和本质与原来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面而已。直隶通州观象台厦门城门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的风俗习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虽然他们不是很了解这些风俗习惯最终的意义，但是出于本能，他们要坚决予以维护，就像母熊保护它们的幼仔一样。这种本能不只中国人才有，它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像语言一样，风俗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了。中国的风俗习惯，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它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

因而，在中国，我们会看到各种的风俗习惯，令人眼花缭乱；各样的方言，令人莫名其妙，这就是所谓的十里不同俗。风俗和方言就像成形的熟石膏，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即使打碎了，也还是不会改变。话是这么说，事实也不尽如此，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是永恒不变的，所在条件发生变化，总会有些改变的。

下面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清政府曾要求百姓削发，这种全新的削发方式，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极力反抗，甚至宁死不从。但是满族人都是这样做的，并以此作为忠于皇帝的标志。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他们的辫子最让他们引以为豪，至于曾经对清政府的仇恨，除了广东、福建本地人曾以头巾遮盖民族耻辱外，这种感觉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消失殆尽。

佛教进入中国，是在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争后，才得以实现的；而它一旦扎下根来，就像土生土长的道教，有了其难以替代的位置。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形成到今天，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长期形成的习惯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专制。尽管没有人知道习惯的缘由，但是无数人遵从着，他的职责就是遵从，并且他照做了。

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做过“三大宗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永远不懂得埃及象形文字一样。

如果问一个人，某一宗教为什么定这些规矩时，通常得到的答案只有两种：一是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先人传下来的，肯定有其根据；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就对了。在中国，不是齿轮的转动带动机器的运转，而是机器的运转带动齿轮转动。他们认为，既然是规定，只要遵从就没错。

蒙古人有一个习惯，即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小烟盒，装着鼻烟，遇见朋友，就拿出来分给他。即使盒内的鼻烟已经没有了，按习惯他也要把烟盒递给朋友，而他的朋友也会假装从中拿起一撮，然后再把盒子还给主人。尽管这样看起来很做作，但是如果朋友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让主人很没“面子”。在许多特定的场合，按照惯例只能这样做。

始终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行为。在印度，苦力们习惯用头顶着东西搬运，为修建铁路运土也一样。承包商让他们使用独轮车，又快又省力，想不到的是，苦力们把独轮车也顶在了头上。在巴西，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与印度苦力一样。有趣的是，曾有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让他的佣人去寄一封信，令他惊奇不已的是，佣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又在上面压了一块石头。

思想的僵化导致了行为模式的僵化，中国人做事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厨师每次做布丁的时候，都要把第一个鸡蛋打开后倒掉，很令人费解，原来当初教他做布丁的师傅有这个习惯。拿一件旧衣服给裁缝，让他照样做一件新的，因为旧的上面有补丁，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这些事例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只是举例来说，并无意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

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每个旅行者都能举出许多。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因循守旧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在中国北方，有的乡村穿衣戴帽都按照惯例，冬天再冷也不穿皮衣，夏天必须戴草帽，否则才叫奇怪呢！有的地方，只有到了特定的时间才烧炕取暖，如果旅行者碰巧赶上“寒流”，想说服店主烧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还没到烧炕的季节！

中国的工匠也非常的守旧，他们不愿意采用新工艺。我们以烧砖师傅为例，有一次，外国人开的窑厂接到一批定单，要的是比当地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方砖，这非常容易，只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可以了。于是，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可到时间取砖时，却没有烧制出来，询问接受任务的中国烧砖师傅，他说：天下没有这种模子！他拒绝参与任何诸如此类的创新。

中国人的因循守旧，影响着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不管你是否对中国的未来有兴趣，这都是一个事实。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那时候，大量新事物不断涌进中国，但是，他们陈旧的思想将大部分拒之门外，只接受了一点点。

对西方各国的态度也是如此，就是一再地拖延。或许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种现象，一是他们不太想要新的；二是他们也不想放弃旧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种早该倒塌的古老的土屋，却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它的命运。同样的，旧的风俗习惯和旧的宗教信仰，仍被支撑着，继续履行着旧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在他们看来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当然，我们还要认清的是，这种由此及彼的变化过程，可能会长期受到阻碍，但也可能会突然实现。

当初，电报刚刚进入中国，人们对这事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致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为此，当时沿海某省的英国总督还曾上书皇帝。但是，当开始与法国人交战时，不仅电线很快被架设起来，而且有关当局还立即建起了电报站，一改往日的态度，电报受到了欢迎。

中国最早的铁路很短，只是开平煤矿出口处修建了一段。虽然之前人们因为风水问题反对过，但是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让人们相信，风水根本就不是火车的对手。虽然后来这条铁路没有再继续修建，但那是财政上出现了问题，与风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中国人在处理重要事务时，既有因循守旧的一面，也有违反惯例的一面。比如，中国是一个最重视孝道的民族，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而宰相则不然，不管他怎么申诉，皇帝都是不准他离职的，要他将本该守孝的日子尽责于国家大事。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是在中国最不可改变的君臣父子关系。但是，事实也不尽然。最近的一次皇位变更，由于是由旁系亲属继位，那么，小皇帝的健在的父亲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自杀，要么退位。光绪继承皇位的时候，其父醇亲王就得辞官。醇亲王生病的时候，作为儿子的光绪皇帝也只能以探望臣子的名义探望他的父亲。

综上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墨守成规。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理解，并能够谨慎地利用中国人的这一本能，就可以使之成为我们的保护伞，从而与一个如此敏感、如此固执、如此守旧的民族交往，就会变得异常顺利。

外国人要做的，就是模仿中国人，像他们一样把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不懂也要装懂。在受到责难时，要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坚持下去不认输。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和中国人打交道，并且相安无事的，这值得居住在内地和其他城市的外国人学习。

随遇而安

中国人很能适应环境，并以此为满足，他们并不太讲究舒适与方便。当然，我们这么说的标准依照的是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我们现在要谈论的，是在所谓舒适与方便问题上，东西方人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

首先从中国人的服装说起。在前面曾谈到中国人轻视外国人时，一方面就是因为西方人的服装样式，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中国人的外观打扮，也会令西方人很难接受。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有这样一种打扮，即把前半部分的头发剃光，让本来应该得到保护的部位暴露于外。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种削发方式，是中国人在刀尖之下被迫采取的，并以此作为忠于皇帝的标志。既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削发方式，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适，而且或许再也没想过要改变样式。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文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据说这个民族起先是游牧民族，按理说，他们在毛纺技术方面应该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他们却不懂。虽然有一个特例，即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但是这一技术并没有被普及，我们看到的还是漫山遍野的羊群。

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这里的人们是用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做衣服的。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用棉花织成布来做衣服。在有些地区，冬天异常的寒冷，人们就不得不穿好多件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一个小孩要是摔倒了，常常爬都爬不起来，就像掉进了一个桶里。但是，我们从没听人抱怨过，穿这么多衣服很难受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不愿意忍受这种束缚的，无论如何都会想方设法摆脱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们没有、也不穿任何的内衣。虽然对我们来说，不能没有那种可以经常换洗的棉毛内衣，但是中国人从没想过这种需要。他们为了对抗寒冷，用很多的衣服裹住身体，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么穿衣服不舒服，但是他们也不是特别在意。我们曾经给了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一件内衣，告诉他每天都要穿着，就不会受寒了。但是一两天后，我们发现老人又把它脱掉了，因为他都快“热死了”。

中国人穿的鞋子是用布做的，经常会渗水变得潮湿。如果天气冷的话，脚底板整天都暖和不了。当然，他们还有一种防潮的靴子，是上过油的，但价格相当昂贵，很少有人用得起。雨伞也是如此，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奢侈品。让雨淋湿的人，很少会把衣服换下来，而是很自然地让身体来焐干。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手套很好，但自己却没想过要用。即使在北方，那种不灵便的连指手套，也是难得一见的。

最令外国人烦恼的是，中国服装居然没有口袋。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希望衣服上有许多口袋可用，外衣胸前的口袋装记事本，下面的口袋装手绢，衬衣的口袋放铅笔、牙签、怀表之类，其他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皮夹子。外国人把经常用的东西放在身上，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像小梳子、折尺、开塞钻、靴扣、镊子、指南针、小折叠剪刀、弹子球、小镜子和自来水笔等。

中国人就不同了，他们几乎没有用到过这些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会把手帕塞在怀里，即使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你把重要的文件交给他，可就要担心了，他会把文件塞在绑腿里，虽然上路前他认真地扎紧了，但是，带子在不知不觉中会变松，文件也常常会丢失。如果身上还要带其他的东西，他们一般就把东西放在卷起的长袖里，或帽子的某个地方。

在中国人身上很难找到放小东西的地方。他们会把钱卷成小筒夹在耳朵上；钱包、烟袋、烟杆一类的东西，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钥匙、梳子、古钱系在外衣的纽扣上。人们要异常地小心，稍不注意，这些东西就会丢失。

在照顾孩子方面，知识也严重匮乏。他们不知道婴儿对温度的变化异常敏感。不但不注意给婴儿盖好被子，甚至还经常掀开被子，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孩子。从这些无知的做法中，我们就可以了解、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为什么许多中国婴儿满月之前，就会死于因突然受寒而发作的惊厥。

当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在中国的有些地区，人们用一种沙土袋代替孩子的尿布。这对于西方的母亲来说，想想都会惊恐万分。这些可怜的孩子吊着一个沙袋，就像青蛙“背”着一个铅弹，根本不能动弹。至今，在这种做法流行的地区，如果一个人没有实际经验，还会被人们说成是没脱掉“土裤子”。

中国人很能将就，不仅表现在服装上，在住房上也是如此。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且不去说那些没房子的穷人，来看一看有房子的中国人。他们似乎不愿意在房子的四周种些树用来遮荫，而是喜欢搭个凉棚。即使不搭凉棚，他们也不会去种遮荫的树，而是种些观赏类的灌木。酷暑来临，院子里热得受不了，他们干脆坐到街上去。实在不行，就回到房间里去。大多数的房子没有北门，只有南门，因而空气无法形成对流，屋里不见得有多凉快。如果问起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时，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我们的房子从来就没有北门！”

在中国的北方，人们一般都是睡炕。炕是用砖坯垒起来的，可以在中间烧火加热。外国人很难适应这种炕，如果没有烧火，炕就会很凉；如果火烧的太旺，后半夜的时候会被热得睡不着。不管怎样，炕的热度是不可能一夜都很适宜的。此外，由于材料的原因，这种炕还会生虫，即使每年都更换砖坯，这些不受欢迎的家伙也不会消失，因为整个房间的墙上早已都被它们占据了。

害虫会传播疾病，这是许多中国人都知道的，但是，却没有人去防治这些害虫。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许多人家的墙角上都挂着蜘蛛网，没有人打扫。对于苍蝇和蚊子，中国人更宽容，它们闹得太厉害时，就烧一些有香味的草驱赶它们。

睡觉用的枕头，在东西方的舒适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枕头是用来支撑头部的，是一个装着羽绒的袋子；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撑颈部的，或者是一张小板凳，或者是一截木头，或者是一块砖头。如果以中国人的方式枕着中国人的枕头，那无疑是在受折磨。同样的，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所使用的枕头上睡十分钟，这是肯定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中国人不懂毛纺技术，不仅如此，他们对家禽的羽绒也不感兴趣。中国人不知道羽绒可以制成被子，任羽绒随风飘走。他们只知道羽绒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扎起来做成鸡毛掸。在中国西部，为了保护刚出芽的麦子和豆子不被动物吃掉，家禽的羽毛被随意地、厚厚地散布在地里。

对西方人来说，最好的床要数钢丝床，坚固而且有弹性。但是，中国人的观点显然不同，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添置了这种床时，竟使得置办这些用品的医生失望了，居然有病人宁可躺在地板上，也不愿意睡在床上，因为他们觉得躺在地板上就像在家里一样舒服。

中国人居住的房子，一到了晚上就会变得异常昏暗。人们一般都不点煤油灯，绝大多数地区还是按照惯例，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点灯，这种灯的光非常暗，仅仅能照见东西，但是他们似乎很满足，根本就没想过进一步看清东西这种更高层次的追求。

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家具既笨重又丑陋。中国人坐的长凳没有靠背而且很窄，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坐人，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就会翘起来。在亚洲各国，中国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当然在我们眼里，也是相当难看的。其中有一种椅子很高，靠背很直，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式样。还有一种比较常见，椅子很大，足以坐一个大胖子，但是看起来不够牢固，很容易垮掉。

中国人居所的潮湿和冷，是西方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房间的地面用泥土或铺设没烧制好的砖，既不舒适，对健康又不利。还有，房门也是松松垮垮的，两扇门根本就关不严，四周都透风。即使只有一扇门，而且也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了，也还是不能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中国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曾有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请随手关门”，但是，这在中国纯粹是一句废话，因为没有人会那样做。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即人们进门的时候通常都要低头，因为不管是房子还是院子，门框都做得非常低，不那么做的话头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的窗户一般是用纸糊的，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的袭击。我们使用的百叶窗在这里不常见，就算有，大概也没有人用。

中国人的家里通常只有一口容量很大的大铁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每次只能煮一种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水，而且，还必须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每次煮饭的时候，水汽和烟弥漫整个房间，外国人往往被呛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但中国人似乎是无所谓的。

对西方人来说，冬天没有暖气，是中国人住所的一大弊病。中国大部分地区，取暖只是靠做饭的锅灶和炕，即使冬天特别寒冷的地区也是如此。对于炕的舒适，中国人是充满了高度的赞扬，对西方人来说，恰恰相反，他们喜欢的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而不是凉或热得让人睡不着。在寒冷的夜晚，中国的炕远不如“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

就全国范围而言，在有限的产煤地区，煤已经开始作为燃料在使用了，但是在烧煤时，煤烟总是在屋子里出不去。即使家境很好的家庭，在木炭的使用上也非常节省。但像烧煤一样，存在着隐患，用时必须要很小心。

在寒冬腊月，即使待在家里，人们也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因为屋子里实在冷得难受；外出的时候，就没衣服可加了。如果问他们：“你冷吗？”他们的回答总是：“当然冷！”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只是底层在缓慢地流动，表层全都冻结了。一辈子就从来没有暖和过，这就是他们留给西方人的印象。

对于一位中国道台的话，我们曾经很惊奇，他说：美国的监狱甚至比他的衙门更舒适。现在知道了中国人住所的样子，就可以理解他的话了吧。

拥挤和噪声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前面我们也曾提到了。天气冷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会挤在一起取暖。就是在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挤满了人，或坐或躺。任何西方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拥挤，我们喜欢独门独户的房子，既通风又不被打扰。

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条件，既凉快又安静的居住环境，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在城市的周围，建着许多小村落，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地价太昂贵了，大家不得不挤在一起。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都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了，狭小的院子、拥挤的房子，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活动的空间。

在中国，一个小客栈的牲口棚里，有五十头驴，那是很正常的事，而且整个晚上都会有你想象不到的热闹。一位外国旅行者夜宿在小客栈里，兴致勃勃地看着大队人马的到来。可是，到睡觉的时候，同屋住的中国旅客已经熟睡了，而一大群骡子发出的咀嚼、踢腿和长叫声，让他根本无法入睡。

哈克先生说，中国人知道要让牲口不乱叫，在它的尾巴上吊一块砖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人这样做，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并不在乎牲口是否在叫。中国人并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并不局限于某个阶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知道曾有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在家里养了大概一百只猫，这个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广州的商店

没人看管的狗到处乱跑，这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会见到，中国人对此熟视无睹，或者是受佛教讲的不能杀生的影响。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出版的一本有关东方游记的书，其中有一幅名为“君士坦丁堡大观”的插图。画面中有各种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插图。

尽管常会发生被疯狗咬伤的事，人们似乎也不会太担心，也没有什么感觉，一大群狗仍是爱怎么叫就怎么叫。我们有一句谚语：“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治疗”，这充分地体现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他们一旦被狗咬伤，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了事。

上面讲了这么多的事例，都是在讲中国人对舒适的态度，即不在乎。同样，中国人对是否方便也不关注，看下面几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也一直以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骄傲。中国文人的书房里一定会备有“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但是，这四件写字、作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当人们在外需要用到的时候，很难找齐它们。就算都备齐了，还必须有水来研墨，当然，还要知道怎么样把笔毛弄软，否则还是不能用，如果把笔弄坏了，那就更浪费时间了。中国人没有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们既没有削铅笔的小刀，也没有衣袋用来装笔。

在西方国家，如果住在高级宾馆里，不仅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可以享受到各种服务，像提供冷热水、灯光、供热或其他一些宾客想要的服务。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是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口头上说得好，但是客人需要的服务却很少能达成。客人需要什么时，往往要到房门外大声喊叫，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提供他们一些服务，但大多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是想用就能买到的，因为这些都只能从卖货的小贩那里买，而小贩什么时候来是没有固定时间的。在城里，人们晚上行路要打灯笼。即使像这种几乎天天都要用到的东西，在有的城市，也只能从那些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买到，就像我们向小贩买牛奶或鲜酵母一样。

在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很小，买东西非常不方便可能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譬如说，有的地方，人们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从这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卖掉；如果卖不掉，就又拖回去。如果一个缺乏经验的人，不假思索地希望在五月份买到木料，他将很快明白一位东方智者说的话：“在这个世上，机会只有一次”，因为他根本就买不到。

在谈中国人的节俭特性时，我们说过，中国人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成品，顾客买一些部件，需要再加工，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组装。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不方便的事。

我曾经让一个佣人去买把斧头，劈柴用。市场上没有，结果他带回的是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然后请铁匠打成了斧子的头，再请木匠安了一个柄，合计下来，整个斧头所花的钱比买一把外国的好斧头还要贵得多。

在中国一些不方便的事情中，给西方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缺乏卫生设备。譬如在北京，如果你试图把排水系统治理一番，那么，新产生的问题比你计划治理的要多得多。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能给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找到答案：在中国，哪个城市是最脏的？

一位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外国人，到南方访问，对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感觉上比北方的城市要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横贯游览了厦门，结果发现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干净——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而言。

出于对居住地的嫉妒，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说：“事实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刚下过了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游览福州的时候，这位旅行者认为发现了中国最糟糕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也是如此，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无须奇怪，他公正而诚恳地收回了他对北京的看法，因为南方比北方更糟。

在讨论中国人缺乏公心时，我们已经谈过其道路状况。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公路，窄得只容一辆车子通过。在这条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上午允许朝某个方向行驶，下午允许朝另一个方向行驶。

无论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了。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尤其是他们的鞋子——是不防水的。中国的道路，我们也已经知道，下雨就满路泥泞。在西方，碰到下雨天就不出门的人，我们称他傻瓜，而在中国，碰到下雨天不待在家里的人，才被称为傻瓜。“等雨停了再说”，这是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话。除了政府部门，对其他人来说，活动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紧急的公务，也战胜不了遇雨就停的惯例。

我们确信，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出来的水柱，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驱散气势汹汹的人群，这是一位外国人在中国看到的事实。橡皮子弹也不会这么有效果，因为人们会捡拾废弹头，然而对于冷水，就像猫一样，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怀着厌恶。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中国钱币这个话题，不仅可以写一小段，而且能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的混乱和古怪，足以使西方人发疯。

在“漠视精确”那一章中，我们已经谈过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比如说，一百钱不是一百个铜钱，一千钱也不是一千个铜钱，而是其他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个钱可以当两个用，二十个可以当四十个用。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听说对方要给他五百个铜钱，他明白将收到的只能是二百五十个，或者更少，不同的地区还会有所变化。

商贩之间因为钱的事经常会发生争吵，因为在钱中，常常会混入小钱或是假钱。地方官吏也为钱的贬值烦恼，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这些掺假行为。可是这样做，又给衙门里的污吏创造了机会，对本地区所有的钱庄加重税收，因而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钱币一时匮乏，物价就会立即提高。资源很快枯竭——却没有取得任何效益——回收的是伪币，而价格并不降低。于是，质量较好的货币换成了较坏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瞬息不停地逆转。

货币的状况越来越坏，以至于像河南省的有些地方，人们上市场去，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普通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付给假钱。至于其他贵重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银锭在交易中的损失总是很大的，用银子的人，不管是在买还是卖，都不可避免地会受骗。如果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也不少，因为一个地方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方，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要大打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即使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也很可能要与钱庄的贪心人发生一场争斗，因为他们是不会付给与原款质量相同的钱币的。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不佳的环境下，中国人竟然能照常做生意。迄今为止，据我们观察，他们对这些烦恼已经习惯了，几乎不感到是什么负担，对此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在经过中国的村庄时，外国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头驴伸开四蹄躺着，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木桩上。但是缰绳不会合乎驴的身长，驴躺下的时候，缰绳就显得过短，它的头被吊起了四十五度角，看上去脖子似乎要脱臼了。让我们很疑惑的是，缰绳这么短，它为什么不挣扎呢，反而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我们确信，外国的驴决不会这样。

看过我们的论述之后，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却似乎自我感觉很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标准来说的，而与我们的标准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开始时所提出的命题。中国人已经知道怎样去适应自己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以极大的耐心去默默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困难。

时代在变，我们也随之改变。相反，在中国，时代没有变，民族也没有变，舒适和方便的标准，现在和几个世纪前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有新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必将改变。我们已经习惯的标准，他们同样也将具备，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

生命顽强

生存能力，是中国人具备的其他特性的一个重要背景，很值得对其本身的性质进行研究。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人的繁衍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和恢复再生的能力。

外国旅行者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都是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事实。日本的人口也很多，但是很明显，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不能和中国相比的。在人口的相对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和印度很相似。不过，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多种多样，而中国，除了无关大局的个别现象之外，是统一而没有变化的。人头攒动的中国香港皇后大街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足迹所至，都可以看到人口的过剩。就算是有些地区人口相对稀少，一般情况下，我们也能很轻易地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1877—1878年蔓延五省、几乎空前绝后的大饥荒，使中国人口大约减少了数百万。

由于中国人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投奔他乡，因此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并不能像西方那样很快地修复。虽然如此，也不难发现，无论多大的破坏力都不及修复力强大，只需几十年的安定和丰收，我们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就会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祸中恢复过来。这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正视，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在中国各地，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孩子，就像查尔斯·兰姆在抨击过分骄傲的母亲时所说的，“像蜂群一样挤满了所有的死胡同”。中国社会有一个永存的奇迹，那就是用什么方法供应这么多孩子的衣食。必须牢记的是，许多孩子是“衣食”无着的。换句话说，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减少中国的人口。

现在已经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可见其繁衍能力有多么强大。

中国现有的人口数，即使作最保守的估计，大约也有两亿五千万。虽然我们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结论的得出只能靠笼统的、不精确的方法，但是，一般情况下，结论几乎不可能会错。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人口的数量，更在于增长的速度。中国人结婚很早，在他们的观念里，传宗接代已经根深蒂固，之后才是爱惜钱财。游戏

据最早的文字记载，上帝给予人类的指令之一就是，“在尘世间休养生息，入土为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个指令“已经广为人类所遵从，并且，上帝的指令中，也只有这一条为人类所遵从”。在中国，这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正确。

正像我们已经谈过的，中国幅员辽阔，几乎包容了各种土壤、各种气候、各种物产。中国人生活的区域是如此的广大，亚热带地区、近北极地区，以及两地之间的任何地区，看上去都十分的兴旺。据观察分析，各地区的任何区别都取决于地区本身的特点和该地区供养人类生活的能力，并不取决于当地人民适应本地区环境的能力。

来自广东、福建两省较小地区的中国侨民，移居印度、缅甸、泰国、东印度、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西印度、中美洲或南美洲，我们从未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很迅速地适应各种环境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适应是怎样的迅捷，怎样的圆满，他们比当地民族刻苦得多、节俭得多，他们的团结和相互的凝聚力是怎样的非凡，以至于其他种族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喊出“中国人滚出去”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再整体性地大规模移居海外了，这对于非华人种族的心态安宁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幸运。

由于完全缺乏统计数字，我们只能笼统地说一说中国人的长寿。所有观察者或许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各地的老人非常多。年长者总是很受尊敬，被列为五福之首。人们都会很认真地记录自己的出生日期、时辰，以便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说出来，尽管像前面提到的，这种计算方法是不严格、不精确的。墓地的墓碑上通常刻有死者的享年，但是，除了出产石头的地区之外，很少有坟墓立有石碑，而是用其他的方法标记。

在中国，很少有百岁老人，但接近百岁的随处可见，如果仔细地去找，估计比预想的还要多。事实上，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穷人，是十分缺乏营养的。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就不禁要奇怪，这么多的人是怎样维持这样长的寿命的呢？

众所周知，自本世纪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持续增长。这要归功于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法则，改进了防病方法，改善了医疗条件。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生活环境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如果社会医药科学能够像过去五十年在英国那样，为中国服务的话，前一世纪的老人数目一定会有很大的增长。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对卫生规则完全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公然漠视，这是住在中国的全体外国人都很清楚的事。既然如此，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他们很想知道这样一个问题：对自然法则的无知和蔑视，招致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能使中国人灭绝呢？事实上，中国每年都有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但人数并不是很多，更加证明了中国人有奇特的抗病和康复能力。中国人因为一点小事就要拼命地发脾气，与生命力坚强的特性一样，同是一种重要的民族特性。

我们已经多次遗憾地提到，由于完全缺乏重要的统计数字，我们不得不依靠外国人的观察记录来分析中国人。这些记录来源于持续增长、一年比一年更多、更有价值的外国诊所和医院。

分析整理每年度的医学报告，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在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方面，得出的结论肯定是新鲜和有力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只能举几个事例，并简单地加以说明，其中前两件是笔者熟悉的，第三件摘自一家大医院出版的报告。实例的说服力是建立在确凿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并不孤立，个别事例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大多数读者的观察相一致。

几年前，我和一家中国人同住一幢房子。一天下午，听到窗下传来一声惨叫，那里的窗台是用砖坯砌成的，下面有个洞，里面有个大蜂窝。原来一个才十四个月大的孩子在院子里玩儿，看见这个洞，以为是一个玩具房子，就鲁莽地爬了进去。孩子剃的光头，脑袋呈红色。蜜蜂或者被这突然的侵扰激怒了，或者以为光头是大牡丹花。总之，蜜蜂停在光脑袋上就蜇。孩子被抱出来的时候，已被蜇了三十多下。孩子哭了一阵，被放在炕上睡着了。手边没有药，被蜇的地方也没有敷任何东西。但是，整个晚上，孩子很安静，没有一点吵闹，第二天肿包就消失了。

1878年，流行性斑疹伤寒很是猖獗，很多人都死于这种病。居住在北京的一个外国人雇佣的车夫也患上了该病，在第十三天，患者病情出现危机，他突然变得暴怒，力气大得出奇，把三个被派出照看他的人，弄得筋疲力尽。那天晚上，为防病人逃跑，照看他的人特意把他捆在了床上。可是，当看守睡着的时候，他设法解开了绳子，赤身裸体地逃出了屋子。

在凌晨3点的时候，看守的人才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甚至连水井都找过了，怕他投井。后来，在大约十英尺高的院墙处发现他逃走的痕迹，他沿着树爬上院墙，跳了出去，立即沿着皇宫城墙外的护城河往前走。两个小时后，人们找到了他，只见他把头伸进城墙下的铁栅栏内。因为他的头热得受不了，才想到这里凉快凉快。很明显，他的这个姿势已经保持了很长的时间。在带他回去的路上，竟然发现他的热病痊愈了，虽然腿上还患有风湿病，但是肯定会慢慢康复的。

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天津人，住在中国军队的演习场附近，以捡废炮弹壳为生。有一次，他捡到了一枚炮弹，试图把它拆开来，结果引起了爆炸，炸烂了他的左腿，他被送进医院，实施外科手术，他的左腿膝盖以下被截去了。经过这件事后，他本该结束这种危险的营生，但是他很快又重操旧业。大约六个月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他的整个左手掌被炸掉了，伤口破烂，右臂上部被火药烧焦，鼻梁和上嘴唇被炸裂，右边脸颊、右眼的上眼皮、额骨的旁边和右手腕被炮弹片划伤，右小腿也被炸开很深的裂口，露出骨头。

这个人受了这么重的伤，昏倒在地，任太阳曝晒，四个小时无人过问。一位满清官吏经过此处时，刚好看到他，就命令苦力把他送到医院去，官吏也陪着走了两里路。抬的人太累了，等官吏一走，就把他扔进了沟里，不再管他的死活。

虽然已经苟延残喘，但是等他醒来之后，他爬出沟，单足跳了五百码（1码=0.9144米），来到一家米店，找到一篮子饭，他用没受伤的手把篮子倾斜过来，绕在脖子上吃饭。店主为了赶他走，只好用筐子把他抬到医院门口，让他在外边等死。虽然由于大量失血，他的身体状况很差，脉搏微弱，但是他并未失去神志，说话清晰。他吸食鸦片成瘾，这个毛病不能根除。然而，除了第五天和第六天腹泻、轻微打摆子外，病人自始至终没有严重的症状，四个星期后，他拄着拐杖出院了。

如果一个民族具有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能够在战争、饥饿，瘟疫和鸦片的影响下坚持生存下来；如果他们能注意一些生理和卫生法则，有适宜的食物，保证营养，那么他们不仅会有足够的力量占据地球的主要地区，还会更加进步。

能忍且韧

对于中国人的各种特性，我们不能将它们分隔开来独立地进行考察，否则对其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了解，尤其是对“忍”与“韧”这种特性的考察。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与他们的“不紧不慢”、“漠视时间”以及最能体现中国民族的“忍”与“韧”品格的“勤劳刻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国人口稠密，生活降到了最低水平，实在是名副其实的“生存斗争”。要想活命，就必须要有生活资料，于是人们都竭尽全力去争取。可以说，中国人已经“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

极度的贫穷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并不会使任何人变得勤劳刻苦。但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被赋予了勤劳刻苦的天性，那么，贫穷和生存斗争就会使这种天性得到最有效的发展。同样，作为中国人重要特性之一的节俭也将得到发展，而且，还会发展出“忍”与“韧”的品格。

猎人和渔夫懂得，他们的生计靠的是行动的诡秘和谨慎，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无论他们属于“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种族，他们必然是诡秘、机警和有耐心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谋生条件，常常是最为恶劣的，因而他们学会这种方法，即把最发达民族积极性的勤劳与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性的忍耐结合起来。

中国人甘愿为很少的报酬，长时间地干活，因为对他们来说，报酬再少，也比没有要好得多。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的勤劳刻苦自然会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但是，中国人则不这么认为，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勤劳刻苦并不一定能产生那种效果。所谓“自然”是指条件适宜时，就必然产生这种结果。

不消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五百人，这样的条件不利于验证下列格言的：“勤劳和节俭是幸运儿的双手”。然而，只要能拿到报酬，中国人总是满足地辛苦劳动，而这种满足，也正反映了他们“忍”的美德。

据已故的格兰特将军所述，在他环球旅行归来的路上，有人问他，在他所遇见的事情当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他碰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一个犹太人输在了一个中国小商贩强劲的竞争力之下。

这件事情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犹太民族的品格，已经获得了最令人惊愕的成就，但是，犹太人在全人类毕竟只占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却在地球总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输给中国人的那个犹太人，与其他的犹太人在本质方面没有什么不同。虽然竞争者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个犹太人与中国人竞争，其后果大概相似，因为实际上可以肯定，那个成功的中国人，与其他几百万个可能处于相同机遇的中国人也无本质的不同。乞丐

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超群的。如前所述，一位中国书生参加科举考试，一年不行再一年，直到九十岁才如愿以偿。他的坚持并不是为了报酬，而且也不可能有报酬，证明的只是其超凡的韧性。这类似于鹿的飞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天性。即使是商店门口最卑贱的乞丐，身上也有着类似的品性，为了讨到一个铜钱，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纵然不受欢迎，但是他的耐性不衰、韧性不变。

在我们的眼中，毫无怨言的等待、默默地忍受，是中国人“忍”的主要表现。据说，检验一个人真正品性的方法，就是研究他在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就给受考验的人以好处，“温暖他，烘干他，填饱他的肚子，让他成为天使一样的人”。

在当代文学中，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没吃饭的英国人，就像一头失去幼崽的母熊一样危险。这种情况，对于不列颠岛的居民和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适用的。由此可见，当我们拥有所值得自豪的文明之时，首先还得填饱肚子。

笔者曾经看到大约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其中多数人走了几里路，去参加一次宴会，结果遇上了可怕的令人失望的事——宴会原来订的是十点钟开始，许多人把它当成这天的第一顿饭，都没有吃早餐，但是，宴会并没能按时开始。

等宴会终于开始了，本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是又来了许多人。于是，先来的人只好饿着肚子站在一边，伺候那些宾客。后来的人津津有味地吃着，细嚼慢咽的吃喝气度，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看起来比我们要高雅得多。先来的那些人如此长久、如此耐心地等待着，出乎意料地又来了一些人，必须再行延迟。

这一百五十位遭受无礼对待的人，会怎么做呢？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只是“基督教国家”的其他公民，我们就很清楚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肯定会一直带着难看的脸色，直到在下午3点钟坐下来就餐前，大发雷霆，对周围的人咆哮。他们会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一封“连用五个‘现在，先生们’”的抗议信。

然而，这事发生在中国，一百五十位中国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不仅没发脾气，而且非常诚恳、礼貌地服从主人反复的调遣，他们的等待好像无足轻重，早吃晚吃都是一样的。读者可否知道，西方文明中，有哪一种伦理能够经得起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呢？

中国人忍受痛苦，不仅靠毅力，而更难做到的是靠耐心。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询问一个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并且坦白地补充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用再为治疗眼睛操心了。当医生仔细检查后，很遗憾地告诉他不可能恢复时，这个人却回答说：“这下我也安心了！”他这样说，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出于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痛苦”的品格。

我们认为，烦恼是现代生活的一大害事。刀不怕用，就怕生锈，而烦恼就像侵蚀刀刃的铁锈。中国人具有不会烦恼的天性，这是他们的一大幸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就整体而论，没有深重苦恼的人是比较少的。中国的老百姓，时常遭受周期性的干旱、水灾、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由某种不确定因素而导致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但是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人们好像并未觉察到这些大烦恼。

一个中国人的土地、房子和妻子都被人夺走了。我们问他以后会怎样时，通常的回答就是：“再没有太平日子过了！”“事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晚，但麻烦肯定少不了的。”既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无限地忍耐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给外国人造成最深印象的是，上述各种灾难降临时，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忍。不幸的是，这些灾难在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可能见到。外国人最熟悉的那几个省份，几乎从来也没有完全摆脱过水灾、旱灾和饥荒。1877—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几百万数不清的人们遭受的痛苦，让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

当时，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造成的灾害是无法计算、难以想象的。几个不同省份最好的地区都被毁坏了，肥沃的土地变成了一片黄沙地。数千个村庄被冲毁了，死里逃生的灾民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失去了希望。

大群的人突然家破人亡，被迫无视政府的统治，铤而走险，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自我求生是自然界的首要规律，这些人毫无预防地陷入饥饿之中，求生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难道不应该联合起来，强迫那些有粮食的人，给这些无食者饭吃吗？

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政府确实按一定方式施与了救济，但是，这种救济是有限的，时间很短，并且不会提供任何药品，即使是重灾民。对于遭灾严重的人们，政府确实做了一些事，然而却显得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于灾民们以后的生活，政府从没有想过。

对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是无所作为的。人们寄希望于减免赋税，即使这样的要求，通常也是得不到应允的，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请求，让他看到自己确实没有东西可以来交赋税了。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没有面包，就要流血”的革命口号是熟悉的，所以很难理解中国的状况，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摧毁的地区流浪，也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要求救助。或许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总能勉强做一些事情，也算是开了个好头。如果地方官不能“安抚”百姓，他就该被撤职，调任其他的官员。

然而，当我们反复地、执拗地询问中国人，在大饥荒时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行动呢？“不敢！”我们得到的答案始终是这个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管它正义与否呢。回答仍是同一个词：“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采取这种做法有两点原因：一是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凭着一种本能，感觉到这么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二是他们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轻易地夺取富人装不下的粮食，但是人们都不那么做，偏偏让自己默默地饿死。

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见得太多了，就像一名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显得无动于衷。那些忍受苦难的人们，已然准备终生面对灾难，尽管与灾难之间还有点距离。灾祸临头，默默承受，像是不可避免、无法医治似的。

如果他们能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可以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会这么做的。如果灾难让一家人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各自寻找生路，等待着日后相聚。如果得不到救济，整队难民会冒着严寒，跋涉千里，一路乞讨，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收成较好、劳力需求较多、较能容易维生的地方。等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又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尽管泥地还无法承受耕畜的重压，但是他们也会想办法在泥土中挖出一条条小沟，熟练地撒上一点儿麦种，然后重新去乞讨维生，直到庄稼收割的时候再回来。如果天公作美，他将再次成为农民，不再作乞丐，但是他心里明白，破产和饥饿是不会永远一去不复返的。

坚持灵魂不灭说的人，爱用的一个有力论据是：最优秀的能人，在今生时常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这个论据确凿的话，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举世无双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被活活饿死。如果历史的忠告是适者生存的话，那么一个民族具有“忍”这种天赋，又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后盾，它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知足常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对逆境有着令人惊叹不已的不可思议的忍受力。这种能力也许应该看作是一种心理悖论。即便是很明显地处在一种毫无希望的境地，但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失望，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作无望的抗争，而且往往不是为了希望。

19世纪末，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都表现出一种烦躁焦虑的情绪，但是据我观察，中国人没有这种情绪。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去迎接“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或者说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过还有这样的时代存在。

但是，“忍”和“韧”两个字还不能从根本上概括中国人在困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常乐”，就是在不幸的环境中他们仍能保持心灵的安宁和长期的精神愉快。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让人们注意这种美德，当然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此来帮助人们理解这种美德。

说中国人“知足”，并不是说中国人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并不希望得到更多更好的。正如前面我们在论及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时所看到的，他们的知足最主要表现在对待自己国家的政体的态度上。我们毫不怀疑地说，他们从来没想过改变现在的政体，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

当然，就一般意义而言，并不是只有中国人因循守旧，所有的民族都会这样，只是中国人更典型。中国人因循守旧的观念经世代相传，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它完全压制了人们对命运不满的思想。中国人当然也会遇到灾难，他们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

很明显，始终坚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可能去努力推翻已建立的秩序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样他们所受的压力太沉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在极力说服人们，现存的体制是最好的。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告诫人们，对现在的体制做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之所以顽固不化，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慢慢地建立起来的。流浪孩子组成的杂耍班在表演

目前还没有人完全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命运的民族。在中国的书籍中，有大量的关于“天命”的论述，老百姓之间也经常说到所谓“天意”。这种说法往往与我们所说的“上帝无所不能”极其相似。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个创造了世界，并且关怀我们，预言我们生活的造物主；对中国人来说，“天”是一个笼统的非人化的东西，很难完全说得清楚，实际上就是所谓命运。“好命”还是“坏命”，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儿童故事书中的“好神仙”和“坏神仙”。能做成事情，还是做不成，完全依据这些神秘的东西。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算命，都是以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为依据，而延伸出来的一种复杂的说法和做法。有无数的中国人就是依据这种普遍的说法过日子的。当然，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的。

中国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总爱说：“这是我的命。”尤其那些运气不好的人更是这样。相信命运一说必然走向绝望，或者失望。有着这种念头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只会像病人等待最后的解脱一样，等待着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始终相信命运，他们所说的信的“命”也不同于土耳其人的“真主之意”，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华民族那样相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违背的，那么他们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

希腊人一直认为：历史是用实际例子来给人启示的哲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中国人的老师，也正是因为吸取了历史教训，才使中国人形成了因循守旧的性格，他们毫无怨言地选择尽最大的可能屈从适应，而不愿意花力气撞墙以表示不满。他们行事的依据是“不能医治的伤风必须忍受”这一古老的格言。

换句话说，中国人知道富了该怎么过，穷了又该怎么过。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下的哪一种，他们知道如何知足。

我们必须把中国人的常乐看作是他们的一种民族特性，这种特性和他们的知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总是尽量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得到的幸福总是超过所期待的，这与我们很不相同。

一般的中国人不会过分讲究，他们是最好招待的客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无论吃什么，他们都觉得已经够好了。即使是为数众多的缺衣少食之人，他们也始终保持不慌不忙，这种态度让我们感到很惊异。

中国人的常乐一般根源于他们的热情好交，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忧郁孤傲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人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跟人聊天。至于聊天的对象是老朋友还是陌生人，对他们来说差别并不大。毫无疑问，他们所遭受的许多痛苦似乎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聊天来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人喜欢种树养花以点缀自己非常简陋的环境，这甚至成为了他们最大的爱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就我们的中国仆人来说，虽然对他们的许多批评也许是正确的，但他们经常任劳任怨，长期做额外的工作，不仅没有怨言，而且经常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的仆人，如果经常说自己命苦，就会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会成为话柄或者他们的口头禅。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总是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纺线的人不仅能一直工作到半夜，甚至为了节省一点油钱而在黑暗中劳作，却从不叫一声苦。他们视自己起早贪黑的辛苦为理所当然。像苦力、纤夫和独轮车夫之类，他们最为辛苦，可是不但没有听到他们对社会不公有过牢骚，反而经常见他们放弃休息的机会加班加点干活，满足于有一顿饭吃。

我认识一位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车夫，他经常推着沉重的车子一连行走数月。整个行程中，他必须很早就起身，然后翻山越岭运送沉重的货物一直到很晚。一年四季，不论气候如何，都赤脚赶路，跋山涉水。每到一个地方，还要为雇主准备食宿。要做的事情这么多，得到的报酬却不多，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干了几年的活，据雇主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仆人发脾气！

也许最能表现中国人乐观天性的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表示乐观，也希望别人对自己的情况保持乐观。甚至对很严重的病痛，他们也常常表现出充满希望的乐观态度。我们都知道，对于许多正忍受着严重疾病困扰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但极为贫穷，得不到应得的营养，而且身边没有亲人照顾，甚至还可能遭到亲戚的冷遇或者抛弃，生活对他们来说，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但是，他们仍然一直保持快乐与镇定。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他们肯定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

我们认为，具有这种乐观性格的中国人不在少数，每个在中国待的时间够久的外国人都会遇见他们。我需要重点提出的是，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的“适者生存”是真理，那么，中国人肯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孝悌为先

研究中国人的特性，就不能不说孝顺这一话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研究中国人的孝顺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课题。与我们习惯用这些词语表示的含义相比，它们在中国人当中的实际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我们使用过的许多词汇一样，难以用英语词语将它准确地翻译过来。

汉语中还有很多表示同样意思的词语，其中与“孝顺”最相近的，也是最常用的一个字就是“礼”。为了举例说明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给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性格提供一个背景知识，最好先引用卡莱尔先生的一段话（引自《中央王国》）：“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中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他们的职责靠礼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

对这段话，威廉姆斯博士的评价最令人信服，他说：“将‘礼’译为英文中的‘ceremony’很不准确，‘ceremony’的意义太过贫乏，而‘礼’不仅包括外部行为，而且涉及了所有规范礼节及其行为动机的正确原则。”

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这点从他们的一些古代书典就能看出，比如《四书》和其他古书典，特别是《孝经》。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讨论一下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孝顺的，孝顺又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的。

1877年，雅蒂斯博士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精心总结、阐述了自己在中国生活三十年的观察和经验。论文刚开头，雅蒂斯博士就说，崇拜祖先只是孝顺的表现形式之一。接着，他在论文中又提出，“孝”这一概念，很容易对人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入歧途。

雅蒂斯博士认为，中国人是他所了解的最不孝顺的人种。他们不服从父母，而且一旦明确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固执己见。这种观点受到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的断然否定。他宣称，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此截然相反。这种说法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每个人的感觉总是不同的，就像两支温度计一样。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念，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从长期的生活实践经历中可以看出，中国孩子并没有接受如何正确听从父母的教育。我们把服从父母当成一条行为准则，但他们并不是同样的做法。可是，这些不受约束，或者说受约束不是很严格的孩子们长大后的情形，就不一定和我们想象的一样了。

中国人的观点是：树大自然直。意思是说，孩子长大了，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它可能还包含别的意思，但是它确实为中国人的孝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种观念是否正确，是由人们的孝顺观念、受教育的方式和各地孝顺的具体情况共同作用验证的。《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还有一种最普遍的说法：“孝为万德之首，其诚存于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论，世无孝子。”中国人还特别指出，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有无孝心方面。违背礼节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忠心耿耿是因为缺少孝心，不恪尽职守是因为缺少孝心，对朋友不忠诚是因为缺少孝心，临阵胆怯是因为缺少孝心。这样，孝顺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行为的范畴，不仅包含了行为的动机，还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内容。

普遍的看法是，孝顺实际上是出于对先人的感激心理。《孝经》敕令章对此作了强调。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所以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对父母多年养育之恩的回报。孝顺的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父母赐予的，不善待它，就等于忘恩负义；孝顺的人，当父母在世时，要竭力服侍，当父母去世后，要经常祭拜；孝顺的人，要继承父道——“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外，作子女的还要努力纠正父母出现的明显的错误。威廉姆斯博士曾引用了《礼记》中这样一段话：“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在中国很少听到不听父母话这回事，而在西方则不然。

我们发现，孔子在《论语》第二章中，对孝作了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他的解释因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当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向他请教“何为孝”时，他说：“无违。”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违背”。显然，孟懿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后来的事情表明，孔子并没有解释完全他的意思，就像其他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有一种“欺瞒”的才能。他不是亲自向孟懿作解释，而是到后来，当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重提这件事时，樊迟问他：“夫子，您是什么意思呢？”这给了孔夫子一个透露真意的必要机会，他才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看来他希望借樊迟之口将真正的意思转述给孟懿。另外一次在回答“何为孝”时，孔子强调对父母要事之以礼，否则，只照顾他们的身体，就无异于把他们当成马、狗来看待了。

引用上面那些事例，是为了证明中国人的孝顺观主要就是做人应该依从父母的愿望，满足父母的需求。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观念。

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他比较心往神驰的还是古代那种孝顺观，而当时的观念与古代已经大不相同了。孔夫子的这些言论虽然已经过去好几个世纪了，但是它仍然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我相信，如果孔夫子现在还活着，他肯定还会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甚至更为坚定。中国官员的一家，老母居中

对于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孝顺与其他社会责任的关系，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是我们还不清楚在现实中，中国人是如何理解孝顺的。随机选择十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问：“怎样才算孝顺？”十之八九会回答：“不让父母生气。”他们认为，子女没有好好服侍，所以父母才会生气，也就是“无违”。但是孔子在说这话时，是包含着别的“特殊意义”的。

如果读者想知道相关的实例，就请看一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二十四孝图》所讲的故事。其中讲到东汉时期的一位少年，六岁时随父亲去拜访一位朋友。

少年发现，那家人院里的桔子特别好吃，于是，偷偷地塞了两个桔子在袖筒里，这就是一般中国人的做法。但是接下来意外发生了，在他告辞鞠躬时，桔子掉了下来，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可是，这位少年非常镇静，他马上跪在主人面前，说了两句话：“我母亲喜欢吃桔子，我是拿给她的。”正是这两句话令他的名声流传千古。

少年的父亲是当时的一位高官，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少年不会没有别的途径为母亲弄到桔子，但在中国人眼里，人们只会注意到他是个典型的孝子，小小年纪就会为母亲着想。不过，或许是因为他反应敏捷，很快就能为自己贪吃桔子想出借口吧。

还有一位少年，是晋代的。父母没有蚊帐，为了使父母能睡个安稳觉。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每天早早地上床，整夜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甚至连扇子也不摇一下，为的是让家里的蚊子都来叮自己。

还有一个少年，也是晋代的。继母喜欢吃鲤鱼，冬天一到，很难弄到鲤鱼。虽然他很不受继母喜欢，但他还是想尽办法帮继母弄鲤鱼。为了在冬天也能弄到鲤鱼，他不假思索地脱去衣服，躺在冰上。冰下的一对鲤鱼看到这情形，大受感动，就钻了个冰窟隆，跳了上来，以供他那暴戾的继母享用。“对妻子、孩子有私情”在中国人眼里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孝经》敕令章中曾把它与赌博并列。《二十四孝图》中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位汉朝人，家里很穷，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老母和一个年仅三岁的儿子。于是，这个汉朝人就对妻子说：“我们太穷，连母亲都养不起。孩子会争母亲的口粮，为什么不把孩子埋了呢？孩子埋了，咱们以后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再有了。”

妻子不敢反对。于是他们就挖了个两尺多深的坑，打算将孩子埋掉。可在坑底居然挖出了一坛金子。坛子上刻着一些字，说这些金子是上天赐给这位孝子的。假如没挖到金子，孩子可能就真被活埋了。但按照一般中国人的孝顺观念，这个人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做法也正确。“对妻子、孩子有私情”的感情不应阻止他活埋儿子以使其祖母活下去。

中国人还相信，只要吃了子女的肉，父母的痼疾就有可能治愈。即使不敢肯定会治愈，中国人认为总有可能。当然，这些肉应该做好后，让父母无意中吃下。北京的《邸报》上经常出现这类事例。我也认识一个年轻人，曾经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为的就是给父母治病。他一直对自己的那块伤疤感到十分自豪，就像老兵对自己在战场上留下的伤疤的感情一样。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不过也并不罕见。

中国人最重要的孝顺思想是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就是必须要有后人（男孩），有后人才有人继承香火，才有人祭祀祖先，这些活动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中国的男孩子必须尽早结婚。在中国，三十六岁就做祖父是很平常的事情。我的一位熟人，在弥留之际，曾责备自己不孝，原因就是自己有两件事情没有做：一是没能亲自为老母亲料理后事；二是没能来得及安排好儿子的婚事。而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岁左右。但这种想法，是被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和认同的。

中国人一般有七种原因会休妻，排在第一的理由就是妻子没有为自己生育男孩。对儿子的渴求，导致了中国纳妾制度的产生，随之也带来很多问题。在中国，如果生的是男孩，他们就会兴高采烈、趾高气扬；如果生的是女孩，必定神情沮丧、意气消沉。而大部分的溺婴事件也与这种观念有关。尤其在南方，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上文已经说过中国人守孝的规矩，即要求满三年。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基本已经缩短为二十七个月。比如在《论语》第一十七章中，孔子的一个门徒就坚决反对孔夫子的三年之说，认为守孝只要一年就足够了。对此，孔夫子说，君子应该在三年的守孝期间不行乐，如果你把时间缩短为一年也可以，只要你行乐时能心安就行。但是，孔夫子明确批评这个门徒是“不仁”的。

孝顺比一切社会职责都重要。除了为政府服役以外，做儿子的一生要为“孝道”付出很多时间，也有一些特别孝顺的儿子，他们会在父亲或母亲的坟前搭个棚，然后就住在那里。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白天照常生活，晚上就去那里居住。还有一些人完全沉浸在悲痛中，什么事情也不做，只知道固守孝道礼仪。

我曾经认识这样一个人，他极其孝敬父母，父母去世后，就住在他们坟前，很长时间过去了还不能平静下来做事，这种做法给全家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负担。但是中国人对这种做法却极为欣赏，完全不考虑它带来的后果。他们的观点是：履行仪式是最重要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要紧。

还有好多人卖掉了自己最后一块田地，甚至拆掉房子，出售木料，为的是给去世的父亲或者母亲置办一场体面的葬礼。这样的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错误，但是很少有中国人明白这点。因为这种做法符合中国人的天性，或者说符合他们的礼节，所以，毫无疑问的，他们会那么去做。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家庭生活有些过于松弛，对于刚从这种松弛的家庭纽带关系中解脱出来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孝行是值得注意的。尊敬长辈的品质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特别有益。旗人出殡

在西方国家，儿子长大后，爱到哪儿去就到哪去，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做法就和长大了的牛犊或者驴驹对待母牛或者母驴的方式一样，对动物来说才是合适的，因为它们不受礼的约束。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去思考一些问题，你会发现，我们的许多社会行为还需要改进。而我们大多数人就像生活在玻璃房子中一样，应该小心谨慎，不要鲁莽地随便扔石子。

然而，如果不重点强调一下孝顺中的几个致命缺陷，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孝顺观念有五大缺陷，前面已经否定了其中的两个缺陷，还有三个仍然存在。

第一个是它列举了一大堆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可是却只字不提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在世界其他地方，这类建议都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中国，人们认为它是多余的。神的使徒保罗曾在神的启迪下，将神的智慧精炼成几句话来论述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不可使她们受苦。”“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就像顺从主的安排。”“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的意见，这是主愿意看到的。”“做父亲的，不要激怒你的孩子们，以免使他们沮丧。”

在孔子道德思想中的那些世俗的智慧，有哪些能和这些意义深远的准则相比呢？中国所有的教义都是在为儿子说话，哪里有为女儿说话的？几个世纪过去了，如果不是中国人过于缺乏观察力的话，怎么没有人察觉到这种对人性严重摧残的观念是错误的呢？男孩子在家里被当作宝贝，女孩子则是家里的累赘，就算不被溺死，也得一辈子饱受歧视。

中国的孝道，把妻子置于卑贱的地位。孔夫子没有说过丈夫应该怎样对待妻子，也没有说过妻子应该怎样对待丈夫。基督教要求男人应该离开父母，固守妻子；儒教则要求男人应该依从父母，同时强迫妻子也要和自己一样这么做。因为妻子地位卑贱，所以当她与父母产生矛盾时，应该让步、屈服。

这种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它压抑人的某些天性，但又将另一些天性训化至极端；它使整个社会成了老年人的社会，青年一代则处在从属地位，备受压抑。在铁一般的压力下，人的思想被禁锢了，社会的发展和有益的变革也被阻碍了。

传宗接代的思想是孝道最主要的内容，这正是造成一系列弊病的根源。在这种观念下，无论有没有能力养活孩子，都必须生养。这就带来了早婚和人口泛滥现象，使得人们备受贫困的煎熬。它还是导致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的根源，永远不可避免地引起祸患。

崇拜祖先，是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真实反映和缩影。当正确理解其真正意义时，就会明白，它是一个民族被迫承受的一个最沉重的桎梏。但对于那些沉闷的、令人窒息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提倡崇拜祖先是最好的形式和最有力的保障。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致命的打击，在本世纪最后十五年，中国如何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形势呢？如果中国人继续把过去的死人奉为神灵，中国如何能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孝顺是自身恐惧和自私的产物，是对人类灵魂最有力的影响因素。神灵之所以受到崇拜，是因为它们有带来不幸的力量。对此，孔夫子有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如果疏忽了祭祀，神灵是会发怒而报复人的。比较保险的方法就是崇拜它们，这就是中国人崇拜死人这一观念的核心。活人之间的推理也同样简单。儿子对父亲尽孝，同时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对自己尽孝。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呢？“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每一代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没有尿床的孩子，将来就没有人在你的坟前烧纸。”

每一代人都要偿还上一代的养育债，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这样，孝道就一代又一代、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地永远流传了下来。

仁爱慈善

中国人的“五德”之首是“仁”。“仁”是由“人”和“二”两个字组成的，按照汉字造字的方法，既“仁”是从两个人互相间的交往中发展而来的。

从字面上的意义看来，似乎很好，但是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尽管如此，那种认为在中国人当中不存在仁的观点，也是一种肤浅的判断，即使一些人宣称自己了解真相。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中国的儒教教育人要温良，佛教则教育人要慈悲，这些文化不可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在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在所有方面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当他们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

在众多的慈善行为中，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是设立育婴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由于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机构还是个未知数。戴维·希尔牧师曾经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报告上说杭州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是八千英镑。1892年福建厦门教会育婴堂里的孤儿

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相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还是太少了，尤其是对于人口集中的热闹市区来说，更需要大量慈善机构。发大水或闹饥荒时，中国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很多是民众自发来做的，他们希望能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并不全由政府来组织。

在灾荒年，逃荒的灾民如潮水一般涌进城市，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遭到拒绝，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对他们让步，允许他们住进来。

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中国人大概把这当作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的事务机构。

中国人行善的内容很多，有的为穷人提供棺木；有的收集暴露在外的人骨头，并重新埋葬；有的搜集手写或印制的纸符焚烧，以拯救被亵渎的神灵；有的买活鱼、活鸟放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还有的赠送求药的人神秘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陈旧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

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反而退居其次了。的确也是这样，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捕鱼，再撒网、捕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得多。

况且，对于讲究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需要重要区分的，那就是鱼一入水，鸟一出笼，不管以后的情形怎样，人们放生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它们只能自谋生路，不能指望放生它的人会为它今后的生活提供条件。因为人只是在做自己的事，在积德，至于鱼或者鸟以后的命运，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在中国，“善门难开”，更难关。没有人能预料到出于良好愿望的行为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或者因此招致什么样的责任风险。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时刻谨慎从事。

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乞丐的眼睛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因此传教士很轻易地就治愈了他的眼疾，使他重获光明。但是，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眼睛治好了，乞丐就不能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