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利亚姆·卡拉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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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边的旧书店试读：
引子
每一周，我都会跟踪那些不是我丈夫的男人。
后来，尽管时过境迁，我却仍旧保留了这个习惯。
我知道不该如此，但是我做的许多事情都经不起推敲。抽烟，开书店，花钱报法语班却想方设法地逃课，而这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我陪女儿们走到学校，心不在焉地望向其他神情恍惚的家长，开始搜寻符合条件的目标。
偶尔，我会将高大的校门作为起点，看准一位动身离开的学生父亲，悄悄地尾随上去。不过通常情况下，我会前往熙熙攘攘的圣安东尼大道，仔细观察行色匆匆的路人。有时，我能够立刻找到合适的对象。有时，我得花费整整一个上午的工夫。有时，我发现某个男人跟我的丈夫颇为相像或略有神似——发丝乌黑，肩膀瘦削，双手无法安分地待在兜里，摇头晃脑，东张西望，目光却从未投向我的方向。可是在跟踪片刻之后，总会冒出一些矛盾的细节，令我丧失兴趣。我的丈夫绝不会戴蓝色的眼镜；我的丈夫绝不会跟孕妇抢出租车；我的丈夫绝不会从报刊亭偷杂志，从果蔬店偷苹果，从旧书摊偷书籍；我的丈夫绝不会亲吻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我曾经目睹过一位学生家长这样做。
有时，我一无所获，内心感到十分惊讶。然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恐怕是另一种情况——在半公里之内，我就可以找到一个男人，并且成功地尾随许久。
跟踪这些男人本应困难重重，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巴黎是一座拥挤的城市，跟旅游广告和宣传海报所描绘的假象相去甚远。至于我，尽管身材苗条，双腿修长，天生便具备男人喜爱的冷漠气质，但是我已经四十二岁了，除非年龄减少一半，否则他们不会关注我。
平凡的状态正合我意，我也需要平凡作掩护。
政府当局经常发布特别警示，频繁地提醒民众小心谨慎、注意安全。可是我发现，在大家增强戒备的日子里，我反倒显得最不起眼，因为我看起来完全不像坏人，谁也不会想到要提防我。
不过，无论何时，如果我追逐的男人离开大街，拐入狭窄的小路，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在繁忙的大街上，我曾经与跟踪的对象近在咫尺，仅仅相隔一两米，甚至能够看清他头发的疏密程度（我的丈夫头发非常浓密），闻见古龙水的味道（我的丈夫从来都不喷香水），捕捉到衣服上的烟草气息（我的丈夫很少抽烟，偶尔为之，必定装作若无其事，虽然我能借助嗅觉揭穿秘密，但是也会提醒自己，他可以撒谎）。
在安静的小路上，我尽量将距离放宽至一个街区或者更远。我会反复思考，如果前面的男人真是我的丈夫，我该怎么办？拥抱他，牵起他的手，紧紧地握住，踹他，打他，问他“为何要走”“去了哪里”“干了什么”。然而，对方不是他，永远都不是他。所以，我便环顾周围的商店，研究自己的手机，阅读历史地标纪念牌上的文字，好让我追逐的男人放松警惕：那不过是个迷路的游客罢了。
有一次（仅此一次），意外终于发生了，一个被跟踪的男人转过身来，亲口质疑了我的行为。
那是在我们抵达巴黎的第七个月，虽然并非很久以前，但是也恍如隔世了。当时的我与现在不同，当时的巴黎亦然。
不过，我早该料到会发生意外，而且我确实也料到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会带来麻烦，因为他跟我的丈夫实在太像了。一样的发型，一样的眼镜，一样的微笑。在卢浮宫下方的苹果零售店（其受欢迎程度和拥挤程度几乎不亚于上方的博物馆），他对一名女子露出微笑，牙齿闪亮，嘴角微斜，熟悉的表情吸引了我的视线。起初，我呆呆地凝视着他，并未发现他和我的丈夫长得极为相似，等到察觉以后，便再也无法压抑追逐的冲动。他绕着卢浮宫金字塔的“地下双胞胎”转了一圈，那个颠倒的金字塔犹如一枚指向零售店中央的箭头，仿佛在得意扬扬地宣布：“这里才是你们要找的地方。”接着，他缓缓地经过地下商场，摆脱了咖啡、玩具、奢侈的卫生纸等种种诱惑，来到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的位置：应当往深处走，搭乘地铁，还是往高处走，重返地面？
如果他选择下去，我会放弃跟踪，因为我不打算坐地铁。这是计划之外的任务，原本我只是想为女儿们——十六岁的艾丽和十四岁的黛芙妮——选购两条崭新的充电线，以前给她们买过的便宜冒牌货已经坏了。我准备换换胃口，干点儿正经的事情，比如待在家里，拿着苹果的充电线等她们放学。
可是，他选择了爬上楼梯，并且在顶层做出令人费解的举动。他没有迈向车水马龙的里沃利大街，而是折回了卢浮宫侧翼拥抱的巨大广场。他肯定是想再多看几眼。
于是，我紧紧跟随。
过了一两分钟，他低头查看手表，然后拐进黎塞留通道，朝外面的世界走去。这条室内柱廊设在卢浮宫的法国雕塑展区中，透过左右两侧的玻璃幕墙，来往的行人可以免费窥探珍贵的艺术品，无须受到警戒线的限制。
他会看吗？不。
然而，我却忍不住侧目欣赏，短暂的停顿险些害我把他跟丢，我不得不小跑了几步，才重新追上他。我们踏出黎塞留通道，横穿马路，沿着瓦卢瓦大街往北走去。
此刻，我把另一个考验摆在他面前。如果他右转，走向法兰西银行，我会立刻离开他；如果他左转，走向布鲁塞尔皇宫，我会继续跟着他，徜徉在美丽的花园和林立的树木之间。
他选择了左转，于是我也左转。他加快脚步，我竭力保持从容的速度。他穿过东北角的一片立柱，往西，再往北。我们经过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的大铁门，身穿黑衣的学者与工作人员在街道旁和庭院中漫无目的地徘徊，专心致志地交谈、抽烟，端着小巧的塑料杯啜饮咖啡。我们不停地前进。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银行，餐厅，钱币店，集邮店。我不禁怀疑，他要一路走到蒙马特高地，而我将毫不犹豫地跟上。因为……
因为，就连我都会承认，巴黎是一座剧院，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尽管边缘稍有磨损），而住在这里意味着要花费许多时间守在外面，等待进去，一旦进去，又要等待开场，思索着鲜艳的红色幕布再过多久才会开启。灯光陆续熄灭，观众陷入沉默，附近暗流涌动，你知道演出终于要开始了。
我所谓的“演出”，指的是生机勃勃的鲜花，五颜六色的嫩蕊顺着碧绿的藤蔓从高处的窗台垂落，俯瞰着幽静的小巷；抑或摩肩接踵的博物馆走廊，在人群中，你发现一尊雕像直勾勾地盯着你，眼中只有你，历经数个世纪，静止的微笑依然神秘而狡黠；抑或一顿偶然邂逅的晚餐，盘子里全是最简单的食材（可能是你自己烹制的菜肴，严格遵循某位屠夫的热情指示），组合起来却达到了绝妙的效果，轻轻咬一口，你就会品尝到超乎想象的美味。你始终在等待幕布升起，正是因为你不清楚它会在何时何地升起，也不清楚舞台上会出现什么。
比如，一个男人。比如，你的丈夫。
我给艾丽发短信，告诉她我可能要晚点儿回去，让她先打开店门，把提示牌翻到“营业中”的那面，以便吸引顾客——
突然，我跟踪的男人打断了我。“有事吗？”他说。
听起来十分突兀，完全不是正常的问候。刚才我忙着打字，虽然仍旧在走路，却没有留神观察。眼下，这个男人竟然在面对面地与我讲话，以前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他站得很近，呼出的气息颇为清新。可是，我却感到头晕目眩，周围的行路人、宠物狗、快递员和摩托车都在绕着我们旋转，仿佛石子落进河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不”，我说。我应该用英语回答：“抱歉，你说什么？”那样他就会觉得我不懂法语。然而，我练习最多的法语单词就是“不”，口音非常地道，结果他把我当成了本地人。他低声用法语询问，我为何要跟踪他。
可我才不会告诉他：其实，我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熬过了各种手册、网站和书籍所说的心理阶段——震惊、否认、怀疑、内疚、愤怒、绝望。我一遍又一遍地经历着这些痛苦的阶段，循环往复，却无法抵达专家所承诺的“接受”阶段。
后来，我总算撑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或者确切地说，虽然我没有接受失去丈夫的现实，但是却接受了其他的现实。我原本以为，经营一家巴黎书店并且住在书店的楼上，不过是权宜之计，但是我慢慢地意识到，这种短暂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永久地持续下去。
于是，我迈入了崭新的阶段：“法国”阶段。法国的一切好像都跟美国差不多，但事实证明二者截然不同。在美国，如果忽然看到跟自己的丈夫颇为相似的男人，你会露出悲伤的微笑。在法国，你会义无反顾地去追逐他。
在美国，你心想：“当然会感到好奇，毕竟这就像一本未完成的书。”
在法国，我知道，这就是一本未完成的书。
在美国，你说“我失去了丈夫”，大家便觉得他们明白你的意思了。
在法国，他们理解得更加透彻。我说自己失去了他，他们不会说“请节哀”。
他们会说：“他去哪儿了？”
所以，在回答那个男人的时候，我平静而清晰地复述了自己曾经告诉过警察的话语。
我说：“我在寻找我的丈夫。”
我没有往下说，因为这仅仅是我的故事，当初的我并不知道还有后半句。“我的丈夫也在寻找我。”Part 1威斯康星州·巴黎第一章
长期以来，我始终把书店的门面视为一处精心设计的陷阱。
虽然我们的书店位于异常热闹的玛莱区，但是却位于下玛莱区，靠近塞纳河，远离步行街，远离贩卖炸豆泥的货摊儿和出售可丽饼的餐厅，自然也远离人群和顾客。街区的一侧几乎完全被一座修道院的后墙所占领，我经常听到钟声，却从未见过任何修道士，不知院中是否有人居住。在修道院对面，矗立着一排其貌不扬的建筑，底层的商铺向外凸出，刷着深浅各异的奶油色，永久地沾染了岁月的暗黄。锌皮屋顶斑斑驳驳，百叶窗帘残缺不全，到处都点缀着花朵或花朵的遗骸，以及锻铁栏杆或锻铁栏杆的遗骸。
而我们的书店披着鲜红的外衣，就像一颗苹果，又如一道伤口。
这家商店一直都是红色的，但过去的红色较深、较蓝，更似高贵沉稳的赤霞珠葡萄酒，是我选择将其改为樱桃红，接近消防车的红色。尽管我事先征得了房东布鲁雅太太的同意，而且她也是前任店主，可是这项决定依然令街坊邻居颇有微词。我请来的第一位粉刷匠在开工之前就不干了，第二位粉刷匠在刮掉旧漆和打完底漆之后也退出了。最终，在快递司机洛朗的建议下，我雇了一名波兰粉刷匠，对方跟我一样，基本不会讲法语，所以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平常，除了负责运送包裹，洛朗还兼任附近楼房的非正式管理员，等到大功告成之际，我便主动询问他的看法。洛朗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整条街道，陷入了沉思。那名波兰粉刷匠不仅按照我的要求，采用了明媚的红色，而且还在表面涂了至少三十六层清漆，商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糊着一层融化的棒棒糖。
于是，洛朗说，我应该卖棒棒糖。
我摇了摇头。
他也摇了摇头。
我们卖书。玻璃橱窗上的烫金大字标得清清楚楚，左边写着“书店”，右边写着“英语书店”，中间是亟待商榷的店名。这家书店原本是以所在的街道命名，街道又是以圣露西命名，但问题在于，城里还有另一条街道也是以圣露西命名，人们常常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另外，圣露西其实是作家的守护神，但是布鲁雅太太说这个名字会让大家误认为店里卖的是宗教物品，结果有些时候会招来虔诚的信徒，而多数时候则干脆无人问津。她告诉我，这条街道曾经热闹非凡，不仅挤满了购书的顾客，而且遍地都是售书的商贩。后来，生意变得越来越萧条，店铺陆陆续续地倒闭，许多老板都把无法带走的库中存货送给了布鲁雅太太。毋庸置疑，他们抛弃的作品并非宝贵的法语书，而是平庸的英语书，作者也并非活人，而是死人。她几乎没有活人写的东西。
我提议将书店改名为“故版”，与通常所说的“新版”相对。“故”指的是我们从今往后专门卖已故作家的书籍，虽然他们的生命消逝了，但是他们的文字还健在。
她不喜欢这个名字，却允许我更换招牌，仿佛她很享受心怀不满的感觉。我甚至觉得，正因如此，她才会把自己经营了数十年的书店托付给我，毕竟，我对书店知之甚少，对法语知之更少，在常人眼中委实难当大任。而且，好像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兴致盎然地看着已故作家的小小天地渐渐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偏爱巴黎的游记撰稿人（他们很快便发现，我为儿童文学和女性文学破例，收入了部分在世的作家）。
布鲁雅太太私底下塞钱给洛朗，让他从巴黎郊外的仓库运来更多的书籍，那里堆放着老店主们遗留的各种破烂。洛朗声称，就算发动全世界的顾客，也不可能清除仓库中的所有存货。
况且，布鲁雅太太的顾客在全世界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在我刚刚接管书店的时候，女儿们总是开玩笑，指出顾客的数量已经降至区区三人——两个美国人，一个新西兰人，而他们也是我在巴黎仅有的朋友。每次听到女儿们这样说，我都会用微笑来掩饰受伤的内心。将他们三人称作“顾客”恐怕太过勉强，叫成“朋友”更是极为不妥。但是，我很感激他们能偶尔来店里买几本书。
实际上，纵观当代的法国以及任何地方，都是亚马逊在卖书（和雪地轮胎），而书店在卖咖啡或者其他利润更高的商品，相比之下，只卖书的书店撑得非常辛苦。不久以前，我跟女儿们还住在密尔沃基，那里的书店简直什么都卖。（两年可以算“不久”吗？两年的光阴，有时像二十年，有时又像二十分钟。）在法国，情况稍微好一些。尽管亚马逊的傻笑无处不在，巴黎也难以幸免，但是文明而先进的法国正在尝试控制书籍的打折力度，甚至还给独立的私营书店提供资金支持。类似的援助主要针对新书的销售，不过机智的布鲁雅太太早就想到了赢利的办法，她开了一家面积较小的店中店，让法语新作和英语旧书共处一室，由此来获取政府的奖励。这家法语书店专卖儿童文学的作品，看起来好像设在二楼的前半部分，实则塞在狭窄的夹层中。
夹层的后半部分是卧室，属于我的两个女儿，与法语书店隔着一道脆弱的墙壁。如果她们敞开房门，那里就会成为一家陈列着儿童文学的英语书店。黛芙妮曾经抱怨过，说她珍藏的贝芙莉·克莱瑞的作品被偷了好几本。其实是我不小心卖掉了那些书，我没有询问顾客从哪里找到了它们，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们结了账。
厨房、生活空间和我的卧室位于女儿们的闺房上方，屋里十分宽敞，装潢也颇为精致，明显是所谓的“高贵楼层”。不过，作为这栋建筑的“高贵居民”，布鲁雅太太独占了顶部的两层，室内光线极佳。她自己住在较矮的一层，她的私人藏书住在较高的一层。我去过她的套房，但是进门以后就乖乖地待在起居室里，从来不敢迈向深处。巴黎的许多事物都完全符合作家和艺术家的描绘，包括这栋建筑，也包括布鲁雅太太的起居室：昏黄的夕阳，美丽的家具，蕾丝窗帘随风轻轻飘荡，小巧的桌子上摆着古老的水晶灯。
巴黎就像布鲁雅太太答应带我去参观顶层的那个承诺，既是一项挑战，也是一份邀请，在这座城市里，二者难分彼此。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跟布鲁雅太太的交谈才会经常戛然而止；又或许是由于她早就知道，甚至比我知道得还要早——我用书店门面设下的陷阱不是为了引诱顾客，而是为了引诱消失的丈夫，结果我自己反倒落入深不见底的陷阱中，难以逃离，无法挣脱。
我发现自己经营书店的行为似乎有点儿讽刺，因为将近二十年前，我曾经从书店逃跑，手里拿着偷来的东西。而我在巴黎跟踪男人的举动则更具讽刺意味，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夜晚，我的丈夫也追逐过我。
请读者诸君重设场景。铺上一条崭新的人行道，立起一家陌生的商店，落下截然不同的舞台幕布。埃菲尔铁塔隐去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蓝天白云。城市的天际线轮廓简单，点缀着尖塔、烟囱，以及方方正正的建筑。毕竟，我们已经离开了巴黎，来到了密尔沃基。
我的左手没戴戒指，我和丈夫还没有结婚。我们都不喜欢出门，甚至不认识彼此，所以当他在街边跟我搭讪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尴尬。他不停地高喊，一连串响亮的“喂”飘入耳中，声音越来越近，我只好转过身去。我的右手攥着一本书，而且大大方方地露在外面，并未藏起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根本没法藏起来，那是一本宽约二十五厘米、长约三十厘米的童书，封面上印着鲜艳的红气球。）“嗨，”他的半边脸庞带着微笑，“你好像忘了付钱吧？”他皱起另外半边脸庞，拼凑出完整的微笑，皮肤上浮现的纹路令他显得更为成熟，看起来稳重了许多。他个头不高，相貌端正，体形偏瘦，却颇为健壮。先前，我猜测他年仅十七岁，大概是高中越野队的成员。现在，我决定给他加上四岁。后来，他自己又添上了四岁，也就是二十五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噢，我付钱了。”我说，“我每天都付钱。”接下来，我准备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在路上跟我搭讪的男人，痛斥全世界各地在路上跟女人搭讪的男人——然而，这并不是真相。
真相是，我哑口无言，感到异常窘迫，狼狈不堪。我以前从未偷过东西，现在不仅偷了东西，而且偷的还是一本童书。我很穷，虽然二十四岁了，但是账户里的存款却寥寥无几。下周一，我会收到研究生奖学金，不过在那之前，我只有二十四美元、两张被冻结的信用卡和满腔过剩的怒火。我正在撰写毕业论文，内容是关于伟大而古怪的艾尔伯特·拉摩里斯，他拍摄的电影《红气球》于1956年上映，而我需要《红气球》的图书版本。不知为何，学校图书馆提前关门了，可是我却固执地认定自己必须马上看到那本书。其实，这部经典的巴黎电影及其衍生的图书早就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每一帧、每一页都烂熟于胸，甚至包括片中的鹅卵石和猫咪（一只是活蹦乱跳的黑猫，一只是画在海报上的白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的小学经常在雨天的课间播放电影，所以我的许多同龄人都曾经短暂地爱上过《红气球》。随着岁月流逝，大家渐渐地淡忘了它，但是我知道自己不会，绝对不会。那部电影是我的初恋，就像一位知心的伙伴，抑或一名梦幻的男友，它可以理解我，起码我认为如此。而且，我相信自己也能理解它，不只理解它，还能理解它的巴黎。对于其他女孩和少数男孩来说，巴黎意味着鲜花、浪漫与呼呼作响的手风琴。可是，《红气球》里完全没有这些。它非常美丽，却又振聋发聩。有人觉得它很甜蜜，但是我从小就不喜欢甜蜜的东西，如今也不太喜欢。我惊讶地发现，人们经常忽略显而易见的事物，比如，我大摇大摆地拿走这么醒目的一本书，那家密尔沃基书店的工作人员却无动于衷。他们都不明白，红色是警告的颜色。
但愿当初我能多加留意这种警告。那时，我还在研究生院学习电影批评，但是已经开始试着接触电影制作了，因为我很想做点儿什么，而拉摩里斯的得心应手让拍电影显得格外容易。可是拍电影并不容易，况且电影批评专业的教授都瞧不起电影叙事。他们说：“如果《红气球》仅仅是一个气球的特写镜头，持续三十分钟或者三十个小时，没有对话，没有演员，只有气球，那该多棒！莉娅，你觉得呢？”于是，我就想，我必须得转到电影研究专业。然而，进入电影研究专业以后，教授们又告诉我，我得学着关注《红气球》之外的电影和巴黎之外的场景。我假装乖乖听话，却无法承受谎言的折磨。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忍无可忍，彻底放弃，不再做虚幻的电影梦，或者鼓足勇气，奋起反抗，坚持拍摄自己的电影。我不知道拍摄的方式、时间和内容，但是我知道拍摄的地点：远离密尔沃基。
远离这个在书店外面与我搭讪的男孩。
所以，我跑了。
马丁大夫的靴子绝非合适的跑鞋，况且还是从慈善商店买来的二手货，尺寸足足大了一码半。我担心身后的追逐者会认为这双靴子也是偷来的，我担心自己会担心他的想法。
终于，他追上了我，脱口而出的头三个字恰好是我打算要说的话。“对不起，我不明白，你这是……”
他非常美丽。我知道这个词用在男人身上太女气了，不过他确实很美。“没关系。”我爽快地宽恕了他，而得到赦免的却是我自己。
先前，他正在收银台排队，碰巧瞥见我抱着一本书溜出去。他让店员把那本书加到他的账单上，并且心血来潮地又买了另一本书，然后便开始追逐我。“我付过钱了，送给你，拿着吧。”他说，尽管我已经拿着了。“我觉得自己不想要了。”我看向手中的书，喃喃地撒谎道。“我能——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啤酒吧，怎么样？”我说，“除非你害怕我会连啤酒也偷走。”
他不害怕，抑或稍微有点儿害怕，因为后来我们去了酒吧，可是他自始至终都紧握着自己的杯子。他也许是紧张，也许是口渴，也许是了解自己的特点：如果他的双手空闲，就会挥舞、抬起、落下，勾勒着熟悉和陌生的轮廓。他会抚摸头发，微微颔首，或者摩挲脸颊，皱眉蹙额，或者在桌上画出一个字母，在空中写出另一个字母，在说话和微笑的同时忙忙碌碌，片刻不停。没错，他确实很紧张，但仅仅是漫无目的地紧张，于是我决定让他对我紧张。我想见识一下，感受一下，那双手还能做什么。
他的瞳孔泛着神秘的灰色，但是右边的虹膜却染着橙红的小斑点，我觉得颇为新奇，忍不住提了几句。
作为回应，他短暂地闭目沉思。“眼睛的颜色对于人类而言毫无意义。”他说，“但是对于鸽子而言却意义重大，在竞翔比赛中，必须要通过眼睛的颜色来区分它们，认出属于自己的鸽子。”
那一刻，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鸽子。“所以，巴黎？”说着，他用指尖轻轻地敲击摆在桌上的《红气球》。咚、咚、咚，听起来就像我的心脏在碰撞胸腔。
罗伯特介绍，他最爱的儿童故事是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的《麦德兰》系列。巴黎一间老旧房，绿叶为帘藤作窗。小小少女十二人，乖乖排成队两行……
我不禁摇了摇头。很久以前，在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时候，《麦德兰》的内容总会引起我的质疑。什么？帽子？蝴蝶结？校服？乖乖排队？
可是，我那未来的丈夫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鉴于我对拉摩里斯的兴趣，他以为我应该也喜欢贝梅尔曼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们二位都是彻彻底底的艺术家！”他掏出了《麦德兰》系列的第一册，那是他专门给我买的，跟我偷来的书做伴。
他把《麦德兰》放在《红气球》旁边，两本书平摊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我低头看了看封面，然后抬头环顾着酒吧。“大家肯定都在嫉妒我的约会。”我说。
这句话是假的，可我的焦虑却是真的。我一直都在保护心中的巴黎，以至于竭力拖延，不肯亲自去法国瞧一瞧。贫穷固然是寸步难行的重要原因，但是我还怀着愤世嫉俗的想法，认定巴黎绝对会令人失望。如今的巴黎根本就不是《红气球》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巴黎，它已经丧失了狂想曲般荡漾的阴郁与荒凉。即便我能找到一只气球，抑或被一只气球找到，那只气球也会在我翻到尾页之前就早早地爆炸。（人们有许多描述“胆怯”的方式，这便是其中之一。）“我以前从未发现，”他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仿佛没听见我打岔，“这两本书并排的样子很古怪，对吧？”
毫无疑问，他很古怪，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在研究生院里，我们过着颓废的生活，总是昼伏夜出，所以任何明亮的事物都会使我们激动不已，就算古怪的光芒也不例外，或者说，古怪的光芒更是如此。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他仔细地端详着书。“这是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继续说，“一座城市——”“我不同意。”我说，我本来就喜欢争论。“天下只有两类人，要么喜欢《麦德兰》，要么喜欢《红气球》。”他说，这一点我也不同意，可是遗传学证实了他的观点：我们的两个女儿都继承了他对贝梅尔曼斯的钟情与偏爱。“要么喜欢图画，要么喜欢照片。要么喜欢彩色的巴黎，要么喜欢黑白的巴黎。”“《红气球》是彩色的，它讲述的就是色彩。”“但它的调色板却是灰色的。”“那是因为你在看书，书上印的仅仅是剧照而已，可电影截然不同。”于是，我便表露身份，自诩为崭露头角（光芒褪去）的电影学者，正在酝酿一篇新颖（过时）的毕业论文，主要讲述了《红气球》绝非普通的电影，其创作者拉摩里斯也绝非普通的导演，而是二十世纪中叶独一无二的法国导演。批评家安德烈·巴赞留下了里程碑式的两卷本文集《电影是什么》，以长达数页的篇幅来探讨拉摩里斯的作品。还有一位电影评论家提到，巴黎本地的著名导演雷内·克莱尔说过，他甘愿“以毕生事业作为交换，只求能拍出这样一部短片”，我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这句话。“那你自然就明白了！”罗伯特说。
我不明白，却谨慎地点了点头。“贝梅尔曼斯也是一样，”他盯着《麦德兰》说，“我始终都很欣赏他，你知道他的故事吗？”
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吗？贝梅尔曼斯的一切都在纸上，而这恰恰是罗伯特的偶像和我的偶像之间的区别。“我估计，如果他发现自己的书被用来垫啤酒杯，恐怕会非常震惊。”我说。“他就是在一家酒吧里完成了这本书。”说着，他抬起眼睛，“皮特酒吧，好像在曼哈顿？如今应该还在。”“你是——学生吗？研究生？”我问道。
他微微一笑。“曾经是，”他说，“文学创作专业。不过，在卖出东西以后，我就辍学了。”“什么东西？家具？”“书，我写的几本书。”
我听到了书的数量，几本，接着是他的名字，罗伯特·伊迪——他过了这么久才告诉我。我决定先不说自己的名字叫莉娅，让他凭借努力来得知，或者至少等到他询问再开口。
我摇了摇头，纯粹是出于无知，表示不认识他。不过，倘若他以为我是出于妒忌而故意装傻，倒也挺好。“你不是我的受众，”他说，“目前还不是。”“严格来讲，目前我就是你的受众。”“严格来讲，”他说，“那些书都是写给少儿的，比较……年轻化？”他描述了一套系列丛书，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的一所中学里”，第一册的题目为《中央时间》，情节的关键是没有成年人——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家长。“明智。”我说，他露出崭新的微笑，像是勉强，又似鼓起勇气。“下一本是什么？”我问道，“山地时间？”“无所谓，”他说，“因为我已经不想写了，我打算封笔，去做其他事情。”
我靠向椅背，打量起他，他的眼睛奇异而美丽、骄傲而紧张、兴奋而担忧，所有的情绪都融合在一起。后来，我得知他跟我一样失去了双亲，于是便暗暗思忖：怪不得他会拥有那种目光，我经常在早晨的镜子里看到类似的目光。“就像……好吧，就像当年的贝梅尔曼斯。”他说。我在聆听，也在观察。我悄悄地剖析他，放大微小的细节。他显得活泼、迷人、古怪而健壮，不知衬衫底下藏着什么？我想抽一支香烟，我想让他为我点火。我还剩下两支香烟。他抽烟吗？我们可以分享！但是怎样才能把他领到外面呢？
他依然在畅谈：“贝梅尔曼斯在一生中干过十五份不同的工作——服务员、作家、插画师等等。他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结果意识到自己喜欢严肃艺术，最想做的事情是油画创作。这份艰难的挑战把他推到了悬崖边缘，而他坚决不肯放弃。他成功了。在写作之余，在出版《麦德兰》之余，他创作了许多油画。诚然，他尊重《麦德兰》的读者，即便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也从未停止为他们写作，但他却是为油画而活。”“请别误会，”我说，心里却盼着他误会，“不过——贝梅尔曼斯这样做，真的正确吗？”“请别误会，”罗伯特说，“不过，你偷走那本书，真的正确吗？你不必回答，因为显然是正确的。对你而言，拉摩里斯的书籍、电影和艺术全都意义非凡。”“你把这一切形容得太伟大了。”我说。“我形容得还不够伟大！我不像你那么了解拉摩里斯，可他——他没有止步于这一部电影，对吗？”
他没有，但是我耸了耸肩。“他英年早逝，死于直升机失事。”罗伯特补充道。“在德黑兰北部。”我补充道，既是因为事实如此，也是因为我想趁机结束现在的话题。“伊朗！”罗伯特高喊，酒吧里的顾客原本就在好奇地打量我们，此刻更是竖起了耳朵。罗伯特急切地连连点头，仿佛经过整整一晚的交谈，他只听懂了关于中东空难的部分。“所以，他很像贝梅尔曼斯，是吧？”他说，“永不停歇。”
我想表示反对，“永不停歇”并非我的观点。不过，它是罗伯特的观点，而且我渐渐地看清，它也是拉摩里斯的观点。拉摩里斯拍了一部美妙的电影，接着又拍了好几部。他跟家人住在俯瞰圣特罗佩的小山上，制作陶瓷、葡萄酒和印花布料。他设计出棋盘游戏“战国风云”，还发明了一种名为“直升机视野”的航空拍摄系统，007电影《金手指》使用过这套先进的拍摄系统，拉摩里斯自己也使用过。在伊朗的卡拉季大坝上空，为伊朗的末代国王拍摄一部纪录片。我不知道，如果能够从伊朗回来，拉摩里斯会去哪儿。“我要把书送回店里。”我说。“哪本？”他说。“两本一起。”我说。“我已经付过钱了。”他说。
罗伯特小心翼翼地拿起贝梅尔曼斯的《麦德兰》，塞进我的包里。正如我所说，我从来都不是贝梅尔曼斯的书迷，即便小时候也不是。然而，随着那本阳光明媚的童书消失，某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忽然涌现出来。《红气球》描绘的巴黎虽然美不胜收，却充满绝望：一名小小少年跟一只神奇的红气球成为朋友，气球又圆又大，就像沙滩球一样；他们结伴在城里探索了约三十二分钟，然后坏蛋用石头击中了气球。片中的气球之死令人备感折磨，电影很少展示如此残酷的死亡，曾经光滑的表面布满可怕的皱纹，充盈的体积渐渐收缩，残破的遗骸坠落在地上。这个镜头仅仅持续了数秒而已，但是任何观看影片的孩子都会告诉你，那瞬间感觉比永远还要漫长。
然而，在《麦德兰》中，巴黎总是闪闪发亮，即便下雨或飘雪，即便坐在酒吧里，也不例外。如果贝梅尔曼斯的作品会讲话，它肯定会说：就算你无法获得学位也不要紧，就算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没关系，到蒙马特来玩儿吧！我爱贝梅尔曼斯。
我已经一周都没有睡觉了。我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自己不仅在毕业论文的进度上落后了，而且在哀悼亲人的进度上也落后了。两年前，我的父母就去世了，可是如今他们依然经常入梦，甚至在我清醒的时候出现。他们不会直接面对我，而是在背景中掠过，就像举足轻重的男女主角变成了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我很担心他们此刻也在远远地望着，瞧见了冰冷的现实：我偷了一本并不需要的书，结果却发现太需要它了。最近，我发过誓，不再让别人看到我哭泣的样子，所以我提出要失陪一下，恍恍惚惚地指了指洗手间，等到进去以后，我便将自己锁在里面。
过了许久，我打开门，回到先前坐过的位置，却得知他已经结账离开了。他把我的《红气球》留在了桌上，我的半杯啤酒也在静静地守候。我让服务员端来烈酒，然后翻开书本，一页一页地浏览，重新构思毕业论文。电影的镜头中隐藏着动人心魄的脉脉深情，我竟然从未察觉到，拉摩里斯是多么热爱年轻的主角帕斯卡尔——其扮演者正是他自己的儿子帕斯卡尔——又是多么热爱巴黎，热爱飞翔！
我停在第十三页上。一张帕斯卡尔曾居住过的公寓的照片占了整个版面，有人留下了工整的字迹：唐纳大街2559号。照片取景是在巴黎，但地址却是酒吧附近的街角。
在公寓的高处，帕斯卡尔的母亲或外祖母探出窗户，准备扔掉那只麻烦的气球。罗伯特在窗户顶部标出了门牌号：5A。
最后，气球上还写着三个字：巴黎见！
巴黎。我从小在巴黎长大，或者确切地说，由于拉摩里斯的电影和书籍常伴左右，我觉得自己从小在巴黎长大。其实，我始终都生活在威斯康星州。童年的镇子位于乡间，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只有我一个孩子，也只有一家酒吧，我们经营着那家酒吧，并且住在酒吧的楼上。不过，店里充斥着酒气、烟雾与争吵，化作沉重的负担压在肩头，令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仿佛住在酒吧的地下。每当我翻开图书版的《红气球》（相对于电影而言，我更喜欢书，因为我可以反复阅读书中的内容，独自享受奇妙的乐趣，而看电影则需要图书馆管理员、老师或家长的帮助），酒吧、十字路口和闪烁的黄色信号灯就会统统消失。转瞬之间，我便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法国。
我迷恋《红气球》的世界，因为它跟我的世界截然不同。街道紧凑而陌生，铺满了起伏的鹅卵石，奔跑着古怪的车辆，在一幅难忘的剧照中，甚至出现了身穿制服、骑马巡逻的警察。如果一个孩子生在美国的中西部，日日夜夜都望着安静的十字路口，自然会觉得巴黎格外迷人。不过，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还有特殊的原因。我独自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书中的主人公也一样。红气球是他唯一的朋友，这本书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总是遭到大家的排挤，不知是由于父母经营酒吧，还是由于自己性格孤僻。我年年都记着巴士底日，并且向学校提议开设法语课程（从幼儿园到高中，如果想学习外语，只能选择德语）。日复一日，我看着帕斯卡尔在巴黎穿梭，他跟着气球，气球跟着他，我努力地跟着他们俩，可惜却无法缩短4127英里的距离。
但是，罗伯特的公寓就在几个街区之外，抽支烟的工夫就到了。巴黎见，他写道。我走进屋里，发现狭窄的房间空空荡荡，除了一张木桌和一块地毯之外，没有任何家具。之前的租客留下的西藏五彩经幡挂在窗外，褪色的布料迎风招展，就像逃生梯在空中摇晃。
罗伯特见到我似乎很惊讶，而我则目瞪口呆地盯着堆积成山的书籍，它们散落在各处，仿佛是摇摇欲坠的钟乳石（他纠正了我，应该是“石笋”），陈旧的枫木地板嘎吱作响，声音里流露着心满意足的喜悦之情，犹如我不久以后发出的阵阵呻吟。
大半个巴黎都酷似《红气球》中帕斯卡尔居住的公寓，尤其是我现在生活的街道。我常常在路边散步，有时是为了消除杂念，有时是为了胡思乱想。在散步的过程中，我尽量收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也许只有书店老板才会这么做。我仔细观察，侧耳聆听，内心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呼啸的警笛要去何方？谁在人行道上掉了橙色的手套？迎面走来一对情侣，他们结婚了吗？不过，男子的眼神却偷偷摸摸，难道是外遇？橱窗里为什么摆满了落满灰尘的电影纪念品？我闻到的东西是洋葱、大蒜还是青葱？菜肴的扑鼻香气是从哪户人家飘散出来的？用的是橄榄油还是黄油呢？（肯定是黄油，整座城市都靠黄油过活。）高处悬挂的西藏五彩经幡会通往充斥着书本的公寓吗？就像我曾经在密尔沃基见过的那间公寓一样？
我不知道。毕竟，我不再去陌生的公寓了。
但是，我的街道同样迷人！煤烟熏黑的美丽建筑，耀眼醒目的红色书店，隔壁的隔壁是一家出售拖把的雪白商铺。虽然都是很漂亮的拖把，但仅仅是拖把而已。老板格里洛太太是意大利罗马人，我曾经问过她为何要如此限制自己，她看着我说：“那你呢——只卖书？”
所以，在每家店面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
沿着街道继续前进，在塞纳河附近亦是如此，那里有更多的店铺大门紧闭，空空荡荡。在我们接管书店后不久，一处闲置的店铺似乎要开始营业了，橱窗擦得干干净净，一名粉刷匠出现在屋里，可是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留下了一架木制四脚梯，破破烂烂，陈旧不堪，覆盖着数十年间泼溅的油漆：铁锈红、咖啡金、深浅各异的天空蓝。一颗苹果立在梯子顶端，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来往的行人。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位兼职当粉刷匠的美术系学生，甚至是一位兼职当画家的粉刷匠，因为那颗苹果摆放的位置十分合适，外表也非常完美：小巧、浑圆，通体泛着深沉而内敛的红色，细茎周围点缀着斑驳的嫩绿。由此产生的画面犹如精致的静物写生图，进一步证明了在巴黎的每个街区，都至少有那么一家店、一道门、一扇窗乃至一块砖，散发着优雅的气质，引人驻足欣赏。难怪在法语中，光看不买的“橱窗购物”会被称为“舔橱窗”。
在其他地方，这种表达确实颇为粗俗，但是在巴黎却恰到好处。
任何陷阱都需要诱饵。我的诱饵就在书店前窗的左下角，静静地待了好几个月。那是一本书。既非《麦德兰》，也非《红气球》，而是罗伯特的《中央时间》。先前，我在书店里发现这本近乎崭新的作品被放错了位置，夹在众多的美国旅游指南之间。我没有动手翻开封面，也没有向布鲁雅太太打听来历，我把它挪到前方的橱窗里，竭力不去思考自己的意图。它是一支点燃的红蜡烛，一盏亮着的门廊灯，一枚掀起的邮箱旗，一个神秘的小暗号。偶尔会有人提出要买下它，而我统统拒绝了。
可是，在我们抵达巴黎八个月后，也就是罗伯特失踪十二个月后，一位准买家却反过来拒绝了它。她把《中央时间》递给我，询问我是否还有“干净”的库存，她说这本上面写了字。我默默地摇了摇头。其实，我应该对她再友善一些。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的客流量稳定却稀少，只有三人可以被称作“常客”：一名年长的美国男子，在大使馆工作，每周都会来买悬疑小说；一个年轻的新西兰妈妈，频频出现在店里，看似关注儿童文学，实则为了找我闲聊；一位退休的美术老师，来自新奥尔良，住在一栋船屋里，天天在墙壁上作画，她让我提供新书，声称价钱不是问题，我总是满足她的要求，但从未将罗伯特的作品给过她或者别人。
所以，在这种场合下，面对陌生的顾客，我应该表现得更加礼貌才对，可是我没有。我神情恍惚，呆呆地盯着她在扉页上发现的涂鸦。一句话，三个字。对不起。
看起来很像罗伯特的笔迹，但是摇晃的线条又令我产生怀疑。
当我终于发出声音时，脱口而出的答复就连我自己都颇为惊讶：“给您打五折，行吗？因为——”
因为什么？我竖起耳朵，等待后面的解释，却说不下去了。我抬起头来，发现刚才的顾客已经走了。第二章
我的女儿们并未将书店视作陷阱，但是旁观者恐怕会不以为然。两个女儿每天早晨都会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仿佛建筑的入口即将彻底封闭，要把她们永远地困住。
其实并非如此，她们害怕的是快要关闭的学校大门。所以，她们飞快地跑，而我则使劲儿地追，通常能赶上预备铃的尾巴。每天早晨，在七点过去很久以后，对面的修道院会敲钟七下，再过七分钟，远处的教堂会敲钟六下，我们给那座教堂赐了个封号，称之为“圣某某教堂”。虽然钟声听起来好像只隔了几条街，但是我们始终找不到教堂的位置，也许它真的在另一个时区吧。可以这样说，倘若任一钟声响起而我们还没出发的话，那肯定要迟到了。我会高喊：“宝贝女儿！”那是她们唯一勉强接受的昵称，并且只能用英语表达，免得被别人听懂。“妈妈！”黛芙妮焦急地呼唤。她是我的小女儿，在我们刚刚抵达巴黎的时候才十二岁。她一天到晚都在寻找束发带，而我总能奇迹般地发现目标，不过却常常引来她的抗议：“这个不好，太松了！”“你的大脑萎缩啦！”说话的是她的姐姐艾丽，比黛芙妮大两岁。艾丽对她的奚落源于学校的传闻，据说以前的老师会拿着尺子在教室里巡视，测量差生的头围：“如果不努力学习，你的大脑就会萎缩。”在美国，我们一直都坚持记录孩子们的身高，用铅笔把数字写在门框上。来到巴黎以后，我打算延续原先的传统，可是黛芙妮却坚持要求我测量她的头围，于是我才得知了这个神奇的故事。黛芙妮的老师年轻、漂亮，和蔼却并不纵容，虽然极为严厉，但是绝不会测量学生的头围。况且，黛芙妮的大脑很好，假如非要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跟她的心脏一样，太发达了。“冲啊！”艾丽大叫。这也是一个笑话：女儿们在美国学了好几年法语，或者确切地说，黛芙妮学了好几年法语，而艾丽基本都在百无聊赖地发呆，等到下课之际，筋疲力尽的老师便宣布：“冲啊！”
出门，上街，我们一路狂奔。艾丽领头，我居中，黛芙妮殿后。
艾丽身材高挑，容貌秀丽。黛芙妮稍矮稍胖，也十分可爱，丝毫不比姐姐逊色，可是她自己却坚决不肯相信。她羞涩内向，聪明伶俐，阅读能力远远超越了同龄人。黛芙妮曾经告诉过我，伊迪丝·华顿是她最好的朋友，我说伊迪丝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死了，结果她号啕大哭。在每个去上学的早晨，无论前一天老师布置了什么作业，黛芙妮都会背着相当于她体重一半的书籍艰难地爬坡，而艾丽却一身轻松，仅仅带着手机。
当我们经过拖把店的时候，格里洛太太正在打扫门前的人行道，瞧见我们气喘吁吁地进行常规的“晨练”，她总是激动万分：“冲啊，姑娘们，冲啊！”在我们搬来以后，她就送给黛芙妮和艾丽一人一个拖把，作为见面礼。艾丽将拖把直接丢给了我，而黛芙妮却经常亲自动手拖地，甚至在那年的圣诞节还要求我再买一个新拖把。“早安，太太。”我边跑边喊。“火冒三丈的美国人！”她高声回应，但是我不太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毕竟我和她的母语都不是法语。艾丽强调我们并非“火冒三丈”，而是“火烧眉毛”。但不管怎样，我很喜欢格里洛太太，我觉得她也很喜欢我们，至少喜欢我们每天上演的这场你追我赶的大戏。
若是在拼命奔跑的基础上再得到信号灯的特别关照，我们便可以在关门之前的最后一秒赶到。不过，信号灯似乎也知道我们是美国人，并且很乐意给生活增加难度。学校周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任何人都不想被拒之门外，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如果迟到超过二十分钟，就会被遣送到单独的房间去接受惩罚，类似于美国的“留堂”，但是相应的法语表达却更加冷酷无情：值班。不过，今天运气很好，准时到达。孩子们匆匆忙忙地消失在大楼里，并未回头看我一眼，因为我的陪伴令她们感到十分丢人。家长不属于这里，很少会有父母来学校，就算真的来了，也不会进去，除非情况特殊，否则必须待在外面。
于是，我便乖乖地待在外面，研究着张贴在墙上的午餐菜单，今天是豆焖肉。晚餐呢？学校不提供晚餐，但是女校长对食物很感兴趣，有时会根据午餐的食材搭配对父母提出晚餐的建议，附在菜单的末尾。今晚：鸡肉，非油炸。我估计，烹饪方法的注意事项是专门写给我看的。
大使馆的卡尔热爱悬疑小说，他宣称阴谋无处不在。虽然我并不同意，但是我很清楚，世上的许多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在回家的途中，我经过的肉店已搭好烤架，鸡肉开始缓缓旋转，融化的油脂纷纷落向底部的金属托盘，滴在闪闪发亮的土豆和洋葱上。以前，艾丽短暂地做过素食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些土豆和洋葱，她才回心转意，重新改食肉类。接着，我将拐入书店所在的街道，考虑到天气和季节的因素，肯定会有一群迷路的游客堵在路边。艾丽告诉我（我怀疑她也是听别人说的），游客出现在我们当中，就意味着我们没能过上“真正的”巴黎生活。不过，我觉得她恐怕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五十多岁的单身汉卡尔说，真正的巴黎早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他才选择住在三十分钟车程以外的乡村，那里风景优美，他声称我应该去参观一下。退休的美术老师雪莱说，她很高兴自己的丈夫留在了新奥尔良，并且每个月都给她寄零花钱，她认为只有下雨的巴黎才是真正的巴黎。新西兰籍的妈妈莫莉说，她不在乎什么是真正的巴黎，甚至不愿意学习太多的法语，她仅仅是随迁伴侣，而她的丈夫在两年后又将被分配到新的地方工作。“人人都会离开。”她经常如是感叹，接着便开玩笑说要离开自己的孩子——三个不满三岁的宝宝。
有时，清晨醒来，看到雨后的阳光干净而纯粹，听到摩托车嗡嗡驶过，枝头的鸟儿发出婉转的啼鸣，闻到各种各样的人类气息，从糕点的香甜到尿液的腥臭，我也会暗自思忖，不敢相信：在这么多年以后，我真的来到巴黎了吗？
毕竟，我曾经被骗过。
在罗伯特发现我入店行窃的那天夜晚之后，我们便天天厮混在一起，什么正事也不干，只是在地板上缠绵（每次都会碰倒书本），在酒吧里分享啤酒，如果还有钱，就买点儿食物充饥。两个月的光阴悄然而逝，我突然获悉自己申请的旅费补助未能通过。原本，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制订了出游计划，满心以为能够获得这笔资金，结果却泡汤了。我愤怒，我伤心，我大发雷霆，我潸然泪下。最后，我按照约定的时间站在街边，等着罗伯特带我去欧洲。
因为，罗伯特说：“你竟然没去过巴黎，实在太荒唐了。”
我说：“是啊。”
他说：“我们必须得赶紧纠正错误。”
我说：“确实。”
谈话陷入了停滞，我们俩静静地坐着，沉默渐渐膨胀，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变得耀眼而滚烫。终于，他说：“明天五点，我去接你。”
当一个年轻的女人为了去巴黎而收拾行李时，当她准备迎接生平第一次的海外旅行时，她必然会思考许多事情。我想起了自己从八岁开始就盼着去巴黎，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老师利用课间播放电影，连续四天都是《红气球》。我想起了那部电影令我如痴如醉、魂牵梦萦，而同样讲述巴黎的儿童作品《麦德兰》却从未如此吸引我，因为麦德兰活泼、大胆，闪烁着缤纷的色彩，可是我的感受却像电影中的巴黎，忧伤、灰暗，背负着沉重的希望。我想起了成长过程中的孤独，但那种孤独与现在的孤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我才二十四岁，父母就双双去世了，整整两年，我每天都在思念他们，尤其是今天：巴黎！“爸爸，妈妈，我遇见了一个男孩，他要带我去巴黎。”我的父母善良宽厚，和蔼可亲，如果听到这番话，他们肯定会说：“哇，太棒了！”他们不像我，他们会以为这个男孩真的要带我去巴黎。但是，那当然不可能。
我提醒自己，也提醒死去的父母，他们常常经过阳台下方的人行道，显得忙碌而专注，甚至没空抬头瞥一眼。我大声地说：“虽然我们不是真的要去巴黎，但是没关系，他能答应我就很好了。无论我们去哪儿，都会是一次美丽的冒险。”我没有完全坦白，其实，在当天早些时候，我去药店拍了照片，接着到邮局填写了申请表，他们告诉我无法在一小时之内拿到护照。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根本无关紧要，不管对方是摄影师、邮局局长，还是我父母的鬼魂，统统无所谓。因为，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一件事情确定无疑，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会去巴黎。而如今，愿意带我去巴黎的男孩出现了。
下午五点，他准时抵达我的公寓，将汽车并列停放在街边。他按响喇叭，挥舞胳膊，举起一瓶酒：“啊，巴黎！”他向我解释了这句话的来历，其实无须多言，恐怕谁也不会比我更熟悉课本中提到的法语了。
但是，那天下午，我们没去巴黎，而是去了……比利时，然后是威尔士，接着是挪威、柏林、蒙特利尔、敦刻尔克、直布罗陀、斯德哥尔摩、莫斯科，在几个月后的周五，我们甚至去了古巴。
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却从未离开过威斯康星州。比利时村位于希博伊根的正南方向；古巴市在普拉特维尔南边；蒙特利尔是一座古老的矿镇，坐落在苏必利尔湖附近；威尔士占据着密尔沃基西边的荒野。不同的城镇，不同的周末，全是他的主意。我放任自己沉浸其中，渐渐忽略我们经济拮据、无法远行的事实。
有些地方确实非常迷人，比如威斯康星州的斯德哥尔摩，整整五个街区都风景优美，几乎跟我在明信片上见过的瑞典同名城市一样漂亮。在威斯康星州的斯德哥尔摩，密西西比河宽广壮丽，水流缓慢。村中的旅游介绍牌上写着，威廉·卡伦·布莱恩特曾经坚称“这片土地上的所有诗人和画家都应该亲自参观”流经此处的密西西比河。“所以，我来了。”罗伯特说。
尽管威廉·卡伦·布莱恩特没有赞扬过威斯康星州的其他城镇，也没有夸奖过玉米与大豆汇成的绿色波浪，但是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想：我来了。我们坐在空旷的公园里，荡着秋千；我们走在寂静的街道上，手牵着手（我喜欢与他十指相扣的感觉，他的掌心总是传递着难以言喻的柔情，仿佛牵手的本能才是人性的精髓）。诚然，我们的旅行很廉价，然而冒险的过程却充满趣味，颇为奇妙。罗伯特打算去很多地方，如果我紧紧地跟在他身边，我也可以去很多地方，我甚至能用自己的方式帮忙。虽然他的儿童文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却称得上是良好的开端，起码赚到的稿费可以支付油钱，偶尔还可以负担减价的汽车旅馆或露营装备。据我推测，他的作品销量还行，只是卖得不够多，无法带我们去巴黎。
当然，我指的是法国巴黎。至于威斯康星州的巴黎，我们去过两次，两个截然不同的巴黎，分别蜷缩在州际边缘的两个角落。第一个巴黎在东南角，紧挨着通往芝加哥的公路，令人非常失望。荒芜的土地呈现出单调的灰褐色，黯淡的房子默默地站在暮夏的阳光中。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们，当地最早的白人定居者叫赛斯，他根据纽约州的巴黎给这座小镇起名为巴黎。他还热心地提到，纽约州的巴黎位于尤蒂卡城外十英里的地方，但是我丝毫不感兴趣。
第二个巴黎位于山峦起伏、与世隔绝的西南角，正是在那里，我们订婚了。
我们的订婚并非事先计划，而是临时起意。我们在地图上发现了威斯康星州的第二个巴黎，虽然印刷字体极小，但是写得清清楚楚，然而抵达以后却找不到能够确认的路标。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我记得自己忽然暗暗思忖：我要嫁给他。短短五个字，带来了十八年的婚姻、两个女儿和两片大陆的日日夜夜。我要如何解释内心的冲动呢？归根结底，仅仅是地图的魔法而已。整个世界曾经如此遥远，可是眼下却又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我知道，这是包括赛斯在内的众多前辈的功劳，但是感觉却像是罗伯特的魔法，像是我们的魔法，仿佛我们无所不能，甚至可以在草地上凭空变出巴黎。
在圆月之下，在边界附近，静卧着威斯康星州的第二个巴黎。此处紧邻公路，不过是一片铺着碎石子的停车场，摆着一张无人问津的野餐桌，种着一棵孤零零的大树，立着一个五十加仑的生锈油桶。在这里，我说：“求婚吧。”
他一言不发。
我补充道：“要么现在就说，要么永远别说。”因为我知道（《红气球》的影迷都知道），魔法转瞬即逝。“结婚？”罗伯特说。
他是在向我求婚，还是在向我求证？
我假装自己根本没想到后者。“好！”我说。
他移开目光，仰首凝望，天上的玉轮不是满月，却接近满月，就像一枚缺少或隐藏卵黄的鸡蛋。然后，他说了一句十分奇怪的话：“但是，莉娅，结婚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多年以后，在讲述订婚故事的时候，罗伯特提出的问题才是应该强调的重点。可是，我们却刻意回避，转而关注那天晚上的其他方面。我们会说，如果是满月高挂就好了，因为我们可以借着明亮的光芒，找出失踪的车钥匙，不必等到黎明破晓再忙着四处搜寻；我们还会说，虽然长夜漫漫，但是我们充分利用了黑暗，尽可能地享受二人世界，从而以暧昧的暗示来满足听众的好奇心。不过，真相并非如此。实际上，在天亮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都在讨论未来生活的细节，我觉得枯燥乏味，而他却称之为“诗意盎然”（他始终都是杰出的编辑，为我纠正错误的字词）。我提了几项要求：我们要生两个孩子；他不能比我早死；有朝一日，他会带我去真正的巴黎；他必须坚持写作，坚持爱我。
他陷入了沉思。当时，我默默地看着他，认为他大概是在考虑能否答应我的要求。可是如今，我觉得他是在组织接下来的语言。最终，他做出了回答：他只是一个尚在摸索前进方向的“半成品”；他确实跟着我跑出了商店，并且带我在威斯康星州环游世界名都，但激情与浪漫并不是他的全部，他依然在追逐某样东西，他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在一起生活，他需要独处的时间，可能是一小时，或者一天，甚至一个周末，用来专心写作，用来迎接挑战。“我知道你在追逐什么。”我说。他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眼神中荡漾着无边的欣慰。我差点儿坦露心底的秘密，那也是我爱他的理由。我从骨子里相信，他跟我一样，时刻准备着扑向深渊，拍摄电影是一种坠落，文学创作也是一种坠落，所有的坠落都会以相同的方式结束，因此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如何避免结束，而在于如何坠落得优雅，坠落得灿烂，犹如点亮夜空的流星。
但是，那时的我说不出这样的话。于是，他亲吻我，我亲吻他，太阳升起，卡车呼啸而过，喇叭嘀嘀作响，钥匙出现了。我悄悄地想：我不知道他在追逐什么，但是我愿意探索，而且已经迫不及待了。接着，我的大脑便停止思考，我的心脏也停止跳动，我只知道，我们飞向空中，自由自在地飘浮，越来越高，逐渐抵达世界的顶端，却不知道这样的感受能够持续多久。
我们结婚，度蜜月（在塞瓦斯托波尔，即威斯康星州多尔县的一片海滨区域），然后罗伯特又享受了“蜜月中的蜜月”，他短暂地离开，投入写作，而我则独自返回家里。
我并未因此而觉得烦恼，反倒颇为高兴，甚至深受鼓舞。这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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