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史学与掌故历史纵横谈试读：
前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历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中国历史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和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历史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历史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历史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
历史泛指世间所有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一般专指我们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简单地说，就是对我们人类社会过去事实的记载。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在记载历史或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却往往随着人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和完善，甚至也有歪曲和捏造的成分。特别是近年来受电影、电视戏说历史的影响，许多真实的历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就给我们广大读者造成了许多错觉或误解，以为历史就是电影、电视演的那样，让我们难以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除了具有娱乐的特点，就没有了历史的功用了。
当一个民族或者我们一个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时，那就具有强大的进步力量和智慧了。我们广大读者非常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宝藏，显示了我们民族文明智慧的无穷魅力，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无比自豪。
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站在世界历史的潮头，独领时代的风骚。因此，我们学习民族的历史，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到我们民族的价值和不足，以找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诚如伟人所说，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历史有助于我们树立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有助于我们建立民族的责任感。
因此，我们在参考了大量权威性历史著作的基础上，将中国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丰富的珍贵图片，配以深沉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不仅是广大读者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最佳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 史学历史
一、先秦史学典籍
《逸周书》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今本全书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无文，42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余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45篇。今传60篇本，盖又经后人改编。有人认为今本盖后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后，《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称为韵语，纯系说教。
今存59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记》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于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于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余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春秋》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人《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官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2258见到的其他典籍《夏训》《商书》《周志》《郑书》等，编成了《左传》这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来看，该书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如在《春秋》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下，《左传》就用五百多字介绍了郑伯（即郑庄公），他的父亲郑武公、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制败坏，贵族内部大宗同旁支的较量；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颇得臣民拥戴，所以能一举挫败共叔段经营多年的叛乱活动，迫使他逃亡，从而加强了君权，为其后郑国的强盛和庄公的称霸打下基础。从而解释了《春秋》中这六个字所包含的褒贬。很显然，只有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这些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公羊传》
与《左传》《谷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传五世至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由于它写成于汉初，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属“今文经”，并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却被肯定，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丧师辱国，歌颂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该书本文二万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公羊传疏》。清人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广搜诸家解说，可供参考。《谷梁传》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旧说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经的姐妹篇。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于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讲史曾得到孔子的赞赏。瞽矇讲述的史事被后人笔录成书，称为《语》，按国别区分即为《周语》《鲁语》等，总称为《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说明战国时该书已流行于世。今本《国语》大约就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集。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零散原始记录，其内容偏重于言辞，在国别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仅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从传授渊源来看，它也可承认为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瞽矇的记录，为价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马迁编著《史记》时曾大量取材于此。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作解，总结了汉代学者注释的成果。《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扦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27章，有11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16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人《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270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经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蝌蚪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人。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晏子春秋》
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书。一说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原籍为齐的秦代博士所写。该书采用史料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其中晏婴劝告君主不要贪于逸乐，要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等统治经验，常为后世所取法。晏婴本人恪守传统礼制，生活节俭，也常为后世统治者所称道。该书中许多生动的情节描写，表现了晏婴的聪慧和机智，如“晏子使楚”等，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书中还通过总结政治经验，分析了“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随声附和即“同”，不足可取；只有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其不足，也就是“和”，才是正确的。这一具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晏子春秋》曾经刘向整理，共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清代校定者有七八家，清未有苏舆《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材料较全。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和注本。《尸子》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人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后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惟《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于辨析。《公孙龙子》
战国后期名家公孙龙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存六篇。其中第一篇《迹府》是后人编集的有关公孙龙的事迹，其余五篇基本可信是公孙龙的作品。其中《白马论》所提出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以及《坚白论》所提出的“离坚白”的命题，是公孙龙名辨思想的中心。该书着重探讨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夸大这种矛盾并否认两者的统一，因而得出了违背常识的结论。这种探讨促进了人类认识的深化，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指物论》论述了指与物的关系。所谓指，就是事物的概念或名称，所谓物就是具体的事物，它们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通变论》论述了对运动变化的看法。《名实论》专门讨论名与实的关系。这五篇著作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有宋人谢希深注本，清人陈澧《公孙龙子注》，近人王琯《公孙龙子悬解》，陈柱《公孙龙子集解》，王启湘《公孙龙子校诠》，胡曲園、陈进坤《公孙龙子论疏》等多种。《吕氏春秋》
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下学者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亦称《吕览》。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时当秦统一六国前夕。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计二十余万言。该书宗主道家，取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舍其消极避世的成分，兼采儒、墨、法、兵诸家之长，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等各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作者意在综合百家之学，总结历史经验，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该书提出的“法天地”“传言必察”“疑似必察”“别宥”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具有惟物主义倾向。它还保存了许多旧说佚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但书中宣扬了天人感应等迷信思想，又因出于众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也有未能融会贯通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东汉高诱曾为其作注，认为该书“大出诸子之右”。《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人杂家，此后不少儒家学者以其“杂”而不予重视。《吕氏春秋》注释本有清人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人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等。
二、西汉六朝史学典籍
《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管理皇家图书，曾有志编写古今通史，但未能如愿，去世前嘱咐司马迁继承其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经十余年努力，终于成书。
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其中先秦诸篇按朝代成篇，秦汉诸纪则按帝王成篇。项羽虽然不是帝王，但他一度主宰天下，分封侯王，政由羽出，所以把项羽也载人本纪。“表”采用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书”叙述各种制度沿革，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兼及个别地位与侯王相当的著名人物。“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少数篇章为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与中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记录。本纪和列传是全书主要部分，与表、书、世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该书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书中批判了前人的“神意天命论”，而代之以“帝王中心论”。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作者提出了“忠”——“敬”——“文”这一朝代更替的周而复始的固定公式。这种认识并不科学，不过当时人们也只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该书取材丰富，对《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多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
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详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该书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端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炼，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有良好的影响。
司马迁死后，了解该书的人并不很多。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公布于世，从此开始流传。东汉时已有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少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亡十篇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并说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对张晏的说法，有人持有异议，但该书有残缺，则是可以肯定的。今本一百三十篇羼杂后人续笔，如书中“褚先生曰”即为褚少孙所作，文字粗陋不可取。
后代有很多人训释该书，南朝宋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吸收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之说，又摄取前人成果，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为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旧注。唐司马贞又采各家旧注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注音与释义并重，提出不少新见解。唐张守节以毕生精力撰《史记正义》三十卷，训释详备，质量又有提高。清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侧重考证书中史事。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汇集了各家注释和考证成果。水泽利忠又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充《会注考证》。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时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都是质量较好、流传较广的刻本。同治时又出现金陵书局刻本，此本是张文虎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参酌众本形成的，错讹较少。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即金陵书局刻本。《汉书》
纪传体西汉断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坚。其父班彪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史记》续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详备，便在《后传》基础上，着手撰写《汉书》。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据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所载，马续补修的仅为《天文志》。
该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但《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首创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同时，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书”改曰“志”；又不用“世家”，载人《史记》“世家”的陈涉、外戚和汉代诸王一律编人“传”内；“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汉书》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资料；又加上编写《汉书》有《史记》《后传》作为主要依据，因此，使《汉书》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记载，虽然《汉书》基本上移用了《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一，移用时也常常增补新的内容。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公孙弘传》补人了“贤良策”等，在不少人物的传记中增加了一些史事，提供了新的史料。另外，《汉书》还在《史记》之外新立了一些篇目，仅纪传部分就增加了《惠帝纪》和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博采其他书籍，斟酌去取，缀集成篇。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现存的史籍以《汉书》最称完备。《汉书》还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录人物从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吴广，区分为九等，加以评价。《百官公卿表》首先叙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是研究秦汉宫制不可缺少的资料。《汉书》的志尤为人们所重视。由《史记》八书演变来的一些志，内容与《史记》也多有不同。如《食货志》是由《史记》的《平准书》演变来的。它有上下两篇，上篇言“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篇谈“货”，即商业和货币情况，不仅是记述西汉经济的专篇，而且对汉以前的情况有所追述，内容超出了《平准书》。在八书内容之外，《汉书》又创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古代兵刑不分，该志又兼述了古今兵制的沿革。《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剔除其中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志中保留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日月蚀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经济概况、民情风俗。《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书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创新，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受到后人的推誉。《汉书》始出，学者莫不讽诵。但由于它喜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已开始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汉书》音注更多。唐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阙，完成了《汉书》新注。至清末又有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达67家。颜、王的注本，是《汉书》旧注的代表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汉书》标点校勘本，它以《汉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北宋景祐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并吸取了前人考订成果，辨正了文字方面的谬误，是《汉书》流传过程中一种较好的版本。《后汉书》
纪传体东汉断代史。共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志为晋司马彪撰，一般称《续汉志》。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曾为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以著述为事，撰写《后汉书》。后又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权力之争，于元嘉二十二年遇害。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
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多家后汉史作。东汉明帝至灵帝时，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马日磾、蔡邕等几代人的相继撰述，写成了纪传体《东观汉记》，记载了东汉光武帝至灵帝的东汉史。此后，吴谢承和晋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袁宏、张璠等都有著述。范晔在各家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其中对《东观汉记》吸取尤多。他原拟效法《汉书》，撰写十志，但因被杀而未及完成。范书记事简明扼要，疏而不漏，后来居上。因此，它传世后，除袁宏《后汉纪》外，其他各家后汉史作相继失传。《后汉书》纪、传的编次与《汉书》有所不同，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由传人纪，袭自华峤《后汉书》。这一变化，固然与东汉女后多次临朝称制有关，但也出于对君权的尊崇。传于《汉书》之外创立了七篇类传，包括《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这些类传都是根据东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思想风尚设置的，有的类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效法。
志中《舆服志》为《汉书》所无。《汉书》有《百官公卿表》，记述西汉职官制度。司马彪改“表”为“志”，创立《百官志》，叙述东汉分官设职情况。这两篇志，后人修史多有因袭。志中未设《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南朝梁刘昭第一个集各家后汉史书同异以注范书，并从司马彪《续汉书》中抽出志，也加以注释，补人范书。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为范书作注，征引广博，训释简当。李贤等人的注行世后，刘昭的范书注不被人重视，遂至散佚。司马彪志的注基本流传下来，仅缺《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清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有创见。此后王先谦以惠栋注为主，吸取各家成果，撰《后汉书集解》，对旧注进行了一次清理。
今存最早刻本是南宋绍兴本，其中残缺五卷。商务印书馆曾加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缺五卷补以别本残册。此外，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也是较可靠的旧刻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并吸取了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是一个质量较好的本子。《汉纪》
记载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悦字仲豫，喜好著述。献帝时，侍讲禁中，累迁秘书监、侍中。著有《申鉴》等书。
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命荀悦根据《左传》编年纪事的编纂体例撰写《汉纪》；建安五年书成。全书约十八万字，不到《汉书》字数的四分之一。记事起于汉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因为荀悦撰写该书主要是对《汉书》剪裁删润，去繁就简，所以内容基本不出《汉书》范围。但也间有增补，如卷二十六汉成帝永始元年谏议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汉哀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谏，都不见于《汉书》。记事也偶有不同。《汉纪》的贡献，在于它继《春秋》和《左传》之后，再次采用编年体，使这种修史方法渐臻成熟，成为与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的史书体裁。书中以“荀悦曰”的形式撰写的史论，多因事评论为政得失，言简意赅，写法灵活，为后人所称道。该书以《四部丛刊》本较为常见。《后汉纪》
记载东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晋袁宏撰。宏字彦伯，东晋孝武帝太元初年卒，时年49岁。曾在安西将军谢尚处参议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又自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善为文章，著有《竹林名士传》等。
该书记事起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23），止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袁宏撰该书前，已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等数家的专载东汉一代历史的史书传世。袁宏认为，这些著述烦秽杂乱，记事阙略，史实歧出。因此，他利用各家的史作和《汉山阳公载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耆旧先贤传等几百卷的材料，费时四年，撰成《后汉纪》。他又见到张璠的《后汉纪》，所记东汉事稍详，又据以增补。荀悦《汉纪》因袭《汉书》，剪裁联缀成。而该书则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考订和选择，内容广博，文简词约，是研究东汉史比较有价值的文献史料。今流传较广的有《四部丛刊》本，明万历南监本错讹较少。《三国志》
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陈寿（亦作长寿，233～297），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仕蜀时为散骑黄门侍郎，人晋后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陈寿著《三国志》，受到大臣张华的称赞，并说要把晋史也托付给他。《三国志》成书年代不能确定。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他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由其自采资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叡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孙吴为晋所灭，孙皓乃晋之降臣，因而如此处理。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
前人责难陈寿，说他向丁仪、丁廙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因有憾于诸葛亮，所以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实际这些责备缺乏根据。丁氏兄弟附见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而且也是公允的。但《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尤其显然加以粉饰，多所回护。
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志·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是一个缺陷。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比较审慎谨严，文字也以简洁见长，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时已迁居江南。刘宋初官中书侍郎，奉命作《三国志注》，元嘉六年（429）奏上。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陈寿的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又指出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所引用的书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今天已经亡佚的。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注的重要性不下于陈寿本书。《晋书》
记述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含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叙事自司马懿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并用载记形式兼叙割据政权十六国史事。
从西晋未经东晋南朝，不断有人编写晋朝历史，达数十种。唐修晋书时，旧晋书尚存者十八家，如王隐、虞预、谢沈、臧荣绪、萧子云各有《晋书》，陆机、干宝、曹嘉之、邓粲、刘谦之、徐广各有《晋纪》，何法盛有《晋中兴书》，孙盛有《晋阳秋》，檀道鸾有《续晋阳秋》等等。其中或只叙述西晋历史，或延续到东晋而未完，或只记述东晋几朝。只有南齐臧荣绪的《晋书》包括西晋、东晋，分为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最为完备。宋谢灵运、梁沈约也都著有《晋书》。唐修《晋书》完成后，这些旧《晋书》逐渐亡佚。十八家《晋书》中，某些种有清人辑本。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修《晋书》，二十二年成书。今本《晋书》题作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因书中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出于唐太宗之手。实际上主持编纂工作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分头执笔的，有中书舍人李义府、起居郎上官仪等。最后由令狐德衎、敬播等审阅订正，全书体制多取决于德衎。《晋书》主要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依据，又采择诸家旧史和晋代文集中的材料，以及《十六国春秋》《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唐代以前纪传体的史书中，对于在今天中国境内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大都归人列传，排在末尾。南北朝时所修史书中，南北政权更是互相贬低，南朝称北方为索虏，北朝称南方为岛夷。东晋时，各族（主要是匈奴、鲜卑、氐、羌）在北方、东北、西北、西南纷纷建立政权，即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后秦、西秦），二赵（前赵、后赵），夏，成汉这十六国。除前凉、西凉外，《晋书》把它们的历史作为纪传以外的独立部分，称为载记。载记之名始于班固撰述后汉史事，其书已不传。在二十四史中，载记是《晋书》独有的体裁，可能即臧荣绪《晋书》中列于纪、志之间的录的内容。《晋书》列传中收录不少文章，如刘实传的《崇让论》，裴頠传的《崇有论》，陆机传的《辨亡论》，江统传的《徙戎论》等，对于了解当时历史都大有帮助。
刘知几《史通》对于唐修《晋书》颇表不满，主要理由是：一是取材于晋代杂书，记述了一些诙谐和神怪的故事传说，不符合圣贤之道。二是论赞的文体和内容不求笃实，仿效南朝徐庾体，失于轻浮，不如《史记》《汉书》的论具有补充奉文的作用。第二点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晋书》旁搜博采，从广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论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刘知几影响，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显属偏见。
该书后附唐何超所撰《晋书音义》三卷，有天宝六载（747）杨齐宣序。《音义》引用了包括字书在内的一些亡.佚的古书，有助于古典文献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吴士鉴《晋书斠注》将后人对《晋书》的有关考证一一收入，广列异说、补充遗漏并订正错误，可供读《晋书》时参考。《南史》
汇合并删节记载南朝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唐李延寿撰。含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出于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父太师，熟悉前代旧事，以为南北朝互相隔绝，各朝史书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有褒贬不当和失实处，因而有意按编年体记述南北朝史事，未成书而死。李延寿追承父志，记述从宋永初元年（420）到陈祯明三年（589）的史事，称为《南史》，于显庆四年（659）成书，与所纂从魏登国元年（386）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北史》并行。李延寿还曾参加《晋书》和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的修撰，死时任符玺郎，并兼修国史。《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烦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求简练以致混乱不确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的官衔，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太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北史》
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唐李延寿撰。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今本《北史》于贞观十七年（643）成书。其中有残缺，如卷十二隋炀帝纪全篇亡佚，乃后人用《隋书》所补。魏孝文六子传、李崇传、魏收传等皆有脱文。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北史》的撰著始于其父李太师（编纂经过见《南史》）。李氏世居北方，见闻较近，所以《北史》中不见于正史的材料较《南史》稍多。如据魏澹《魏书》新增西魏三帝纪及后妃等传。所增北齐史事中有很多有意义的轶事，且多口语。在编纂体制方面，以西魏为正统，与魏收所撰《魏书》不同。南朝宗室流入北方者，汇为一卷，详记其事迹，而在《南史》各帝诸子传中，只附见其名，或略叙数语，两史配合较好。对著名大族采取家传写法，即在诸臣传中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于一传，不论所处朝代。但出郦道元于酷吏传，附陆法和于艺术传，也可看出安排的用心，与《南史》一仍旧贯有所不同。《宋书》
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传文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纪、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纪、传七十卷，后又续修八志三十卷。沈约以文字称世，有文集九卷。《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沈约在宋时曾撰《晋史》，未成。当时流行的诸家《晋书》，记述典章制度的极少。他在《宋书》诸志中的叙述，往往上溯到魏晋，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都是较好的体例。州郡志对于侨州郡县的设置分合记载简略；律历志详细记载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从中可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既乖体例，又荒诞不经；缺食货与艺文两志，亦是该书的缺点。《南齐书》
记述南朝萧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萧子显撰。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含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佚失的一卷大约是含有作书义例和目录的序录。某些传中也有缺文。
萧子显（约489～537），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豫章王萧嶷子，齐高帝萧道成之孙，仕梁官至吏部尚书。兄弟几人在梁朝都以文才著称。他曾采诸家《后汉书》，考正同异，著《后汉书》一百卷，已亡佚。《隋书·经籍志》等旧史称该书为《齐书》或《齐史》，宋人曾巩等始加南宇，称《南齐书》，以区别于李百药所写的《北齐书》。南齐初年设置史官，檀超、江淹等奉诏编集“国史”。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不少南齐旧史，如刘陟《齐纪》、沈约《齐纪》等，还有诸帝的起居注，这些大概是他写《南齐书》时所本。《南齐书》州郡志每州之下除地理建置沿革外，还简略叙述风土人情，史料价值颇高。《宋书》特设恩倖传，《南齐书》沿袭而有倖臣传，为前史所无，反映了宋齐时皇帝重用寒庶掌握机要这一社会政治现象。《宋书》记述北魏历史的部分称为索虏传。《南齐书》称为魏虏传。虽以丑名相呼，记载也不无传闻失实之处，但其中包含北人所撰北朝史书中所没有的材料。祥瑞志的记载荒诞迷信，没有多少价值。但如记永明十一年（493）白象九头出现于武昌，与其他记载配合，可以考察5世纪时长江流域的动物分布和气候情况。《梁书》
记述南朝萧梁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共五十六卷。
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人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奉诏撰梁、陈二史。他参考诸家著述，贞观十年撰成《梁书》。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徵”。《宋书》未立文学传。《南齐书》和《陈书》各有文学一卷，而《梁书》文学传两卷，共收25人，反映了梁代文学的兴盛。《陈书》
记述南朝陈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曾撰陈史，隋大业时未成而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武德五年（622），姚思廉奉诏修陈史，迁延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命修史，贞观十年成书。
陈时修史学士顾野王、傅縡开始撰陈史，完成了武帝、文帝本纪。以后中书郎陆琼继续撰写，而失于繁杂，姚察曾就陆书加以删改。姚思廉根据其父旧稿，续补成书。《陈书》只有第二、三两卷的卷末称“陈吏部尚书姚察”，与《梁书》将近一半的论赞署名姚察者不同，可见思廉所据他父亲的旧稿不多。《陈书》虽也由魏徵总其成，但编次笔削主要出于思廉之手。该书篇幅不大，而需时如引此之久，可能与时代过近，史臣顾虑有关。《魏书》
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
魏收（506～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北魏中兴元年（531）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期一直参与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四年任魏尹，但不理郡事，专力于魏史的修撰。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未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二十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眭仲让等。但由于魏收“性憎胜己”，所援引的房、辛等都是依附他的人，多非史才，编修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他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似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北齐书》
记述北朝高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李百药撰。原名《齐书》，宋代始加北字，以示与《南齐书》相区别。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大致第四、十三、十六至二十五、四十一至四十五，共十七卷是李氏原书，其余是后人用《北史》、高峻《小史》所补。大体纪传中有史臣论和赞，并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等庙号者，是李书原文；称谥号如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的部分，则出于《北史》。五十卷之中，一卷有赞无论，五卷有论无赞，十九卷论赞全缺。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父李德林，北齐时参预修国史，完成纪、传二十七卷。隋开皇初，奉诏续撰，增为三十八卷。唐贞观元年（627），李百药拜中书舍人，又受诏撰齐书。根据李德林的旧稿，杂采他书，扩充改写为五十卷，贞观十年成书。
该书中不少记述用当时口语，李百药可能利用了刘知几所称赞的隋代王劭所撰《齐志》。《北齐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都仿效范晔的《后汉书》体例，每卷末尾在史臣论之后，又有韵文写成的赞，叠床架屋，颇嫌繁复。《周书》
叙述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棻等撰。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棻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令狐德棻（583～666），宣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唐因隋继承北周历数，唐朝祖先建立功业都在周时。因此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德棻又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协助。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纪言，也往往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十六国春秋》
分别记述十六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魏崔鸿撰。崔鸿东清河鄃县（今山东平原西南）人，崔光从子，青年时即有志于修史。西晋亡后，晋室南渡，中原地区遂有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鲜卑族慕容魔、氐族苻坚等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这些政权虽各有本国史书，而体例不同，详略互异，不相统一。于是根据旧有记载，加以增损褒贬，从宣武帝景明（500～503）初年着手撰写到正始三年（506），除成汉以外，完成了九十五卷。成书后共一百卷，另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
魏收撰《魏书》，唐修《晋书》，都依据了该书。但到北宋时，已经残缺不全，只剩二十余卷。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虽曾引用，所见已非全书。现在传世的有三种不同的《十六国春秋》。一为明代屠介孙、项琳所编的百卷本，托名崔鸿，是以《晋书·载记》、《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事者补缀而成；二为《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为一录，是明人依据《晋书·载记》编排而成；三为清代汤球所辑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所辑大多注明出处，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华阳国志》
记述巴蜀地区历史与地理的著作。东晋常璩撰。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刘焉、刘璋）志，刘先主（备）志，刘后主（禅）志，大同（晋统一）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共十二卷。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生卒年无考。初仕成汉李氏，桓温灭李势（347），以璩为参军，随至建康。该书撰成约在永和十一年（355）之前。
该书是后世地方志的创始，它以地理志、编年史及人物志三者结合的形式，记述4世纪以前以益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历史与地理。书中包含不少政治经济、郡县沿革、古代氏族等方面重要史料，如巴蜀古代史事，诸葛亮征南中经过，各民族历史、传说、风俗等。先贤、后贤志及士女目录等所收西汉至东晋益、梁、宁三州（今四川及陕西、汉中、云南一部分）人物近四百人，皆可补正史之不足。注释该书的有刘琳《华阳国志校注》。
三、隋唐五代史学典籍
《隋书》记载隋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八十五卷，内帝纪五卷，志三十卷，列传五十卷。纪、传主要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至恭帝义宁二年（618）共三十八年的历史。《隋书》是唐初设史馆制度后的官修史书。纪、传和志由不同作者先后撰成。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奉敕编撰《隋书》纪传，魏徽监修，贞观十年完成。“隋史序论，皆徵所作”。志十篇由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颜师古等人分修，令狐德衎监修。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修成，历时十五年。长孙无忌领衔表进，但他并没有参预编撰。天文、律历、五行三篇志由李淳风执笔，地理志由颜师古撰写，其他志已不知撰人。
早在隋文帝时，王劭已将隋朝历史按类分编，撰成《隋书》八十卷。炀帝时，王胄等撰成《大业起居注》。唐人修撰《隋书》，充分吸取了以往的成果。其记述文帝、炀帝、恭帝史事颇详，有不少重要史料。如开皇十年（590）五月制，“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六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十四年六月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皆有关社会经济，为学者重视。其传亦有特点，《文四子传》叙文帝诸子骄淫放纵，争夺权利，间或直录口语，颇能反映当时实情。《长孙晟传》叙隋与突厥交涉往来，反映两个政权的实力消长。《西域传》第一次记载昭武九姓诸国，为研究西域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唐初编撰的《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都只有纪传，而无志。为了与之配合，便统一编写《五代史志》，原是单独成书，后来编人《隋书》。《隋书》的天文、律历二志记载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的成就和流派，并作了比较和评论。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的探讨，以及汉魏以来历代度量衡变迁的情况，志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地理志以隋炀帝大业五年（609）的地理状况为准，记载全国郡县户口、山川形势、建置沿革，以及各地区的风俗、物产，并提供了当时国内外交通状况的重要资料。对于隋以前的地理状况，只在附注中作了说明。食货志和刑法志同样以记录隋事为详，如有关土地、户籍、赋役制度和货币状况，其他各个朝代则比隋代简略。刑法志历举五代律书的编撰，只有隋代的立法毁法情况写得比较具体。乐志三卷，隋事居半，其中记载郑译从龟兹人苏祗婆所得七调，成为唐代燕乐的本源；介绍隋炀帝所定九部乐的源流、歌曲、乐器等，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经籍志以隋东都观文殿藏书目录为依据，将所有书籍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著录当时古籍保存和散佚情况，并概括地叙述各种学术源流，使汉、隋之际的古籍状况得以考见。此外，隋帝优待臣僚，赏赐田地、奴婢，不愿减功臣之地以给百姓；隋朝国库的粮绢储备可支用数十年，而赋役征调仍很重，力役、徭役频繁，刑法严酷，劳动人民被迫不断进行反抗斗争等，这类重要资料，在《隋书》纪传和食货、刑法志中，都有不少记载。《隋书》最早刻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已失传。另有南宋嘉定间刻本残卷六十五卷及南宋另一刻本残存五卷传世。元朝大德年间饶州路刻本是比较好的版本，涵芬楼百衲本《隋书》即据此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是较为流行的版本。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校点本即依据以上数种版本校勘整理而成，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旧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卷。内帝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五代后晋时，刘晌、张昭远等撰。记载了唐朝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祐四年（907）共二百九十年的历史。
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石敬瑭夭福六年（941）二月下令编修唐史，以宰相赵莹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由于编者对实录、国史的原文没有作必要的修改，因而保存了一些理应修改的原文。如《旧唐书》的纪传中多次出现“上即位”“今上”“至今赖之”等字样，都是沿袭旧史的明证。武宗以后无旧史可凭借，史官们将采访所得资料，事无巨细，全数收录。这也说明《旧唐书》的编撰比较粗疏，但因此保存了大量原始的历史资料，是《新唐书》所不能比拟的。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充分采用了《旧唐书》。《旧唐书》十一志共三十卷，其中《礼仪志》七卷，篇幅最大，主要是根据《开元礼》改编而成。《音乐志》四卷，多取材于《通典》，对南朝时的吴声、西曲的起源和歌辞颇多叙述，而对唐代的宴乐歌辞，反认为“词多不经”，没有记载。《历志》三卷，记载唐初傅仁均所造《戊寅历》、高宗时李淳风所造《麟德历》、玄宗时僧一行所造《大衍历》三家历法。《天文志》二卷，记载僧一行和梁令瓒所造的天文仪器黄道游仪，以及一行实测子午线每度之间距离的经过。《五行志》一卷，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载（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舆服志》一卷，记载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食货志》二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刑法志》一卷，记载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总的说来，《旧唐书》诸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嘉靖十七年（1538），余姚闻人铨等重刻《旧唐书》，但传布不广。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复刻重印于世。由于长期没有印本，书中存在不少残缺和相互歧异之处。清人罗士琳等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可供参看。百衲本《旧唐书》是用南宋绍兴刊本残存的六十七卷，配以闻人铨本影印的，也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校点本现在比较通行。《新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帝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998～1061）、欧阳修等撰，前后费时十七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其《进唐书表》称，和《旧唐书》比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据统计，《旧唐书》帝纪三十万字，《新唐书》帝纪简化为九万字，内容还有所增添。《新唐书》删去《旧唐书》中六十一人列传，增写三百三十一人列传，还增加志三篇，表四篇。全书所载史事比《旧唐书》多，特别是晚唐时的史事，比《旧唐书》大为充实。但为了追求事增文省，因而有不少删节失实之处。
参加编修的人先后变动很大，实际上是由宋祁和欧阳修主持编写。宋祁始终参加编写工作，撰成列传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是在设立唐书局十年之后奉命参加，负责编修纪、志与表，后来只完成帝纪和志的一部分。律历、天文、五行诸志为刘羲叟、梅尧臣等人所作。《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新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食货志由原来的两卷增至五卷，有关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料等方面的内容，是《旧唐书》所没有的。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内容也有不少革新，大量记载全国各地修筑河渠陂堰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农田水利；还详细记载诸道、州、县上贡土特产的情形；逐一开列各地所设军府、军、镇、守捉，反映了唐代的军事部署情况；集中叙述羁縻州，有助于了解唐代各少数族的居住分布及其开发情况；又根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扼要记述了唐朝与境外交通的七条道路，有助于了解唐代中原与少数族地区以及和亚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其《艺文志》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甚为重要。《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十五卷。四表对唐代宰相的任免，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支振的兴衰，以及曾任宰相的姓族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
新、旧《唐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各有所长。《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国史的大量原始素材，《新唐书》则广泛利用宋人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资料，丰富和补充《旧唐书》的缺漏。因此，两《唐书》的史料价值互有短长。《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八卷（每页十四行）；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一百二十四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两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1975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是以百衲本《新唐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刊本整理而成，其中地理志部分校勘最好，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大唐创业起居注》
记录隋末李渊（即唐高祖李渊）自起兵反隋直到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唐帝为止共三百五十七日史事的史书。三卷，唐温大雅撰。温大雅为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他随军撰成该书。
该书所记史事与《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略有出入。《起居注》说李渊起兵反隋出于本人主意。李世民只是赞助；两《唐书·本纪》归功于李世民首谋，李渊是被迫同意起兵。《起居注》历记李渊雄才大略，两《唐书·本纪》则描述为庸懦无能。《起居注》记录了李渊长子李建成的多次战功，两《唐书·本纪》或归之于李世民，或缺而不记；《资治通鉴》虽间或记录，也不记李建成名字。这是由于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被杀，李世民即位，史臣在编撰实录和国史时，有意篡改了史实真相。该书为清代以前惟一传世的起居注。在流传至今的几种版本中，以清代缪荃孙的藕香零拾本为最善。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过校点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贞观政要》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99～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01），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人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佚，惟此书存。《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二十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十八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木版刻本有十二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中国明朝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北京图书馆藏）。元朝儒臣戈直校勘诸本，加写注释和按语，重新编辑，并搜集唐、宋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的有关评论，附于章末，于至顺四年（1333）刊行。通称为“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明刊“戈本”为底本，删去书中评论，保留原注，重加标点印行。日本原田种成博士以日本古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建治本”）为底本，就日本现存各种抄本、校本、刊本二十余种进行校勘，并参照《魏郑公谏录》等书加以核对，编成《贞观政要定本》，于1962年刊行。该本基本概括了日本现存各种版本的长处，其中有些内容为戈本所无。《唐律疏议》
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三十卷。
唐朝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隋朝。唐初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制定《武德律》，于武德七年（624）颁行，是为唐律草创时期。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参酌隋律，对《武德律》加以修订，于贞观十一年颁行，是为《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有所减轻，律条也比较完备，为《永徽律》所本，是《唐律》的奠基时期。永徽元年（650）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李勋、于志宁等修《永徽律》，翌年颁行。《永徽律》凡十二篇五百条（一作五百零二条）。其篇名及主要内容为：①《名例》，阐明唐律基本精神与立法意图、原则，相当于近代刑事法典的总则。其中规定五刑、十恶、八议、自首、过失、累犯、共犯、时效、并合论罪、责任能力、对外国人犯罪的处理原则以及法律用语的解释等。②《卫禁》，是有关保卫皇室宫殿、庙、苑和州镇城戍、关津要塞与边防安全的法律规定。③《职制》，是关于官吏设置、失职、贪赃枉法、违犯礼制、毁损公物和交通驿传等方面的规定，类似近代刑法分则与行政法规。④《户婚》，是有关户籍、赋税、田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类似近代民法分则、土地法、婚姻法以至户籍法、劳动法规。⑤《厩库》，是有关公私牲畜的养护、仓库管理、官物的保护和出纳之法，相当于近代行政法规和民事的赔偿规定。⑥《擅兴》，其前半部属于兵防，后半部属于工程，是有关军队征调、指挥、行军出征和兴建工程等方面的法律，类似近代兵役法、军事法规和工程建筑法规。⑦《贼盗》，类似近代刑法分则。“贼”指贼害，包括反逆、谋叛、杀害人命、掘墓残尸、造畜蛊毒等；“盗”谓盗劫，概括偷窃、强盗以及略诱、拐卖、赃物等。⑧《斗讼》，分斗与讼两部分，是关于斗殴、杀伤、保辜、诬告、教唆诉讼、设匿名书、违反诉讼程序等的处刑，相当于近代刑法分则和刑事诉讼法范围。⑨《诈伪》，规定对诈欺和伪造的惩处，相当于近代刑法分则的范围。⑩《杂律》，是拾遗补阙，将不能归纳于某一类的犯罪行为，汇成一篇，包括国忌作乐、私铸钱币、奸非、失火、赌博、借贷、雇佣契约、商品价格与质量、市场管理、堤防、水运、医疗事故、城市交通、公共危险等项。⑪《捕亡》，是追捕逃亡罪犯及有关事项的法律。⑫《断狱》，是关于审讯、判决、囚禁、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名为《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的增损、编纂多为“令”和“格”“式”，可谓《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制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现存《唐律疏议》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残卷，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残本，以及吴县滂熹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唐写本《律疏》残卷。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种古写本、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校点的《唐律疏议》，校点者以涵芬楼影印滂熹斋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作了详细的校勘记。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唐六典》
唐代官修政书，记载唐前期的职官建置及职掌。共三十卷，近三十万字。开元十年（722）唐玄宗李隆基召起居舍人陆坚修《六典》，并亲自制定理、教、礼、政、刑、事六条为编写纲目，由丽正书院（后更名集贤院）总其事。在中书令张说、萧嵩、张九龄等人的先后主持下，徐坚、韦述、刘郑兰、卢善经等十余人参与修撰。开元二十六年撰成并注释后，于次年由宰相李林甫奏呈皇帝。所以，书题为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敕注。《唐六典》始撰时，准备仿照周礼六官安排体例，但实际上是以唐代诸司及各级官佐为纲目。首卷为三师、三公、尚书都省；以下依次分卷叙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然后叙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等五省，以及御史台、九寺、五监、十二卫和东宫官属；末卷为地方职官，分叙三府、都督、都护、州县等行政组织。《唐六典》的正文记叙唐朝中央、地方各级官府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定员与品级）及其职权范围。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注文，或记职官沿革，或作细则说明，或附录有关诏敕文书。正文所叙诸官司的职掌，多直接取自当时颁行的令、式，均属第一手资料。注文所叙职官的沿革，多取自先代典籍。由于这些令式和典籍至今多有亡佚，所以《唐六典》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一向为学者所重视。《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的作者都采用《唐六典》的材料，其职官部分基本上是依据《唐六典》撰成的。《唐六典》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本，已佚。今存最古刊本为南宋绍兴四年（1134）温州刊刻残本，仅存卷一至卷三第一页，卷三、卷七至卷十五、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共计十五卷（内有缺页），分藏于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中华书局影印本。明代有正德十年.（1515）和嘉靖二十三年（1544）两种刻本。清代有嘉庆五年（1800）扫叶山房本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雅书局本。《唐六典》在国外流传甚早，约在9世纪末成书的《日本见在书目》，即著录有《唐六典》一书。日本现存古刻本有享保九年（1724）近卫家熙刻本和天保七年（1836）官刻本，以近卫本较好。1973年，日本广池学园事业部影印《大唐六典》，系以近卫本为底本，吸收了玉井是博《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记》的校勘成果，成为日刊《唐六典》的最佳版本。《通典》
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
唐开元末年，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以该书为基础，增益资料，扩充规模，撰成《通典》，于贞元十七年（801）进呈。《通典》规制宏大。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诸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通典》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开辟了史学著述的新途径。在《通典》影响下，《通志》《文献通考》等书相继问世，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杜佑编撰《通典》的目的，是要揭举先代“政治之大方”，为唐朝统治者提供“龟镜”。按照“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原则，他认为治理国家，经济条件最重要，所以列食货典（十二卷）为九门之首，下面依次为选举典（六卷）、职官典（二十二卷）、礼典（一百卷）、乐典（七卷）、兵典（十五卷）、刑典（八卷）、州郡典（十四卷）、边防典（十六卷）。《通典》与旧有的史志不同，它不列天文、律历、五行、释老等，又将原地理志的内容改编为州郡典，把原属地理志的人口内容收入食货典，单开“历代盛衰户口”之目，另增边防典。并在食货典中增加“轻重”子目。这些安排都体现了“经邦济世”的原则。《通典》全书综论有关历代政治制度、经济措施、州郡建置以及边防政令等，略于远古，详于当世，时间断至天宝年间，部分内容至中唐。《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其中许多文献今已亡佚，赖有《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有近九百条材料是从《通典》中辑出的，所以该书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有关唐代的内容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多取自当时的官方文书、籍帐、大事记以及私人著述，诸如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天宝计帐等，均属第一手材料，是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但有的部分取材不当，顾此失彼，间有遗漏，有的轻重失检。如兵典只注意到兵法、计谋和战例，忽视了兵制等有关内容；边防典偏重介绍边疆民族和域外王国情况，忽略防务制度措施等。
宋代史学家郑樵、马端临以《通典》为楷模，分别撰成《通志》和《文献通考》，习称“三通”。《通典》在宋、元、明、清各代有多种刻本，以清朝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为流行。国外有朝鲜活字刊本。今存最古版本为北宋刻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1981年日本汲古书院以其原版影印刊行，其缺卷部分用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南宋刻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刻本补齐。《唐会要》
记载唐代典章制度的专书。一百卷。北宋王溥撰。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后周宰相，宋初罢相，迁官至太子太师。
会要体裁和《通典》的主要区别在于，《通典》是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综合叙述；会要则是有关典章制度原始资料的摘录。唐德宗时，苏冕撰成《会要》四十卷，记唐初至代宗时典故。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四十卷，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宋人王溥采择唐宣宗以后故事加以续补，撰成《唐会要》一百卷，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正月进呈。《唐会要》共分五百一十四目，另在不少条目下有“杂录”，将与该条有关联又不便另立条目的史事列人。书中所记史事有不少为两《唐书》和《通典》所无，是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现在唐起居注、实录已亡佚，部分内容多靠此书保存，尤为珍贵，可用以校勘两《唐书》。《唐会要》所记，以宣宗前的内容较丰富，因为充分利用了苏冕、崔铉等人所编会要的旧文，有的还直接引用苏冕的一些议论。但《玉海》《山堂考索》所引《会要》与今本间有不同，当引自苏冕等所编旧本，知王溥亦有所增删。宣宗以后因编者无所因循，加以唐末历史资料散佚，故所述较为简略。《唐会要》至清代仅存传抄本，脱误颇多。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才以木活字排印。所据旧抄本原缺七、八、九、十共四卷，后人以《旧唐书》《册府元龟》《开元礼》诸书中有关资料辑补。原目卷七封禅、卷八郊议，今卷八补辑的也是封禅，与标目不相应。《唐大诏令集》
唐代以皇帝名义颁布的一部分命令的汇编。全书一百三十卷。北宋宋敏求（1019～1079）编。宋仁宗时，敏求父宋绶为知制诰兼史馆修撰，曾将唐代诏令加以汇集。宋绶死后，敏求将其父所辑唐代诏令区分为十三类，编成该书。
诏令是官方文书。魏晋以后，把册书、诏、敕等总称为诏。该书所收诏令含有唐朝军事、政治和社会状况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且个别诏令已不见于现存其他史书。可惜有不少诏令的重要内容被删去。如卷十所收元和十四年（819）、长庆元年（821）、宝历元年（825）、会昌二年（842）、会昌五年、大中二年（848）的册尊号敕文，分别比《文苑英华》所录删去九百余字乃至二千六百余字。
该书自宋至清末都是抄本，错别字多，而且缺佚第二十三卷。其余各卷也有若干残缺。清末光绪年间才据明抄本刻版，收入适园丛书。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排印本，据诸校本改了一些错误。《经行记》
杜环撰。杜环，唐中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生平不详。天宝十载（751），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军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唐军大败，被俘甚众。杜环从军在营，被俘往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库法），后于宝应元年（762）附商船回到广州。著《经行记》，记述其在被俘时期的经历及见闻。《经行记》原书久佚，惟杜佑于《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典》摘引数段，《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均有转引。这些残存文字是记述8世纪中叶前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及西亚、中亚各国情况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所记有拔汗那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拂菻国、摩隣国（今地未详）、波斯国（今伊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大食、朱禄国（末禄国，今土库曼斯坦马里）、苫国（今叙利亚）等国，包括今中亚及西亚各地。文中记载了唐朝被俘流落在大食国都亚俱罗的工匠有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反映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西传。其对伊斯兰教的记述至为简要正确。有关大秦法、寻寻法的记载也是重要的宗教史资料。《史通》
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包括内第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它是8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也是有缺点的。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以往史书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的张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叔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有详细校勘，并改正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之通行本。《旧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一百五十卷。书中叙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共五十四年的历史。因系五代各自为书，故原名《梁唐晋汉周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命宰相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防等同修。后为区别于欧阳修撰的《五代史记》，故称《旧五代史》。书中有本纪、列传、志三部分。十国中对五代称臣奉朔各国，如荆南（南平）、楚、吴、越等，入《世袭传》，余人《僭伪传》，契丹、吐蕃等人《外国传》。人物传各归本朝，不再分类，故无类传名目。有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十志。该书取材于各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等书，文献完备；且修史时五代结束未久，编撰人对当时情况多能了解，故史料较丰富。自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欧阳修《五代史记》于学官后，该书渐废。自明中叶至清乾隆约二百年间，传本不行于世。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国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新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七十四卷，内纪十二卷，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北宋欧阳修撰。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907～960）五十四年的历史。原名《五代史记》，为与薛居正撰《五代史》相区别，故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官是唐代以后惟一的私修史书。薛居正之书系五代分叙，该书则将五代融而为一。其本纪连叙五代，诏令全删去，事迹简净。传皆用类传，有家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杂传等传目，多为此书创立。书中将专在某代为官者，列入某代的大臣传中；唐六臣传皆唐末大臣助朱温篡唐者，名为唐臣，意在讽刺；杂传指历仕各代，无类可归者，实为贬斥。十国称为世家，并有《十国世家年谱》。关于典章制度，只有司天（即天文志）、职方（即地理志）二考，较简略。全书仿效春秋笔法，多所褒贬。突出尊王思想：强调君臣、父子封建秩序，史论常用“呜呼”二字发端，发表感慨议论。作者是著名古文家，该书文字简洁流畅。材料多本薛居正《五代史》，加以删削，并兼采小说、笔记资料、补充了薛史之缺，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与薛史互相参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书原有徐无党注，多发挥义例。《五代会要》
汇编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典章制度及其损益沿革的史书。三十卷（一作五十卷），北宋王溥撰。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后汉乾祜时甲科进士，任秘书郎，后周时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左仆射；人宋后，封祁国公，位至司空，监修国史。另外撰有《周世宗实录》、《唐会要》等，有集二十卷。《五代会要》共设二百七十九目，—除个别目、次略有调整外，体例一遵《唐会要》。每目内，先按朝代更迭，再依年代顺序编排史料，甚便检索。成书于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一说乾德元年（963），是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最早撰著。此后诸史于五代典章的叙述均甚简略，如《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旧五代史》今仅存辑本，资料不全。这五十多年的典章，赖《五代会要》得以流传，可补诸史遗阙。王溥仕于五代，后周时居相位，谙熟五代典章文物，编撰此书时又大量摘引五代诸朝实录中的诏令、奏议，故史料较后出的新旧《五代史》翔实。《五代会要》撰成后，诏藏于史馆。北宋庆历六年（1046）文彦博初刊于蜀，南宋乾道七年（1171）施元之复刊于徽州（今安徽歙县）。《南唐书》
记载五代时南唐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有三部：①宋胡恢撰，已佚；②宋马令撰；③宋陆游撰。马、陆二书都记载了南唐国自李昪代吴至李煜降宋间的兴衰史。
马令《南唐书》三十卷，撰成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该书仿效《三国志·蜀书》之例，置先主（李昪）书、嗣主（李璟）书及后主（李煜）书，共五卷。人物列传十七类二十二卷。灭国传两卷，略载南唐所灭之楚、闽二国及殷（王延政）政权事。谱一卷，其中建国谱叙地理，记南唐三十五州得失的情况，所记仅有军、州而无县，世裔谱考溯李鼻之祖源。该书仿效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笔法，卷首文末多有序、论，以“呜呼”发端，各予褒贬。明嘉靖二十年（1541）姚咨抄本和嘉靖二十九年顾汝达刻本为现存最早的本子。
陆游《南唐书》十八卷，内本纪三卷；人物列传十四卷；浮屠、契丹、高丽列传总一卷，分述南唐佛教盛行始末以及南唐与契丹、高丽往来诸事。该书叙述简赅有法，极为后人推崇，刊印、校注者甚多。元天历初，戚光为之音释（一卷），程塾等校刊，赵世炎作序。清道光二年（1822）有绿签山房刻本，附嘉庆时汤运泰《南唐书注》十八卷、《唐年世总释》一卷和《州军总音释》一卷。1915年有刘氏嘉业堂刻本，附康熙时周在浚《南唐书注》十八卷及刘承斡《南唐书补注》十八卷。现存最早本为明嘉靖四十三年钱谷抄本。
马令、陆游两书，互有短长。马令是宜兴人，其祖马元康世家金陵（今江苏南京），谙熟南唐旧事，曾广泛收集旧史遗文、遗老传说见闻及诗话小说等材料而未及撰著。马令缵先志而著《南唐书》，史料来源丰富，叙述较为详备。陆游是宋著名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参加国史、实录的编撰，官至宝章阁待制。他认为马令之书未尽善，乃采择诸书，删繁补遗，重加编撰。其卷数、人物虽不及马令书之多，但史料多经考证，叙次简洁，实为南唐史之佳作。此外，后人多有合刻马令、陆游两书者。明代李清则以陆游之书为主，补以马令之书及诸野史，并详征博引，为之考订，撰成《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本。该书乾隆中收入《四库全书》，后因李清《诸史同异录》有触犯清廷的字句而同被撤毁，其提要亦从《四库全书总目》中删除。此后，除民间有抄本流传外，还有四库传抄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汉书》
记载五代时南汉国历史的纪传体（无志表）史书。十八卷，清梁廷枬（楠）撰。
梁廷枬（1796～1861），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曾任广东海防书局总纂、内阁中书等职，参加过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广州人民的反英斗争。他一生勤于治学，著作甚富，除《南汉书》及其《考异》外，还有《南越五主传》《粤海关志》《海防汇览》等三十多种。《南汉书》有本纪六卷；类传十二卷，依次为后妃、诸王公主、诸臣、杂传、女子、宦官、方外、叛逆、外传等九类。除杂传外，其余类传及本纪各主之前，均有“论赞”褒贬人物。本纪五主，类传每卷少者六人，多者三十一人，纪、传共一百八十四人。
宋胡宾王曾撰《刘氏兴亡录》叙南汉国史，后亡佚。清道光七年（1827）
刘应麟撰成《南汉春秋》，系纂集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中有关南汉国的史料，其史事简略，多有舛错。梁廷枬年轻时，立志仿效马令、陆游之撰《南唐书》，重撰南汉国史。他用数年时间，潜心研究家藏史籍，于道光九年（1892）秋，撰成《南汉书》。《南汉书》虽然晚出，但史料价值较高。该书广泛利用了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等书，还引用了《九国志》《十国春秋》《五国故事》及广东地方志等近百种古籍，史料来源丰富。对于前人记载的南汉史料，梁廷树均细加鉴别，“事同则采其古，事异则采其详；说有不可通则旁推曲引，务求必当”。故所载史事比较翔实、准确，可补正诸史之疏脱、谬误。其史料价值高于《南汉春秋》及清吴兰修所撰之《南汉纪》（成书稍晚于《南汉书》，仅记载南汉四主之事）。《南汉书》撰成后，与《南汉书考异》十八卷、《南汉文字略》四卷、《南汉丛录》二卷合刊为《南汉丛书》，道光十年后收入《藤花亭十种》及《藤花亭十七种》。
四、宋辽金元史学典籍
《辽史》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脱脱等奉敕修。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记载辽代（907～1125）和建国以前的契丹及西辽的历史。末一卷是《国语解》，凡官制、宫卫、部族等以契丹语为称号者，多参考史文，略加注释；也解释了部分非契丹语的名物制度。”辽朝沿承中原文化传统，曾编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最后由宰相耶律俨（燕京李氏，赐姓耶律氏）集成一代《实录》。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实录》作底本。第一次由耶律固、萧永祺编修，金皇统八年（1148）完成，未刊行，元修《辽史》时已佚；第二次由耶律履、党怀英等编修，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也没有颁行。元代在中统二年（1261）、世祖至元元年（1264）先后拟议修辽、金两史。灭亡南宋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义例正统等问题争论未定，长期拖延。直到元末顺帝至正三年（1343）始由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则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兼采《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各史《契丹传》等参订编排而成。辽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历年甚长（共296年），但《辽史》记录简略，篇幅很不相称。往往同一事实，分见于纪、志、表、传；且因史料来源相同，故所记仅只互有详略，而重复甚多。前人讥《辽史》编纂为“纵横舞剑”，即指此类而言。此外，《辽史》中的错讹、疏略及各纪、志、传相互牴牾之处也不少，史笔不够规范，不少人有名无姓，甚至仅载“皇太妃”之类称号，而无姓名。由于辽代的记载流传不多，《辽史》以外，有关的资料极少，因此它成为辽代的惟一史书，更加珍贵。《辽史·营卫志》在二十四史中是独有的篇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牧社会的差别。契丹宫帐的四时移动；冬夏捺钵（会议处理政务），春水（捕鹅、钩鱼），秋山（哨鹿），属于草原游牧生活传统，与中原农耕社会不同。《百官志》分列北面官（契丹草原旧有的官职）、南面官（中原传统的官职），也属于纪实的做法。
元人修《辽史》是在一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内仓促完成。发凡起例，欧阳玄是实际负责人。但在修史过程中却多草率从事。苏天爵所提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也未能正视与采纳。甚至对同时修成的宋、辽、金三史，也没有互相进行参考补充。如王称《东都事略》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改国号大辽。出土碑志，并与《东都事略》相合。而对于更改国号一事，《辽史》却没有记载，可见修辽史的人对史局里已有的资料也未曾充分利用，造成不应有的疏漏、混乱和错误。《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在江浙、江西二行省刻板印行。现在通行的百衲本《辽史》虽系元刊本，恐非初刻，其中讹错亦多。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刊本，取百衲本为底本，并吸取殿本等其他版本和前人成果，进行校注，是目前比较好的版本。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契丹国志》
南宋人所著关于辽朝的纪传体史书。二十七卷。旧题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生卒年不详。淳祐七年（1247）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该书。今书前附《进契丹国志表》，末署“淳熙七年（1180）三月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显误。论者谓淳熙应为淳祐之讹。然当年及第，即奉诏修书，且于三月以前撰成上进，亦不可信。又有谓淳熙为咸淳之误，咸淳七年（1271）于理较近。该书为南宋人奉敕编次，所取皆南朝所存有关北朝的资料，与元人所编《辽史》主要根据辽朝《实录》有所不同，虽不免传闻失实之辞，亦存直书不隐之论，足资参考。纪传之外，卷首附《契丹国初兴本末》《契丹国九主年谱》，末附《蕃将除授职名》《汉宫除授职名》。又收录部分档案材料：石晋降表二、澶渊誓书二、关南誓书三（契丹致宋书、宋朝回契丹书、契丹回宋誓书）、议割地界书二，另有南、北朝馈献礼物单及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对州县及四京本末，周邻的少数民族风俗制度，岁时仪制，都有所记载，并附有宋人人辽行程录。它是宋朝所存有关契丹的材料的总汇。旧有承恩堂本、扫叶山房本及国学文库诸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林荣贵的校点本，系以元刻本为底本与其他版本参校的较好版本。《宋史》
记载宋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和杨宗瑞等七人任总裁，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褧、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文人。《宋史》即是由总裁与史官三十人集体编撰，而总裁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欧阳玄、张起岩、李好文等，都颇有名望。
宋朝的官修史书，如编年体的日历、实录，纪传体的国史之类，极为繁富。宋孝宗赵昚在位时的日历，长达两千卷。到南宋晚期，尽管国势衰落，却仍修撰有宋理宗赵昀日历四百七十二册，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宋度宗赵禥时政记七十八册，宋恭帝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南宋灭亡后，元朝将宋的各种史籍文书五千多册，运至大都国史院，成为元人纂修《宋史》的资料依据。《宋史》为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惟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特别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十五志，记录了一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行政沿革、图书目录等等，虽间失芜杂，为后代治史者所訾议，然其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宋史》列传有忠义传，在儒林传外，又有道学传，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历史特点。《宋史》的缺点也很明显：其一，由于成书十分仓促，元朝史官对极为丰富的宋史资料，并未认真加工、整理与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径自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拼凑成书。《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极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宋史》的很多错误与混乱，其实是对宋朝官史沿讹袭谬的结果。其二，元人掌握的南宋各种官史资料，其实比北宋更加丰富。但因宋宁宗赵扩以前的中兴四朝国史较略，而自宋理宗以后，宋人来不及编纂国史，元朝史官又未对南宋的日历、实录之类认真搜采与整理，故《宋史》的记述反而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其三，元人修史时，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多所删削，隐讳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如《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战败的记录。抗元名将王坚在《宋史》中无传。其四，《宋史》否定王安石变法、尊崇道学，将变法派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列入奸臣传，南宋权臣韩侂胄也列入奸臣传，而权奸史弥远祸国殃民，却未列入奸臣传，这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识低下。《宋史》的主要版本有：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成化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并改正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宋史》标点校勘本，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但中华书局校点本中亦有不少错误，故百衲本仍不可废。《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学识渊博，尤精于史。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赵曙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赵顼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阳。历任闲职，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历时十九年。《通鉴》虽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敛、范祖禹三人。刘攽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史家绝笔。《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一百一十八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通鉴》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通鉴纪事本末》
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一百四十二卷。作者南宋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袁枢精研《资治通鉴》，苦其浩博，难以寻究史事终始，于是根据《通鉴》旧文，区别门目，以类纂辑。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起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概括为二百三十九篇。另有六十六事，附于各篇之后，总计大小三百零五题。去取剪裁，颇为精密。但内容皆属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很少。宋以前史书只有编年、纪传两体，各有短长。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袁枢于两体外，创立纪事本末一体。这种体裁因事命篇，不拘常格，与现代史书的体裁颇为接近，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该书成于淳熙元年（1174），三年，初刻于严州郡学。明末，张溥于袁书各篇之后加入自己的评论。流行版本有中华书局本。《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焘（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其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东都事略》
纪传体北宋史。南宋孝宗时王称（以前曾长期误作“王偁”）撰。因为北宋建都开封（今属河南），称东京，故书名《东都事略》。全书一百三十卷，起自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宋钦宗赵桓，计帝纪十二卷，为各代帝王在位时的大事记；世家五卷，记叙后妃和宗室；列传一百零五卷，载各种人物共六百九十七人事迹；附录八卷，列举辽、金、夏、西蕃、交阯的情况，没有表和志。
王称的父亲王尝曾在南宋绍兴年间做过实录修撰官，王称继承父业，根据国史、实录，还采用了野史的资料，写成该书。虽然它的内容颇显单薄，但是叙事简明扼要，有些内容为《宋史》所无，或可纠正《宋史》的失误，可与《宋史》互相补充，为研究宋史不可缺少的资料。清乾隆刊本是该书较好的版本。《三朝北盟会编》
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汇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