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春妹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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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曼特尔小说研究试读：
前言
进入21世纪后，在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标准化、工具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评价体系和标准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很有必要关注这些变化，并将其当成写作灵感的源头，而读书似乎是抓住这些灵感的重要途径，尤其是阅读那些经典名作。美国当代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文学经典具有启示价值。在他看来，启示价值一般不是由一种方法、一门科学、一个学科或者一个专业的运作产生出来的，而是由非专业的先知和造物主的个人笔触产生的。文学经典是伟大的，因为它们启发了许多读者。
希拉里·曼特尔是当代英国文坛实力派作家之一，其代表作《狼厅》和《提堂》虽不比莎士比亚笔下的众多经典巨作那般脍炙人口，却因其屡获英国布克文学大奖而广受关注。2009年初次接触《狼厅》，我便不由自主喜欢上它，喜欢“历史小说”的风格，喜欢幽默风趣的语言，更喜欢充满人情味的主人翁托马斯·克伦威尔，于是写下一篇书评，发表在译林杂志上。此后，我便开始关注曼特尔，一方面委托友人从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购买了她的全部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其创作动向。2012年，曼特尔的《提堂》再度获得布克奖，我便抢得先机，第一时间阅读，第一时间写下书评，发表在外国文学动态期刊上。在不断地阅读和写作中，我获得许多乐趣，也受到许多启发，并对这位年逾花甲的女性作家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喜爱，情不自禁细读其全部长篇小说，梳理其成长历程和创作背景，其间形成了多篇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期刊上。
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国内文学评论界对曼特尔小说的研究多局限于布克奖小说《狼厅》和《提堂》等单个文本，研究视角也以“新历史主义”为主，而对其他类作品的研究视角比较有限，研究成果屈指可数，针对其创作的整体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事实上，细读文本便不难发现，曼特尔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浓厚的现代性焦虑情绪：无论是都铎王朝忠君爱国的伦理叙事，还是沙特阿拉伯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从分崩离析的母女关系到阴暗恐怖的超自然世界，无不影射出作者对当下人类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性格命运的诸多思考及对英国民族身份认同和当代共同体构建的关注和担忧。鉴于此，我便欲以“共同体”视角系统研究曼特尔的小说。
本论著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从英国民族共同体视角研究希拉里·曼特尔及其文学作品，同时审视文学作品对当下民族共同体构建及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言而喻：关注英国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塑造和发展对文学作品创作与传播的影响，有助于拓宽文学作品的研究思路；发掘文学作品在加深民族身份认同意义上的深层价值，有助于拓展外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关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解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塑造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推进文学批评的研究；关注以希拉里·曼特尔为代表的英国本土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核心价值观和公共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本书通过全面介绍曼特尔的创作背景及其重要作品，有助于深化国人对当代英国小说的了解，为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的读者提供了较为深入翔实的信息材料，为研究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的中国学者提供有一定价值的研究资料。因而，本书可用作英语专业学生的辅导读物，也可作为英语专业学生、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参考书。
本书是本人第一部外国文学研究的专著，对曼特尔及其长篇小说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和论析。由于绝大多数观点和论析具有原创性，加之笔者是青年学者，毕竟身单力薄，深感战战兢兢，因此，个中粗糙乃至疏失在所难免，行文的稚嫩也显而易见。希望我的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以唤起更多学者对外国文学的关注。
鉴于作者水平和经验不足，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学者和文评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不吝赐教。2016年4月初于衢州学院
绪论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是当代英国畅销小说作家，至今已出版11部长篇小说、1部自传、1部短篇小说集，且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等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众多评论文章。随着《狼厅》（Wolf Hall）及其续曲《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先后摘得布克奖，她一跃跻身于当下英语文学世界最炙手可热的作家行列，并被誉为“最伟大的现代英语作家”（the greatest English prose writer of modern times）（Chennai，2012）。曼特尔两度得到英国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垂青，与其作品中表征的共同体关怀有着莫大关系。而由此反观其先前著作，尽管从处女作《每天都是母亲节》（Every Day Is Mother’s Day）至今，曼特尔创作取材各异，但共同体形塑是始终贯穿于其写作的重要主题。曼特尔多样化题材的尝试表明她对共同体反思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类型或人群，其创作不仅反映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和政治利益基础上的传统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也反映了当代英国民族共同体对新时代“英格兰特性”（Englishness）的独特理解，揭示了英国本土作家利用自身的创作深化民族身份认同、推进共同体建设的民族情怀。一方面曼特尔小说中的共同体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下英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病症，直指英国民族核心价值英格兰特性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小说中围绕叙事与文化两个维度展开的共同体书写，又为英格兰特性建构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1.共同体语境下曼特尔小说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与诸如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A.S.拜厄特（A.S.Byatt）及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等英国当代作家一样，曼特尔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浓厚的现代性焦虑情绪：对当下人类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性格命运的诸多思考及对英国民族身份认同和当代共同体构建的关注和担忧。与上述作家不同，在审思英国民族身份认同与当代共同体形塑上，曼特尔借助小说创作的文学形式表达伦理关怀、民族文化关怀以及社会责任意识。
因而，“共同体、伦理、民族文化”等可视为研究曼特尔小说的关键词，其中“共同体”既是曼特尔创作的表征对象，又是其书写“伦理关怀与民族文化关怀”的具体语境。“共同体”一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community”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注解为：①the people living in one place，district or country，considered as awhole；②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eligion，race，occupation，etc.，or with shared interests。“community”译成中文对应有“社区/共同体”，相应的解释为：①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②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对“共同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强调“在一个共同体中，对共同善的共同追求使人们获得相应的利益或善”。在众多共同体研究中，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观点无疑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共同体意味着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共同体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共同目标和共同活动为共同体成员带来共同利益（Tonnies，2001：15）。”时至今日，这种“持久的共同体生活”又逐渐被细化，除“民族文化共同体”、“区域文化共同体”等传统“文化共同体”视角外，“共同体”已经越过血缘和地缘的局限，衍生出了科学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等，并由此引发出较多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共同体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流动性与矛盾性并存的场域。20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滥觞，英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格局逐渐形成，这给英国社会既有的共同体带来较大冲击，同时又为之注入一股新活力。曼特尔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无疑对这一历史宏观变化有所体悟，而她将此种体悟揉入创作中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曼特尔对历史边缘人物、弱势群体、异质文化等始终给予充分关照，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他（它）们在共同体语境下面临的焦虑与困惑及其对共同体形塑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在对国内外曼特尔小说研究的文献梳理中，笔者却发现以往研究较少涉及该方面的探索，更鲜有批评家从叙事伦理与文化批评两种视角解读其作品中的共同体建构。
国外学者对希拉里·曼特尔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其处女作《每天都是母亲节》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宗教及家庭，研究方向更多的是关注作家的黑色幽默技巧。大多数学者对曼特尔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狼厅》和《提堂》的研究关注较多，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小说的主题、结构、语言、叙述基调、想象力及主人翁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形象再塑等方面。“道德的模糊”（moral ambiguity）和“政治生活的不确定”（the real uncertainty of political life）是人们较多关注的主题，“历史现实与自由想象的交融”彰显了小说创作无尽的魅力（Bordo，2012）。在小说情节方面，曼特尔聚焦于都铎王朝紧张的君臣关系和一代权臣的荣辱兴衰（Kevin，2012）。对于曼特尔其他几部小说的评论多见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旁观者》（The Spectator）等专栏评论中，系统的学术论文则比较有限。
国内学者对希拉里·曼特尔小说研究起步较晚。在获布克奖之前，曼特尔在我国还鲜为人知，早期的研究也仅以零星介绍曼特尔生平和访谈为主。随着两度获布克奖后，曼特尔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针对其获奖作品《狼厅》和《提堂》的研究也逐步呈现多元化趋势：有的学者从历史小说的特征入手对《狼厅》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有的学者探讨了作者高超的文学想象和精细的语言描写；也有学者着重讨论主人翁克伦威尔的形象塑造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曼特尔刻画的克伦威尔几乎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角色：自我意识和自我怀疑并存，冷酷无情与多愁善感纠缠，对传统观念不屑一顾。也有评论者赞赏作者曼特尔以女性特有的笔触诠释克伦威尔人性与狼性并存的政治生命，探索重塑后的克伦威尔的魅力。
国内外学者从多个层面剖析了曼特尔小说的创作主题和创作技巧，尤其是针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进行了较多的探讨，这些成果将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对曼特尔文学创作过程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宽思路，如对其小说中民族身份、民族文化根源以及当代英国民族精神等方面，尤其是涉及共同体价值核心观念的“英格兰特性”研究较少。“英格兰特性”体现着共同体中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理解，文学作品则是表达并传递这种理解的重要媒介；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发展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文学作品则反过来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加深产生重要影响。就文学研究而言，只有将这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纳入视野，才能拥有对作品的透彻把握，进而将文学研究提升至民族文化研究的高度。英国文学作品研究是我国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果丰硕，然而，由于此前的工作不够重视英国民族身份认同观念的问题，导致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常常局限于审美愉悦的层次，缺乏民族意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深度探讨。希拉里·曼特尔作为唯一一位两度获布克文学奖的女作家，虽然著作颇丰，也有了一定的文学地位，但是对其作品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全面，也未能充分阐释其作品在深化民族身份认同、塑造共同价值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如何将这两方面的研究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文学作品的创作解读与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真正地相互契合，以推进英国文学研究，并为当前国内的文化建设工作服务，是学术发展的追求，也是社会现实的需求。本书主要从叙事伦理与文化批评两种视角阐释曼特尔小说中共同体的价值形构，如从隐含作者、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叙事元素中阐释“去理解，而不是去决断”的叙事伦理指涉，以及从英格兰特性、民族身份认同、伦理形态等文化关键词中解读民族共同体文化构建。因此，将曼特尔小说置于共同体语境之下，有助于挖掘作家创作背后的人道主义关怀，为了解英国当下复杂的多元文化社会提供切入口，也可为探索我国当前公共文化建设提供新思路。
2.曼特尔创作的伦理情怀
现代生活中，人、自然、神性陷入分崩离析的沉沦境遇中（托多罗夫，2005：153）。人的生产和生活与时序无关甚至相互冲突，工业产品最终成为废弃物，无法归还与献祭。在当下这个追求真实和论争的年代，人们对叙述细节和生活中的逸闻琐事越来越不耐烦，因为这些没有使用价值和意义，除非它们是信息或说明了某种道理。现代社会把叙事遣送到新闻报道，把叙事虚构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工业。由此，小说叙事魅力日益凋零，小说的“严肃精英性质逐渐被通俗流行所替代，纯文学走向了边缘，小说家从此徘徊在文学与文本之间、严肃与娱乐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杨金才，2009）。”无怪乎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就发出“小说已死”的悲怆感言。在这样的小说叙事逆境中，希拉里·曼特尔依然对小说创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其对小说叙事的维护，是对个性、主体性的坚守。随着两度荣膺布克奖，曼特尔的小说在商业上也取得巨大成功。《狼厅》在英国销量就赶超了美国当下著名畅销书作家丹·布朗（Dan Brown）的《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曼特尔的成功表明，即使在工具理性几乎独霸天下的时代，文学虚构叙事仍然可以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赋予人类的生活经验以讲述的动力。
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避免与其产生关系。人类要寻求生存的意义，其内心的欲望必然要求他把握这个世界及其本质。因而人与世界就展开了互相建构的活动。小说家与小说叙事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小说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奥斯本，2004：277）。”小说主人公及其感受，其对事物的情感意志的总体取向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纯粹审美形式，而是首先受到作者的认识和伦理的界定。作者在对小说做出形式上的直接审美反应之前，先要在认识伦理上做出反应，然后才能从纯粹审美方面来塑造经过认识伦理（指道德上、心理学上、社会学上、哲学上等）判定的主人公。主人公的认识伦理所加的限制，总带有无法摆脱的利害关系和个人隐秘的价值认知。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开始关注作家的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聂珍钊强调：“任何创作与批评都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作家有创作和虚构的自由，批评家有批评和解释的自由，但是不能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应该有益道德而不能有伤风化。无论作家创作作品还是批评家批评作品，都不能违背文学的伦理和损害道德（聂珍钊，2015）。”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就不能只兼顾市场效应，还须维护文学创作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
曼特尔创作的小说大致可归类为：历史小说、家庭小说、超自然小说、女性小说，其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阴险毒辣与忠君爱国的权力人物克伦威尔、表面患有精神病症实则心理扭曲变形的小女孩穆里尔（Muriel）、对上帝失去信仰却用严格的教条伪装自己的神父安格温（Father Angwin）以及恶鬼缠身的专业灵媒艾莉森·哈特（Alison Hart）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小说人物是具体的和社会的植入，因此小说人物鼓励我们对照他们的行为反思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行动（伍茂国：2013：78）。小说家曼特尔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足以表达出她的人道主义理念。“人道主义”是人区别于“兽道”和“神道”的、以人类生存需要为前提、以人类道德文化为内涵的基本原则（徐岱，1990：46）。曼特尔文学创作思想的生命本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道主义的语境。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接受诺贝尔文学颁奖时说道：“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福克纳，1980：255）。曼特尔借助于想象的翅膀塑造了一个个虚构故事中的人物，实现了对自由生命的体验，这永远是人类诗性文化创造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她的小说叙事虽然离不开叙述者的生活经历，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至少以此作为叙事的脚手架来为我们表现具有普泛的生命意识。曼特尔用她的小说叙事表达着人类的愤怒、哀伤抑或欢乐，她的小说也因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赢得尊重与好评。
曼特尔在虚构小说人物时深刻把握了人的基本特点：在人的身上善恶共存的特点。无论是社会中的人，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曼特尔笔下的人物形象几乎都具有善恶共存的特点，是其作为小说创作者推动人们择善弃恶的道德实践。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说过：“严肃的小说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着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桑格塔，2009：218219）。”毫无疑问，曼特尔是有责任心的说故事高手，她的确试图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培养现代人的道德判断力，她的诸多小说感动当下读者绝离不开其中朴素的伦理追求。当代作家正是借助自己的作品来探索和表达自身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与认识。
除了对现实的道德关怀，曼特尔对民族特性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热情和洞察力。事实上，现当代英国文学界表现出强烈民族情感的作家不乏其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歌、A.S.拜厄特所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England）、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帕克系列历史故事、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以及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等文学作品从帝国霸权、殖民主义、经验主义、多元文化等方面对“英格兰特性”进行深入的阐释和探索，从而审视了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内涵。这些研究印证了文学作品与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民族是不断变化的人类共同体，在记忆基础上的自我认同意识是其存在的基础。小说家们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从历史、风俗、文化、宗教等多重视角阐释英国民族特性，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代作家们对民族共同体的关注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身份认同危机时代苛求民族身份属性和共同体精神的强烈愿望。
3.本书研究意义、内容框架与创新之处
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融入现代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经济转型的加快，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本书通过审视、解读当代英国本土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创作背景及其经典小说，探究其伦理态度和伦理立场，审视其民族意识，提炼其作品中包含的加深民族身份认同的元素，解析其文学作品在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创作路径。本研究针对当代伦理转向语境中的叙事伦理及英国民族身份认同危机状况，创新、系统地研究英国共同体文化，旨在服务于我国公共文化建设。本书的研究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意义和价值：（1）关注曼特尔经典作品中的叙事伦理问题，对文学作品的伦理思想内容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为叙事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提供新维度，提高人们的文学鉴赏水平。（2）关注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发展对文学作品创作与传播的影响，有助于拓展国内文学界对英美文学研究的新思路。（3）探索希拉里·曼特尔经典作品的民族文化特性，有助于加深国内文学界对英国布克文学奖作品的了解。（4）挖掘蕴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教诲价值，发掘文学作品在加深民族身份认同意义上的深层价值，关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解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创新共同体文化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探索我国文化特色和建构共同体文化。
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提出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①作品（work）、②世界（universe）、③艺术家（artist）、④欣赏者（audience），并采用一个方便实用的三角关系图，将“作品”这个阐述对象摆在中间，世界、艺术家和欣赏者处在三个边上。在这个艺术系统中，作品是中心，经由它把其他三个要素勾连起来。世界与艺术家的联系被凝聚在作品的艺术形态中，而创作活动的成果就是作品；作品同时也是连接艺术家和欣赏者的桥梁，欣赏者通过作品去认识世界，理解生活。四要素理论的三角形式表明，评价、分析、解读一部艺术作品，既要立足于作品又不局限于作品；既要探究作品的内部构成，又需考察其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既要分析艺术家的创作意图、思想情感、个性才能如何显现于作品，又要考虑作品对读者的社会功用等。本书基本上是沿着艾布拉姆斯对四大要素的概括和三角形关系图的阐释来对曼特尔小说进行解读。大多数文学史学家和批评家都注重作者个人与他们所生活、创作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注重文学作品与其所反映或针对的社会层面之间的关系。社会学派的批评家认为，文学作品——题材的选择与形成，作品体现的思维方式，作品对其表现的生活方式的评价，甚至作品的形式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及结构。他们同时也认为，阅读大众所处的时代与地点所特有的环境决定了阅读大众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和评价。显然，文学社会学将文学作品完全视为文化产物，认为文学作品完全扎根于时代、地点的背景环境之中，这正是本书研究的一以贯之的原则。
本书研究的总体框架以文学叙事的伦理艺术本质及英国民族身份认同危机为切入点，以英格兰特性内涵的理解和阐释为重点，以希拉里·曼特尔的小说《狼厅》和《提堂》及其评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历史、文化及政治认同为关键因素，探索其作品所透视的叙事伦理价值及民族特性，审视希拉里·曼特尔的人文情怀与民族意识，分析英国本土作家借助文学作品解构传统民族身份认同的行为，研究英国人推动公共文化建设、构建当代民族共同体的新思路，同时经由文学研究、心理学研究及社会学研究等多棱视角，着重审视作家的社会道德责任和英国民族独特的当代共同体意识，探索文学作品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影响及意义。本书将在小说叙事伦理和民族共同体文化视域下展开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希拉里·曼特尔小说创作背景及创作思想研究。要解读一位作家的作品，真正了解作品所体现的丰富内涵，就有必要研究作家的创作背景。希拉里·曼特尔自1985年发表处女作《每天都是母亲节》以来，迄今已出版11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传记。曼特尔创作不仅涉足不同文类，而且作品的题材跨度较大。但她似乎比较青睐历史题材。1993年的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A Place of Great Safety）通过追溯革命家乔治·雅克·丹东（George Jacques Danton）、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人的一生，再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恢宏场面。1998年，曼特尔以18世纪末的真实历史人物查尔斯·奥布莱恩（Charles O’Brien）为主人公创作完成了小说《巨人奥布莱恩》（The Giant O’Brien），探索了灵与肉、想象与理性的对立。而2009和2012年推出的《狼厅》和《提堂》则堪称作家对历史题材完美操纵的典范。曼特尔小说的创作背景可以从作者经历、所处时代、创作动机等方面进行透视分析。探讨曼特尔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意在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发掘作品的丰富意蕴，也是对作家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的一个梳理。
第二章为希拉里·曼特尔经典小说研究。曼特尔的经典小说——如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反映了英国16世纪都铎王朝一代权臣克伦威尔的政治生活和丰功伟绩——取得了巨大成功，为其两度赢得布克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历史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丹东、罗伯斯庇尔、卡米尔（Camille）三个革命者所表达的政治理想；《巨人奥布莱恩》是一个关于18世纪爱尔兰巨人查尔斯·奥布莱恩的神话故事，等等。本章从文化功能这一视角，研究曼特尔小说如何暗示英国民族文化走向，解析共同体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文学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与推动者，也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捍卫者，具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坐标原点价值，反映着一个广阔的领域，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道德、思想、文字等多重文化观念，这一切都为我们考察文学经典作品在引领民族文化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学理依据。
第三章为希拉里·曼特尔经典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曼特尔作为当代实力派作家，始终关注自我、身份、命运、生死、爱、灵魂、信仰等众多人类生活基本命题，不倦地探索人的生存方式，积极呈现生命的感觉。曼特尔众多经典作品充分演绎了作家的生命哲学和高超的叙事艺术。研究曼特尔小说的叙事伦理，意在阐述其以《狼厅》和《提堂》为代表的经典作品中叙事了何种伦理和伦理如何叙事，探讨叙事中呈现的伦理关系和叙事主体在叙述文本中构建出的伦理价值，探讨曼特尔的小说叙述形式产生的伦理效果。因而本章节主要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切入，通过对《狼厅》、《提堂》的故事伦理研究和叙述伦理研究来阐释曼特尔的伦理价值和叙事技巧。首先，论述小说叙事伦理批评的常用策略，如叙事视角、叙事主体等，并概述曼特尔小说的叙事伦理精神；其次，论述《狼厅》与《提堂》的故事伦理，探索叙事中蕴含的伦理内涵；最后，曼特尔经典小说中的人物始终表达了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与嘲讽和对善与温情的渴望与赞美，由此分析曼特尔的伦理乌托邦建构。叙事伦理研究是一种后经典叙事学的全新方向，在对于叙事性作品的既有研究中已经证实其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选取曼特尔经典小说，尤其是以其布克奖获奖作品为研究文本，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从叙事伦理角度探讨曼特尔的小说艺术，打开了曼特尔文学作品研究的新维度，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第四章为希拉里·曼特尔经典小说中的民族共同体形塑研究。曼特尔在其小说中所体现的民族共同体文化，有反映社会较低阶层需求的大众文化，有体现英格兰贵族社会特色的主流文化，也有代表皇室传统的精英文化，这三个方面作为一个内在有机系统，既有其尖锐的意识形态冲撞，但更多的是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英格兰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豪。英国民族公共文化建设离不开大英帝国情怀的重新审视、文学经典的继承和发扬、黑色幽默手法的运用以及民族记忆信息和特征的传承及补充等方面。研究希拉里·曼特尔借用小说创作方式解读和阐释当代英格兰特性所体现的民族独特性、包容性和多样性，以进一步延伸对英国民族共同体文化与当代公共文化建设的研究，是本书的重要研究内容。
全书四个章节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论述：一是怎样真正体现文学作品与共同体形塑之间的双向解释。本书通过对英国本土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创作思路及其经典小说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全面、具体、细致的方式阐释文学作品对民族共同体形成、巩固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在小说作品的研究领域有一定的挑战性。二是如何从伦理价值取向及民族共同体文化等视角界定“英格兰特性”的概念及其内涵。界定国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是相当复杂的课题，因为英国现在涌入大量外来移民，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国家之一。“英格兰特性”的表征因时期不同而不同，但其内涵却一直在延续、巩固和发展。如何界定“英格兰特性”这一概念，梳理反映其内涵的表征现象，也是本书研究的关键。第三，一直以来，“英格兰特性”、“道德判断”、“伦理视角”、“民族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共同体文化构建”等热点话题在各个研究领域得到强烈关注。本书是在文学研究、心理学研究、文化学研究及社会学研究等领域对上述热点话题的有机延伸，既具有思想性、历史性、民族性及学术性，又是对当下种种研究热点的积极回应和参与。本书探讨了如何在这种参与和回应中探索我国伦理价值以及民族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内涵，形成适用的研究范式，真正实现共同体文化领域的东西方对话。
从叙事伦理视角和民族共同体文化视角研究希拉里·曼特尔及其文学作品，同时审视文学作品对民族共同体形塑及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是本书研究的创新之处。文艺研究领域中的“叙事伦理”是对伦理学视域中的“叙事伦理”的借鉴和拓展，包括“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部分，其中，叙述伦理指在叙事过程中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叙事中的互动关系。置身于当代伦理转向语境中的叙事伦理既是一种对文学艺术叙事以及超文艺叙事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一种批评方法；民族共同体是一定地域内形成的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研究民族共同体的成长，是研究公共文化建设绕不开的话题。英国民族共同体研究就是研究英国人如何建设共同体。“英格兰特性”体现着共同体中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理解；而文学作品是表达并传递这种理解的重要媒介。共同体的塑造和发展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而文学作品反过来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加深产生重要影响。就这个角度而言，只有将希拉里·曼特尔的文学作品纳入民族共同体文化视域下进行研究和审视，才能拥有对作品的透彻把握，进而将文学作品的研究提升至民族文化的研究高度。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思想，运用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阐释学和译介学等相关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语境化处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当前英国社会伦理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背景下的以希拉里·曼特尔的创作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作品从“英格兰特性”视角进行深入、辩证的思考和阐释。本书以审美体验、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视角研究希拉里·曼特尔的小说与共同体形塑，以厘清“英格兰特性”的内涵，探索英国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特性；借用（新）历史主义和多元文化视角来考察相关文化、社会互文的意识。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英国文学作品作出具体的解读和阐释，无疑会用到新批评和阐释学的方法。假如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研究策略，那就是英国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学作品的双向阐释。将文学作品置于民族思想和文化观念场域中加以考察，以文学作品所凸显的民族特征为主轴，切入希拉里·曼特尔小说的理解、阐释与研究，形成双向互动。
本书在整理、补译、重译和阐释曼特尔经典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追溯文化观念的脉络，评价社会核心文化价值观在这些作品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的作用。同时经由文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交互视角，着重审视英国民族和英国社会建设公共文化的独特经验，探索英国公共文化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源泉、脉络、形态和现实影响，进而延伸至我国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研究。基于以上的界定和思考，本书的研究路线如下：希拉里·曼特尔小说研究第1章希拉里·曼特尔的创作源泉及思想根源1.1 创作背景
作者主体性问题历来都是文学批评中极为重要的话题之一，文评家们对此进行过不懈的探索，展开过持久的辩论。总体而言，尽管思想各异，但整体上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认为，人作为文本创造活动的主体，通过具有明确指涉性的语言进行交流，文本表达了作者个体的身份地位、社会体验、情感愿望等，因而作者主体在文学批评中应占据最重要地位；与之相对的一种声音始于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之死”宣言。他指出，由于文本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因此无法保证其指涉客观事物的稳定性，因而，作者作为文本创造者，其主体性受到质疑和否定；如今，注重作者主体性的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再次回归，强调作者主体性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无论哪种观点，哪个阶段，作为文本创造者的人始终是历史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即使是刻意忽略作者存在的新批评理论，在对作者主体性的逐步消解过程中也难以否认人始终是社会及反映社会现实的文本的中心存在。对新批评文论家而言，对作者主体性的否定与其说是对作者主体的否定，不如说是为了突出文本的权宜之策。因此，作为文本解读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作者的主体性在任何阶段的任何文学批评理论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因而，不管依据何种理论解读曼特尔的作品，对文本创造者主体性的研究，即对曼特尔的社会体验和思想情感的探索研究应该都放在首位。1.1.1 名声地位
英国当代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基本上和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及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人是同一时期的作家。尽管在《狼厅》发表之前，曼特尔已著有多部作品，也获得一些奖项，但无论从销量上或是声望上来说，都无法与同时代的麦克尤恩、艾米斯、拉什迪比肩。正如曼特尔所说：“在获布克奖之前，我即使站在自己的小说面前，也不会有书商认出我（Anonymous，2010）。”
曼特尔所写亨利八世王朝的历史小说《狼厅》荣获2009年布克奖后，在英国小说界的地位才初步奠定。《狼厅》的成功并没有令英国小说的追随者们感到很意外。她早期那些涉及不同主题的作品已经为她赢得一系列的小奖项，“她就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不好的作品。”（Peter Aspden，2013：02）2012年，曼特尔凭借《狼厅》的续集《提堂》再次夺得该年度的布克文学奖，并由此成为继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Peter Carey）和南非作家J.M.库切（Coetzee）之后，第三位两度获奖的作家。更为难得的是，曼特尔是44年来，布克奖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国本土作家，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关于布克奖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将在本章第三节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随着2009年和2012年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的相继获奖，曼特尔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最终得以确定。曼特尔称自己将创作英国都铎王朝三部曲，也有人称其为“克伦威尔”系列历史小说，除了《狼厅》与《提堂》外，第三部《镜与光》（Mirror and Light）正在写作中。曼特尔的“布克奖故事”在该奖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她对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重新挖掘是现代文学的一个伟大成就。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彼得·斯托萨德（Peter Stothard）称她为“最伟大的现代英语作家”；《卫报》（The Guardian）称赞她为“当今一流的英语作家（Jean Richardson，1998：61）。”曼特尔成为唯一一位在世时其肖像画就已经进入大英图书馆陈列的知名作家之列（Wagner，2014）。
希拉里·曼特尔在文学界能有今日的名声地位，着实不易：她身体一直不大好，并不住在伦敦，不说时髦口音，不怎么旅行，也不怎么参加谈话节目。她的作品处处充斥着作者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显得尤为深奥难懂，对读者的要求也相当高。同时，曼特尔也是个难以归类的作家，正如《圣弗朗西斯科编年史》（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迈克·厄普丘奇（Michael Upchurch）所说，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书，并绞尽脑汁对它们进行改造61。她喜欢尝试新事物，作品题材跨度很大，从黑色喜剧到历史小说到社会现实主义作品，但她对历史题材一向痴迷，相关作品也较多。1.1.2 作品及奖项
自《每天都是母亲节》以来，曼特尔迄今已经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2部文集（包括短篇小说、散文和书评）、1部传记及多篇杂文，并屡获各种权威文学奖项。曼特尔在她的故乡英格兰所受到的赞誉就像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一样，都基于以下相似的理由：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文笔的优雅和尖锐、刻画人物时的敏锐洞察力等等。曼特尔的作品题材丰富，从中东的《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Eight Months on Ghazzah Street）到中部英格兰的《黑暗之上》（Beyond Black），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到热热闹闹的都铎王朝，无不让读者领略到这位英国当代作家强劲的想象力和创作才能。表1 希拉里·曼特尔小说及其所获奖项
曼特尔的小说背景虽各有不同，有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8世纪的爱尔兰和英格兰、20世纪6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和博茨瓦纳以及当代英国，但却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如罪恶的本质、信仰问题、文化冲突的复杂性、局外人的预见性和脆弱性、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等等。她关注这些主题的原因绝非出于理论或空想，而是基于个人的迫切需求。读者们都能感受到，几乎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曼特尔探索的那些未被解决或不可能被解决的问题，都源于她个人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1.1.3 家庭成长背景
1952年，希拉里·曼特尔出生于英国北部德比郡海皮克地区（the High Peak region of Derbyshire）格洛索普（Glossop）镇哈德菲德（Hadfield）磨坊村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母出生于英格兰，但都是爱尔兰后裔，笃信天主教，育有三个子女，曼特尔是家中长女。
曼特尔成长于特殊的家庭环境，经历过惨淡的青少年时期。在四岁之前，曼特尔都很自信。她相信自己会变成男孩子，天真烂漫，精力充沛，心情愉快，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成为圆桌骑士。但情况却随着她入读小学而发生了变化。和《爱的考验》中女主人公卡梅尔·麦克贝恩一样，曼特尔年少时就读于罗马天主教小学，每月得去一次教堂排队忏悔，这使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与信仰的问题。那时，对她而言，这种信仰既有惩罚性又具疏远性。“从四岁左右开始，”她在2003年写的回忆录《气绝》（Giving Up the Ghost）中写道，“我就开始相信自己做了错事。忏悔并没有触及那些最本质的罪恶，我的内心有些东西是无法治愈、无从救赎的。”于是，她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及至曼特尔八岁时，父母关系恶化，家里住进了一位名叫杰克·曼特尔（Jack Mantel）的房客，渐渐取代了她父亲在母亲生活中的角色。在她十一岁那年，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全家搬到了柴郡（Cheshire）一个名叫罗米利（Romiley）的小镇生活。就在那一年，她的生父离家出走，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全家最终跟随继父改姓了曼特尔。父母婚姻的变动对曼特尔的成长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小时候曼特尔就读于罗米利的哈里顿教会学校，从进校第一天起，她就清醒地知道自己会对所发现的一切采取抵抗的态度，并用那近乎神经质的谦卑和女性腼腆的外表掩饰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她知道如何赢得胜利。现在曼特尔提起父母的婚姻时，心态依然相当复杂：“你不应该评价父母。父母的情况基本都一样：大多时候他们都在尽力，他们犯了迷糊，又身无分文，雇不起律师，他们……也还算年轻啊！母亲触礁的婚姻使我对过去和未来都同样感到迷茫（Simon，2014）。”曼特尔曾坦言，家庭背景是贯穿她小说的原动力。十二岁那年，她放弃了宗教信仰，成为自由思想人士，但“罪恶感”从此在她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她从小就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老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错误，因而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内省和自我审视的习惯，且对自己异常严厉。这样的认知和习惯对其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都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
十八岁时，曼特尔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并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法律。对曼特尔来说，当时学校开设的那些课程非常吸引人，而导师也常表扬她，并鼓励她做一名大律师。但是资金的短缺和恋人杰拉德·麦克尤恩（Gerald McEwan）的出现使这一规划搁浅。随后，她跟随男友杰拉德去了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继续学习法律，而杰拉德则主修地质学。二十岁时，曼特尔不顾家人的反对和男友结了婚。虽然丈夫杰拉德始终支持她的研究和写作，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却也一度陷入绝望的境地。由于疾病缠身，无法生育，曼特尔在非洲期间和丈夫离了婚，后来回到英国后两人复婚了。
尽管曼特尔希望留在谢菲尔德大学继续学习法律，但她觉得这里的氛围有些迂腐，令人窒息。在这里，学生们见过的世面非常有限，因而显得年轻无知，百无聊赖，但又对周围充满敌意。那些教员，与之前在伦敦所接触的人也完全不同，常会挖苦贬低他人。其中有一个导师是本地律师，他直接扬言说，女性来学校学习纯粹是浪费资源，她们都应该回家生孩子去。在谢菲尔德，社会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使曼特尔备受压抑和打击，她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女性受到严重歧视，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教员和老板们都认为女人终会结婚，结束学术生涯，“发胖、假笑、编织鞋子”成为女性一生的轨迹。在她看来，这种歧视足以成为发动女权运动的理由。
从二十多岁开始，曼特尔患上了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却一度被误诊为抑郁症。虚弱、疼痛以及经常性呕吐，这些使她疲惫不堪。后来为了能彻底解脱痛苦，她去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从此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没有了子宫和卵巢，身体的痛苦虽然解除了，但精神方面的痛苦却加剧了：她努力想把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女人，但她不可能会有孩子，已经被剥夺了决定是否要怀孕的选择权。生物学上的性别已成恒定的事实，但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却时常困扰着她。“我到底是谁？”她常常这样问自己。之后，当疼痛再次来袭时，她开始服用类固醇药，体重迅速增长两倍，成了“疾病缠身，不中用之人”。
在大学医院就医时，曼特尔开始养成了写作习惯，这成了她确认自我身份的途径。她通过创作一部部作品，来给自己重新定位：她为人子女却无儿无女，自我身份如果不在自己的躯体内，那就在故事的字里行间那些鬼怪出没的地方。写作，让她重新获得生命。在《狼厅》之前，曼特尔已经写完了10本书，还做过四年《旁观者》的影评家，也是《伦敦书评》、《纽约书评》等文学杂志的评论员。但在《狼厅》带给她巨大声誉之前，在得到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CBE（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勋章之前，曼特尔一直都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作家。事实上，正是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使她缺乏足够的精力和自信。直到四十多岁，随着身体状况的好转和写作成就的增多，曼特尔才重新开始充满自信。如今的曼特尔已经六十多岁，眼睛湛蓝，皮肤白皙，就像从荷兰油画里走下来的人物一样，只是依然显露着含蓄谨慎的神态。1.1.4 创作背景
刚开始的时候，曼特尔根本没想成为一个作家。她学习法律专业，和现在的职业关联不大。当时她希望进入政界，成为律师。但是后来却在英国西北部一家老年病医院找到了一份当社工的工作。这一年对她的人生影响较大。自此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写作，于是她的创作生涯便开始了。在英国文学领域，她想模仿的伟人主要是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和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至于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她也十分喜欢，孩提时常和伙伴们一起去剧院看《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李尔王》（King Lear）、《特罗洛斯与克里希达》（History of Troilus and Cressida）等戏剧。她十几岁时还读过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那些作品可能影响她的心理设定，也许把她往阴暗、忧郁的方面引导。在现代，她崇拜的两个人物是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和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 Burnett）。
1974年曼特尔正式开始动笔写作，但她并未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中描写自己的生活经历。相反，她专注于研究法国大革命，写作对象规模宏大，令人敬畏。她要写一部以法国大革命领导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卡米尔为中心人物，同时还涉及许多其他人物的小说。当时曼特尔22岁，对生活充满激情和憧憬，选择如此巨大的研究项目不足为奇。然而当时曼特尔还在老年病医院工作，她既要兼顾白天的工作，还要投入晚上的写作，感到身心俱疲，于是她决定辞去正规工作转而成为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专卖服装。这个工作让她身体受累，但却令她心神放松。当时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八月份进入羊皮革专卖区。在那里，她可以单独一人待上好几个小时，组织语言，整理思路。从1974到1979年末，她一直都在进行关于法国大革命小说的研究。期间，大概是1977年，丈夫杰拉德因工作需要调往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Botswana），曼特尔不得不一同前往，于是手头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工作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但曼特尔却把成堆的笔记和索引卡带到了博茨瓦纳，每当丈夫外出开展地质研究工作时，她便钻进蚊帐潜心研究法国君主制衰败的过程。离开非洲前，她已完成了厚厚的一叠手稿，返回伦敦后，小说最终写完，书名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然而却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这本书。直到1992年这本小说才最终问世。所以《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是曼特尔第一部写作的小说，却不是第一部发表的作品。这部作品获得《周日快报》年度小说奖，提高了她在这个领域的知名度。该书气势磅礴，所涉历史人物关系复杂，是一部“卓越锐利的历史小说（Richardson，1998）。”1977到1982曼特尔都随丈夫生活在博茨瓦纳。在这五年里，他们住在一个边境小镇上，小镇安静柔和，远离外界生活的喧嚣。曼特尔就在当地的一家中学教书。然而在这期间，即1980年，曼特尔大病一场，她的生活几乎支离破碎，于是她决定把手头写的这部关于大革命的小说先放一边，并计划身体康复后开始写点新的东西。她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是母亲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作的。
1982年夫妻俩从博茨瓦纳来到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就在这一年，曼特尔继续写作《每天都是母亲节》，故事取材于她1974年在老年病医院当社工的经历。1983年年底她完成这部小说并交付出版商。但后来出版商排错时间，小说直到1985年才最终得以出版。从完成到出版，时间跨度18个月。随后，《每天都是母亲节》的续篇《空白财产》也于1986年完成并出版。曼特尔的这两部小说均展现郊区日常生活与恐怖事物。用曼特尔自己的话说，两部小说里描述的人物“让你感觉到想笑，却又令人浑身颤抖”。在《每天都是母亲节》里，主人翁伊芙琳·阿克森（Evelyn Axon）和女儿穆里尔关系非常紧张，以致穆里尔没有自我感，并最终导致她精神失常，谋杀他人，令人恐惧。在第二部小说《空白财产》里，穆里尔因为母亲的死而向西德尼一家展开报复。两部小说似乎都在强调作者曼特尔所关注的“转变”主题。两部作品都是关于母女之间紧张骇人的关系，表现出黑色喜剧（black comedy）和哥特式小说（gothic novel）的风格。《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评论说：“曼特尔的幽默相当恶毒。”而左倾的《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则将她的作品看成是“充满恶魔般的快乐”（Richardson，1998）。1986年曼特尔从沙特阿拉伯回到英国，随身带回过去记录的生活笔记，这些笔记成了后来《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的写作素材。1987年曼特尔因旅行游记获得席挖·奈波尔纪念奖（Shiva Naipaul Memorial Prize），该奖项由影响力较大的右翼周刊《旁观者》赞助。此时的曼特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尽管收入还不太稳定，但通过创作却也勉强能够生活。在英国新闻记者奥贝尔森·沃（Auberon Waugh）的帮助下，曼特尔开始为《文学评论》（The Literary Review）写书评，并因此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一个进行大量阅读的读者身份及一份对身怀抱负的作家来说极其宝贵的关注度。
1988年《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发表了，故事取材于曼特尔本人1982年在沙特阿拉伯陪伴丈夫做研究时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年轻女子跟随工程师丈夫来到吉达，正如曼特尔自己那样，住在一个远离侨民社会生活的城市中心街区。故事以高超的水准重构了死气沉沉的公寓里令人害怕的孤寂生活。邻居们神秘怪异的行为暗示着通奸和谋杀的活动。小说以一个西方女人的视角展开叙述，因此不可避免会对沙特的文化进行批判。尽管曼特尔并没有因此惹上追杀令，她和丈夫从此也不再可能回到沙特阿拉伯。
1989年曼特尔发表了《弗勒德》，该作品风格更加温和巧妙。故事背景设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全文利用童年的回忆来叙述天主教社区的惨淡生活。小说讲述了一个不愿意更新观念的老牧师安格温神父的故事。然而随着故事的进展，神秘的弗勒德来到这个荒野小村。这个半是天使半是恶魔般的牧师来帮助（拯救）固执的安格温，并改变了当地人的命运。故事对信念和人性进行了一些探索，暗示着超自然现象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弗勒德》为曼特尔赢得了雷德·霍尔比纪念奖、切尔滕纳姆奖和英国南部文学奖。
曼特尔在博茨瓦纳的经历还体现在《变温》中。1994年，《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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