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西北解放战争：1945～1949(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德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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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西北解放战争：1945～1949试读：

第1章　和战之间

1945年8月，在陕北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显得格外繁忙。

这一个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骤的变化。

8月2日，美国下达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命令。8月6日2时45分，美国携带原子弹的飞机从提尼安岛起飞，8时左右飞抵广岛上空，于8时15分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顷刻间，广岛几乎被夷为平地。三天后的10时8分，美国飞机又在长崎上空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上下一片惊慌。

8月5日，斯大林让莫洛托夫于当日接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交给了他苏联对日宣战的宣言，要佐藤通知日本政府。该宣言指出：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盟国今年7月26日的公告，……由于以上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零时，苏联军队对入侵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军发起了攻击。

苏联的宣战对日本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日本企图通过苏联的斡旋，在对日本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

8月10日，在日本裕仁天皇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达3 500万人以上，其中牺牲的就有2 000万余人，财产损失仅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官方的财产损失及战争消耗的统计，即达1 000亿美元以上。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景象，在陕北延安更是一片欢腾。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成筐的红花果抛向天空，高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夜晚，延安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山坡上，山沟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敲响了腰鼓，扭起了粗犷的陕北歌舞。

对于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早已预料并着手准备的。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知道苏联出兵东北的计划大约是在这一年的6月初。但由于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联系，这一情报一直无法传送到延安。

当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传来，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还在5月7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就预料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刻将会到来。但是，对于来得如此之快的胜利，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没有预料到。此时，中共中央正在按照预定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又举行了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来自各地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还聚集在延安，没有来得及返回到各地。

从苏联军队正式向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起，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延安的气氛由祥和一下转入了紧张。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忙开了。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军事将领。他不分昼夜，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1]的干部就坐在那里等候毛泽东的指示。

当时，虽然日本政府发出了乞降照会，但在中国土地上还有上百万日本军队没有放下武器，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2]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同时，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们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3]灭之。”8月10日，即在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即向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发布了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第一号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4]

第二天上午，朱德又连续发出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以及在华北之朝鲜义勇军，各以一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攻，配合苏联军队作战，消灭抗拒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保护居民。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5]估计。”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朱德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拉开了大反攻的帷幕。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还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延安的行动，急煞了远在大后方重庆的蒋介石。

8月11日，蒋介石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地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伪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甚至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6]“唐突和非法之行动”。

蒋介石甚至电告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要他命令在中国的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7]命令”。

中共中央当然不能接受蒋介石“这个非常无理的命令”。华北、华中和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用生命和鲜血创造出来的，如今胜利了，却不让我军去受降，道理何在？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地指责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指出：“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8]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9]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8月13日的电报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10]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8月16日的电报口气更加强硬：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11]收复之时为止。

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一时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抗日战争，普遍反对打内战，迫切地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来说，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他的部队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还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12]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进行谈判，“共定大计”。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是在8月14日发出的。电报全文如下：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

电报发出，但毛泽东能否接受邀请，蒋介石心中无数。他一面等待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指示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难道蒋介石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吗？并不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中国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内战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从而使自己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当时，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正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所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中国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另一个是，可以利用谈判来争取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两天后，8月16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一份复电，内容很简单：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8月14日）电悉。朱德总司令今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时间。毛泽东未铣

在这一回电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邀请并没有明确表态，既未表示接受，也未拒绝。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蒋介石首先对朱德的电报作出答复。电文中所提朱德的电报，即前面引述过的8月16日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那份电报。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转告重庆蒋介石。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份电报。他对朱德8月16日电报中所提的批评作了辩解，并倒打一耙。电文说：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

接着，蒋介石又在这份电报中重申对毛泽东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已得到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谈判，于是，他一反常态，佯装高姿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烈了，他说：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接到蒋介石的第二份电报后，中共中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决定先让周恩来去重庆一趟，看看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然后再决定毛泽东是否去重庆。于是，8月22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二份复电：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之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毛泽东未养

蒋介石自给毛泽东发出两份电报之后，就在紧张地注视着延安方面的动态。

连续接到蒋介石的两份电报，为了决定毛泽东是否亲自去重庆谈判，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很快就要离开延安奔赴作战前线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宜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介石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13]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

对于毛泽东是否亲自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14]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15]虑。”

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

会上，陈云、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都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16]处还有五人开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一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到一批小的，失去一批大的，[17]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份电报又到了。电报说：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8月22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中正梗

8月24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三份复电：蒋介石先生鉴：梗（23日）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毛泽东敬

从这一复电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这时已经作出了亲自去重庆的决定，但仍计划让周恩来先行一步，至于他本人何时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

8月25日早晨，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各战略区前线。

就在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等七位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毛泽东何时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立即去重庆。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争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18]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所以决不要怕”。

当毛泽东要亲自去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开后，不仅一些地区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纷纷发来电报劝阻，就连延安的人民群众的心也像系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许多群众还聚集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窑洞前，请求毛泽东不要去重庆。为了统一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19]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蒋介石得知毛泽东居然会答应亲自来重庆则吃惊不小。他原先一直估计毛泽东不会亲自来重庆，企图借此捞一些政治资本。不料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同意来了，蒋介石只得派人作紧急准备。并于8月26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四份电报：“顷闻先生可偕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同赫尔利将军明日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8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坐的用于接毛泽东去重庆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山城重庆顿时沸腾了起来。紧接着，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延安以后，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在延安忙了起来。摆在他面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迅速抢占东北。

早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已考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东北的问题。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就这样写道：“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20]为转移的枢纽。”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多次谈到东北问题。5月，他说：“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还提出：“要准备二十到二十五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21]即有了胜利的基础。”6月9日，他又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22]有了巩固的基础。”

1945年8月10日，日本发布乞降照会的当天，毛泽东就致电山东的罗荣桓、黎玉等，命令“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

8月11日，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第三天，朱德在一命令中指出：“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伪满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正当中共中央派兵进入东北的时刻，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一些协定，保证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有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并准备把占领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并没有放松进入东北的准备工作。8月1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黎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人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万电台与军委联络。”

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的电报：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报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中央军委未号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千余名干部在林枫率领下去东北，万毅等所率部队仍在热河待命，可去东北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以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这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思想，指出：“东北四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没有问题。”

但是，当毛泽东离开延安到达重庆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只能派干部暂不派部队进入东北的想法。8月28日，朱德在延安为即将去东北开辟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占城市，我们占乡村。有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也指出：东北“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部队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23]去抢”。

8月29日，即毛泽东离开延安的第二天，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山东分局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由于中苏条约明确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活动，只要它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最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苏联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因此，刘少奇要晋察冀与山东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到苏联红军后方了解情况，随时报告。同时要求“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还要求晋察冀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出发，“但要用东北地方军和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24]不要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络……”。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虽然早已有争取东北的预案，但由于对东北的情况还不大了解等因素，因此还未最后定下派大部队前去争取东北的决心。

为了摸清楚苏联军队对于中共中央派部队进入东北究竟持什么态度，以及进一步了解东北的情况，中共胶东区党委派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一个连100余人带电台渡海到辽东半岛进行战略侦察。这时，尽管苏联还没有允诺中共领导的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刘少奇仍决定加大派部队进东北的力度。9月1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胶东区党委派吕易率一排武装乘汽船到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待，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本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及百余干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

为适应这一部署，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派一个“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和一名“最高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初步拟议彭真、程子华等人前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工作”。当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同意。

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六人乘苏军的飞机离开延安前往东北。

9月17日，彭真一行飞到山海关时，飞机出了故障，降落时，彭真、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都受了伤。

对于这次意外事故，伍修权后来回忆说：“由于苏联飞行员的疏忽大意，飞机在路中段降落下来，结果一下子冲出了跑道，直插到一块稻田里，机头栽进地，机尾高高地翘了起来，机身几乎成了垂直状态，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部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到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损伤。苏联机组人员马上将我们一一请下飞机，叶季壮同志是抬下来的。正在我们狼狈不堪时，远远地奔来一些八路军同志，带队的是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他们看到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后遇险，立即赶来接应。他们马上把我们安顿下来，表示了欢迎和慰问，并找人为我们检查治伤。”

飞机是不能坐了，第二天只好改乘火车。9月18日，到达了沈阳。

中共东北中央局的成立及其进入东北，为迎接中共中央大规模调干部和派部队进入东北作好了准备。

这时，蒋介石也急于抢占东北，在美国的帮助下，他的军队正加紧从数千里的西南运兵前往。

时间十分紧迫，中共中央只有抢在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东北以前，派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才能取得抢占东北的主动权。9月17日，刘少奇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即将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军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五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25]

怎样进行战略部署呢？刘少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在这一电报中，刘少奇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后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最初提法。

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这一电报后，于9月19日立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寄予了高度的信任。毛泽东指出：完全同意提出筱（17日）电所提战略部署，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并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考虑。建议由政治局形成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刘少奇立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的重要领导人共18人参加了会议，集中讨论了将原来中共中央决定的“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刘少奇说：“我们今天的方针应确定，这是最重要关头。方针即刚才这一电报上所说的——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搞得好，苏也可掩护我们。仅有苏联帮助，不成功。要我们有决心，有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了，以保障这一块，才有可能。”“是否有危险性——‘两头塌’？可能。但赶快动作，利用时机，还可能实现。”“因此，我们要当着（成）全军全党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太迫促，干部走得慢。因此，可能做到，但保证难说。危险有一点，但只要搞到了冀东与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26]因此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将战略方针的提法确定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和毛泽东的安排，刘少奇提出调整全国兵力部署的具体计划：苏南主力撤退，王震部回来；山东第一步调6万兵出来，3万去东北，3万去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萧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归华东局领导。东北局现已去了东北，再派5万军队去，各地送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

当天夜里，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电报，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27]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提出的所谓“向北发展”，就是大力发展东北、华北，力争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支持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力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

随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以及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号令的下达，从各个解放区抽调的部队和干部立即像潮水一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十万大军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当时，延安把所有能够派出的干部都抽调到了东北，除由林枫、陶铸等带领的800名干部到达东北外，同时到达的还有张平化、倪志亮、程世才、袁任远、雷经天等。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派出的由李富春率队的第二批延安干部也正在赴东北的途中。西北派去东北的部队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该旅第1团和教导第1旅第1团共3 350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 000人和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和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炮兵学校1 069人他们奉命于9月初分批奔赴东北，经晋北、察热地区，于11月12日到达辽宁的阜新、沈阳地区。一些原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兼程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也掉头向北进发了。如第359旅自1944年王震率领部分人马组成南下支队深入湘赣边界地区后，其余部3 300余人于1944年4月在刘转连、晏福生率领下，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另有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备第1旅，两部合计6 300余人也风尘仆仆向南疾进，计划与王震会合。9月中旬，当刘转连、晏福生、文年生率部行进至河南林县时，突然接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命令，要他们掉头北上去东北，并指示放下重武器，轻装北进。9月中旬，刘转连、晏福生部3 300人从河南林县出发，向东北挺进，10月底到达本溪、抚顺地区。10月中旬，文年生部3 000人也到达锦州地区。可以这样说，中共中央为了抢占东北，抽空了陕北和其他一些解放区的干部和部队。

再说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

10月11日晨，毛泽东同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商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毛泽东则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努力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上午9时左右，毛泽东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即乘车离开山洞林园，赴九龙坡机场，登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再一次派张治中护送毛泽东回延安。

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到达延安时，在机场受到了两万多党政军民的盛大欢迎。《双十协定》签订以后，毛泽东对国内和平抱有极大的希望。在返回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时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28]民的。”

事实上，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根本就没有诚意，他只不过是把和平谈判看做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准备内战的一种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的签订，不仅没有驱散神州大地上内战的烽火，反而有越燃越大之势。

让我们看一下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前后的另一副嘴脸吧！

9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实为本党五十年光荣与胜利的一日。然而东北失地，仍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着着叛乱……因之迪化演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国耻重重，可说抗战以来局势未有甚于今日者。故人以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29]未败，共党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

9月17日，蒋介石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

9月20日，蒋介石又给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一份绝密电报。电报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30]即以土匪清剿之。

10月13日，即《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又向各战略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首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作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特饬所属剿匪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为了加紧内战的准备，11月9日至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了军事会议，各地重要军事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重兵于北平、天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线，占领察哈尔、绥远。

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专门讲了《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进一步确定了军事方针。

不难看出，蒋介石的和谈是假，图谋挑起内战是真。正因为如此，从8月至9月中旬，蒋介石利用和谈作掩护，调动其第1、第2、第5、第7、第9、第11、第12战区部队的36个军73个师的兵力，向解放区不断进犯，并将进犯的重点放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

为了迅速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打开通向东北的道路，蒋介石调集了四路重兵向华北、华中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第一路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其主力9个军连同配合其进攻的第5战区第15军，共21个师约19万人，由陕西东出潼庆，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入山西，一部沿陇海路东进郑州，企图控制陇海、平汉两路沿线，进而占领石家庄、北平、天津。

第二路由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纠集7个军23个师共8.8万余人，分别向晋南、晋中、晋北地区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控制同蒲路沿线，隔断我太行、太岳两解放区的联系，并配合第11战区部队沿平汉路向北推进。

第三路由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其6个军14个师10余万人，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北进，企图打通平汉路石家庄、新乡段和津浦路济南、徐州段。其中以一部兵力沿平汉路，经郑州北渡黄河进占新乡，企图与胡宗南会合于石家庄。

第四路由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其6个军12个师约5万人，向绥远东部地区进攻，然后沿平绥线继续东向，夺取晋察冀首府张垣。

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命令部队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先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歼灭入侵山西长治地区的国民党阎锡山部13个师3.5万余人，击毙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敏斌，俘虏第19军军长史泽波及炮兵司令胡三余。接着，刘伯承、邓小平又率晋冀鲁豫部队大战平汉路，进行了邯郸战役，歼灭了沿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第30军和第40军，争取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战场起义，俘虏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歼灭4.5万余人。紧接着，在绥远战役中，国民党军损失1.2万余人，给蒋介石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山东军区部队又进行了津浦路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限令11月底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仍在进行。但是，到11月中旬，当谈判双方接触到东北问题时，因双方观点相差甚远，谈判陷入了僵局。11月25日，周恩来飞回到了延安，国共谈判暂告中断。

随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宣告中断以后，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内战的危机日益严重。

中国的内战危机引起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严重关注。美国政府这时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目前“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如果蒋介石此时发动大规模内战，其结果“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这是美国政府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美国政府装出一副“中立”的面孔，关心起中国的“和平”来了。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声明说：“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应立即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国民党继续进行军事冲突，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

就在杜鲁门发表这一声明前不久，杜鲁门宣布调回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到了中国。

可以说马歇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早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菲律宾服役。1932年时，已满52岁的马歇尔还只是一个中校。然而，到了1939年欧战爆发时，他成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为临时上将和永久少将军衔。1941年12月后，他成为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和主持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工作的陆军参谋长，出席过多次首脑会议，参与作出各盟国重要决策，组织和领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重大战役。1944年12月，马歇尔晋升为五星上将。恰巧马歇尔的姓同英语“元帅”一词谐音，而五星上将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相等于元帅的军衔，所以他又被人们称为马歇尔元帅。但当美国国会准备通过授予他美国陆军元帅这一头衔时，马歇尔自己却不同意，他公开提出的理由很有趣：如果今后把他称作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叫人别扭。

1945年8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没有几天，马歇尔就向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信中写道：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军队正积极复员，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决策已经作出，战后军事计划也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在我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辞去参谋长这个职务了。我在陆军部服务七年有余，其中六年任参谋长，深知任务之艰辛繁重，如能获得解脱，则幸甚矣。如果允许我提名继任人选，我推荐艾森豪威尔将军，其人于特殊时期之参谋长一职务最适胜任。

马歇尔这一举动，使人们一下子惊呆了。但是，杜鲁门还是于11月26日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并向他许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绝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

可是，第二天下午，杜鲁门就食言了。他打电话请马歇尔到中国。

12月15日，马歇尔由华盛顿乘坐一架美国空军“霸王”号巨型运输机离开了美国。12月19日，马歇尔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第二天，马歇尔赶到了南京，蒋介石专门从重庆来到南京迎他，两人并作了晤谈。

此时的蒋介石日子并不好过。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不宁。1946年1月2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八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不得不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和准备尚不成熟，于是，他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再次玩弄起和谈的手段。

中共中央对和谈一直是极为关注的。12月9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12月15日，即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赞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种变化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从而作出了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党内指示，指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31]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27日，中断了一个多月的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在马歇尔的主持下，再度恢复了。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除周恩来、王若飞外，又增加了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仍然是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三个人。蒋介石曾急电张治中回来参加谈判，但当时他还在新疆，未能及时赶到。

经过艰苦的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作为调解人的马歇尔也签了字。协定规定：从1月13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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