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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2 11: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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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凤东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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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风情:巴渝文化特色与形态

巴山风情:巴渝文化特色与形态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巴山风情:巴渝文化特色与形态作者:袁凤东排版:梦工厂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8-01ISBN:9787514323719本书由大华文苑(北京)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巴山风情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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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是指在西周时期的一个小国,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重庆全境、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鄂西、西达川东的地区。巴文化即指在巴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巴地先民们世世代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地史前文明。

巴文明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其代表性古人类是“巫山人”。除此之外,这一地区还拥有旧石器文化时期的丰都烟墩堡文化遗址、铜梁文化遗址以及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大溪遗址。我国最早的人类巫山人在我国内陆的西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有一片广袤的区域,东南部为信封盆地的一部分,北部、东部及南部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所环绕。域内地貌类型多样,有中山、低山、高丘陵、中丘陵、低丘陵、缓丘陵、台地和平坝等。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故有“山城”之称。■猿人头骨化石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在东部和东南部的喀斯特山区分布着典型的石林、峰林、洼地、浅丘、落水洞、溶洞、暗河、峡谷等喀斯特景观。■猿人头盖骨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江河众多。以长江干流为轴线,汇集起上百条大小支流。长江纵贯全境,连带嘉陵江、乌江、綦江、大宁河及其他支流,在山地中切出众多峡谷,特别是横穿巫山3个背斜,形成著名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即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

在距今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在这片丰腴富饶、神奇美丽的土地上,思维意识还处于混沌初开时期的巫山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巫山猿人化石发现于长江巫峡南岸、北纬30度的巫山龙坪村龙骨坡,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是我国最早的人类化石,它的学名叫“巫山能人”,简称“巫山人”。旧石器时代 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我国距今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有西侯度文化、元谋人石器、匼河文化、蓝田人文化以及东谷坨文化。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北京人文化为代表,在南方以贵州黔西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为代表。

龙骨坡是由石灰岩构成的山体,南坡有一巨大裂隙,称为“龙洞”。北侧与洞外沟谷相通,南侧伸向石灰岩内部,其中堆积大量的角砾、砾石、砂质黏土和黏土,堆积物由钙质胶结。■猿人头盖骨

龙骨坡遗址分为三大地质文化层,由上到下,第一层为角砾层,厚度约为8米;第二层为橘黄色细角砾层,厚度约为12米;第三层为黏土层。古人类、动物化石及石器主要分布在第二层,有近20个文化带。

经测定,第二层最上面的化石年代为180万年,最下面的为200万年,文化层跨度为20多万年。可见,巫山人在龙骨坡山洞生活了近20万年的时间。砍砸器 是旧石器时代的一种形体较大,形状不固定的工具,器身厚重,有钝厚曲折的刃口,可起到砍劈、锤砸和挖掘等多种作用,因而可以用于砍树、做木棒、挖植物块根、砸坚果等工作。将砾石或石核边缘打成厚刃,用以砍砸。常见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

龙骨坡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巫山人化石以及人猿牙齿和大量石器。这些远古文化遗存被命名为“龙骨坡文化”。

巫山人化石包括一段左侧下牙床和一个上内侧门齿。牙床上带有下第四前臼齿和下第一臼齿,下第二臼齿留有部分齿槽。下第四前臼齿齿冠接近圆形,两个齿尖,舌侧齿尖略高,颊侧尖己磨出牙本质,两齿尖倾向中线,其间被一短的矢状沟分隔,齿尖之后有一较大的根座。下第一臼齿比下第四前臼齿大,有5个齿尖,下后尖最高,内尖次之,下次小尖偏向颊侧,牙齿双根。

门齿属右上内侧门齿,铲形,保存部分齿根,齿冠切缘尚未磨损,齿冠比未经磨损的现代人门齿略低,齿冠内侧基部有一结节,并由该结节向切缘伸出一中央脊。从牙齿的磨损情况推测,前一件标本为老年个体,后者为一幼年个体。刮削器 石器时代人们用石片制成的一种切割和刮削工具。因形状不同,可分为长刮器、短刮器和圆刮器等。这种刮削器是骨质或石质的,用途很多另外也可以用来制作木制品、竹制品,比如刮去树皮制作棍棒,制作箭等。

龙骨坡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石料以石灰岩的天然砾石为主。打制石器的技术十分粗糙,没有固定模式。器型主要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片、原型薄刃斧等。其中有的石器制作得很精致,有的石片打制得很典型。龙骨坡出土的石制品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混沌初开的石器制造。■东方剑齿象化石

在龙骨坡顶还发现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化石层,重叠堆积着大量动物前、后腿骨化石,主是象、鹿、牛、麂子等大型草食动物。化石有明显的石器砸削痕迹。可见,当时,巫山人在外打猎无法搬动大型动物时,就将肉最多的前后腿砍下搬回洞中。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包括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剑齿虎、双角犀、小种大熊猫等116种早更新世初期的动物化石。龙骨坡遗址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我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将人类起源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同时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古猿人下颌骨的学说,也证实了人类不是单一起源的论点,对于人类起源和三河谷发育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阅读链接相传,每到农历八月十五,西王母的女儿瑶姬便与11个姐妹偷下凡间,遨游四方。有一次,当她们来到巫山时,只见12条恶龙兴风作浪,正在治水的大禹也被洪水围困其间。瑶姬十分敬佩大禹,便送给大禹一本《上清宝经》的治水天书。瑶姬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大禹如何破译这部天书,就与众姐妹被西王母派来的天兵给捉拿回了瑶池。后来,12位仙女挣脱了神链,重返人间,帮助大禹疏通了峡道,解除了水患。从此,瑶姬和姐妹们成天奔波在巫峡两岸。久而久之,她们便化成了12座奇秀绝美的峰峦耸立在那里,称为“巫山十二峰”。瑶姬为神女峰,同时,她所立的山峰位置最高,每天第一个迎来朝霞,所以又得名“望霞峰”。旧石器中晚期文明遗址

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长江三峡和嘉陵江流域发现遗址多处,主要有奉节兴隆洞遗址、唐家坝遗址、铜梁遗址、烟墩堡遗址等。■古生物化石

兴隆洞遗址在长江三峡奉节县云雾乡兴隆洞一带的岩溶山地。在距今14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晚期,那里有着广阔茂密的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气候温暖湿润。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奉节人”过着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动物骨骼

兴隆洞遗址出土了智人的牙齿化石、石制品、骨制品、牙制品、石哨、石鸮和剑齿象牙刻以及5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

在这些古人类的遗存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与智人化石一起出土的石哨、石鸮和剑齿象牙刻。尖状器 是用以挖掘根茎类植物的工具,一般个体较为粗大,多用巨厚石片制成,从平坦的一面向背面加工,使背部成棱脊或高背状。这类器物在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地点和距今约70万至80万年前的匼河遗址,还有山西怀仁鹅毛口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

兴隆洞的石哨标本是一小段洞穴淡水碳酸钙沉积,是洞顶沉积滴石类型的石钟乳。它也许是一种发声的玩具,也许是一种狩猎用的诱捕工具。但石哨的发现,可能会把人类原始音乐艺术的历史再一次向前推进至14万年以前。

出土的具有鸟类形象的石制标本,从其整体形象看,类似一种较大型的猛禽鸮。在其尖端一侧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石鸮的发现,反映出“奉节人”在行为方式上对动物形象产生了注意,并利用碳酸钙沉积物来摹仿其类似的形象。尽管制作粗糙,形态简单,但它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萌生的精神需求,应该算作我国最早的具有鸟类形象的遗物。

在距离洞口50米深的地方发掘出长达2米多的两根并排的剑齿象门齿,其上有刻痕,其特点是刻纹直而深,曲形纹弧度大。这将把人类刻划艺术的萌芽时期向前推进了6万年。

烟墩堡遗址位于长江南岸一名为烟墩堡的山梁上,在第三级阶地后缘和第四级阶地前缘,海拔高度为216米左右。根据长江上游河流阶地的结构、地层对比及石制品特点判断,遗址的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燧石 非常坚硬,破碎后产生锋利的断口,最早为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所青睐,绝大部分石器都是用燧石打击制造的。燧石和铁器击打会产生火花,所以为古代人用作取火的工具。在我国古代,常用一小块燧石和一把钢制的火镰击打取火,所以燧石也称为“火石”。

烟墩堡遗址出土石制品1215件。石制品的原料都是砾石,岩性绝大部分属石英砂岩,另有少量的石英岩、斑岩、燧石等。石制品多数未经磨蚀或仅有轻度磨蚀。石制品中有5组能拼合的标本,表明未经搬运或未经长距离搬运,基本上属于原地埋藏。

烟墩堡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大、中、小型均有,打片主要使用锤击法,偶尔使用锐棱砸击法。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凹缺器、石锥、钝背刀、端刮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砍斫器、似盘状器和复合工具等。其中以石片石器为主,与我国南方旧石器中以砾石石器为主的文化不同。

唐家坝遗址位于合川市铜溪镇纱帽村二社的涪江右岸二级台地上,出土了多件石器,这些原始工具大都选择光滑的砾石打制而成,有的被锤击成斜陡刃,有的打击成弧形刃。发现的旧石器经过分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和石核等。砍砸器上存留下的铁锰结合物,说明石器没有被搬运过,属于原生堆积,而石器上又有明显被使用过的痕迹,说明这类石器是多用途的或具有多种功能的。■猿人打制工具铜梁遗址位于铜梁县城西郭张二塘。在地表下8米的沼泽相地层中发现300余件石制品,以及一批动植物化石。后命名为铜梁文化遗址。该文化是一种分布于涪江和沱江流域河谷区的区城性文化,距今2.5万■古人类使用的砍砸器年。已发现的同类遗址有涪江流域的遂宁县郪口、重庆九龙坡区桃花溪、大渡口区马王场、合川小河乡小河村、沱江流域的资阳等。巨貘 古哺乳动物。真貘科。个体极大,身长达4米,肩高2米左右,习性类似于河马。头骨较短而高。生存于我国更新世。化石经常发现于我国南方洞穴巨貘牙齿化石堆积中。由于环境的变迁,巨貘在1万年前灭绝。

铜梁遗址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东方剑齿象、印度象、巨貘和中国犀等,属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出土石器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其次是燧石、闪长岩和硅质岩,偶尔使用石髓、砂岩和角页岩等。

打击石片主要用锤击法,次为碰砧法。无论是石片,或是石核,以大、中型者居多,比较宽短。石片的平均长度为62.2毫米。石片的台面较小,打击台面较多,石片角较大,平均达110度。打集点集中,半锥体比较凸,放射线清晰。

锤击石核原多系扁宽的砾石,可分为单台面和多台面两类。石核的台面多为自然面;打击台面者占23%,修理台面者占10%。单台面石核多为自然面。台面上有集中的打击点,台面角大多在90度以下,表明多数标本还可以继续打片。碰砧石片具有大面倾斜的台面,石片角较大,平均为22度;最大者达138度,打击点不明显,半锥体微凸。

铜梁文化的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和石锤等。刮削器的数量较多,占工具总数的51.8%。其器形可分为单直刃、双刃、复刃和端刃等。尖状器占工具总数的15%,大多用石片制成,第二步加工比较粗糙。修理主要是复向加工,错向和单向加工的很少。

尖状器可分为正尖、角尖和复尖3种类型。砍斫器的数量仅次于刮削器,占工具总数的33%,大多用砾石、石核和大石片制成。器身比较粗大,最长者为213毫米,最重者1965克。石器的修理大多使用锤击法进行复向加工。器形可分为单刃、双刃、复刃和端刃等。

铜梁文化的石器以石片工具数量最多,占63.6%,石核工具占36%;■石核石器时代古人的工具,也称在石片工具中有6.2%是用碰砧法打砾石石器。从砾石或石材上打下石制的,这是华南地区其他旧石器时片,以剩下的石核作为工具来使代文化所不见的。用。我国曾出土的三棱大尖状器系从两面或三面交互打击加工成形

砍斫器的数量较多,在各类工的。习惯上把两面刃的砾石石器称为敲砸器,单面刃的称为砍砸器,具中占第二位,其比例之大,在华在砾石周缘加工,则成为圆形的石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次于百球,但以上的用途分工并不明显。色盆地的采集品。石器大多粗大而厚重,长度在60毫米以上的大型石器占57%。

在工具组合中,复刃工具多于单刃工具,前者占71.8%,后者占28.2%。石器的修理主要采用复向加工,也有向背面、破裂面和错向加工的,基本采用交互打击法。石器的修理基本用锤击法,偶用碰砧法。石器的修理比较粗糙,刃口上的小石片疤凹凸不平,刃缘曲折,与华北同时代的旧石器文化相比,工艺显得原始。阅读链接高家镇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桂花村长江右岸的三级阶地■石片上,为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面积1万余平方米,海拔174米。出土人工打制的石器2500余件,石制品系用当地砾石直接打制加工,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尖状器与刮削器等。石器形体粗大,加工技术与形态特点均与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砾石石器一致。高家镇遗址分布范围大,文化层厚,石制品丰富,是迄今三峡地区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存的代表,为研究早期人类在西南地区的发展,特别是适应三峡地区独特地理环境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大溪文化与哨棚嘴文化

随着生产工具不断进步,人类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长江、嘉陵江两岸的沿江阶地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30多处。主要遗址有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和燕坝、渝北朝阳河嘴、南岸干溪沟、忠县井沟、瓦渣地和哨棚嘴、奉节老关庙、巫山大溪、江东嘴等地。

这些遗址大致分两种不同新石器时代文化,巫峡以西为“哨棚嘴文化”;瞿塘峡以东,属“大溪文化”。

哨棚嘴文化是一支有自身源流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其时代范围大致在距今4000至5000年之间。“哨棚嘴文化”因哨棚嘴遗址出土的遗存最典型而被命名。哨棚嘴遗址是忠县井沟遗址群的组成部分,位于长江西北岸井沟口的南侧■大溪文化彩陶豆的三角形台地上。遗址东南面临长江,西靠忠州镇至石宝寨的区间公路,东北隔井沟与崖脚遗址相望,西南有名为“选溪沟”的冲沟将其与瓦渣地遗址分隔。哨棚嘴遗址的文化堆积十分深厚,最深处达8米左右。遗址的文化堆积按照土质和土色可以划分为许多层,根据这些文化层的堆积趋势,结合各层中包含物的异同,可以将这些文化层合并为10大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为第七至第十层。■大溪文化陶钵瞿塘峡 西起奉节县白帝山,东迄巫山县大溪镇,是三峡中最短的一个,却能“镇全川之水,扼巴鄂咽喉”。古人形容瞿塘峡“案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

第七层的堆积普遍分布于遗址东部。堆积呈斜坡状,上面坡度较小而下部坡度较大。由该层堆积状况可知,哨棚嘴遗址在该层堆积形成以前,其范围较小,东部没有现在伸展得这样远;至该层堆积形成后,哨棚嘴遗址的东部就基本形成了现在的地形模样。该层出土陶器以表面饰大菱格纹的折沿深腹盆、直口深腹花边口缸、盘口深腹盆等最为常见。陶器 是用黏土或陶土经捏制成形后烧制而成的器具。陶器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初见简单粗糙的陶器。我国最古老陶制容器是江西仙人洞文化的陶器罐碎片。最早的陶器是手制的,并以篝火烧制。

第八层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中、南部,属于该时期遗存分布的东端,再往东去,就是当时的陡坎。地层堆积在发掘区是北窄南宽,坡度比较平缓,灰坑等遗迹较多。包含物以器表饰大菱格纹的折沿宽唇深腹盆、直口花边深腹缸、表面较粗糙的素面卷沿或平折沿的深腹盆、直口平底钵等陶器为代表。

第九层堆积的分布范围与第八层相同,堆积的坡度平缓,层理清楚,少见这一时期的灰坑等遗迹。地层包含陶器主要是器表饰小菱格纹的折沿深腹盆、细横瓦纹的平沿深腹盆、箍带纹的喇叭口壶等。

第十层堆积的分布范围与第九层同,堆积的坡度平缓,地层包含陶器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菱格纹的卷沿中腹盆和罐、类似双唇口的喇叭口壶。

此外,经试掘或正式发掘的哨棚嘴文化较为重要的地点还有:巫山魏家梁子遗址、锁龙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江津王爷庙遗址和合川沙梁子遗址。

哨棚嘴遗址虽然是一个不大的遗址,但由于该遗址堆积深厚,年代跨度较大,文化内涵丰富,在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大溪文化是长江中游三峡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约为公元前4400至前3300年,因巫山县长江瞿塘峡南岸的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遗址有巫山大溪、欧家老屋遗址。

大溪文化的发现,揭示了长江中游的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地区性文化遗存。

大溪遗址经多次发掘,清理墓葬多座,出土文物上千件。主要有石斧、石锛、石杵、石镰、纺轮、骨针、蚌镰、网坠等生产工具。■大溪文化彩陶碗

陶器以红陶为主,黑陶、灰陶次之,三足器极少。彩陶文饰和戳印纹颇具特色。器形有豆、曲腹杯、碗、罐、盘、瓶、盆、钵等,其中筒形瓶、高圈足深腹豆和曲腹杯是大溪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装饰品有玉、石、骨、象牙、兽牙等几种,主要有耳饰、项饰和臂饰3类。还有空心石球人面浮雕悬饰等艺术品。

在大溪遗址墓葬中,死者均埋在氏族公共墓地,头向正南,早期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同时也有俯身葬和侧身葬。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女性墓较男性丰富,最多有30余件,有的石镯、镶牙镯,出土时还佩带在死者臂骨上。在几座墓里还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以鱼随葬的现象在我国新石器文化中尚属少见。另外,还有以狗为牺牲的。

大溪遗址早晚两期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有很大的变异,早期为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晚期为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阅读链接老关庙位于奉节县境内,地处三峡西口、长江北岸,是一处隔草堂河与白帝城东西相对的三角形台地。台地自东向西呈阶梯状倾斜。因在此地采集到大量的陶片,故而将其定名为老关庙遗址。遗址全部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堆积遭到破坏,遗存比较混杂,绝大多数为陶器的残片,而且它们之间的文化面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一些独见于老关庙遗址的陶片,文化特征十分鲜明。陶器为夹砂红褐色,施规整清晰的绳纹,泥条盘筑成形,流行花边唇,多为直口或敞口器,存在少量的尖底器。下层堆积主要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两个方面。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出土时绝大部分已成为碎片。老关庙遗存的发现和确认,对于探索瞿塘峡以西地段史前文化的发生、发展与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模宏大的青铜文化

重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存总计达142处。这些遗存主要沿长江、嘉陵江、乌江、酉水的河流宽谷分布,文化面貌以巴文化为主,多种文化因素并存,客观反映了该时期重庆地区古代族群不断迁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走廊文化特征。

夏商至春秋时期,重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夏代至商代中期:发现地点近20处,典型遗址有忠县哨棚嘴、中坝,万州中坝子、云阳大地坪、云阳丝栗包、奉节新浦遗址等。该时期器物群可以分为3组:侈口罐、盘口罐、敛口罐器物组,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峡江地区土著文化传统。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勺、器盖器物组,与三星堆文化相似。鬶、封口盉器物组,属于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巴蜀青铜剑总体上观察,该时期文化面貌属于三星堆文化系统,是三星堆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地区类型。据测定,忠县中坝遗址在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050年之间,属于夏商的纪年范围。万州中坝子农业遗迹的发现说明,该时期可能已经有相对重要的农业。忠县王家堡、老鸦冲、中坝等多数遗址大量发现陶网坠、骨制鱼钩、骨锥、石斧、石锛的现象说明,重庆多数地区还属于渔猎为主的经济类型。■西周原始瓷卣三星堆遗址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

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即石地坝文化时期。以丰都石地坝遗址为代表,以三峡中部地区为核心,该时期遗存分布范围广大,至少东达巫山、东南越过乌江进入黔东北一带,西边可能涵盖了嘉陵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

石地坝文化第一期陶器有鼓肩小平底罐、敞口尖底盏、泥质灰陶高领瓮、卷沿盆等,年代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相当,大约在殷墟一期与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

第二期陶器出现了圜底器,典型器物有溜肩小平底罐、折肩小平底罐、尖底罐、子母口尖底盏、高领壶等,年代与十二桥遗址早期遗存相当,属殷墟第二、三期。

第三期陶器出现船形杯、炮弹形尖底杯、角状尖底杯,子母口尖底盏、素缘绳纹罐流行,年代与殷墟第四期相当。

第四期陶器敛口尖底盏、尖底钵大量出现,小平底罐、子母口尖底盏数量减少,甚至消失,年代约为西周早期。新石器时代 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我国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

总体上看,石地坝文化小平底罐器物组与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接近,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但石地坝文化圜底罐、尖底杯器物组属于本地文化传统;石地坝文化晚期,与十二桥文化差异逐渐加大,至西周中、晚期,分别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文化。

瓦渣地文化以忠县瓦渣地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瞿塘峡以西,年代在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760年之间,时代大约在西周中期到春秋时期。瓦渣地文化陶器夹砂陶为主,以圜底器为大宗,有是尖底器和三足器。主要器类有花边口罐、釜、圜底钵、敛口尖底钵、尖底盏、炮弹形尖底杯等。

总体上看,瓦渣地文化在早期■西周陶鬲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尖底器,是石地坝文化发展和演变的结果;花边口圜底罐数量、种类的突然大增,是瓦渣地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双堰塘遗址,又名西坝遗址,或称大昌坝遗址,位于长江支流大宁河流域的大昌盆地,大宁河与磨刀溪交汇处的南岸阶地上。双堰塘遗址是三峡地区一处重要的上周时期文化遗址,遗存兼容本地巴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文化特征。双堰塘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遗迹主要有房址、陶窑、墓葬、居住面烧土、火灶、灰坑、石砌围堰、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等。房址有两连间式的,系长方形地面式建筑,面阔5米,进■西周青铜戟深8米多,以河卵石作墙基,墙基宽0.3至0.5米,泥墙经过火烤,尚存红烧土残墙,房屋呈东北至西南走向。戈 我国先秦时期一种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流行于商至汉代。其受石器时代的石镰、骨镰或陶镰的启发而产生,原为长柄,平头,刃在下边,可横击,又可用于勾杀,后因作战需要和使用方式不同,戈便分为长、中、短3种。

遗址内发现5座陶窑,对于了解当地古代制陶技术和工艺具有重要意义。陶窑平面为椭圆形,分别由窑室、窑箅、火道、火塘、火门和操作间组成。窑的长度在1.8米左右,宽度约1.2米。窑室中部是窑床,火道绕窑室一周。

双堰塘遗址墓葬较少,仅有一些零星小墓,单人仰身直肢葬,没有发现随葬品。

双堰塘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夹砂陶用以制作炊器,泥质陶制作盛器。陶器纹饰有绳纹、网格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等。器形有鬲、罐、花边口罐、豆、盘、碗、尖底杯、尖底盏、鼎、器盖、瓮、缸、灯形器、网坠、纺轮、弹丸等。纺轮 又称“纺专”、“塼”、“瓦”。新石器时代出现,最早为石片,后为陶制,再后在青铜器时代发展为铜制。出土最早的纺轮可以追溯至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纺轮多用废陶片打制,中间穿圆孔”。

出土的玉器有璜、玦、坠、珠、管等。石器有刀、斧、锛、凿、管、杵、磨石等。青铜器有笄、管、镞、鱼钩、器足、饰件等。此外,还发现卜甲残片。

小田溪墓群位于涪陵区白涛镇陈家嘴村,地处长江支流乌江西岸一级台地上。有错金编钟、虎纽錞于、铜钲等乐器,有铜戈、铜剑、铜矛、铜镰、铜箭镞等兵器,还有铜盆、铜壶、铜镜、铜釜等生活用具和铜斧、铜凿等生产工具。

李家坝遗址位于云阳县高阳镇,是从商、周开始的巴人墓葬群。遗址内涵丰富,时段长、规模大且保存完好。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分布密集,排列大致有序。葬式具一定特色,部分墓葬有殉人、殉头现象,为战国时期巴人实行人牲人殉制度提供了重要实证。

墓葬随葬品丰富,出土了大批精美的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青铜兵器,其中龙蛇纹矛、通体饰云雷纹矛、通体线刻浮雕虎纹等,均为巴文化精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随葬器物文化面貌丰富多彩,显示出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独特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为研究巴文化的发展、繁荣和融合消失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

该遗址作为巴人分布在澎溪河流域的一个区域性中心,是继涪陵小田溪遗址之后,巴文化研究领域■西周玉佩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对研究和揭示巴文化的历史面目、探索巴蜀文化及楚文化的联系和差异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等西周遗址的宏大规模和丰富的出土遗物,暗示了三峡地区西周时期曾存在过大规模的都市聚落,它们为探索三峡地区古代巴人早期的都市聚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对揭开古代巴都之谜、复原早期巴人历史则具有重要的、特别的意义。

此外,在涪陵镇安,武隆土坎,忠县老鸹冲,万州中坝子、余家河、曾家溪等地点发现了数百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出土巴文化遗物为主,演变规律比较清晰;铜印章类型多样,以“巴属图语”印章为主。中坝子遗址战国墓葬出土的陶豆上刻画与“巴蜀图语”类似的文字、太阳、五星等符号。阅读链接错金编钟一套14枚,最大一枚高27厘米,最小一枚高14.6厘米。这套编钟,长方形鼻钮,两铣下垂,通身以浇铸和错金的技法,饰以精美的花纹。花纹突起的地方,似由蟠虺纹变化出来的,在低下的底子中加上极为纤细的旋涡纹、绳索纹。舞部为云雷纹;篆带有涡纹。篆带上下及两篆间各有涡纹钟乳突起,每区3层9枚,正背4区共36枚。两鼓面作蟠虺纹。其中8个编钟的钲、于部有优美、古朴的错金纹饰。舞部及枚间有剔凿的槽,或透空或不透空,称为“隧”,是用来校正音高的,与音律有关。随编钟出土的还有14个插销,它是一根断面作正方形的铜棍,载钉顶端一律作错银兽面形装饰,与钟之钮大小皆合。人杰地灵巴渝底蕴

商周时期,巴部落开始在先巴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形成了具有浓厚特色的巴文化。

在巴渝这块积淀深厚的土地上,巴渝先贤圣杰们,或心灵手巧,或才思过人,或大义凛然,或慷慨英勇,创造了宝贵的物质精神财富,捍卫了国土和民族的尊严,所以,得以千古流芳,名垂青史:巴蔓子将军,献头不献身;南宋名将王坚在钓鱼城勇挫蒙古大军,折断“上帝之鞭”;一代女将秦良玉,巾帼不让修眉……巴蔓子宁割头毋割地距今约3700年前,在四川东北部和长江、嘉陵江、汉水流域,散居着一个骁勇善战、勤劳朴实、以捕鱼狩猎和耕作为生的古老巴部落。巴族充满了神秘色彩,以蛇为图腾;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至夏禹时期,巴国加入夏王朝,成为夏王朝的诸侯之一。而到商朝中叶高宗武丁时代,商不断对外用兵,扩大版图,征服四方部族、方国。当武丁妻妇好率大军进入沔水一带的时候,同巴人发生了■巴将军塑像激烈的战争,巴最后战败,被迫向商王朝纳贡服役。

在商王朝凌厉的攻势之下,巴部落被迫放弃汉水中游一带,向南迁徙于长江夔、巫一带。其后渡江而南,进入清江流域,后又溯清江而上,进入川东地区,开辟新的疆土。

巴部落入川后,向西、向北发展。商朝末年,巴人因屡遭商的侵袭,参加了以周为首的反商战争。在牧野之战中,巴人为前锋,“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对战胜商王朝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封宗姬于巴,其首领称巴子,以江州为都城。西周初年,巴立国于南土,与楚、邓、濮为邻,其活动范围大致在陕西东南部的汉水流域到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地区。■巴蔓子雕像武丁 (前1250年~前1292年在位),子姓,名昭,商王小乙之子。是我国商朝第23位国王,商朝著名军事统帅。在位时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

战国时期,巴国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控制了以嘉陵江、长江、汉水、乌江流域为腹地的广大地区,巴国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巴王是国内最大的领主,拥有最高军政权力,直接统治其中心地区。巴王任用各级贵族为卿大夫,分封王国于各地,把土地、人民封赐给他们作为采邑,命令他们镇守疆土、按职纳贡和从军出征,成为巴王统治各地的支柱。■楚王酓璋剑

从春秋时期开始,巴与楚虽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相邻的两个大国,而在中原各诸侯国的眼中,仍视为蛮夷之国,所以巴与楚常常结成同盟,以维持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譬如公元前678年,楚与巴在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的庸国,后又联合讨伐位于河南南阳一带的申国。但是,巴与楚又经常发生矛盾,甚至相互打仗。譬如公元前676年双方出兵伐申时,楚文王使巴军惊骇,导致了巴与楚关系的破裂。巴人转而出兵伐楚,在津地将楚军打得大败,楚文王也因此而病死了。郢都 是楚国的都城,位于湖北省荆州北面离城8千米的纪南城。曾经有20个王以此为都城,历时400多年,因此成为了当时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公元前278年,郢都遭到秦国军队入侵,因而变成废墟。

到了公元前477年,巴人又再次伐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但最后,楚国击败了巴军。到了战国时期,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巴与楚采用联姻化解矛盾。庸国 古国名,据载曾随同周武王灭商。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公元前611年,为楚所灭。古庸国故址在堵河干流经田家坝镇与苦桃河汇流后向东的大河弯处,这里有“三面际水”、“北坝窑场遗址”、“桃园遗址”、“黄土坡遗址”等等。

战国中期,巴国走向了衰落,一些贵族趁机向巴王室索取政治经济利益,以至发动了武装叛乱,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驻守在巴国东部边境的忠州人巴蔓子将军决定赶回国都江州平乱,但他掌握的兵力却不足以战胜贵族武装,巴蔓子决定向东边的楚国借兵。

在楚国郢都,巴蔓子向楚王说明了来意,恳请楚王出兵。楚王答应出兵,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巴蔓子割让他驻守的3座城池,同时要他把儿子送到楚国当人质。楚王说:“他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把军队带走。你看怎么样?”

以人质作抵押,在战国时代也是一种外交惯例,目的是取得诚信。但那样一来,时间被耽搁了,巴国的内乱恐怕已经不可收拾,借兵就失去了意义。巴蔓子一下急了,对楚王说:“不行!楚王如果怀疑我的诚信,这个兵不借也罢!你如果还相信我,今天就让我把军队带回去。到时候你拿不到3座城,我把脑壳砍给你!我巴蔓子从来说话算话!”

楚王见一向耿直的巴蔓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不好再说什么,答应立即出兵。巴蔓子带着楚军赶回江州,很快打垮了贵族叛乱武装,恢复了国内秩序。

过了些日子,楚王派出使臣找到巴蔓子,要求他兑现当初的承诺,将3座城池割让给楚国。巴蔓子对楚使说:“不错,当初我的确答应过,但那是楚王乘我国遭遇危机强加给我的条件,我作为将军本来就守土有责,岂能私下将3座城池割让给外国呢。尽管如此,当初我答应了楚王,也一定要信守承诺,决不让你这个使臣为难。城不能割,但我的头可以割。用我之头,充我之城,以谢楚王,这样可以吧?”

巴蔓子说完便抽出佩剑,一下将自己的头割下来。奇迹在这时发生了,断头之后的巴蔓子仍然站立着。史籍记载的情节是,“蔓子乃自刎,以头授楚使”。

楚国使臣没有完成接收巴国三城的任务,只得将巴将军的头颅带回国去复命。楚王听罢不禁深受感动,说:“假使我们楚国能得到巴蔓子这样忠勇义气的将军,又何必在乎那几座城池呢!”■战国楚王鼎于是,楚王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了巴蔓子的头颅。巴国也为巴蔓子举行了国葬,其无头之躯埋葬在国都江州。自此之后,楚国便向巴国大举进攻。楚国不断向西进逼,巴国步步败退,接连丧失了陕南、湘西、川东、黔北的大片领土,长江一线也被迫退守鱼复。楚威王时,很快占领了巴国的军政中心枳和江州。■巴蔓子雕塑巴国都城不断迁移于枳、平都、江州、垫江之间,最后迁至阆中,这时,巴国仅剩川东北一隅之地。阅读链接千百年来,巴蔓子将军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在巴渝大地上广为传颂。唐贞观八年也就是634年,太宗皇帝念巴将军的忠仁,改其故里“临州”为“忠州”,即后来的忠县。宋时,人们在忠州城内为巴将军建了一座祠庙,以供后世人瞻仰,该祠早称永贞祠,后称巴王庙。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即巴蔓子的忌日,忠州城内都要举行盛大的“三月会”以纪念其功绩。据明代史籍记载:“每值会期,旗帜塞巷,金鼓鸣街,彩亭锦棚,相望盈道”。在忠县境内,还有许多以巴蔓子将军命名的历史遗迹与地名。足智多谋的斗将甘宁

巴国的故地巫巴山地,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秦攻占楚郢都后将其分别划归为巴、南、黔中3郡,西面的鱼复县属巴郡,东面的巫县属南郡,南面的清江地区则仍保留在黔中郡内。■大将军甘宁塑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巴郡为其一,郡治江州。西汉时期,川东仍置巴郡,含11县,郡治江州。11县城均位于长江、嘉陵江、乌江沿岸,大致与巴国治区一致。■古代栈道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但他不务正业,常聚合一伙轻薄少年,并自任首领。太守 原为战国时期郡守的尊称。西汉景帝时,郡守改称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历代沿置不改。至隋代初期遂存州废郡,以州刺史代郡守之任。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明清时期则专称知府。

后来甘宁不再攻掠别人,开始读书,钻研诸子百家之说。后决定率领800多人去依附刘表。路经夏口,部队不得过,甘宁只好暂且依靠江夏太守黄祖。

公元203年,孙权领兵西攻江夏,黄祖大败,狼狈溃逃。甘宁带兵为其断后。他沉着冷静,举弓劲射,射杀孙权的破贼校尉凌操。孙军不敢再追,黄祖性命这才得以保全。甘宁立下大功,可黄祖仍不重用他。甘宁也想弃之而去,只是没有一条万全的途径,因而独自忧愁苦闷,无计可施。

江夏都督苏飞察知甘宁之意,邀请甘宁置酒欢宴。酒酣之际,苏飞对他说:“我数次推荐,主上不肯任用您。日月流逝,人生几何?应该早做长远打算,寻一个知己,成一番大事!”

甘宁停了一会儿,说:“我也想走,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曹操 (155年~220年),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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