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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振峰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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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火焰试读：

一

不曾自嘲的大师。——尼采一

电脑终于找到了。原来它就在儿子卧室的床底下。

对方觉来说，这就是一台打字机，一台功能较多——可以打字，可以记下他自言自语、无足轻重的想法的打字机。实际上，这是台小巧的联想电脑。他基本上只把它用于打字，另外偶尔存点照片。至于用其上网，他已经很久没弄了。上网干什么呢？

一段时间以来，他变得焦躁不安，甚至有些愤怒。克劳德·西蒙和亨利·米勒仿佛天天坐在他面前，一个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一个跺脚咒骂而又喜欢梦呓。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咒骂生活中一切的不幸和基督教社会的堕落，或是委婉或是直白。他们似乎是圣人。这让方觉烦躁不安。间隙，剧作家李渔又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大谈戏剧的创作心得。更叫方觉气愤的是，他竟然大谈对女人、尤其是深谙风花雪月的女人的鉴赏标准，弄得就跟牛津英文词典一样。可恶并令人嫉妒的是，他又一再强调，对女人的感受，犹如对待深奥的艺术感受一样，只可意会，不好言传。这个好色的编剧、导演、制片人，一切好事被他占全了！

所以他要发言，他要表达，他想要表达诸位先生们试图表达而没有表达清楚或是没敢表达的那种愤怒——他急于找到他的打字机——可它不知到哪去了。他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像样地动笔了——如果说打字可以类比为动笔的话。

三天来，他在他的书房兼卧室中找了三

四

实际上，他已经怀疑自己的搜索行径是否正常——自己怎么可能会把电脑带进厕所而又被隐匿起来了呢？之所以胡乱扩大搜索范围，是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在某个意识不清的时刻——例如，就像米勒在梦呓的状态下——将电脑藏在某个隐蔽的地方。不过他认为自己没有疯，他不记得自己有过梦游或类似的状态。但是他还是将他衣柜里的衣服抖开，打着强光手电搜索着。他几乎绝望了。他也在儿子的卧室里找过两遍。一叠叠的草稿纸，一摞摞的书籍和复习资料，篮球，羽毛球拍，还有儿子背着他母亲悄悄夹在书架上的漫画书，他都找过了，可还是没有。他的信心已经丧失了99.99%。最后他决定看一眼儿子的床底下，那里他没有找过。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不抱希望的最后一瞥罢了。可令他惊喜是，电脑就安静地躺在床底下。

方觉想起来怎么回事啦。这台小电脑上有一个非常低级的电子游戏，名曰“植物大战僵尸”。想必是儿子一个人在家偷偷玩游戏，当他听到家人，尤其是听到他母亲的开门声时，他就会像一只无声的小耗子，迅速将电脑塞在床下，然后正襟危坐在书桌前手捧课本，做出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正因为此，电脑被他放在一个他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他的床下。

正上高中的儿子在诸多压力下，已经变成了一台学习机器。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动物园、篮球、漫画、电视等等一切，凡是有趣的东西已经像破布一样被人们还有他自己踩在了脚下。例如，曾经送给儿子的那架遥控直升飞机模型，连方觉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可如今，飞机早就在柜子上落满了灰尘。文化课相应的考试成绩和排名，成了儿子头上的“紧箍咒”。再顽皮的孩子，一旦套上那个圈圈，就别想再翻跟头了。而这紧箍咒与其说是在孩子们的头上，倒还不如说是在方觉他们的头上。他不知道这东西是何时套在人们的头上的，人们为此都疯了。在孩子们的面前，人们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人们只要他们劳动——学习，取得好成绩，而不准他们玩乐！那么一段宝贵的青少年时光，他们过得连好望角上罗本岛的囚犯也不如。

这天上午儿子不上课，中午前他回来了，他掐准了时间——赶在他母亲回来之前进入家门。方觉问他是不是在上课，他说是去买《爆笑校园》的漫画书了，他答应一位同学要带几本这样的漫画书给人家看的。

中午时母亲问他：“你上午在干什么？是在学习吧？”她的语气杂糅着期待和担忧。几秒钟后，儿子平静地答道：“是啊，在学习。”他在撒谎，他在方觉的面前赤裸裸地撒谎，可他知道方觉不会揭穿他。实际上，类似的谎言几年前就已出现。因为她在场，方觉还是像以前一样，对此保持了沉默。他觉得自己不能当着她的面，揭穿儿子无奈的谎言。

她又问方觉：“你回来的时候他在干什么？”方觉没想到她会追问自己，感到一阵心慌。这下，该轮到方觉撒谎了。他也平静地说：“他在学习呀。”他发现，撒谎时，撒谎者大多力求自己的语气平静，其实这是力图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是的，我和儿子都说谎了。在冠冕堂皇的暴政面前，人们往往撒谎，由不自觉到习以为常。我们完了。”方觉心想。

可他感到愤慨并要说明的是，我们撒谎成性，甚至最终变成一个伪君子，那不全是我们的错！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强权暴力的世界，除非是圣人，否则人们就不得不撒谎。几年前，儿子面对母亲的追问，以沉默抗拒撒谎这一魔鬼撒旦的诱惑。有几次，在逼问下，他甚至发怒，可最终得到是痛苦的体罚。再之后，他发现一句轻描淡写的谎话，就可以很轻松地让他度过一时的困难。在方觉看来，孩子之所以撒谎，是认为自己想要隐瞒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他认为这不值得因为顶真而讨到呵斥甚至是一顿暴打。

得了，去买漫画书、玩游戏有什么呀。他想起自己小学三年级时就已是个撒谎成性、善于耍滑头的家伙了。

一次，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他和另两位同学被班主任留在了办公室，其他同学们已经放学回家了。方觉至今记得班主任那并不高大的身影——矮个、跛脚、三七开分头，经常对同学们横眉怒目的。同学们对他的“必杀技”可谓胆战心寒。一是拧耳朵。他用有力的大拇指和食指拧起你的耳朵的同时，必会用中指狠狠地直中要害地抵住你耳垂后的腮帮窝，同时他会加大力度以增强你的痛苦——他会向上提起你的耳朵。在他面前，矮小的同学们就不得不踮起脚尖以减轻耳朵的疼痛和腮帮窝的酸楚。

二

那天，不知为什么，他叫方觉他们交代自己犯过的错误。他以肯定、讥讽的口吻对他们说：“你们想想看你们犯过什么错？……别以为做过什么坏事没有人知道！只要是做了，就一定会被人知道，就一定会败露！”

几个人面面相觑，方觉的确不知道自己犯过什么错。而这时已是中午，他肚子饿了。见几个人没怎么交代，班主任又启发到：“就没有跑到河坎下开个黑会，挖个地洞什么的？”现在想来，他的想象力在当时的环境下真可谓丰富。可怜的是，当时的方觉想象力极为贫乏，无法想出这个绝妙的错来。结果他说自己上课时做了小动作，还和后面的女生乘老师不注意时交头接耳。他希望这样交代，班主任能放过他，好让他回家吃饭。何况，也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因为，回家迟了，对父母又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情。被留学，那说明在学校犯了错误。

可是班主任摇着头大声对方觉斥责道：“你不老实，避重就轻！”现在，在方觉看来，他很怀疑班主任在当时的运动中可能是个斗争的高手和强硬派，他的话语和“审讯”技巧在路线斗争中一定大有用场的。

想了一会，他交代了自己前几天的某一个中午，自己没有按照学校的规定在家里睡午觉，而是偷偷跑到河里洗澡了。“要是淹死你该怎搞？……”班主任亢奋地大声训斥道。因为在他的深挖下方觉终于交代了“罪行”，他因此显得颇为得意。这印证了他对方觉的处罚是有道理的，虽然，开始时他不知道方觉犯了什么错误。

为了表示悔过，他低着头默不作声，做出凝听师长教诲的诚惶诚恐的样子。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下河洗澡。为了蒙混过关，他把同学们做过的违规事情加到了自己的头上。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而班主任却又偏偏让他自己想，自己交代。没办法，他饿了。还害怕回家晚，会被不明真相的爸妈责罚，也就只好“自污其罪”。显然方觉的“表演”是成功的，他被放回了家。

这位老师给他留下的另一个镜头也十分特别。有一天，学校按照规定要在大操场举办悼念伟大领袖的追悼会。当时学生们在操场上排好队，胳膊缠黑纱胸带白花，再按秩序经过主席台向领袖遗像鞠躬。大部分情节他忘了，只记得每个班都是一块队阵。班主任还有其他老师负责引领学生并维持秩序，学生们就像一群温顺的绵羊。

悲痛欲绝的气氛弥漫在整个操场，许多感情脆弱，也可以说是感情丰富的女老师、女学生已经开始痛哭流涕。一位平时被学生们认为很矫情的女同学竟然痛哭着，一头扑进她妈妈的怀中，那架势很像《闪闪的红星》之类的片子中的某些镜头。方觉认识，这位女同学的妈妈是镇上一位颇有政治觉悟的女干部，当天在会场维持秩序。为了配合现场气氛，他也低头慢行着，不时偷瞄四周。这时，这位老师突然走到队伍前头，横眉怒目地揪出了班上的一位小同学。当然，他依然用的是他的第一“必杀技”——拧着这位小同学耳朵把他拖出了队伍。由于气氛凝重，同学们都保持了安静，除了惊恐地望着这一幕，没敢像平时那样挤眉弄眼地互相玩笑。

后来老师在班上开了批斗会。这场面方觉经历过不止一次，有时还有其他同学被一起揪上讲台。会上，老师极其愤慨地宣布了这位同学的“罪状”：在全国人民无比悲痛的时候，他不但无动于衷，还对班上同学们的哭泣挤出不可思议的笑容！试问：你是何居心？……

方觉记得，这位同学姓李，很遗憾忘了他的名字。他是随下放的父母来到这个镇子，就读于这个学校的。他是个胖乎乎、性格随和的人。

真的，到那时，方觉已经学会了生活中的表演技巧，撒谎和伪装可以随时上演。而那时，他最多十岁。

这天下午办公室里难得的安闲，案件材料被方觉推到了一边。悠闲时的香烟和绿茶无疑是放松神经最好的东西，他玩着电脑游戏，心里想着晚上的聚餐。这时他接到了退稿电话。

一个月前他写了一篇名为《绿皮火车》的短篇小说，这是他写的第二篇小说，他把稿子投给了省作协的文学刊物，这是他第一次就小说投稿。第一部是个中篇，除了商文轩、桑麻等几个朋友看过外，他并没有投稿。他的专业是法律审判工作，文学写作只是一个业余爱好，就像他喜欢烹饪一样。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非得成为一名作家，更不一定要在写作上出什么风头。说实话，少儿时他曾经有过当一名作家的梦想，可是后来他渐渐忘了作家是怎么回事。而且不知怎的，他慢慢走上法律工作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上还起劲地走了很多年，过着衣食无忧、不会“为饥饿而哭泣”的日子。几年前他才在桑麻他们的鼓动下开始写点小文章。

时代变了，他知道以前投稿无非就是将稿子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寄给相应的报刊杂志而已。他清楚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竟然得到了二十块钱的稿费。当时正是他穷困潦倒的阶段，二十块能够他活上半个月的。难能可贵的是，他连自己的通信地址都说不明白，只好借用一个朋友的地址寄的信，最后汇款单也是通过这位朋友转给他的。而今，报刊杂志的版式内容太庞杂了，还有各种的邮箱，这让他这个极少投稿、不懂规矩的外行颇感为难。

恰好，他刚看完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书的开篇是诗人写给《新闻报》主编的一封信。这启发了他。他想，自己为什么不像波德莱尔一样把稿子寄给杂志社的总编，同时写上一封信呢，只要这封信写得不过于摇尾乞怜有失自尊就行。既然投稿，他就希望稿子能被采用，可他担心编辑因为不用心或是偏见而埋没自己的稿件。他早就多次听桑麻指责过文坛中“圈子化”的现象严重。于是，他颇为慎重地写了一封信，连同稿子一并用特快专递寄给了杂志社的总编。直到接到退稿电话，他才知道总编还是个什么院长。

打他电话的编辑带有北方口音，确定方觉就是投稿人后，编辑说道：“你直接把稿子寄给了李院长，他叫我把稿子看看。”他的语气带有一定的沉着和权威性。方觉颇为兴奋紧张，赶紧请教：“老师您贵姓？”转瞬，他醒悟到，此时此景他大概就像一只对着主人摇着尾巴、兴奋不安的小狗。

他说他姓王。接着，他表扬了方觉小说的文字功底。至此，方觉有种不祥的预感，感觉稿子可能不会被采用。果然，最后编辑用有些遗憾的口吻说道：“怎么说呢……你的小说议论得过多了。而小说嘛，要有故事性，这样读者才会看……这可能跟你从事的是法律工作有关吧——总之你的稿子就自行处理吧……”

虽然对编辑说了声“谢谢”，但这是礼貌性的用语。方觉心想，他有什么可谢谢呢？事实上他感到失望和恼火，他甚至敏感地认为，编辑有些幸灾乐祸。可是电话里他又不好与之争论，无法就小说的“议论性”和“故事性”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

啊——议论多了。他有些不以为然。议论，也许还可以称之为思考，称之为逻辑，称之为哲学。为什么不能有过多的议论呢？他想到自己刚开始学习写判决书时，一些老法官所说的具有一定普遍指导意义的一种观点是：要言简意赅、简单明了，不要有过多的议论，因为议论一多就会有漏洞，会被抓住把柄的！哈哈，最后的结果有趣极了。就是现在，一桩抢劫、盗窃甚至是强奸的刑事案件，那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判决书往往不足一千

五

还有故事性不强。对此，他觉得这位王编辑可能希望他的小说是一个跌宕起伏、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最好是像《

三

他似乎感觉到编辑先生拒绝他时那种微妙的快感。还有那种掌握了作者稿件及其文学命运的绝对的优越感。并且这种优越感的表现又是如此的优雅，如此的理由充分，让你怀疑自己的确是错了。面对你及你的稿件，编辑就是老师，不容置疑的老师。他让方觉想起儿时的怀有“必杀技”的那位老师。暴力的打压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判决就是判决，这是令人陶醉的权力的显现，优越而神秘。可悲的是，单纯无知的心灵往往的确认为是自己错了，是自己应该被鞭打，被剥夺——因为判决说我们错了！更为可悲的是，人们却又都想获得这种判决的权力。

一怒之下他抓过纸笔写信，他要写给总编，并请求总编将他的信转给这位编辑。他认为这位编辑很适合去《恋爱婚姻家庭》之类的杂志干，那些杂志有着大量的充满爱恨情仇并富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故事，会叫他兴奋不已、两眼放光的，他不应当在一本高雅的文学类的期刊做编辑。还有，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小说议论过多、故事性不强，那他真应该去看看《死于威尼斯》之类的小说——那段时间方觉恰好在读这本书。

他很怀疑这类编辑的知识结构和文学修养。他想起桑麻对他说过一件事：桑麻曾经的一位上司是一个集作家、诗人、宣传部副部长、报社总编等多重身份为一身的人。这位总编作家最为得意的一件作品，是他一部专门写马的诗集。有一天桑麻建议他可以看看《小银与我》，说这是一部好书。总编先生疑惑不解地问：“小银？什么小银啊？”桑麻以为这样一位作家，况且有部关于马的诗作，一定是知道希梅内斯的，就说：“小银是头银灰色的小毛驴呀。那位诗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过了一段时间，总编遇到桑麻，这时他大概是看过了《小银与我》，对桑麻大声说道：“我以为有什么呢，他的毛驴哪能和我的马相比呢……”桑麻私底下对方觉说：“我当时忘了他的官员身份，还跟他谈文学呢——”桑麻说的故事方觉无法辨别真假。不过后来，他的确看到一篇有些肉麻的褒扬这位总编及其作品的文章，文中的确将他的马与希梅内斯的小毛驴进行了类比，甚至还说这么一部专门写马的作品足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啦。

当然，为了留有一线希望——他希望总编能采用他的稿件——方觉在信中对杂志社的发行量问题表示理解，对总编先生进行恭维……就在写信当间，他的手机响了，是马德路催促他去吃晚饭。未写完的信被他揣进了兜里。二

近几年方觉才和文艺圈的人有所往来。因为法律工作“热情服务”得久了，他甚至厌烦起自己来，所以想能有新的交际圈。

在“塞纳河畔”酒店，马德路一边夹着香烟，一边不时咳嗽，一阵一阵的咳嗽不时打断他的话语。但是他不屈不挠地坚持着，一旦咳嗽停止，他会立即接上刚才自己的发言——“刚才我讲……”在方觉看来，马德路咳喘声中断断续续的发言，简直就像尿不净的小便，滴滴答答的，令人揪心。他的头发每次都被他梳得很蓬松，也许这样就能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更高大一些。可这让人觉得不大自然，仿佛那头发是被他故意弄起来，站在头皮上的一样。就像他的话语，他有关文学上的大多数见解，方觉是听不懂的，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包厢里有几个人，桑麻也在，其中有一对男女方觉不认识。方觉自然坐到桑麻的边上，等着马德路介绍来宾。马德路咳了两声，清了一下嗓子，颇为正式地向大家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好友，著名作家、《柳萌》杂志社的编辑李幼林老师。李老师除了已经出版的书外，咳、咳……还有……”他夹着香烟的手指在空中胡乱点着，不时的咳嗽阻断着他的发言，方觉认为他得了哮喘。马德路介绍这位作家还有几本书正在写作中，其中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青楼史》，即将杀青。

啊，《中国青楼史》，方觉觉得这真是个好选题。这本书的故事性、趣味性一定很强，如果能够出版，一定会有很多的读者——各种各样心理的读者。他觉得，这其中尤其以酸溜溜的文人居多。不是吗？他们总想逛窑子，去“怡红院”什么的地方与妓女尤其是能写诗的妓女们厮混。许多人，包括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个令国人都感兴趣的创作课题呢？

马德路的介绍带有善意的礼貌性的恭维。听完介绍，李幼林得意的微笑早就爬上眼角上。他自谦道：“哎呀，马哥，不要高抬啊，哈哈……”他的语气神态颇为满足。桑麻补充介绍道：“李老师还是民俗协会的理事、散文诗诗人。”一顶顶光环套在李幼林的头上，他似乎有些晕乎乎的了。方觉相信，此时他自有高人一等的良好自我感觉。

介绍完李幼林，马德路的语调突然一低，似乎刻意要简化介绍的内容，对其身边的女人一抬手，说道：“这是小张……”这种简洁显然是某种欲盖弥彰式的介绍。这位张女士大方地问候大家道：“你们好——”

方觉开玩笑地追问马德路道：“哎呀，好像是外省的口音啊？”张女士具有明显的外地口音。

桑麻立即点破话题，玩笑道：“你该叫嫂子！”

方觉愣了一下，吃惊不小，差点大笑起来——这是他几年来第三次面对马德路带的又一个女人，并被他人半真半假地提醒要叫“嫂子”的人了！他分明记得上次的那个“嫂子”，是个长发披肩、相貌一般但性格温和的云南人。上次是桑麻做的东道，家宴上，他正式地向方觉介绍马德路带去的女人，让方觉叫“嫂子”。

方觉看了一眼马德路，马德路没有回应桑麻调侃式的介绍，低着眼对着面前的茶杯会心地微笑，抬起手吸了两口烟。方觉又扫了一眼李幼林，他正一本正经等待酒菜上桌，没发表什么意见。再瞄了一眼那位被称为“嫂子”的女人，此刻她两颊绯红，她试图拿出一点女主人的姿态，但又颇具自知之明地含蓄微笑着，两眼不时调换角度轮番看着来宾。

方觉从来没有觉得马德路是个风流倜傥的唐璜，恰恰相反，他觉得作家马德路是个口齿不清的虚幻主义者。他丢不下甚至是重视他优渥的职业待遇，同时又耽于幻想，幻想理想美妙的爱情生活。几年前他写了一部不错的长篇小说，省里的一位文学大家为他作序。序言中，这位大家说对其小说不好定位，并反问自己道：文中的主人翁就是自己曾经熟悉的那个人吗？……由于相互比较了解，当方觉接到他的书并浏览后，直接将其定位为：这是马德路的半自传体爱情小说。

他的小说是一部爱情哀史，讲述的是一位重情重义的男人为了爱情如何无私地付出，得到的却是离婚的结果；之后，主人翁秉性难移，依然追求海枯石烂的爱情，却屡屡遭受各种打击的故事。这是部正规出版的小说。虽然没有摆上新华书店的书柜，但是马德路喜爱微博、微信、QQ之类的玩意儿，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拥有不少读者。巧妙的是，小说被他打造得带有自传色彩，这很容易吸引一些傻乎乎的爱幻想或精神空虚的女人，阅读时，她们会为马德路不幸的感情挫折而心碎。方觉相信，一些女人刚见到马德路时，多少会为他消瘦“浓缩”的身影而失望。但是，她们会“理性”地告诫自己——不要以貌取人，也许他的内涵很丰富，否则，之前怎么会有那些女人与他缠绵悱恻呢……事实上，妙就妙在这个“半自传体”，真的。傻女人们认为那些故事是马德路的真实经历，可换个角度说，那些可谓是马德路的小说虚构。如果有一天这些“嫂子们”失望了，觉得马德路不是小说中的那样温情浪漫，那么，马德路的解释应当是——这毕竟是部小说。

有一次方觉和马德路都喝多了，他们踉踉跄跄地走在“塞纳河畔”边。当两人拉开裤子拉链对河堤上的麦冬进行“洗礼”时，马德路大谈他的生活哲学和爱情观，方觉忍不住插上一句问道：“那么，你至今睡过多少个女人？”

马德路的舌头几乎是被牙齿磕绊着，反问方觉道：“兄弟——你认为我睡过多少个女人？说！”“怎的……也有七

八

为了防止他说出什么不妥当的话，方觉赶紧抢口道：“我知道，这辈子到现在为止，你至少有过一百个女人！”

马德路摇晃着身子，未就方觉说的数字进行辩白，方觉估计他一时是在内心回想自己到底上过多少个女人。但是问题不在这，他认为方觉觉得他在吹牛。他要刺激一下身为法官的方觉。于是，他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说道：“反正每年我都要出去一到两次，我尤其喜欢去云南和四川……上次我出去了半个多月，去的是四川……我说的你听了别不高兴哦，有一个是你们同行，是个女法官呀。人长得不丑，身材一流，她到车站接的我……宾馆都是她定的。但是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妈的，她说她还有一个应酬，而且非去不可——那我是不高兴的，说实话。

你想，我大老远跑过来见你，可谓千里迢迢，你却要去吃饭应酬——哈，你们公检法的应酬就是多，不是吗？——我也就随她去了。后来我就在宾馆里住下了，一气之下我把手机也关了，准备第二天早上不辞而别，去下一站。后来你猜怎么着，到了夜里十二点多，其实我还没睡，但是躺在床上，这时候有人敲门。我爬起来点了一根香烟，我在想，这门开还是不开……”马德路停顿了一会，似在卖个关子。并且还反问方觉道：“你猜我这门开还是不开？”方觉知道，马德路的故事可能习惯性地掺杂了他小说情节的想象，就说：“经过一番人生哲学思辨，最后你没开门……”

方觉故意说了反话。果然，听到方觉的断言，马德路就像被针扎了似的一扭头慨然说道：“no！no，no……no！当时我想，如果她敲了一会门就走了，也许还好些，第二天她上她的班我走我的路，起码她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什么折磨。可是门继续在响，我就开门了。只见她头发被雨淋湿了，有点狼狈的架势。她一再跟我解释，还说打了我好多电话都无法接通。我当时很冷淡，告诉她，明早我就走……最后她讲她今晚无处可去了……我就把她让了进来……结果怎样，你知道的……”“那么第二天你就不走了——”方觉接茬道。“错！你又错了。第二天上午我就坐车走了……女人，有时候你不能把她们当回事。那一次我总共见了四个女网友，除了一个我不想外，其他几个都上床了——和这些女人见面，第二面就该上床，要是第二次见面还不上床，那还搞什么哦？那就算了，别再浪费时间了！……”

在方觉看来，作家马德路并不避讳自己的个人隐私，因为之前他就听到另一个朋友说过这事。那个朋友就像报道一桩新闻似的宣布：“你可知道啊？——他上次去见女网友，带了八千块钱，睡了几个，最后钱花得一个子也不剩，跑回来啦……”显然，马德路对外宣扬过他的爱情艳史。

看来方觉必须得承认马德路是一个中国的唐璜式的人物，作家身份为此锦上添花了。如果说，他以及他朋友说的故事具有小说虚构的成分——例如，那个夜里敲他门的女法官被雨淋湿的头发，就像某些个司空见惯的电影镜头，具有想象的水分，那么今天站在大家面前的“嫂子”则是真实的。现在，这种真实不容置疑，因为她对桌子上的野菜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筷子频频夹住五花肉烧的马齿苋，塞进了她的嘴中。

这是位大学的图书管理员。马德路在和她调侃中指责她的大学图书馆竟然没有自己的书，说：“我的书都没有！你们的大学一定不怎么样啊……”这位“嫂子”也如同马德路的前几个人一样，都喜欢在业余时间写作，喜欢在自己的博客及QQ空间里展现她们的才情。她们的一个梦想是，希望有一天能像马德路那样有一本自己的书，不管什么样的书，散文、诗歌、小说，只要能印刷出来就行。那样的话，就足以证明她们的确是富有才华了。心灵鸡汤式的小文章和不伤脑筋的书籍，以及自怨自艾的不幸的爱情故事是他们得以相识的媒介，也是他们击败各自不幸生活和空幻精神世界的武器——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彼此挑选，就像在菜市场买鸡蛋，这个不新鲜可以换到下一家再去买，这是一种彼此挑选的生活游戏。马德路的“第二次见面就该上床”的信条，对他而言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个人感情生活因此而丰富多彩。他的理由是，得了吧，别虚伪了吧！通常他的做法就是先让女人读到他的作品，然后在网上沟通，让她们对他产生高尚深奥甚至是纯洁的印象。见了面，先是严肃地谈文学及各自不幸的感情生活，接着就该上床了。就像亨利·米勒描述范诺登那样，“……从埃兹拉·庞德的诗到上床，这中间的过渡变得简单而且自然，像从乐曲的一个调子转为另一个调子。”方觉认为，马德路一定恨透了那种八十年代“搞对象”式的恋爱，那曾让他心碎。

这时酒场正酣。桑麻是一位单纯的诗人，喜欢和方觉及这些“老师”们谈论文学、诗歌。他大谈德富芦花的散文，向大家及那位图书管理员“嫂子”灌输自然主义文学的纯粹精神，他知道她也写些随笔散文什么的。方觉附和着，并说自己的确看不懂有些诗人的诗歌，觉得那些文字简直就是一种需要破译的密码。他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我弱智吗？……”坐在对面的一个业余作家喝了一口酒，又吐了一口烟，颇为兴奋地说：“桑麻，最近我写完了两个中篇。另一个长篇正在创作中！我还想谱曲……”他是个乡镇副科级的党委委员，特别喜爱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勤奋。此时他满脸通红频频举杯，他大声说道：“诗歌！有什么呀？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虽然不行，但一次酒后我也写了有十几首……”桑麻想对他说酒后的“高产”未必靠谱，就说道：“一行诗，一行真正的诗句想得来并不容易……”他还没说完，马德路打断道：“好了、好了，我们不谈文学可好！反正我觉得文学并不能拯救我什么，它拯救不了我的灵魂。真正能拯救我的，还是那一个月几千块钱的薪水……”

桑麻不说话了。是的，除了他没有工作，其他人都在所谓的体制内工作，有着不错的衣食无忧的职业。方觉是法官。马德路是资深银行职员。李幼林是杂志的编辑。那位“嫂子”也是大学里的图书管理员，而且她还擅长炒股。就连那位酒后能写出十几首诗的业余作家，也是个公务员。唯独桑麻还是个农民。

什么在养活我们呢？是什么能让我们吃饱肚子安静地坐在台灯下写作呢？方觉心想。那么，好吧，去写吧，写些自己的爱情史，写些儿时的趣事，写自己是如何孝敬父母长辈的，写些好人好事。除了这些，还可以去编故事，一些爱恨情仇的故事。写些影评，写些青葱的心灵鸡汤的玩意儿。反正这个社会群体中，有的是自欺欺人的不敢直面现实的虚伪者，反正这些文字并没有撒谎甚至还可以标榜自己真诚。人们，应该去歌颂这一切，因为，一把米就能叫这些人住口。马德路所谓的灵魂，真的存在吗？如果真是有的话，大概真的像马德路说的那样，也要靠体制中的工资来拯救。否则，那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流沙河在批斗现场被人殴打时，他只能哀求：“我还有，哎呦，一家人，哎呦，要吃饭呀！哎呦，打成伤残，哎呦，拉不动锯，哎呦……”那个时候，灵魂对于诗人来说就是踩在烂泥里的猪尿泡。

就像几乎所有的小知识分子一样，酒桌上，马德路又一次在抨击时弊，他痛心疾首地说：“当今地方上竟然有个什么安全指标，就是那个地方每年因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十

六

此时方觉正惬意地咀嚼一块毛氏红烧肉，本不想参加他们的“讲笑话”比赛。可是马德路却非要方觉参与评判，还问道：“大法官，你讲，这是不是太荒唐了……”他想要方觉称赞他的观点。

方觉觉得，有必要警醒一下马德路的小知识分子那种浅薄的愤慨，说道：“十几年前，我参与审理了不少企业破产案件，当时有一股政策性的破产浪潮。其中有一家镇办养鸡场，严重资不抵债——所有破产的全民、集体企业均是如此——债务近千万，其中欠银行及信用社的借款达三百多万。而养鸡场干部职工也不过二十来人。场子里就是一排瓦房办公房，几排鸡舍，另外就是围墙和大门了。真不知道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当时就有人不无奇怪地说，银行的三百多万，就是场里每个人平分那也能分个一二十万的，该多富裕啊！……那时我一个月工资不到五百元，一年搞死也挣不到一万块！

更为奇妙的是——通过法院破产程序，大家谁也没有责任，谁也没有过错。凭着法院的一纸裁定，放贷银行对放出的贷款就可以按照呆坏账上报核销了，也就是说，一切都归于零。请问马先生，当时这种企业很多，呆坏账数字惊人，最后你们神奇的银行怎么就能处理掉呢？这些钱可不是从天上掉到你们的金库里的呀？……就是你们银行玩弄了什么利率的手脚，把账做平了，最后使得我们手中可怜的一点小钱贬值，不如以前的购买力强了，是吧！——谁在糊弄人？谁是真正的撒谎者？与此相比，那个三十六个人的安全指标，就是幼儿园里的孩子们撒的可爱的谎，因为他们还无法上升到制度设计的层面上，你至于惊呼吗？”

马德路一时反应不过来，嘟哝道：“哦，但那毕竟是事关生死安全的事情哦……那些个利率、冲账，也是上边的事情啊。”

当然，最近两年，马德路在创作上也试图突破爱情故事的狭小空间。他知道，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老是让读者们嚼着这一根胡萝卜是不行的。何况还有不少明眼的编辑，一眼就知道那些爱情故事的分量，所以马德路开始了新题材的小说创作。这时候全省恰好在举办“小说对抗大奖赛”，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小说对抗大奖赛”——听到这个名词方觉就要发笑。他宁愿自己的手指烂掉，也不会去参加这个对抗赛的。他认为，想出这么个馊主意的一定是些不正常的分裂性人格的人，他们具有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的思维模式，他们把娱乐圈里的热闹和噱头嫁接到寂寞的文学上，压根谈不上什么艺术品味。所谓的对抗大奖赛，完全是模仿电视上各类玩烂了的大赛模式。首先海选，到一百名入围，再晋级到五十名，再五十晋级到三十名，直至终极pk决出最后的冠军。方觉估计，大赛的发起人可能经常收看歌手大奖赛之类的节目，内心无比羡慕那些高高在上的评委们发出评判意见时优雅的身影。

马德路参赛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上访人常年上访的不幸故事。应该说，这次马德路的视角没有集中在自己的爱恨情仇上，而是关注了社会。当他进入第二轮的五十名后，不禁自喜，大家小聚，向他祝贺。方觉开玩笑地提醒道：“大赛的名称如此市场化，你恐怕要注意‘潜规则’啊……”他摇摇头说：“为这个去找人、去送礼啊？我才不干这个呢！”

后来，一直到今天，大伙儿也没听到他入围三十名的任何消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被pk掉的。是因为文学艺术性上的问题，还是因为“潜规则”问题，抑或是二者兼有，大家不得而知。所以，当他嚷着“文学不能拯救我”时，方觉认为他还是被“文学”的谎言所欺骗了。他没有觉察到那些高高在上的评委，只是一些过气的坐在烂泥潭里呱呱乱叫的青蛙。他们的声音并不优美，甚至还不如小蝌蚪摇摆的细尾巴那样的流畅。他们以为自己的叫声能代表春天，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力有地位，可以为所欲为地编造谎言。他们全然不管头顶上飞过的大雁，还有他们只需抬抬眼就能看到的默然怒放的花朵。面对这些评委，可怜的马德路和众多观众一样，他们不会怀疑，只会盲从。面对权威和暴力，人们很容易成为白痴般的分裂症患者，被虐待也会认为实属正常。

方觉调整了话题方向，他向李幼林老师请教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作。此前李幼林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文学艺术方面的意见和看法，的确像一位老师在听取在座各位的意见。方觉这么一问，他颇为谦虚地对方觉和桑麻说：“最近在搞太平军和捻军的歌谣收集。前几天我收集了一个捻军的，有一两千字，收获还是不小的啊……”

方觉喝了不少酒，感慨道：“我们这里，还有你老家那边，那时候老百姓叫他们‘长毛子’，老百姓伤心啊……”方觉知道，在教科书和电视剧中，这是反派人物对太平军将士的蔑称。他礼貌地向李幼林请教他对太平军、捻军进行研究的心得。

没想到李幼林大而化之谈论了一番对太平军的看法，肤浅而造作。这立即叫方觉想起初中时历史书上的内容，甚至他的脑海里立即显现出一张洪秀全半身塑像的图片，图片上，洪秀全表情英武凝重。显然，李幼林老师和他是一个年代的人，李幼林的议论几乎就是改革开放前官方对太平军的定位和评论。方觉委婉提醒，太平军是农民军……“所以他们没有科学系统的战斗理论嘛……”李幼林说。“那么后来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你怎么看呢？”“洪秀全后来身体不好，内部不团结。还有洋枪队来镇压，搞不好啦……”

大概方觉的酒上头得厉害，或是他觉得李幼林的答复不得要领，就放声大笑道：“哈哈，什么身体不好啊！是给、是给三宫六院的美女祸害的吧！……嗯，还有他的儿子，所谓的幼主，才那么一丁点大，就选了不少美女，早就知道往女人身上爬啦！”

方觉醉了，开始大放厥词。李幼林张着嘴惊愕地望着他。“他们的口号很吸引人……不过他们一旦夺权，会做得比真皇帝还像皇帝，几个王都是几千岁几千岁的……啊，还有，太平军的刑罚极其残酷，例如有‘点天灯’、‘剥皮’什么的……在他们面前老百姓恐怕连蝼蚁都不如，谁敢乱说乱动啊！……”这些都是方觉学习中国法制史知道的，他估计文人的李幼林大概不知道这些。而其他人对方觉的看法也未置可否，甚至还觉得有些新奇。

虽然醉酒了，但是方觉还有一点微弱的清醒。他意识到，自己的看法可能完全否定了李幼林对太平军的研究成果，否定了他既有的价值观。他不知道李幼林收集的民谣是不是要向宣传部去申报什么奖项，如果是那样，自己的言论不啻在他心上拨出一个极不和谐的杂音。李幼林也不再正面方觉胡言乱语的评判，抬起头看着马德路说道：“呀？——我发现老方怎么老是跟我对着干啊！哈哈……”

实际上方觉有些后悔自己的言论。干嘛呀？太平军的确“沉重地打击了封建腐朽的清王朝”啊。而且李幼林还是杂志社的编辑，以后还想在他那里发稿子吗？他怀疑自己酒后可能有酒精抑郁症。

在“塞纳河畔”旁边的石凳上，方觉吸着烟，排解着酒气。想到李幼林张着嘴、失去笑容的错愕神情，他觉得有趣极了。面对高高在上的李老师，自己应该摆出俯耳凝听的样子。

天开始落雨，打在羽绒服上啪啪地轻响。河面上倒映着蓝色、黄色、红色的霓虹灯光，长长的光影在波动。偶尔有一条鱼跃出水面，击碎光影。人们的生活多像这一片黑暗中朦胧的光影呀，存在而又虚幻。若想真实就必然会倍受煎熬，那虚幻的光影就必然会刺痛你的双眼。

回去还给那位总编写信吗？算了吧，少撒一次谎总归是件好事。方觉掏出那封没写完的信，撕碎揉成了团，扔进河里。三

这天的审委会上有人汇报了一件颇为离奇的案件。说实话，这个案件也给审委会较为沉闷的审理工作带来一丝颇为有趣的气氛。

一辆返程的旅游大巴车上发生了一起强奸案。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数日游的旅行团。因为是长途旅行，为避免疲劳驾驶，大巴上配备有两名司机，随团的还有一名全程陪同的导游小姐。两名司机中有一位年轻司机，就是后来的罪犯，而导游就是受害人。对于该案，方觉因为没有亲自审理而感到有些遗憾，所以他无法见到这位年轻的司机和倍受蹂躏的导游小姐的容貌。不过这样也挺好，否则他不知道自己在法庭上对他们会投以什么样的目光，会提出什么样的匪夷所思的问题。

旅行行程即将结束，大巴车正在夜色中向终点疾驰，一旦抵达，大家就各奔东西。黑夜，多么神秘。亘古以来，它一直散发着令人费解的气息，多少诗人和罪犯因为黑暗的魅力而彻夜难眠。似乎只有平庸的人才会在夜的黑暗中无望地睡去，因为明天他们还要继续他们钟摆般的生活。

几天的随团服务及长途颠簸让导游早就累了，她躺在司机们的床铺上休息。几天下来，她自然和团员及司机们打成一片。形成一种团结和睦的友好气氛，是她的职业需求。夜深了。据说，除了司机大家都在睡觉。两名司机轮流开车，确保不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轮到老司机开车了，这位年轻司机自然应当休息。可是他没去休息，而是悄悄爬到了导游的身边，进而对导游实施了强奸。而这时，车子依然在疾驰中。完事后，不知怎的，导游掏出手机向警方报案，说自己在车上被人强奸了。警察问询好大概位置后，要求大巴车在下一个服务站停车。结果在服务站，罪犯和受害人被警方带走，大巴车继续由那位老司机开到了终点。

案情的汇报简单明了。证据证明，经警方讯问，年轻的司机承认了自己的强奸行为，因为导游试图保护自己，试图拒绝他，但是自己还是得逞了。这位倒霉鬼的自我辩解是，几天下来和导游很熟悉，经常相互嬉闹来着，感觉导游对自己似乎有那么一点“意思”。于是，在旅行即将结束，大家紧接着就会成为路人的前夕，自己“做了”——他以一个替代词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他有气无力地解释到，导游所谓的“抵抗”并不明显，自己以为她是出于女人的羞涩而做做样子而已……受害人导游的陈述是，当时夜里很累了，他要“那个”，我不同意，但他还是摁住自己的手脚，自己无法挣脱，最后被他“那个”了。当承办法官汇报到这一情节时，有委员就进行了追问：“‘那个’了，是哪个了？插入了吗？”——这是个有必要明确的问题。因为导游小姐避讳那些个“肮脏”的字眼，就像大多数良家妇女一样，使用了含蓄的指代词，所以有必要将问题弄得明了一些。因为强奸案件往往错综复杂，就相应刑事罪名的具体构成条件而言，就可分为“插入说”、“接触说”，“既遂”与“未遂”等多种较为复杂的犯罪状态，甚至有学术研究精细到插入了但没有射精的法律责任问题。本案中，司机“插入”了，说明他是既遂。当然，严肃的判决书上不会使用这一赤裸裸的不文雅词语，只会用一句全国判决书通用的“强行发生了性关系”的套话来代替。

这个案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证据并不多。警方当然提取了赃证，也就是从导游的身体里提取的年轻司机留下的精液，司机一直对自己的强奸行为供认不讳。耐人寻味的是，警方对当时的驾车司机和车上的旅客进行的调查显示——他们不知道当时就在他们的身边，在飞驰的车上，发生了一桩强奸犯罪！老司机说他正集中注意力在开车，其他人说正在睡觉。证据虽然不多，但都是直接证据。女人不愿意，男人强行压住女人而且“插入”了。完事后，女人报警，男人被警察一讯问就全盘招供，庭审时又自愿认罪，悔恨不已。这样的案件不判决，是无法向公诉机关交代的。

于是委员们对这个司机构成犯罪，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奇特的是，这时，有一位委员审慎地提出一个问题——“他是否构成当众强奸罪？”这是强奸罪里面的加重情节。就是说，本来背着人干这种缺德事也许要判三年，而丧心病狂地当众干这事可能就得要判个

七

方觉真服了这位委员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啊，那么多人就在身边，也许有人压根就没有睡觉正想着心事呢，或是被尿给憋醒了，甚至还会在狭小的卧铺上快活地偷觑这场飞车上的“表演”呢。何况，坐满游客的大巴车，本身就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公共场所啊。怎么那么巧，全车的人都全部睡去了吗？……好在大多数委员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丧失理智，既然警方的调查已经显示没有人注意到身边发生了这一场罪恶，那么就不能说那个司机是当众做那事的。那种“当众”，几乎就是一只没有人性的公狗大白天在大街上强行往一只母狗身上爬的意味。

又一位年轻的委员充满疑惑地发言道：“车子在行进，近在咫尺都是乘客，这个导游为什么不叫喊呢？……”是啊，她为什么不叫喊呢，她害羞吗？她害怕当时这个几天来和她打打闹闹开玩笑的年轻人当场就掐死她吗？这位委员的发言，引来其他几位委员暧昧的讪笑。

方觉不明白这几位委员无言的讪笑意味着什么，不过他想起另一件令人振奋的抗击强奸的案件。某个春节期间，一位近八十岁的老姐姐去一个村庄看望自己的妹妹，午饭后沿路回家，途中遇到一位六十多岁、也是走亲戚的农村老汉。未料老汉酒后丧德，尾随老太太走到一处河堤时，突然抱住老太太将她往河堤下拖，试图暴力强奸。哪想老太太宁死不从拼命挣扎，老汉一时无法使老太太就范。可毕竟年事已高，体力不支，而且路上还没有过往行人，老太太设计自解，她对老头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光天化日做这种事情太丢人。你看前面不远有房子，我们到那里去，免得给人看见太难为情。”老头不知是计，加之的确一时不能得逞，就随着老太太走向那处房屋。就要到时，老太太突然跑进屋里，那是人家的一间厨房，老头也不问三七二十一紧跟着冲了进去搂拽老太太。老太太随手抓住人家桌子上的可乐瓶拼命地砸老头。吵打声惊动这户人家，人们冲过来解救了老太太。这个老头最后因强奸未遂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庭审时他声泪俱下，痛斥自己“酒后丧德，畜生不如”。老头身体并不孱弱，甚至可以说是强壮。——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案件，富有经典故事的味道。方觉甚至能想象得到老太太那种刚烈的宁死不屈的凛然之情，她用智慧和坚决的反击击溃了色令智昏的恶徒。方觉以为，老太太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方觉一时走神了。是呀，她为什么不叫喊呢？只要她一声尖叫，保管叫这位不幸的“唐璜”无法“插入”，甚至会叫他阳痿的。毕竟她是在大巴车上睡觉，不是潘金莲在裸睡而被西门大官人偷偷地富有情趣地上了一回手。想想看，大巴车上的一张小卧铺上的强奸，其空间和地理位置的局促多么叫人不可思议。方觉甚至想起多年前在报纸上读过的一个外国案例，可惜他记不清楚是哪份报纸了，资料无从考证。说的是一位意大利法官，判决一名“强奸犯”无罪。理由是，所谓的被害人穿着的牛仔裤是如此之紧身，以至于他人如果不在其本人的帮助和配合下，是无法脱下其裤子的，因此，不能说明受害人并非是不自愿的，等等。因为资料有限，方觉无法判断那位意大利同行的判决是否合理，所以他无法在会上引论这一案例。反正，本案中，导游的裤子起码要褪下总归是客观事实。

她为什么不叫喊呢？她害羞吗？她害怕因为反抗这个年轻人就会当场掐死她吗？不，她不害羞。如果她害羞，那么一旦她发现小伙子爬上她的身体，她一定会像是被蝎子蜇了一口似的尖叫起来。也许她害怕被掐死，谁不怕呢？不单是她，包括自己在内许多人都害怕被掐死——假如边上没有人，而自己又不幸地被捆住了手脚，并且面对的是朝思暮想渴望自己死去的死敌的话。——可是，显然她知道自己不会被掐死。那种黑暗中做贼似的紧张和亢奋，咬紧牙关、浑身乱扭，从鼻腔里不时喷出不均匀的急促的气息，被一个活生生的已经发情了的“动物”所插入，体味原始的动物般的被占有感，可能叫她忘了叫喊。因为这种复杂的体验和感受，混杂着令人眩晕的疼痛和快感。叫喊，意味着她将拒绝这种复杂的体验……不过事后她报警了——据说男女双方做爱后的表现往往是千奇百怪的，一些奇怪的科学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后就建议男人们应当继续亲吻和抚摸女人。还说有的人，当然也包括女人，随即会开始哲学思辨。有些人不知怎的，事后竟会油然而生兴趣索然的感觉，少数人还会抑郁。方觉想起他认识的一位作家就说过：“甭管那个女人开始时教人多么兴奋，完事了我就要把她赶下床，要是她赖着不走那我就下床。过后，我都懒得多看她一眼，喜欢一个人睡去……”

年轻司机显然不能真正地思考，无疑，他的“玩意儿”才是他思想的终极所在——他的“玩意儿”决定了他的行为以及后来的命运。导游报警后，事件小范围地引起人们一阵疑惑。司机没有逃走，他在黑暗中陪着不再理睬他的导游，等待警察的到来。警察来了，人们走了，然后天亮了，再接着女人也走了，再接着——一切都走了。就像一阵风，一场梦，他过去的一切都走了，他进入了一个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新的命运阶段。也许，他一生都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尤其是弄不明白那位导游，就像霍金说的那样：“女人……完全是个谜。”这个导游带给他的，是一场单趟旅行，他再也回不去了。

现在，方觉依然困惑这位年轻司机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奸罪。他想，当时自己投下认定其有罪的神圣的一票，也许是有道理的。在现今的法律体制下，在公安、检察的侦讯和指控下，他就是罪人。何况他因为他思考部位的不正确性，招认了一切，也自认为自己有罪，那么我能怎么样呢——我能主动宣告他无罪或驳回起诉吗？不，即便自己坚持这样的看法，或者是对女导游的哭哭啼啼表示怀疑，那也不过是主流法律现实中一点微不足道的呻吟罢了。他，让方觉想起那可怜而又可笑的李同学被揪着耳朵拎出队伍、又被揪上课堂讲台被批判时的镜头。面对残酷的暴力现实，绝大多数人，除了绝望、惊恐、避之不及和暗自的幸灾乐祸外，能说什么呢。

下午，方觉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法哲学的困惑中，吸着烟。实际上现在有规定，在公共场所，如党政机关接待、办公场所是禁止吸烟的。而他的办公室就属于规定中的公共接待场所，因为老百姓、当事人经常到他的办公室来反映各种诉求。不单是方觉，他同事们的办公室也都是公共接待场所。纪律规定，所有案件的当事人，他们都要礼貌热情地接待。

据说禁烟以来，一些政治觉悟性高的人都戒烟了。方觉甚至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情真意切的谈戒烟感受的文章，作者恰好他认识，那是位以写“三句半”和乡镇好人好事及可喜变化为能事的人。文中，他说自己吸了一辈子烟，戒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在这次党的转变工作作风的运动中，他借助这股“戒烟令”的东风，竟然成功地戒了烟。

方觉不得不承认，时代进步发展了。不吸烟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反对吸烟，把吸烟当成一种罪过，让你觉得在他们面前吸烟简直就是犯罪，是对他们个人尊严的严重侵犯。因为，吸烟是害人害己的不健康的生活恶习，已经是社会上下的共识，所以一旦烟民们吸烟，他们就可以大加指责和鞭挞。以前方觉他们三个人一间办公室，他和另一位同事吸烟，不但自己吸，还温和地相互敬烟。可令他们痛苦的是，还有一位同事不吸烟。他不但不吸，而且任何人在他面前吸烟仿佛都是对他的一种侵犯。因为，他是正义的，社会舆论、主流观念自然是站在正义的他的那一边，吸烟的人就是过街的老鼠。有时方觉和那位吸烟的同事上班早点，除了打扫卫生、烧开水外，还会互敬互爱地递烟，一番吞云吐雾后才开始思索一天的“法律工作”。这时候，他来了，他不开笑脸，因为有两个人正在“犯罪”，弄得满屋子都是“毒气”。他会将他的公文包（方觉好像一次也没看见过他从包里拿出公文）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再一个转身，“哗”地一声将滑动窗打开到位，表情愤怒而凝重。其他季节还好点，可是在冬天，空调已经温柔地使得方觉他们脱去羽绒服，屋里温暖如春，而他捏着鼻子悲愤地打开窗户和大门，让寒冷的穿堂风痛快地扫荡办公室时，方觉和那位同事不知说啥才好。方觉估计，也许他在内心里暗自咒骂：谁叫你们吸烟的，活该！……有一次，方觉和那位烟友闲聊这位同事的举动，他不无气愤地讥讽道：“哈，得了，人家保重自己的身体呗……估计他的肺会像少女的肺那样的柔嫩！”

方觉拒绝戒烟，他认为，自己吸烟虽然是个不文明的恶习，但是自己对得起手头上的法律工作。他想，如果自己在高级甚至是最高级法院工作，那么是不可能轻易见到那些悲悲切切、纠缠不休的当事人的。那么，在生活习惯上一定会比那位不吸烟的同事还要优雅，一定会像巴黎的那些个自律的作家们一样爱护自己心脏和双肺，一定会喝优质的伯爵红茶，最多是在中产阶级的聚会中喝上一杯拉菲，然后带上自己红白相间的毛茸茸的土耳其羊毛围巾，优雅地告别的……他认为，那些个养尊处优的法官换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定也会夹起香烟并狠狠地吸着的。因为一个纠缠的信访人就能让他心情大坏，最后他不得不陪着信访人喝茶、抽烟，撒着不着边际、不痛不痒的谎言。不是吗？一位偏执的信访人就曾对这位讨厌吸烟的同事的训斥愤怒地回击道：“你不给我抽烟！哪条法律规定的？我不但抽，而且你要再啰嗦，我马上还到你们院长那里抽！看你怎搞！”罚款吗？没钱！拘留吗？够拘留条件吗？权力机关每次小题大做的蔑视，恰恰坚定了信访人不屈不挠的上访决心。

他怀疑，如果自己真的戒了烟，会让许多人不快乃至有严重的失落感的。因为，又一个优雅的人诞生了，又一个身体好的人出现了，又一个他们再也不好指责谩骂的人站在了他们的面前了。他们不吸烟仅仅只是为自己，并非是为全人类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什么法律，什么温情，什么奉献呀，他们要的，就是要比你优越，让他吸根烟，不亚于杀了他或是干了他的妹妹！一位小报记者曾经就对他干脆地说：“我宁愿全吃了，也不会他妈的吸烟！”奇妙的是，他们不吸烟还能里外里地讨好。如，是个遵守纪律的人，是个反对“四风”抵制腐败的人——因为吸烟可能滋生腐败和奢靡之风。不过，在天真的儿童面前，在美女面前，方觉还是不好意思吸烟的。

哈，那些伟人，诗人，作家，艺术家，夹着香烟，衔着烟斗，吞云吐雾的样子，似乎只能存在于珍贵的历史影像里啦。他们生活在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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