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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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实现——实现人生价值的境界试读：
前言
马斯洛认为：“很多人固执地相信，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天生就是这块料，一生下来就注定将来要吃这碗饭的。因此，他们的这种观点严重束缚了自己的选择，不知失去了多少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马斯洛认为：“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卓越，看起来轻松自如，但他们绝对不是天生就做得到的。”
他认为成功并非完全靠天赋，而是必须靠追求与奋斗，这就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摒弃了天赋成功的上帝决定论，为人的成功追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实现成功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更多的机会、信心，能使更多的人追求成功，实现成功。上帝的宠儿毕竟是少数，成功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
他告诫人们：如果你很想做某件事，却有人告诉你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你不一定要信以为真。你不妨放开手脚去拼一把。你不去亲自试一试，怎么能知道你具备哪方面的天赋呢？
你过去对自己天赋及能力的看法，你过去发挥或缺乏天赋及能力的经验，别人对你的天赋及能力的意见等等过去的一切，都可能影响你的前途，你不应该任由这一切主宰你，你应该自己把握、决定你的未来。
同时，马斯洛并没有否定天赋在决定成功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世上真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漂亮，注定成为照相机的宠儿，因而当了成功的模特儿或男女演员。”“有人显然生来就要吃演艺圈的饭。有人生来具有运动天赋，比如迈克尔·乔丹及艾密特·史密斯。”
但他依然认为天赋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他还是认为：“我们心目中的‘天生赢家’其实也不全是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数量太少、太罕见、太不合常理了。第二，他们也要勤奋工作，并努力运用天赋，把天赋变为优势。”
既然马斯洛认为成功并非靠天赋，那么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呢？他认为靠的是潜力和创造，只要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只要勤奋工作地创造，那么就会成功。
马斯洛认为“人类只有一个终极价值，这就是使人的潜能现实化，使这个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成功是一个追求的过程，可以说既有明确的目标，也可以说没有明确的目标，成功的最高境界只是一种状态的体验，即达到人生健康，达到心灵优美和达到竞技状态等，这个成功既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成功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成功也是巨大的，具有很高价值的。
成功是一种体验，追求是一种过程，我追求，我成功，我感觉，我享受，这就是马斯洛成功追求的真正意义所在。
将成功的理念建立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这就避免了失败之说，也避免了失败而带来的痛苦与消极，使成功成为了一种永远追求的状态，只要是追求，也就是成功，也就能够感受到成功，随时都是成功，因而随时都能够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因而追求就更加具有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这种精神状态的推动下，成功当然就更具有可能性！
如今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人人都在追求成功，都希望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权利。那么，我们从马斯洛的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可以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途径。
从马斯洛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即进入自我实现的状态，使我们的潜力和创造力发挥达到最佳状态，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就能使我们向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方向不断发展。
马斯洛成功追求自我实现理论大多以笔记、谈话、演讲的方式阐述的，整个思想显得比较分散，时间跨度较大，缺少集中归纳总结，而且引用了很多比较隐涩的人物和内容，致使我们一般读者难以全面掌握马斯洛的深刻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斯洛的成功追求体验，本人在马斯洛著作《人性能达的境界》的基础上，根据一般阅读习惯，结合现代成功励志思想，进行条分缕析和归纳总结，采取通俗表达的方式，既突出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思想的成功体验理论，又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掌握和运用。当然，马斯洛的整个思想非常博大精深，本书在此也是抛砖引玉，如有不正之处，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相信本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并能很好地指导自己进行成功的追求，能够充分地发挥潜力，能够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工作，真正享受到成功盛餐的美味。第一章 自我实现的超然理念最起码的个性
这里所研究的内容，在多种领域上来说都是超前的。它最初不是按照常规的研究安排的，它不是一项社会性的研究，而是一次旨在解决各种个人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科学问题的私人性的探索。我只是力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获得教益，而不是让别人去论证。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研究对我如此具有启发作用，满含着令人拍案叫绝的东西以至尽管有方法上的缺点，为其他人写出某种形式的报告还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我思考心理健康问题是如此急切，以至任何意见、任何材料，不管怎样有待讨论，都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这种探索原则上不具备可行性，以致于假如我们要坐等惯常可靠的材料，我们将不得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样，似乎应做的唯一令人佩服的事就是不要害怕错误，投身进去，尽力而为，以期能在从大错误到最终走向真理的过程中，学到足够的东西。否则，对待这个问题就只有置之不理。因此，我在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处的情况下，将下面这个报告呈献出来，并向那些坚持传统的信度、效度以及取样等的人们表示由衷感谢。
我把自己认识的一些著名人物和了解到的历史人物以及另外一些人作为研究对象。另外，在一次对年青人的研究中，对3000名大学生进行了筛选，但只有哈佛大学生可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有一、二十名也许将来可作为研究对象。我不得不断定，我在原来的研究对象那里发现的自我实现的类型，对正处在发展中的青年来说是意义无穷的。
因此，与艾维林·巴斯金博士和但·里德曼合作，我们开始对一组相对健康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我们决定任意在大学生中选出最健康的1%。尽管这次探索在持续了两年之后，在完成之前被迫中断，但它在临床水平上却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我们也曾希望由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人物能够用于研究，但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具有现实意义（这本身就是个引人深思的发现）。
淘汰或选择研究对象所依据的第一个临床依据除了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外，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消极的选择标准使被选对象中没有神经病、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方面的强烈倾向。也许身心疾病要求更仔细的研究和判定。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给予罗夏测验，但结果证明这些测验在显示被隐藏的精神变态方面比选择健康的人更有价值，选择的积极标准是自我实现的确定的证据，自我实现仍然是一个难以具体描述的症候群。为服务于我们讨论的目的，自我实现也许可大致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努力地使自己达到完美。这使我们想到尼采所说的：“你就是你自己！”他们是一些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高度的人。他们的潜能也许是个人特质的，或者是人人都有的。
这一标准的另一层意思是，研究对象在任何时候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基本感情的需要，以及对于理解和知识的需要的满足，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种满足。这就是说，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和无忧无虑，感到被公认，感到爱和被爱，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被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者价值取向。至于基本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自我实现意味着基本满足再加上最起码的天才、能力或者（人性的）个性。
我们采用的选择技术其实是一些旧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在对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使用过。这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人或文化的说法信仰作为开始，对自我实现症候群的各种扩大的用法和说法进行比较，然后慎重地为它重新定义——在下定义时采用现实的用法（可称为词典学层次的用法），但是，同时排除在通俗定义中常见的逻辑和事实的自相矛盾。
根据重新修正的定义，第一批研究对象小组选出来了，其中一组质量高，一组质量低。以临床态度对这些人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最初修正过的通俗定义又按照现在手中的材料进行进一步的修改。这样就得出了第一个临床的定义。按照这一新的定义，对最初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筛选，一些人被保留，一些人被淘汰，再补充进一些新的内容。然后，又继续对第二种水平的研究对象小组进行临床研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和统计研究。这必然需要对第一个临床定义的修改、订正和补充。然后，又根据这一个新的定义进行再筛选。经过这样精挑细选，一个最初模糊、粗浅的通俗概念就能变得精确清晰，在特性上越来越便于操作，因而也越来越科学。
当然，一些客观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因素会影响自我调整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由于对通俗用法进行过分的苛求，以致于无人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小缺点、错误或者脱离实际而停止考虑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或者可以这么说，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就不能用完美来作为选择的标准。
另一种难题表现为这样的情况：所有事实都告诉我们，不可能获得临床工作通常要求的那种全面而精确的资料。研究对象候选人在得知研究的目的后，变得注意自己，变得呆板，对全部努力一笑置之，甚至拒绝继续合作。鉴于这些教训，对于旧的研究对象一直是间接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只有较年轻的研究对象才可能被直接研究。
既然被研究对象的姓名不能公开，那么两种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就不能得到，或者甚至说普通科学研究的要求就不可能达到。这两样是调查的重复性和材料的普遍有效性。这些困难部分地由知名历史人物的有关材料，以及由一些青年人和大方的儿童的补充研究所克服。
这里的材料与其说是对一些事实的简单罗列，不如说来自我的朋友以及相识的人的总括或整体印象的缓慢发展。很难顺利地向我们的老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与老研究对象的联系是随机的，并且是一般的社会形式。而一旦条件允许，随时都可向朋友们和亲戚们提问。
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太少，以及多数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全，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原因，任何定量描述，只有复合印象可以提供，而顾不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价值（既然调查者完全不能确信什么是描述，什么是投射，当然这些印象也就不会比有条件的客观观察更有价值）。
对于这些总体印象作整体分析，可得出最重要和最有用的总体印象，据此，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对现实更有效的洞察力
对现实的更有效的洞察力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狡诈，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识别他人的不寻常的能力。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的非正式的实验中，与不太成熟的学生相比，在更成熟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准确地判断自己教授的倾向，也就是说，在测验中，后者得分更高。
随着研究的进展，明显地看到，这一效率扩展到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甚至是可被测试的全部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在智力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作为一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锐准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一个非正式的试验表明，由于较少地受愿望、欲望、焦虑、恐惧的影响或较少地受乐观或悲观倾向的影响，无论他们手中掌握的是何种情况，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准确率似乎总是较常人更高。
刚开始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有种倾向越来越明确，即，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看法、见解）的洞察力，而不是鉴赏力。
如果这一结论被验证，那它就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蒙利·凯里指出，他相信单凭神经病患者对于现实世界那种幼稚的理解，就可以断定神经病患者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无能。神经病患者不仅在感情上呈现病态，而且在认识上也是错误的。假如健康和神经病分别是对于现实的正确和不正确的理解，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鉴赏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根据经验验证的。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为真正的价值科学、社会关系科学、政治科学、宗教科学等等获得一个不完全的根据。
适应不良甚至极度的神经病对感觉的干扰完全可能达到影响视觉、触觉或者味觉的敏锐程度。但是这种作用很有可能在远离纯生理的感觉领域内得到证实，诸如艾因斯特朗等的实验就可提供证明。随之可以这样推论：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觉的影响（这体现在许多试验中）对健康人应该比对病人小得多。先前的一系列思考恰恰验证了这一假设：对现实的感觉上的优越性导致一般意义上的推理、理解真理、作出结论、符合逻辑和准确地认识的优越能力。
详细讨论这种与现实的优越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和有启发的方面是有必要的。过去发现自我实现者可以比大多数人能更轻易地辨别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些非现实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习俗当中。大多数人往往都将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赫伯特·米德非常形象地将此称为“明净的眼睛”。
人们与未知事物间的关系问题，可以看作理论与实验及心理学之间的桥梁，而且似乎特别具有研究价值。我们健康的研究对象一致不惧怕未知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关系融洽，相对于已知事物而言，他们甚至往往更对前者感兴趣。他们不仅能接受意义不明、没有结构的事物，甚至喜欢它们。爱因斯坦的话相当有代表性：“我们体验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的确，这些人是知识分子、研究者和科学家，所以，在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智慧力量。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智商很高的科学家，由于羞怯、习惯、忧虑或其他性格上的缺点，单调地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工作，反复地琢磨、整理、分类，为此而浪费时间，而不是去发现他们应该做的事。
对于健康人来说，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则不用费心去降鬼，吹口哨壮胆走过墓地，或者抵御想象中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他们也不急于整理未知的事物，过早地将它们分类并冠以标签。他们不拘泥于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不是处于灾难中对于确定、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而与此相反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哥尔德斯坦的脑损伤或强迫性神经病的病例中看到突出的例子。当整个客观情况需要时，自我实现者可以在杂乱、肮脏、混乱、散漫、含糊、怀疑、不肯定、不明确或者不精确的状态中感到惬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在科学、艺术或一般生活中是完全合乎需要的。因此，怀疑、试验、不确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犹豫不决虽然对大多数人是个折磨，但对某些人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充满剌激性的挑战，是生活中的一种高境界。提升接受他人的能力
自我实现者有许多易于察觉的、最初似乎是不同的、互不相关的个人品质，可以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更为基本的态度的表现形式或派生物。这个态度就是：相对地不受令人感到惭愧的罪恶感、使人严重自卑的羞耻心以及极为强烈的焦虑的影响。
这与神经病患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表现为类似于罪恶感、羞耻心和焦虑感，也因此失去了正常的神经思维，甚至有些正常成员也毫无必要地为许许多多的事情感到内疚或者羞愧，并产生无谓的焦虑。我们的健康人发现，接受自己以及自己的本质同时并无懊恼、抱怨，甚至对此并无过多的考虑都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他们自己的人性也不可避免地有种种缺点，与理想有种种差距，他们可以在根本上以斯多葛的方式接受它们而不感到有真正的忧虑。如果说他们是自满，那会传播错误的印象。相反，我们必须说：他们能够以一个人在接受自然的特性时所持的那种无所畏惧的态度来接受脆弱、过失、弱点以及人性的罪恶方面。一个人不会由于水的纯净，岩石的坚硬或者树的翠绿而抱怨它们。儿童是睁大了眼睛、不带偏见和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他们只是注意和观察事实，但并不过多地评判或奢望，自我实现者也是以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性的。当然，这并不同于东方佛道的观念，不过佛家、道教的观念在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特别是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研究对象那里也能观察到。
换句话说，这等于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观点，已经自我实现的人对现实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研究对象看见的是人性的真实面目不是他们希望中的人性，他们的眼睛并不为各种假象所迷惑，从而歪曲、改变或者粉饰所见事实的真象。
第一个最直观的接受层次是所谓动物层次。自我实现者往往都是优良的、强健的动物，他们生活得非常快活，没有懊悔、羞耻或者歉意。他们始终食欲良好，他们睡眠香甜，他们没有不必要的压抑而享受性生活，其他相对来说，属于生理性的冲动也都是如此。他们不仅在这些低层次上能够接受自己，而且在各个层次上都能够接受自己，例如爱、安全、归属、荣誉、自尊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被看成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它们之所以能被无条件地接受，其原因仅仅在于：自我实现者倾向于适应环境却不会因环境的恶劣而愤愤不平。普通人常有的反感、厌恶在自我实现者中间是相对少见的，他们较少挑食、厌恶身体的排泄物、身体的气味以及功能等等。这是上述自我实现者倾向于接受自然产物的表现。
自我接受与接受他人的紧密相关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没有防御性，没有保护色或者伪装；第二，他们厌恶他人身上的这类做作。假话、诡计、虚伪、装腔作势、好面子、玩弄花招，以庸俗手法沽名钓誉，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异常罕见。既然他们对自己的缺点甚至也能坦然接受，那么这些缺点最终（特别是在后来的生活中）会变得令人感觉根本不是缺点，而只是个性的一种体现。
这并不是说他们绝对不存在罪恶感、羞耻心、黯淡的心绪、焦虑和防卫性，而是指他们很少受这些罪恶感等的压抑。动物性的过程，例如性欲、排尿、怀孕、行经、衰老等，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因此没有一个健康的妇女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或者性别具有的任何生理特点而产生罪恶感或者防卫心理。
健康人能真实地感到内疚（羞耻、焦虑、忧伤、或者防卫）的是，可以改进的缺点，如懒惰、漫不经心、发脾气、伤害他人；不健康心理的顽固后遗症，如偏见、妒忌、猜疑；虽然相对独立于性格结构，然而不可能又是根深蒂固的一些习惯；他们所属的种族、文化或群体的缺点。一般情况可能是这样：如果事实与最好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差异，就会使健康人感到遗憾而不满意。自我实现者重在自发
自我实现者都在行为中表现出相对的自发性，并且在内在的生活、思想、冲动等方面更有自发性。他们行为的特征是坦率、自然，很少做作或故意的掩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贯遵从习俗。假如我们实际计算一下自我实现者不遵从惯例的次数，就会发现记录并不高。他们对惯例的叛逆不是表面的，而是根本的或内在的。他们独特的破旧立新以及自发性和自然性皆出于他们的冲动、思想和意识。
由于深知周围的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理解或者接受他们，也由于他们无意伤害他人或为某件琐事与别人大动干戈，因此面对种种俗套的仪式和礼节他们会善意地耸耸肩，尽可能地顺应它们。例如，我曾见过一个人接受了别人对他表示的敬意，虽然他曾私下嘲笑甚至鄙视这类敬意，但他并未因此而小题大作，伤害那些企图使他高兴的人们的感情。
其实，自我实现者的这种遵从习俗行为，如同牛仔故作绅士地在肩上披一件斗蓬一样，可以轻易把它甩掉。自我实现者实际上从不允许习俗惯例妨碍或阻止他们做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或者根本性的事。在这种时刻，他们独立于惯例习俗的灵魂便显露出来，然而他们并不同于普通的波希米亚人或者反抗权威者，这些人抓住区区小事大作文章，把对无关紧要的违规行为当作天大的事。
当自我实现者热切地沉迷于某个特殊的事物时，他的这种内心态度也会表现出他的兴趣来。这时，他会毫无顾忌地抛开平时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在遵从惯例上他仿佛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他对习俗的遵从仿佛是有意的、存心的。
然而，当自我实现者与那些并不介意是否遵从俗套行为的人们相处时，他们会自动地抛掉行为的这种表面特性。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可以看到，他们愿意与那些允许他们更自由、更自然、更有自发性的人们共处，这使他们能够摆脱那些他们看不惯的虚假行为。因此，像上面那样的相对控制行为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具有相对自主的、独特的、不遵从惯例的道德准则。奉行常规习俗的、没有思想的人有时可能认为他们不道德，因为当情况似乎要求如此时，他们不仅会违反常规，甚至还会违反法律。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是最有道德的人，尽管他们的道德准则与周围的人不尽相同。正是这种观察使我们坚信，普通人的一般的道德行为主要是遵从习俗的行为，例如，是以基本上被公认的原则为根据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由于与一般习俗以及普遍接受的虚伪、谎言格格不入，由于与社会生活不适应，他们有时感到自己看起来好象是异国土地上的流浪者。
我不愿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其实，他们有时也出于对惯例的僵化刻板和对习俗的盲目短浅的恼怒而故意放任自己。例如，他们可能会试图教训一个人，或者试图保护一个人的感情以及利益免受不公平的伤害。有时，他们可能会感到热情在澎湃，而这些感情如此令人兴奋甚至狂热，以致压抑它们似乎就是亵渎神明。据我观察，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并不为自己给予旁观者的印象而感到焦虑、内疚或者羞愧。
他们自己声称：他们之所以按惯例行事，只是因为这样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或者只是因为其他方式会伤害人们，使人们感到难堪。
他们对现实的轻松的洞察力，他们的接受性和自发性非常接近于动物或者儿童，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冲动、欲望、见解以及主观反应的一种优越的觉悟。对这种能力的临床的研究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弗洛姆的这样一种看法：一般正常的、适应得很好的人，往往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什么，他要什么，以及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等问题。
正是这样一些调查结果，最终把自我实现者与其他人明显地区别开。区别就在于，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与普通人不同。我们很可能必须为自我实现者另外创立一种具有深刻区别的动机心理学，例如，一种研究表达性动机、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的动机心理学。也许将生活与生活准备作个区分是很有必要的；也许动机的概念应该只用于非自我实现者。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奋斗，而是在发展。他们努力成长得尽善尽美，努力以自己的风格发展得日益全面。普通人的动机是为匮乏性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奋斗。
自我实现者虽然各种基本需要的满足都不缺乏，但他们仍然有冲动。他们实干，他们奋斗，他们渴望成功，但这一切都与众不同。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动机就是发展个性，表现个性，成熟、发展，一句话，就是自我实现。这些自我实现者能够比常人更具有人性吗？他们是否更能显示人种的本来面目？他们在分类学的意义上更接近人类吗？一个生物种应该由它的残废的、不正常的、发展不完全的成员或者完全退化的、受到限制的以及被训练好的模范来鉴定吗？以问题而非自我为中心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自身一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一般也不太注重他们自己，这正与不安定的人们中发现的那种内省形成对照。自我实现者通常有一些人生的使命，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些需要付出大量精力的但恰恰是他们身外的问题。
这些任务未必是他们自愿的，或他们根据自己兴趣挑选的，而可能是他们所感到的职责、义务或责任。这就是他们必须做的，而不是他们想要做的工作。一般来说，这些任务是非个人的，不自私的，它们与人类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或家庭的利益有关。
除了几个例外，研究对象通常与我们已学会称为哲学或伦理学的永恒问题和基本争论有关，这些人习惯生活在最广泛的合理的参照系里，他们绝不会片面地看问题。他们在柜架里工作，这种价值是伟大的，而不是渺小的；是从长远出发的，而不是从近期出发的。尽管这些人都很相异，但都是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家。
当然，这种态度对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意义。例如，我们最初研究的主要显著特点，如宽容、抛弃、自私、浅薄、狭隘等，都可以归入这种更一般的态度的名厦。他们超越琐事，视野开阔，见识广博，在最开阔的参照系里生活，笼罩着永恒的氛围，给人的印象具有最大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意义，它仿佛传播了一种宁静感，摆脱了对于紧迫事务的焦虑，而这使生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并且对于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都变得丰富多彩了。超然独立的行为准则
我的研究对象都可以离群独处而不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以及感到不舒适。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明确喜欢与外界隔绝以及独处，其程度明显比一般人更大。内倾和外倾的二歧法几乎完全不适于这些人，我们在这里也不采用这种二歧法。最有用的术语似乎就是“超然独立”。
他们常常可以超然于物外，泰然自若地保持平静，而不受那些在其他人那里会引起骚乱的事情的影响。他们很容易就能远离尘嚣，保持沉默寡言，并且平静安祥。他们对待个人的不幸也不像一般人那样反应强烈，甚至在不庄重的环境与情景中，他们似乎也能保持尊严。他们的这种沉默也会渐渐地转变为严峻和冷漠。
这一超然独立的特性也许还有其他某些品质的因素。首先，可以认为我的研究对象比一般人更客观。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是更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当问题涉及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愿望、动机、希望或抱负时也是这样。从而，他们具有一般人不常有的集中注意的能力。他们强烈的专注又带来漠不关心这种副产品，这也就是轻视以及不在乎外在环境的能力。例如，他们具有熟睡的能力，不受干扰的食欲，在面对难题、焦虑、责任时，仍然能够从容面对。
在人数众多的社会关系中，超然独立招来了一定的意想不到的麻烦。它很容易被“正常的”人们解释为冷漠、势利、缺乏感情、不友好甚至敌意。相比之下，一般的友谊关系更具有相互依恋、相互要求的性质，更需要再三的保证、相互的敬意、支持、温暖、更具有排他性。的确，自我实现者并非在一般意义上需要他人。然而，既然被需要和被想念通常是友谊和诚挚的表现，那么显然超然独立就不会具备这些为普通人轻易接受的表现。
自主所表达的含义是自我决定，自我管理，作一名积极、负责、自我训练的、有主见的行动者，而不是完全受别人操纵的一个兵卒，做一位强者而不是弱者。我的研究对象自己下决心、自己拿主意，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是一种高明深奥的素质，难以用语言形容，但它却十分重要。这些人使我懂得了我以前充满疑虑的现象，即，许多人不用自己的头脑来考虑自己的事，而是让推销员、广告商、父母、演讲者、电视、报纸等替他们作决定。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十分反常、病态、软弱的。这些人是供他人指挥的兵卒，而不是自主作决定、自己行动的人；他们最终只会感到无助、软弱、受人摆布；他们是强权的牺牲品，软弱的哀怨者，不是决定自己命运、对自己负责的人。对民主政治和经济来说，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无疑是灾难性的。民主、自治的社会必须由自我行动、自我决定、自我选择的成员组成，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是自己的主人，具有自由意志。
根据阿希和麦克里兰德做的大量实验表明，自我决定者约占人口的5%～30%，其比例的大小由不同的环境决定。在我的研究对象中，100%的人是自我行动者。最后我要下一个结论，尽管它肯定会使许多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感到不安：自我实现者较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更不容易为他人所操纵。不管“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在实际应用中做何解释，在这项调查中，它们是经验事实，况且它们是可以随条件而变化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定义。自我实现依靠的手段
大多数自我实现者能对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相对独立。既然自我实现者是由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推进的，那么他们主要的满足就不是依赖于现实世界、依赖于他人、文化或达到目的的手段，总之，不是依赖外界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发展和持续成长依赖于自己的潜力以及潜在的资源。如同树木需要阳光、水分和养料一样，大多数人也需要爱、安全及其他需要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能够来自外界。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些外在的满足，一旦人们内在的缺乏由外在的满足物所填补，个人真正的发展问题就出现了，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问题。
这种对环境的相对独立意味着面临困难、打击、剥夺、挫折时的相对稳定。在促使他人去自杀的环境中，这些人也能保持相对的积极和乐观，他们也可称为“有自制力”的人。
受匮乏性动机促动的大多数人，其主要需要的满足（爱、安全、自尊、威信、归属）只能来自他人，那么，他们就必然离不开这些有用的人。但是，由成长性动机推进的人实际上却有可能被他人妨碍。对于他们来说，决定满足以及良好生活的因素存在于个体之内，而不是社会内。他们已变得足够坚强，能够不受他人的赞扬甚至自己感情的影响，荣誉、地位、奖赏、威信、以及人们所能给予的爱，比起自我发展以及自身成长来说，都显得不重要了。我们必须记住，要达到这种超然于爱和尊重的境界，最好的方法（并非唯一的方法）是事先就有完全同样的爱和尊重的充分满足。
自我实现者具有奇妙的反复欣赏的能力，他们带着敬畏、兴奋、好奇甚至狂喜，精神饱满地、肆无忌惮地体验人生的乐趣，而对于其他人，这些体验也许已经变得陈旧。
对于自我实现者，每一次日落都像第一次欣赏时那样美妙，每一朵花都温馨馥郁令人喜爱不已，甚至见过许多花以后也不会减少分毫。他所见到的第一千个婴儿，就像他见到的第一个一样，认为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产物。在他结婚30年以后，他仍然赞叹他的婚姻的幸运；当他的妻子60岁时，他仍然像40年前那样，为她的美丽而倾倒。对于这种人，甚至偶然的日常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事务也会使他们感到激动、兴奋、迷恋。这些奇妙的感情并不常见，它们或者只是偶然有之，而且是在最难以预料的时刻降临。这个人可能已经摆渡过河10次，在他第十一次渡过时，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一种对于美的回忆以及油然而生的兴奋，就像他第一次渡过一样。
研究对象们在选择美的目标方面存在着一些区别。一些人主要向往大自然，另一些人主要爱孩子，还有几个人则一直主要热爱伟大的音乐。但确实可以这样说：他们从生活的基本经历中得到了喜悦、鼓舞和力量。然而，他们却不能够从参加夜总会，或者得到了一大笔意外之财，或者一次愉快的宴会中体会到上述感受。
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种特殊体验：对于我的几个研究对象，他们的性快感，特别是情欲高潮，提供的不仅是一时的快乐，而且还有某些基本力量的增强和复苏。有的人是从音乐或大自然中得到这种增强和复苏的。
或者大家只能体验到这种主观色彩与新鲜具体的现实之间相通的一方面。也许我们所说的陈腐的体验是停止以丰富的感觉去洞察所有领域的结果，因为这些领域现在表明已不再具有优点、益处或者威胁性，否则就不能再和自我和睦相处了。
我意识到，忽略了自身的幸福，往往会引起人类诸多罪恶、痛苦以及悲剧。尽管这种忽略是非邪恶的，我们轻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往用身边的无价之宝去换取一文不值的东西，留下无尽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不幸的是，子女、丈夫、朋友在死后比生前更容易博得爱和赞赏。其他现象，如身体健康、政治自由、经济富强等也是如此。它们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失去以后才被认识到。
赫兹伯格对工业中“保健”因素的研究，威尔逊对圣·尼奥兹“阀限”的观察，我对“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我们能像自我实现者那样对待身边的幸事，我们的生活将得到极大的改进。美好的神秘体验
那些主观体验往往被称为神秘体验，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而言，这种体验是很普遍的。威廉·詹姆斯对此有过精彩的描述。那种强烈感情有时变得气势磅礴、浑浑沌沌、漫无边际，所以可称为神秘体验。我在这上面的兴趣和注意，首先得到我的几个研究对象的支持，他们用暧昧而又通俗的措辞来描述他们的情欲高涨。我后来想起这些措辞曾被各类作者用来描述他们称为神秘体验的东西。
在这些神秘体验中都有飘飘欲仙的感觉，从未有过更加有力但同时又孤立无助的感觉，巨大的狂喜、惊奇、敬畏，以及失去时空的感觉。这最终使人确信，某种极为重要、极有价值的事发生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受主体结果被改变了、增强了，这种体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这种神秘体验与所谓的神学或超自然分离开，尽管它们已经混淆了上千年之久。虽然在后来的谈话中，有几个人引出了半宗教的结论，例如“天生我材必有用”等，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自发地制造这种束缚。因为这种体验是一种自然的体验，很可能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也许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描述它更为合适，如海洋感情。
我们的研究对象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这种体验能够以较小的强度出现。神学作品一般地假定，在神秘体验与所有其他体验之间，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上的差异。一旦从超自然的关系中发现了神秘体验，并把它作为自然现象来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把神秘体验按从强烈到微弱的数量上的连续体加以整理。我们从而可以发现，微弱的神秘体验在许多人那里，甚至可能在大多数人那里都会发生，并且，如果一个人幸运的话，一天可以发生数十次。
神秘体验强烈时，可以产生一种忘记自我或超越心灵的感受。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描述的：以问题为中心高度的集中，献身行为，强烈的感官体验，对音乐或艺术的忘我、热切的欣赏。我有时把它叫“高峰体验”。
自从研究这一问题以来，我已逐渐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峰者与非高峰者的区别上。两者之间很可能只是程度与数量的差别，但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需要简单的概括，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是讲究实际、追求实效的人，是成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中间变体。而高峰者除了上述情况外，似乎还生活在存在领域中，生活在诗歌、伦理、象征、超越的境界里，生活在神秘的、个人的、非机构性的宗教之中；生活在终极体验中。
我意识到这将是关键的性格逻辑的“种类差别”之一。这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那些“健康的”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更可能成为社会的改革者，成为政治家、社会工作者、改良者、领导者；而那些超凡脱俗的高峰者，则更可能去写诗、作曲、研究哲学，献身宗教。人类的感情的风范“社会感情”一词是由A·阿德勒首先提出来的，它很形象地描述了我的自我实现研究对象们对人类的感情的风范，在这方面，它是唯一可通用的术语。尽管自我实现者偶尔也暴露出对别人的气愤、不耐烦或者厌恶，但他们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手足情、同情和爱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他们具有帮助人类的真诚愿望，就好象他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人对于兄弟的感情总体上是爱的感情，尽管这些兄弟愚蠢、软弱，甚至有时显得很卑鄙，但仍然会轻易原谅他们。
如果想充分体会到这种与人类一体的感情，就需要一个人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历史知识。自我实现者的思想、冲动、行为、情感上明显区别于其他人。当自我实现者在这些方面要表现自己的时候，在某些基本方面上，他就像一个旅居异乡的异客，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不管人们多么喜欢他。他经常为普通人的缺点感到苦恼气愤，甚至被激怒，而普通人对他来说，通常不过是一些不断给他制造麻烦的人，有时甚至变成痛苦的不幸。不管有时他与他们之间的间隙有多大，他总是感到与这些人有一种最根本的亲缘关系，同时，如果不说有一种优越感，至少他必定认识到，许多事情他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对许多事情他可以明察而他们却不能，有些在他看来目的是如此清楚明了的真理大多数人却看不见。这也就是被阿德勒称之为老大哥态度的东西。更高一层的人际关系
自我实现者与其他人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更高一层的人际关系。他们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融合、更崇高的爱、更完美的认同，以及更多的摆脱自我限制的能力。然而，他们的这些人际关系有着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我观察到，这些关系中的其他人员比一般人很可能更健康，更接近（常常是非常接近）自我实现者。考虑到在全部人口中，这种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这里就有一个很高的选择标准。
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些情况自然发生，与自我实现者保持特别深的人际关系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他们的朋友网很窄，亲密朋友在数量上更是少之又少，其部分原因在于在这种自我实现状态中去接近某人似乎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忠诚不是一时的事情。一位研究对象对此这样说：“我没有时间照应许多朋友，也就是说，如果要交真正的朋友，是不可能同时交很多的。”
在我的小组里，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一位妇女，她似乎特别善于交际，简直使人感觉到她生活的天职就是与她家庭的成员、家庭成员的家庭成员，以及她的朋友们、朋友的朋友们保持密切、温暖、良好的关系。也许，这是因为她没有正式的工作和事业，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妇女。这种专一的排他主义的确能够与普遍的社会感情、仁慈、爱和友谊（正如上面所描述的）同时存在。这些人几乎对所有人都很慈善，或至少对他们都有耐心，他们对儿童有一种特别温柔的爱，并且为儿童们所喜欢。在一种非常真实而且是特殊的意义上，他们爱或者更准确地说同情整个人类。
这并不是说由于他们缺乏鉴别能力而产生了这种爱。事实上，他们的确能够以严厉的口吻，认真地谈到那些应受谴责的人，特别是那些伪善者、狂妄自大者、自命不凡的人。然而，这种实际的低评价甚至在与这类人面对面地接触时也并未表现出来。对此，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大多数人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们本来有可能很了不起。他们犯各种愚蠢的错误，以致感到极为痛苦，但仍不明白他们本意是好的为何会落得这个结果。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往往会在深深的痛苦中付出代价。他们应该受到怜悯而不是攻击。”
因此，可以简明地解释出他们对他人的敌对反应的原因是：第一，这是理所应当的；第二，这是为被攻击者或某一个人好。按照弗洛姆的意思，他们敌意的基础并不是来自性格，而是反应性或情境性的。
我的材料中所掌握的那些研究对象还同时表现出另一个特点，在此也不妨说明一下，他们至少吸引一些钦佩者、朋友，甚至信徒、崇拜者。自我实现者与他的一系列钦佩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厢情愿的。钦佩者们要求的总是多于被钦佩者愿意给予的，而且钦佩者们过份的热情常常使被钦佩者为难、苦恼、甚至厌恶，因为他们常常越轨。情况总是这样：当被迫建立这种关系时，我们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和蔼的、令人愉快的，但是，一般都尽可能有礼貌地回避那些钦佩者。尊重而非侮辱他人
我的研究对象都是在深刻意义上的真正民主的人。以前对于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性格结构的分析是这个观点的根据。但这些分析过于复杂，这里不便重复，我们只可能简单地描述这种表现的某几个方面。这些人都具有显著的民主特点。他们的确也可以对任何性格相投的人表示友好，完全无视该人的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政治信仰、种族或肤色。实际上，他们甚至好象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区别，而普通人对于这些区别却是十分计较的。
除了这个明显的品质外，他们还具有更为深厚的民主感情。例如，他们觉得不管一个人有什么其他特点，只要某一方面比自己有所长，就可以向他学习。在这种学习关系中，他们并不试图维护任何外在的尊贵或者保持地位、年龄之类的优越感。甚至应该说，我的研究对象都具有某种谦虚的美德。他们都相当清楚，与可能了解的以及他人已经了解的相比，自己懂得太少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毫不做作地向那些可以向其学习的、在某方面较自己有所长的人们表示真诚的尊重甚至谦卑。只要一位木匠是位好木匠，只要某人精于自己使用的工具或是本行中的能手，他们就会向他表示这种真诚的尊重。
简单地将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并不因为这种民主式感情而缺乏对各种趣味的鉴别力。这些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杰出人物，他们选择的朋友也是杰出人物，但他们是性格、能力、天赋上的杰出人物，而不是出身、血统、家族、家庭、寿命、青春、声誉或权力方面的杰出人物。
自我实现者有一种模糊深奥而难以理解的倾向：只要是一个人，就给他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对于恶棍，他们似乎也不愿超越某种最低限度去降低、贬损或侮辱其人格。然而这一点与他们强烈的是非观、善恶观是共存的。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挺身抗击邪恶的人和行为。对于邪恶引起的愤怒，他们不会像一般人那样表现得含糊不清，不知所措或者优柔寡断。行为的手段与目的
在区分自己实际生活中的是非时，我的研究对象都是很有把握的。不管他们能否用言语将这种状态表达清楚，他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混乱、疑惑、自相矛盾，或者冲突，而这些在普通人处理道德问题时是最易发生的。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的道德力量很强，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他们只做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事。但是，他们的是非概念往往是不合习俗的。
D·列维博士曾提出一个方法用来表达我描述的这个品质，他指出，若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人会被称为与上帝同道或神圣的人。说到宗教，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信仰正统宗教的，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只有一个自称无神论者（整个研究小组里共有4人）。我所掌握情况的其他几人在确定自己是否属于无神论者时犹豫不决。他们说他们信仰一个上帝，但与其说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一个有形的人物，不如说描绘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因此，他们这类人是否可以称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完全取决于我们选用关于宗教的概念或定义。如果仅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那么这些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属于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地使用“宗教”这个术语，包括并强调超自然的因素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这当然是更为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当中几乎无人信仰宗教。
自我实现者在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总表现出明显的界限。一般地说，他们致力于目的，手段则相当明确地从属于目的。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我们的研究对象经常将对其他人说来只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的经历和活动视作目的本身，这就使情况复杂多了。他们较常人更有可能纯粹地欣赏“做”的本身；他们常常既能够享受“到达”的快乐，又能够欣赏“前进”本身的愉快。他们有时还可能将最为平常机械的活动变成一场具有内在欢乐的游戏、舞蹈或者戏剧。韦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数孩子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具有将某种陈腐的程序、机械呆板的体验加以转变的能力。例如，在他们的把戏中，他们会发明某种方法或某种节奏把书从一个书架运往另一个书架。真正的人的幽默
自我实现者具有不同于常人的幽默感——富于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由于这一特点为我的研究对象所共有，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对于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们并不感觉如此。因而，恶意的幽默（以伤害某人来制造笑料）、体现优越感的幽默（嘲笑他人的低下），反禁忌性的幽默（硬充滑稽的猥亵的笑话）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开心。
他们的幽默的特点在于：常常是更紧密地与哲理而不是其他东西相联系。这种幽默也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为它主要是善意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忘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妄自尊大。这种幽默有时以自嘲的形式出现，但自嘲者不会表现得像个受虐狂或者小丑。林肯的幽默就是一个范例。林肯很可能从来没有开过伤害他人的玩笑，他的绝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种意义，远不止仅仅引人发笑的作用，类似于寓言，它们似乎是一种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
我们的研究对象开玩笑的数量并不像普通人那么多，所以有时显得并不是个幽默的人。在他们当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双关语、笑话、妙语、揶谕和开心的巧辩更为常见。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会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脱胎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这个情况的附加物，它是自发的而不是事前策划的，并且时常是新鲜的。由于一般人习惯于笑话故事和逗人发笑的材料，因此，他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严肃庄重。
这类幽默的感染力很强。人的处境，人的骄傲、严肃、奔波、忙碌、野心、努力、策划都可以看得有趣、诙谐、甚至可笑。我是一度置身于一间摆满“活动艺术品”的房间之后才对这种幽默感恍然大悟的。在我眼中，“活动艺术品”以它的喧嚣、动荡、混乱、奔忙、劳碌、以及打破常规地对人生进行了幽默的讽刺。这种幽默感也影响到专业性工作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游戏，在严肃认真的同时，也可以制造一些轻松。避免受表面习俗的限制
自我实现者如果单从顺应文化和融入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会表现为适应不良的症状，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超脱于这种文化氛围。由于在关于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谈及抵制文化造型的问题，由于像里斯曼已明确指出的那样，保留剩余部分对于美国社会十分重要，这样，无形中加深了我们甚至还很欠缺的资料的重要性。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的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至少可归纳出以下一些成分：
在他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行为方式时，都同样受表面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守旧，当然也不会去赶时髦。
这个特殊的内在态度通常能表现出下面的特征：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习俗让他们无动于衷，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也把生活搞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他们大多数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他们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由于在什么晚会上不太关心礼貌、举止和风度，别人往往会对他们侧目而视。
但是，这种作用是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干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压力之下，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之时，表面的习俗就暴露出它那浅薄的面目，抛开它也就像抛开一双破袜子一样容易。
其次，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对偏私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种工作非常具有危险性，现在他已厌恶地、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改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明显的益处和必要性。
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一旦发生急速的变革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极有可以转向激进派。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能清楚地认识现实，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在真正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猛烈的社会行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有效的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
生活，希望生活得愉快，是我们讨论的又一话题。这一点与全力以赴的狂热的反抗几乎水火不容。在他们看来，后者牺牲过大，而又不能获得预期的微小的成果，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有急躁、热情的插曲，成熟后大都懂得对于急速变革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的态度，愉快地努力从内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从形式上去反对它，与之抗衡。
与文化分离的内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在几乎所有研究对象身上都有所表现，尤其在讨论作为整体的文化时，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时更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它，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慈爱和反对、赞同和批评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们依靠自己的观察从文化中选择好的东西、排斥坏的东西的情况。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
这种态度确实有别于一般的对文化造型的消极顺从，后者可在许多有关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发现。
我们的研究对象个性独立，喜欢独处，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的需要及偏爱不像一般人那样强烈，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
支配他们的是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社会原则，基于这种原因或许可以称其为有自主性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某种特殊的人，而且从广义上说，他们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人类的成员。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么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大众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方言、有本地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与过分社会化、行为机器化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假定：这个研究对象小组不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的小组，而且还更少适应文化、更少平均化、更少模式化。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连续体是按照从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与文化的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
如果这个假定能够被验证成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从它再推出一个假设：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独立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象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当然，这又引出了关于什么组成了良好的社会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观察结论，在文化中能够产生相对健康的人。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这样一个老问题。这些相对健康的人们凭借内在的自主与外在的认可之间的复杂结合得以生存，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容忍拒绝完全文化认同的独立性。
当然，这种健康并非完全符合理想。显然，我们的研究对象一直受不完美社会的约束的限制。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是减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越是不能得以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性质而感到孤独，从而加重自发性的降低，减少潜能的实现。放弃对人性的幻想
好人往往由于他的公式化而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但这却是小说家、诗人和随笔作家常犯的错误，因为是他们把好人写得过于完美了。人们把自己对完美的希望，以及对自己缺点的罪恶和羞愧，投射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对于这些人，普通人对他们要求的远比自己给出的更多。因此，教师和牧师通常被认为没有欢乐，没有世俗的欲望和弱点。
我认为大多数试图描写好人（健康人）的小说家把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提线木偶，或者不真实理想的虚假投影，而不是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我们的研究对象会表现出人类的许多小缺点：他们也有愚蠢的、挥霍的、或粗心的习惯；他们会显得顽固、令人厌烦或恼怒；他们并没有摆脱浅薄的虚荣心和骄傲感，特别是在涉及到他们自己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时，他们也常常发脾气。
我们的研究对象也会有无情的表现，而且往往是强烈的、出乎意料的。必须记住，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超越常人的能力表现出一种外科医生式的冷静。假如他们有谁发现自己长期信任的人不诚实，就会果断地中断这种友谊，而绝不会感到惋惜和痛苦，就像一个与自己并不爱的男人结婚的妇女，在决定离婚时表现出的几乎近于残忍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很快从哀悼亲友死亡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以至显得有些无情。
他们不但具有这种无情的坚强，而且外界的大众舆论也无法左右他们。有一次，当一位妇女在一次聚会上被介绍给他人时，她因对方乏味的庸俗套词而大大激怒，因而有意让自己的言行使对方感到震惊。也许有人会说，她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人们不仅会对她本人而且会对主持聚会的主人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虽然这位妇女原本想要对这些人疏远，但男女主人却并不想这样做。
另外一个例子是，比如我们的研究对象非常专注于个人世界以外的因素。当他们全神贯注或者沉醉于自己的兴趣时，当他们热切地专注于某个现象或问题时，他们可能变得对周围事情心不在焉，毫无幽默感，忘记了他们一般的社交礼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喜欢聊天、逗乐、聚会等，而且这些特点往往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的言行可能使别人感到很痛若、震惊、羞辱或者感情受到伤害。这种超然独立至少从旁人来看是令人不快的，它的其他后果上面已经列举过。
他们犯错误有时甚至会由于自己的仁慈，例如，出于怜悯心而与某人结婚；在与神经病患者、不幸的人和大家讨厌的人的相处中陷得太深，事后又感到后悔；有时为无赖行骗开了方便之门；由于付出的东西超出了适当的范围，从而有时易滋生寄生虫和精神变态者，等等。
在此再重申一下，他们也有罪恶感、焦虑、悲伤、自责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些现象并非源于神经病，然而，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无视这一事实，往往根据以上现象就把神经病强加给他们。
我认为，这些情况足以给我们以教诲，我们都应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好人、善人，乃至伟人，都是可以发现的。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创造者、先知、哲人、圣人、巨人和发起人。即使这些人十分罕见、凤毛麟角，也能推动人类走向光明前景。然而，他们有时也会流露出易怒、暴燥、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动力
人性、自我、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和客观现实，都可以被自我实现者以哲人的态度接受，这自然而然地为他的价值系统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接受价值，在整个日常的个人价值判断中占很大一个比例。他所赞成或不赞成的，他所反对的或提倡的，他所高兴的或厌恶的，往往可以理解为这种接受的潜在特质的表面衍生物。
自我实现者的内在动力不仅顺理成章地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基础（因此至少从个意义上看，充分发展的人性是全球的、跨文化的），而且还提供了其他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他与现实的特别适意的关系，他的社会感情，他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状态，他所特有的对于手段和目的的区分，等等。
自我实现者对待世界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方式，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冲突、斗争以及选择时的犹豫和矛盾减弱或消失了。很明显，“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在一种异教徒的气氛里，许多问题好象没有道理，并且淡化了。其实，与其说解决了这些问题，倒不如说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了，它们原本绝非一些本质固有的问题，而只是一些“病人制造的”问题，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里接受祝福或忏悔，喝酒，只吃某些肉类或只在某些日子里吃肉。对于自我实现者而言，不仅这些琐事变得无足轻重，而且整个生命进程在一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例如，两性关系、对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态度、对死亡本身的态度等。
我不由想到，通过更深层次的探求之后，所谓的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其他东西会成为一般人心理病态下毫无道理的外体现。一般人被迫在许多冲突、挫折和威胁中作出某种选择，价值就在选择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自我实现者，这些冲突、挫折和威胁都消失或者解决了，就像关于一个舞蹈的争论会平息一样。他们觉得两性表面上不可调和的斗争不再是斗争，而是快乐的协作；成人与儿童的利益其实根本没有那样明显的对抗性。对他们来说，不仅异性间和不同年龄间的不和是如此，天生的差异等等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些差异都是焦虑、惧怕、敌意、进攻性、防御和嫉妒的肥沃的温床。但实际上，它们似乎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对差异的反应就很少属于这种不值得追求的类型。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师生关系。我们研究对象中的教师的行为方式非常健康，这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异于常人。例如，他们将它理解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志间的冲突，对权威、尊严的威胁。他们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严，前者很不易受到威胁，而后者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冒犯，他们并不试图做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也不搞威吓学生的独裁主义，他们并不认为学生间、师生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他们也不会摆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像木匠、管道工一样普通人的本色。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没有猜疑、小心翼翼、自卫、没有敌意和担心的课堂气氛。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也同样如此，当威胁减弱了，这些类似的对威胁的反应往往也就消失了。
悲观绝望的人和健康乐观的人在原则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自己隐蔽的心理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有着深刻的区别，这种感知和理解的组织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人的价值系统。对于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来说，周围世界充满危险，既像是生活在莽林中，又如同生活在敌国领土上，在其中既有着他可以支配的人，也有可以控制他的人，这像任何贫民区居民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受低级需要支配和组织。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则不可能这样，由于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他能够把这些需要满足看得无所谓，并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级的满足。这就是说，两者的价值体系不同，满足的需要也必然不同。在已经自我实现了的人的价值系统中，其最高点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它是个人独特的性格结构的体系。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决不会有两个自我是完全相同的，只有一个雷诺尔，一个布拉姆斯，一个斯宾诺莎。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同时个人化的程度却又更高，他们更加鲜明地成为他们自己，他们也不像任何常人对照组的成员那样容易彼此互相混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但又迥然不同。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人化，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为所欲为”的健康者
对于二歧的问题，我们必须也最终可以归纳和强调一个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中得出的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结论。其实通过好几处也可以断定，过去认为最截然相反、对立或二歧的东西，其实只对不健康者存在。在健康者看来，这些二歧已经解决，对立已经消失，许多过去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东西己整合并结合为统一体。
比方说，心与脑、理性与本能、直观和理解之间，常被认为早就存在着对立，但在健康人的身上却根本看不出。它们的关系由对抗变成协作，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一句话，在健康人身上，欲望和理性相互吻合、天衣无缝。圣奥古斯汀说“挚爱上帝，为所欲为”，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解释为“自我保健，为所欲为”。
由于健康人的行动，从根本上看既有利己又有利他的，所以自私与无私的二歧也不存在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又非常不受约束，喜爱声色美味之乐。当责任也是快乐，工作等于消遣时，当履行职责并且讲求实效的人同时也在寻求快乐，而且的确非常愉快时，职责与快乐、工作与消遣也就不再相互对立了。假如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也最个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诚实，假如最讲道德的人同时生命力又最旺盛、欲望最强烈，那么继续争论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同样还可以在下面的对立中发现到这一点：仁慈与冷酷、具体与抽象、接受与反抗、自我与社会、适应与不适应、脱离他人和与他人融合、严肃与幽默、认真与随便、庄重与轻浮、酒神与太阳神、内倾与外倾、循规蹈矩与不合习俗、神秘与现实、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肉俗与爱情、性爱与友爱等。对于这些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互相协作的，它们之间并不发生冲突，它们的利益也无根本分歧，这种情况与神经病患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的认知、意动和情感结合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形成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互相渗透的状况。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的满足不是处于对立，而是趋向一致。许多个重要的哲学两难推理都被发现有两种以上的解答，或者根本没有答案。假如两性之间的冲突结果在成熟的人那里根本不存在，而仅仅是成长的阻碍或削弱的征兆，那么谁还愿意选择这种冲突的关系？谁会再三思索而高瞻远瞩地选择心理病理学？当我们同时发现两位女性都是健康的妇女之时，还有必要在好女性和坏女性之间选择吗？她们之间还相互排斥吗？
类似于以上的情况，健康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的区别都是如此之大，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学。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残疾、发育不全、幼稚和虚弱的人只会产生残缺不全的心理学和哲学，而对于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必将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心理科学奠定基础。探察真正的自我
在我看了弗格森在《加州管理评论》所发表的文章后，某些观点就变得更明确。当我开始比较这些具有罗夏测验、投射测验和非结构性测验特征的团体时，我发现非结构式的心理分析和这些团队有某种联系。此外，这也与道家的顺意无为思想——放任万物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有关。
这也与罗嘉斯所提出的非指导性谘商类似，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它为什么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些类似的理论使我更了解学习团体，我可以把他们与我所知的理论性知识结合在一起，我想建议在这个领域的人，他们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我在此特别向他们指出一点，他们好象都忽略了一项事实，那就是非结构性团体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展示出不可低估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重新回想魏泰迈强调非结构性思考的主张，而且我发现这种主张在薛里夫实验和艾殊实验中得到支持。
在这种想法的促使下，我比较了心理分析所采取的自由联想与罗夏测验中非结构性墨点所产生的影响以后，结果我发现，当世界变得有结构性、有组织、有秩序时，人们就会倾向于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团队。布兰迪斯心理研究所采取道教思想与消极主义式教学，使我从中了解到，缺乏结构和顺意无为精神会激发人类隐含的心灵力量，使人们朝向自我实现的目标发展。但是我也意识到，缺乏结构的团队会暴露出员工的弱点——例如缺少才华。简单地说，非结构性环境要么令人打破结构，要么产生结构。
接着我也发现，在我们这种教学环境下失败的人，在传统的研究所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他们不停地上课，不断地考试、累积分数，生活在一个有组织、强调权威的环境中，他们不必主动去争取什么，而是等着别人去告诉他们做哪些事。之后我才恍然明白，其实我们研究所的环境对那些失败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在20岁——而非等到40岁——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心理学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适合成为一名怀抱热诚的知识分子。
类似的事情在无组织性的团体之中也会发生。如果一直有人告诉你做什么或怎么做，生活对你来说也许会变得容易许多，你永远也不会发觉自己的弱点，更无法看出自己的优点。在我关于心理治疗的研究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在抽离塑造行为的外部因素后，人们的行为将会受到内部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要观察出哪些是内部心理因素，最好的途径就是排除外部因素，例如外部结构。这就是罗夏测验的目的。这也是我在爱罗湖所观察到的实况（马斯洛曾受天尼堡之邀，前往南加州大学爱罗湖会议中心，拜访当地的学习团体）。我自己写道：
这是通往心灵世界和心灵知识的大门。透过对内心的体验而达成（而不是只靠演说或阅读），经由他人的回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协助我们以一种较为有序的方式，体验内心的变化。这种转向内心探索、意识内部经验的过程，只有在非结构环境中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来分析一个较普通的例子，某些妇女会时常发生这种情形，特别是在一个家长制的情形之中时。例如说嫁给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男人的妇女，几十年以来，她一直是个“好太太”，非常尽责地做好每一件要她去做的事，天天为家事奔波，抚育小孩，照顾丈夫。不幸的灾难突然降临到她的身上，她丈夫死了，或者她和丈夫离婚了，也可能是她离开了丈夫。不管怎么说，对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来说，这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预料之外，而她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展现出难以置信的才华。
例如，我认识一个妇女，在她接近50岁时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而在此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方面的才能，也没有任何想提笔画画的冲动。这就好比一旦你点燃打火机或是灵感被触动，原来隐藏在内心的潜能就会蹦出来。对许多寡妇以及离婚妇女而言，在经历震惊以及恐惧以后，反而会觉得有一种解脱束缚的轻松感觉，发现自己被囚禁了很多年，不断地自我放弃、自我牺牲，总是以丈夫、孩子、家庭为中心，完全忽略了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清楚地想象非结构性组织运作流程。组织就像个盖子、抑制器，如果你让一个人时刻不停地工作，他就不会有时间坐下来静静思考，隐藏在他意识深层的潜能也就没有机会发挥作用。
我现在有必要说一下，我对类似团体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充满惊讶和震撼。这些人凭着内心的直觉，自由自在地高谈阔论。而在学习团体中，通常在经过一到两年的治疗后，我才能与患者有如此随意的交谈。这对我的感触非常大，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我必须重新调整自己对团体互动的态度，以及过去认为不断地交谈是无效率的想法。过去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性格的改变必须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但是事实证明，根本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这是我在观念上的重要转变。
人际关系与社交团体关系是影响心灵、社会和人际行为的重要因素，是我思维方式的另一项转变。一个人必须经由对当下情境的客观认知而意识到自己的神经质倾向或是原始历程倾向，而非透过对个人基因或成长历程的探究而分析出来的。所谓原始历程是指人格结构中属于本我层面的内在本能性活动。本我层面的活动是潜意识的，是受唯乐主义支配的。在本我之上则是自我层面，自我层面的活动称为次级历程。过去心理分析师觉得员工内心的意念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团体的表现让我们明白，社会上人与人的互动才是影响人际行为以及自我觉醒的重要因素。
虽说自己已经得到认同感，但如果能从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和回馈，将会有更大的帮助，甚至可以了解自己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内充满景仰的氛围，并使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潜能。这也有助于我明白自己是一位被动者或支配者。
这也正是我所说的发现真正的自我来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到底是如何的一种人。总体来说，现行的社会情况对行为的影响较大，个人的心灵相形之下就变得不太重要。至于个人的成长历程，已在不知不觉中存在于个人的心灵深处，因此也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这些团队学员并没有探察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心灵态度，一样能有好的结果。自我揭露与亲密训练
我认为，对于心理治疗与自我改进和追求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重新定义。关系复杂多变，但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始的几个星期以学习团体的形式治疗，随后进行个人治疗，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学习团体。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会受到冲击。我对凭借个人心理治疗达成学习团体的某些成效抱怀疑态度，可它却永远也不会在个别的心理分析中出现。我们从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们单从一个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不论这个人是否具有主动性格。
关于自我的认知，有大部分是来自于他人。这些人能够敏锐地觉察我们的特质，并流畅地表述他们的观察所得，他们知道如何避免引起他人的敌意，因此在批评与指责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对方太大的防卫心。我们认为所有关于追求自我认同的探讨的人——威尔斯、弗洛姆和荷妮等人——都未曾注意到，周围的人会将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反馈给我们，使我们更加了解自我。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建议在爱罗湖的一些人，若要达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疗目的，可以试着用一种古老的业余治疗方式：拍下我们工作时的影像，然后讨论分析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面貌——不仅仅是认识到我们看起来像什么，我们的人格或是外在的特征，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自我的认同。当然这种做法潜藏着危险，就像苏利文（美国精神病专家，他提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他相信焦虑以及其他精神病症源于员工与其周围环境间的基本冲突。他将精神分袭解释成幼儿期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的结果，通过适当的心理治疗这些行为障碍的根源可以被认知和清除）一样错误地认为自我只是一堆可怕的镜中倒影而已。不过我认为这种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因为拥有稳固自我认同的人，不会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或投射，尽管很多人同意那些观点。
也许这可以用来测试自我的强度，就像艾殊的实验，众人都同意一项与事实不相符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3个人中通常有2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训练，教导个人何时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时又该信任他人的判断。
诚实训练或是自发训练也就是所谓的天真的认知以及行为的训练。我还想到另一种说法，就是亲密训练。我时常意识到，当一个人比较不害怕受到伤害时，就会试图解除防备，卸下伪装的面具。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友善亲近的信号，希望对方也能如此回应；对方也会说出以下的话，表示一种友善：“你的秘密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或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愚笨、很没趣的人，但是你却给人一种深刻印象，觉得你很有意思，让人不禁想要结识你。”
正如莱温（德国社会学家，以行为场学说著名。他主张人的行为应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行为与常模有不等的偏离，而每个人对自己与对环境的认知之间有所差距。为了充分认知和预知人的行为，因此必须考虑人在活动时的整体心理场或“生活空间”。生活空间中所有事件的整体，在任何时候都决定着行为）和托曼所说，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需要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与人亲近。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并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没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帮助他们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美国人几乎没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达内心的感受，发泄自己的烦恼。心理治疗师、学习团体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改善这样的情况。莱温在很早以前就进行美国人与欧洲人性格比较的研究，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来说，就其他两个我所了解的文化——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脚族人。我很羡慕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亲密友谊。我必须承认一点，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人问我有没有知心朋友，我的答案都是我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虽然我一直渴望拥有亲密的友谊。当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建立这样的友谊。事实上，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们聊起我的生活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疗师那样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费20～25美元的钟点费的原因，目的只是希望有人能静静地倾听我们说话，做出适当的回应，让我们尽情喧泄自己的情绪，就像跟一个我们所信任的人交谈。这个人不会令我们害怕，不会伤害我们，更不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假如以整体文化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会延伸这种自我揭的原则。换句话说，试图诚实、与人亲近、表露自我的努力，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没有了恐惧，心中的恐慌自动消失；当我们不必再隐瞒自己时，我们的担心和害怕都自动消失了，感觉自由多了。关于心理健全的概念，还包括表达爱的能力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必须说出。真正开明的人，会自由而诚实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例如“这件事值得你去做好”，或者“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又或者“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伤心、失望”等。
这又让我忆起布鲁德夫所主张的原则，他认为基督教对爱的定义，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任何人都诚实以待。他认为不应该对社会有任何的怀疑之心。这也是我从一个牧师卡姆那里所了解到的。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做为一个牧师，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完全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方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也是一样。所以，如果觉得某人是一个不好的老师——他总是不停地喃喃自语，你就有责任说出对他的看法，如果任他继续犯错，就不是真正爱他，而是将他推入地狱。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就必须指正对方的错误，并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伤害对方的后果。
事实上，在美国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批评别人。就美国人而言，一般人对爱的定义，并不包括批评人家或给予对方正确的指点。不过，如果这种煞风景的事实的反馈发生的话，它会滋生两个方向的爱。换句话说，被他坦诚批判的人，心里可能会一时觉得受伤害，但是当他因此而受益时，对你唯一的感觉只能是感激不已。例如，如果我真正犯了错误，如果你觉得我够坚强、有足够的能力、够客观，因此可以坦然无讳地纠正我，这对我意味着一种尊敬。只有那些认为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害怕伤害我的人，才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
我还记得，当我在研究所授课时，曾经因为学生从来不反驳我的观点而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侮辱。我最后的结论是很想问他们：“天啊，你们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难道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辩论或反对意见的人？”后来我告诉他们我心中的想法，情况果然改善了许多，他们变得勇于提出意见并和我辩论，我心里觉得好过多了，当然也很感谢他们。
探讨亲密训练的议题，主要是希望能从另一种角度观察并解释这个团体。若从诚实、多样的体验和自由表达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得到的结果又会有所差异。每种角度都有它的优点，因此我们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然后将其整合，最后构筑全部理论。
为了继续这种进步管理的学习团体，我有必要说明一下1938年至1939年在布鲁克林大学所进行的团体治疗实验。若从社会、哲学、开明原则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亲密关系不但有助于个人与团队的发展，更有助于发展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从员工治疗的实验中，也发现许多案例，足以证明这种自由必须纳入美国规定的基本自由权利中。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义务或权力对每一个同胞表露自己，并诚实而温和地告诉对方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国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完善；也是为了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我无法解答的问题，也许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些学习团体的学生都是自愿付一大笔钱，来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一起上课进行训练，企图创造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负责训练的专家和企业领导人都是高级精英，他们的能力都很强，都是具备非凡气质的成功人士。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一个小规模的指导项目训练，再没有一个组合比它更适合了。
我还记得当时布鲁克林大学有一小群热心人士，共同开了一门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最初上课的学生表示这是他们上过最有趣的课程，每个学生都很喜欢这个课程，也觉得收获很大。于是校方就把这堂课变为大一的必修课。很快地，出现了严重的师资不足的问题——符合要求的指导老师严重缺乏。最后，这门课也变得毫无价值。原因很简单，第一班是由四五个经过挑选的训练员来授课，他们都是担任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随着学生愈来愈多，所需要的训练员也扩增到50～60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个工作，当然，布鲁克林大学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由于这些不适任、没有能力的人加入训练员行列，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进而摧毁了原来很精彩的一门课程。
在类似的团体中，我们需要的指导者必须受过训练，而且具有某种人格特质。他们必须似慈母般——愿意帮助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员，因为帮助人而感到快乐，但并非世上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特殊品质。对于那些具有强迫性格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某些心理不健康的患者，想要加入该团体却把事情搞砸，我们又应该怎么做？这个团体和学生本身，属于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只能接受具体思考的大众而言，我们该如何做？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课程内容，如果再继续下去，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如果是顾及全世界共同进步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为了训练一群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也许可以尝试这样的实验。
同样，个别的心理治疗对改善整个世界也是有帮助的，理由很简单。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心理分析师，而少量的学习团体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像是汪洋中的一小滴水，产生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实验原则延伸到其他方面，把其运用在更多的情境中。例如学校里的年轻人理念，到现在为止，我还未遇到过年轻人差劲到无法接受这样的教导的情况。自我成长的有效途径
我们可以从自我实现的人那里看到，适宜工作环境的态度就是最理想的工作态度。这些高度进化的员工将工作融入自我的定义中，工作已成了自我的一部分，而这个自我是员工对自己定义下的自我。工作具有心理治疗以及心理内化的功用，也使人们成功地迈向自我实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例如，有一群优秀的人在良好的组织中工作，而工作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素质。改善了人的自身就能改善整个产业，并进一步改善产业内的员工，如此循环不断。简单地说，正确管理人类的工作、生活以及谋生方式，可以成功地改善人类以及这个世界，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达到商业理想境界、创造财富的方式。
很久以前，我就放弃通过个别的心理治疗来改善企业组织或改善整个社会的观点。因为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这在人数上也是无法办到的（尤其有很多人并不适合作个别治疗），于是我寄望以教育的方式，将尤赛琴式的理想目标扩及整个人类。
后来我想到将个人心理治疗视为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并将其应用到教育机构以完全地改善人类全体。但不久以后，我猛然惊醒，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工作生活，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工作。如果能把心理学、心理治疗、社会心理……等等应用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那么运用人本管理原则改善整个人类将不再是纸上谈兵。
显然，这是极有可能实现的。我在第一次接触管理理论以及人本管理策略时，其实就已经看出人本管理本身存在着非常先进的论述形式，并朝向开明、综效的方向健康发展。就单纯改善品质、改善劳资关系、改善对于具备创造力员工的管理等方面来说，很多人都发现第三势力（指人本心理学，其目的是促进员工成长，达成自我实现以及造福社会）确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比方说，我们直觉地认为彼得·杜拉克对人性的论述与第三势力的内容非常相近，他是凭借对工业和管理现况的调查研究而做出结论。实际上，他对专业的社会科学或心理学一窍不通，但彼得·杜拉克对人性的了解绝不亚于罗嘉斯（美国心理学家，首创非指导式咨商，又称为受辅者中心治疗法或当事人中心治疗法。强调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治疗者只倾听当事人支持与鼓励，让他自行说出心理的困扰。罗嘉斯的主张改变了传统治疗者和当事人的对立关系，使治疗者和当事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以激发当事人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潜能）或弗洛姆（德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他认为员工的性格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性格。他指出人有五大需求：相属需求、超越需求、生存需求、统合需求和定向需求，这是个人健康发展的基本，但是社会体系无法同时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彼此之间便产生了冲突。此外他认为有五种不同类型的性格：依赖性格、掠夺性格、囤积性格、市场性格和生产性格。具备生产性格的人具创造性、自主性，是最健康的性格），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不久的将来，工业实况必将成为研究人类心理学、高度人性发展以及理想生态学的实验室。但之前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工业心理学（属于应用心理学的一支，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工作者的行为和心理，从而解决问题、提升生产效率）只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心理学说所得出的知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那才是知识的源泉，它代替了实验室，甚至比真正的实验室更为有效。
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是勿庸置疑的，并且超过彼得·杜拉克的理论。那里面隐藏着许多珍贵的研究资料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我想彼得·杜拉克和同事可能是看到科学心理学就置之不理。其实不难发现，有些骗人的玩意以及没有意义的论调，对复杂的人性来说确实是毫无价值的，但丢掉这些心理学理论，等于是把里面珍贵的资讯也一起抛弃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还存有很高的道德理想，试图将科学和人性、道德目标结合在一起，努力改善人类及整个社会。在我看来，工业心理学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代表新的资料来源，内容丰富的数据来源。同时也为我先前以实际探索所得出的假设和理论提供了实证的基础。另一方面，它还像一间全新的生活实验室，让我可以不断进行探索、研究，认识古典心理学所隐藏的一些问题，例如：学习、动机、情绪、思想以及行动……等等。
这也正好使我回答了迪克·法尔森的提问，他曾问道：“为什么你对这些东西如此感兴趣？你要寻找什么？你想要丢弃什么东西？你想增加些什么东西？”通过这些东西，我找到了达到开明思考的另一条途径。
工业实况比个人心理治疗更有助于自我成长和完善，因为它能提供同化与自发性满足。心理治疗倾向于个人发展、自我与认同等议题。我认为无论是创造性教育或创造性管理，都不应该仅限于员工的发展上，而是通过所属的社区、团体以及组织，这些才是达成自我成长的有效途径。
当然，对于无法进行心理治疗、心理分析与顿悟治疗的人尤其重要。至于智能不足、只能具体思考的人，则根本不能用弗洛伊德方法治疗成功。因此，当个人治疗师一筹莫展时，一个好的社区、好的组织、好的团体往往能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自我实现的工作如果被自我内省所同化，或经由投入作用（个人认识外在的客观世界之后，加以吸引并内化成为他内在的主观经验）同化于自我之中，此时，工作就具有治疗或自我治疗的作用。当自我实现的工作成为自我内心的一部分时，你不必与内心自我直接交涉，仍能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
换句话说，人们会将内在的问题投射于外在世界，使其成为外部矛盾，较易寻求解决办法，也不会产生焦虑，比起内省（个人陈述自己的经验，心理学家借此研究员工的内在心理历程，又称“自我观察”）方式，不会轻易感到压抑。事实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心里的问题投射于外在环境。
举一两个最简单、易被接受的例子：第一，艺术家（大家一定都同意，通常他们会把内在的问题投射于画布上）；第二，许多脑力工作者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很多时候都不自觉地把一些内在的问题，投射到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这不是谈论什么管理的新花招，或什么“诀窍”，或肤浅的技术，它不是用来更有效地操纵人们以求达到非他们自身所需要的目标，这也不是一种进行剥削的向导。第二章 发掘自身的创造力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根基
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这是我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的共同特点。每个人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显示出具有某些独到之处的创造性或独创性。我们的讨论可以使这些独到之处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
但有一点要强调，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与莫扎特型具有特殊天赋的创造力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所谓的天才们会显示出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能力。总之，他们似乎被专门赋予了一种冲动和能力，而这些冲动和能力与其人格的其余部分关系甚微，从全部证据来看，是他生来就有的。
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种天赋，因为它不取决于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似乎与孩子们的天真的、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大多数人随着对社会的适应而慢慢消失怠尽了，但是某些少数人似乎保持了这种以新鲜、纯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方式，或者先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丧失了它，但在后来的生活中又逐渐找了回来。
但在我的研究对象身上，有时这种创造力以低贱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是以人们向往的著书、作曲和创造艺术等高雅形式。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作为健康人格的一种显现，仿佛是映在世界上的投影，或者，仿佛为这个健康人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涂上了一层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有富有创造力的鞋匠、木匠、职员。一个人会以源于自己性格本质的某种态度、精神来做任何一件事。一个人甚至能像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观察世界。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个特性单独提出，仿佛它与那些引它出现和由它导出的特性是彼此分离的，其实则不然。也许，我们现在讨论创造力时，只是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我们前面称为更强的新颖性、更深的洞察力和感觉效力的东西，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相对于那些更狭隘的人具有创造力。
另外，我们还会发现他们那种自由的个性，他们极少向外界的压力低头或去适应社会上既存的旧习俗。用积极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更自然、更具自发性和人性。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创造力，也是这一点引出的结果之一。假如我们像在儿童研究中那样，设想所有的人都是自然的，并且他们的最深层本质也许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除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性外还有一整套表面的但却强大的约束，那么这种自然性肯定会受到控制以至不会出现得过于频繁。假如没有扼杀力量，我们也许能看到每个人都会显示出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创造源于个性品质
只有改变传统创造力的观念，才能再着手研究真正健康的、高度发展和成熟的、自我实现的人。首先，我必须放弃那种陈腐思想，即认为健康、天赋、天才和多产是同义的。我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特定意义上，他们虽然是有创造力和健康的，然而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却不是多产的。他们既没有伟大的天才和天赋，也不是诗人、创作家、发明家、艺术家，或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即某些最伟大的人类天才肯定不是心理健康的人，如瓦格纳、梵谷、拜伦等。有一些是心理健康的，而另外的一些则不是，这是很清楚的。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伟大的天才不仅多少有赖于性格的优良和健康，而且也有赖于我们对之了解很少的某种东西。例如，有些证据表明，伟大的音乐天才和数学天才，更多的是通过遗传而来，而不是后天获得的。看来很清楚，健康和特殊天才二者是独立的变量，它们可能只有微弱的关联，也可能没有关联。
我们也可以承认，心理学对于天才类型的特殊才能所知甚少。这方面我不准备多说，我只限于谈那种广泛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的继承特质。看来，这种创造性与心理健康是互为变量的。
而且我发现，我已经像大多数人一样，变得根据成果考虑创造性了，并且我已经身不由己地把创造性只局限在人类努力的某些传统领域上，我无意识地假定：任何画家、任何诗人、任何作曲家，都过着创造性的生活。理论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作家可能也有创造性，而其他的人则可能没有创造性。我不知不觉地假定，创造性是某些专业人员独有的特权。
但是，那么多的实验对象否定了我的那些假设。例如，一名妇女，她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贫穷的、完完全全的家庭妇女和母亲，她所做的那些平凡工作没有一件是创造性的，然而她却是奇妙的厨师、母亲、妻子和主妇。她不用花很多钱就能把家里布置得很温馨。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做的膳食是盛宴，她在台布、餐具、玻璃器皿和家具上的情趣是无可挑剔的。她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全都有独到的、新颖的、精巧的、出乎意料的、富有内含的创造力。我的确应该称她是有创造性的。我从她那里以及像她一样的其他人那里学到：第一流的汤比第二流的画更有创造性。一般来说，做饭、做父母以及主持家务，可能具有创造性，而诗却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
我的另一名研究对象，献身于最好称之为最广泛意义的社会服务，包扎伤口，帮助那些被生活困难压倒的人，她不仅以个人方式而且以组织方式去做这些工作，这个组织能比她自己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一种研究对象是精神病医生，他除了治疗之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也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理论或研究过什么创造性项目。但是，他乐于从事帮助别人创造他们的普通工作。
这个治疗家，把每一名患者都看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他没有行话、预期和先入为主，他具有道教般的单纯、天真和杰出的智慧。每一个患者对他来说都是独特的人。因此，他是以全新的方式理解和解决全新的问题。甚至在非常困难的病例上，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证实了他做事的“创造性”，而不是墨守陈规的或“保守的”方法。
另一个人使我懂得了，创立一个商业网可能是创造性活动。我从一名年轻运动员那里学到，完美的擒拿动作可能像一首诗那样美的作品，可以用同样的创造精神对待它。
我明白了，我曾反射式地认为“有创造性的”、胜任的大提琴手（因为我把她与创造性的音乐、创造性的作曲家联系起来了）实际上只是很好地演奏了别人写好的曲子，她不过是喉舌，像一般的演员或“丑角式人物”一样。而优秀的细木工、园林工，或者裁缝，则可能是真正有创造力的。我应该在每一事例上做出个人的鉴定，因为几乎所有的角色和工作，都既可以有创造性，又可以没有创造性。
换句话说，我学会了把“创造性的”这个词（以及“美的”这个词）不仅运用到产品上，而且以性格学的方式，也运用到人、活动、过程和态度上，而不再只用于标准的和普遍认可的诗、理论、小说、实验和绘画上。
我认为，很有必要把“特殊天才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区分开来。后者更多的是由人格造成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显露出来，例如，以某种念头表现出来。这种创造性，看来好象是创造性地做任何事情的一种倾向，如管理家务、从事教育等等。似乎通常是这样的：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的本质方面是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就像寓言中那个孩子能看见国王没穿衣服那样（这与创造力即产品的思想太抵触了）。这样的人能看见新颖的、未加工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正如能看到一般的、抽象的、成规的、范畴化的东西一样。因而，他们更为经常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用词表述的概念、抽象、预期、信仰和公式化的世界中，而很多人却常常把这两个世界混淆起来。罗杰斯的“对体验虚怀若谷”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的所有研究对象比普通人相对而言更自发，更倾向于表现。他们的行为是更“自然”而较少控制和压抑的，似乎是自如而自由地流露出来的，较少阻碍和自寻烦恼。这种无抑制地和不怕嘲笑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冲动的能力，是自我实现者在创造方面的本质体现。罗杰斯在描绘健康的这个方面时恰当地运用了“充分发挥作用的人”。
另一个观察结论是，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在许多方面很像单纯幸福的、无忧无虑的、儿童般的创造性。它是自发的、轻松的、天真的、自如的，是一种摆脱了陈规和陋习的自由，而且看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天真的”自由感知和“天真的”、无抑制的自发性和表现性组成的。几乎所有儿童都能自由地感知，他们没有那里可能有什么、什么东西应该在那里、那里总是有什么等等的先验预期。他们一旦受到鼓舞，并不需要预先规划和设计意图，都能创作一支歌、一首诗、一个舞蹈、一幅画、一种游戏或比赛。
我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创造性，正是在这种孩子般天真的意义之上的。或者，为了避免误解，因为我的研究对象毕竟不是孩子了（他们都是五十多或六十多岁的人了），请允许我这样说，他们至少在两个主要的方面或者保留了、或者恢复了孩子般的天真。也就是说，他们是非类化的或对经验是尊重的，而且他们是自发的，倾向于表现的。如果说，儿童是天真的，那么，我的被试者则是达到了“第二次天真”，正如桑塔亚纳的说法那样。他们的天真感知和表现是和老练联系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好象我们是在讨论人天生的、普遍的潜能，是人性中固有的基本特性。这些固有的基本特性，由于人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就被掩盖或被抑制而大多丧失了。
我的研究对象在另一种特性上也使创造性更有出现的可能。自我实现的人比较不怕未知的、神秘的、使人不好理解的东西，而且通常是主动地进攻，从中挑选出难题然后全神贯注地思考它。不妨援引一段我对此的描述：“他们并不忽视未知的东西，不否认它或躲避它，也不力求掩饰仿佛已经了解它，他们也不过早地组织它、分割它或对它分类，他们并不依赖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探索，也不强求确定、保险、明确和有条理。正如我们在哥尔德斯坦的脑损伤者、或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那里所看到的异常形态那样，当整个客观情境有这种要求时，自我实现的人们可能安于无秩序的、粗犷的、混乱的、混沌的、疑问的、动摇的、模糊的、近似的、宽容的、偏差的状态；在科学、艺术以及一般生活中的特定时刻，所有这一切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因此，疑问、不明确性、不肯定性，以及作为结果的搁置的必要性就发生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很苦恼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愉快的激励性的挑战，是他们生活中的高潮，而不是低潮。
我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对于二歧式的解决在我多年的观察中一直困扰着我，但他终于有了些眉目。简单地说，我发现有许多对立和极端性，我们都应该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不能像心理学家惯常认为的那样，是直线理所当然的延伸。例如以困扰过我们的第一个二歧式为例，我就不能确定我的研究对象究竟是自私的还是不自私的（我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境地，这一个越多，另一个就越少，这就是我提出这种问题暗含的意思）。我迫于事实的绝对压力，不得不放弃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
从一种意义上说，我的实验对象是很自私的；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是很不自私的。二者溶合在一起，似乎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在一个合理的、动力的统一体或合成物中，这很像弗洛姆在他有关健康利己的著名论文中所描述过的东西。我的实验对象就是运用这种方式将对立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的。
因此，我认识到，把利己和利他看成是矛盾的和完全排斥的，这本身就是人格发展水平低下的特征。同样，在我的实验对象身上，许多其他的二歧式也都转化为统一体了。认知和意动的对立（心对脑，希望对事实）变成了有意动结构的认知，像直觉和推理一样得出相同的结论。责任、义务变成了乐事，乐事和义务合为一体。工作和玩乐的差距也缩小了。当利他主义成了令人愉快的利己的事情时，利己的享乐主义怎么能够与利他主义对抗呢？所有这些最成熟的人，也就是具有最强烈的孩子气或天真的人，总是被描绘为具有最强烈的自我和最明确的个性的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可能易于没有自我、超越自我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人。
能把不协调一致的、彼此互不相容的各种颜色和形式，融入一幅整体的画面中，这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伟大的理论家所做的事情，他们把迷惑人的、不一致的事实放在一起，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出它们实际上是统一的。对于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治疗学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父母以及伟大的发明家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全都是综合者、都能够把分离的、甚至对立的东西纳入一个统一体中。
我们所讲的整合能力，是人体内部的反复整合能力，也是将他目前所做的一切整合起来的能力。如果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人的内部整合能力，那么它就成为建设性的、综合的、统一的、整合的创造性了。
我想，如果要找出这种情况的根源，可能要归结于我的实验对象的勇敢品质。他们显然较少对文化有顺应态度，他们不太害怕别人会说什么，会要求什么，会笑话什么。他们不太需要依赖他人，因而也较少受他人控制，他们不太怕他人，也不大敌视他人。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自我实现的人不畏惧自己的内部世界，不怕自己的冲动、情绪和思想。他们比普通人更能接受自我。这种对自己的本性的赞同和认可，使他们更有可能敢于察觉世界的真正性质，也使得他们的行为更有自发性（较少控制、压抑，较少规划、设计）。他们不太怕自己的思想，即使这些思想是古怪的、糊涂的或疯狂的，他们也不惧怕。他们不怕被笑话，不怕被反对。他们能让他们的自我得到真情流露。相反，普通人和神经症患者积极地防御畏惧，他们的自我大多留在墙内。他们控制、抑制、压制、镇压他们的自我。他们非难自己的深邃自我，并且预期他人也这样做。
其实我所说的自我认可包含的意思就是我的实验对象的创造力仿佛是他们的更大整体和整合的副现象。普通人身上的那种固有的底蕴力量和防御控制力量之间的内战，看来在我的研究对象身上已经解决了，他们较少陷于分裂状态。对于享受和创造的目的来说，他们的自我大多也是有效的，他们用于保护和反对他们的自我的时间和精力也较少。
能支持并丰富着这些结论的是我们关于高峰体验的认识。这些高峰体验也是整合过的和整合着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与感知世界上的整合是同型性的。在这种高峰体验中，我们发现体验的坦率性增强了，自发性和表现性也增进了。同样，由于人的内部这种整合的一个方面是承认我们的深邃自我及其价值，这些深蕴的创造力就变得更有效用了。创造并非天生的
美国最成功的广告人之一S.肯尼迪说：“近20年来，我作专业演讲师，每年都可以获得几万美元的回报。但我小时候却结巴得厉害，我很害羞（其实到现在还是，我不善于与他人相处）。当我刚开始演讲时，我浑身不对劲，极不舒服。我早期录制的演讲磁带，有的声音十分糟糕，如果现在能在市场上发现的话，我都把它们买回来。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靠写书维持生计。我出版过6本书。我自己出版的书籍、使用手册、课程等等，远销世界各地，每年赚钱超过百万元。每年大概有成千上万的人平均掏出199元订我的刊物。可是我还记得，当年我在学校里的写作成绩得的却是C，新闻学成绩是B。我在中学时，语文老师都建议我将来做个管道工人，后来也有人给过我类似的建议。我大概只能同意到这种地步，即我真地很怀疑我有写作的天赋，可是我绝对可以靠写作赚点儿钱。我想，所谓的‘天赋’这种想法和问题根本不相关，才华究竟是遗传得来的还是后天培养而成的，这一问题的争论也不相干。倒不一定是无稽之谈啦，只是不相关而已。如果你受限在某一领域中，如果你真的没有天赋，只要你肯干，还是有补救的机会。如果你很想在某个领域出人头地，又恰巧在该领域具有‘天赋’，那就太值得可喜可贺了。不管你身处哪种情况，你决心要做的事情，十有八九都能实现。”
难道有“天生的营销员”吗？还是有人天生就当不了营销员？如果你留意一下报纸上的出生启事，看到的都是许许多多的男婴、女婴出生的消息，绝对看不到什么“小营销员”出生的消息。齐格·齐格勒曾说，他在密西西比州亚素市出生时，当年的启事写的是“一位营销员诞生”，这是令人怀疑的，齐格勒虽然可称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名的营销员之一，但在他光辉事业的背后，也有着鲜为人知的真相——他早年曾一败涂地，一事无成。
很多人固执地相信，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天生就是这块料，一生下来就注定将来要吃这碗饭的。因此，他们的这种观点严重束缚了自己的选择，不知失去了多少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当然，世上真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漂亮，注定成为照相机的宠儿，因而当了成功的模特儿或男女演员。相反的是，传奇歌手托尼·本尼特曾经严重怯场，而不得不努力克服这一弱点。不过，也有人显然生来就要吃演艺圈的饭。有人生来具有运动天赋，比如迈克尔·乔丹及艾密特·史密斯。然而，就连我们心目中的“天生赢家”其实也不全是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数量太少、太罕见、太不合常理了。第二，他们也要勤奋工作，并努力运用天赋，把天赋变为优势。
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卓越，看起来轻松自如，但他们绝对不是天生就做得到的。
如果你很想做某件事，却有人告诉你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你不一定要信以为真。你不妨放开手脚去拼一把。你不去亲自试一试，怎么能知道你具备哪方面的天赋呢？
你过去对自己天赋及能力的看法，你过去发挥或缺乏天赋及能力的经验，别人对你的天赋及能力的意见等等过去的一切，都可能影响你的前途，你不应该任由这一切主宰你，你应该自己把握、决定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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