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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显章,曹莉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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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人生试读：

总序

由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推进的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已走过了十年的路程，各高校采取了多种形式与途径，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开展专题讲座便是一种有益的做法。继成功开设中国与世界优秀文化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讲座之后，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校团委、教务处、校图书馆于2005年春季学期联合推出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基本上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有一个专题系列讲座，每个系列都出版一个集子。

为什么称“新人文讲座”呢？主要有两层寓意：

一是，系统、深入探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已有十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文化素质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认识上应当有新的提高、新的深入。

从一所大学来看，应当从大学的历史文化使命和大学文化特别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待和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当前，大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努力发挥好文化融合的功能。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断精细化，加上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对人们的普遍影响，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分野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分离与论争，影响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影响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1948年，建筑大师梁思成教授曾在清华大学做过“半个人的时代”的演讲，呼吁大学教育中的文理结合。

1959年，英国具有作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C.P.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有关“两种文化”的讲演，指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隔阂、互不理解的状态及其危险性;1963年，他在《再看两种文化》一文中呼吁建设一种能沟通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第三种文化”。关于两种文化和第三种文化的话题所引发的讨论延续至今，尽管一些教育工作者不断为沟通这两种文化做出过努力，斯诺所期望的局面始终未能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罗伯特·卢普瑞特在《四十年后：回顾C.P.斯诺的“两种文化”》一文中指出的，尽管斯诺的观点是对的，但是，由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如此惊人，以致将人文世界完全置于阴影之中，而且这一势头越来越强劲，越发使人文处于守势”。表现在管理工作者以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上就是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因而“情形往斯诺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哲学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妨碍了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的相互尊重、宽容与接近，影响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实际上，这种哲学观也影响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近期以来，党与国家领导集体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同等重要性，明确了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以至和谐世界的科学发展观，为推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融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哲学基础和外部环境。作为最高文化殿堂的高等学校，应当充分发挥文化融合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引领先进文化前进的历史使命。为此，大学将面临着重大的文化自觉的任务，这也正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历史使命。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重要的目的在于提高师生的文化素质，包括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良好的为人治学的态度与科学的思维方法，最终使大学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得到提高，并由此而影响整个社会。大学文化，特别是大学精神文化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进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二是，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文化素质教育在实施的方法内容上应当有新的探索、新的开拓。目前，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正在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开展大学文化的研究，以期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为提升大学的文化自觉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第二件事情是组织编写“清华新人文丛书”，这套丛书的立意体现了我们对于未来大学文化的基本思考与判断，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探讨与体现。丛书分为三个系列：①科学与人文的会通;②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对话;③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不难看出，这里的所谓“新人文”是一种能够与科学文化和不同文化对话、渗透、会通的人文文化，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广义的“第三种文化”。

第三件事情是协助学校教务处完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与课程建设，在强化人文教育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文化的会通。

第四件事情便是与校团委、教务处、校图书馆联手组织好“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这个讲座从探讨大学理念与大学精神出发，以推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为主要宗旨。

文化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受教育者自己的事情。未来学家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提道：“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同他自己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难题当然要依靠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转变与教育方法的改革，但是，对于学习的主体来说，那只是外部条件，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我们期望每个“受教育者”能够高瞻远瞩，主动利用学校以至社会提供的各种学习条件，进行有效的自我教育。我们希望这个“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演讲集能使读者“开卷有益”。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清华大学国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顾问 胡显章

也谈学术与生活价值的选择(代序)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关于“人生的境界”和《新原人》关于“境界”的论述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说：“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毋庸讳言，当代中国人包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大多是在功利境界谋求生存之道，这其中虽然有不少人能够守住学术和人生的价值水准和道德底线，但大多数人距离达到真正的天地境界，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写道：“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用“充满劳绩”来形容和描述当下热闹喧嚣的中国大学和学界可谓恰如其分。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却仿佛是另一个久远年代的童话。学者教授们不分年龄和性别整日里左冲右突，为学术奔忙，为学术所困，为学术所累已成为众所周知、人人自危的现实。在当代生活各种熙熙攘攘的诱惑面前，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和生活道路成为众多学者及其弟子们所面临的人生问题。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成为当代众多学者可遇而不可求的稀罕境界。劳燕分飞之时，还有人在乎寻求一种更有诗意、更有价值的生活么？

从第一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雷颐)开始，众学者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度对“哲学与人生”的命题做出探究和回答。他们并没有直接论及哲学的基本原则或对其进行反思乃至重建，而是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经验讨论学术和人生价值的选择。如果将哲学定位在一个人对生活的基本看法，例如，一个人的“人生哲学”或“智慧之学”，那么，本辑字里行间所力透的关于学术和人生的思考未尝不是一代知识分子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其学术与生活价值的选择在理想与现实、阳光与阴影、昨天和今天的交织与变化中折射出缤纷炫目的光影。学术理想也好，人生追求也罢，二者无不相互映衬，水乳交融，直至合二为一，所谓为人即为学是也。

有自己的专业，但又不为专业所囿，进而超越自己的专业，去关心身边的问题，才能被尊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雷颐以张申府、闻一多为例，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中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广义地理解哲学、理解学术，追求具有道德理想的学问，生活将会因此而更有意义，是刘兵在“学术与生活价值的选择”中，通过回顾坦纳里、萨顿等科学史家毕生的追求与选择，给当代学者和学子的忠告。而何兆武先生的生活境界正如主持人徐葆耕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把自己的兴趣放在很高的地位，很有意识地保卫自己的学术兴趣。不为我们现在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所诱惑，来改变自己的兴趣。”何先生的淡泊名利、潜心学问使他能够成为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一代大家。“历史是一曲诗与真的交响曲”听上去有些后现代的韵味，但却反映了他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深刻洞察;对于中学、西学和现代化，何先生曾多次指出“近(现)代化毕竟是一切民族的共同道路，其间没有中西之异，只有古今之别”，一句话便捋顺了中西之争的百年纠结。张国刚教授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演讲“盛世的忧患——唐玄宗的道路”与何先生的演讲不期而遇，恰好形成对后者历史观的诠释与例证。正是由于“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历史是人创造的，因此人不但需要对历史负责，还需要以史为鉴。随着现代化速度的加快，随着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诉求与挑战，读史、读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潮流。读什么，怎么读亦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考与实践的重要问题。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是一位有自觉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他在演讲中，从“于丹现象”讲起，呼吁警惕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倡导培养能够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表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批判精神。尽管听众对“于丹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和提醒——哪怕有些意见和提醒会很疼、很尖锐——对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仍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人的一生当然要做一番事业，人生还应该有一点诗意”，是叶朗对“哲学与人生”命题的回应。他认为，人生不等于事业，除了事业之外，人生还应该有审美的层面，审美的人生就是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从叶朗开始，演讲不知不觉进入艺术与人生的话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包林以“学院与当代艺术”为题专门论及学院教育和当代艺术，他告诫我们，当代艺术家首先是具有社会责任和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作坊中的单一画匠;当时代的判断标准和选择的可能性变得多元和复杂的时候，如何选择、如何介入是当代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新课题。碰巧的是，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李欧梵这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对这个课题交出了别具一格的答卷。他对音乐的喜爱和研究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超越自己的专业，“不务正业”，跨学科地进行人文学研究的典型范例。“音乐与人生”讲的虽然是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但却证明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并应该对学术和人生做出自觉的选择。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李欧梵进入音乐的方式很特别。他从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等讲到文学家托玛斯·曼、普鲁斯特，再讲到文艺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阿多诺、萨伊德等等，一路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将艺术、理论、文学各种修养组织到他人生的感觉里面去”，讲出了“一个西方式的文人的感受”(主持人汪晖语)。与李欧梵一样，颜海平也是一个旅美多年、很有学术建树且见多识广的人文学者。她从文学开始，聚焦戏剧、影视、舞蹈等视觉艺术，最后归至人文。这几年，她为推进新人文理念和跨文化研究而奔波于海峡两岸，努力在全球化的学术交往中，向世界讲出中华文化自己的故事，寻求跨文明价值认同的多样可能。

在“哲学与人生”命题的启发下，“学术”、“人生”、“价值”、“选择”成为本演讲集出现最多的语汇。九位当代著名人文学者及其他们在演讲中所提到和论及的人文大家都有自己终生挚爱的专业，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受自己专业的束缚和羁绊而举步不前，而是从一个专业走向多个广阔和丰富的社会与人生。他们的学术和人生选择是对当今高度分工、高度专业化的生活方式的自觉抵制和反抗，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示范意义。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心仪和把玩的琴棋书画文史哲不分家、西方人文学者所热衷和推崇的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和自觉批判都在他们身上和他们的演讲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和深刻的再现。

如果“哲学是一种与信息和博学完全相反的东西”(加塞特语)，那么，真正的学术就不是一篇篇自说自画、引证俱在、注释和参考书目齐全却言之无物，思想缺失的论文;而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拥有一个富有诗意的人生，的确绕不过经历一个个不断思考、不断突围、不断进行价值选择的过程。

本系列演讲得到包括演讲人和主持人在内的很多学者和同事的支持与帮助。经过斟酌，现以《学术与人生》为书名出版。这里需要特别向徐葆耕、李树勤、唐少杰、汪晖、肖鹰、程薇、孙萌等老师和负责录音整理的袁橘红、王渠等同学，郑重地道一声“谢谢”！曹莉2010年12月29日写于荷清苑

第一讲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时间：2007年3月21日，星期三，晚7：15～9：00

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主持人：唐少杰有自己的专业，不依附于某个集团，同时关心社会，他的关心超出了自己的专业，对社会问题有普遍关注，一般来说这种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如果一个有专业的人只是为了挣钱，就不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超越了自己的专业，而且有独立的精神，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取静集》、《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主持人的话

今天，我们十分高兴也是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来给大家做讲座。这个题目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我们非常高兴的是，雷颐先生给我们讲的是清华大学的两个校友，或者说师长，张申府先生和闻一多先生。所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想这次讲座不但对我们在座的同学们思考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有重大帮助，而且对清华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建设也会有所启示。下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雷颐先生给我们开讲。

演讲全文

大家晚上好。我非常荣幸能到清华大学来演讲。因为大家都说清华大学是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全国的英才相当一部分都集中在清华大学。能到这里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主办方跟我联系，希望我演讲，我不知道具体讲什么题目。我列了几个题目。结果他们就几乎没有选择地说：就讲这个，讲张申府和闻一多，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清华的校友，都在我们清华当过教师。我估计，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闻一多，但是知道张申府的人很少。张申府也是很有意义的人，要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我就是想通过对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分析，来探讨和透视现代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很复杂的状况下的选择和命运。以他们两人为中心作为透视点。

我们经常谈到知识分子。什么算知识分子？按我们的定义来说，知识分子是随着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而不断变化的。从前知识分子很少，中学生大概就可以定义为知识分子。在有些偏远地方，在几十年前，有些地方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都不多，他们也算知识分子。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是另外一个定义。我们知道，中国古时候没有这个词，我们叫做“读书人”或者叫“士”，知识分子的词是从外国来的。从外国来说，“知识分子”这个词产生也很晚，究竟怎么产生的，也有争论。这里有两种说法。一般人倾向于1898年初法国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一个犹太军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罚。当时法国有些东西泄露出去，法国政府在抓间谍，认为德雷弗斯是间谍，实际上证据不足。只是因为德雷弗斯是犹太人，才认为他有可能是叛国者。法国大作家左拉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信《我控诉》。后来这封信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一大批人主张为德雷弗斯平反，有些专业人士对社会上的事情发表分析、赞扬、批评、抨击，他们都跟着左拉一起为德雷弗斯案件鸣不平。后来人们把这群人称为知识分子。还有一种说法是，俄国一批作家和一批医生、律师对沙皇制度进行了长期抨击，对这批人也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究竟从哪里来没有最后定论。但大致而言，是这两个方面。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有专业知识。在一般意义上，并不是说教授、律师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业，不依附于某个集团，同时关心社会，他的关心超出了自己的专业，对社会问题有普遍关注，一般来说这种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如果一个有专业的人只是为了挣钱，就不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超越了自己的专业，而且有独立的精神，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知识分子和传统社会的“士”有一定的类似，“士”也要关心社会。但是毕竟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不是现代知识分子。因为士的主要出路还是走入仕途，做官。士依附于科举制度，从体制角度看，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部分。不像19世纪西方的，是独立的、体制外的。我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我可以做独立的批评，中国的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读书人，捍卫道统。我们今天讲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要讲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了。

中国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下级总要依附上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不论你是大臣还是平民，都是属于皇帝的。不是独立的人，也就不可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独立的人格，个人权利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严重匮乏或者说很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西方用枪炮使中国很屈辱地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大机器生产，慢慢发现要有一批搞工程技术的人才。从前的士根本不屑于读这些东西，就是读孔孟之道走科举功名的道路。逐渐由洋务派办的学校，产生了一批现代的读书人，开始学数理化，这些是传统读书人不愿意做的。律师现在的地位比较高，大家都愿意做，中国传统社会把靠打官司吃饭的人叫做讼棍，地位很低下。像大家学理工的，在100多年前是很被瞧不起的。当时认为是奇技淫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都是旁门左道，只有读孔孟走科举道路，才是正统。但是毕竟社会需要这批人，后来又派留学生去外国留学，社会结构开始变化。有了独立的读书人、知识人的阶层。有的在洋务派办的企业里面做技术人员。他们有新的知识、新的观念。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戊戌维新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开始。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面对中国数千年的皇权无限，中国皇权非常大，他们主张对皇权进行限制。他们在理论上重新解说君权和民权。他们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教结合在一起，君权越来越大，民权越来越小。他们最开始提出群的概念，实际上是现在称的社会。他们最开始用“群”来翻译“社会”这个词。中国古时候也有群的概念。但在维新派的阐释中，他们说的群是和皇权、国家政府相对立的，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中国传统以君主讲究的是独裁统治。从前是独术，只有君主一个人，现在应该是群的统治。民主是公共精神。他们从西方国家的强大推导出来，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就在于对皇权的限制，在于公共的扩展。他们主张用群来取代独裁。这样就群的概念发生出来政治民主、公民政治参与的观念。他们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开始学习西方知识。在这之前，对西方科学知识是采取鄙视态度的。没有办法走传统功名的道路，才学数理化、法律等等。在戊戌维新时期，这批知识分子对这些特别感兴趣，他们组成一些学会，如数学会、化学会、物理学会、法学会，他们组织契约性的社团，自己参加、自己退出，独立的社团。维新派康有为成立了强学会。这些过去的士大夫阶层开始组成了上百个现代意义的社团。他们开启了民间办报、以报纸论政治的现象。他们以新的身份来参与政治。从前士大夫要参与政治，主要是给皇帝或者统治者写建议。他们现在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政见，直接诉诸公众。这就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味了。所以从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转型中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维新运动失败了，促使维新派反思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在旧制度后面是有一种文化的支持。他们又开始想，为什么制度改革失败了？当时老百姓对这个事情并不关心，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老百姓看热闹的居多。他们就觉得，看来中国国民性启蒙很重要，要跟文化的改造连在一起。他们强调改造国民性，要造就现代意义的公民。中国老百姓当臣民当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应该有公民的责任。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提出用“公民”的概念来取代“臣民”。现在的公民观念与传统的臣民观念发生严重的冲突。

刚才讲到，在中国这个漫长的旧式结构中，形成了一套系统严密、以儒学的忠孝为支柱的意识形态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人，都是“三纲”中的一个位置。维新派包括后来的革命派，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首先要有独立的个人。梁启超写了很多文章。说“今天我们谈独立，首先谈的是个人的独立，有个人的独立，才有全体的独立，才有国家不受欺负的独立”。他说，西方国家的强大，我们开始认为船坚炮利，后来发现是政治制度，其实政治制度后面是个人权利。中国从来不强调个人独立。维新派开始特别强调个人权利，个人权利的集合是集体的权利。只有个人有权利，才会有责任，才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发自内心的爱。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关系到个人权利是否受损。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新青年》主张个性解放，高一涵、陈独秀他们写文章，从国家的目的、国家是为什么，国家是为了个人，为了保护公民才存在的。当国家不能保护公民的时候，就证明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存在的资格了。五四时期，他们提出要造就新的人格。我们讲到很多历史现象，是一个演变的过程。知识分子从戊戌维新开始到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正式产生。

讲到五四，就讲到了在中国五四运动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张申府。每次我提到张申府，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他弟弟的人很多，张岱年，是北大哲学系的，他弟弟其实是他带出来的。了解张申府的思想和命运是很有趣的。他出生于1893年，跟毛泽东是同一年，“申府”是他的字。他的名叫张松年，是河北献县人，父亲是清末进士。张申府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他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好几年间，他在数学和哲学间摇摆不定。他变来变去，一会儿觉得数学有意思，天天钻研数学;一会儿又觉得哲学有意思，天天钻研哲学。1917年毕业，他留在北大数学系任教，后来又把更多精力用于哲学。这种文理兼修的背景，对于他以后的学术和思想影响很大。这时候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发动的时候。他身处其间，开始探讨哲学、政治、社会和人生。不久他成为《新青年》经常的撰稿人之一，后来他又担任《新青年》的编委，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活动。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搞新潮社，张申府已经是老师了，写了一系列文章。大家知道，英国很有名的哲学家叫罗素，罗素是张申府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罗素这个译名，也是张申府第一个用的。他学数学，喜欢数理逻辑、分析哲学，觉得很对他的胃口，能把数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他介绍了很多西方思想家。他很骄傲地说：“现在的很多新的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进来的，这些名字都是我第一个翻译的。”比如说罗素，还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是他介绍进来的。他说，就凭这一点，他自己感到很荣幸。这时候，他和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很密切，尤其他在北大时，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协助李大钊管图书馆，张申府是教数学的，他管得很严格。比如说图书馆里有很多工作人员抄卡片，其中有个南方的临时工抄得龙飞凤舞。图书馆的卡片要求工工整整，张申府一看就说：不行，重抄！又抄一遍，还是这样。于是又重抄。这个人是谁，当时没有人在意，后来知道这个人是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会知道？一种事情总会被夸大。越来越夸大，后来就成了一种传说。说毛泽东抄卡片，张申府气得打了毛泽东。这个传说很广，我就去问了一些人。有人对他父亲说：绝对不可能，最多是生气让他重抄。要他回忆起几十年前，那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成名，一个老师怎么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能回忆起来吗？如果说今后这个人是伟人，现在恐怕就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他知道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最多有可能把卡片扔回去让重抄。卡片一甩，没准哪张卡片到了当年毛主席的身上了。最多是这样，不能肯定，但起码有过这么一次。

他和李大钊在1918年一同创办了《每周评论》，他也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之一。五四运动兴起后，他到天津指导南开大学觉悟社，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当时是学生。张申府以老师身份指导一些工作，给他们讲一些思想和启蒙。1920年，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三个人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建党人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后又发展了其他人。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大家知道最早建党的人叫“南陈北李”。张申府经常奔走于上海和北京之间，进行沟通。他和李大钊首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把张国焘发展进来。最早的三个人中，他和李大钊更早一点。1920年末，遵照陈独秀指示，到巴黎发展共产党员。因为他曾经在南开大学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做过一些工作，他到了巴黎，经过一些谈话，介绍了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和周恩来一起成立了中共旅法小组，他是负责人。和周一起，把正在法国探索新路的朱德介绍进共产党。周恩来先认识朱德，别看他从前是旧军官，但是他一心在探讨中国发展的新的道路。周跟张申府介绍了朱德的情况，周恩来和他共同介绍了朱德。张申府把这两个人介绍进共产党，也可以知道，张申府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不应该被轻视的。1924年春，张申府回到广州，当时国共合作正在组建黄埔军校。他的外语很好，他给蒋介石担任翻译，蒋介石说黄埔军校缺一个政治部主任，他就推荐周恩来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为什么张申府后来被人忘掉了呢？因为他是一个文人，他有浓浓的文人气质，很浪漫，很随意。1925年初，他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新的党纲的时候，他和别人发生争执，很小的问题。现在都搞不清具体发生了什么，他的意见没有被吸纳。他参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物。觉得我可以参加也可以退出，他当场提出要退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赵世炎都做他的工作，反复劝说不要退党。他是文人气很浓的。他说：我信仰这个，并不一定要在共产党内。他就退党了。他的文人气很足，对于铁的纪律认识不足。我跟你一致我就加入，我觉得哪点不一致我就退出。

退出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以翻译和写书为生。但是他没有成为不问世事的学者。始终坚持五四精神，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为科学和民主的传播而奋斗。后来因为他对罗素有研究，就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当老师。1935年，他在国难当头时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他是教数理逻辑的。他不仅仅是教课，还不断抨击时政，抨击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实际上“一二·九”运动，他是领导者之一。学生游行的时候，他在西单拐角路口的西餐厅，看着队伍。当时有个学生叫姚克广，后来的名字叫姚依林，实际上是他的学生，都是“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张申府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更方便站在前台。由于他在前台，被当时的国民党给抓起来了。后来因为他毕竟有威望，有社会关系，由冯玉祥保释出去。但是经过这个事件，他被清华大学解聘。此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重庆大后方宣传抗日，积极参加中国的民主运动。和共产党、周恩来关系挺好。当时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在重庆谈判，要民主。他也是当时宪政座谈会的，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发动宪政座谈会。张申府参加了座谈会。后来很多小党说我们要组建“中国民主同盟”，就是民盟。张申府又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他任中央常委兼华北总支负责人。他介绍罗素、罗曼·罗兰等，他文人气很足。参与政治是要民主、自由和法治，很受和平主义的影响。无论如何，暴力应该被谴责。1948年，这时候淮海战役打响，共产党人马上要取得全国性胜利。因为他始终是和平主义者，他在《观察》杂志上，呼吁停火。这个时候共产党马上要取得全国性胜利了，张申府你要我停火？实际上是帮了国民党的忙啊。民盟内部支持共产党的占主导地位，认为张申府的文章没有通过民盟的讨论，民盟就把他开除了。这时候共产党胜利在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申府被弄到北京图书馆当了资深馆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就是张申府的个人命运。他1978年被平反，1986年去世。后来我读了很多文史资料，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其中有赵俪生写的文章。赵俪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后来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回忆说：六几年，在北京琉璃厂看到一个老头，特别潦倒不堪的样子，夹了一包书，《麻衣相术》。再定睛一看，这不是当年我们的老师张申府先生吗？我看到这一点，我心里有点感叹。要是他在20年代管毛泽东的时候，会看相就好了！就知道这个年轻人以后会有大作为。他可惜看晚了，等到生命的末期才开始看相术。所以你们现在对所有人都不可轻视啊！看到这里，我想起我以前早就忘记的一句话。当时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个流氓头子叫杜月笙。杜月笙没有什么文化，是自己混出来的。别人都有点瞧不起他，觉得他字都不认几个，他有句话，“不识字没关系，不识人可不行”。他的成功就在于会用人，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总结出来的道理。

介绍完张申府的经历，我们再介绍一下他的思想。他是哲学系的老师，他的思想有个特点，要把求真和求善打通。他想打通罗素的分析哲学和辩证唯物论。在他的思想中科学是求真的，伦理学是求善的。这二者是相通的，是互相促进的。他的思想中，恰恰是科学规律，包括人类发展有科学规律，社会主义使他对科学的价值更加推崇。他认为科学和社会主义是相通的。在五四的先锋中，科学是很高的一个概念。宣传新文化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搞文学、历史的，真正学科学的不多。张申府就是为数不多的学科学的人之一。他想把数理逻辑和社会主义打通。数理逻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张申府对新知识吸取得很快，他马上介绍了数理逻辑。1914年他偶然读到罗素的一本书《我们的外界知识》，他被吸引了。后来他又在1927年读到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书，维特根斯坦是当代西方哲学中很重要的人物，张申府也马上把他介绍到中国。他把《逻辑哲学论》翻译成中文。结果因为那本书是德文写的，第一个外文本是英文本，第二个外文本就是张申府翻译的中文本。后来维特根斯坦在中国几乎被忘记了，80年代才又兴起了维特根斯坦热，这让人看到张申府的思想的前沿性。他也比较早介绍弗洛伊德。他一方面推崇罗素的哲学，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文人气很浓。看到二者的差异，但不认为二者有本质不同。他认为马克思和罗素可以互补。他对两人有很深的个人感情。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两种思想都跟19世纪的科学主义有关系。他有自己的体会。分析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有某种相通之处。解析是要根据科学的，反对承认有一种不变的本体，反对形而上的玄学;辩证唯物论也是一样的。解析的第一步功夫在言辞上，也要实事求是。唯物论也强调实事求是。这两者又有共通点。他反复强调互补。他的终身理想就是要把数理逻辑、分析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统一起来。现在看来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作。他是中国最早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他认为科学的求真和人类的求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他看到科学是器，器无善恶，需要价值观的引导。和五四的反传统不太一样。他说，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的“仁”的概念加以现代的解释和发挥。用“仁”来引导科学，同时用科学的新发展，充实仁的意义。他说，我们今天的主要问题就是把仁和科学、工业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是“仁”，罗素的分析哲学是一种“真”，他认为真和善是可以统一的。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违背了善，他是这样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青年》出过一个罗素专号，主要是他写文章介绍。现在看来，他对罗素的理解可能是不对，也可能是有意识误读。罗素是和平的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但他介绍的罗素是“光明磊落的根本改造论者”，已完全成了世界改造的指导者，罢工工人很多都去找罗素。实际上罗素主张行会社会主义。罗素更主张渐进的改革。而不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张申府想把罗素作为这个体系的人。罗素也谈到弗洛伊德的占有的冲动。他个人的社会思想中，1922年在巴黎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时候，比较多的注意到社会的因素。他主张根本的是要社会革命，跟他的组建共产党有一种内在联系。他说罗素主张“劳农革命”，我现在没有查出来，罗素哪里主张工农革命。中国的翻译和介绍往往带有自己的主观意图。严复翻译《天演论》就有自己的主观色彩。稍微讲点题外话，《天演论》是想强调进化论是一种道德的理论，但是严复把它解释成弱肉强食的理论。说中国现在如果再不奋斗，就要灭亡了。我觉得张申府对于罗素的思想，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态度。

我再分析他退党。他对罗素的个人主义很赞赏。他说罗素最重视个人，个人自由、小团体自治，哲学上强调原子论。张申府的思想中个人和集体的矛盾，他始终没有解脱。甚至这个矛盾十分尖锐。他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解决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少与多的关系。如果过于照顾社会，一个国家过于强调集体利益，就会妨碍个人权利和利益。完全强调个人利益，又会妨碍社会。这从抽象来说，是对的，但是具体怎么摆好关系却是很复杂。他思想中很矛盾，对马克思主义很向往，对个人自由又很珍视，觉得是不容侵犯的。他的思想中一直有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多近代思想家中都有。他写了很多东西，如果要概括他的思想，就是仁与科学的统一。他想打通道德上的仁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这是他的努力。

提到闻一多，大家一定都很清楚。他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其实他在很长时间内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恐怕大家都不太了解这个方面。闻一多开始是一个狂放的诗人，后来是民主斗士，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1912年13岁从湖北富裕人家考上清华学校，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留学到美国专攻美术。他在科学知识、文艺观念方面，很受美国思想的影响。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他基本上沉浸在文学艺术中，对政治只是偶然有所涉及。他学美术，写了很多诗歌。后来蔡元培呼吁以美育代宗教。闻一多搞美学，他写了《缪斯宣言》。“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的境域发展”，美就是生命的质的一种延续。当时正在兴起白话文运动。闻一多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和梁实秋等人创办了清华文学社。到美国后与清华同学创办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在美国还是怀念中国。1923年秋，出版了诗集《红烛》。1925年6月，闻一多回到中国。这时候北伐已经开始，很动荡。经过一番波折，和徐志摩利用《晨报》副刊，每周进行诗的探讨。他受了英国十四行诗的影响，被称为“格律派”。“格律派”可以说是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外两派是自由派和象征派。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这首诗，把音乐的美、绘画的美统统融入诗中。这时候闻一多完全是一个艺术家。很不关心政治。连徐志摩也承认自己的诗歌创作受到闻一多的影响。他说：“这五六年来，我们这些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我写诗是比较奔放的，而闻一多讲究写诗要有控制，有格律。”徐志摩说：“看到闻一多作品，才明白自己太猖狂了，才意识到自己的野性。”这时候，他完全沉浸在艺术的象牙塔之中。奉系军阀攻占北京，张作霖枪毙了报人邵飘萍，迫害文化人。闻一多回到家乡，但是当时湖北也不平静。湖北是北伐的重要战场。他属于艺术家，对政治没有更多兴趣。在上海的政治大学谋一个教职，反对国民党，反对北伐。北伐军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不久之后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闻一多从1925年回国以后就不停地看到屠杀，觉得很残忍。时局没有平静过一天。这时候，他写了很多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写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这些诗不像以前的格律诗那么讲究格律，都充满了愤怒之情。现实面前，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现实，对政治很消沉，走了传统的路子，不写诗了，躲进书斋研究故纸堆，搞考据去了。尽量不看现实。他之所以能在清华当老师，就是因为这些方面。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也不是培养诗人，是培养学问家。

闻一多先后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他从浪漫诗人变成了很冷静很严谨的学者。将奔腾喷薄的诗情凝为冷静细密的考订，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向外”的宣泄改为“向内”的收敛。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的转变，而是人生道路的重大变化。直到1943年秋天，他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之前，他一直过着这种不问世事的学者的生活。抗战初期，他在云南还经常在小阁楼上不下来。有人开玩笑叫他为“何妨一下楼斋主人”。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古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闻一多从诗人转变成冷静的学者。王国维做学问，他是研究哲学的，最早是研究叔本华，后来也转入考据之学。陈独秀晚年也开始研究中国的古文字。章太炎，辛亥革命的时候写反满文章的同盟会的第一号写手，最后也转入古文字研究。这在清代有一种共性。闻一多的学生、著名“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突然不搞诗了，也转向古文字学，后来在我们社科院考古所很有名。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鲁迅在辛亥革命前有段时间办了《浙江潮》。辛亥革命后，鲁迅也有很长时间钻入了故纸堆。不知是刘半农还是钱玄同，动员他，要他写点文章，他才又写小说。每个人有具体的情况。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大致相同的背景。我觉得国学确实是传统文化的精粹。对于文化人、知识分子来说，国学有自己的吸引力。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候，国学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他们又对西学很了解。他们从小学国学，很早又到外国去留学，对中西两种方法都比较通。他们既有传统的根基，又有新学的创建，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更容易做出成就。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在这个痛苦之中，闻一多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我之所以念这封信，就是想说他是在寻找自己的安慰，而且还做出学术成果来了。同样，胡适在很多情况下多次举文学家歌德的例子。他总是称赞歌德：“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而且还有一个意义，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他们觉得研究国学从消极方面说是延续传统文化，从积极方面说是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创新。国学在躲避现实之外又可以给他们一种道德上的安慰。这种矛盾，从胡适和闻一多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来。胡适说：“我研究国学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捉妖打鬼，发现传统文化中不好的地方，改造传统文化。”刚才闻一多的那一番话，他是在1943年重新介入社会生活以后，又开始为民主、自由呐喊的时候，他对当年研究国学又有了另外的说法。他从故纸堆里爬出来，他对自己当年躲避现实这样解释：“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这个说法和当年有所不同。所以国学对知识分子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可以回避现实，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为了社会关怀。

我这里讲了闻一多的学术道路的转折。那么他的政治道路是怎么变化的呢？在中国近代兵荒马乱的环境下，要完全当个不问世事的学者是不可能的。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回国后，他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作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20世纪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也有几次学潮。每次学潮，他站在校方，坚决反对学生运动，主张开除学运的积极分子，这样学生把矛头指向他，甚至发表“驱闻宣言”，认为闻一多是准法西斯主义者。一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还与当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蒋介石虽然有种种不满，但是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政府这一边。大家知道罗隆基，后来是民盟的政治活动家，当年在清华和闻一多是好朋友。罗隆基是一个政治家，急于参加政治活动，对国民党进行猛烈地批判，争自由、民主、人权。闻一多非常不以为然，在1934年甚至当面义正词严地对罗说：“想博取名利，一种是正取，一种是逆取。正取就是想要当官，逆取就是表面上反对当局，实际上希望政府把你召去当官，你就是这种人。”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清华大学教授几乎一致反对，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都是很有名的教授，可见当时清华文科力量之强啊！他们起草了电报和宣言，《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愤怒谴责张学良。“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大家都应该谴责张学良。他们七个人是起草委员会的，执笔人就是朱自清。十几年后朱自清也是跟着共产党走了，宁可饿死，不食美粮。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他的私下感情跟国民政府是一个立场的，对共产党是反感的。抗日战争我们讲了，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教授在清华园的生活非常好，到了西南联大以后生活一下子就很困难了，他一家有八口人，他要制印章来养活自己。这就和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刺激。闻一多的变化也有很复杂的原因。他谈到自己的变化，可能大家不一定想得到。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开始发售，这本书中，蒋介石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不仅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他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界受到两大污染，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西方自由主义。他还认为，中国的复兴，要振兴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要统统摒弃掉。蒋介石说：“我认为中国的命运，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民族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最大的隐患。”一向向往民主和自由的闻一多是很难接受这个观点的。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他坚持五四精神。西安事变的时候，他们发表宣言，坚决支持领袖。闻一多在课堂上从来不谈政治，他在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到1943年《中国之命运》的出版给他很深的印象，他毕竟是一个诗人。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很多书对他有了很深的影响。闻一多说到底，他的气质里面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的转变特别彻底。1944年，共产党已经开始在西南联大这些知识分子中做统战工作了。这时候周恩来等人开始找原来的关系，发现清华大学历史系吴晗很颓废，生活很潦倒。他的妻子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没有联系了。他找到吴晗的妻子，又做通了吴晗的工作。吴晗变成了共产党的拥护者。又通过吴晗来做朱自清、闻一多的工作。闻一多在吴晗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表示将来一定加入共产党。后来他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活动，积极投入到民主的活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所受的教育。现在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严酷的政治现实已不容他收回那“门外底一只脚”。他在1946年7月15日勇敢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竟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共领导人发来唁电，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人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致电，揭露控诉这一暴行，请求联合国“立即派一个调查团来”，否则“中国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将面临暴力灭绝的威胁”。

闻一多的思想转变，是由于很多具体原因，大的背景就是生活贫困化，专制者的腐败，使普遍的知识分子都在1943年前后对国民党发生动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的湘桂大溃退，被日本人打得很惨。另外，他们的转变都有具体原因。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个就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然闻一多当年对罗隆基严厉批评国民党感到不满。实际上两个人的私人交情一直很好。罗对他一直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从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却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卷入政治。吴晗加入民盟后，遵照中共的指示多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细心“工作”和多次动员之下，闻一多也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大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在地下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会”的多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华岗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捕入狱，“文革”中更是备受磨难，于1972年病死在监狱里，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现在又出版了《华岗文集》。罗隆基在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于1965年在孤寂中病逝。大家恐怕都知道吴晗的事情，“文革”的开始就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吴晗和他的妻子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两人在1969年双双受迫害而死。吴晗有个小女儿精神失常而自杀，当时在1976年，只有22岁。

张申府和闻一多的命运说明，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剧烈动荡、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忘情于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又不能不关心社会、政治。所以总是在政治和学问之间左右为难、徘徊不已。在那个年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

问答录

主持人：感谢雷颐先生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雷颐先生祖籍是湖南，1956年出生。在“文革”结束后，是最早的大学生之一，就读于吉林大学。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雷颐先生的文笔非常勤奋。雷颐先生本来还想讲音乐家帕格尼尼和墨索里尼的关系。但是今天没有时间讲，以后我们再请雷颐先生给我们讲这个题目。有很多话题，知识分子的个案、典型，雷颐先生都可以讲得十分精彩，因为今天讲的毕竟是清华的两位校友、师长，所以我们选了这个题目。下面的时间请大家提问。

问：我想问您的心目中，中国当下知识分子他们看待前辈的命运，应该怎样反思历史，来面对自己的命运？

答：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残酷的，往往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这个年代给人提供多元化的选择。一个知识分子要有宽广的胸怀，应该超越自己的专业，还要有超越的眼光，要有公共的社会关怀。甚至他们的悲剧命运，我个人觉得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更加悲壮。

问：您刚才讲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的来回徘徊、取舍。中国古代也有“仕与隐”这样的徘徊、道家和儒家的取舍。这种现象是只有在现代中国才特别强烈，还是普遍现象？西方的知识分子怎么样？是不是也有在学术和政治之间徘徊？

答：中国传统的仕与隐和现代的知识分子不完全一样。有相通之处，但是有相当的不同。仕与隐更多的是当官还是不当官。现代知识分子是以独立身份，介入到公共关怀之中。他不是非要到体制内去当官。我觉得在一个和平环境中，这种选择冲突要小一些。外国在动荡不安的时候也有这种困境。德国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有这种选择，比如纳粹横行的时候，采取什么态度？在和平时期，法治、民主社会，这种选择没有那么悲壮或者悲惨。

问：您讲的张松年和闻一多，给我们今天的人生有什么启迪？

答：张松年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不可能完成的打通。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谓的人生都是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现代知识分子，除了要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也需要有更广的社会关怀。我之所以选择他们两个，有我本人的考虑，认为选择他们很有意义。搞历史研究养成的方法，是寓论断于叙事。白寿彝先生很推崇的，很多观点要在叙事中表现出来，和搞哲学的方法不太一样。

问：雷老师，我想问，您讲到国共，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在呼吁民主，但是在当下的政治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现在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政治体制了。我想问您的具体看法。

答：我觉得您刚才已经把结论说出来了。很多问题的症结都在于政治体制。或者说体制的公平、公开、民主和自由。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透明的时候，哪怕政府想做好事，也很难做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一些为了照顾低收入的人，做了很多经济适用房。可是现在住经济适用房的都是什么人？绝大多数都是生活水平不算很低的。看他们下面的车。天通苑的一个房号可以卖到13万元。本来是为了均贫富，现在反而让富人又拿了低价房，买了再出租。你一个相应制度产生以后，对于政治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做不到，一些好的政策未见得能够落实。我觉得现在要一步步推进各种制度的进步。要使民主与法制逐渐建立起来。我因为是搞历史的，我的思维方式就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大家都说高考有很多负面现象，确实这样。但现在我知道推荐的弊端更多。按照你的理想，推荐很好，当你没有公开、没有民主的时候，走后门的很多。大学自主招生的前提是大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现在大学是教育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到招生的时候，各种条子给大学领导很大压力。中国的大学校长本身都是官员，清华等22所大学的校长是副部级，其他都是局级。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大学自主招生呢？小学升中学，完全变成走后门，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就有很大权力。小学生去考试，凭一分两分就有好坏学校的差别，是很不好，废除考试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没有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现在大家觉得还不如考试。要交多少钱，走后门，交钱还交不上去。或者说考奥数、考钢琴等等，实际上小学生的包袱更重。一切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民主、法制和个人权利等。很多失地农民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对土地没有任何发言权。要通过这些一点点改善。比如，我觉得《物权法》的颁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一点点往前推进。

问：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您谈到闻一多和张申府的时候，我很注意听您谈到他们的气质方面，都有文人气质。您是否认为这种文人气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共通性？第二就是这种气质，可能导致他们的思想转变有一种彻底性和激烈性，那么是否导致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和他们的这种特征是有关联的？这种关联中间，如果我们思考当下知识分子，这是否应作为一种借鉴和参考？也就是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介入公共事务的时候，是否应有一种界限、一种把握？就是在专业知识领域和关注现实之间有一种平衡？

答：第一，我之所以选他们两个，是因为他们是最有代表性的，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最典型。整体而言，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是会一只脚在学术，一只脚在社会政治，这种紧张在他们两个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二，我想说，确实在我们现在的时代，确实理性更加重要。要有一种深层的理性，在专业的基础上，对外界进行理性分析。

问：假如那些知识分子活到现在，他们会怎么样做？还会坚持您刚才讲的这种东西吗？

答：历史学家要假设，总是很危险的。或者说很富有挑战性。但是人们往往喜欢做这种假设，前几年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是，假设鲁迅活到现在会怎么样。20世纪50年代有个叫罗稷南的老先生在上海和毛泽东吃饭，居然就问了：鲁迅要是活到现在会怎么样？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要不然就沉默，要不然就关进大牢。我觉得，倒不是说他一个人，经过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如果你和他们有所接触，你会知道他们的大致想法。现在的想法是认为当年就是为了争民主，现在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是民主与法制还没有建立的问题。这批人，不知道是别人给的封号，还是他们自己给的，叫做“两头真”。早年是真诚的，晚年到现在争取民主与法制也是真诚的。

问：有三个思想。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一种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还有一种共产主义思想。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怎么衡量这几种关系？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应该把这三者摆在什么位置？

答：民主与法治的框架应该为主，文化是在这个框架之上建立起来的东西。一种政治制度并不会使文化丧失。大家如果去过香港，就知道香港政治制度和大陆完全不一样，但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反而在香港影响很深。

问：比如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表面上也是那种国会，选举的形式，但是实际上受到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氛围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不能单说只要有制度就能够进步，制度还是需要文化作为根基，有人的思想作为根基。怎么能保证制度的建立和运作？

答：刚才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梁启超他们主张改变制度，后来老百姓就不支持，这背后是一种文化在起作用。“五四”为什么提出全面改造文化。我明白你刚才提出的想法。我还是想强调，这个构建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有现代公民观念、个人权利观念，这个是一个核心。对于法治、民主价值的尊重，应该成为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问：您好。您刚才讲到两个人物，主要涉及他们新中国成立前的事迹，我想问的涉及两位清华的学长，一位是外语系的许渊冲先生，一位是物理系的杨振宁先生，他们是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去了国外，杨振宁去了美国，许渊冲去了法国巴黎留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杨继续在美国从事研究，许渊冲在1950年回国，和他一起乘船回国的还有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吴冠中教授。他们回国以后在各种社会运动中都受到了挫折，对他们的学术道路也有很大的影响，您如何评价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

答：这种人生选择首先是根据他们个人的情况做出的选择，我作为外人不好评论。但我是搞历史的，是想搞一种分析。我觉得许渊冲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响应国内的号召，回来了，但是又历经坎坷。我曾经做过口述采访，一位曾经是外交部的官员，被打成右派，现在算是外交部的离休干部。他当年就在美国，他很重要的工作是在美国做那些留学生的工作，让他们回国，为新中国做贡献。他后来被打成右派。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心里唯一安慰的是，幸亏我也被打成右派，要是我没被打成右派，我动员回来那么多人都被打成右派了，我良心上过意不去。对你的问题，我只能这么回答。

主持人：这个题目是非常深刻，也是非常沉重的。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问题很多地方凝缩在知识分子身上。我是学哲学的，稍微说几句。就像科学哲学大家卡尔·波普所说的“20世纪的成就和20世纪的灾难，都是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这话可能说得过分了一点，但是我们稍微想想，从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与西方或者外国相比较，我们的苦难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度，为什么我们知识分子的苦难，没有造就与此相应的精神成就和反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俄国、法国，都有与之相匹配的精神反思的辉煌的成果，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前面讲的两位校友或者师长，也代表了我们的一个里程，实际上我们结合清华大学的发展，从雷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何在？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有外界的、硬件的、资源的等等，都是可量化的标准。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半个多世纪里，我们没有造就所谓的大师级人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我个人始终认为在于有世界一流的大师。我们发现，知识分子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和文化的问题，还有我们自身的问题。雷先生提出的问题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雷颐先生。

雷颐：我个人今天更想讲的题目是“帕格尼尼与墨索里尼”，唐老师说不不不，就讲这个。帕格尼尼大家可能不了解，他和墨索里尼的关系特别有趣，又有趣又复杂。那一群艺术家和法西斯的关系非常精彩，讲外国的事也可以放得更开一点。

第二讲 学术与生活价值的选择

时间：2007年4月4日，星期三，晚7：15～9：00

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主持人：曹莉我觉得广义地来理解哲学、理解学术，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人们目睹了科学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变得非常鲜明，这就是对于萨顿来说，科学史不仅仅是思想概念的考察鉴定，或不仅仅是事实的记录，而且还是一种道德教育的学问，它的对象是科学和科学的发展。但它传达给人们的信念却是人道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刘兵，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及综合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物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8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5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其他文章30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主持人的话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诸位能在周三的晚上抽时间参加新人文讲座系列之(五)的第二讲，这次，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所的刘兵教授。应该说，刘兵老师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2005年，他曾应邀作为《新人文讲座》首个系列“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演讲嘉宾，与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先生一起在这里做过一场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地称为“学术相声”的专题演讲，题目是“学术品位与两种文化”。那一次，两位专攻科学史的教授，用非常人文的眼界和格调为我们生动演绎了他们近几年对于学术品位的思考和见解。那么，我们从刘兵老师今天演讲的题目“学术与生活价值的选择”来推测，他今晚要与大家交流的应该是上次学术对话的延续，只不过刘兵教授将结合我们本系列讲座的主题，讲述历史上几位著名科学史家的经验，并以此来讨论学者对于学术、生活和价值的选择以及对我们可能会有的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兵教授。演讲全文

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谈另外一个话题。按照曹莉老师的说法，我们这个学期系列讲座的题目叫做“哲学与人生”。其实这个主题，也好谈，也不好谈。我要是跟别人说起要做这个讲座，总有点像励志讲座的意味。但是我确实觉得广义的来理解哲学、理解学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说上一次跟江晓原教授讲的更多的是现实的一些问题——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总是有很多问题。其实今天我讲的也跟现实有关，但更多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且在历史里头更多的反映的是一种价值、一种理想。题目在今天略有调整，原来我想讲几位科学家的故事，但今天我考虑到话题太集中，所以主要只讲一两位科学史家。

先做一个引子。我先介绍一篇文章，从这里可以引出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在研究生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们所都有一门“学术规范”之类的课程，我一般在那里会讲几个问题。我觉得在我们目前的状态下，对于理解“什么是学术”这件事，人文学院的李伯重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谈得很好。我还是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有人不完全同意，但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个话题还是针对当前我们学术界的状况而引发的。他的文章是《论学术与学术标准》。我们大家实际上都有一种感觉，即在今天我们的学术质量、学术理想的追求或者我们学术的标准出了一些问题。极端地讲，最近中科院或者其他一些地方出台了一些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管理办法，这个针对已经到了超过底线的问题。即使是没有超过底线，在一般的符合规范地做学术的时候，也还有问题。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好的学术，这也是一个问题。李老师这篇文章里也提到，现在我们的学术非常平庸，缺少精品。他引证说，有人统计，在过去25年里，研究历史，以宋史为例，发表了1.5万篇论文，而按照某些人的研究，这1.5万篇论文里头，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剩下的三分之二或者二分之一到底有多高的学术价值呢？这事也很难说。

这是举一个例子。其实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这里面是有问题的。这种做学术的问题，当然还涉及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激励因素，包括我们为什么而做学术的选择，甚至是一种人生选择。按照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说法，学术成果水平不高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建立起真正的学术标准，当然也就不会有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对的，但是这个也仅仅是一方面。我们今天宽泛地讲，好像我们做的许多事都是在做学术，其实如果按照欧洲的传统，不是按照《辞海》的通俗说法，而是比如说按《牛津高级词典》、《美国传统词典》或者等等说法，学术的概念是，“在欧洲传统里，是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的非实用性的探索”。这里面有这么多关键词和要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非实用性这一限定。非实用性，如果这么来界定学术的话，很多现在称为学术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归入“学术”这样一个传统的、狭义的、严格的理解里面，但是我也不是说，不能归入“学术”的东西就不一定都不好，或者都没有价值。很多实用的东西，有明确的应用指向的研究，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学术这个东西来理解，至少传统上有这么一种说法。按照这种说法，这种非实用性，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愿意做非实用性的研究？做学术研究，是要有很多付出的。那么，其价值在哪里？我自己也曾经有本书，讲过去的经历，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生活方式。”我觉得，作为学者，做学术实际上是意味着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表面上好像是非实用性的，实际上间接的学术意义和人生的意义以及对于社会的意义，仍然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付出也很多。

这里算是一个引言。后面我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去想、去讨论这样的价值如何体现，如何被选择。

因为要讲科学史家的故事，作为背景，我在这里也许需要先来回顾一下科学史这门学科。其实我在这里不想多讲科学史，因为这是一个很专业的研究领域，当然，科学史的东西也可以通俗，也可以很专业，真正专业的文章写出来，可能只有很少的人读。当然也有普及性的，也有非常文化的，大家都会感兴趣的作品，但是一般的人想到科学史，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也能叫一个学科吗？说实在的，现在人们往往对科学史一方面不了解，一方面有一些偏见。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们的研究所里有科学技术史的硕士学位点、科技哲学的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这几个点都可以做科学史研究。我们在招生的时候，会出一些考题，有一次考题里有涉及爱因斯坦的某个题目。后来据说，某些人，包括管理者——当然我只是听说，也许是传闻，大家姑妄听之——很不以为然，说这个题目连中学生都可以答。我同意。中学生可能听说过爱因斯坦，但是对于爱因斯坦的了解的程度到哪里？国际上甚至有人专门研究爱因斯坦，成为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当然这种现象可能有两种文化的因素。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文学院的一个作家老师在校园里走，碰到一个理工科教授，问他研究什么？他想把自己再提高一点，他说“我研究鲁迅”。好像依托一个大人物，别人就可以认可你。工科的老师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说鲁迅的书不都出了吗？还研究什么！所以说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对这个学科我们稍微做点说明。尽管我不直接讲学说和理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出，这件事作为一个典型，反映了那种非实用性的但有学术价值意味的研究领域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

科学，我们今天说得很多，从欧洲科学革命、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出现，早期萌芽的时候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它的早期形态。我们说古希腊是一个高峰期。伴随着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了科学史的研究，但是那个时候还只是萌芽、雏形阶段的科学史研究。真正到了近代科学革命以后，或者18世纪以后，对于科学的过去的认真研究才真正开始出现。一开始，是非常细致的、学科式的研究，比如说对物理学史、光学史、化学史、数学史等等专题的分科研究。那时候，更多的是一些职业科学家，在业余时间靠兴趣去做科学史。那时候，没有科学史这个专业。这个传统延续下来，到今天有很多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向。从我们学科标准来说，出现了综合性的科学史，不再把各门学科的历史单独来考虑，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里头又有很多代表性的人物。英国学者休厄尔、法国哲学家孔德，还有，可能这第三个名字大家看上去不那么眼熟，他就是法国科学史家保罗·坦纳里(Paul Tannery)。

我们的故事可以从坦纳里讲起。综合性科学史研究出现之后，科学史还是处于草创期，很艰难。任何一个学科在初期诞生的时候，都是面临很艰难的状况，有很多开创性工作要做。后来，科学史有了自己的独立标准，逐渐成为被人们所接受的学科，这就涉及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了。

我们先从坦纳里讲起。有人曾经给出这样一个评价。因为前面我们说了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大致发展情况。这个过程里面，坦纳里是一个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这个代表人物什么样呢？我们引用后来一个著名科学史家的话，可以这么说，“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坦纳里可以说是最伟大的，而且实际上是第一位科学史家，……是最早充分研究科学史的人”。这是20世纪说的话，“上个世纪”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指19世纪末了。当然这里头有些限定，什么叫“实际上是第一位”？什么叫“最伟大”？当然这里头有一些学术标准的划分问题。但实际上意味着他真正理解了综合性的科学史，把整个科学当做一种贯通性的对象来看待，有一些前瞻性的预见，而且做了重要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说是标准的“第一位”。

但是就是这位第一位科学史家，他一生中一直是一位业余的研究者。我们今天讲什么事情，好像职业化是很正常的，非职业化的研究好像就是很业余的、很民间的，甚至于我们学术界现在还有很多很热爱科学研究的人，由于规范的不同，还有什么“民科”一类的争论。我们不说这个，我们看因为初期无所谓民不民、官不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官方。坦纳里是1843年出生的法国人，也是学习科学出身的，进入了一个综合技术学校，而且学业成绩出类拔萃，在国家工业应用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接着找了一份固定的工作，是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当一名技师。我们知道烟草专卖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个非常盈利的行业。虽然关于吸烟有争议，我们今天先不讲这个问题。坦纳里当时这个职位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已经是无忧无虑了，而且位置很高，作为一般人的人生选择，可以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但是坦纳里这个人并不甘心于此。他在烟草专卖局做了40年，在做这个行业的过程中，他开始作为业余的研究者，在各个晚上、在假期，他从事科学史研究。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他写出了很多重要著作，比如，《关于古希腊科学》、《希腊几何学》、《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等，很有影响，而且他还大量地进行了古希腊著作的编辑、校订和编撰出版的工作。不仅仅是这些具体工作，他对于科学史的观念的理解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他是一个综合性科学史研究的倡导者，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有很好的观念，毕竟由于他的工作时间的限制，没有充分的时间把设想完成。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他有这样高的评价。坦纳里之所以能这样做，从他从事业余的科学史研究来说，他是出于对这门学问的热爱。他曾经这样说：“显然要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史家，只是一个科学专家还不够，他必须有专注于历史的愿望。他要喜欢历史，必须在内心里培养自己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是和科学知识完全不同的东西，他还必须掌握很多专门的技能，而且这些技能，包括语言、研究方法、考证等各个方面，要求非常多。这些对历史学家是重要的，但是对那些只关心科学进步的科学家，可能人们认为没有什么价值。”

他的这样一些超前的认识，使他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他又是作为一个业余研究者，他也曾经面临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因为在当时几乎没有专业的科学史家，但是偶尔也有零星的位置，比如，法兰西学院就设立了科学史的教席。当时又有很多问题。如果能有一个专业的教授席位，对于他来说当然求之不得了，但是在为这个教授席位选择合适人选的时候，由于当时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识不是很清楚，也由于当局管理者的官僚性，并没有选择在当时法国更合适的人选坦纳里，尽管他非常愿意去。后来被选上担任这一教席的人，学术上并不那么出色。以至于人们后来想起这件事时可以这么说，人们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记得坦纳里这个人，记得他曾经有这么一个机会，也记得他没有能当选这个教席，但是那个当选者是谁，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去在意到底是谁。所以，情况就是，作为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他本是能够胜任这个教席的，但是由于有关行政部门的愚蠢决定，他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后来人们是怎么评价的呢？同样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史家，他是这么说的：“不论这些官吏们有多大权力，他们不能摧毁坦纳里的著作，著作使他流芳百世。不论过去他是不是教授衔子都无关，没有人想到过去查明他是否得到过这一或那一荣誉，从永恒的观点来看问题，所有这些学术上的荣誉，不论它们是什么，全都是无用的东西，发表了的著作才是唯一对后世有重大关系的东西。”也就是说，尽管他没有当选那个教席，尽管他只是个业余研究者，尽管他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等等，但是那些曾经被选择的人、曾经辉煌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了，而坦纳里这个人，我们仍然记得他。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业余研究者所要面临的很多代价。

在这之后，到20世纪初，科学史这个学科开始出现一个转变，就是说开始逐渐职业化。在这个职业化走向正轨的过程中，另外一位人士，也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人物——萨顿开始登场。在某种意义上说，萨顿是这个学科的奠基者。关于萨顿的故事，非常之多。我刚才讲的很多对坦纳里的评价，很多也是来自于萨顿的说法。比如，萨顿说他把他们作为很尊敬的前辈，他说：“过去很多世纪里头很多人，一个业余的天文学家或者博物学家，是一个把研究自然史和天文学作为嗜好的人。他们不是为了谋生去工作，而是出于他们内心的愿望。这样一个业余人员几乎难以和今天的专业工作者相区别。而他们的热情却更加纯真，而且他还准备为他的愉快同时承担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痛苦。”他对于前人的这种评价，到了他的身上，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主要讲他的故事，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启示和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萨顿1884年出生在比利时的一个富裕家庭，境况很好，父亲是工程师，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他在很优越的家庭情况下成长起来，而且学习科学，拿到了科学的博士学位。跟坦纳里有些类似，他在拿了博士学位以后要工作时，也是由于自己的理想，他想投身于跟原来的科学工作不一样的科学史的研究。这时候他面临的问题也同样很多。那会儿没有钱，没有职位，怎么来做？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他成功了。有人说他为了实现信念而奋斗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他在后来立了一个志向，就是要把一生献给这个领域的研究。当时他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在1911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在同年创立了一个杂志。我们知道一个学科要创立一个杂志，他就创立了一个杂志叫Isis，一个以古代女神名字命名的杂志，到今天为止这个杂志仍然是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杂志之一，而且是国际科学史学会的会刊，我们现在在图书馆查、网上查，都有这样一个权威刊物。同时他还生了一个女儿，他女儿梅·萨顿后来成为了美国的一个著名诗人、作家。他说他把这个杂志和他的女儿，都当做女儿来看待。可以说后来由于初创阶段，他自己要掏腰包，很艰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他把手稿埋起来，又跑到欧洲，最后来到美国，到哈佛大学，开始教书。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是哈佛大学当时的校长康奈特(J.B.Conant)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也非常注重科学史的功能和意义，而且倡导这件事情。萨顿有幸在这里谋得一个职位。但是好景不长，因为毕竟是开创阶段，最初是聘任他两年，后来发现大家不太理解，马上就面临着不能做下去的困难。但是他提出：“我可不可以不领薪水，免费在哈佛大学开设这门课程？”当然也可以给我一点优惠条件，比如，在图书馆里面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让我可以做研究。以这种代价，他才继续做下去。他后来终于成为专业的科学史教授，而且最早在美国由于他的努力，设立了科学史的博士学位，也带出了美国最初的科学史博士。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他在学科的奠基方面是一个标志性人物，确立了学科标准，整个把这个事情鼓动起来。他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者。这样一个成功者背后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他到了美国以后，恢复做这个会刊Isis，后来科学史国际学会把它作为机关刊物，提供一部分费用，但是总体上很长时间这些费用仍然是不够的。那会儿也不像我们现在，可以申请到科研经费，他每年要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说800美元，支付办刊的费用。他有一个很好的夫人，当然他夫人不是做科学史的，而是做艺术设计、家具设计等等，也会画画，她收入的一部分也用来补贴萨顿的科学史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就像一个家庭作坊一样，自己编印刊物，包装，邮寄，而且补贴这个费用。

在这样一个困境下，萨顿坚持下来，由于他的研究、写作，然后获得了成功。同时他也继续教学，教学也很成功。有人回忆萨顿在哈佛的教学，有一段回忆是这么说的：“那些有幸聆听过萨顿讲课的人都会留下一些难忘的感受。正因为那些听过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或者在科学史学会演讲的人多少分享了一些。他从来不念现成的讲稿，而且直接对着他的听众讲话。有时候也会参考简短的札记，他的热情似乎一下子就流露出来，因为他面对他的听众演示他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献身精神。他凭借手势，使他的每个论点都显得非常有力，而且经常在演讲中敲桌子、拍手，对于他和他的听众，这些感受都是同样的强烈和淋漓尽致。他提及的每个科学家，都以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与萨顿一起为他们的成功而欢欣，为他们的失败而悲哀。有时候比如他描述发生在某个地方的情景，他讲到一个人流着泪说我亲爱的孩子，我如此深深地热爱着科学，人们甚至感觉到萨顿也在流泪。”

当人们目睹了科学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变得非常鲜明，这就是对萨顿来说，科学史不仅仅是思想概念的考察鉴定，或不仅仅是事实的记录，而且还是一种道德教育的学问，它的对象是科学和科学的发展。但它传达给人们的信念却是人道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

萨顿做人生选择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一段名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当他有幸找到这份工作或者说评价别人的时候，他说：“一个人有好的位置是件幸事。”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面临着毕业、求职等，都是很艰难的，有个好位置是很不容易的。他说的不仅仅如此。他是说，“如果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一个工作，而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其实一个人找到一个好的位置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幸事，但是对于一个领域来说，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能为之献身的人选，那么对这个领域来说是更重要的。萨顿说的这个例子在他自己身上恰好是鲜明的体现。萨顿是很有献身精神的，很勤奋。他的那种勤奋，也许在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当然这种勤奋也带来了他诸多的成就。比如说，讲到他的勤奋，萨顿曾经自己承认，“我素以工作刻苦而知名”。他对别人的勤奋的赞赏和钦佩，也许就成为了他自己的动力。有一次他在医学史学会上做一个演讲，说：“今天来听这个演讲的各位医生中，恐怕有许多人比我工作更加努力，虽然我是以勤奋刻苦而知名，但是这些更努力的人，比如与著名的荷兰医生赫尔曼·博哈弗相比，我们都望尘莫及。”因为博哈弗的传记里头说他利用晨间和晚上工作，而每天的中段时间处理家庭和公共事务，夏天早上4点钟起床，冬天5点钟起床。即使到了晚年依然如此。严冬时节，书房里既无炭火，也无炉灶，早晨要在这里度过三到四个小时，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工作。一个做历史的人，对前辈更有敬意。我上课的时候，经常举到这样一个例子来告诉学生，有这样一些事情。

萨顿回顾学科领域的历史，他说：“我给你们讲三个故事，讲三位学科领域的前辈，看看他们是怎么热烈紧张地工作的。第一个例子是叫查尔斯·迪康热的人，这是一位法国17世纪的伟大学者。他的最重要工作是编辑中世纪的拉丁语词典和中世纪的希腊语词典，据说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不过在结婚纪念日例外，只工作六七个小时。我们不应该太苛刻地批评他，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他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位日内瓦的学者，一个牧师，也是一位科学院的教授，叫做皮克泰。皮克泰写信给他的一个同事，当时在巴塞尔的一个数学教授伯努利，当时伯努利的儿子正在皮克泰的指导下工作，皮克泰写道：“先生，你的儿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始终未能使他每天工作超过13小时;不幸的是，他的榜样被仿效;年轻人不肯理解，要成为有用的学者，他们的灯必须点燃在工匠的灯之前。”我们过去经常讲学者传统、工匠传统，他们与学者的分离等等，但是他这里讲到学者比工匠可能更辛苦的地方就在这里。萨顿评论：“我怀疑，我们现在的教授是否敢对他们的学生有那样多的要求。”萨顿说这个话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了。我不知道萨顿看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今天的教授对学生还会有什么样的更高的要求，我也表示怀疑。萨顿的第三个例子所涉及的时代比前两者晚两个世纪，离我们较近。已故的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1854—1941)是一位很著名的学者，他的著作如《金枝》在中国很有影响，在英国剑桥，他的墓就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小地方。这个故事是说，弗雷泽在1876年写信给他的导师，向他的导师致歉，表示自己学习不够努力。在最后的学期中只读了57部希腊和拉丁著作。我们知道，我上课的学生经常抱怨课业太重，一个学期要看一本书。我们比起这样的学者，差得太远了。萨顿在讲这些经历的时候，也知道做科学史是要对思想比对专门技术有更多兴趣才行。

有的人认为，一个科学家实验室的工作做不好了，于是厌倦了，你就能够在图书馆里，在科学史领域做好你的工作。其实那是幻想。萨顿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产生这种错误思想，而又想成为科学史家的人，就像一个在田里工作的十分累而且十分热的农夫，幻想着能够被国王召去做大臣，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萨顿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们知道，恰恰是因为他的努力。比如说，萨顿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有人甚至给他这样的评价，说他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博学的人。要获得这样的称号，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知道，世界上博学的人、聪明的人、记忆力了不得的人，太多了。他研究这个，要掌握语言。一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会几种英语德语法语，这个也不算什么，毕竟还是相近的。但是，有一种说法，据说他至少掌握了14种语言，而且这里头包括在中年时候才开始学的阿拉伯文，包括什么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和中文等等。像中文、阿拉伯语，跟那些差距非常大。作为一种智力游戏，他有时候用多种语言来写信。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跟萨顿通信，被萨顿说成是一个学究：“唉！”萨顿说：“我给他写信用阿拉伯文，而他复信却用土耳其文！”我们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种状态。

这样一种状态下，他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的奠基性的工作。比如，他个人的成就。我们就说一件事。在这个杂志当年的创刊期间，很多时候都是他一个人在组稿约稿甚至写稿。他在图书馆做这个工作。很重要的工作在于文献检索。最初是利用业余时间，比如说下班时间或者晚上在家当一种游戏来做，来编一个文献目录。那可以说是绝无先例的个人成就。而且要编这样的目录，要看各种各样的文献，可能看完了一篇文献只能是写一条。现在这个目录已经成为科学史学术领域的一个传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Isis刊物上，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级别呢？每年出4份，实际上每年是出5期，第5期整个一本的篇幅都是这样一个文献目录。当然这个目录成为这个领域研究者非常重要的参考。对于世界上这一两年的有关动向几乎一览无余。当然大家可以想，现在已经有多少人专业从事这个事情，而当时在杂志上定期每期一份或两份，都是由这样一个学者在他的晚间业余时间作为游戏状态来做的。他一生写这个东西，写了79份，大概浏览的文献在10万种左右。这个还不算学术。他的学术就更多了，写了多少种专著？15部！这还只是生前出版的，去世以后，人们给他整理的文集还不算。他还写了300多篇论文和札记，还有更多课程和演讲。我们看，这段话其实是萨顿评价别人，但是这段话放在萨顿的身上，也可以说非常贴切。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热情？我说，这样一种热情，可以说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于生活、对于人生价值的选择的方式。萨顿曾经在1920年的时候，自己写过，他文笔非常好。我完全没有谈他具体的学术，他具体的学术可以说能够使他成为一个中世纪的古代的所谓的学者，那些都不说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像散文的东西，叫做《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信念》，我觉得这个非常能反映他的思路。这是一篇1000多字的文章，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念念。我想可能会比较有意思。他说：“几个星期以前，我曾经从佛罗伦萨到菲耶索莱。那天天气不好，阴，冷，寒冷而阴沉，我发现自己的心情也不好，郁闷，彷徨。任何一个从事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的人，都时常会向他自己发问：这样值得吗？这正是那个阴暗的下午，不由自主地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这真的值得吗？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吗？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就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不再为了暂时无法挽回的过去而受无尽的痛苦，而去种庄稼、养牲畜、烤面包、修道，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不是更明智一些吗？难道我不是像在一个繁忙的世界上的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吗？在那远处的山冈上或山麓中的每间房子里，都住着一些一件接一件忙个不停地做着一些迫切工作的人们，他们简直没有时间去思考去幻想，他们为生活之需的急流裹挟而去。我环顾四周，有一会甚至记起了自己的困惑，我终于来到那个神圣的山顶。古代的断壁残垣使人们想起古老的埃特鲁里亚文化，另外一些废墟向人们展示了古罗马的力量和技巧。就这样，文明曾经在这里发展了1000多年，之后被更年轻的民族打断，然而不久以后人们付出了新的努力，一种新的精神生活已经开始。而中世纪时期的理想终于在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修道院中被恰到好处地完成了。特别于反对得逞的野蛮行为是一种崇高的维护。看哪！在那山谷边，那就是佛罗伦萨！无数细小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佛罗伦萨的每一块石头都能讲述出一段故事。整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正展现在我的面前。在菲耶索莱这边，佛罗伦萨那边，2500年，几乎没有间断的文明，已经积累了许多的回忆和荣耀。在那漫长的时间里，人们曾经历尽千辛万苦，用各种办法，力图更加逼近真理，力图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美妙的世界，力图在这里增添一点美的笔触。他们曾经活着，而后死去，经过了150代人或更多些，现在他们的什么东西都不复存在了，甚至他们的家也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是他们赢得的那些真、善、美。这是赤金，是从火焰中提炼出来的永恒的喜悦。别的东西则永远地消失了。权力和财富已经消失，留下的只是一些非物质性的东西，理想或者是体现它们的纪念物。这些理想今天仍然充满活力，人们仍然探索他们，对人类来讲，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古人在自己的周围所进行的斗争的故事更有趣的了。无论这些斗争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研究人类同自然以及同自身进行的英勇斗争，观察人类进步的盛衰起伏，历史人类的胜利，其中每一个胜利事实上都是一个新的高贵的封号，难道这还不值得吗！在菲耶索莱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渺小和所要克服的困难的时候，我把自己奉献给了这一使命。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我试着用明白的语言来表达我的信念，于是我构思了下面的话。在进行了一些修改之后，我把它发表在这里。”“为了表达我的信念，我不得不说许多平常的事物，一点也不想标新立异，而是想尽可能简单地谈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事，但愿它们甚至比实际情况还要更加平常。我认为就我们可以看到的来说，生命最高的目的是造就一些非物质性的东西。例如真、善、美。对于我们的实际目的来说，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是否绝对存在，我认为无论是否存在一个最高的顶点，无论这个顶点最终能否达到，我们都必须朝着这些理想奋勇前进。我不能为我的生命找到其他的意义，不能为我的行动找到其他的原因。”

接下来一段，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甚至现实来说就很有启示意义了。他说：“遇到那样一些古典学者和文人墨客是令人不快的，因为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是古代与近代的保卫者，他们没有看到科学正在他们面前展现出整个美好的世界，宏大的思想在他们面前发展，但他们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好像他们自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这是对一些守旧的传统文人的评价。“但是，遇到那样一些科学家和发明家，也并不让人更愉快。他们似乎对人类最近五六千年慢慢积累的全部的美和知识的财富一无所知，不能领略过去的魅力和高尚，而且他们还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毫无用场的梦想家。”对于守旧的文人和那些自大的、没有文化的科学家，他同时给出了批判。吉尔伯特·默里不久前说过，生命中有两种要素，一种是瞬息即逝的和演进的;另一种即使不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永恒的，而道义主要关心的是后一种要素。那些傲慢的文人们，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喜欢宣传他们起的作用更高级更重要，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生命中永恒的要素，而科学家关心的则是演进和瞬息即逝的事物，但默里的论述表明他至少要更明智一些。他说：“人们可以粗略地说物质的东西被更换了，但是不能说精神的东西被更换了。人们可以说被看做成就的每一个事物，能够说被更换了，但是被看做生命的东西，不能这样说。”

在这里头，讲了很多，想了很多。比如说，“我对我的科学家兄弟们我愿意再补充几句。确实我们的生命必须是有用的，但也必须是美好的。而且为了走向未来，我们需要全部过去的高位的东西，就像需要今天的知识一样。我们的知识本身必须是仁慈慷慨的，必须是美的，否则就是不足取的”。他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使命。“要实现这一使命，我们可能并不成功，但是肯定值得一试。至少我们中一些人必须进行这样的尝试。并且，他们应该以中世纪的那些手艺人，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奉献给他们的工艺技术的那种精神，把自己奉献给这一使命。”

类似的说法，对于萨顿来讲，都是成为他选择这样一个职业以及实现他的抱负的一种动力。萨顿后来在任何一个领域，一个学者的荣誉往往跟奖励系统有关系。今天，在科学界最高的奖励有诺贝尔奖，在数学领域有费尔茨奖等等。在科学史领域里，最高的奖励是国际科学史学会的GeorgeSarton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当然这个奖在设立的时候，萨顿还在世。而且后来非常有意思，萨顿本人成为这个奖的第一位获奖者。当然不是他自己给自己颁奖，而是学会以他的名义设立了这个奖项，而且认为他当之无愧地应该得奖。大家看，这个奖章。这是他当时获奖的照片。这个奖章的正面，这个很难见到，这是来自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因为李约瑟得过这个奖，他去世以后很多东西留在所里，我把这个东西借了出来，翻拍出来。这是他的头像。

我们讲到这里，还有一个概念，科学人文与学术和生活的价值问题。我在这里即使不讲这些更专业的科学史的内容，但是萨顿其实维持着他的这种信念，维持他的这种奉献。其实他对社会并不是以非实用的态度，不予关注，而是有了一种积极的干预和评论，而这是有他的理由的。比如说，他讲到他研究科学史，关注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其实在他那个时代，科学和人文是分立的。后来人们常说两种文化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他也呼吁把科学史作为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有的问题，他本身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对于科学的赞赏，基本上是在一个对科学的赞美和理想化甚至于过分理想化的框架里。比如说，他持实证主义观点，认为科学是唯一的进步的知识。……好，我再念一段他的话吧：“偏离了他们的内心，远离了他们的天国，而去研究更专门的、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和实际操作者，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这些人只在他们狭义的视角中向前看，他们不肯向后看，当然向后看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他们会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已经死了。那些训练就范的技术专家们，宁愿把整个过去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抛弃掉，如果我们真正试图用他们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我们也必须承认，用那种眼光来看他们是对的。至少他们有理由持有这种观点。回顾历史，也很难。比如说斯蒂文森——铁路机车的发明者，爱迪生，马可尼等等，回顾这些对他们解决具体问题很难有什么帮助，于是他们断然同过去决裂，张开双臂去迎接像初生的那样的辉煌的未来。在他们看来，读历史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消遣，也许他们还有更简单的使自己的头脑得到休息的方式，因此，当一位坚强的技术专家，说他对历史毫不关心的时候，而且认为历史都是废话的时候，我们确实无言以对。这就好像一个聋子对我们说他从来不关心音乐一样，一个心灵对历史完全关闭着的技术专家为什么要为历史操心呢？”

这里头也非常明确地体现出了一种对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生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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