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鸣生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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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中国航展二十年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敢为天下先:中国航展二十年/李鸣生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02-015289-6
Ⅰ.①敢… Ⅱ.①李… Ⅲ.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18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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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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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978-7-02-015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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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展是一个国家在航空航天方面最具实力、最富形象的展示，航展就是国展。引子：什么是航展
航展的全称是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航展。
航展，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国家把航空航天领域有代表性的产品找个地方摆出来；再加上某些生动精彩、吸引眼球的表演，比如让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让模特在地上来回“散步”;然后请人来瞧，来看，来观摩，来洽谈。若是有人看上了某个产品，双方再坐下来，谈价格，讲条件，签合同。最后，做上一单生意，促成一桩买卖，既向世人展示了国力，又顺便赚回一笔美元。
简而言之，航展就是一个国家在航空航天方面最具实力、最富形象的展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航展就是国展。
航展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9年。也就是说，自1909年第一次航展问世至今，世界航展的历史已经走过了百余年。
而人类历史之所以出现航展，又与一对名叫莱特的兄弟有关。莱特兄弟是美国人，哥哥叫威尔伯·莱特，是飞机发明家，弟弟叫奥维尔·莱特，也是飞机发明家。兄弟俩从小对机械装配和飞行就怀有浓厚的兴趣，1896年起他们开始迷恋上了对飞行的研究。1903年12月17日，兄弟俩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试飞成功，为人类航空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仅两年后，几个先进的工业国家便开始出现了群众性的飞行集会活动。这种由航空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没有丝毫商业色彩的航空集会活动，实际上就是后来航展的雏形。
1908年，法尔门首次完成了一千米的不间断飞行，轰动一时，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紧接着，1909年7月25日，法国飞机设计师布莱里奥又驾机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人们眼前一亮，仿佛一抬眼便看见了飞机的大好前景。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意大利以及日本等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军方，很快就意识到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潜在作用，于是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航空队和航空科研机构，使飞机的研制从原来航空爱好者的小作坊里走了出来，很快形成了生产各类飞机的独立产业——航空工业。
而就在布莱里奥驾机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两个月之后，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全国性航展在法国巴黎东北部的布尔歇机场拉开帷幕。这一天，是1909年9月25日。这个航展，叫巴黎航展。
巴黎航展是世界第一大航展，它的组织者是法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巴黎航展最初的宗旨是保护航空遗产，航展的内容是飞机静态展示。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军事订货迅速增长，巴黎航展很快就发展成为法国飞机制造商展示战机、争夺军事订单的竞技场。遗憾的是，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黎航展被迫中断。不过，由于战争推动了航空工业的高速发展，因此战争结束后，巴黎航展很快又得以恢复，并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1949年，巴黎航展首次冲出国界，成为一项国际盛事。如今，巴黎航展已成功举办了五十一届，成为世界公认的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技术交流与商贸盛会。世界各国通过巴黎航展上的订单数以及由航展带动的其他相关产业的现状，便可知晓全球航空航天工业的发展状况。所以，巴黎航展又被视作世界航空航天业界的“晴雨表”。
如果说法国的巴黎航展是世界第一大航展，那么英国的范堡罗航展便是世界第二大航展。范堡罗航展的全称叫“范堡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航展的组织者是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协会，航展的规模和知名度仅次于巴黎航展，所以同样被人们视为业界的“晴雨表”。其实，英国最早的航展可以追溯到1920年。只是从严格意义上说，1920年的英国航展还算不上真正的航展，因为当时人们不过在航空的“庆典”活动上搞过一些简单的飞行表演而已。直至1932年，英国航空界才在位于伦敦西南部的小镇范堡罗举行了首次正式的飞机展示和飞机表演，从此为世人瞩目。1948年，航展正式移师范堡罗，以后每年举行一次，1962年后改为每两年一次。
世界第三大航展，当属莫斯科航展。就航空航天工业的实力和水平而言，苏联无疑是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但莫斯科航展与法国、英国的两个航展相比，脚下的路要走得更坎坷、更艰难一些。原因是苏联解体后，经济转轨陷入困境，而此前称霸世界的航空工业更是首当其冲。它给莫斯科航展带来巨大冲击，导致国内军用民用飞机订货锐减，生产急剧下降。于是，为寻找市场与合作伙伴，一有国际航展，俄罗斯厂商们几乎每展必到。这一时期尽管俄罗斯在国内也举办了名目繁多的航展，但这些航展的规模和影响毕竟有限，其中有点影响的，也就只有莫斯科航展了。及至1992年，即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俄罗斯在距莫斯科东南约四十公里的儒可夫斯基城举办了首届国际航展，此后莫斯科航展的规模才逐步扩大，影响力快速提升。
除上述三大世界航展，西欧诸国还有一些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国际航展。比如，柏林国际航展，原为联邦德国汉诺威航展，其历史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53年后，联邦德国继承了德国的航展传统，几乎每年都搞一次航展。但是规模大、连续性强的，还是要数每逢双数年在汉诺威举行的联邦德国汉诺威航展。德国统一后，从1992年起，汉诺威航展改在柏林举行，并更名为柏林国际航展。比如，加拿大阿伯斯福德国际航展，地点在加拿大阿伯斯福德机场，迄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目前已成为北美规模最大的国际性航展。比如，代顿国际航展，地点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即莱特兄弟的故乡。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这里每年都要举行非正式的飞行表演，到七十年代才被正式命名为代顿航展。再比如，澳大利亚国际航展，首次举办的时间是1993年。其最大特点是军用飞机、军用航空技术以及机场技术占据了整个航展的主导地位。
亚洲当然也有航展。但亚洲最早举办航展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作为最早建立航空工业的国家，早在1966年就举办了首届航展，此后每两年一届，在亚洲一直处于领跑地位。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航空市场的迅速扩大，一些亚洲国家在把航空工业确定为新兴战略产业的同时，为促进本国航空航天工业的发展，也先后加入了航展主办国的行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马来西亚兰卡威航展、韩国首尔航展和印度航展等先后问世。而印尼航展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沉寂后，从1996年第二届起，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使亚洲地区的航展形势变得扑朔迷离。但亚洲地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新加坡航展和阿联酋迪拜航展。
新加坡国际航展全称为“亚洲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第一届新加坡航展是1981年，地点在新加坡的巴耶利巴，当时参展的厂商只有二百来个。第二届新加坡航展是1984年，地点在刚刚落成的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樟宜展览中心。由于新加坡在航展期间，还同时举办了“亚洲防务技术展”和“亚洲机场设备和技术展”，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新加坡航展因此被称为“三位一体的博览会”，其航展规模逐年扩大，影响日益深远。在1988年第四届航展期间，还首次进行了飞行表演。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亚太地区航空运输业的迅速发展，新加坡航展所蕴藏的巨大的航空市场潜能更是备受瞩目，以至于成为世界主要航空企业必须参加的航展。每届参加的厂商多达千余家，其规模直逼世界三大航展。
堪与新加坡航展比肩的，是阿联酋迪拜国际航展。迪拜国际航展创于1978年，是全球唯一一个纯商务性的航展。它的每次航展，参展人员仅限于受邀人员。迪拜国际航展虽然比新加坡航展晚了五年出现，却是中东最具影响力的航展，每届平均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被人称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型航展。迪拜航展的发展速度之所以如此惊人，主要原因是它背靠海湾地区，而海湾地区是军用航空和民用航空的一个庞大市场。据报道，在未来二十年内，仅阿联酋自己就需要约四十到八十架战斗机；而且海湾地区对民用运输机的需求量还将翻一番，总值高达六百亿美元。于是随着阿联酋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迪拜航展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世界各个航空航天大国纷纷将迪拜航展视为淘金的乐园，甚至还有人认为，迪拜航展已经完全具备了与新加坡航展抗衡的态势与能力。
中国这个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大国，当然也有自己的航展，比如北京国际航展。自1984年首次北京国际航展举办，时至今日已成功举办了十六届。然而，由于受北京地区空域所限，飞机无法在北京上空进行各种花样翻新的飞行表演，所以北京航展只能局限在室内有限的空间。
很快，一个真正代表中国国家实力的航展——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应运而生。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中国航展，是中国唯一由国务院批准的大型国际航展，它集产品展示、经贸洽谈、技术交流、地面动态演示和飞行表演于一体，其规格之高，远非国内任何一个会展可比。由于中国航展的举办地点在珠海，所以人们又习惯把中国航展称为珠海航展。
珠海航展第一届的举办时间是1996年，此后每两年一届。截至2016年10月，珠海航展历经风雨，已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十一届，走过了整整二十年。由于每个国家的航空航天领域几乎都体现了本国的高科技水平，每个细小进步都标志着这个国家文明的进步，所以每一届珠海航展都吸引了世界各国航空航天界人士、军政要人、各种贸易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众多记者和中国广大民众的到来，“珠海航展”也因此成了珠海一张光彩耀人的名片。
目前，珠海航展已经发展成为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为一体的，展示当今世界航空航天业先进发展水平的国际盛会，是世界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展之一，跻身世界五大航展之列。它既是中国航空航天工业迈向世界的重要舞台，又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国力、军力的最好平台，同时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独特窗口。
那么，小小的珠海为什么要搞国际航展？中国航展为什么会落在了珠海？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航展都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哪些曲曲折折?
要想了解中国航展，得先认识珠海。第一章 梁广大与珠海航展
珠海，一座去了就想呼吸的城市
小渔村与垃圾场
珠海来了个梁广大
命运工程
建机场，不是建鸡窝
金钱，买不来新鲜空气珠海，一座去了就想呼吸的城市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我说，珠海是一座去了就想呼吸的城市。
为什么？
空气好。
众所周知，人一来到这个世界，除了忙着吃奶，便是急于呼吸，呼吸一旦停止，便意味着生命终结。所以呼吸对任何人而言，片刻不可缺，须臾不可离。
然而，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的空气质量一度直线下降，蓝天白云不见了，青山绿水消失了，随处可见的是烟囱林立，乌烟瘴气。尤其是北京，近几年雾霾频频来袭，不仅不能推窗开门，离家出行，甚至已经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而呼吸是“天赋人权”，倘若一个人连正常呼吸都不能保证，那就不只是苦难，而是灾难了。
所幸，我们还有珠海，还有珠海的空气。
凡到过珠海的人，我听到的反应，几乎都是：“珠海的空气，真好！”
多年前，一位外地人到珠海，深深迷恋上珠海的空气。后来不仅他人留在了珠海，还为珠海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苦拼半生，不想后半生累死在赚钱路上，一直在寻找有山有水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让疲惫的心得以栖息。终于找到了：我在珠海买了房，安了家。可我买的不是房，买的是天，是云，是呼吸和空气，是肺的舒展……
的确，珠海的空气，新鲜、干净、纯正，还略带几分妩媚、湿润。倘若你去珠海，一下飞机，就会为扑面而来的鲜美空气而惊讶，而迷醉；尤其是初夏时节，日落时分，站在堤岸边，面对大海，深吸一口，身心畅快，春暖花开。
当然，珠海不光有鲜美的空气，还有一条独特的路，这条独特的路叫情侣路。
珠海的情侣路与珠海的空气一样，有着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当年珠海成立特区，规划修路时，有人提出，小小的珠海修那么宽的马路干什么？而且还要留那么优雅宽大的绿化带、那么漫长阔绰的步行道，有必要吗？后来步行道建起来了，抬眼一望，确实独特而漂亮，众人这才叫好。可在为其命名时，又有了分歧。有人提议叫海湾路，有人建议叫香湾路，还有人说别花里胡哨了，干脆就叫遛弯路。时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听了，手一挥，说：“这个湾那个湾的，全世界到处都是，难道我们就不能有点创意，改一改？”
于是，有人提议，叫情侣路如何？
当即就有反对声音出来，且为数还不少。有人说，情侣路太小资、太情调了，不大气；有人说，情侣路不适合公开化，叫起来在社会上影响不好；还有人说……又是梁广大一挥手，道：“算了吧，我们就不要那么虚情假意、口是心非了，谁年轻的时候没谈过恋爱啊？谈恋爱时，还不是哪里浪漫往哪里去，哪里黑往哪里钻?”
最终，梁广大一锤定音：“不要再争了，就叫情侣路吧！”
从此，珠海便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情侣路。而且，情侣路一举成名，独一无二，成为珠海最早的一张名片。
后来事实证明，情侣路不单是情侣们喜欢，不是情侣的珠海人亦同样喜欢，外来的游客更是喜欢。后来便有了一个说法：去珠海，不到情侣路走一走，等于没到珠海。而再以后的说法便更是多了几分哲理与诗意：情侣路在珠海人的心里是没有尽头的，珠海的海岸线有多长，情侣路就有多长;情侣们的情有多深，情侣路就有多长。在情侣路上，情侣们可以从日出走到日落，从年轻走到年老。尤其是在清晨或傍晚，情侣们漫步在情侣路上，面对海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迎面而来的新鲜空气，那份畅快，那份清洁，那份幸福，那份愉悦，天下难得！
情侣路沿海湾而建，全长二十八公里，蜿蜒、宽阔、闲适。开车经过，你会情不自禁为她的绵长与美丽所感动；倘若停下车来，随意自在地走上一段，你会为满眼的海涛、灯火、树影以及远方的浪漫与近处的闲适所陶醉，同时疲惫与烦躁也会很快消失，甚至还会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倒是一旁的车行道上略显冷清，车辆极少，多半停靠在路旁，偶尔一辆车过，受惊一般，轻轻地擦过路面，一晃而过。而比道路更宽的，是临海一侧的绿化带和步行道。步行道上，日落黄昏，灯光沉静，树影婆娑，潮起潮落；观海的，散步的，遛狗的，垂钓的，谈情的，说爱的，亲吻的，拥抱的，悠然自得，来去自如。难怪有人说，珠海的山浪漫，珠海的海浪漫，珠海的情侣路更浪漫。
其实，以一条街道代表一座城市，并不鲜见，比如长安街代表北京，汉正街代表武汉，春熙路代表成都，南京路代表上海，但这些路都是以繁华和热闹著称，珠海的情侣路则不然。情侣路的气质，从来不在于富丽与繁华，而在于质朴与清纯；情侣路的知名，从来不在于喧嚣与热闹，而在于宁静与井然。有了情侣路，珠海的情侣们便显得更年轻、更漂亮、更甜蜜、更浪漫；有了情侣路，珠海的每一立方空气，显得更鲜美、更清洁、更干净、更纯正。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评选中，珠海是唯一一个以整个城市作为景区入选的城市。珠海境内有六百九十公里的海岸线，一百四十多个大小岛屿，它们珍珠般散落在珠海前端的海面上。传说珠海的名字由此而来，珠海也因此被誉为“百岛之市”。同时珠海又是个天然浅滩，海岸滩涂有着参差的自然纹理，由海浪、沙滩、礁石、丛林构成曲折斑驳的景观肌理，对应着岛屿纵向视线上的起伏，形成了不可多得的天然画卷。
在中国，有着天赐的自然景观的地方为数不少，却少有至今仍留住其自然与纯净的地方。在这一点上，珠海人具有超前的眼光和胆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珠海成立特区、制定发展规划时，珠海的海湾首先就被划入保护范畴：珠海要有海水流动，所有海湾不准填海造地,即人们的眼睛要能看到海，而且要能看到流动的海。于是，海湾保住了，且至今仍在。也正因为留住了海湾，才有了沿海湾修建的情侣路，才有了沿海湾一览无余的九洲港、海滨泳场、珠海渔女、香炉湾等著名景点。
珠海市由内陆和岛屿两大部分组成，陆地部分为丘陵，因此珠海不仅海岸线辽阔，而且山脉繁多：凤凰山、石景山、板障山、尖锋山、黄杨山……珠海人对待山脉，也如对待海湾一样，有着不急不躁的长远眼光。早在1984年，当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正在谈论如何把经济搞上去，中国的特区正在如火如荼大兴土木时，珠海的执政者们却顶着骂声，以制度和法规的方式强行关闭了二百多个采石场，把所有的石头保护起来，把所有的山头还给绿树。珠海制定法规：一棵树也不能砍，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度不能盖房；并计划用十五年时间，让所有的山脉披上绿装。
十五年过去，青山绿了，海水湛蓝，天空依旧澄碧。如今的珠海，又有了一项人人皆知的法令：市区内盖楼，所有楼房的高度不能超过山顶，必须保证每一个窗口可以看到青山大海。
而今三十年过去了，珠海的天然和美好已被国人认同，甚至也被世界公认。尤其是珠海那人人都必须呼吸的空气，更是令国人羡慕，世人赞叹。
1998年，珠海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最佳人居范例奖的城市，在全球四百七十五个城市中位居第一。珠海因此成为闻名中外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2009年，中国排行榜网、中外老板网与《南方企业家》杂志联袂推出“2009中国十大最有幸福感城市”榜单。珠海凭“轻松休闲的‘慢半拍’节奏”上榜，名列第二。
2014年5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宣布，珠海已超香港成为全中国最宜居城市，同时在“理想城市”一栏，珠海获得满分。蓝皮书还将珠海与世界城市墨尔本并列为“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环境协调的幸福乐居之地”。
2013年8月《环球杂志》发布消息称，外国人最爱的中国十个城市，珠海排名第一。在2013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中，珠海综合排名也居全国第一。此外，珠海还先后获得了国家园林绿化城市、国家生态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新型花园城市等殊荣。而在全国新闻媒体对国内知名大中城市特色的评比中，珠海荣获“浪漫之城”“幸福之城” 的称号。
珠海，这座滨海小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坚守着自己的城市理想，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蓝天白云，留住了纯净空气，留住了舒适环境，更留住了宽容平和的世道人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品质和城市风格。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山与城、城与人，同在一个个海湾中。而与此同时，珠海人也在创建珠海的过程中，在坚守和发展的取舍中，变得愈加成熟而内敛，睿智而从容。
可是，不乏胆略与气魄的珠海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既不满足于在情侣路上悠闲漫步，更不愿躺在大自然的席梦思上呼呼大睡。
他们还要干大事情！
什么大事情？
办航展！
不料办航展的信息刚一透露，珠海一片哗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叫好，有人不屑；有人眉飞色舞，有人嗤之以鼻：就珠海这个弹丸之地，还办航展？办个商铺还差不多。我看呀，都是吃饱撑的，异想天开，不自量力！
此话当然刺耳，但了解珠海老底的人，又觉得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珠海的老底，究竟是个什么样呢？小渔村与垃圾场
珠海建市，是很晚的事了。
建市前，珠海就是散落在珠江河外一个偏僻的弹丸海岛。
在历史的长河中，珠海的经历颇为复杂，称谓繁多。珠海在汉朝隶属番禺县，晋至陈朝隶属东官郡，隋朝隶属宝安县，唐代隶属东莞县辖。宋朝以后，因盐业和银矿业兴旺，设置香山镇；至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设置香山县，隶属广州府，沿至元、明、清三代。辛亥革命以后，香山县隶属广东省。1925年4月15日，为纪念孙中山易名中山县。1953年设珠海县。1959年再次并入中山县，成立珠海工委。1961年恢复珠海县建制。1979年珠海县改为省辖市。1980年珠海市设为经济特区。
珠海辖区，因地处沿海边防，历史上都是军事要塞。这里既是殖民者入侵中国的门户，又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前哨阵地；同时珠海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涌现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历史名人，如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被誉为“中国第一企业家”的近代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创建中国最大百货公司（上海大新公司）的蔡昌，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第二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诗人、画家、翻译家苏曼殊等。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珠海人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在这种性格特征中，既有开拓创新的务实精神，又有敢为天下先的担当胸襟。
然而，同样是因为珠海地处沿海边防，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海岸线把守森严，层层封闭，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港澳地区，珠海的经济发展反而滞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珠海曾鼓励港澳商人合作投资造船，发展渔业，一度成为广东省内渔船装备最好、渔产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这一举措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快被视为“依靠老板，发展生产”的典型而受到讨伐。之后，珠海边境经济困难，边境地区人心浮动，不少民众外逃港澳。为稳定人心，发展经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广东省多次采取改进措施，“开放边防口子”：1961年，根据珠海渔农产品“全为港澳所需”的传统惯例，广东省委决定允许部分社员赴港澳出售农渔产品，允许湾仔花农到澳门卖花，允许从港澳购买少量生产生活资料；1963年广东省委批准实行“小额贸易”，允许生产队的农渔产品运到港澳出售，并规划部分地区实行对外开放……
上述有限的开放政策，使珠海边境地区的经济一度得到发展，生产呈现生机，外流人员回归。但步子刚刚迈开，这些有限的开放举措又被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边防口子”关闭，小额贸易停止，大片经济效益高的花地、传统经济作物地改种水稻，渔农产品出口锐减，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珠海建市之前，经济落后，城市的体量小，人口少，产业结构单一，被人们称为“小渔村”：全县仅十二万人，工业仅有造船厂、农机厂、渔网厂、食品厂等十几家厂子，产业局限于农渔业。整个县城，没有一幢像样的楼房，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干部职工的生活没有保障，靠政府补贴发放工资。于是一些机关干部，只好周末上山砍柴，补贴家用。
有一个讽刺的故事，说香港翡翠台有一个益智节目，出了一道考题问小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只有一个红绿灯，小朋友们猜猜看，这是哪个城市？
小朋友们异口同声答道：珠——海！
还有一个坊间流传甚广的说法，说当年的珠海只有一个村，一条路，一名警察，一个红绿灯。若去了珠海，只需吸上一支烟的工夫，就能把珠海转完。
上述故事与传说虽有几分夸张，却道出了珠海的某些实情。
那时的珠海，与香港的距离仅四十六海里，却因为没有直通船，只能到澳门乘船再转道香港。而与之一门之隔的澳门，非但不能获益丝毫，反受澳门的危害触目惊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垃圾。
澳门成为殖民地后，数百年来，殖民统治当局在建设上十分敷衍，整座城市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更没建垃圾处理场地。他们处理垃圾的办法很简单：将生产生活垃圾直接堆至与珠海接壤的边境。而珠海人对待垃圾，不但不当成威胁，反将其视为“宝库”。
熟悉珠海的人都知道，从珠海的香洲沿海岸线往南七公里，就是拱北。拱北是联结澳门关闸的口岸，设置于1849年。之后，清政府在今炮台山设海关总管，以当时该地区的标志性建筑拱桥的“拱”字和著名的北岭的“北”字，取名拱北关，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的拱北口岸，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口岸。2011年，拱北口岸客流量超过深圳罗湖口岸，成为全国第一大陆路口岸。每年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海内外旅客达八千多万人次，是珠海市人流最旺的地区。可谁能想象，当年的拱北，与澳门仅一条与海湾连接的小河和一片洼地相隔，而洼地一带，就是数百年来澳门的垃圾堆放地。
堆积如山的垃圾，持续地向珠海地界扩大。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越入茂盛围河五十多米，形成一座长四百米、高二十多米、占地五公顷以上的垃圾大山。
有人估算过这座垃圾大山，总重超过八十万吨！
垃圾的污染触目惊心。珠海阳光充沛，雨水丰盈，终年无冬季。在暴烈的阳光下，高温使垃圾堆沤发热，自行燃烧，再被雨水浇淋，发出恶臭。垃圾山一带，常常是黑烟滚滚，臭气熏天。守卫茂盛围河的部队战士说：“何止是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更严重。茂盛围河的水全变黑了，鱼虾绝迹。我们在河边种的这片水稻，受水质污染的影响，长势不良，徒长叶子，果实不饱满。”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污染，珠海人不但没有抗议，也没有吓跑，而是选择了匪夷所思的态度：扑向垃圾山！
为什么？因为用贫穷和饥饿的眼光看过去，珠海人看不见垃圾山的恐怖和威胁，而看到的是一座“宝库”，是一条难得的“生财之道”。
于是垃圾山上，滚滚黑烟中，常常是如同苍蝇般的人群，伏身其间，拼命地在捡拾着各种废品。
他们要用废品换钱。
更有甚者，当时的珠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环境卫生处”。只是这个“环境卫生处”并不负责环境卫生，而是专门负责捡拾处理澳门人的垃圾，因此又被人称为“捡破烂公司”。环境卫生处拾回的破烂，一部分再度利用做肥料，另一部分如旧电视机、旧布料等，则分门别类整理出售，以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到后来，捡垃圾的队伍壮大起来，也用装备武装起来，每天浩浩荡荡，派出船只直接到澳门接运垃圾，每日数量高达二百至三百吨。而运回的垃圾，可做肥料的不多，可换成钱的也有限，更多的是些塑料、金属边料、碎玻璃、车辆残骸等，甚至有时候，还会发现婴儿的尸体……
不能利用的这部分垃圾，堆积在珠海境内，持续产生着二次污染：从拱北到前山、翠微、湾仔以至香洲、唐家，到处堆放着垃圾，到处乱七八糟，臭气熏天——贫穷让珠海人长期忍受着惨烈不堪的现实，贫穷也让珠海政府丧失了起码的尊严和思考能力。他们在意的，是“环境卫生处”每年可从垃圾中获得一百万人民币！
1980年，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珠海市委市政府郑重提出：重新考量澳门垃圾污染问题。多数人表示，不能再让澳门的垃圾污染珠海，不能再在这堆滚滚黑烟中生活下去了；可另有一些穷怕了的人却依依不舍，仿佛断奶一般，急切地抗议：“大饭碗还没捧上，好歹还有百万元收入的小饭碗就打烂了，岂不可惜！”还有人说：“承包处理垃圾，周围的几个县都争着要，而我们却主动放弃，是不是太傻了?”
在不同的声音面前，珠海市委市政府没有犹豫，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通过正当途径同澳门当局进行会谈，科学而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垃圾。1982年春，珠海政府与澳门政府正式签订协议，确定澳门垃圾转移方案，对原来茂盛围河对面的垃圾山进行无害化处理，然后覆盖泥土、种花种树，开辟成一个小公园。
至此，长达百余年的垃圾污染历史，才算真正告终。
贫穷在珠海的另一表现，则是远近闻名的偷渡热。
珠海的偷渡热，集中发生在1978年至1980年三年间。一方面，由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地处沿海边防之地的珠海把守森严，层层封闭，民众生活十分困苦。以1978年香洲居民的生活水准为例：每月每人平均二十六斤大米，六两食油，猪肉凭票每人八角到一元二角不等，鱼票三元，煤十五斤……综合计算，当时城镇人口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仅为十五到十八元。而农村人的生活更是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港澳与珠海近在咫尺，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珠海人的生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渐渐打开。穷怕了的珠海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看到了希望，而是看到了逃离珠海的可能。于是趁着政策放宽之际，不少珠海人纷纷申请前往港澳，仅1979年前后，珠海市公安局发出的出境申请表竟达四万多份！
但最终获准出境的，毕竟是少数。于是“你不批，我自己批”。偷渡热就此出现。仅1979年至1980年两年间，珠海就出现过三次偷渡高潮，人数达三千二百七十一人。甚至，个别村党支部书记也公开鼓励村民外逃：“去吧，到了港澳，有钱可捞！”有一个生产队长，一早起来吹开工哨派工，哨子响了半天，却不见人来。他忙到农户家敲门，这才发现，队里的六七十个劳动力，除老人和小孩，一夜之间全跑光了！仅1979年1月至4月，收容人员就达五千多人；3月到6月，淹死在海里的偷渡者，仅珠海市三灶区就达二十二人！
当然，与此同时，国内的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是珠海成为特区后，经济发展形势日趋见好，没有人再愿背井离乡，冒险偷渡。很快，家乡的变化通过书信，通过亲人的呼唤传至远方，让外逃者看到了珠海的希望。所以自1981年起，一批批外逃港澳的人员，纷纷开始返回故乡。这些回到故乡的人们，心底都掖着一个愿望，希望珠海能尽快好起来，彻底摆脱以往贫困潦倒的日子。
就在这时，历史将一个人推到了珠海。珠海来了个梁广大
1983年的秋天，对珠海而言，非同寻常。它既是珠海经济的初春时节，也是珠海这座城市命运的转折点。
这年秋天，珠海在悄无声息中，迎来了一个新市长。
这个新市长自1983年任起至1998年，先后担任珠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历时十六年，成为中国特区任期最长的行政长官。他不仅改变了珠海这座城市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珠海人的命运。
这个市长叫梁广大。
见面前，梁广大在我印象中是个神；见面后，活生生坐在我面前的他，反倒更像个“人”。采访梁广大，是一件很轻松又很累的事情。说轻松，是他待人平和，交谈诚恳，无拘无束，有问必答；说很累，是他一口广东腔，还时不时带出几句老家南海的方言，以至整个采访过程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话，我都得借助“翻译”才能听懂，个别语句连“翻译”也爱莫能助，只能大眼瞪小眼。
调梁广大到珠海主持特区工作，有着特殊的背景和原因。梁广大是广东南海县人，曾在南海基层工作多年，当过南海县人民银行办事员、股长、副主任、主任、副行长，还当过南海县罗村区委副书记、罗村公社副书记、南海县县长、县委书记等。在南海任职期间，他所领导的南海成了全国经济发展典型，并使南海县成为“全国首富县”。胡耀邦曾对南海的经济发展做过批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社论指出要“像南海那样把农村搞活变富”，并以多篇文章报道南海，推广南海经验。梁广大因此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发展经济的能人，并很快出任佛山地委副专员。
因此，1983年广东省委选派梁广大到珠海赴任，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利用他在南海搞经济的经验，带领珠海人民建设一个新的经济特区。
梁广大到珠海上任的前一天，广东省委领导找他谈话，说：“梁广大同志，你不要急着去珠海报到，你先去深圳考察一下，看看深圳特区是怎么建设的，学些经验，找些感受，再把这些经验和感受带到珠海去。”
梁广大心领神会，却没多说什么。第二天，他便去了深圳。
在深圳的一个星期里，梁广大目之所及，到处都是起吊机，到处都是大卡车；到处都是高耸云端的脚手架，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到处都是汗流浃背的外来妹，到处都是挥汗如雨的建设者。人们每天热衷的谈话内容、议论的话题，听起来也尽是似懂非懂的“高大上”，不是什么什么项目，就是这个那个规划；不是这个那个批件，就是什么什么资金。
梁广大为此深感震撼，也深感振奋。他在深圳看到的，似乎不仅仅是热闹，不是繁华，而是国家的未来，人民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珠海的出路，珠海的未来。于是想到自己即将上任珠海，一股久违地想干一番大事的激情，便像珠江的水一样在他胸中涌动开来。
然而，曾经在南海县以发展经济名扬全国的梁广大，到任珠海后，其施政方略，却让许多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至目瞪口呆。
常言道，有破有立，不破不立。可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梁广大给珠海摊出的“牌”，几乎是按兵不动，“只破不立”。
譬如，他的第一道政令，就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外来企业进珠海，必须严要求，高标准。凡有污染的企业，一律不得进珠海！而且，他还列出具体的企业名称：漂染厂、玻璃厂、皮革厂、化工厂、炼油厂、炼铝厂、造纸厂、纺织厂、电镀厂、水泥厂等，一律不得进入珠海！
开始，大家揣摩，梁广大的这一纸政令，也就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具体现实操作中，肯定还是会有弹性的；何况，谁都知道，曾经的珠海，在垃圾山上刨过金子；更何况，此时的广东省境内，深圳自不必说，就是邻近的中山、东莞等地，也正在拼命引进各种企业，大力发展经济，且形势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然而，梁广大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有件事情，便是最好的例证。
1988年，有个台湾炼铝厂有意投资几个亿在斗门县办厂。斗门县是珠海辖区内最穷的县，县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好比久旱逢甘露，恨不得伸手就把这根救命稻草抓在手。于是，他们暗地里很快与对方签订了合同，接着就建起了厂房，直到梁广大去斗门考察，也不知道这个项目。但梁广大到了斗门后，第一眼就看见了两个高高耸立的大烟囱，忙问斗门负责人，这是怎么回事？斗门负责人这才吞吞吐吐，如实招来：这是新建的一个炼铝厂。
梁广大要来相关的投资资料，亲自查看。这一看不打紧，发现这个即将上马的炼铝厂不但污染严重，而且没有任何防止污染的环保设施。结果，这个炼铝厂当即就被梁广大一口否决。
斗门人不死心。管工业的副县长三番五次跑到梁广大的办公室，反复“汇报”，苦苦求情：“梁市长啊，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实在太穷了啊！”
开始，梁广大听着，不表态；后来，副县长反复磨叽，没完没了，梁广大就火了，说：“我正因为可怜你们，所以才不让你们上这个项目。如果我不可怜你们，批准了这个项目，以后的日子够你们受的。你们知道吗？这个炼铝厂的污染很大，如果放在斗门，整个斗门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将会受到污染。到时候你们就是想哭都哭不出来，而且将来你们的子子孙孙还要骂你们！”
最后，这个项目还是被梁广大毙了。
类似这样的大项目，梁广大毙了不少。
不仅如此，梁广大还下令严禁开山采石，并强行关闭了二百多个原有的采石场；每个山体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度不准盖房，所有山头保护起来，不准砍伐任何一棵绿树！为此，政府赔偿了相关企业和人员十几个亿。
而几乎同时，与珠海相邻的珠三角的其他几个城市，如中山、东莞、江门、惠州等，顺应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正争先恐后地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而这些项目中的许多企业，正是被梁广大拒之门外的企业。这些企业被上述几个城市当宝贝捡去之后，经济收效立竿见影，村民迅速致富，城镇快速崛起。
这不经意间的强烈对比，刺痛了珠海人的眼睛，也刺伤了珠海人的心。几年过去了，原本对梁广大期望很高的珠海人，却不见梁广大拿出发展经济的有效举措，各种质疑声便随之而起，甚至讨伐声、谩骂声也不绝于耳。
难听的话语再怎么绕，终归要绕到梁广大的耳朵里。梁广大听了，面无表情。心底里，他有自己的算盘。采访中，他说：“他们骂我，指责我，说我让珠海失去了第一桶金。可我自己不那么看，我说我是在保护珠海的第一桶金，保护珠海的环境。这珠海的环境，才是用钱也买不到的真金！”
梁广大如此看重一个城市的自然环境，且态度坚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
梁广大原来任职的南海县，因紧邻广州，改革开放后得地域之优势，率先发展起了经济。当时的南海县委、县政府与后来的许多地区一样，认为靠农业致富太慢，必须全力以赴发展工业，才是致富的必由之路。果然，建一个厂，就富裕一个村子，等一个个的工厂建起之后，立竿见影的经济收效确实让大伙兴奋了好一阵子。
然而，一些兴建了炼牙膏壳厂、玻璃厂、造纸厂的地方，由于废弃垃圾无法处理，只有填入河海，结果污水渗入地下，导致深度污染。于是短短几年时间，一些村落、河流、土地，便遭到污染；更有甚者，有个别村的村民，还得了癌症。
梁广大印象最深的，是南海县平洲公社叠北大队。这个村的河水在未建厂之前，清澈、透明，村里人每天都在河里游泳、洗衣洗菜；后来建了个毛巾厂，虽然这个厂确实为村里增加了一些收入，可梁广大离开南海前，去各公社、大队看了看，原来清澈、透明的河水都变成了七彩色，一道一道，漂浮在水上，时时散发出怪异浓烈的臭味。由于河水不能饮用，村民们的饮水问题，只好由县政府出钱，从佛山引来自来水解决。
问题的出现让梁广大始料不及。面对惨痛的现实，他不得不深刻反思；同时他也开始向外国学习。通过查阅资料，他了解到，英国的泰晤士河，河水原本清澈如镜，工业化开始后，河流严重污染，河水混浊不堪。最后通过几十年的治理，才让泰晤士河的河水重新变清。
河水被污染了，可以重新变清，那么家乡受污染的老百姓呢?他们被污染的生活，能重新变清吗？他们消失的生命，能够重生吗？何以从头再来？
梁广大这才开始认识到，先发展后治理的代价，绝对是惨重的，而且是不可挽回的。好的环境，是花钱买不来的。发展经济，当然十分必要，但不能目光短浅，只顾眼前，而必须从长计议，顾及子孙后代，否则后患无穷！
正是有了上述经历和认识，梁广大到任珠海后，才如此地看重环境，才打出了让不少珠海人看来莫名其妙、难以理解的“奇牌”“怪牌”。
但梁广大的“奇牌”“怪牌”，还不止这几副。
一方面，梁广大力主保护环境，拒绝“三来一补”企业进入珠海；另一方面，由他主政的珠海市委市政府，开始大刀阔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当时的珠海，河汊纵横，道路杂乱，整个陆地被切割成二十三个孤岛。每一条道路走到尽头，都是断头路；每走一段路，都要停下来搭船摆渡。于是，有人把珠海的交通特点编成了“五多五少”：泥土路多，柏油路少；断头路多，路网少；城市路多，乡村路少；渡口多，桥梁少；等外路多，等级路少。
以珠海到广州为例，公路狭窄不平不说，还要过六次摆渡；去一趟广州，单程就要耗费一整天时间。人们怨声载道，这在当时的广东，可谓远近闻名。
这样的道路境况，自然让梁广大忧虑不堪。采访中，梁广大说：“你想，没有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顺畅快捷的交通，没有好的投资环境，你让人家怎么进来？人家不愿进来，怎么发展珠海的经济？”
于是，在梁广大的力主之下，珠海开始了大规模的马路建设。
马路建设轰轰烈烈，搞得珠海大街小巷尘土飞扬，不得安宁。尤其一些珠海当地人，更是怨声载道，骂声四起。
梁广大因此而得了一个绰号：马路市长。“马路市长”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相反却包含了太多的不解与讥讽。因为珠海人需要的是赶快发展经济，是马上挣点钱，是快点过上吹糠见米的好日子。可你梁广大到任珠海后，不但不赶快出招挣钱，反而净干些要么自断财路，要么大把花钱，要么不着边不搭调的事，叫人怎么说你好？
就说这建马路的事吧，当然应该，按一般的马路标准，建建就行了。可梁广大却高调坚持，要把马路修得宽一些，再宽一些。不仅把原有的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而且把原来的四车道变成了六车道，甚至马路的两边也要预留地方，将来必要时还要改成八车道！
一个小小的珠海，海陆面积总共加起来不过七百六十多平方公里，修那么宽的马路干吗？干吗要六车道八车道？光在马路上就如此铺张浪费，花钱如水，是钱多了烧得慌，还是没事找事搞花样？
更过分的是，梁广大在马路的底下投放的财力物力，比在马路上面还要多。梁广大的理由是：马路下面，有排污管、排洪管、供水管，还有供电电缆、通讯电缆，以及煤气管道的预留位置等；而马路每两百米处，还要留一个横沟，遇上需要施工需要维修时，人可以从横沟直接爬进去，不必再将马路开膛剖肚，年年劳民伤财。
这样的构想和设计布局，今天看来当然是先进的，可要知道，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即便是像北京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没有几个能做到的。虽然马路被一次次地开膛剖肚、花样翻新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城市司空见惯的印象，但在三十年前的珠海，梁广大大建宏阔漂亮的马路，却不被理解备受质疑，无法获得大众的支持。
于是，人们纷纷指责“马路市长”梁广大，说他不务正业，不带领大家发展经济，却把大量的财力物力用在地上地下。珠海走的就不是什么创新之路，还是“要致富、先修路”的老路子。甚至还有人骂他就是个农民，就是个大老粗，根本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而外界的议论声也是沸沸扬扬，不绝于耳。后来，有三句话便在社会上流行开来：深圳是官僚办特区；汕头是小商小贩办特区；珠海是农民办特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马路市长”梁广大顶着各种舆论压力，不仅建起了珠海最宽阔最漂亮的马路，还建起了一条全国独一无二的环海二十六公里的情侣路。而这条情侣路，最终成为珠海一张最具特色的名片。
马路修好后，在设计公路配套设施时，梁广大的主张，再度引发议论。
梁广大要将马路边上公共汽车的候车亭，修成全国最高规格的候车亭：既能遮风挡雨，还要美观漂亮。问题是，每一个候车亭预算下来，要花好几万块。有人就直接站出来高声反对：何必搞这些形式主义嘛，争什么全国第一，有这个必要吗？
这一次，听惯了各种非议声而从不出声的梁广大不再沉默了；不但不沉默了，而且还情绪激动，态度坚决。他说：你们这些提意见的人，因为你们自己有专车，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去街头坐过公交车吗？你们在马路边上等过公交车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广大市民是怎么背着小孩、拖着老人、提着菜篮在街头路边站着等公交车的？这珠海的天气，要么出太阳，晒得人全身脱皮；要么一下雨，让人满身湿透。马路边上没有一个候车亭，能行吗？建候车亭，是我们的老百姓应该享有的福利！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钱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为珠海老百姓着想的问题！
梁广大说完，再没有人说话了。
接下来，不少珠海人看见，工作之余的梁广大忙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坐着车满城跑，到处转，从东跑到西，从西转到东。很快，珠海市的每一道沟沟坎坎，每一程曲折路段，都印在了他的脑子里。那期间，梁广大把“马路市长”当得津津有味，同时还主动兼任了城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把珠海市委、市政府的“山水共享”的城市发展规划，执行得一丝不苟，坚决透彻：珠海的城市建筑决不挡海，也不准遮山，必须保持错落有致的空间格局！
而今的珠海，满城绿色，一片浪涛，谁说这不是珠海的一笔宝贵财富？
而珠海之所以留住了这笔宝贵的财富，谁又敢说没有当年梁广大的一份功劳呢？命运工程
梁广大天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1988年，在一片质疑、不解甚至嘲讽声中，梁广大再次出招：由他主政的珠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抢占发展经济制高点的战略发展计划”。这个“发展计划”，被珠海人称为“命运工程”。
所谓“命运工程”，顾名思义，指的是事关珠海发展命运的关键工程。说穿了，就是一批比修马路更为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比如，修建珠海机场，修建珠海港，修建铁路，修建大水厂，修建大电厂，等等。并且，珠海市政府还对外宣称，珠海要建的这个机场，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国际机场，其目的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不仅如此，1989年珠海又正式对外宣称，还要修建一座直通香港的跨海大桥——伶仃洋大桥！
这次动静之大，不仅让珠海人大吃一惊，也让广州乃至全国不少人惊诧万分。于是一时间里，风声四起，众说纷纭，质疑声不绝于耳。有人说，一个小小的珠海，走还没学会呢，就想飞了，不自量力！还有人说，小小的珠海，搞什么国际机场、大港口、伶仃洋大桥，是不是吃错了药，搞晕了头哟？
当然，也有人对梁广大表示赞赏、支持，佩服他的胆略和气魄，认为他有超前意识、国际视野和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梁广大不去考虑怎么发展经济，不去琢磨怎么赚钱，就知道花钱；花钱还不说，又弄来一批花钱的大工程；而且这一次花的钱，远比当初修马路的钱多得多！他这是不顾珠海人的死活，只想着为自己树碑立传！
于是，梁广大继“马路市长”之后，又多了一个绰号：梁大胆！
其实，梁广大的“大胆”，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当初考察深圳时，他虽然确实被深圳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所感染所打动，也从深圳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但到任珠海后，当他对珠海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这才实实在在地感到，珠海与深圳有太多的不同，太多的不可比性。尽管珠海和深圳同为特区，但深圳像个健壮的少年，珠海则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比如，深圳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大量的人力涌进，丰富的物质储备，还有大幅度的自由开放，惊人的建设速度，等等，这些优势珠海都远不具备；加之深圳紧邻香港，香港的发达经济可直接辐射影响，深圳就更是如虎添翼。而珠海呢？虽说也紧挨着澳门，可澳门除了博彩业、娱乐业，什么产业都没有，对珠海的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且珠海的特区面积小，最初仅有6.18平方公里，后来经过两次扩容，仍不及深圳的三分之一。所以，珠海先天条件不足、施展空间有限这一现实，就逼着梁广大必须拿出一个适合珠海自身发展的、长久远大的发展规划。
采访中，梁广大说，他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老想着小小的珠海，老是从眼前的一点小利益出发，眼睛只盯着别人怎么搞，只看别人有多少钱装进了腰包；而他想的是，珠海是国家的特区，不是珠海的特区，所以考虑问题办事情，必须要站在国家的角度，按照国家的要求搞，而不能只站在珠海的立场去想。
因此，梁广大认为，尽管路修好了，供水、供电、通信等设施也初步建起来了，但珠海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并持续性地发展下去，大型基础设施最为关键。纵观全球，但凡大的城市、大的经济区域，没有一个不具备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等这些大型基础设施的。没有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就不成其为大城市、大经济区域。比如，没有便捷的交通，你让人家怎么来？坐汽车、火车来，还是靠两条腿走路来？人来不了，或者说不方便来，怎么投资？没有外来的投资，珠海怎么发展？即使短期内有点发展，往后的日子又怎么办？搞“命运工程”，就是站在整个珠三角西部广大经济区思考问题，就是要谋划整个南方几省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珠海的发展。
梁广大曾经仔细算过一笔账：一个集装箱，从深圳发往香港，仅需三百多块；而从珠海运至香港，则必须经过中山市、顺德市、南海市、东莞市、深圳市才能转道香港，需要三千多块。单单这一笔运费，就高出十倍以上！不修路，不建桥，怎么搞？
当然，这期间也确有一些国外的大财团来珠海考察过，并打算投资一些项目，但因珠海缺乏高规格的交通能源设施，大多乘兴而来，失望而归。
梁广大清楚地记得，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来珠海视察时，特区当时正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巨大的发展阻力。比如，有人说，特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特区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颜色。甚至还有人说，特区就是租界。不能再这样搞下去，要收了，不能再放了，再这样放下去，就完蛋了！在各种压力下，特区干部们的思想和手脚好像都被捆绑住了，外资来考察洽谈投资项目时，不仅不敢主动配合，甚至连外资老板也不敢接触了，害怕哪天运动一来，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而就在这时，邓小平乘船从深圳来到了珠海。梁广大从码头接到邓小平后，在车上将珠海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简单汇报。汇报时，邓小平不说话，只听，有时点点头，表情严肃。中午吃完饭，大家坐下来吃水果，他趁机请求邓小平说：“邓主席，给我们提几个字吧，鼓励一下我们！”邓小平二话不说，走上去，抓起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
采访中，梁广大说，这个题词，不光是邓小平对珠海、对他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垦荒者”的最大鼓励，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上重重非议的有力回答！
一个月后，中央特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肯定了办特区四个窗口的作用，并明确指出，特区放得不够，不仅不收，而且还要再扩大到十四个沿海城市；同时强调，改革开放不能受“左”的思想影响！会上的梁广大备受鼓舞，办特区的信心更足了。
采访中，梁广大说：“我当时是把大型基础设施当作珠海的命运工程来抓的。我如果只站在珠海的角度来考虑珠海，珠海就没有必要建机场、港口、铁路等这批基础工程。一个小小的珠海，你搞那么大的工程干吗？但是，珠海是个特区，是国家的经济特区，它担负着国家探索改革开放试办特区的重任，我们就不能以珠海论珠海，而要跳出珠海论珠海。应该按小平同志指示的办，没有经济、没有资金，也要自己闯出一条血路来。所以当时珠海的几大工程建设都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建大机场、大港口、大电厂、大水厂、伶仃洋大桥、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走向国际，吸收外来投资。”
这就有了“命运工程”的推出和实施。
而修建机场，则是“命运工程”的重中之重。
其实，修建机场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在特区建设之初的1983年，珠海市委、市政府就向广东省委提交了请示报告，要求修建珠海机场。之后，珠海市委、市政府与国家民航局中南管理局合作建了直升机场；不久，澳门政府主动表示，愿与珠海合建机场。
据珠海外事部门档案资料显示，澳门政府政务司马文佳和澳门经济财政暨旅游政务司孟智，曾于1985年4月17日、1985年6月29日和1986年2月13日，先后三次与珠海市政府、珠海机场签订了筹建备忘录；而澳门档案资料则称，早在1979年12月，澳门政府就经港澳办会同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提出过建设国际机场一事。
1986年，外交部根据珠海和澳门的共同要求，向国家主要领导人汇报了珠澳合建机场一事。之后，澳葡当局花费了两年多时间对机场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研究，但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时间转眼到了1988年。珠海市委、市政府见与澳门共建机场一事难以推进，再度立项，提出独自建设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机场。
珠海这么一个小地方，已经有了一个机场，为什么还要再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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