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瑟夫·哈利南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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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相信，才有可能试读：
引言
请你想象自己穿上了一件白大褂，别人告诉你，这是医生工作时穿的。请你再想象自己穿上了同样的白大褂，别人却告诉你，这是油漆匠工作时穿的。对你而言，二者有何不同？
如果你说“没有不同”，那在自我欺骗这件事上，你肯定是个高手。这是一个实验，参与者被要求穿上白大褂，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人惊讶。参与者在得知自己穿的白大褂属于医生时，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但在他们得知这件白大褂属于油漆匠时，这种效果便不知所踪了。他们对白大褂的看法，是这种效果的源头。
这种心理活动的力量，以及我们观察一切事物，包括自我观察时，无意识的感知变动，便是本书要描绘的主要内容。就像两百年前，爱尔兰哲学家乔治·伯克利所说的那样，我们跟物质世界关联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感官。人的感官非常灵敏，比如鼻子可以分辨一万种气味。可是要误导感官，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你不小心踩了朋友的脚，朋友会觉得很疼，可朋友若认为你是有意的，会觉得更疼，这一点已被研究证实。两种感觉很不一样，但肉体所受的伤害明明是一样的。
这些情况都出现在心灵的后院，那里很少被看到，也很少被承认。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原因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研究表明，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给女侍者的小费更多，老板进门时，我们会露出笑容；且我们更倾向于在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上，跟随别人点赞。我们之[1]所以这样，是因为被卡尔·荣格所谓“无意间留意到的事情”影响，而不是因为想要模仿别人、拍老板马屁，或假装自己很有钱。
人类很多行为背后的原因，都让人十分费解，就是因为大家总是忽略上述潜意识的影响。我们会在无法找出真正的原因时，试着对自己为什么会做一些事，为什么会看到一些东西，做出合理的解释，但很多时候仅仅是把话编圆了而已。总之，我们会为自己编故事，透过这个滤镜，观察我们的人生经历。如此一来，真相可能会遭到扭曲，可若是缺少了这种扭曲，却是绝对不行的。
我之前写的那本书《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是刺激我对该问题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写作期间，我多次发现，人类天生的幻觉是很多错误的源头。比如大部分人私底下都认为，对离婚、癌症、心脏病等生活中的很多风险，自己都是免疫的。“这些事只会降临到别人头上”，我们这样告诉自己。我们因此犯错，得到了自己竭尽所能想要逃避的结果。医生没能做到经常洗手，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对自己治疗的疾病免疫，最终却因在评估自己的免疫力时自我欺骗，造成了感染蔓延、住院时间增加、病人病情加重的后果。
我对这种行为做了充足的研究，有一点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这种行为一直存在？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无法摆脱这种不利幻觉的影响？为什么基因库没有及早淘汰这种自我欺骗的倾向？
为解答这些问题，我做了一次历时三年的旅行，最后的成果就是你们现在拿在手里的这本书。在这次旅行中，我到了很多奇怪的地方，看到了很多奇怪的人，包括赌场、股票交易大厅、妓院（你想象不到[2]这些地方有多常见）；巫毒死亡、驱邪仪式；本杰明·富兰克林、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乃至玛丽莲·梦露的卧室。
旅行期间，我多次发现自我欺骗的强大力量，以及人类有多擅长自我欺骗，其中后者更加重要。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能看到人们在进行自我欺骗，而且一点破绽都没有。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固有的人类特性，一种内置的减震器，人们因此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看法，而非改变自己，去适应生活中的压力与危机。事实上，自我欺骗好像是种普遍特性，除了人，动物也会进行自我欺骗。连老鼠这种卑微的动物，其狡诈的天性中都展现出了自我欺骗的倾向，委实令人惊讶。
人类自我欺骗的方式与结果多种多样。做完手术后，我们躺在病床上，看着输液瓶中的止痛药慢慢滴下来，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只是看到止痛药滴下来，就能起到止痛的效果。星期六晚上，我们精心装扮一番，出去玩耍，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系统地进行自我欺骗——自己有很强的性吸引力。或者更普遍的是，我们坚信跟其他人相比，自己更加出色，为得到完美的笑容、崭新的iPad，甚至月球旅行等各种东西，付出的代价更少。
自我欺骗如此有效，简直能跟强效麻醉剂、降胆固醇药，以及一些在世界范围内最普遍的外科手术等现代医学科技相比。不过，其效果却未必是好的。自我欺骗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或许会伤及人的身体，更有甚者，会导致人的死亡，只是概率很低而已。[3]
几千年来自我欺骗一直被当成一种错误。德摩斯梯尼等智者一早便告诫大家，自我欺骗会带来危险，因为对现实的否定也许会引发灾难——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不过近些年，大家对自我欺骗的了解更深了。各领域的研究都表明，孩子们一出生就有这种能力，并能发挥积极作用。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很多科学领域都认为，自我欺骗也许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这项能力，人们就算在逆境中，也可以说特别是在逆境中，也能适应过来，坚持到底。自我欺骗就好比我们心灵的保护层，赐予了我们希望、信心、控制感等缺一不可的无形特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下去，不断创造，并取得成功。
很多研究人员鉴于这些特性的重要性，不再将自我欺骗当成一种错误，转而将其当成一种进化的结果，能帮助人们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是的，有幻觉的地方，往往也会有幸福。很多研究表明，跟没有坚持治疗的病人相比，坚持治疗的病人会康复得更好，哪怕治疗是假的也是一样。还有研究表明，乐观之人在估计工作需要的时间时，往往会低估，可是跟那些更加“现实”的同事相比，他们工作起来却更有效率。
也就是我们的期望比我们的行动发挥了更大作用。期望有着强大的力量。在近期一项调查中，美国有一半医生表示，自己会定期为病人提供虚假的治疗，只因大家坚信这种治疗能发挥作用，而不是它们真的能发挥作用。然而，实际上，它们总能发挥作用。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后，看，我们的行为开始向医生靠拢了，或我们的期望向医生靠拢了。看到药物注射到我们体内，看，我们的疼痛感消退了，类似状况再度发生了。接过别人所谓的“幸运”高尔夫球，看，我们的推杆技术提高了，而这点你肯定已经猜到了。
一般说来，真的东西不一定比假的东西效果好太多，这是人类心理学一个肮脏且微小的秘密。假针灸、假手术、假药，都显示出令人惊讶的效果。有时候，幸运的高尔夫球都能发挥作用。不过，这种力量的源头是我们本人，而非高尔夫球、药物、手术刀。
这应该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吧。我们都希望自己人生的弹球方向能控制在自己手中。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的确能做到这一点，而除此之外的人就需要进行少许的自我欺骗。我们相信的东西可能只是幻觉，不过其引发的结果却可以是绝对真实的，大家不必为此感到担忧。我们只需相信自己会一帆风顺即可，这点很重要，至于会不会真的一帆风顺，却是次要的。自我欺骗潜藏的力量就是如此。第一部分虚无的力量：安慰剂、集体歇斯底里、致命幻觉第一章想象的药物
这些事实……为想象和意念会作用于疾病，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本杰明·拉什医生
1778年，有位肥胖且带着浓重口音的德国人来到巴黎，同时带来了自己的观点与计划。在他看来，世间一切生物体内都存在一种流动且无形的力量，即所谓的“动物磁性”。动物磁性能借助电和磁力影响健康，一如月球对潮汐的影响。不过，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个实验与月球无关，在实验中掌控上述流体的是一个男人，名叫安东·麦斯默。
根据麦斯默的计划，巴黎市民为了亲自体验动物磁性的力量，需要付出一笔钱。之后，人们发现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一开始，麦斯默提供磁性治疗的场地，选在旺多姆广场一座奢华的公寓中。不久，他又转战到华美的夸尼酒店。磁性治疗的对象，逐渐演变为仅限于巴黎的大人物。麦斯默的名气与日俱增，以至于不能再为客人提供单独的磁性治疗，便改为集体治疗。他备好一只橡木桶，桶高1英尺，周围能环绕30个人，桶上盖着盖子，里面铺着玻璃砂、铁粉，将几瓶“磁化”的水对称摆放在上边。桶盖上面有洞，从内部伸出能让病人握住的铁把手。在暗淡的灯光下和时而播放的抒情音乐中，大家握着把手在木桶周围坐下，一言不发。通常情况下，大家的手都会被特别的绳子绑到一起，拉住彼此的手，一条“沟通绳”就这样诞生了。
随后，身穿紫色绸衣、拿着铁制长手杖的麦斯默来到病人中间，一边走动，一边触碰他们病痛的部位。很快便有病人倒在地上，身体痉挛。“沟通绳”各部分随即紧绷起来，痉挛开始在房内四处蔓延，好像涨潮一样。根据目击者的说法，通常还会有癫狂眼神、尖叫、眼泪、打嗝、夸张大笑，与痉挛同时出现。某些情况下，病人还会咳血。到了最后，这种集体性痉挛会变得“筋疲力尽，好像陷入梦境……更有甚者，有时还会昏昏欲睡”。该过程可维持长达几个小时，若病人承受不住，马上会被送到休息室，那里到处都是柔软的垫子。
在很短的时间内，麦斯默的小型会议便传播开来，他成了城中的焦点。“因为这一奇迹，凡尔赛终日热闹非凡。”有位伯爵夫人在信里这样写道。[4]
麦斯默的影响越来越大，路易十六也留意到了他，并组建了委员会，对他的“奇迹”展开调查。委员会囊括了天文学家让·西尔万·巴伊、为氧命名的拉瓦锡等多位当时最出色的科学家，主席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担当，在巴黎，再没有人比他更有名的了。作为美国首位外交使臣，富兰克林来到法国后，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明星。法国人对[5]他的电学实验评价颇高，相关工作者还以“富兰克林派”自居。
这时候，富兰克林已经超过75岁，身体每况愈下，痛风导致他行动不便，肾结石也让他受尽折磨。为此，委员会其他成员决定改在帕西进行部分实验，此处位于巴黎郊区，建有庞大的花园，富兰克林就住在这里。
1784年的春天和夏天，富兰克林的花园里发生了一些事，直到现在还被视为当代医学最伟大的事。富兰克林和其他委员只用了几个星期，就把麦斯默所谓的科学治疗方法系统地推翻了。他们在此期间塑造了一样东西，得到了一位科学史学家的赞美：“恒久证明了理智的力量和美。”
新科学的种子
富兰克林选择了查尔斯·德世朗医生作为调查的对象，因为麦斯默拒绝接受委员会的调查。德世朗是麦斯默最虔诚的信徒之一，作为一名医生，他有着很高的声望，还是国王兄弟的御用医生，绝非寻常人所能比拟。他跟富兰克林的合作却很快乐。委员们在一次实验中，让德世朗把富兰克林花园中一株杏树“磁化”，但不要把其余四株杏树“磁化”。随后，委员们带着一个蒙着双眼的青年来到没有磁化的杏树前，让他抱住树。由于树并未磁化，因此从理论方面说，青年不会感觉到任何差异，但实情却并非如此。青年在抱住没有磁化的第一株树时开始咳嗽，还表示自己头很痛。这些症状在他抱不同的树时不断加重，最终在抱第四株时晕了过去。
委员们在另外一个实验中，邀请一名女子到门边坐下，跟她说，在门的那一边，德世朗正在为她做磁性治疗。其实，门的那一边根本没人，可她的反应却宛如正在接受磁性治疗。她牙齿打架，呼吸急促，还进入了如下状态，委员们称其为“巨大的灾祸”：
她身体前倾，双臂放到背后，使劲扭动，整个身体都在晃动。牙齿打架，发出很大的响声，就算在房子外面都能听到。她咬自己的手，咬得那么厉害，留下了清晰的牙印。
更有甚者，委员们想了解是不是换上德世朗的服装，假扮成他，就能帮人做磁性治疗，实验证明的确如此。
尽管委员们都很清楚，自己看到的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表演，但还是忍不住感叹其影响居然强大至此。调查中还有一项工作，即亲临磁性治疗会议现场，参观并深入了解动物磁性是什么概念，治疗过程如何，结果委员们都大吃一惊。
在报告中，天文学家巴伊这样写道：“一个人拿着手杖，就能对这么多人施加影响，几乎跟童话一样，这是怎么做到的？”
面对该问题，所有委员都无法做出解答。不过，其中部分人认定，自己遇到的这种力量真实且新鲜。
巴伊表示：“尽管动物磁性好像纯属子虚乌有，但人类的模仿与想象这两种能力，还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研究思想怎样对身体发挥影响的新科学，便以此作为种子。”
只有国王能看到
最终，委员会制作了两份报告，分别交给公众和国王。国王收到的报告中表示，麦斯默的病人以女性为主，所谓“痉挛”只是性高潮而已，麦斯默时常在磁性治疗会议中跟女性相对而坐，用手指寻觅女性身上的“磁极”，多半会在十分接近胸部的地方找到，报告内容非常下流。
不过，这些细枝末节在对外公开的报告中并未谈及。该报告只是判定，麦斯默是在骗人，所谓磁性治疗都是弄虚作假。“磁性治疗在想象力缺失的情况下一无是处。”报告中这样写道，十分简明。
委员会发出了大约两万份报告，引来了巨大的关注。富兰克林很满意，在给孙子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们都觉得这份报告非常不错，可是想象力到底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却让人们非常好奇……”
大家对麦斯默嘲讽有加。他下定决心，将一切希望都放在一匹马身上，对它进行磁性治疗，为自己的理论提供证据。无奈事情已成定局，难以东山再起，麦斯默最后不得不告别巴黎，到别处过完接下来的日子。1815年，他在瑞士离开了人世。
德世朗医生并未被他连累。德世朗在富兰克林的报告问世前，就在一篇文章中承认，自己对磁性治疗的原理一无所知，不过，他执意认为，磁性治疗的确能发挥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它为什么能发挥作用，并不那么重要。
德世朗医生问：“‘假设’借助想象力让大家变得更健康，是麦斯默先生仅有的秘密，那这岂非一件伟大的好事？若疗效最好的是想象治疗法，我们为什么不对其加以利用？”
这个问题很不错，医学领域直到现在还未找到答案。而德世朗要想解决自己的困惑，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富兰克林的报告公开后，他很快猝死，享年不过36岁，而他猝死时正在接受磁性治疗，颇具讽刺意味。
当代麦斯默
德世朗的“想象治疗法”在他去世多年后，依然地位稳固。实际上，现在很多治疗之所以能发挥作用，都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这点只需认真观察便能了解。其源自自我欺骗，效果让人吃惊，跟麦斯默的表演没什么两样。但现在我们借助的并非磁铁或是手杖，而代之以安慰剂这种更加现代的物品。
安慰剂这玩意一点治疗效果都没有，它包含多种类型。比如假阿司匹林，其中并无阿司匹林成分；比如用无法刺透皮肤的针做针灸，更有甚者还有假手术，只在皮肤上划一刀，制造一条伤疤，以留作纪念。这些治疗法都是假的，因此从理论上说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但种种研究结果都与此相反：它们能发挥作用，跟“真实治疗法”相比，它们的效果相差并不大。
以经常遇到的哮喘为例，这种慢性炎症反应会导致肺部气管窄小，病人难以呼吸乃至不能呼吸。全世界被哮喘折磨的人大约有3亿，有2500万人都是美国人，他们所患的多是重度哮喘，有可能丧命。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仅仅是2009年一年，便有3300多人死于哮喘，平均每天大约有9人丧命。
一般说来，人们都会用支气管扩张剂——沙丁胺醇，治疗哮喘。不过，研究表明，跟吸入安慰剂的感觉相比，哮喘病人吸入沙丁胺醇的感觉并不会好太多。最近有研究表明，吸入沙丁胺醇后，哮喘病症减轻的病人占50%，而吸入安慰剂后，哮喘病症减轻的病人也达到了45%，二者的百分比相差无几。沙丁胺醇的效果只在研究人员检测上述病人的肺活量时，才能体现出来：吸入支气管扩张剂的病人，其肺活量增加了20%；而吸入安慰剂的病人，其肺活量只增加了7%。
跟哮喘病人类似的情况很常见。对很多诸如抑郁症之类的常见疾病，安慰剂发挥的作用都很明显。美国心理健康研究院的统计数字显示，单是美国每年开出的抗抑郁药处方，便高达2.54亿份。抗抑郁药[6]因此成了仅次于降胆固醇药的第二常见药物。但英国赫尔大学有名的心理学家、抗抑郁药最出色的研究者欧文·基尔希认为，抗抑郁药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基本都得益于安慰剂效应。很多年前，基尔希和同事从英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得到了一份关于1987年至1999年六种应用最广泛的抗抑郁药跟安慰剂对比的临床实验报告，这六种抗抑郁药包括氟苯氧丙胺、氟苯哌苯醚、盐酸舍曲林、西酞普兰、奈法唑酮、文拉法辛。对这六种药物所做的临床实验，共计42次。根据检测抑郁症状时常用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基尔希做了一番计算，结果显示真正的抗抑郁药82%的治疗效果，都能借助安慰剂达到。
同样拥有显著安慰剂效应的，还有不涉及药物的治疗方法，比如针灸。针灸不断得到推广，特别是在美国。跟2002年相比，当前尝试过针灸的美国人增加了600万，达到了1400万。随着时间的推移，针灸已被当成一种正规的治疗方法。近来，美国军队开始实施一项计划，即“战场针灸”。针灸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原因已经很明显了。很多研究表明，针灸能大大减轻很多疼痛，包括头疼、后背疼、关节炎等。不过，研究也表明，假的针灸与真的针灸一样能减轻疼痛。西雅图一批研究人员在早期一篇针灸研究报告中，设计了一种假的针灸工具，即一根好像自动铅笔的牙签，一旦触及皮肤，便会缩回来。随后，他们在实验中对比了这种针灸和真的针灸，后者会刺进皮肤中。为了避免病人看见是什么刺在了自己身上，他们特意选择了后背疼的病人做这个实验，结果牙签与针灸用的针在缓解背部疼痛方面，效果不相上下。
医生的欺骗
既然安慰治疗法能取得这样的效果，那全世界的医生都频频欺骗自己的病人，也就不足为奇了。2008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有一半的医生都承认，自己开安慰剂的频率颇高。丹麦2003年的调查显示，在前一年，有86%的家庭医生使用过安慰治疗法，而使用超过10次的，占50%以上。与之相似的结果，在以色列、英国、瑞典、新西兰的调查中也都能看到。
以上例子中的医生对于自己使用了安慰治疗法心知肚明，但他们也有不明白的地方。很多情况下，医生都会使用手术等安慰性很强的治疗方法，而他们自己对此根本没有认知。长久以来，我们都明白对病人而言，手术的安慰效果非同一般，但有一点经常会被医生忽视，那就是这种效果也许不是源自手术，而是病人的思想。
休斯敦有名的外科医生布鲁斯·莫斯利，十多年前就为此做出了清晰的证明。那时候，莫斯利医生在休斯敦退伍军人医院工作，并在休斯敦火箭职业篮球队中担任队医。他时常帮膝关节炎病人做刮掉关节杂质、清理创口的关节镜手术，跟大部分骨科医生没有区别。这种手术十分新颖，深受大家欢迎，单是美国每年做的此类手术就高达65万例。可要证明这种名气很大的手术真能发挥作用，能找到的证据却寥寥无几。
莫斯利及其同事下定决心，把这件事搞清楚，但一定要编造小小的谎言。莫斯利在征得医院许可后，找到180个膝关节患病的病人，将其分成两组，为一组做了真手术，为另一组做了假手术。后者要穿上手术服，并要接受麻醉。更有甚者，莫斯利医生会亲手在他们的膝盖上划一刀，留下小小的疤痕，作为纪念，之后他会帮他们缝合伤口，但仅此而已，病人的膝盖根本没接受任何治疗。最后，他会让他们回去。
不久，此次实验的结果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为思想拥有何种让人吃惊的力量提供了证据。莫斯利及其同事发现，真手术能产生何种效果，假手术就能产生何种效果。两组病人在两年之后依旧没有显著的区别。在走路、爬楼梯方面，接受真手术的病人表现有多出色，接受假手术的病人表现就有多出色。
接受假手术的病人中有位名为西尔威斯特·柯林根，他是从得克萨斯州的佛蒙特来的二战退伍老兵，已经76岁了。他基本是在手术过后马上感觉自己的膝盖状况变好了，无论行走还是割草，都非常自如。
之后过了很多年，柯林根在《纽约时报》的访问中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深受这个膝盖的困扰，但托莫斯利的福，如今它变得跟我另外那个膝盖同样好用了。每回在电视台转播的篮球比赛中看见莫斯利，我都会让太太过来看，说：‘多亏了那个医生，我的膝盖才能康复！’”
信仰有多重要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做过一项探究人脑怎样塑造自身现实的实验，即“信仰造就现实”，颇为出名。身兼医生与心理学家两种身份，詹姆斯对信仰力量的观察，除了在心理学领域占据关键地位，在哲学领域同样适用。信仰恰好就是安慰剂效应最重要的组成。之前谈到，安慰治疗法本身能发挥作用，病人也相信其能发挥作用，这便是这种治疗法的共通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认为手术刀、药片、医生的白色工作服，能为我们带来好处。
越是强大的信念越能发挥作用。2009年，美国肺脏协会开始研究安慰剂与哮喘治疗，这方面的研究再没有比这次更宏大、更深入的了。研究结果与我们之前谈到的一样，安慰剂的确能发挥作用。此外，还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安慰剂会因医生提升病人对安慰剂的信心，发挥更大作用。在研究中，“收到对安慰剂效果的赞赏这类积极的信息后”，病人的哮喘控制与症状“普遍好转”。研究者甚至表明，“在[7]哮喘控制中”，安慰剂积极组的好转程度跟“能发挥实效的药物程度相当”。安慰剂本身能发挥作用，且会因病人对这种作用的信心增强而发挥更大作用。[8]
信仰能造就现实，这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一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要在信仰和商品之间建立关联，“品牌”是关键所在，营销主管都很清楚这点。这就是为什么大型企业会为了创建、维护企业品牌，耗费几十亿美金。他们明白，顾客甘愿把钱用来购买自己相信的商品，越是对他们的商品忠心不二的顾客，越是相信商品的效果。你若觉得这种说法太过夸张，可以把本书放下，过去把你的药箱打开，里面很有可能会有一瓶阿司匹林，这便为品牌的力量提供了证明。
有人在很多年前做了一项研究，以800名英国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与没有品牌的阿司匹林相比，有品牌的阿司匹林更能有效缓解头疼。事实上，实验中用到的所谓有品牌的阿司匹林跟没有品牌的阿司匹林同属于安慰剂，没有任何区别。经过计算，研究人员发现，药物真正能发挥的止痛效果占总效果的2／3到3／4，余下的都得益于品牌。
相信某种东西能发挥作用，某种东西不能发挥作用，这种牢不可破的信念便是品牌忠诚度的最强大之处。信念一旦建立，便基本无法消除。这种信仰如此坚定，甚至能在我们明知其只是安慰剂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这点在2010年被一组大肠激躁症病人证实了。（大肠激躁症简称肠躁症，有别于炎症性肠病。）肠躁症对大肠影响最大，频频引发各种症状，包括腹痛、腹绞痛、肠道蠕动异常等。肠躁症是种常见病症，病人求医问诊的十大主要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它，美国患这种病的人有1530万左右。
研究人员在2010年的实验中，跟80名肠躁症病人说，他们中的一半能得到正规的治疗，另一半只能得到安慰剂。研究人员告诉病人，安慰剂这种东西一点作用都没有，完全发挥不了治疗作用，跟糖没什么两样。不过，研究人员还着重点明，“有严肃的科学实验表明”，这些安慰剂能建立“重要的精神与身体自我修复机制”。随后，研究人员随意选择了一半的病人，向其发放安慰剂。
所有病人在三个星期后收到指令，回答一系列评估其腹痛等症状程度的问题。跟没用安慰剂的病人相比，用过安慰剂——“安慰剂”的字样在药瓶上标注得非常清晰——的病人，其疼痛等种种症状都明显减轻。
此次研究的组织者名叫特德·凯普查克，他在波士顿的贝斯以色[9]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做研究员。他表示，安慰剂效应强大到“不只能明显作用于统计数字，在临床研究中更是意义非凡”，即安慰剂能应用于实际中，而不仅限于理论。
我们发觉，当代不少疾病的治疗效果都有些得益于想象力，关节炎、哮喘都是如此。我们跟18世纪巴黎那些围在橡木桶旁边的人一样，被“虚无”的力量作用。
但这并不表示安慰剂无所不能，其对癌症、破裂的动脉瘤、不孕不育症等都无法发挥作用，应用的领域很狭窄。但对于疼痛、抑郁乃至更年期潮热潮红等很多主观病症，安慰剂都能发挥作用。
眼见为实
个人感受的主观程度，会让人感到吃惊。我们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认知，包括从周围看到、感受、思考的所有事物，都能改善或恶化我们所处的环境。跟周围只有四面墙壁的病人相比，病房有窗户，且能透过窗户看见花和树的病人将更快康复，更少出现疼痛以及并发症。病人还会因医生频频说满怀希望的鼓励话语，康复更快，感受更好。有个很出名的实验，腹部做过手术的病人，因为医生态度积极向上，对其鼓励有加，比其余病人提前两天出院了。
主观会通过种种方式，对我们的感受造成影响，而眼睛这扇心灵的窗户是最常规的方式。视觉的力量对信仰的建立发挥着最大作用，正如俗语中所言：“看到的才是真的。”不过，看起来很简单的“观察”，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受时，却往往会借助深刻的方式。[10]
近来，都灵大学医学院的法布里齐奥·贝内代蒂医生领导一组成员，设计了一项简单而精巧的实验，将上述现象展示出来。他们为两组病人使用了他们挑选的四种常见止痛药。第一组病人的止痛药采用医院的常规方式，在病床边输液，将止痛药输入病人身体的过程，展现在病人眼前。第二组病人却无法看到止痛药的输入过程，因为注射是秘密进行的。
两种注射的方法从理论上说，效果一模一样，但在实验中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秘密进行的注射，其止痛效果比不上能看见的输液，即止痛药会因病人看到其输入，取得更好的效果。任何止痛药都是如此，绝不仅限于少数几种止痛药。
此外，贝内代蒂医生还发现，大多数止痛药的止痛功效都源自其带来的心理作用，而非药物功效，即所谓“药效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双眼看到的变成了信仰，信仰又一次造就了现实。
疼痛有何意义“看”并非一种中性行为。我们从一出生，就在将种种意义赋予看到的一切。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妈妈的脸，之后在探寻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看到红色的路标，我们能分辨出那表示“停止”。看到纳粹的标志“卍”，我们明白那代表另外一种含义。不过，人物、地点的差异，或许会导致该标志代表的意义差异。其对德国人代表着某种意义，对犹太人又代表着另外一种意义，可其具备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在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意义”发挥着重要且深刻至极的作用。
有多深刻呢？二战期间，有个年轻人名叫亨利·诺尔斯·比彻，刚[11]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他留意到意大利安济奥海滩的伤兵看起来很奇怪。安济奥对同盟军来说，就像地狱一样。1944年1月，同盟军登陆安济奥。德军马上出兵狙击，消灭了超过1000名同盟军。首批登陆并被压制在低处的美军中，有个名叫罗伯特·阿佩尔的士兵，他是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来的，时年22岁。很快，他在旁边发现了一座可用作掩护的果园，便爬了进去。阿佩尔听着接连不断的子弹声和迫击炮声，生怕碎片伤及自己的眼睛，便暂且将头盔向前推了推。
忽然之间，他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好像脑袋后头被棒球棒狠击了一下。爆炸力度太强了，他被迫转了一圈，倒在地上，然后迷迷糊糊躺在那儿。他摸到右耳朵后边都是血，刚刚的冲击是由一枚爆炸的迫击炮弹飞出的弹片造成的。弹片可能长0.75英寸，宽0.25英寸，体积很小，形状跟伊利诺伊州地图非常接近。阿佩尔虽然迷迷糊糊，但还是踉踉跄跄走回了战地医院，那里距离前线有几英里远。医生告诉他，他的下巴碎了，脸部分麻痹，还有一条脸部神经坏了。
阿佩尔高兴极了。
受了这样的伤，他就能回家了。之后，他在信中写下这样的话：“太——好——啦，这个意外真让人喜出望外！”
很多士兵都跟阿佩尔情况相似，身受重伤，却感受不到强烈至极的疼痛，比彻医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开始通过研究找出答案，他问所有身受重伤，来到战地医院的士兵：“你觉得疼吗？”对士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提问了。
很多士兵都会说疼，这点可以预见。随后，他们会继续接受提问：“那你是否想要止痛药？”超过3／4的人都会委婉地说不要，这很让人意外。
战争结束后，比彻返回哈佛大学，进行另外一项研究，以普通百姓而非士兵作为研究对象。他希望了解在受伤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普通人感受到的疼痛会不会跟士兵持平。冲平民开枪射击、发射迫击炮，这些对比彻而言都不可能。于是，他只能退一步，选择为病人做手术。1950年的手术用的麻醉剂还是乙醚，以现在的眼光看，条件是很差的，而且一般说来，耗费的时间也相当漫长。比彻找到了150名需要做主动脉移植或脊椎融合等手术的病人，尽管跟被子弹击中相比，这些手术给病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伤害要小一些，但是小也小得有限。
比彻对手术过后的普通人和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接受止痛的概率，做了一番比较。面对止痛，普通人中的83%选择了“是”，士兵中的75%却选择了“否”，双方的差距让人惊叹。
这种差距源自何处？答案已清晰展现在比彻面前，即相似的伤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受重伤对士兵来说，往往意味着好事。受伤对罗伯特·阿佩尔来说，意味着他要告别战场，返回故乡。然而，相似的伤对普通人来说却是坏事，这也许代表着其将步入惨痛的生活，受尽痛苦与疲倦的折磨。简而言之，对于疼痛的感受，“意义”的影响是很大的。
比彻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对受伤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两种状况的最大区别。疼痛对病人的意义，决定了病人感受疼痛的程度。”
1956年，比彻发表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报告，表明疼痛的意义颇具伸缩性，相同的伤对不同人的意义不同。你若能改变意义，便能将疼痛掌控在手中。
从某种角度说，德世朗甚至麦斯默想要做的就是这种事。他们明白，若能改变人们某种特殊体验——哪怕是疼痛这类强烈的体验——的环境，就能扭转人们对这种体验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麦斯默将磁疗的场所选在小型会议室中，而非医生办公室中。也可以这样说，你能借助这种方式，指引别人进行自我欺骗。若你真的能做到这点，那自我欺骗之人将展现出怎样的潜力，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确定的。这属于新科学的种子，天文学家巴伊如此说道。第二章蜂拥而至的人群
一般说来，人在能肆意妄为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彼此模仿。——艾瑞克·贺佛
1944年9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马顿市发生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随后，在芝加哥以南200英里，一座拥有1700位居民的小镇上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有位年轻的家庭主妇名叫埃琳·科尔尼，她在9月1日晚上闻到有股“恶心的甜味”从卧室的窗户飘过来，这便是事情的开端。科尔尼太太闻到这股味道后，两腿失去了知觉，嘴唇也变得很热。她叫自己的姐姐过来帮忙，姐姐又求助于邻居。警察接到邻居的报警电话赶过来，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科尔尼太太的丈夫波特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时正往家里赶。把车停到门口时，他刚好瞥到卧室窗前站着一个男人。他去追那个男人，后者却马上跑进黑夜中，再也找不到了。警察又一次赶过来，还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气体攻击”这件事登上了当地《每日公报》的头条，上面有一个大标题：“‘麻醉歹徒’在逃！”
之后，警方获悉，全镇各地发生了大量相似的气体攻击事件。乔治·赖德女士说，她一个人带着幼小的孩子在家里睡觉的时候，遭到了歹徒的攻击。赖德女士表示，自己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声音，然后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手指和腿都因此失去了知觉。有位住在赖德家数条街以外的女士，同样表示自己在睡梦中闻到“一股让人作呕的甜味”，被吓醒后，她发现自己的孩子正在呕吐。
警方9月5日又获悉，发生了两起攻击事件。有位报案者名叫比尤拉·科德斯，时年45岁。她表示，晚上22∶15左右，自己在门口的走廊中看到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折得整整齐齐，中央处有一片湿了，看起来很奇怪。她把衣服拿起来，闻闻那片湿了的地方，双腿马上像有电流穿过，感觉非常强烈。
她大叫起来：“一直刺到我的脚指头！”
第二天，发生了另外三起气体攻击事件。到了8日，又发生了四起。9日，发生了五起。10日，发生了七起。而马顿市警察局此时只有警察2人，巡警8人。《芝加哥先驱报》翌日刊登了“全州上下通缉气体歹徒”的头条，标题高将近9厘米。
整个镇子这时都已紧张到极点。市政厅中会聚了几百个平民，男性都带着武器装备，并自发组成了多个小组，以维护治安。有位太太为丈夫的霰弹枪上膛，还在厨房的墙壁上开了一枪，打出很大的窟窿。[12]
州警察很快赶到镇上处理此事，从春田市驶来五辆巡逻车，配有无线电这种打击罪犯最先进的科技产品。镇上的警察局长开始吹牛，说有了无线电，警察的反应速度就更快了，“报案电话还没挂好，警察已经到了”。然而，案件还是不断发生，警察什么发现都没有，无线电根本帮不上任何忙。
收到消息后，大城市的记者都赶过来了，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也赶过来，齐心协力，想要解决此事。凶手在某段时期，好像就要落网了。嫌疑犯缩小到包括两位业余化学家在内的四个人。精神病院都被询问，有没有病人逃走。政府对包括比尤拉太太在门口走廊发现的白色衣服在内的极少量线索做了分析，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一些调查人员开始质疑，抛开一切不可能解决的谜团，还有一件被无视的小事，让他们始终摸不着头脑，那就是为什么镇上众多歹徒攻击的案件中都没听到狗叫声。警察局长在首个案件发生后11天，即9月12日判断，这不过是一种错觉，整件事“完全是一个错误”。
在此之后，情况迅速发生改变，忽然没有人再报警说受到气体攻击了，跟当初忽然有一群人报警没什么两样。电话、无线电都不响了，镇里的狗依旧一声不出。州警察短短数日就跑光了，联邦调查局探员也开始收拾行李。大城市的记者因为找不到能报道的新闻，只能回去了。“麻醉歹徒”这桩奇怪的案子，就这样宣告结束。
群体行为
这11天，马顿市居民究竟哪里不对劲儿？很多人都在尝试寻找答案。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真的存在麻醉气体和歹徒。有人还公然表示，自己了解歹徒真正的身份。
不过，要将此事解释为大家都很擅长模仿他人，更加简单。在个人身上，我们的自我欺骗能力效果非凡，在群体身上，同样如此。许[13]久之前，英国诗人约翰·邓恩便表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借助比麦斯默编造出来的比流体更加无形的社交网络，在相互之间建立了关联。将我们的潜意识会聚到一处的网络，既包括由电脑显示屏连为一体的现代社交网站，又包括公司茶水间会聚的老式小帮派。我们因此不断做出一些行为，不仅很奇怪，还带有传染性。其他人的行为、思想也许颇具传染性，以至于有些东西可能仅仅是群体行为的产物，看起来却像是群体智慧的成果。
人类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只是程度各不相同，对此科学家一早便已了解。更有甚者，人们会模仿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自己却毫无意识。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打哈欠。打哈欠的传染性很高，我们单是看见其他人打哈欠，自己就想打了。打哈欠传染性太高，暗示难度太低，以至于只是看见这个词语，读者便会本能地想打哈欠。我认为，很多读者对此都没有任何疑问。
涟漪效应
无人能为打哈欠为什么能传染提供确切的答案。打哈欠不存在显著的必要、功能或效果，像子宫中的胎儿这种得到充足睡眠的人照样会打哈欠。但打哈欠能传染，表明人们在交流一些信息时，不需要动用语言，这点相当关键。这就好比18世纪那些在桶边围成“沟通绳”的巴黎人，绳子拉动便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人被影响，便会把其余人拽倒，在群体之中，影响就像涟漪一样蔓延开来。
医学杂志用“群体心应性疾病”“情绪传染”和最常见的“集体歇斯底里”等三十多种称谓，来称呼上述现象。这种突然出现的现象不管拥有何种称谓，都有一项共同特征，就是传播之迅速，让人吃惊。爱尔兰都柏林市郊的一所学校，1979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两个孩子上午10∶30觉得不舒服，肚子疼，想呕吐。过了三个小时，同样的病症出现在47个孩子身上。校方慌乱不已。学校里先后驶来五辆救护车，学校广场中会聚了上百名本镇居民。抵达现场后，医护人员发现这里混乱不堪。此次突发事件被爱尔兰一名医学记者说成，“情况好像野生动物集体狂奔”。
此次“狂奔”的原因是什么，无人知晓。通常说来，在西方国家这类事件的直接原因都是臭气或是毒气这类气体，一如马顿市发生的案件，之后再调查，自然不会有任何发现。而其他国家却往往以眼睛看到的东西作为直接原因。日本东京电视台1997年12月播放动画片《神奇宝贝》时，就因为画面中闪烁的光芒，突然引发了一种群体行为。节目播出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有600多个孩子被送到医院，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症。
事实上，跟普通人的想象相比，这类心理作用的分布更加广泛，超越了不同宗教、种族、文化，频频出现于全世界各个地区。从1973年到1993年，单是英语医学杂志记录的突发性集体歇斯底里，最少也有七十例。其中1／2都出现在美国，新加坡有七例，印度也有七例，英国有五例，马来西亚有三例，加拿大有两例，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地区）、爱尔兰、以色列、牙买加、肯尼亚、新几内亚、南非、西班牙、乌克兰、赞比亚分别有一例。
当事人的想象力决定了上述集体歇斯底里种类多样。1982年在印度东北部地区，有几千名男子坚信自己的阴茎在不断缩小，但政府迅速做出反应，用尺子度量过后，表示这不过是他们的幻想。第二年，约旦河西岸有接近1000人闻到了“一股味道，类似于臭鸡蛋”，之后就昏倒了，还有两倍以上的人感觉到强烈的痛苦，但在之后的调查中，并没有发现臭鸡蛋或任何有毒的物质。2011年，纽约有12名女生在同一时间出现了种种让人惶恐的病症，比如抽搐、癫痫等，而她们平日里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由于这些女生都再平常不过，这些病症却再反常不过，因此这件事在国际上成了焦点。这些女生到处都能看到，其中很多人都是相互认识的人或朋友。部分人在同一支足球校队中，部分人则在同一支啦啦队中。她们的父母都说她们是“快乐、平凡的孩子”，因此当让人预想不到的集体歇斯底里的诊断结果出来后，她们的父母都很难接受。
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有位家长表示：“胡言乱语，怎么可能是集体精神病呢？”
但除此之外的可能性都不成立。专家跟都柏林那所学校发生突发性事件时一样，做了详细的检验，摒弃了环境、神经系统、生物等种种可能，却一无所获。
其中一个女生的监护人说：“我实在接受不了，莫非现在还是17世纪？”
性别差距
这句话在某种情况下是成立的。
一般说来，在集体歇斯底里中受害的都是女性，以往是这样，现在依旧如此。直到今时今日，我们还是无法解释这种病症为什么多出现在女性身上。我们拥有大量的理论与少量的事实，后者都指向了现实中的性别差距。出现集体歇斯底里症状的女性与男性，其比例从2:1到10:1不等。这种差距最近这些年开始降低，但女性依旧占了大部分。田纳西州的麦克明维尔的一所高中，1998年突然出现了集体歇斯底里，受害人共计186人，其中女生占69%，跟男生的比例为2∶1略高一些。
这并不意味着，集体歇斯底里只会影响女性。像亚洲、非洲一些地区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生的“阴茎缩小恐慌”等奇怪的集体歇斯底里症状，便只会出现在男性身上。1967年，一些相信自己的阴茎在不断缩小，为此惶恐不已的男人，占领了新加坡各家医院。相似的情况9年后在泰国出现，受此影响的男人超过了2000人。尼日利亚的暴徒2001年间动用私刑处决的“诅咒阴茎缩小嫌犯”，最少也有12人。
在外人看来，这些事情滑稽而荒谬，但受其影响的人乃至提供治疗的人都感受到了真正的痛苦。1965年，集体歇斯底里在英国布拉克本一所女子中学爆发。早上，数名女生说自己头晕，并有种奇怪的感觉。当地医院报告，近中午时分，“整个学校都受到了影响，大批女生倒下”。截至中午，表示自己出现种种症状的学生达到了141人，具体症状包括头晕、作呕、抽搐、牙齿打架、皮肤麻痹，其中85名学生被送往医院。学校的550名学生中，有1／3左右受此次事件影响。为了从医学角度调查上述症状的原因，人们在此之后花费了大量精力。对女生的血液、食物乃至大便的检验都呈阴性。调查者疑心是毒气引发了此次事件，在学校各座建筑中放出12只天竺鼠——活的那种，但其呼吸却很正常。
之后在《英国医学杂志》中，调查者说他们断定此次事件“纯属歇斯底里”。但他们着重点明，尽管种种症状都源自想象，可是其对那些女生和关怀她们的人来说，却非常真实。事件过后，相关女生说“自己生病并不是假装的”，“一开始的见证者也并未被‘愚弄’”。相反，她们全都被一种相互欺骗的行为愚弄了，这种行为“非常惊人，从生理方面说，还非常有说服力”。
大众传媒与集体歇斯底里
16世纪过后，集体歇斯底里有一方面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牵涉其传播的方式。这类集体歇斯底里的爆发，一直受地理位置所限。只有在工厂、学校这类空间有限、人口密集且人能相互看见的地方，才会爆发这种事件。1374年，爆发了史上第一起留下记录的集体歇斯底里事件，其中的病人多为天主教修女，需要严格遵守纪律的宗教人士。时常引发奇怪的反社会举动，是这些事件的一大特色。比如[14]1491年，法国康布雷爆发了集体歇斯底里，多名修女身上出现了种种症状，不仅如此，她们还像狗一样叫，并为未来做出预测。1560年在西班牙一座教堂，多名修女像羊一样叫起来，并拽下自己的头巾，身体抽搐。而在法国一家修道院，修女像猫一样叫起来，且“在每天固定的几小时内，一起叫个不停”。
集体歇斯底里在工业革命期间，走进了工厂。1787年，英国兰[15]开夏郡一家棉纺织厂爆发了集体歇斯底里，这是首个有记录可查的工厂歇斯底里事件。当时有24名工人说，自己的脖子好像被掐住了，然后倒在地上，抽搐起来。记录显示，这种抽搐非常强烈，持续时间非常长，“要阻止这些病人扯掉头发，或用头狠撞地板和墙，一定要四五个人一起上阵才行”。抽搐在电击过后才停下来。相似的事件也出现在了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
可到了现在，集体歇斯底里已经不再受地理位置所限了。无论何时何地，完全陌生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集体歇斯底里。只因大众传媒这种在1600年尚未出现的东西，在这些陌生人之间建立了关联。就像麦斯默的“沟通绳”一样，电视、收音机、网络会在人们之间建立关联，很多时候还是密切关联。如今只需一瞬间，个人的观点、感受、情绪便能传播到全市乃至全世界。借助这种渠道，当代的集体歇斯底里也能传播出去，且时常引发相当恐怖的结果。但要找出源头与受其影响者之间的联系，会变得愈发困难，因为双方的距离也许相当遥远。
最后的演出
洛杉矶警察在1962年8月5日早上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是从布伦特伍德的高级住宅区打来的。在那座住宅的二楼，警察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赤身裸体，脸朝下伏在乱糟糟的床上，已经死了。她跟洛杉矶不少年轻女人一样命途坎坷，有着不幸的童年，几段失败的婚姻，还是精神疾病科的常客。跟很多人一样，她希望在这里改写自己的命运，为此还将名字从诺玛·珍妮·莫特森改成了玛丽莲·梦露。
在她的床头，警察找到了一瓶安眠药，里面空空如也。于是，她的死因被裁定为“疑似自杀”。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收音机、电视台、[16]报纸都发布了36岁的玛丽莲·梦露的死讯。塔斯社虽受控于苏联政府，也发布了这一讯息。
一般说来，玛丽莲·梦露的故事至此便结束了。然而，反常的事却在她去世几天、几星期内不断发生。其余人也开始自杀，很显然是在模仿她。一开始，这种情况只出现在纽约，人们觉得这种前所未有的自杀浪潮，与梦露的死亡有关。梦露死后刚满一星期，即8月12日，一个星期天，第十东大道有个28岁的姑娘在浴缸中溺死了自己，斯[17]塔滕岛一名工人举枪自杀，一名出色的总经理从自己在华盛顿广场西边八楼的住所中跳楼自杀。这一天，纽约自杀而死的人共计12人，是平均数的6倍，打破了先前一天之内有8人自杀而死的纪录并创造了史上最高纪录。
自杀的浪潮仍在继续，蔓延至美国各地，自杀者数量惊人。一项研究表明，整个美国的自杀率在玛丽莲·梦露去世一个月内，上涨了12%。
最终，自杀的浪潮还蔓延到了大西洋对岸。英格兰和威尔士居民都非常喜欢梦露，结果这两地的自杀率上涨了10%。大卫·P菲利普·斯教授一项有名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自杀事件在梦露去世后两个月内，“额外”多了303件，英格兰和威尔士则多了300件。简而言之，有603个完全陌生的人，可能为了模仿玛丽莲·梦露而选择自杀。
无意识的动机[18]
身为银行家，美国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对金钱有深入的了解，对人和怎样刺激人同样有深入的了解。“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好的原因和真正的原因这两种原因。”他说。他的观察非常细致，而他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已被最近的研究证实。
我们经常在说一些事或做一些事时，认为自己已经明确了相关的[19]原因。我买普锐斯，是因为很省油。我买苹果手机，是因为其应用程序。我到郊区生活，是因为考虑到上学的问题。
可实际上，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并不充足。我们很多决定都被无意识的动机影响，连非常私人化的决定也不例外。比如结婚这种个人一生之中最私人化的决定，如果你准备今天结婚，必然会罗列出很多原因，表明你为什么要跟这个美妙的人儿结婚，包括此人的容貌、笑声、财产。你可以坦诚一些，反正你这份清单不会告诉任何人。
不过，再长的清单应该都不会包括对方的名字，特别是姓，而这在你选择结婚对象的过程中，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深入调查美国东南部地区的全部结婚记录时，研究人员有了意外发现，即个人也许会被对方跟自己相同的姓氏或名字打动，自己对此却毫无意识。
在对照夫妻的姓氏时，研究人员发现同姓的夫妻占据了很高的比例。姓史密斯的人跟姓约翰逊、威廉姆斯、琼斯或布朗的人结婚的总数，仅相当于其跟同姓史密斯的人结婚总数的1／5。后者结婚的概率甚至超越了前面几种姓氏的总和。
这种现象之所以让人惊讶，是因为其只牵涉到统计数字，一如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莱纳德·蒙洛迪诺教授所言。也就是说，若其余条件都一样，史密斯姓氏是布朗姓氏人数的两倍，就能预测跟总数更少的布朗同姓通婚的概率相比，布朗跟史密斯通婚的概率更高。不过，布朗最常见的结婚对象，还是会姓布朗。
网络中的“羊群”
事实就是布朗与布朗结婚，史密斯与史密斯结婚。研究人员以“羊群效应”命名这种行为。倡导个人特色的人私底下也愿意加入“羊群”。我们会在一个群体接近我们时加入他们，为了适应他们的观点，调整自己的观点。一天之中，我们也许会无数次做这种小的调整，这种常见的行为是无意识的。例如你在Facebook上为一篇文章点赞，就算这篇文章并非热门，你的朋友们多半也会为其点赞。[20]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希伯来大学做了一个实验，据此我们才对上述情况有了了解。这些学校创建了一个名称保密[21][22]但真实存在的新闻分享网站，就跟Digg、Reddit差不多。用户可以提交新闻链接，读者可以发表评论或为其余评论投票。每个评论都有支持票减去反对票得出的分数。研究人员在五个多月的时间内，不断对这些分数做出修改，他们会随意为每个新出现的评论投支持票或反对票，对某些评论却什么都不做，用作对比。
可能在你看来，这种小小的改变，不至于会对读者的观点造成影响，事实却并非如此。与用于对比的评论相比，从研究人员处获得第一票支持票的评论，再从真正的读者处获得支持票的概率要高32%，而且这并非偶然现象。在五个月后，后一种评论的得分比前一种评论的得分平均高了25%。反对票却没有如此显著的影响，这点很有意思。看到反对票，大家会投支持票，将反对票抵消。
所以一如马顿市那种情况，炒作不仅能发挥作用，还能自我满足，好像雪球一样滚大。我们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其余人的看法影响。可在我们看来，我们的决定都来自且只来自自己。第三章致命的本能
难道致命的幻觉只能看到，无法触及？——威廉·莎士比亚《麦克白》
田纳西州纳许维尔的范德堡大学有位医生，名叫克利夫顿·K米·多尔，他在1992年为一位名叫山姆·舒曼的病人的离奇死亡，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医生检查出70多岁的鳏夫舒曼先生患了食道癌，之后舒曼先生便住进了医院。数次手术都没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扫描显示，他的肝脏左叶已被癌细胞全面入侵。这是个坏消息。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食道癌转移的病人都无一例外会死去。了解到自己只能再活几个月，舒曼先生便跟第二任太太结了婚。为了方便太太一家照顾这位将死的丈夫，这对夫妻搬到了纳许维尔。米多尔医生就在这里找到了他们。
第一次来到舒曼先生的病房，米多尔医生只看见床上的被子略有起伏。掀开被子后，他看见了一个老头，身材矮小，胡子拉碴，看上去命不久矣。舒曼先生勉强睁开双眼，一言不发。米多尔医生希望他能对自己是否已经离去产生好奇心，因此只是看着他，不说话。床单在近10分钟后略微动了一下，舒曼先生伸出头来，满脸戒备。
米多尔医生写下了这样一番话：“看见我还在那儿，他好像大吃一惊，马上重新把头藏进被子里。”米多尔医生哈哈大笑着拽开舒曼先生头上的被子。
舒曼先生说：“出去，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
米多尔医生说：“要是你真想这样，那就这样吧。”
他走了，但每天都会安排护士和物理治疗师去探望舒曼先生几次，因此舒曼先生依旧无法一个人待在病房中，每天都要被喂强化流食，身体从原先的干瘦变得壮实。每回过来，这些人都会让舒曼先生下床散步，一直走到走廊那头，完全不理会舒曼先生本人的意愿。舒曼先生被照料得越好，就越生气，最终忍不住大骂护士。
米多尔医生说：“我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反应。”
舒曼先生很快变得越来越大声，但也越来越礼貌，跟医生之间的关系日渐融洽。身体好转的舒曼先生把自己这一生的经历说给医生听，说第一任太太是自己的“灵魂伴侣”，两个人为了退休计划，一起奋斗终生。他们始终没有孩子，哪怕他们非常想生。到了最后，他们总算买下了一座建造于庞大人工湖岸边的房子，实现了自己的退休计划。
之后有一天晚上，惨剧发生了。他家附近的土坝决堤了，他们的房子被洪水冲走，葬身于河中。舒曼先生成功抓住一些漂浮物，幸免于难。至于他的太太，却尸骨无存。
他跟米多尔医生说：“我毕生所爱与梦想，就这样消失不见了。当天晚上的洪水带走了我的全部心血……全部积蓄……还有我的心灵与灵魂。”
他最早出现癌症症状，是在太太去世后半年。他在一年之后做了第一次手术。眼下，他正在纳许维尔的病床上等待即将到来的死亡。
米多尔医生写下了这样一番话：“那时候，他了解到自己死期将至。他的妻子以及帮他做第一次手术的外科医生也都了解此事。而我也很确定，癌细胞扩散将导致他命不久矣。”
舒曼先生哭了很久，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最后，这种静默被米多尔医生打破了：“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长久的思考过后，舒曼先生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请你帮助我活到圣诞节。”
米多尔医生说，自己会竭尽全力，但需要舒曼先生共同努力。舒曼先生的身体在持续的物理治疗和食疗中，变得越来越好。10月末，他看起来已经非常健康，自己出院了。
米多尔医生写道：“不了解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的人，会觉得他的情况简直再好不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