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茉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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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研究试读：
绪论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增长迅猛，从2014年第一季度末至2016年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从6461亿元一路飙升至1.44万亿元，增幅达122%，不良贷款率从1%上升至1.75%。与此同时，作为不良贷款的先行指标，银行业关注类贷款也在攀升，2014年末至2016年上半年，银行业关注类贷款余额从2.1万亿（占比3.11%）上升至3.32万亿元（占比4.03%）。此外，作为衡量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拨备覆盖率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从2012[1]年末的295.5%一路下滑到2016年上半年的175.96%。
经济下行导致企业经营恶化无疑是这一波不良贷款最大的主因，但银行追求规模扩张、短期效益而过度授信，加上没有严格监控贷款用途，导致贷款被挪用，也是当前中国不良贷款爆发的重要原因。银行过度授信，企业贷款用不完，拿到贷款后转移用途，违规投入股市、楼市或用作对外投资，但遇上宏观经济下行，企业违规投入的上述资金无法收回或无法全部收回，于是它们为还款不惜借助短期高利贷来周转资金，造成资金链断裂，被掩藏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就成为不良贷款。这一轮不良贷款的爆发也显示中国银行在风险管理上仍然以关注信用风险为主，对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互联网和技术风险等重视不够。而在银行经营实践中，这些风险的交叉感染和传导趋势日趋明显，例如，基层信贷员因业绩考核缘故，没有严格把控贷款流向，致使企业挪用贷款，经济下行时无法回收贷款，这就是操作风险传导至信贷风险的典型例子。
随着各家银行2016年半年报的出炉，一些代表性银行的相关数据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中国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发展趋势。下文以招商银行为例，进行一下分析。
招商银行半年报中披露2016年上半年该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6069.45亿元，与2015年底相比增幅高达23.55%，接近2015年全年的房贷投放总额。2016年上半年招商银行超过一半的新增贷款是房贷。对房地产贷款的风险，该行做的说明是：“境内公司房地产贷款余额1640.57亿元，囿于国内部分城市房地产库存量较大，去库存周期缓慢，加上办公商业物业受实体经济下行冲击影响较大，空置率上升、租金水平下滑等多种因素影响，不良贷款率为1.02%，比上年年末上升0.35%。”目前中国房地产价格已处于高位，居民购房杠杆被迫继续提升，若房地产价格再走高，影响销售，则会导致未来房屋按揭信贷需求也减弱，到时候可能每月信贷投放就更成问题了，而且这样一来，资产价格风险也就更加集中。然而，2016年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4636亿元，其中住户部门贷款增加4575亿元，也就是说，7月份新增贷款全部是房贷。银行因实体经济低迷对企业的贷款缩减，投放这么多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可能是银行觉得相对而言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更小。
2016年上半年，招商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以可疑类贷款为主，期末可疑类贷款占比上升0.20%。不良贷款增量77%集中在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这三个行业。虽然三个行业贷款总额压缩了7.67%，其中制造业从3321.47亿元减少至3137.33亿元，降幅达5.54%；采矿业从583.08亿元减少至490.03亿元，降幅达15.96%；建筑业从1012.70亿元减少至912.85亿元，降幅达9.86%。但是三个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仍在大幅增加，其中采矿业不良贷款率涨幅增加一倍以上，从6.73%上升至14.3%，不良贷款规模从39.23亿元增加到70.09亿元；制造业不良贷款率也从4.59%上升至5.44%，不良贷款规模从152.38亿元增加到170.56亿元；建筑业不良贷款率也从0.76%上升至1.46%，不良贷款规模增加到144亿元。
截至2016年6月30日，不良贷款规模较大的地区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及海西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良贷款率则有升有降，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下降0.28%，珠江三角洲及海西地区上升0.21%，中部地区下降0.49%，西部地区上升1.6%。不良贷款增量63%来自西部地区，该地区不良贷款率从2.57%上升至4.17%。同时产能过剩的行业不良贷款率也比2015年末上升了1.76%，升至7.22%，产能过剩行业风险持续暴露，不良贷款率上升，特别是煤炭化工行业的不良贷款增加得最多。
招商银行在半年报中指出，2016年上半年本行不良生成趋势放缓。第一季度不良生成率环比、同比均下降，第二季度不良生成额、生成率均同比下降；从行业看，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不良生成率增速放缓；从地区看，不良生成高发区域的长三角、环渤海和中部地区不良生成率增速均有所降低；从客户群体看，中型、小型及小微企业不良生成速度趋于稳定和减缓，不良贷款中国有企业贷款比重大约为十分之一。但该行认为，未来不良生成率持续改善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大型企业不良贷款新生成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上述招商银行的数据不难看出，2016年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体仍呈现上升趋势，调结构的宏观经济背景可能会使这一趋势继续持续。商业银行在已有不良贷款的压力之下，倾向于更谨慎地发放贷款，但新增贷款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比重过高和中国这两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也让人担心，一旦政府房地产调控措施实施到位，对房地产价格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是否会对这部分银行贷款产生不良影响，进而成为新增不良贷款的多发区域？
另据2016年8月30日东方财富网的报道，截至2016年8月29日，已有广东、江苏、浙江等10个省市银监局公开了2016年上半年辖区银行业运行数据。广东、浙江、山东、河南、江苏等经济总量居全国前五的省份，不良贷款规模已达7600亿元，新增不良贷款亦达660亿元以上。公开信息显示，已公布10个省市中，不良率在2%以内的，共有广东、江苏、厦门、上海、贵州五个省市，截至6月底，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83%、1.41%、1.5%、0.79%、1.84%。在已公布数据的省市当中，包括山东在内，不良贷款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河南银监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当地银行业不良率上升了0.2个百分点，而山东、贵州也均上升了0.18个百分点，山东198.6亿元的新增不良贷款，目前位居全国各省份第一。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西部省份，不断暴露的不良贷款，正在加速席卷越来越多的银行。
除了沿海发达地区，一些中西部省份也饱受不良贷款的困扰。根据监管公开数据，2016年上半年，河南、贵州两省的银行新增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超过广东、江苏。而在同期，河南、贵州银行业资产规模分别只有广东、江苏的1/2和1/5。“严重亏损的钢铁、煤炭等行业开始盈利，第二产业增长开始回升，利润也有所增长。”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从目前来看，不良贷款有见底的迹象，但仍需要时间观察。中西部不良增速远超沿海。尽管广东、江苏等发达地区的不良贷款余额、新增不良贷款在全国银行业中的占比居高不下，但从增速来看，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从2015年底以来，上海地区不良贷款率连续8个月下降，至6月底降至0.79%。与上海毗邻的江苏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虽然不良贷款余额仍在增长，但是不良率却有所下降。江苏银监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江苏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49%，而到2016年6月底，已经下降到1.41%，比2015年底下降了0.08个百分点。而厦门、广东虽然未能实现下降，但不良贷款率上升已经减缓。根据广东银监局披露，2015年底，当地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8%，这意味着2016年上半年1.83%的不良率，只比2015年底上升了0.03个百分点。厦门同期1.5%的不良贷款率，也只比2015年底上升了0.02个百分点。此外，浙江的不良贷款规模虽然高居全国首位，但2.46%的不良贷款率，也只比2015年底上升了0.09个百分点。
在已公布的2016年上半年不良贷款数据的省份当中，除山东外，不良贷款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河南银监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当地银行业不良率上升了0.2个百分点，而山东、贵州也均上升了0.18个百分点，山东198.6亿元的新增不良贷款，目前位居全国各省份第一。除了发达地区，中西部一些地区不良贷款的快速上升，同样要引起警惕。贵州银监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贵州全省银行业总资产2.82万亿元，同比增长27.34%，其中贷款余额16521.38亿元，不良贷款余额303.55亿元。而在2015年底，这一数据为250.29亿元，2016年上半年新增不良贷款余额53亿元，比同期总资产达15.2万亿元的江苏，还多出10亿元。河南同样如此。根据河南银监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河南出现债务困难的企业，1亿元以上的有2300家，3亿元以上规模且3家以上债权人的有535家，涉及金额达到9057亿元。而截至2016年6月底，广东银行业总资产已达13.4万亿元，贷款余额10.42万亿元。而在同期，河南银行业总资产6.64万亿元，贷款余额3.46万亿元，分别只有广东的1/2和1/3左右。据此计算，河南2016年上半年新增153亿元不良贷款，增速已经相当于同等规模下广东的三倍以上。
面对严峻的形势，监管层、各家银行对不良贷款的思路，已经从事后处置开始向事先预防转变。2016年8月4日，山东省省长郭树清表示，要通过股权融资、改制上市等手段，进一步降低企业杠杆率，并更加关注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积极降低企业间担保链、担保圈风险。2016年8月23日，在银行业第39场例行发布会上，河南银监局副局长张春表示，河南省首批确定对债务规模3亿元以上、债权银行3家以上的企业组建债委会，共同处理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保持当地银[2]行业平稳运行。
由前文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和金融系统稳定的重大隐患，恰当处置这些不良贷款对中国经济转型和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值得认真研究。虽然中国[3]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本书主要着眼于中国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生成的特定背景和原因，探讨此背景下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本书的基本框架是：先系统回顾和评述学者针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再从分析中国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成因和发展趋势入手，对本轮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特点进行深入剖析，结合国内外不良资产的处置实践，针对解决中国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1] http：//www.cbrc.gov.cn/index.html.
[2] http：//www.eastmoney.com/.
[3] 本书中出现的“不良贷款”与“不良资产”含义一致，在后文中会交替使用。 第一章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研究综述第一节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一般理论研究
学界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一般理论的研究视角不是很丰富，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对不良资产定价方面的研究，包括：定价模型、定价决策等。另一个研究热点是不良资产证券化，主要集中在不良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的评价、资产池信用风险测算、交易结构的选择和设计、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其他针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一般理论研究则较为分散，有从不同分析视角解释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特征的，也有从债转股角度分析不良资产处置策略的，还有探讨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回收率影响因素的，以及分析不良资产问题与宏观经济互动机制的。2010年以后，这类基础性理论研究方面的较高水平论文就比较少见了，目前还没有专门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转型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面较为深入的针对性研究。下面是笔者整理的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
1.陈学彬（1997）认为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的上升，降低了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使银行系统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下降，整个经济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上升。央行为了实现稳定金融的目标，将被迫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增加银行准备，降低发生大的金融波动的概率。而这种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必然造成或加剧通货膨胀，给央行稳定价格的目标带来损害，从而使央行陷入“两难困境”。由于银行信用业务的特殊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的上升并不一定立即在公众信任度上反映出来，但并不表明没有金融风险。避免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央行应该更加重视金融稳定还是更加重视价格稳定，而在于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从提高银行资产经营管理质量本身来提高银行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增强银行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这迫切需要综合配套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银行经营管理的进一步加强。
2.朱松华（2002）通过对中国不良资产化解进程中的现实困境的分析，就资产管理公司、企业和银行三者的异常行为以及化解的技术手段等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加快和完善不良资产化解：第一，出台支持不良资产化解的专门法律，赋予资产管理公司一定的司法权。第二，明确民间资本与外资进入不良资产证券化解领域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金融支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第三，实施严格、渐进和惩罚性的债转股政策。第四，加强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外部监管与审计，完善其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五，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加快银行的改革步伐。第六，坚持“抓大放小”“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3.廖国民、周文贵（2005）基于博弈论和预算软约束理论，从三个视角对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政府的父爱主义，其不仅关注投融资的经济效益，还关注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收益，因此，政府总是偏好对陷入困境的企业实施再融资而不是破产清算；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银行经理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其在贷款决策中存在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贷款对象的平均质量下降，信贷风险大大提高；对企业实施严格的破产政策会导致很大的外部性而产生过高的清算成本，并使得银行偏好对陷于困境的企业实施再融资解救而不是清算。这些因素导致国有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
4.姚岳、徐泓、张赞军（2005）认为不良资产定价模型构建的思路应基于资产定价理论、武断定价理论、风险收益理论、有效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工程原理以及产权理论，以所掌握的过去定价数据、历史规律以及交易各方的相关信息为基础，对不良资产项目的内在价值进行适度调整，最终形成不良资产的交易参考价格，以保证不良资产的最优化处置，实现处置绩效最大化，努力带来更多处置收益。依据不良资产定价理论，应对影响不良资产处置价格的因素、不确定性价格、能力性价格、信息性价格等进行分析，形成不良资产的定价模型。
5.阎庆民、蔡红艳（2005）从论述国际通用的各种信用风险模型的适用条件出发，提出改进的KMV模型作为度量中国不良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的模型。同时，提出了按其违约概率计算的方法。然后根据中国不良资产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模拟不良资产包，分析其证券化中各个不同发债规模下的信用风险，得出其资产变现收入在对数正态分布下和真实分布中的违约概率。
6.付敏（2006）从推行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意义、资产证券化与其他融资方式的比较、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法律障碍以及关于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建议等五方面综述了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
7.魏成龙（2006）从企业管理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看，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以债权人为主导的企业筛选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筛选制度，不仅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实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必然渠道，而且是不良资产清算的制度保证；不良资产的多样化出售的目的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以最高价格出售不良资产，为此需要在信用增级、公开操作原则、间接出售方式和完善的市场环境支持出售等各个环节上进行创新；“债转股”是常规不良资产清算手段难以奏效而破产清盘损失又太大时债务重组的最后一招，中国是典型的“政策型”债转股，并因此生成了不少实施风险。中国的债转股要取得成功，一要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二要全力提高资产管理公司的能力，使其有动力也有能力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8.王建军、徐伟宣、张勇（2007）从分析不良资产的风险来源出发，引入Beta-PERT分布拟合不良资产处置价格的概率分布，并考虑投资机构对风险控制的要求，建立投资机构购入单项不良资产的定价决策模型。最后，给出一个算例，具体说明了模型的应用和求解过程。
9.庞明（2007）尝试使用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测算单笔不良资产的信用风险，根据不良资产的特点甄选出其中16个作为输入变量；经过反复测试，确定1个隐含层，以单笔资产的信用风险为输出层。然后通过整合信用风险附加模型，量化资产池的信用风险。通过对以中国不良资产证券化案例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测算资产池信用风险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10.崔宏、程凤朝（2007）通过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回收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不良资产自身因素、债务企业自身因素、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因素、处置环境因素对金融不良资产回收率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贷款方式、贷款本金、企业偿债能力、企业规模、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具体处置方式和政府干预对金融不良资产回收率有显著影响，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所处的区域位置、资产管理公司的打包处置、处置地区的法治水平对回收率没有显著影响。
11.王刚（2008）认为能否顺利实施资产证券化来处置不良资产，其技术支持的体系意义就在于利用不良金融资产的资产特性，通过设计合理的证券化交易结构，解构原有失效的金融契约，建构新的金融契约，即根据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整合并构建不良资产池，形成不良资产现金流与证券化现金流的相互匹配机制；通过基础资产的选择满足一定的现金流需求，采取结构分层和倾斜式现金流分配技术，控制对特定证券的支付现金流；在现金流短缺时提供内、外部信用支持和流动性支持，从而在市场上顺利出售证券化产品，实现不同资产投资者的收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12.丁述军（2008）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难以高效率、低成本地对借款者进行筛选和监督，也难以监控和发现道德风险问题，所以使银行经常不知不觉地陷入高风险的投资经营活动中，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的形成是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高涨时期积累起来，并随着经济的衰退而显现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银行放松贷款条件，企业的贷款急剧增多，企业的投机行为加重，这时的利润预期是建立在股票、房地产、汇率等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基础上的，一旦这种具有投机性质的膨胀性泡沫破灭，如果企业的负债率较高，就极易转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当银行把一笔贷款借给企业以后，如果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面对市场的压力，企业在经营上通常会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企业改组，这时银行可能因企业转制改组、债权无法落实而造成贷款的难以回收，形成不良资产；二是强迫债权人增加信贷资金。因为如果没有新资金的投入，企业的运营将受阻，原有贷款将难以收回，严重时，债权人还要放弃一部分债权以求企业重生；三是破产倒闭，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贷款的损失难以避免。不当的金融监管可能产生错误的激励，使银行不得不进行逆向选择，出现道德风险，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但得不到控制，反而可能不断增加。
13.李卫、匡海波（2008）在分析AMC采用债转股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目前情况以及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期权思想，建立了基于期权的AMC不良资产债转股优化决策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债转股的条件和确定了债转股的比例。解决了现有研究没有考虑企业债转股后资产的预期价值导致债转股比例确定不合理的弊端。在此基础上，考虑了债转股比例约束限制，使模型更符合实际。
14.范德成、张晓鹏（2009）认为由于不良资产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对风险偏好的程度不同，对不良资产评估时应以区间的形式来表示评估结果。根据梯形模糊决策原理，构建基于梯形模糊数的不良资产价值评价模型，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参照行业内公允的不良资产处置案例所计算出的回收率和综合得分对评估资产进行评价。
15.俞乔、赵昌文（2009）通过建立一般性理论模型，解释了在政治控制条件下，政治家与经理人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过程。具体而言，政治家带来的问题主导银行不良资产二型（即政府对银行的指令性政策贷款产生的不良资产）产生，而银行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则是形成银行不良资产三型（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所导致的不良资产）的原因。在政治控制下，随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恶化，银行不良资产将不断累积，呈现发散的趋势。政府不得不对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进行财政补贴，而这一补贴最后将通过增加税收或通货膨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承担，这是一种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高昂成本、长期而言不可持续的模式。
16.王东浩、张秋生、杨晓光（2010）认为不良贷款的定价在不良贷款的处理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关于回收率或违约损失率的研究进行综述，尝试构建一个关于不良资产的回归模型定价框架，包括分类模型、多元判别分析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和回收率预测模型。第二节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成因研究
对于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的分析是不良资产方面学术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领域。学者们从中国金融制度特征、国有企业与商业银行的紧密联系、政府宏观调控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等角度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体制原因。指出彻底解决中国式呆坏账仅从金融体系方面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树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和风险观念的同时，应该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同时从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金融生态系统竞争的完善角度也需要进行配套改革。不过已有的关于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成因的研究还是更多基于本轮不良贷款形成之前的银行经营背景，专门剖析中国已商业化运作的银行在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下，如何走上不良资产积累道路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见。下文是整理的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
1.于为群（2000）认为金融制度因素是中国金融不良资产生成的主因。金融制度分析的是与金融不良资产生成有关的所有权关系、经济决策系统与结构及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等。它不仅包括基本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也包括具体制度（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企业制度等），还包括相关的制度框架（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企业体制等），以及制度因素的政策、规章、传统习俗等。
将中国金融不良资产生成的制度因素作为分析重点，并不排除国内其他因素对金融不良资产生成的影响。中国现有两家最大的“国营企业”：一家是国有企业，另一家是国有银行，既有经济制度形成的企业倒逼银行货币供给的制度缺陷，也有金融制度形成的由制度性的聚集资金到聚集不良资产风险属于转型期特有的制度性风险。这种制度性风险的外化结果不一定会立即构成全面或系统性支付危机，相反倒是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会导致经济滑坡和金融不良资产的不断累积。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集权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仍是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不良资产高比例生成问题。在集权金融制度基础上生成的金融不良资产风险，具有与市场金融制度下的风险迥然不同的性质、表现形式及结果。中国现阶段的金融风险，本质上讲是一种制度风险，具有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独特的表现形式：经济增长促进企业软约束投资的大规模增加，然后从制度上倒逼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经济矛盾通过金融矛盾表现出来；其大体过程是：经济规模扩张—效益下降—拖欠银行贷款—生成金融不良资产—支付危机—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隐形通货膨胀—经济秩序的重新调整。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不是简单的技术性操作，应重点加强经济和金融制度的调整，消除生成金融不良资产的制度性根源。
2.刘锡良、罗得志（2010）分析了1949年以后，由于信奉列宁的“大银行”理论，中国实行了“一种形式，一家银行”的金融制度，把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认为这是抹杀其他信用形式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革。自从银行信用垄断地位确立，中国信用体系便注定走上了以银行为中心的“适应性进化”之路。垄断银行是政府控制经济的便宜工具，但必然抑制金融效率，也注定了宏观调控的手段是简单而粗糙的。所以，信用体系的发展是以不间断的金融改革为主线索的。
由于政府支配经济发展的需求难以减弱，金融改革必然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次优选择。1984年，中国建立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离的二元银行制度，专业银行也走上了商业化的改革之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央行并没有获得独立实施货币政策所需要的地位。尽管对商业信用的禁令于1979年取缔了，1981年又开始发行国库券；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信托市场和外汇市场搭构起来，但在与市场经济相类似的金融市场机构的底层，运行着相差很大的微观金融行为。各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半封闭的环境里产生并发展，难以得到优质的基础客户群（保险业除外）；在与垄断银行的“进化博弈”过程中根本无法获得竞争优势，所以其发展空间狭小，难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一般只能作为银行信用的必要补充而存在。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既想发展其他信用形式以提高金融效率，但出于控制经济和实现赶超发展策略的目的，又需要银行信用的垄断力维持在一定水平，所以一直在艰难地寻求均衡。金融黑市得以获得巨大发展，并产生了政府无法容忍的混乱。90年代以来的清理“三角债”，防止资金体外循环，整顿金融秩序等沉重打击了黑市。但在黑市交易中，相当部分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
由此可见，中国的信用体系以银行垄断为起点，在严厉的金融管制的制度背景下逆向演进。迄今为止，中国金融结构中非银行信用所占比重仍相当有限，信用体系呈现很强的单一性。
中国不良资产的根源之一是信用抑制与风险转嫁。信用抑制是指银行信用垄断限制了其他信用形式的发展，导致信用供给的简单化，甚至导致信用供求失衡。信用抑制并不一定造成信用供给总是不足，在实施高度集权式的赶超战略过程中，信用膨胀会周期性地出现。多样化的信用需求与单一性的信用供给的矛盾是通过大面积的信用替代来解决的，即各种信用需求最终都只能由银行贷款或间接性的贷款来满足。例如，高风险的投资项目所需要的资金不是来自于企业自身积累，而是由固定资产贷款获得。信用替代即不同信用形式的相互转换；从信用需求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不同的信用供给中得到满足。信用替代是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例如“脱媒”现象，就是直接融资迅速发展，逐次部分取代间接融资份额的正常过程。
然而，在银行信用抑制的条件下，信用替代表现出严重的单向性，即银行信用替代受抑制的其他信用形式。与信用替代相关联的是风险转嫁。各种信用需求具有不尽相同的风险特性，在信用集中于银行、银行信用单向替代其他信用的同时，风险也转嫁给银行业，统一表现为银行信贷风险。信贷市场聚集了各种金融风险，使得其运行效率和安全性都大大降低。风险积聚并非各种风险简单加总，其中部分风险因素会相互抵消，而风险积累的过程会以一种“螺旋加速”的方式集中和爆发，并在风险爆发过程以连锁反应的方式进行。这要求银行业能以不断升级的内外部手段分辨和抑制风险因素，防止新增不良资产，并不断运用工具创新的手段区分不同风险度的信用需求。
中国的银行业囿于金融管制和银行本身的特质，创新主要以融资类工具为主，现有的金融制度背景包括分业经营已严重限制了其资产运用工具的创新。剥离坏账并不能降低信贷市场的风险；相关的各层次的金融市场和其他信用形式受到银行信用的抑制，难以有效发展成为分散风险的力量，所以垄断银行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日积月累的金融风险。尽管政府和银行采用了多种手段来整治坏账并不断强调控制新增不良贷款，但信用抑制和风险转嫁的过程一直在延续。该过程的延续性是中国信用体系和金融制度惯性运行的必然，也是不良资产不断上升的重要制度性根源。银行供给型的资源分配模式的确可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也有利于政府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但该模式必然形成风险集中于银行的趋势，出现难以抑制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局面。
不良资产的根源之二是信贷交易的内部性上升。1997年以来的新增不良债权更多是因为贷款交易中的内部性上升造成的。内部性指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成本和收益。造成贷款交易内部性的原因在于：一是存在风险条件下签订了意外性合约；二是借贷企业行为不能完全观察到时所发生的监控成本；三是银行收集申请贷款企业信息及披露信息时发生的成本。中国信贷交易的内部性上升的原因在于，银行供给型融资制度下真正的信用观念并未形成，金融改革引致市场预期改变形成的恶意拖欠；资本市场发展导致银行客户质量下降；通货紧缩造成的意外性合约问题；分支银行的“委托-代理问题”。
3.阙方平、夏洪涛、张馨（2002）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制度根源主要在于产权制度低效率、“委托-代理”链条过长、银行寻租、信用制度缺失、不良资产处置制度安排失衡。国外处置不良资产有以下几种主要模式：银行自主处置模式，包括损失自担及坏账准备金核销和银行自行处置；托管集中治理模式，如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收购机构、“好-坏”银行结构（双机构模式）；坏账直接剥离模式等。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制度安排应遵循外部处置与内部处置相结合、存量处置与流量处置相结合、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标本兼治介入资本多元化几项原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制度安排的二次调衡，但这项制度创新是有限度的，因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身的治理结构、约束激励机制存在问题，经营目标多重性，过分依赖债转股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以及其处置过程中面临许多法律和政策障碍。建议改革呆账准备金制度，加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制度界定，推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流量制度，建立国有商业银行自主处置不良资产的约束机制，完善不良资产相关制度安排，包括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制度，全面推行信贷资产五级分类制度，建立多元化资本介入制度，建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建立金融同业制裁制度等。
4.李健（2005）认为国有商业银行所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需要从其事实上履行的双重功能入手进行解析：国有商业银行在履行基本功能时，行业性风险产生的不良资产具有普遍性和内生性，但其在履行公共性功能时，承担的政策性风险和支付的履职成本无法分摊导致超额不良资产具有特殊性和外生性，因此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既要控制行业性风险，更要建立对其履行特殊功能所支付成本的合理分摊机制，并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体制上逐步淡化其特殊功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外生性原因造成的超额不良资产。
5.廖国民、刘巍（2005）认为集中化的国有银行体制使得国有银行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有实力为企业实施再融资，并且债权人对项目再融资的收益完全内部化。因此，在集中化银行体制下的银行有更大的激励对企业实施再融资，从而有更高的概率产生不良资产；而在分散化的银行体制下，债权人对项目再融资时讨价还价的无效率会降低项目的延续值，使得再融资变得无利可图，从而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较好地抑制银行不良资产的发生。
由于国有企业不存在破产成本，因此，国有企业对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就较高，这导致国有企业相对于有破产威胁的企业来说有更高的投融资倾向。这便会降低融资项目的质量，提高项目亏损的可能性，加大贷款风险，使得银行极易产生不良资产。政府对国有银行各种显性与隐性担保的存在，使得国有银行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其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成本进行融资项目的筛选，并且对陷于困境的企业产生消极性，即并不对坏项目进行积极的清算，这也导致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积累。
建议在金融领域引入竞争机制，逐步放宽市场准入，让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甚至民营银行与国有银行同台竞技，平等竞争，以打破集中化的国有银行体制，逐步建立分散化的银行体制。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公司法》等各类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法规体系，严格政府财政金融纪律，推行企业破产法规，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消除其道德风险，抑制其过高的投融资倾向，提高融资项目的质量，从而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严格限制政府对银行担保的范围与领域，除非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与危机，政府对国有银行因自身经营不善所导致的亏损及其产生的不良资产不予救助，而应让银行本身承担解救之责，以打消国有银行对政府救助的依赖心理，消除其道德风险，提高其经营效率，借以降低其不良资产。
6.童冬华、陈金龙（2006）认为中国现阶段银行业竞争效率低下、不良资产巨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国有制独占为基础的政府行政性垄断。所以能否提高中国银行业竞争效率，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在于是否从银行业的产权制度上打破国有制的独占和垄断，以产权的多元化来改造国有银行，而就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上市侧重解决的是对企业经营人员的激励和约束，而至于如何实现真正的产权多元化，对资产结构进行合理的重新分配，依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而推进产权制度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改革银行现行激励约束机制，重新分配激励资源，完善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作为临时措施，可以考虑将原来属于政府的一部分激励资源转移给银行，激发银行创造利润的动力。
目前，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途径是实施股份制改造，但股份制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股份制也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它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银行改革的关键是要通过股份制改造纠正扭曲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和法人治理机制，最终达到提高银行效率，提高中国金融资源利用率的目的。
7.高鹤（2006）从经济转型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表明，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源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和源于政治集权的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的结合，使得中国银行业在各地区分别积累起了因经济周期、金融财政化及政策干预等原因而导致的巨额不良资产，从而使得这些不良资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特征。因此，要阻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不能仅仅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改革，还必须进一步改革财政分权制度，完善分税制，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
8.谭兴民、宋增基（2008）把中国转轨时期不良资产分为制度性不良资产（包括国有企业经营方面的原因产生的不良资产、行政干预下银行被动贷款产生的不良资产以及国有银行改制形成的不良资产）、结构性不良资产（转轨时期国家对经济结构进行主动或被动调整所形成的损失转化的银行不良资产）和银行经营性不良资产（银行自身由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出现不良资产）。
中国用行政办法让国有银行来阶段性承担转轨时期的社会变革成本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在没有给当期的国家财政增加负担的情况下，使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照常进行。实质上是在国家信用支持下，用银行信用代替国家财政延迟支付了社会变革及经济调整的成本，最后当国家财力增强之后，由国家分次集中买单（实际上大部分是用央行票据，也是延迟支付的）。集中处置（包括剥离、债转股）使银行快速卸掉包袱，并通过改制，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实现上市。
但中国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节奏把握不好，单纯的任务观念使得处置效益没有达到最大化。在“不良资产冰棍效应”及国外投资银行的鼓动下，中国有关部门强化了对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进度要求，使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往往重时间轻价格。而在那段时间，中国的资产价格处于非正常水平，明显被低估，国家后来采取措施很快使资产价格得以恢复，短时间的间距产生很大的资产价格差距。这样，使处置的进度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价格恢复脱节，导致处置价格过低，没有达到处置效益最大化。另外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没有适时强化市场因素，导致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缺乏市场化手段。在国家集中处置不良资产以后，应适时给予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主动权，使其能按照市场化原则及时处置不良资产，提高处置效率。
9.韩克勇（2004）认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七方面，第一，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不到位，两者之间存在“共同产权主体”。第二，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经济起伏剧烈。第三，金融监管乏力。第四，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意识和风险观念淡薄，金融产品开发乏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第五，企业过度负债，经营管理不善，效益不佳。第六，社会信用环境差，企业故意逃废债。第七，法制不健全。建议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二次剥离，加快金融法制建设，完善金融法律制度，积极支持国有商业银行保全资产，政府全方位整治信用环境，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国有银行经济采取措施，活化信贷资产存量，强化信贷管理，防止新的不良贷款产生，强化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10.谭太平、李艳（2008）认为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混合产权制度是不良资产形成的共同本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次优”均衡路径的模糊（混合）产权制度安排，在短期是有效的，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却造成了相关经济利益人道德风险内生性地产生，地方政府以各种借口干预地方经济发展，司法执行不公，信用环境恶化，债务人以各种手段逃废债务，在信贷市场上直接表现为银行公用地被过度放牧的悲剧，为此，国家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从长期来看，互换产权制度有悖于现代经济发展，产权制度环境“软约束”导致金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被严重破坏，极大地削弱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产权主要功能的实质在于引导各种激励机制，使外部性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内部化，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中国目前的产权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合法的产权得不到保证，相应影响到建立在产权基础之上的公司治理结构，使中国经济主体缺乏内生的自我推动机制。第三节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研究
学者们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讨论热点，即与同期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难点、问题相关的研究较多，而因为各阶段处置不良资产的侧重点不同，故研究也呈现阶段性特点。归纳起来，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研究不少，几乎涵盖了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处置的方方面面，如处置效率、各种具体的处置操作模式、资产管理公司的自身定位和改革等各方面。另外，2004年以后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讨论十分热烈，其中既有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意义、作用的宏观层面的讨论，也有对其微观模型和定价方法、交易结构的研究。
同时，也有大量介绍国外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的文章和论著。还有学者从不良资产处置的思路、模式、制度创新等宏观层面展开研究，当然也有从微观角度展开的研究，比如，对不良资产处置实践案例的分析和对不良资产处置风险收益考核办法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学者从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路径选择方面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然而自2005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陆续完成并上市之后，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体制确立以来，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波及中国，本来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应随着经济下行而暴露，但因为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许多企业的经营困难和资金困难得以暂时缓解，直到2012年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之际，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才逐渐显现，也就是说，本轮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在经营市场化环境下形成的，与之前的不良资产形成环境有着明显区别，故在处置方式上需要有针对性地找出应对策略，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下面是整理的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
1.樊纲（1999）认为中国政府逐渐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拨改贷”开始，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然也要有政府批准），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无论如何，从一个经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银行坏债和政府负债，都同样可以视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债务负担，其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一个经济金融风险的加大。从一个经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也需要将银行坏债与政府负债联系起来考察。银行坏债率高，若政府负债率也高，政府在应付风险时的能力就差，相反，若政府负债率较低，危急时刻就可以用增发债务的办法来清理债务，稳定经济。
一国金融风险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而且取决于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银行坏债较大，而政府负债与外债相对较小，因此，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问题较大，但“国家综合负债率”总的说来相对较低。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银行系统坏债问题如此严重，而且问题可能比别的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更大，但仍能够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还能增长，近期内也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威胁。那种仅仅根据中国银行系统坏债较多就预言中国不久也将陷入经济危机的简单推断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没有综合地分析一个经济的整体经济负担。解决坏债问题根本上要着眼于控制增量，也就是要着眼于体制改革，使坏债今后减少发生。
2.王洛林、李扬、余永定、王国刚（2000）认为在泰国，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做法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出售不良资产；其二是债务重组；其三是通过增加银行的资本金（提取呆账准备金、再筹资和政府注资）来冲销不良资产；其四是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通过“外科手术”来迅速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泰国处理不良资产给中国的启示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旦银行出现了不良资产，社会就必须拿出相应的资财予以弥补。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无论这些资源是得自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利润，还是得自社会上新的投资者，还是得自公共资金，用以弥补不良资产的资财则是一分钱也少不得的。换言之，举凡资产出售、债务重组、银行在资本化和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无非只是开辟了多种渠道和挖掘出多方面的资财来处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其自身并不能“创造”任何新的资财来吸收银行不良资产。第二，通过拍卖、重组和经营管理等各种方式来处理不良资产，可能收回一部分资产，但不可能全部收回。这意味着，在全部过程结束时，社会将存在着一部分“净损失”。这些净损失，只能由政府用公共资金弥补。因此，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估计资产损失的程度以及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拿出的资源规模。由于在一定时期内政府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及其时间长短，必须根据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来确定。第三，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在一个时期中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确有必要，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也应该充分认识到长期且过分依赖财政刺激手段（主要是通过加大财政赤字）的弊端。从泰国经验来看，这样做，一方面会使得解决金融部门不良资产的最后资财迅速耗尽，从而客观上延缓处理不良资产的进程，另一方面，它会破坏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基础。第四，处理不良资产的方法是多样的，但是，从泰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真正发挥作用并起主导作用的方式，还是围绕资产管理公司展开的一系列资产重组安排。因此，周到地组织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合理确定不良资产的价格，以便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有效地经营，提供若干经济上的刺激手段，调动资产管理公司重整不良资产的积极性，认真设计资产管理公司的退出机制，具有关键意义。
3.吕敬文（2000）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应当在市场化、阶段性、相对独立的基础上运作，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应分步进行，剥离不良贷款的资金应主要通过金融创新来取得，通过杠杆收购实现不良资产的转让，不良资产处置的主要方向是债转股、证券化与灵活出售。
4.吴丽芸（2000）认为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处理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资产管理公司在接收不良资产时，要确认资产的类别和合适的资产规模，在对不良资产进行经营管理时，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在企业间实行兼并、分立、资产置换，实现企业资产的优化重组，最大限度地实现不良资产的处置变现目标。
5.许经勇（2000）认为债权转股权是一种延缓风险爆发时间的暂时性应急措施。即将某种不可回避的风险由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转移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集中表现在由其收购的、从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能否盘活。债权转股权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能否转换，经济效应能不能搞上去，因为企业对股权的回购是债权转股权的最好结果，即最终消化了银行的不良资产。
6.范卫萍、肖健（2000）认为对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发现得越早，治理得越及时，效果就越明显，成本也越低；对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处理要果断，面对种种困境，资产管理公司化解不良资产必须果断采取一些现实做法，如封闭运行等，不能坐等配套环境宽松才着手处理；资产管理公司不仅要通过出售、变现来化解不良资产存量，还应重视铲除产生不良资产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治理不良资产问题的长远效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要重视较为透明的信息披露；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是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外部制度条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目标定位应该准确，避免夸大其功能。
7.杨红、杨淑娥、张卫东（2007）从更能真实反映处置资产的现实价值的角度看，目前常用的不良资产的三种定价方法（市场定价法、中介定价法、协商定价法）各有利弊。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不良资产定价在评估方法的匹配性和评估报告的适用性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故而，根据不同的处置对象综合使用各种定价方法，充分考虑其影响因素，建立合理规范的定价机制，就成为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推动不良资产的合理、高效流动的迫切需要。
8.阎海亭（2000）认为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正常运行的保障，应该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立法；让有关政府部门领导进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事会或董事会，加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的协调，提高其在市场中的权威，保证其正常运转；采取双赢策略，把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与实现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结合起来，从根本上看，只有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才可能保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现经营目标；建立一种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者之间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制度保证，使出售的资产价格趋向合理，并尽可能最大化；建立有效的业务监督机制，保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顺利运行，减少经营中的腐败和道德风险；充分发挥市场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制。首先，出售不良资产时要明晰产权，建立招标程序，公开披露信息，充分利用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服务性中介机构，创造公平的购买环境；其次，要降低对财政的依赖，尽快树立市场信誉，增强融资能力，扩大营运资金来源；最后，加快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积极培育中介服务市场，抓紧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条件成熟时可以成立中外合资的资产管理公司。
9.王秀芳（2001）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和债转股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第一，不良资产剥离是相对成本较高的改革安排，是当前扭曲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制度下的一种制度扭曲，它在事实上偏离了市场经济下资产管理的本质；第二，这一制度扭曲进一步导致一系列畸形后果：商业银行经营努力程度下降、激励不足和信用危机以及由此出现的不良资产增量进一步上升的趋势；第三，完全剥离或完全不剥离才是当前企业—银行体制下的最优选择。
10.徐芳、汪汀、乔海曙（2002）认为入世后的五年过渡期是中国消化、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最紧迫的时期，创造现实现金流和预期现金流是当前中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以显性成本换取现金收益，而后者以隐性成本换取长期收益。在立足中国国情基础上，通过对银行不良资产成本—收益、速度—效率的比较分析，认为创造现实现金流模式的优势更明显。依据这一结论，做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路径选择：利用政府支持，积极引进外资，完善相关环境，实现中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再加速”。
11.赵爱玲（2002）认为影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第一，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定位和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影响其处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第二，缺乏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是影响处置效率的重要因素；第三，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局限性和效益低下是影响处置效率的直接原因；第四，资产管理公司在人员数量、结构方面存在的不足，也影响了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第五，按账面价值收购不良资产使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效率大打折扣。为了提高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明确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定位和特殊的法律地位，为处置不良资产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二，在继续采用有效的处置手段的同时，要积极开展处置手段和方式的创新；第三，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第四，确立有效的业绩考核体系，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12.叶德磊（2003）认为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债务，但政府的债务总规模并不像目前一种流行观点描绘的那样令人轻松，因此，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要有紧迫感。具体的市场和数据分析表明，银行自身无力解决既存的不良资产。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银行改革和金融创新是银行资产风险管理中可以运用也必须运用的资源。从金融要求来看，应首先着手于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而不是银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
13.李亚新（2004）认为不良贷款处置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作为一项全局性改革，如何实现低成本解决不良资产和建立高效率银行体系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在对第一次政策性处置制度与技术问题评估的基础上，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国有银行作为一个制度群体，在经营模式与业绩上存在差别，因此不良资产处置也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第二，在制度上，要避免重复走第一次政策性剥离的老路，让国有银行与国家财政分担改革成本，在约束国有银行道德风险的同时，赋予国有银行选择权的激励，重点是合理设计财政注资率和次级债发行；第三，在技术上，国家通过设计合理的利益机制，引导金融体系以信托受益合同方式，替代原有的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模式，从而强化资产处置中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金融效率。
14.李德（2004）认为可以采取多元化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即再剥离一部分不良资产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市场化方式处置，其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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