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向荣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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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空间的对话：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的女性意识之比较研究试读：
前言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跨越空间的对话》，是因为两位20世纪文学史上风头劲健的女主角：西蒙娜·德·波伏娃（以下简称波伏娃）和张爱玲，不同国度的两位名人，从未谋面，从未相识，却在本书中跨过空间遥界相望。
波伏娃是法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与众不同的女作家，她一方面是著名的文学家，一方面又承担起女权运动的重任，《女宾》、《他人的血》、《波伏娃回忆录》、《名士风流》等诸多优秀作品让她跻身文坛、殊荣闪耀，论著《第二性》则使她蜚声女权运动领域。与波伏娃几乎同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张爱玲则以其特有的目光聚焦于“爱情、婚姻、家庭和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旧式主题”的女性世界。从创作实践看，波伏娃坚持用文学形式表现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生存环境的激烈冲突，把哲学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显示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张爱玲则将“私人空间”作为文学追求的宗旨。张爱玲认为：“一般所说 ‘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学界对波伏娃的研究始终以其对女性价值和女性意识的毕生追求为支点，其崇尚自由、尊重女性和追求平等话语权成为学界阐释的核心要素；而对张爱玲文学的剖析则往往将其作品中的女性生态圈作为“海派小资”的典范，或者对其“不关国事”的写作主题大加批判，谭璧君先生就认为张爱玲“重人情大于世情”。
本书之所以选择波伏娃和张爱玲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因为她们是中西方女性书写的代表，更因为她们虽风格迥异但文化背景、阐发视角、文学表现手段、叙事话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也是在社会多元化状态下，文学发展所必须经历的更迭覆新的过程。只有批判性地吸收他国或他族文学，并将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推向世界，才能便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之间通过文学的途径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借鉴。国内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女士说：“必须有不同文化的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构成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人类才有发展前途。”只有通过文学比较，才能在寻找共性和差异的同时发现新的文学增长点。因此本书既有理论的基础，也具备实践的可能。本书在研究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世界中的女性特质与生存状况的基础上，系统整合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的女性意识实质。这首先涉及有关女性文学的话题，女性作为社会性别群体之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出的文学，不但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人类艺术思想的补缀，而且越深入了解，就越能发现女性所创作的文学具有与男性不同的气质风范。其主题与风格、出发点、视野、深度以及创作兴奋点，都区别于男性。其次，女性意识作为本书阐释的基础，是指女性对自身行为，尤其是女人价值的体验和醒悟。从狭义角度来说，女性意识是关于女性个体的所有美好品格、质朴天性以及适应社会进程的能力和在社会演进中的回归与异化等的思维状态。对女性意识的阐释是所有女性文学不约而同的归宿，因此，女性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承载、负重并承担传播女性意识的义务。中西方女性文学因其文化背景、社会价值及写作旨归不同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其差异性也导致了各自的女性意识内涵及外延的迥异。因此，探讨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女性意识的目的在于，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对自身存在意义的阐释，关注并反映女性的角色困境，揭示社会制度、环境因素对女性命运的影响，旨在了解女性文学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主张、理由、责难及辩护。通过对比波伏娃和张爱玲，我们发现，同为女性，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关心女性的文学特征。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波伏娃作为一名具有文学特质的思想家，她积极参与当时的女性文化运动，她希望用文学在众语喧哗的文学叙事中凸显自己对女性的关心与关注，而张爱玲作为一名纯粹的文学家，用文学的细腻解剖人性中的微观世界，将人性的“恶”毫无顾忌地展现给读者，启发读者发现挣扎在生活死角的女性，看到女性在凌乱中的不堪。本书借波伏娃与张爱玲的比较，揭开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各自的成长轨迹，但在这些成长轨迹中却也存在相似的价值取向；同时，本书借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揭示异质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性别立场”、“性别理解”，并且把女性文学的现实世界与女性文学的可能世界在跨文化认同的目标下统一起来，借此建立一种超越地域、跨出藩篱的共同精神归属；本书借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启发学界发现并关注当下中国女性文学的迷失与困惑，以西方女性文学的开阔意识，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的眼界，以西方女性意识的政治强劲姿态，弥补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阴柔造作，从而在比较和借鉴的基础上，增加中国女性文学文化与世界文学共轨的原动力，更为中国女性的生存价值提供多元文化参照，这是本书阐释的重点。
简言之，本书试图以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文学为蓝本，既提炼出波伏娃超越一般学界意义上的女性意识，也归纳出对张爱玲的超越“苍凉”释义上的女性文化生态，从比较的视角借鉴和批判性吸收二者的女性意识之合理部分，观照部分女性文学基于物质崇拜症而导致的精神空洞化境遇，集中阐释异质文化对当代女性的价值和启示。因此，如何在中西方的大背景下理解各自不同的文学主张，如何通过比较和融合的思路开启中西方女性意识研究的新途径，如何为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的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是本书最终的研究目标。本书尝试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演绎和归纳等研究方法，挖掘中西方语境下女性意识发展的脉络、差异及共通之处。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本书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研究波伏娃文学生成的社会背景，研究波伏娃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世界，研究波伏娃文学所折射出的普世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性，梳理其女性意识的核心要素与观点。第二，研究张爱玲文学中的女性及其存在价值，研究张爱玲文学生成的社会背景，研究张爱玲在作品中所描画出的女性世界，并借以揭示女性的生存危机与存在价值，为分析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提供论述基础。第三，比较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之女性意识的差异与共通价值，虽然波伏娃与张爱玲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其文学表现手法也各有不同，但二者关爱女性、展现女性困境、寻求女性自由的指向及二者文学中女性意识的价值具有相通之处，这是本书的最终旨归。
但就比较文学而言，将波伏娃和张爱玲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注定是一项艰巨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将两位创作风格迥异的作家放在一起比较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由于世界文学活动中从未留下两人有实质性文学互动的史料，这给二者的比较造成了客观上的困难。同时，普遍持有的“波伏娃是女权主义者，张爱玲是作家”的观点，也让作者对面临的比较研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本着“相同的时代，共同的女性书写身份，面临的世纪女性话题，历史给予了两位女性对同胞关注的普遍视野等”原则，作者小心谨慎地爬梳条缕，坚持不懈地追问其中的普遍共性，这既是作者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大胆探险，也是让不拘一格地透视中西方女性文学、探索双方各自成长规律的文学批评行动成为研究女性文学的经验借鉴。所以，本书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理念，更会对中国当下的女性价值及女性发展作出恰当的判断！
本书获得教育部2011年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波伏瓦与张爱玲之比较研究——基于女性观的视角”基金资助。
由于受到研究视角、资料的限制，本书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衷心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张向荣2013年5月18日绪论一、本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一）本书研究的目的
20世纪以来，女性逐渐从对男性话语理论的借用与反叛，从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与皈依中突起，从文化的边缘向中心处迂回渗透。而且，女性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在文学领域的开辟中亦获得了独立的一席之地。女人们以文学形式使得女性的“他者”状态被逐渐挖掘出来。之所以我们以文学为论述基础，就是因为“文学的主要作用就是寻找，寻找接近真理的途径。它与读者进行对话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随时准备着说服他们，而是为了唤醒他们的意识，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命运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女性文学亦是如此。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下简称波伏娃）是法国20世纪著名作家、思想家和女性主义者。她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女性问题研究。波伏娃的《第二性》发表以后，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普遍重视，成为20世纪关于女性的经典专著。正如徐真华所说：“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欺骗性文化。这种文化首先考虑男性利益，宣扬女性低微。自此，女性境遇的改变成为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显得非常迫切。”波伏娃在这本书里对女性进行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考察，并得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的结论，这种结论成为男权社会女性的标签。尤其在“爱情、婚姻、家庭”三大社会主题中，女性的“他者”地位更是明显。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中就指出：“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因此人们把女人称为 ‘le sexe'。意思是说，在男性看来，女性本质上是有性别的、生殖的人；对男性而言，女人是sexe，因此，女人绝对如此。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
在中国，20世纪是中国现代文学开放、重新组合的黄金世纪，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让现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关注自身命运，她们通过文学的形式对女性“被边缘化”的现象进行全面思考和深刻阐述。张爱玲就是其中最独特的一位，她以“琐屑”和“小人物”的视角审视普通女性的命运和遭遇，为广大的女性立碑作传。她说“文学史上朴素地歌咏人生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作品只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当我们把以波伏娃文学为代表的西方女性文学和以张爱玲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女性文学放入同一个宏观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思考的时候，再次回味马克思的话：“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我们将体会到，妇女在寻求平等的道路上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同时，本书在对波伏娃女性主义和张爱玲文学中的女性特质进行系统分析、归纳的基础上，试图提炼出既不同于波伏娃的把女性放在概念化的、神话了的、超自然的观念世界里的女性意识，也不同于张爱玲的对女性命运的“苍凉”注脚的女性未来。本书将在系统整合波伏娃与张爱玲文学的女性意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结合当下全球化及中国社会转型变化的背景，比较、借鉴和批判性地吸收二者女性意识的合理内核，观照现时部分女性文学文化基于物质崇拜症的地位从属化和精神空洞化境遇，集中揭示其对当代女性的价值和启示。（二）选题的意义
本书的意义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系统阐释：
第一，从比较文学的视角阐释波伏娃文学的女性意识的实质。
法国现代女作家波伏娃是西方现代女性意识的代表性人物，她的女性意识主要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存在主义以及生物学视角而展开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及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呼唤。例如，在其女性意识代表作《第二性》中，波伏娃描述了女人怎样经历各种不同的处境（婚姻、母亲、社交、中老年），在这些处境中女性又怎样受到以男性话语权为主的社会的局限；描写了在男性审美统治下的社会如何导致女人被边缘化；指出女性自身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致其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有限且不足。通观波伏娃的其他文学作品，如《女宾》、《他人的血》、《回忆录》、《名士风流》、《性别政治》等皆体现了波伏娃对女性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关注，特别是其采取了存在主义的立场，从女性生存的角度得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的女性“他者”结论。这一重要命题和精神内涵到底是如何贯穿于其超越时空的女性斗争的呢？又是如何得以表达并推动了女性世界新觉醒的呢？波伏娃的社会责任感又是如何体现在作品中的呢？这是本书在对波伏娃文学展开主体分析时所要加以重点阐述的，相信这种阐述将深化对同时代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文学世界中的女性特质的新认识。
第二，剖析在异质文化映衬下的张爱玲文学世界中的女性特质。
与波伏娃差不多同时代的女作家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最有女性书写气质的作家。张爱玲文学创作旺盛的年代，恰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的主流话语是抗日和救亡。但是，张爱玲并没有在其文学作品中正面反映这一宏大的社会政治话题，而是将其敏锐而善感的目光聚焦于较受冷落的“爱情、婚姻、家庭和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主题的世界。《倾城之恋》、《封锁》、《五四遗事》、《金锁记》、《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小艾》等作品皆着墨于“旧式女性”的生活命运，在细腻地刻画她们人生细琐一面的同时，凸显了具有卓越气质的女性的人生价值。张爱玲文学作品的这一写作风格，究竟是对现实的完全回避，还是在其特有的“私人写作”空间里曲折反映时代和女性的话题？换言之，张爱玲是否在以其独有的叙事方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女性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通过本书对张爱玲文学的观照及与波伏娃文学的比较，我们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深入剖析20世纪普通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体味她们在异质文化映衬下的独特的中国式女性的艰辛和挣扎，触摸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蕴和魅力，试图探寻她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与法国女性不一样的命运注脚，最后我们还将溯本逐源，寻找导致中国女性命运跌宕沉浮的深层文化因素。
第三，借比较波伏娃和张爱玲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之机，剖析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
张爱玲创作旺盛的年代——20世纪40年代，恰是波伏娃酝酿、创作与出版《第二性》的时代。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创作使得她们蕴含了不同表达方式但趋于共同主题的女性意识。①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她们相互间作品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手段存在区别。生活在老宅深院、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张爱玲具有中国式的婉约，喜欢从细节、微观等方面反映女性的主题，而波伏娃生活在喜欢革命的国度，这养成了她激进、宏观的写作风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习惯于以人类话语模式论述女性。②张爱玲力图从婚姻中寻找安全感，而波伏娃则抵抗婚姻对女性的异化。③张爱玲是女性理论的文学实践者，而波伏娃则从哲学层面进一步对女性理论加以阐释。尽管张爱玲和波伏娃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她们在作品中围绕女性存在的阐释剖析却有很多可贵的相同之处，并由此成为女性文学语境下对女性世界进行解读的典型案例。例如，在女性的处境、特性形成因素方面，张爱玲和波伏娃持相似的观点。她们均认为无论是传统的社会制度、环境因素，还是经济地位等都影响了女性的成长命运。再比如，她们都提倡女性的“个体意识”。张爱玲用“个体写作”手法，努力塑造“私语空间”，从细节处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性主题，通过对普通小人物的描写反映女性面对的时代命运与困境；波伏娃认为，女性的个人意志和个人情感的发挥可以使其获得社会的认同和主体地位，作为个体的女性意识的普遍提高将使得女性群体的社会叙事话语权得到改善。另外，她们在抨击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同时，均分析了女性意识中的“奴化”思维。综上，通过比较她们文学中女性特质的内核，通过细致入微地研究双方的女性意识，能让我们具体深入地理解女性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矛盾与冲突，并在辩证审视两者女性意识优劣异同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商业媚俗、曲解的身体写作，以及泯灭女性特征的所谓“男女平等”的非女性化趋势加以批判，并给未来女性文学的健康常态提供借鉴。
第四，借比较波伏娃的女性意识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之机，剖析中国当代女性的文化维度和生存价值。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是现实世界的影射。女性文学是基于女性自身的体验而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的观照和理解，这也正是女性想证实“女人也是人”的努力。女性文学的思想原动力从文化的发现和觉醒中生发出来，证明女性也是社会文化组成的一部分。通过对比波伏娃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发现，同为女性，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关心女性的文学特征，因为在尚未取得独立、自主这一根本点上，全世界女性的处境和向往、追求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波伏娃与张爱玲对女性关爱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波伏娃是以一名活动家的呐喊姿态参与到女性文化构建中去的，而张爱玲则是以一名女性的细腻剖开人性中的“恶”，将之血淋淋地展现给读者，让读者在唏嘘中看到女性在人性世界的挣扎。借波伏娃与张爱玲比较的契机，我们会发现在中西文化相异背景下的女性具有相同的人生指向，同时也各有各的人生轨迹；借比较的契机，充分认识中国女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迷惘和不成熟，借鉴法国女性文化的劲健，修补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阴柔过饰；借比较的契机，发现异质文化中的关于女性文化的特色之笔，对中国女性文化的“性别意识”、“女性意识”、“性别立场”、“性别理解”加以凸显，把女性的事实世界和可能的价值世界在现代中国人文理想的目标下统一起来，进而为中国女性的文化维度增加激情的原动力，也为中国女性的生存价值提供异质借鉴。二、文献综述与评价（一）国内对波伏娃及张爱玲文学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一，国内对波伏娃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波伏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她的代表著作《第二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研究很少，即使译成中文，问津者仍寥寥。因为它在大陆最初的书名是《女人——第二性》。直到9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始用学术眼光审视《第二性》，如李小江、李银河女士等。2008年是波伏娃诞生100周年，国内外掀起了重读波伏娃的热潮，国内学者对波伏娃有了深层的理解和阐释。值波伏娃百年诞辰之际，国内召开了两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分别为2008年7月14日在昆明召开的由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纪念西蒙娜·德·波伏娃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及2008年11月11—12日，由南京大学、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波伏娃及其当代的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重点讨论《第二性》及其哲学思想、当代意义、波伏娃—萨特模式等，还分析和解读了波伏娃的其他文学作品。从这两次研讨会来看，学者在阅读《第二性》的视角上已经从单一走向多元，有对其主题思想进行揭示的，有从文化交流的高度予以把握的，还有从叙事学的角度探究其暗含的性别意识的。中国学者对其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深层化。国内学者对《第二性》的阐释主要分以下几点：
首先，重新解读《第二性》，探寻其当代意义。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江认为波伏娃给了我们女性的定义，她在发表于《读书》杂志的《世纪末看“第二性”》中写道：“在我，当时读这本书，要紧的不是它对女性的论述，而是作者在研究女人的女性立场和自我反观的态度。”首先，李小江女士赞叹《第二性》给女性一个信念：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无论在哪片土地上生活，女人其实并不孤独。对女性的认识，可以从女人、从我们自己起步——在这方面，波伏娃的书和她的行为都已经走在前面，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借鉴的榜样。其次，李女士很赞叹波伏娃其人的机智、敏锐和博览群书。她认为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波伏娃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男性立场等角度对妇女理论作出的批判性清理；但同时，李女士也用批判的眼光解构《第二性》，她并不认同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的观点。李女士指出女人“走向女人”的起点，就是必须面对“天生是女人”的种种不便，生为女人就是要正视种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命运。李女士不屑波伏娃在萨特的思想阴霾下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并极力反对波伏娃对母性的否定。
其次，厘清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派别归属。
中国著名性学研究专家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把波伏娃的女性意识归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她把波伏娃认定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第二波女性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她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启蒙理性，代表思想是提倡理性，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李银河指出波伏娃之所以被归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因为其十分看重公平和机会均等，而且反对关于女性的传统哲学思想，即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理性上是低劣的。李银河赞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关于女性的定义，即“男性将他自己定义为 ‘自我’（self），将女性定义为 ‘他者’（other）。女性不仅与男性不同，而且低于男性。虽然压迫是结构性的（如经济歧视），但反抗却是个人性的。女性无法逃避 ‘女性’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同时李银河指出波伏娃把自己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归纳为“三步策略”:“第一步，女性只有到社会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成为知识分子；第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以便最终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这是社会正义的表现，这个社会正义就是“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
再次，剖析波伏娃《第二性》的哲学意蕴及其本人的写作规则。
我国著名法语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倾力翻译《第二性》。郑克鲁在翻译《第二性》的过程中，曾经翻阅过许多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他认为《第二性》的表达独树一帜。郑克鲁认为正是《第二性》这本书使女人拥有了自己的理论。郑克鲁说，《第二性》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娃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相当熟悉。她深谙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生理学家、性学家、经济学家、东方学家等的作品，尤其对历代妇女运动家、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学与历史、古希腊神话的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在作品中，波伏娃引用了大量精神病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者著作中的实例，如斯特克尔的著作《性欲冷淡的女人》，埃纳尔、克拉夫特—埃宾、雅内的《困扰与精神衰弱症》，海伦·德奇的《妇女心理学》等，这些引文使这部著作既有学术性又生动活泼。郑克鲁指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一方面融合了以往在女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更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地。郑克鲁把波伏娃所指归为女性主义，她更加看重的是女人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权利。“我以为，波伏娃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许不在小说等文学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第二性》就是波伏娃的价值。”郑克鲁这样说。徐真华对波伏娃的《第二性》持肯定态度，认为《第二性》是女性获得自由、解放的丰碑式文学工程。他说：“首先，男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总是不真实的，大部分情况下男性不承认女性在家中的平等地位……显而易见的是，男性在与女性接触时不会应用他在与其他男性打交道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原则。似乎女性在社会中注定要扮演次等的角色……再者，男性在公众面前的态度与日常行为完全不一样，在这一差别中表现出的虚伪尤其令她们失望……这一辛辣的批判，唤醒了受压迫妇女的意识。她们的目标是通过道德、政治和法律上的胜利来获得个性的解放。虽然波伏娃论述的女性性问题和母性本能问题引起了与传统思想者的激烈论战，《第二性：女性》仍然代表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进程。”徐真华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代男性文学批评者对波伏娃女性意识的理解和认同，具有典型意义。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流露的存在主义女性意识影响深远。在这一领域，方珏在《波伏娃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渊源探析》中从哲学角度对波伏娃的女性意识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波伏娃对女性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有充分的文本根据和学理证据可以表明，其哲学思想主要是从存在主义哲学运动中汲取养料的。波伏娃“女人是他者”的断言在于父权制文化下社会生活观念在女性的观念世界与生活中衍生出的“第二性意识”或“他者意识”。张柟在《“第二性”的存在与超越——波伏娃娃 〈命运的百年交响〉》中指出，波伏娃的女性意识既有存在的超越，也有荒诞存在的变奏和二律背反的复调重奏。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看，波伏娃将存在主义“介入文学”，特别是着力表现女性生存条件和生存自由间的矛盾冲突。从创作实践看，波伏娃用文学形式表现女性自我意识与生存环境的激烈冲突，把哲学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显示了其独特之处。郑敏在《论西蒙娜·德·波伏娃自身的“第二性”及其教训》中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波伏娃的女性意识，指出“第二性”的主要特征是妇女在摆脱了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后仍然要成为“第二性”，其根源是社会生活全部观念和事实在女性的观念世界与生活中衍生出的“出嫁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了女性在社会上常常处于劣势地位。
另外，我们在探讨波伏娃《第二性》的同时不要忘记，她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波伏娃以小说形式在继续着她的女性意识的传播，她的《女宾》、《他人的血》、《名士风流》、个人回忆录等在文坛均享有盛誉。
第二，国内对张爱玲文学的研究现状。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她的出现是民国怀旧气质与西洋风格叠合交错的风景线。张爱玲的文学是烽烟战火中的一泓碧水，悠悠荡荡，波澜不惊却内涵深厚。作为女性的张爱玲，其作品对女性倾注了全身心的力量。她对女性的关怀既不是反帝反封建旗帜下的女性解放诉求，也不是洋腔洋调的民国时尚女性素描，而是独特的张爱玲式“私人空间”写作。张爱玲认为：“一般所说 ‘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但恰恰是这男女间的小事情，却挑战着千百年来的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堡垒。
国内（包括港台）研究张爱玲的文学批评主要分为两个派别：
首先，是以夏志清为首的20世纪40—60年代的一批学者对张爱玲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其红遍上海滩乃至中国文坛。才女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让时为才子的胡兰成心切以求之，既成就了自己与张爱玲的爱恋，也造成了张女士的终生情殇。胡兰成热恋时题就文章《评张爱玲》，在文章中，胡兰成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他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虽然这篇文章出于爱而溢满谄媚之辞，但却道出了张爱玲与鲁迅的共同点，那就是在对人性、对文学人生的探索方面，张爱玲和鲁迅同样出色。
谈到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一定离不开夏志清，夏志清是第一位奠定了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人。夏志清，江苏吴县人，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在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首次把张爱玲文学拉入文学史的圣殿，颂扬其文学贡献。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夏志清就发表了分析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刊登在台湾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杂志》（夏济安教授主编，1957年6月号）上。这篇文章首先是对张爱玲的评鉴定位，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其次是分析方法，夏志清运用美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手段中苦读细品、就文论文的方法评介张爱玲。夏志清首先指出张爱玲对文字色彩敏感，小说的意象非常丰富且力求表现“苍凉”，是“人生一切饥渴和挫折中所内藏的苍凉的意味”；夏志清还很赞赏张爱玲的心理描写，认为其观察视野老辣细腻而客观；夏志清说张爱玲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是一种“大悲”，也就是“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最后，夏志清在整篇论文中指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 “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的分析文章成为开山之作，为后来者作出了指导，尤其是关于张爱玲“女性苍凉”的结论，成为后继者竞相效仿研究的根据。因此说，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定位，使得后世文坛出现了文学创作上的“张派”、文论分析的“张学”及读者群中的“张迷”。
研究张爱玲的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水晶，他是唯一一位亲自拜访过张爱玲的“张学”研究者。水晶运用西方的神话原型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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