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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洲,刘兰香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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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投行试读：

前言

之所以如是说，一方面，是由于当前中国金融创新此起彼伏，已势成潮流，金融自由化进程推动着金融机构不断突破分业经营体制的束缚，而走向综合经营，成长与发展路径不断被拓宽；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正在打破金融机构熟悉的既有经营模式，金融业正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也在剧烈地改变着金融生态与竞争格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外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绝对额和不良率出现“双反弹”，这使得金融机构处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艰难局面。当然，机遇与挑战并存，收益与风险也是如影随形。

当前，大资管、大投行、大金融市场潮流裹挟着金融创新浪潮汹涌而来，在这场为获取竞争优势而展开的激烈角逐中，金融机构为建立起强大的综合化经营能力，几乎都将发展大投行业务作为其战略性选择。但是，中国金融业尚处于分业体制的余辉中，金融机构并不能直接开展全面综合经营。因此，采取迂回方式、创新途径，有时甚至是“闯关”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机构市场行为的新常态。各类机构纷纷从不同维度参与到大资管、大投行、大金融市场的竞争之中，各显其能，各展所长。如火如荼的金融创新一方面大大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动了监管制度的创新与变革，同时，还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

在市场不断融合与持续创新的热潮之下，金融机构推陈出新的金融服务、监管机构细密纷繁的监管制度，使得金融这个焦点行业既显得热闹非凡，又好似有些杂乱无序。但是，尽管金融服务、产品及制度的创新如此繁杂，若我们从不同机构类型出发，按照行业特征，仍可以用一个相对清晰的逻辑体系对其实现有效梳理，并形成清楚描述。因此，在本书中笔者用“大投行”或“中国式投行”对其加以概括，其核心内涵在于，用其来描述中国由分业经营体制向混业经营体制转轨进程中，深具中国特色的本土金融业，既有别于华尔街成熟模式，同时又兼具不少共同市场特征的发展状态。

因此，本书努力的目标正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各类金融机构涉足和发展大投行业务的深入具体分析，试图为读者提供一条清晰的中国式金融创新与发展脉络，全景式地展现各类金融机构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因“规”制宜，积极发展投行业务的丰富实践。由此，既可以帮助金融从业者对整个市场的发展进程与状况有一个系统梳理与理解，也有利于依赖金融服务的企业经营者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当前的金融服务。当然，一些对金融业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了解大金融市场的窗口。这正是笔者写作本书的目的与出发点。

本书共分六篇，第一篇描述了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的世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犹如不断“上升的地平线”，深刻影响着每一个行业，而作为国民经济的血液，金融业正直面“当下的冲击”，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而展开的各类创新正在塑造着全新的“金融新版图”。这就是我们正面对的现实金融图景。

接下来的四篇中，笔者分别从证券投行、商行投行、资管投行和精品投行的视角，按照时间顺序，结合市场变化和监管政策变迁的逻辑，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各类机构探索、发展投行业务的路径、进程与趋势。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新中国的证券投行脱胎于商业银行，并在监管政策支持下，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子行业。在过去20余年中，证券业从萌芽到壮大，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成长历程。

商业银行作为孕育证券投行的母体，在1993年中央政府确定实行分业经营的改革方向后，随着1995年《商业银行法》的颁布几乎完全退出了证券业务。然而，在过去的10年间，商业银行一直在探索重新进入投行业务。尽管一直面临监管制度的制约，但商业银行已涉足了除股票IPO承销与股票经纪之外的几乎其他所有投行业务，并依靠自身强大的客户基础和资金实力，将投资银行业务作为未来战略转型的重要方面。如今，商业银行公司业务投行化趋势日渐深入，商行投行已经成为中国投资银行服务市场上崛起的重大力量。

笔者用“资管投行”来描述包括信托公司、保险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在内的泛资产管理机构。以证监会“新政”为开端所开启的大资管潮流，使得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得以逐步打破既有的发展窠臼，探索资产管理的新途径、新模式，并将财富管理、投资与投行运作相结合，逐步渗透到大投行业务的各个子板块，成为独具特色的资产管理类投行机构。在资管投行群体里，信托公司的快速膨胀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几年间，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迅速超过保险业，成为管理资产规模位居全市场第二位的金融子行业。当然，以“实业投行”为标签和目标的信托机构也面临着泛资管带来的巨大挑战，转型压力前所未有。此外，以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为主的新兴资产管理机构，受益于资管新政的推动，也获得了爆发式成长，与信托业形成直接竞争，其资产管理规模直追信托业，并依托母公司力量向资本市场进军，彰显出其独特的制度与机制优势。保险机构则在持续的保险新政推动下，利用其资产管理子公司，除大大拓宽了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外，还迅速涉足泛资产管理市场，发展市场化的资产管理业务，由此不仅增强了母公司的盈利能力，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类资产管理机构，并成长迅速。

此外，在中国的投资银行类机构体系中，除了这些金融机构或其子公司涉足投行业务，还有一类非金融机构也是投行体系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就是第五篇所描述的中国精品投行。与发达国家类似，中国在证券业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本土精品投行机构，而且十分活跃。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随着一大批华尔街投行人才回归，与本土投行机构出走的人才相结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精品投行机构。它们既有本土优势，又兼有华尔街基因，从咨询类投行业务起步，涉足并购顾问、募资顾问、管理顾问和财务顾问等，并逐步过渡到以投资、资产管理为依托，全面涉足投行业务。同时，还有一些机构甚至开始探索收购持牌类投行机构，利用机制优势和人脉网络，积极进军大投行业务，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和市场地位。

在最后一篇中，笔者深入分析了“中国式投行的未来”，就如何顺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通过监管变革，借力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潮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大本土投资银行，构筑中国金融业的坚实脊梁，在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壮大。

笔者曾在中国证券业、保险业和商业银行工作十几年，有机会见证、参与了中国主要投行类机构的发展与实践。作为一名市场亲历者和业务实践者，笔者希望本书尽可能以轻松而又不失严谨的方式，为读者系统分析中国各类投行机构的成长历程、业务实践和未来趋势。去年秋天，在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的积极邀请下，笔者开始着手准备写作本书，但因工作忙碌，一直疏于动笔，因此拖延至今日方才最终完稿，很多内容都是在出差的飞机上完成的。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从构思到写作历经了近一年时间，其间，得到了智信资产管理研究院的大力支持，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郑智先生和资深研究员刘兰香女士，以及王文韬、沈修远、崔继培等研究员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努力，很难想象在繁忙的投行工作之余能够完成写作。在此，衷心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和辛勤付出。中信出版社的许志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立洲

2015年9月8日于北京第一篇变化的世界

2014年9月19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30分，来自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钟声敲响，历史定格。

发行价68美元，开盘价92.7美元，盘中一度高至99.70美元，收盘价93.89美元，较发行价大涨38%，市值达到2314.39亿美元。阿里巴巴由此成为市值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造就了一大批千万乃至亿万富翁。

在国际资本市场大受追捧的阿里巴巴，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电商生态，而且其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平台和大数据而生的阿里小贷、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创新，亦对国内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于2013年6月13日上线的余额宝由于生逢“钱荒”，作为一款实质上的货币基金，它以银行协议存款为资金主要投向，令其投资收益率节节攀升；同时，T+0的交易设计使其流动性便利堪比活期存款。因此，余额宝一经推出，便引来大量小额闲散资金投资与追捧，至当月月底，资金规模已达57亿元，用户数达到251.56万户；截至2013年年底，余额宝资金规模达到1853亿元，客户数达到4303万人，并在2014年2月达到5000亿的规模，并继续保持增长。余额宝的强势崛起，在中国略显沉闷的资金市场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互联网金融浪潮。

此后，相继诞生的理财通、现金宝等类互联网货币基金，也迅速汇集了大量的资金，并促成了一次闲散资金及小额存款资金的“大搬家”。这对于还在坚守“存款立行”信条的商业银行而言，不次于一记重拳，互联网“宝宝们”的崛起显然动了银行的传统奶酪，因此，甚至有银行人士惊呼“狼来了”！

另一方面，阿里小贷也在多年的酝酿和发展后，依托于其母体的大数据优势，形成了独特的授信审贷模型，实现了对其B2B、B2C、C2C客户高效安全的放贷。并且，阿里小贷探索还找到了资产出口，通过与证券公司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对接，成功实现了小额贷款的证券化。

与此同时，各类基于P2P模式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则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虽然这类企业的发展还有诸多领域需要探索和规范，但它们的快速成长还是让强大的银行体系感觉到巨大的危机，银行在一夜之间发现仿佛天变了，面临腹背受敌之困。

实际上，不管是余额宝还是阿里小贷，高速增长背后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是支付宝。2013年，以支付宝为代表的国内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7.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7%，其中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占第三方支付的31.2%，而支付宝则在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中占到48.7%，接近一半。第三方支付已经削弱了银行作为社会支付平台的垄断地位，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增长，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支付与移动支付在支付交易规模中的占比将继续快速增长。“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阿里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曾经如是说。从银行传统业务的角度来看，目前互联网金融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三方支付、网络理财、网络信贷。现在，仅仅阿里巴巴一家机构就已经从这三大方向全面冲击银行，也让银行人士着实领教了马云这句话的分量。如果说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让传统银行业体会到什么叫“冲击”，那么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网络理财则让传统银行业领教到什么叫“危机”。

回首过去的几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特别是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我们看到，整个金融业面临的外部世界正发生着快速变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利率市场化步步推进、汇率自由化加速前进、技术脱媒和金融脱媒持续加强……这些持续袭来的冲击影响深远，中国经济、金融迎来了大转折的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在整个金融业内，各个金融子行业之间的跨界竞争不断加剧，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而混业经营的态势日趋明显，“大资管-大投行”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金融业面对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不会止步……第一章 上升的地平线

就像自然选择的规律一样，不断变化的经济金融世界，必然也会按照“市场选择”的规律，推动金融市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发生持续“进化”，推动这种进化的基本动力就是金融业的生存法则——市场竞争，而金融机构适应变化的唯一有效选择就是不断“变化”。

当前，中国整个金融业正面临国内、国际多重复杂因素交织与叠加的影响。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中国过去的经济高增长、金融市场弱竞争时期比喻成一片水草丰美的温热草原，而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各类金融机构就是这片草原上最惬意的食草恐龙，尽管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型风暴”——金融调控或波动来袭，但其生存的世界依然甜美。但是，历史推进到当下，多重危机突然同时袭来，世界正在经历急剧变化，各种复杂因素使得环境恶化、气候变冷，水草也不再那么丰美，金融机构过去依靠牌照躺着赚钱的甜美时代行将消失。竞争加剧，市场选择的规律与自然选择的规律一样残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应环境，为生存而战，必将是未来主宰金融机构竞争的根本规则。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金融业既为经济发展提供运行动力，也深深根植于实体经济之中，没有可以长期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的金融市场。因此，我们用“上升的地平线”来描述金融业未来一个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其变化趋势。毕竟，经济增长走“下坡路”，对金融机构发展而言就是爬“上坡路”，远处的“地平线”将可能处于长期、持续的上升之中。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以移动互联、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层出不穷，而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正在经历大转折时代。历经30多年，从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里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从未经历过大经济周期的洗礼。因此，深处这个剧烈变革的环境，面临的将是一场艰难的生存之战。

当然，机遇与挑战同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也孕育很多新的发展机会，金融业的改革与创新也将释放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红利，新技术革命则提供了产业升级带来的新发展机遇，中国更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抓住这些机遇，将使金融业在新的“地平线”上再创辉煌。发展转型：“新常态”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本质意义在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变。对中国金融机构而言，这三大转变是历史性的、转折性的，这种“新常态”调整或改变并非周期性的，而是长期趋势，因此也是不可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是不可逆的，我们将其称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上升的地平线”，成长与发展之路愈发艰巨，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涌现新的商机。“新常态”提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国家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判断成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重要依据。应该说，“新常态”论断是基于对中国现阶段内外情势评估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判断，因其产生于“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之下，又置于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生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笔者以为，“新常态”对金融机构自身而言，其挑战在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也曾历经波折，但快速增长的总体趋势从未改变。金融机构自身如何适应经济环境变化，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从世界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1994年期间，中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增速将回落为与较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顺境中成长起来的金融机构，需要转变高增长时期的思维模式和经营理念，在增速下台阶式的长期发展环境中形成新的生存与竞争之道。

同时，就经济发展而言，“新常态”还意味着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国民经济会经历战略性重组，传统产能过剩行业将经历强制去杠杆与转型，新兴产业会强势崛起，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在宏观层面的战略重构；二是社会平均利润率将会经历长期的持续下降历程，传统行业的盈利能力将不断走低，只有少部分新兴行业能够获得较高的盈利水平，但难改整体发展趋势；三是各行业内部将经历以竞争力为核心的重新洗牌，传统行业将会提高行业集中度，以实现资源再配置和规模经济，新兴行业竞争的基本规律将是以快胜慢。因此，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金融机构需要顺势谋变，以创新应对挑战，特别是要深刻理解当前实体经济所经历的变化与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周期性波动显著不同，经济转型意味着国民经济所经历的产业重构、行业重组和企业转型深刻而剧烈，金融机构如果固守过去传统的经营模式，必将遭遇重大挑战与挫折。

当然，“新常态”也蕴含新机遇。

2014年11月，中国在APEC北京峰会上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新常态将带来四大新机遇：一是增速虽然放缓，但增量依然可观；二是增长更趋平稳，动力更为多元；三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四是中国政府简政放权，市场活力将进一步释放。

在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时期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中国将不会实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是转向改革要红利，加强宏观政策引导和适度微调。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深化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已下放和取消审批600多项；加强负面清单管理，为企业创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推广财税“营改增”，为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减税，给小微企业让利。同时，央行定向三农小微降准、以5000亿元SLF（常备借贷便利）代替“降息+降准”等，宏观调控的引导性创新力度不断加大。

在“新常态”之下，顶着增长速度下滑的巨大压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优化升级必将持续进行。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6.6%，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80%；新常态下，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将继续上升。在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将成为需求端的主体力量。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首次超过投资，长期来看，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会不断攀升。在城乡结构方面，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继续提速，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将被逐渐打破。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将回升，国家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情况将发生改变，国民将更多地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当然，客观而言，“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回落必将会拉低金融业的发展速度，经济结构调整也将推高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比重。以银行业为例，与前几年20%以上的利润增速相比，上市银行近两年来的利润降幅明显，这也将成为“新常态”。未来，去产能化、去杠杆化的同时，行业成长、产业升级都将是持续的长期过程。因此，不管是在传统过剩产能领域中的行业整合、企业并购重组，还是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发展、产业积聚，抑或跨境领域的全球整合与国际分工，都将产生多样化、个性化的综合金融需求。金融机构要抓住这样的机遇，需要适时进行重大变革，经历脱胎换骨式的改革才可能在“新常态”下抓住新机遇，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竞争，并获得新发展。增长转型：困境与新产业革命的黎明

从经济增长的层面来看，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已经成为中国的重大负资产，这项负资产背负着就业、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等诸多压力。与此同时，新产业革命的大幕已经拉开，巨浪将正面袭来。产能过剩与金融业之痛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所谓产能过剩，是指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就是总供给不正常地超过总需求的过剩状态。产能过剩并非中国经济发展中所独有，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的矛盾确实异常尖锐。

2014年7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了2014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第一批）。公告显示，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含再生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十五大工业行业进入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以钢铁行业为例，截至2014年年中，钢铁行业已经连续11个季度亏损。

笔者曾对中国部分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进行过仔细研究，并总结了几条几乎对所有产能过剩行业都适用的基本特征：一是行业总产能占世界的50%以上；二是行业前四大企业占行业总产能的比重不到40%；三是行业主流产品附加值低，高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四是大部分企业环保不达标，污染严重。产能过剩，尤其是低端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之痛。

产能过剩的表面直接原因是投资持续过快增长，投资增长与消费能力增长出现严重失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0477.43亿元，2013年则达到447074.3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29%。但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还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多是低技术水平基础上的外延式产能扩张，产业集中度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矛盾。

2013年10月6日，国务院制定《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一些企业对市场预期过于乐观，盲目投资，加剧了产能扩张；部分行业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集中度低，没有形成由优强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导致行业无序竞争、重复建设严重；一些地方过于追求发展速度，过分倚重投资拉动，通过廉价供地、税收减免、低价配置资源等方式招商引资，助推了重复投资和产能扩张；与此同时，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政策、规划、标准、环保等引导和约束不强，投资体制和管理方式不完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不到位，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未能有效发挥，落后产能退出渠道不畅，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

事实上，过剩产能领域也是当前中国金融业之痛，因为这些领域沉淀了巨额的金融机构融资。

在2013年10月6日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要“‘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为实现“通过5年努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的目标。对于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来说，化解严重过剩产能矛盾的过程中，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得产能过剩行业坏账成为金融风险的引爆点。

我们以产能过剩重灾区的钢铁行业为例。自2011年起，钢铁便面临钢贸信贷危机。受此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明显感受到不良贷款反弹的压力，而这个行业的不良资产从产业链最下游的钢贸领域，一直延伸到钢铁冶炼、矿山采选等几乎整个产业链。据媒体在2014年5月初的统计，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4家银行未披露具体数据外，其他8家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的长三角地区（部分银行披露的华东地区）不良贷款余额共计1161.74亿元，而这8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共计3360.06亿元，也就是说不良贷款的1/3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据《证券日报》根据上海法院网相关公告进行统计，在2014年8月20日～9月20日的一个月时间里，共计有约300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经或正在等待开庭，涉及21家银行。

为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在相关的金融支持方面，国务院在《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扩大对外合作”。

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包括完善和落实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财税、金融、土地等政策措施；协调解决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重大问题，理顺地区间分配关系，促进行业内优势企业跨地区整合过剩产能；支持兼并重组企业整合内部资源，优化技术、产品结构，压缩过剩产能；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企业兼并重组；研究出台促进企业做优做强的指导意见，推动优强企业引领行业发展，支持和培育优强企业发展壮大，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行业发展的协调和自律能力。

扩大对外投资合作，包括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走出去”，优化制造产地分布，消化国内产能；建立健全贸易投资平台和“走出去”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吸引国内企业入园；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发挥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产业的技术、装备、规模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加强与周边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外投资，建设境外生产基地，提高企业跨国经营水平，拓展国际发展新空间。

当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不管是为化解产能过剩而提供相应的兼并重组、整合资源、股权投资等服务，还是帮助产能过剩企业建立“走出去”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以及为企业的资源和价值链整合提供展金融支持，都蕴藏着业务发展机会。专栏1.1 中民投的过剩产能生意

由全国工商联发起，经国务院批准，2014年8月21日，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民投）正式成立，作为首家“国字号”民营大型投资公司，在其成立之初就已经关注产能过剩领域的商机。

中民投于2014年4月获国务院批复，注册资本500亿元，59家参股股东，股东均为大型民营企业，涉及机械制造、冶金、信息科技、资产管理、环保、新能源、电力、电子商务等领域，参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近1万亿元。

中民投业务分为金融控股和产业整合两大板块。两大板块中，中民投率先选择钢铁、光伏、船舶等目前产能过剩十分严重的行业展开公司业务，掘金过剩产能行业。过剩产能行业整合是中民投业务的重要切入点，为其未来构建产业板块和金融板块相互依托、国内和国外业务有效互动打下基础。产业投资作为财务投资，金融投资为战略投资，经过5～7年的发展，形成产融结合的金控集团。新产业革命的黎明

在中国面临过剩产能压力的同时，新技术革命引领的“新产业革命”浪潮悄然来临。这场正在萌动的新产业革命也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自20世纪末期以来，“信息和远程通信”、“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技术应用”、“纳米技术和新材料应用”、“新能源和生物电子应用”、“3D打印技术”等，都成为这场新产业革命的标志。

2011年，美国社会批评家和畅销书作家杰里米·里夫金出版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书中描绘了[1]一个宏伟的蓝图：数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这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我们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

杰里米·里夫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彼得·马什所著的《新工业革命》指出，前几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仅局限于发达经济体，此次新工业革命的最大亮点是其影响将均匀地遍及全球……越来越多的制造商会将其制造[2]业链条混合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者在书中给予了我们诸多启示，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定制制造和绿色制造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工业革命的业态。新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是科技化、互联化、全球化、绿色化、定制化和利基产业。

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恰逢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面临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锐减，更进一步恶化了以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延长增长周期，并提升增长质量成为重大现实选择。

2011年12月30日，国务院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并由国务院发布实施的中长期规划。文件提出，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工业发展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粗放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已进入必须以转型升级促进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转型就是要通过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升级就是要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工业转型升级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时至今日，这个判断与规划被证明是非常有预见性的，政府实施的政策为产业转型升级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15年开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工信部与中国工程院正在着手编制与“十三五”和“十四五”相关的规划。随着中国工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务院对于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构想，也不再恪守以往“每五年一次”的短期规划。此次规划借鉴德国工业4.0计划，被誉为“中国版工业4.0规划”，关键词是“向工业强国转型”，并将形成注重顶层设计的《中国制造2025》，再加上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规划的“1+X”模式，围绕在中国工业有待加强的领域进行强化，力争在2025年从工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强国。

要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离不开适当的产业政策，也更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一方面，金融能够为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金融服务还能够在资金支持的基础上整合产业资源，控制产业金融风险，在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获得可观的收益；另一方面，金融本身必须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才会实现良性健康发展，避免金融自我发展引发资产泡沫造成金融危机。

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要成功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走出当前的困境，主要取决于两个重大因素：一是科学技术进步，二是金融资本的支持。依靠科技进步改造和提升日渐落后的传统产业，依靠新技术革命创造和发展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这两个方向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巨大支持，因此，通过改革发展发达的统一金融市场，培育强大而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将是实施这一宏观经济战略的前提。有鉴于此，对于整个中国金融业来说，化解过剩产能和推进新产业革命的进程，既是巨大的生存挑战，也是重大的发展机遇。社会转型：结构变迁的“暗流”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这段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也伴随着经历了快速的社会进步。时至当下，经济增速放缓，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也将进一步加速。

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将呈现出几大趋势：一是人口老龄化将成为重要特征，并改变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二是城市化进程下城乡差距的加速缩小，居民福利水平均等性逐步提升；三是资产性收益在居民收入结构中比重显著提升而影响收入结构；四是中产阶级与富裕的高净值人群不断壮大，社会稳定性增强。这种社会转型进程必将对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就金融业而言，金融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恰好与社会转型和发展转型同时到来，金融业需要迅速改革创新以适应这种变化，才能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和居民金融需求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否则，必将遭遇重大挑战，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与老龄化社会相对应的是金融需求的改变，对老龄人口比重大的社会而言，对收益稳健的投资需求显著提升，保障程度高的金融产品需求也会增加。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哑铃形”结构向“纺锤形”结构过渡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与高净值人群不断壮大。在家庭结构上，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则是“倒三角”形结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保障覆盖能力有限。这些因素与中国文化传统叠加的影响是，居民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特别是对未来生活保障的顾虑，导致居民的投资和财富意愿不断增强，整个社会对财富保值增值需求，以及子女教育、健康保障、失业保险和财产传承等理财与资产管理金融需求显著提升。

贝恩资本发布的《2013年私人财富报告》指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首要财富目标已经从“创造财富”转向“财富保障”。在新的社会结构发展趋势下，财富的保值增值需求迅速增加，迫切需要金融机构及其他财富管理机构设计并供给更为有效的财富管理渠道与服务。商业银行以“存贷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将加速弱化，“存款立行”的经营理念将迅速遭遇“资产立行”的挑战。

2004年，光大银行推出了国内第一款银行理财产品——阳光理财“A计划”，对于国内的财富管理市场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银行理财、券商、公募基金、信托等财富管理机构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以信托为例，2008年以来，信托理财以“高收益、低风险”的特性逐渐被大众所熟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已开始步入花甲之年，家族信托以其优秀的财富传承功能也逐渐被超高净值人群所理解和接受。

在信托的带动下，金融行业掀起了通过最终投向非标资产获取高收益的浪潮。但自2013年两度出现钱荒，以及2013年爆发的互联网金融“宝宝理财”，都直接推高了市场上理财产品的收益水平，造成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成本上升。与此同时，优质基础资产的收益率却在下降。这给国内财富管理机构带来了严峻挑战。

新常态需要新思维，社会转型呼唤金融服务转型，不重视社会转型带来的长期深刻影响，金融机构将无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失去发展的机遇。

[1]［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英］彼得·马什.新工业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第二章 当下的冲击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金融业也必面临新格局，迎来“新常态”。与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一样，当前，中国金融业也正经历最快速的变革和最严峻的挑战。

纵观中国金融业，利率市场化潮流正以其巨大的威力荡涤着所有金融领域，剧烈地改写着金融业的竞争格局，金融脱媒使得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金融机构深受失血之痛，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更是让金融业的传统服务思维面临颠覆式冲击，可以说，这一刻，金融机构如芒在背。

2013年以来，传统上最强大的商业银行被突然杀出的“余额宝”们搅乱了阵脚，不得不仓促上阵应战；在证券市场，多重改革利好推动的市场复苏使得几年来苦苦挣扎的证券机构刚刚看到黎明的曙光，传统领地——经纪业务便遭遇互联网突袭；由“资管新政”催生的大资管时代的到来，让过去几年一路狂飙的信托机构突遇市场寒流，各类新生代资管机构肆无忌惮地动了信托业的固有“奶酪”……中国的金融家们从未如今天这样压力重重，金融业也从未如今天这般充满彷徨，过往的成功模式未来可能难以为继，曾经的辉煌现在只剩余辉，行业转型，前路曲折，甚或布满荆棘……利率市场化：悄然袭来的“海啸”

2014年7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记者会上表示：央行将按照时间表推进利率市场化，两年内应该可以实现。央行准备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并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他说：“我感觉，中国最高层领导都是说改革要有紧迫感，要只争朝夕，所以我们按此进行准备。”

实际上，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走过了至少10个年头。2004年，光大银行推出“阳光理财计划A”可以看作利率市场化的起点。央行的利率管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存款利率，二是贷款利率。过去几年，央行主要逐步放开了贷款利率的下限，到目前，还剩下存款利率的上限的限制，这也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道屏障。

利率是最重要的资金价格，也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多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一直存在着事实上的资金价格“双轨制”。一是以商业银行存款为代表的储蓄体系，由于受到央行的严格管制，执行的是资金“计划价格”；而以银行理财、信托计划等为代表的理财体系则是市场规则，执行的是资金“市场价格”。并行的“双轨制”体系在初期虽然相互渗透，甚至相互交叉流动，但基本上保持了各自运行的格局。

然而，随着近年来金融脱媒的加剧，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推波助澜，央行管制的储蓄体系受到巨大压力，商业银行存款增长困难，使得一直秉承“存款立行”的银行机构举步维艰，导致理财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银行理财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资金价格双轨体制下，央行管制的“计划价格”体系的衰落；另一方面，也不断增强市场化体系的力量。时至今日，理财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甚至一部分商业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吸收的资金大大超过吸收的存款，当然也包括储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既是中央政府的主动选择和推进，也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直接结果。而且，这个进程本身则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的力量。

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业的深刻影响在于，它改变了金融业的竞争规则，将颠覆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主流金融机构的传统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并由此影响到所有金融机构；同时，利率市场化也改变了居民和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并由此将改变整个中国金融业的服务格局。因此，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业带来的冲击不亚于一场金融海啸，金融机构都将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洗礼，强者可能衰落，弱者可能崛起，而没有做好准备的机构必将沉没！金融脱媒：银行业之痛

2014年9月29日，中国银监会对外宣布，批复同意浙江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两家民营银行筹建。加上两个多月前批复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筹建，首批试点的5家民营银行已全部获准筹建。

值得注意的是，前海微众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的经营模式与传统银行有着显著的差别。尤其是浙江网商银行，因其阿里系的背景，此前更被人熟知的名称是阿里银行，其第一大股东是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获批筹建银行后，阿里方面很快就披露了银行细节：主要通过互联网为小微企业和草根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主要提供20万元以下的存款产品和500万元以下的贷款产品，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和工具，全网络化营运，提供有网络特色、适合网络操作、结构相对简单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和前海微众银行一样，该行可能不会在线下设立网点。

此前，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已经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但要么是“互联网+传统金融”，要么是“传统金融+互联网”，而根据阿里方面透露的浙江网商银行全网络化的经营模式，这将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

作为一家新兴银行，与此前流行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相比，浙江网商银行无疑会对传统银行业带来更大的冲击，它实际上以一家全新的银行机构的角色定位颠覆了人们对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传统认识。从支付宝到网商银行，互联网金融由技术脱媒而叠加金融脱媒，让客户与传统银行的联系日益遭到削弱，从而某种意义上撼动了传统银行经营模式的根基。存款大逃亡：双重冲击

金融脱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也被称为金融非中介化，是指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资金的融通日益通过一些新兴机构或新型融资手段而绕开商业银行这一传统“存贷媒介”直接输送到资金需求方。

从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业走过的发展路径来看，金融脱媒是金融创新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过去10年间，在金融全球化趋势和金融信息化浪潮的叠加影响之下，金融脱媒不断加速，对商业银行的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从金融实务上来看，金融脱媒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存款端脱媒，二是贷款端脱媒，三是支付交易脱媒；从脱媒性质上来看，主要表现为资本性脱媒和技术性脱媒。

存款端脱媒主要表现为存款“大搬家”，或称存款“大逃亡”。存款搬家的一大动力是逃离负利率。回顾这些年，中国负利率的状况实际上已持续很长时期，2011～2013年，官方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5.50%、2.60%、2.60%，而根据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进行测算的话，实际的通胀率可能被低估了，这掩盖了实际存款负利率的事实。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奇渊发布《数据和主观感受：CPI是风动还是帆动》研究报告称，2006年1月至2010年5月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人为调整，系统性低估超过7%。

2007年被称为中国的“理财元年”。在这一年，股市的暴涨使得理财的观念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人开启了“全民理财”热潮，拉开了存款“大搬家”的序幕。猪肉、房价、股市一路看涨，骤然点燃了全民的投资热情，涌出一个个创富神话。普通老百姓也开始熟悉和讨论CPI、权证、黄金、期货、PE等。

此后，中国加快了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步伐，令国内投资者有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投资选择，这促进了理财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理财市场的发展、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以及居民大众理财意识的增强，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逐渐从定期储蓄为主，转向活期存款及理财产品、证券资产共存，致使居民存款减少甚至萎缩，使得银行失去了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从商业银行既有的业务模式、盈利模式和考核模式来看，无非是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相应的营业收入也是分为利息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其中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普遍在80%左右。存款对于银行的重要性在于，在中国银监会实行75%存贷比监管红线下，没有存款就意味着无法发放贷款，没有贷款也就没有利息收入。

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银行的存款保卫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越来越呈现胶着和惨烈状态。

2009年以来，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存款外流令银行揽储压力倍增。为满足监管要求，有些银行揽储衍生出各种新花样，竞争手段也不断升级，为揽储可谓使出浑身解数。

201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自2008年年底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此后至今，存款准备金率延续了小幅下调趋势。

然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并未改变商业银行存款增长乏力的局面，吸收存款难的趋势仍在继续。“我不是在拉存款，就是在去拉存款的路上。”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自嘲为拉存款而“鸭梨山大”！这是对近年来商业银行存款增长压力的生动写照。

2012年6月7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决定自2012年6月8日起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政策来得突然，当晚不少银行的高管便被通知紧急开会，连夜商议存款利率定价及应对策略。实际上，商业银行还没缓过神来，是否要等一等，观望一阵？立即上浮还是不上浮？上浮多少为宜？中小银行的行长、高管们着实有点犯难。

中小型银行本就缺少网点优势，吸收存款压力很大，资金成本一直高于国有大行。而这次人民银行扩大存款利率浮动空间，给了中小银行打开一扇以较高利率与大型商业银行争夺存款的大门。

实际情况果如所料，大部分城商行都在第一时间将1年期以内的存款利率上浮到顶，有些行则不仅将1年期以内的存款利率上浮到顶，更将2年期、3年期、5年期的存款利率也上浮到顶。一直相对淡定的国有四大行和持观望态度的股份制银行最终顶不住压力，也陆续加入利率上浮阵营。至2013年年初，中小型银行“上浮10%，一浮到顶”的趋势蔓延至股份制银行。到了2014年年初，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上浮，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快速发展导致存款搬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四大行起初仅上浮一部分，但也终于招架不住，加入“上浮10%”的队伍。

天生具备互联网基因的各种“宝宝”们，则在2013年的两度“钱荒”中开辟了另一条推动存款脱媒的新路径，对原本属于银行低成本资金来源的活期存款市场形成扫荡之势，并且，这些积沙成塔而聚集起来的超级资金现在还要向银行要求更高利率的协议存款，对银行形成“二次冲击”。

2013年6月7日，市场疯传由于光大银行对兴业银行同业拆借到期资金因头寸紧张违约，导致兴业银行千亿到期资金未能收回，两家银行资金面齐告急。光大、兴业虽双双辟谣，但包括隔夜、7天期、14天期、1月和3月在内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还是全线飙升，其中，隔夜拆放利率大涨135.9个基点至5.98%。资金交易系统出现历史最长延时，市场大面积出现违约。6月19日，由于流动性紧张，大型商业银行加入借钱大军，导致部分银行机构发生资金违约，银行间市场被迫延迟半小时收市，震动整个金融市场。6月20日，资金市场几乎失控而停盘，Shibor全线上涨，隔夜拆放利率更是飙升578个基点，达到13.44%，比6％左右的商业贷款利率高出一倍，创下历史新高；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与此同时，各期限资金利率全线大涨，银行间市场一时间风声鹤唳。“6·20事件”过后不到半年，“钱荒”再度袭来。12月19日，银行间市场利率全线上涨，Shibor 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上涨至6.472%，再创6月底以来的新高。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3年6月13日横空出世的“余额宝”凭借堪比活期存款的流动性以及节节攀升的收益率一战成名，在银行间市场资金异常紧张的下半年实现了规模的快速膨胀，更令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差等生”——天弘基金将雄踞基金业管理规模老大宝座7年之久的华夏基金拉下马来，甚至跻身世界十大基金之列。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各种互联网货币基金成为2013年下半年以来理财市场横空杀出的一群黑马。这一轮，刚刚试水的互联网“宝宝”们对实力强劲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受益于协议存款、短期国债等利率的走高，阿里的“余额宝”（即“天弘增利宝”）、微信的“理财通”、百度的“百赚”、汇添富的“现金宝”、苏宁的“零钱宝”等货币基金均实现了较高的收益，年底收益率一度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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