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著）,彭小华（译）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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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试读：
推荐序一
摆脱过度养育，成为合格家长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父母过度养育孩子，在中国是个普遍问题。我们把孩子当作宠物和温室里的植物养大，还常常自我欣赏这一过程。直到孩子独自面对世界手足无措，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养育孩子的过程出现了问题。
我们为孩子安排生活中的一切，学习中的一切，帮助孩子上大学的时候选择专业，甚至孩子选择什么样的朋友，我们也常常干预。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做的过程，是在剥夺孩子的生存权和独立面对世界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种动物会宠爱自己的后代像人类一样，所以动物才能繁衍生存。
请父母们克制一点吧，你对孩子的过分爱护，只会让孩子虚弱，让自己悲苦。同时，你为孩子做了一切，也就剥夺了孩子的成就感和自信。这本《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真的值得你一读，能够让你摆脱困惑，成为一名合格的家长。
推荐序二
及时牵手，适时放手
麦家著名作家如果你的孩子即将成年，你希望他们是什么样的？不畏风雨独自前行，还是依旧牵着你的手要你替他们遮风挡雨？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不怕风雨的那个。
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放开你的手又能迎风而立、沐雨而长？答案在这里：《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这本书素朴地告诉我们，成年不等于成人，成人取决于成长，而成长不在于一张完美的成绩单、一份漂亮的简历书。这些不过是一页纸，纸是怕风吹雨淋的，只有一颗不怕风吹雨淋的心，成长的路才会变得坚实、宽广、长远。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牵手不能一生，只能一时。请记住，人生路上满是风雨，作为父母请学会放手；十八岁出门远行，不经历风雨哪见得彩虹？这是一本教父母如何做父母的书，更是一本教孩子如何做成人的书，如何两字其实是两只手：及时地牵好手，适时地放开手。
引言
如何帮孩子踏入人生
行路的人呐，世上本没有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 1875-1939）
本书讨论父母过度介入子女生活的现象，考察现象背后的爱与恐惧，检讨过度养育的危害，探索如何通过不同的养育方式，实现更好的长期目标，帮助孩子取得更大的成功。
要说爱子心切，我与其他父母并无二致。我明白，身为父母，爱是我们全部行动的基础。然而多年来，在为撰写本书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认识到，父母的许多行为也是出于这样那样的恐惧，其中最主要的是害怕孩子不能取得成功。父母自然都希望子女成功，但是根据我的研究，以及基于对上百位人士的访谈和个人经验，我发现我们对成功的定义非常狭隘，更糟糕的是，由于这种狭隘成功观的误导，我们害了子女这一辈年轻人。
担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的10年，让我有更多机会了解年轻人。我关心他们，更为他们感到担忧。我热爱这份工作，18～22岁的年轻人刚刚跨入成年人的行列，有机会陪伴别人家儿女走过这段成人之旅，于我是一份殊荣。学生让我开怀，也令我落泪，无论怎样，我都矢志不渝地支持他们。本书不是对他们的控诉，我也无意控诉与他们一样生于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千禧一代”的同辈人。然而，对于他们的父母，我得说，我们这些家长，因为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情况就不同了。
推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只是斯坦福大学的前教务长，也是斯坦福大学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之所以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有过这些经历，而是我因此意识到，尽管我有过那些机会，也要随时牢记，在进行分析和评说时，我的殊荣和经验既能给我助益，也可能成为障碍。如前所说，我自己也是家长，我们夫妻育有一对儿女，兄妹俩年龄相差两岁，正值青春期。我们和两个孩子生活在硅谷中心区的帕洛阿尔托。我们也是过度养育型的父母，抖擞忙碌的程度不亚于这个星球上任何其他过度养育子女的爸爸妈妈。我曾在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担任教务长，常年目睹那些过度养育子女的父母，我对他们啧啧非议，而这些年在思考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与那些我曾经动辄批评的父母相比，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很多方面，我自己就是我所批评的那类问题父母。爸爸妈妈最懂得
起初，我们的爱是肚脐、心跳和身体，然后是臂膀、亲吻和乳房。我们把他们带回家，为他们遮风避雨，几周以后，当他们第一次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向我们时，啊，那感觉何其兴奋。我们一路抚育，他们从牙牙学语到成功说出第一个词语，再到获得足够的力量翻身、坐起、爬行，我们鼓掌欢庆。放眼21世纪，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竞争不断加剧，令我们时而觉得熟悉，时而感到陌生。我们低头看着自己的小宝贝，决心竭尽所能帮助他踏上未来漫长的人生旅程。在他们做好准备之前，我们不可能教会他们站立、行走，但期盼着他们取得进步。
我们几乎立刻就能意识到，他们是他们自己，然而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从我们止步的地方前行，以我们的肩头为梯，利用我们已有的全部知识及能够为他们提供的所有条件。为了帮助他们学习和成长，我们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给他们介绍人脉，带着他们四处踏访。对他们的严格要求有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实现潜力、把握机会，我们巴望着给到他们这些东西，希望能促进他们发展。我们知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在当今世界功成名就，于是急切地想要为他们提供保护和指导，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事事处处都想和他们站在一起。
很多人都还记得，相比之下，从前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管得很少。那时候，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大人，往往是妈妈，都会打开门，吩咐我们：“出去玩儿吧，吃饭的时候回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去了哪儿、干了什么。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保持联系，也没有GPS定位跟踪设备。我们撒腿冲进街区的荒野或者附近的街市，邻居家、公园、树林、商场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有时候，我们只是偷偷抓起一本书，坐在屋后的台阶上津津有味地读。如今的童年不同往昔，许多年轻父母难以想象能给孩子一个那样的童年。爸爸妈妈变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育方式和童年生活发生了改变？原因何在？又是怎么变的？随便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许多变化，一些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83年，民众对儿童绑架意识的增强，带来了一次变化。1981年，一个名叫亚当·沃尔什（Adam Walsh）的孩子遭到了绑架和杀害，这个悲剧后来被拍成电影《亚当》（Adam），观众人数达到3 8001万，几乎创纪录。很快，失踪儿童的形象便出现在牛奶包装盒2上，早餐时就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望着我们。
1984年，由于沃尔什的父亲约翰·沃尔什的游说，美国国会创立了美国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资助拍摄了电视节目《全美通缉令》（America's Most Wanted），1988年年初，该片在福克斯电视台播出，催生了我们对陌生人的无尽恐惧。3
1983年，《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出版，这本书认为美国儿童在全球竞争中表现不佳，鼓吹给学生增加家庭作业，随后，另一次变化应运而生。自此，《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和《力争上游法案》（Race to theTop）之类的联邦政策掀起了“成就文化”（achievement culture）的风潮。成就文化诞生的背景是为应对来自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学生的激烈竞争，特点是强调死记硬背和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就是前述国家教育实践的常态。
家庭作业一时猛增，孩子们在重压下苦苦挣扎，为了在学校生存下来，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2003年，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讲师4丹尼丝·波普（Denise Pope）博士出版的《“做学”》（“Doing School“）一书与2010年的影片《无目标的竞赛》（Race to 5Nowhere）都反映了这种情况。
第三次变化与“自尊运动”（self-esteem movement）接踵而至。20世纪80年代，自尊哲学风行美国，认为要重视孩子的人格发展，而不要着眼于成绩，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取得人生的成功。62013年，阿曼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出版了畅销书《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称自尊运动是美国独有的现象。
1984年前后出现的约定玩耍模式（playdate）代表了第四次变
7化。那时，创纪录数量的母亲进入职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实用的时间管理工具，约定玩耍模式应运而生。由于在职家长人数增加，他们对托管服务的依赖相应提高，两相叠加，使得放学后回家的孩子减少了，也更难求得合适的玩耍地点和玩耍时间。家长一旦着手安排孩子的玩耍活动，就开始对其进行观察，进而顺理成章地参与进来。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成为禁忌，让孩子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行玩耍也不可接受。针对幼儿的托管服务，摇身变成为大孩子安排有组织的课后活动的服务。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担心儿童受伤和相关的法律诉讼，全美各地都掀起了公共游乐场所的全面翻
8修。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玩耍本来是生活的基本内容，可是这样一来，玩耍的本质就变了味。
1990年，鉴于此类变化及其他情况的发生，儿童发展研究学者福斯特·克莱因（Foster Cline）和吉姆·费伊（Jim Fay）杜撰了“直升机父母”一词，比喻家长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头顶盘旋，认为这种9做法有违父母培养孩子独立性的责任。克莱因和费伊着意于给父母们提供建议，对之前10年中美国在儿童养育方面发生的种种重要变化进行把脉。25年后的今天，这些变化已经不足为奇了，这意味着，2010年前后，直升机一代中年龄最大的已经超过30岁了。他们也是所谓的“Y一代”或者千禧一代。
20世纪90年代末，首批千禧一代步入大学，我和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发现了一个新现象：校园里到处晃动着爸爸妈妈的身影。不夸张地说，真的是这样。出没于校园的父母逐年递增，他们为子女寻求机会，代替他们做决定，帮他们解决问题，而这些事情，以前的大学生都可以独自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现象并不局限于斯坦福大学，美国各地的同事证实，几乎所有四年制的学院和大学概莫如是。与此同时，我和丈夫抚养着两个孩子，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直升机父母。婴儿潮一代
最早获得直升机父母称号的是生于1946—1964年的婴儿潮一代。他们的孩子是我所关心的首批千禧一代。婴儿潮那代人的祖父母认为“孩子只要待在视线范围内就好”，而他们父母一辈的标准则是“照我的要求去做”。也许是对父母言行的一种反应，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初期，婴儿潮一代奋力捍卫思想自由和个人权利，他们质疑权威，重塑或者干脆直接颠覆了美国社会的诸多基本规范和道德标准。
当然，婴儿潮一代并非史上最早的直升机父母。早在1899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母亲就高调地随他一起搬到了西点军校。她在学校旁边的克拉尼酒店租了一套客房，从酒店房间俯视西点军10校，用望远镜监视儿子是不是在学习。婴儿潮一代达7 600万人之多，在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前，他们是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人。一旦有了他们的引领，任何时装、技术或养育风尚都能在一夜之间流行开来。难怪他们当上父母后，美国的教养风气会随之一变。
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经验，在前述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种种社会变化的背景下，婴儿潮一代介入子女生活的程度更深了。他们那代人的父母在情感上与子女比较疏离，而他们则与孩子关系亲密，往往能成为孩子的好朋友。婴儿潮一代试图为孩子控制并确保结果的实现，是孩子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他们的父母则奉行等级制度和权威观念。婴儿潮一代对这套东西耿耿于怀，质疑其合理性，并掀起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包括性解放运动、双职工家庭模式与陡然攀升的离婚率。也许，“陪伴孩子，重要的是所花时间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心态也不无关系。这种观念认为，重要的不是陪伴时间的长短，而是度过11时间的方式。婴儿潮一代习惯于表达意见，要求倾听，希望孩子按他们的想法行事，可作为父母，只要孩子需要，他们就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他们还在继续挑战体制，不过现在是为孩子而战，他们常常充当缓冲带，挡在孩子与体制及权威人士之间，哪怕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短期而言，深度介入的养育方式能带来收益，具体表现为安全、机会的利用及结果的保证等，比如麦克阿瑟将军的先例，他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深度介入的养育方式似乎“可行”。因为有这样的收益，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深度介入的养育方式已经不再是例外，而成了规范。我们生于1965—1980年的“X一代”成为父母后，以婴儿潮一代为榜样；生于1980—2000年的千禧一代有了孩子后，也效法他们。婴儿潮一代已晋升为祖父母，但是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诸多改变，不论好坏，都会影响深远，他们对养育方式的影响也是如此。目的何在
父母介入子女生活的程度不断加强，这显然与爱有关，也无疑是好事。2012年，我卸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一职。在那个岗位上，我不仅接触了大量家长，也与众多学生有过交流。学生们越来越依赖父母，方式完全不合时宜。我开始担心，某种程度上，大学里的“孩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学生”，还算不上充分发展的成人。他们就像球场上的运动员，不断左顾右盼，期待着父母给他们指令。他们建构不足，虚弱无能。
婴儿潮一代劳苦功高，他们应征参加越战，之后又挑起质疑；他们为那个时代不朽的民权运动和公民权利斗争，置生死于度外；他们掀起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发展。但婴儿潮一代是否过度地把自我与孩子的成就联系在了一起，甚至觉得，如果孩子达不到期望，12自身的成功就要大打折扣？会不会有些父母太过在意自己的愿望和需求，以致遮蔽了阳光，使子女没有机会形成“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一项关键的心理特质，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认为，具有这种心理特质的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组织和执13行行动，能够处理潜在的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身为自我实现观念的拥护者，婴儿潮一代为孩子做了那么多，以致他们的孩子没有机会养成对自我的信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父母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安全、学业成就以及自尊的提升，近乎是在按照儿童成长清单来培养孩子。这些做法似乎已成惯例，并在一些社区成为规范。问题是，他们是否剥夺了孩子成长为健康成人的机会？表面上看，这些年轻人似乎成就辉煌，但如果没有父母相助，他们就难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会怎样呢？成长过程中，他们习惯了由父母为他们解决问题，习惯了随时听到赞许，这样的年轻人对真实世界的感受如何？是不是为时已晚，他们已彻底丧失了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的渴求？他们会不会在某个时候不再自称孩子，而敢于给自己贴上“成人”的标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由这样的“成人”构成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令我难以释怀，促使我提笔写下本书。
我不只是在工作中碰到了这些问题，在我生活的帕洛阿尔托，过度养育的证据举目皆是，在我自己家里，情况也是如此。对于子女的生活，太多的父母表现出过度指导、过度保护、过度介入的倾向。我们把子女当成珍稀的植物标本，给予审慎、定量的照顾和喂养，在他们有机会变得坚强、得到磨炼时，我们偏要横插进来。但是，为了克服人生旅途中必将碰到的更大挑战，人类需要经受磨砺。不经历人生的困境，孩子就会像兰花一样娇嫩，没有能力靠自己在真实的世界花开繁盛。养育问题的应有之义是帮助孩子适应生活，现在却成了保护他们免受生活之苦，结果导致孩子没有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问题在中产阶级中根深蒂固？毕竟，父母都希望恪尽职守，如果足够幸运能够跻身中产阶级，我们就能拥有成为好父母的资源，包括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然而，我们是否意识缺失，不知道该怎样给予孩子好的养育？
作为父母，我们自身的生活又如何呢？如果你反问：“什么生活？”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反应。我们疲惫不堪，忧心如焚，茫然无措。我们的居所环境风景如画，我们精心搭配食物和酒水，然而，由于童年越来越好似一场成就比赛，难道真的可以说孩子们过着“好生活”吗？我不以为然。我们的任务是监控孩子的学习与进步，安排和监督他们的活动，带着他们四处穿梭，一路倾洒我们的赞扬。孩子的成就是我们衡量自身成功与价值的标尺，贴在汽车尾部保险杠上的大学贴纸既代表孩子的成就，这份骄傲也属于我们。
2013年春天，我出席了一个机构的董事会，这一组织为帕洛阿尔托公立学校提供资助。会后，家长们嚼着最后一块咖啡蛋糕走出会议室，准备去上班，同时彼此间随意地交谈着。这时，一位知道我身份的女士把我拉到了一边，她问我：“童年的压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她一脸迷茫，眼中闪着泪光。我把手搭在她的肩头。另一位母亲听见了我们的谈话，朝我们走来，点头致意，说道：“你知道我们这个社区有多少妈妈在吃抗焦虑药吗？”这两个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妈妈与我进行了类似的谈话，这构成了我写作本书的另一重要理由。
作为斯坦福大学曾经的教务长，我关心那些被宠坏的年轻人，担心他们的发展与未来前景。得益于与其他年轻人的丰富交流，作为家长，我想我做出了更好的选择。但同时我也像其他家长一样在恐惧中挣扎，面对着与他们相同的压力，而且我理解，系统性的过度养育问题源于我们对世界的担忧，我们总是担心，要是没有我们，孩子们该如何在这样的世界赢得成功。
不过，我们的做法确实害了孩子。为了孩子，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停止这种基于恐惧的养育方式，在社会、学校和家里，恢复更健康、更明智的爱子方式。本书将科学研究、真实生活中的观察及常识性的建议熔于一炉，讲述把孩子养育为成人的方法，以及如何获得采取行动的勇气。测一测，你是理想的权威型家长吗？
设想你在训练你八九岁的孩子干家务，只是简单的扫地，他都扫不干净，你觉得以下哪种做法有助于他成长？
A 立刻纠正他，给他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让他一次做好。
B 孩子还小，学业繁忙，干不好就先不让他干了，长大了自然就会做了。
C 刚开始做难免做不好，不能要求太高，耐心等他成长，帮他收拾残局。
D 给他恰当的反馈，鼓励和建议并重，下次再做时，告诉他怎么样能做得更好。你是理想的权威型家长吗？扫码获取“湛庐阅读”APP，搜索“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查看测试题答案。01保证他们安全健康开始是这样的
在对人生各阶段的研究中，有关童年期的研究最为丰富。在任何一家像样的书店，养育类书籍都占据了相当大的书架面积。任何留心养育问题的父母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有责任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这是起码的责任，是生物本能。
在记录我儿子索耶成长历程的相册里，有一张他7个月大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看着镜头，神情紧张。相机只捕捉到了躺在滑梯顶部斜面处的小婴儿，可我记得当时我用双手支撑着他，只不过摄影师没有把我收入镜头。
那是索耶第一次去公园，也是他第一次坐滑梯。当时，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反复对他说：“宝贝儿，没事儿的，爸爸妈妈在这儿呢。”如今再看照片，这些话仍在耳畔回响。不过，从我儿子的表情来看，他并不相信我们。
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儿子躺在小滑梯的顶部，我担心不已。滑梯离地不过1米高，我和丈夫分别站在两侧，可我还是不放心。这个小高度会不会让索耶感到害怕？他会不会“扑通”一声掉到橡胶地上，撞伤脑袋？我们是否应该避免让他遭遇不愉快的体验？
多年来，每当和索耶一起依偎在沙发上，翻看他婴儿时期的照片，我都会把他眼中流露出的害怕视为他的情绪反应。然而这么多年以后，我在想，其实孩子的表情不过是反映了我和他爸爸的紧张心情。父母如何能从单纯希望保护婴儿，发展到放手让他们进入等候着他们的世界？预防事故的发生
在这个富裕的高科技世界，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保证孩子免受任何伤害，也相信自己施加控制的能力。为此，我们把世界变得对孩子更安全、更可预测、更为友好。这一切从他们还在子宫里时就开始了。怀孕期间，母亲的方方面面都在监控之下。孩子一旦出生，家里便做好了保护他们安全的准备。
我们也尽量保证外部世界的安全。1978—1985年间，美国的每个州都制定了法律，要求在汽车上给儿童使用婴儿安全座椅，随后又1制定了有关安全带的强制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敲响了珍贵自由的丧钟，但无所谓，因为我们更在意的是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安全，孩子在进行轮滑、滑冰和滑板运动时，被要求大量使用头盔和护具。不过不可否认，这些法律和措施的确保住了很多孩子的生命。
爸妈们更进一步地挡在孩子和世界之间，亲自充当保险杠和护栏，好像只要我们在场，孩子的安全就有十足的保障。那天，我看见一位家长和孩子一起过马路时，心里闪过这个念头。那个情形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看得到，母亲昂首阔步走在前面，8岁左右的儿子落后她一步。孩子戴着耳机，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妈妈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再往左看看，然后带着孩子通过了十字路口。那孩子的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手机屏幕。我还读到过一种叫作微型刹车器的产品介绍，这个产品用于儿童自行车，父母可以通过遥控器刹住自行车的后轮。
上学是孩子智力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机会，但是，往返学校本身就引发了对安全的忧思。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亲自接送他们上下学。
孩子小的时候，为了保证安全，很多父母护送他们上学，还常常帮他们拿东西，以减轻他们的负担。最近我看见一位虎背熊腰的爸爸斜挎着一个粉红色的背包，不禁哑然失笑。他家距附近的小学只有3个街区。他骑着自行车，跟在他七八岁的女儿身后。他的行为值得钦佩，但在那个下午，以及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个下午，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孩子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背书包？什么样的独立程度才适合小学生？目睹我所在城市的家长天天往小学跑，我想调查一下这股趋势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
身为母亲的洛拉家住俄亥俄州郊区。她告诉我，有位母亲每天都送她三年级的孩子上学，尽管那孩子身体健康，体魄强健；还有位父亲骑自行车尾随女儿上学，然而他家距学校还不到两公里。这位父亲与我看到的那位背粉红色背包的父亲如出一辙，只不过他的孩子都上六年级了。即便从家到学校只有几步路，虽然人们对碳排放的担忧日益高涨，很多人还是天天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且我们往往并不只是把孩子送到校门口就罢了。
埃伦·诺德尔曼（Ellen Nodelman）是我家的世交。1969年以来，她的照片就一直挂在洛克兰德中学（Rockland Country Day School）的大厅里。这所学校位于纽约州康格斯镇哈得孙河边，对岸是曼哈顿，开办的年级从学前班到十二年级。初到该校时，诺德尔曼是一名英语老师，后来她一边教学，一边兼任教务长和升学指导顾问。在这些职位间辗转40余年，她亲眼见证了校园内外“父母现象”的兴起。
洛克兰德中学一半的学生搭乘校车上下学，诺德尔曼说：“另外一多半本可以乘坐校车的孩子却由父母开车接送。”低年级学生的家长不是把孩子送到就走，他们有时候还陪孩子进入学校，有些家长甚至会把孩子送进教室。“我们把他们拦在大厅外。如果学校允许的话，他们会跟孩子一起上课的。真有家长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诺德尔曼补充说。
其次是手机。在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中，这个东西出现的时间不长，本意是为了避免直升机式养育，结果因为直升机式养育趋势的存在，反倒加强了父母的掌控能力，有研究者称，手机是“世界上最长的脐2带”。
举几个例子吧。一位家住贝弗利山庄的高中生和朋友去海边玩儿，他妈妈坚持要他在往返途中每小时给她发一次短信。她不担心孩子在太平洋里冲浪，却担心驾驶途中不安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家长致电学校，说女儿失踪了，因为他一整天都没收到女儿的消息。有位美国大学生参加了一个去新西兰的海外学习项目，有一天他妈妈致电项目主管，说自己焦急不堪，因为她儿子自登山回来以后，一直不接电话，而她是通过GPS定位得知儿子已经回到校园的。
父母的警惕和技术共同在孩子与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但是，我们不可能片刻不离地守着他们。把孩子培养成独立的成人既是我们的生物性要求，也因为环境中的自我意识对孩子来说很重要，是他们必须养成的生活技能。当我们忍不住希望自己的存在就是他们的保护伞时，需要扪心自问：希望达到何种养育目标？在教给孩子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时，应当如何做到既保护了他们，又避免遮蔽他们？如何教他们自己去做？夸大其词的“陌生人危险”恐惧
20世纪后期的诸多安全防范措施，举凡林林总总的规定、防护装置以及父母带孩子过马路、控制孩子自行车的刹车、送孩子上学之类的做法，目的都是防止孩子出事。除此之外，我们还担心有人企图伤害他们。为此，我们告诫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当他们参加尚被允许的户外活动时，我们在一旁指手画脚；他们去哪儿，我们几乎亦步亦趋地跟着，就是在杂货店里，也紧挨着他们。
一些流行了几十年的童年游戏在劫难逃。就说万圣节吧，过去每到这一天，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在社区四处穿梭，接过街坊邻里和陌生人给的糖果，欢欣雀跃地吃起来。但是今天，在我所在的社区，即便孩子都十二三岁了，父母还跟在他们身后，在车道尽头来回踱步，逐一检查所有糖果，确定里面没有刀片、大头针之后，才允许孩子食用。
也许你以为，父母如此小心翼翼，必定有充分的依据。曾有报道说，万圣节糖果里有刀片和大头针，但这些消息早就被揭穿了，根本3就是骗局或者恶作剧。证据显示，1983年播出的电影《亚当》催生了人们对陌生人绑架儿童的恐惧。今天，在美国及所有播出该剧的国4家，这种恐惧都很普遍。
20世纪80年代初，儿童安全鼓吹者把孩子离家出走以及父母离婚后，无监护权的家长一方“拐带”孩子的情况一并算为儿童失踪，声称每年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失踪。如今，智能手机和全天候开放的网络放大了狂热情绪，随时播报世界各地发生的儿童伤亡消息，不断地引起我们的警惕。媒体持续地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借耸人听闻的故事提高收视率和收听率。全美各地的父母都认为孩子再也不能独自出行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或者实事求是，或者若有所思。为什么？“因为恋童癖者”。我们觉得美国变得更加危险了，然而数据显示，儿童绑架案的发生率并未提高，而且从多种标准看，还比过去任何时5候都低。成长观察室HOW TO RAISE AN ADULT1990年，美国司法部发布了首份关于失踪、绑架、逃跑及被弃儿童的研究报告，被称为NISMART-1。2002年又发布了最新的第2版，即NISMART-2。NISMART-2估计当年有797 500名儿童失踪，其中只有115名儿童是遭遇了家人之外的他人长时间严重绑架，即所谓“常规绑架”，其中40%遇害。虽然NISMART-2已经发布了很多年，但是我相信当前“常规绑架”的情况并未增加，可能还下降了，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1997—2011年，美国各年龄段的人口失踪数据下降了31%，针对儿童的凶杀、性侵及6其他各类犯罪也减少了。我们且把这些数据放到具体语境中看看。2014年，美国总人口约为3.18亿，其中儿童人数为7 400万。如果115名儿童遭遇常规绑架，其中40%的儿童遇害，那么，这个数字其实是微不足道7的。在所有失踪儿童中，陌生人绑架的情况只占0.01%，另外99.99%的失踪儿童要么是照顾者误以为孩子失踪了，要么是被其他家人带走了，或者是离家出走以及被遗弃的。因此，“失踪儿童人数增加了，大多数失踪儿童遭到陌生人绑架”这样的说法纯属扰乱视听。
当然，任何一个孩子遭到严重伤害都是难言的悲剧，真正的侵害儿童者也的确存在，但陌生人针对陌生人的犯罪案件非常罕见。孩子被陌生人杀害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在为孩子的日常出行做决定时，为什么要以这个数字为依据呢？2006年，《棕榈滩邮报》（The Palm Beach Post）报道，在任何一年中，孩子死于马术事故（每297 000人中就有一人）、足球运动（每78 260人中就有一人）、交通事故8（每17 625人中就有一人）的概率都高于这一数据。成长的力量HOW RAISE AN ADULT
长远来看，我们需要教会孩子在城市环境下巧妙生活的技巧，例如，告诉孩子与朋友同行，而不是独自行动的重要性，以及从众多陌生人中识别坏人的方法。如果我们不让孩子了解如何面对家门外的世界，那么将来他们在街上迷路而感到害怕和迷惑时，就只会失魂落魄。
瞧，这样的惧怕我也有。即便我熟知各种数据，理论上讲，我应该因此有更好的认知，但我也屈从于“陌生人危险”的神话。我还记得索耶第一次一个人回家的情形。我家所在的区域犯罪率很低，属于中高级社区，当时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最多需要10分钟。尽管我知道我们的担忧被过分夸大了，即便我明白培养孩子独立性的重要，但在儿子安全到家之前的分分秒秒，我还是感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
世界上到处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其实，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如今发生这类事情的概率比几十年前小了很多，然而，任何地方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很快知道。进化而来的“是战是逃”的本能反应一触即发，但我们从来不具备逃离压力源的经验，所以只好保持着高度警惕。
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是研究人类压力的专家。他的《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Why Zebras Don't 9Get Ulcers）一书已经再版两次了。这本书意在说明，如果我们担心坏事发生，那这种担忧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伤害：
当我们启动了“压力-反应”机制，如果某件坏事真的发生了，我们便庆幸这一认知能力促使我们及早采取了防御措施。预防行动可能具有相当的保护作用，“压力-反应”机制很大程度上是预防性的。然而，一旦进入生理上的骚动状态，毫无来由地启动“压力-反应”机制，或者对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采取“压力-反应”模式，那就会变成“焦虑”“神经症”“偏执”或者“不必要的敌意”。
因此，“压力-反应”机制不只产生于对身体或心理的侮辱，也会因对侮辱的预期而触发。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机制的触发相当普遍，不只遇到各种物理灾害时可以启动这一生理系统，对物理灾害的想象10也能有此功效。
全天候循环播放新闻是晚近的人类生存经验，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信息过载”。普通行为罪错化
即便我们本身并不感到害怕，社会也会教我们害怕，让我们觉得必须对侵害者保持警觉，否则就是粗心大意。如今已很难见到孩子独自在外的情形，所以一旦看到孩子无人陪同，我们就担心出了什么状况：孩子和陪护的成人走散了吗？或者更糟糕的是，孩子无人看管吗？于是我们可能会通知警察或者儿童保护部门。成长观察室HOW TO RAISE AN ADULT2014年，一位名叫德布拉·哈勒尔（Debra Harrell）的妇女在麦当劳当班期间，让她9岁的女儿到公园去玩儿，结果因此以遗弃罪遭到监禁，孩子被安置到了社会服务处。一天后，她获得保释出狱，恢复了对孩子的监护权，但她在社会服务处的案子还未了11结，要继续等待开庭审理。在一个阴冷的日子，作家金·布鲁克斯（Kim Brooks）因把4岁的儿子一个人留在车上待了5分钟而遭到了逮捕。为了澄清“助长12未成年人犯罪”的指控，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打官司。当时，一个有些人眼中的“好心人”录下了布鲁克斯的孩子独自待在车上的情形，然后报告了警方。
看见布鲁克斯的儿子和哈勒尔的女儿而报告警方的陌生人到底是好心人，还是制造恐慌的安全卫士？哈勒尔的女儿和布鲁克斯的儿子都安然无恙，构成家长犯罪行为的只是潜在伤害。最近媒体报道了十几起家长面对刑事指控的案例，几乎都是母亲，以上案件是其中两起。仅在一代人以前，这类行为还是寻常之事，而在今天却可以说是必须要避免的，但事实上孩子不可能随时和父母寸步不离。亲戚杀害孩子13的可能性比陌生人要高出20倍，一个母亲已经在艰难的环境下尽力而为，而那些充当好心人的恐怖情绪散布者和“义务警察”却随时准备起诉她，虽然她的孩子并未遭受任何实际伤害。这些义务警察才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他们。“放养孩子”运动的斗士莉诺·斯科纳兹（Lenore Skenazy）与这14些“好心人”展开了较量。《放养孩子》（Free-Range Kids）一书在封底鼓励大人不要陪同孩子，并为那些让孩子自己出去玩儿的家长提供了实用工具：填写一份打孔表格，放在孩子的背包里，或者用别针钉在孩子的衬衣上，上面写着“我没有走失，我是‘放养儿童’”，15并解释理由。
这听似荒诞不经，反乌托邦，但对那些担心我们不假思索让孩子独自在外玩耍的人，这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逆向反应。当然，看到别在孩子衣服上的打孔表格，邻居可能会付之一笑，略感放心，然而另一方面，虽然在涉及让孩子自由自在玩耍这方面，还没有成文规定说什么时候完全可以，什么时候违反法律，警察却会谴责我们破坏尚未成文的规定。2014年，针对德布拉·哈勒尔一案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不应该让一个9岁的孩子独自在公园玩耍，43%的16美国人认为12岁的孩子也不可以。我们其余人则不表赞同。
像布鲁克斯那样的家长至少有金钱和时间去处理变化莫测的法律程序，应付儿童保护机关的探视和罚款。但哈勒尔每小时的工资才8美元，正因为负担不起日托和夏令营的支出，她才让女儿在公园自己玩耍。像她那样贫穷的工薪族父母经常面对无法解决的冲突。令人感17到恐怖的是警方对私人生活的侵犯，而且明里暗里，这其中还有反职场女性的心理定式在作祟。我如同亲身经历般确知，布鲁克斯和哈勒尔付出的心理代价不可估量。
还要想到的是，当孩子们看到父母的决断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遭到公开质疑，这对他们会有怎样的影响？当母亲与法律体系战斗时，孩子被带到看护中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他们会如何看待这种事情？成长观察室HOW TO RAISE AN ADULT阿曼达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团队成员，负责协调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她是两个小男孩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住在硅谷近郊的农村。她的大儿子罗兰4岁，热衷于尝试各种事情，跃跃欲试地施展他的独立。一般情况下，阿曼达乐得让罗兰自己试着做事，诸如把衣服装入洗衣机、烘干机，或者帮助准备饭菜等。最近，罗兰一再问妈妈，可不可以让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或者车上，他不想被拖着东奔西跑。阿曼达认为孩子完全可以安全、耐心地等上一小段时间，他会自得其乐，无须家长或其他成人一直看着。然而，阿曼达知道近来“疏忽大意的妈妈”频繁上新闻的情况，于是只好告诉儿子，陌生人和警察不喜欢这样，这会找他们的麻烦。罗兰哈哈大笑，说自己不会干坏事，所以不至于“被抓”。阿曼达解释说，情况刚好相反，陌生人和警察认为，作为家长，她丢下孩子一个人是不对的，他们认为没有成人寸步不离地陪着他，他就不安全。罗兰满腹狐疑地问道：“为什么那些人不明白，我会守规矩，我一个人很安全，我会很好呢？”
也许小罗兰在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2014年该台报道，18在日本，7岁甚至4岁小孩独自乘坐地铁的情况并不鲜见，同时记者指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就会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服务处”。就什么时候可以给孩子一点自治权，我们对“疏忽”的界定已经妨碍了父母做决定。由于害怕未知，我们牺牲了培养孩子与他们的成长水平相适应的能力。我们可以说日本人疯了，可美国人坚持让孩子随时随地有人看着、有人陪同，反倒更像疯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做法有一个未经考查的危害，会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抱着这样的信念：邪恶的陌生人、杂货店的其他顾客，或者更恶劣的是，连万圣节夜晚给他们糖果吃的邻居，都企图谋害他们，甚至会认为是家长把他们置于了危险的境地。如果你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颇为冷酷。抵御朋友的担心
我开始正视自己对儿子索耶和女儿埃弗里的过度保护倾向，同时展望他们的大学时代，想象我希望他们到时候具有怎样的自力更生能力，这时，我开始关注如何在儿童时代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独立机会，也就是说，我开始努力让他们体验独立。
这个方案我已经付诸实施几年了。近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埃弗里在上七年级，一天晚上，因为有位朋友第二天过生日，她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学校帮忙装饰储物柜。她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正在洗碗。虽然天色已晚，但我并不担心她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学校。我家距学校不到500米，我们所在的社区也很安全。实际上，我乐意让她骑车去，因为我希望她养成独立性。但她有位朋友的妈妈不放心埃弗里晚上独自骑车去学校，提出接送她的建议。埃弗里给朋友发短信说：“谢了，不用，我乐得骑车去。”几番推辞后，埃弗里告诉朋友：“我妈希望我骑车去。”但最终还是恐惧感占了上风，那位妈妈已经接了3个孩子，轻松拐一下就可以到我家，谢绝的话，我们就会显得像是疯狂变节的亡命徒。我站在那儿，一边用毛巾擦手，心里一边想，在周围人恐惧情绪的妨碍下，我要如何养大我的孩子。我也有点儿担心这些父母如何看我。
我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会见了几位家长。一位名叫艾米的妈妈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你感觉自己像个疯狂的反叛者。人们觉得危险加剧了，而实际上，现在比过去更安全。”艾米的女儿11岁，晚上的女童子军（Girl Scout）集会结束后，她不介意让女儿独自回家，可集会主办方却不允许。后来有几位朋友对艾米说：“她可是个女孩子，怎么可以独自走夜路呢？”艾米喜欢教女儿聪明行事，而不是充当受害者。她希望女儿学会做出一副“不是在跟你闹着玩儿”的样子。
八年级之前的那个夏天，埃弗里要搭乘市郊往返列车去旧金山露营，那时，我知道她需要学会那种表情了。我真的教她了，整个车程时长一小时，我陪她往返了3天，之后就放她一个人去了。成长的力量HOW RAISE AN ADULT
正如索耶第一次独自从朋友家步行回来一样，我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上。她第一次独自乘车回来，我接到她时，只见她一脸的自信，感觉她在那一天之中长大了一岁。
但是，即便像艾米和我这样伺机推动孩子独立的人，内心也怀有潜在的恐惧。“我钦佩宣扬放养孩子运动的那位女士，”艾米告诉我，“但哪位家长也不希望一撒手，就闹出要上晚间新闻那样可怕的事情。”我不无赞同。这个文化雷区不易趟过。我们在谈论宏大的恐惧，及随之而来的越权控制，而我们真正应该问自己的是：一个成长中的人需要多少自由？错失成长机会
关于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能够说明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志，是有关照看孩子的观点。孩提时代，大概十岁上下的时候，也就是上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我就开始为我家附近的邻居看孩子了。白天，妈妈们请我帮忙带孩子，有些社区把我这样的人称为“妈妈帮手”。我每次负责带孩子几个小时，喂他们吃点心，哄他们睡午觉，还负责接电话、应门。12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周末晚间为一家人看孩子，赚取最低工资。今天，“全美儿童安全运动”（National SAFE KIDS Campaign）组织建议不要把12岁以下的孩子单19独留在家里，当然更不可以让他们承担看护小孩的责任。美国已有14个州规定了孩子可以独自在家的最小年龄，6～14岁不等，中位数20是10岁。各州都没有规定对儿童看护者的最低年龄要求，但许多地方实际执行的是14～16岁。然而奇怪的是，有30个州规定16岁就可以结婚，而且无须父母同意，而其他各州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是17岁或18岁。
让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我们担忧，让他们独自出门，我们不放心，如果把这两种担忧加起来，你会发现，今天的美国小孩享有的自由只是父母辈的一小部分，跟祖父母辈比起来，就更是少得可怜了。我们似乎准备让孩子将来住在距我们1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根本无意通过增加独立性的培养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
即便是美国女童子军，就是那些穿绿色背心的小薄荷糖贩儿，都因安全忧思而削弱了培养孩子独立性的机会。现今的官方手册要求，21年满18岁之前，她们卖饼干时必须有成人一定程度的参与。我还没见过哪个年龄段的女孩卖饼干时有人从旁指导，但我看到很多女中学生脸上挂着微笑，被动地坐在那里，她们的父母则在处理存货及收付款事宜。别担心，姑娘们仍然会得到徽章的！可我想，凭什么呢？保护他们的情感
说到徽章，千禧一代被称为“人人有奖”的一代，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在误导之下，为了保护孩子的情感不受伤害，爸妈们会确保孩子但凡付出一丁点儿努力，就能得到奖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儿童被授予了各种徽章、证书、彩带和参与奖，好像只要露个脸儿就算一项成就，需要用羊皮纸、塑料或锡纸予以彪炳。
我们对孩子倾洒溢美之词。幼儿时期，孩子只不过画了一幅棒形人物画，就会听到热情洋溢的“完美”之赞；儿童时期，他们只要在棒球场上挥了一下球杆，哪怕连球都没击中，也会得到“干得好，伙计”的高声喝彩。无论孩子的努力是多么不起眼：“干得好，你把鞋子穿上了。”或者我们的恭维是多么荒诞：“表现真好，你没打比22利。”无论孩子的成绩多么平凡无奇，都应当给予某种奖励或者奖赏吗？这只是一种表现无条件的爱的方式吗？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23但另一些人认为这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让孩子不明白，为了卓越，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多年以后，他们会带着这种理应得到赞扬和提升的信念进入职场。
阿曼达·里普利2013年出版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一书，这本书从学术能力的角度，把美国学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了对比，追溯了“人人有奖运动”也即“自尊运动”的前世今生，认为这项运动抑制了学术进步，导致美国学生在各种国际标准化考试中表现24不佳。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父母和老师的耳朵里充斥着这样的说法：为了让孩子成功，要保护他们免受竞争甚至事实的伤害”。心理学家哈拉·罗拉诺（Hara Estroff Marano）满腹狐疑，称这是一种25“侵略性养育”，将产生“一个懦弱的民族”。滥用“霸凌”标签
孩子们有时候会成为小霸王。我的教子上八年级时，一群高中生在Facebook上羞辱他，说他是同性恋，这种做法很残酷。孩子遭遇凌辱时，需要父母和其他支持者帮助他们从中解脱、恢复。
苏珊·波特（Susan Porter）在《恃强凌弱的国家》（Bully 26Nation）中写道，很多情形本来是儿童发展和社会化的正常途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很难观察，因而被家长视为霸凌事件。在美国文化中，一个孩子只要让别人家的孩子不开心，就可能被贴上“霸凌”的标签，如今，在所有学校领导的意识和头脑中，连家长对别人家孩子的指责都占有很重的分量。波特鼓励父母和教育者避免使用“霸凌”标签，而要帮助孩子形成抗挫力，学会应对严峻的社会挑战。
奥拉夫·乔根森（Olaf Jorgenson）是阿尔马登乡村学校（Almaden Country School）的校长。这是一所覆盖从四年级到八年级的私立小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跟我家在同一条街上。乔根森在西雅图、加州、夏威夷以及亚利桑那州最大的学区梅萨联合学区，还有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所公立与私立学校担任过教师和管理者，从业经历超过25年。
乔根森告诉我：“在各地学校，霸凌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也许会永远存在。但是，真正的霸凌，即蓄意打击或者孤立某些人，并在一段时期内给予系统的贬低或者伤害，这样的情况并未增加。同我25年前刚开始跨入职业生涯时相比，霸凌现象并没变得更多见。”他接着说道：“今天，父母动不动就指责某个孩子是‘霸王’，这种做法往往不人道，有时甚至无法理喻。那些聪明的父母自己也在养育孩子，他们爱孩子，却丑化其他还在读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孩子，还对他们提出刑事指控。这令人震惊，也令人感到悲哀，”乔根森声音和善，可在电话中，我还是听得出他的忧虑，“儿童工作者知道，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讲，关系攻击是正常现象。是的，这会伤人，还会显得小气，家长只是本能地希望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但是孩子也需要学习如何克服伤害，你给另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小孩子贴上霸凌标签，就是把你理解的动机强加给了他，但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讲，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具备这种动机。”
乔根森认为有必要控制这种对霸凌的流行看法，不仅是为了受到指控的孩子，也是为了受到伤害的孩子。“你为自家孩子横刀立马的那一刻，他就成了受害者。你传达给他的信息是：‘你不行，你不够强大，你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介入来替你处理。’”本质上，你这是在打击自己的孩子。成长观察室HOW TO RAISE AN ADULT乔根森给我举了几个例子。“有一天我负责在操场值班，站在四方形的球场边，一个二年级的孩子抱着球，哭着向我疾步跑来，一个女孩在后面紧追着他，一脸尴尬。我单膝跪地，抚摸着他的肩头，询问是怎么回事。他哭着说：‘她欺负我！她欺负我！她说球出界了，可球在界内。我看见的！在界内！’”乔根森在转述这个故事时，声音中流露出明显的伤感。他大声说：“一个7岁的孩子从哪儿学到的这种语言？”于是他利用四方形的操场教给孩子们“重来一次”的概念。但是很显然，“霸王”和“受害者”的标签已经渗透到了孩子们的意识之中。父母对这个术语的误解既可笑又可悲，正如乔根森所讲的另一个小故事所示：“几年前，开学第三天，一个孩子的父母要求见我。他们的孩子刚到我们学校，对我校幼儿园‘严重的霸凌现象’感到忧虑。我吃惊不已，立即邀请他们面谈。幼儿园霸凌？我拿出笔记本，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认真聆听。原来，在沙堆游乐区玩耍的时候，有人用塑料铲磕了他家孩子的脑袋。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不知道。后来我了解到，当时目睹这件事发生的老师立刻跑了过去，分别跟两个涉事的孩子进行了谈话。她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起，让伤人的孩子赔礼道歉，然后孩子们就跑开了，在后来的休息时间，她发现两个孩子一起玩得热火朝天。换言之，这件事得到了妥善解决。但父母坐在我的办公室，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他们希望把那个他们不断称之为‘霸王’的孩子换到另一个班去，并给予纪律处分。他们甚至认为应该让那个“坏”孩子停学，甚至予以开除。孩子们还在上幼儿园，在成年人的带领下，在沙堆旁边解决问题。我该对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该从何说起呢？”在游乐场上“安全地”玩耍
游乐场似乎蕴藏着发生巨大危机的可能，事故啦，绑架啦，恶作剧的孩子啦……所以今天，如果你去一处游乐场参观，可能会发现很多家长严阵以待，以防这些伤害发生。美国人也喜欢讲述和赞美游戏，正如帕梅拉·德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在《法国妈妈育儿经》（Bringing Up Bébé）中，对比美国养育与法国养育时所说的那样。法国人极其珍视自主、独立的游戏，所以在孩子做游戏时，成年人往27往安坐一旁，相互闲谈。德鲁克曼认为，美国家长不断给予孩子口头和物质刺激，这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是耗费精力的事情。
作家苏珊娜·卢卡斯（Suzanne Lucas）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费城搬到瑞士以后，发觉那里和美国在游乐场行为上的差异令人大开眼界。卢卡斯第一次带她5岁的孩子去瑞士的游乐场玩耍时，被那里的设施搞得不知所措，有从一棵树跨越到另一棵树的吊绳，有修树屋的板子、钉子和锤子。卢卡斯一直站在女儿身后，看她摆弄这些极其危险的东西，感到“紧张不已”，可环顾四周，她发现自己是游乐场上唯一的家长。卢卡斯告诉我：“不是说其他家长坐在一边看书，而是，28游乐场上根本就只有我一个家长。”
美国的家长和照顾者会积极参与孩子的游戏，陪孩子荡秋千、站在单杠下面或者像我和我丈夫对索耶那样，守在滑梯旁，准备孩子掉下来时接住他，防止他被刮伤。心理学家温迪·莫格尔（Wendy Mogel）在《放下孩子》（The Blessing of a Skinned Knee）中谈到，29孩子可以从尝试和犯错中学到重要的人生功课，但是，对于21世纪的美国父母来说，所谓“好”的教育、“成功”的养育，就是保证孩子连微不足道的短期痛苦都永远不要经历。
除了父母之外，美国游乐场的结构本身也过于安全了，孩子们不可能进行稍有创意的游戏，实在是乏味透顶。沥青和碎石让位于缓冲跌倒的橡胶和合成地板；色彩斑斓的塑料取代了木结构；任何地方，凡是可能磕着头、夹伤手指的东西，都被更换掉了。
2014年，汉娜·罗辛（Hanna Rosi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题为“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一文。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她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对照：如今在英国的北威尔士，游乐场不像是儿童玩耍的地方，倒有点像是城市垃圾场，可孩子们玩得非常起劲。罗辛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如同野火般迅速扩散，因为读者从中清楚地看到游乐场是如何改变了，进而也看到了乐趣，也许还有童年本身的改变。最近有篇文30章在标题中哀叹道：“新的游乐场是很安全，所以没人使用。”相31反，今天的游戏可能会在宽敞的室内进行，围绕着某些数字设备。同时，2012年，声誉卓著的期刊《儿科学》（Pediatrics）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儿童肥胖已迅速超过受伤，成为儿童的主要病因。这篇文章认为，发生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安全忧思压倒了有意义的游32乐场玩耍。出国学习，和父母一起
蒂姆·巴顿（Tim Barton）是阿卡迪亚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学生服务部主任。该校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的格伦赛德。阿卡迪亚大学每年要把3 000名左右的美国学生送往国外，其中有些学生是这所学校的正式学生，但大多数学生来自美国其他300多所学院和大学。在2014年春季学期的期末，我与巴顿进行了交谈。
从这里出国的多数学生都有积极的体验，然而，当孩子冒险进入世界以后，很多家长产生了期待和焦虑，他们不开心或感到担忧时，巴顿就会遭到一通臭骂。我请巴顿说说典型的情况。成长观察室HOW TO RAISE AN ADULT巴顿说起一位女生的故事。她准备去伦敦学习，在她预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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