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解学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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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试读：

文前彩插

主编简介

解学诗 辽宁省开原县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六十年来，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涉足满铁、伪满洲国和日本侵华史三大领域，在史学研究和史料编纂两方面做出很大成绩，共出版《伪满洲国史新编》《评满铁调查部》等专著十一部（含独著与合著），《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等大型史料集五部。曾被海外誉为“中国的满铁、伪满洲国史研究第一人”。先后获国家级奖项四次。

序言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我国东北的同时打造出伪满洲国，这是20世纪帝国主义最反动、腐朽、衰败时期，对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而建立的世界性傀儡国家典型。由于伪满洲国与东方法西斯日本紧紧地联结为一体，所以伪满洲国史研究，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研究的需要，更是中日历史研究中不可逾越的关键性重大课题。战争年代，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沦陷区，打造了多个形体略异但却渗透互动的伪政权；伪满洲国历史自身也充分显示出，日本侵略者实行殖民统治、掠夺和奴役的种种政策、行径，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与严峻后果。伪满洲国是少数殖民者的“天堂”、“乐土”，却是数千万中国人民饱受涂炭的人间地狱。伪满洲国是日本军事统治殖民地这一历史本质规定性，永远不变，也不应改变。

显而易见，本书的主题，是原已做过的伪满洲国成立过程研究，旧题新做，无非是想在原有基础上尝试做点深层次探讨，以期取得一些新的认识。现在看来，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确非仅仅是溥仪及其他一伙汉奸，在日本人指使下走马上任的简单问题；历史上发生的这一幕，充满着血与火，是攻城略地、血腥杀伐的凶狂，与网罗汉奸、夺取主权的阴恶交织肆虐的世界史上罕见的恶行与丑剧，只是侵略者妄图用人为假象把它掩盖起来、包装起来而已。充分揭示恶行与丑剧及其导演者和出演者，可让鲜知历史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一方面认识侵略者和投降派背叛历史、侮辱民族的罪恶面目，另一方面可以看清，作为制度虽已过去，但传统思维仍有残留的帝国主义反动本质。

政策与策略对于打造伪满洲国也至关重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尽管很快放弃将“满蒙纳入日本版图”的计划，“军政”的模式也被否定和扬弃，而是决定打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但是，直到伪满洲国正式亮相前夕，日本军政中央做出的制造由中国分离独立出来的伪满洲国的决策，才由关东军板垣参谋捧回到沈阳。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几乎一直处于从分歧到统一的意向对立的政治旋涡之中，以致像关东军要“闹独立”这样的政治谣言，都不胫而走。中国人的历史着眼点，可能稍略有别于日本朋友，尤其对日方的政策分歧不一定十分关注，但如果多了解些其决策原委，可能对其最后决策的要害会有更本质的认识。上述板垣从东京捧回的日本军政中央关于打造伪满洲国的决定，核心内容实质就是关东军坚持始终的主张。同中国汉奸投降派相比，伪满洲国的出笼面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日本侵略者，对它同样应该进行必要的研究与揭示。关于政治谋略，关东军为了在设定的时间表内，实现武装占领和伪国家打造，曾在北、南两侧同时呼应性地施展其不用兵或少用兵的谋略。北面的所谓“北满经略”，揭开其内幕，人们会把关注的焦点置于：关东军何以将早已经确定的谋略重点对象转换，即由张景惠转换为马占山？马占山又何以竟坠入敌伪营垒“虚与委蛇”40多天？现已明白，关东军最为顾忌的仍是苏联方面的干涉，不管是公然行使武力干涉，还是幕后插手指挥，均竭力设法排除；而且，关东军本来就存在兵力问题，它就更不能不考虑汉奸实力派能否控制局面的实力大小问题了。而马占山之对敌立场骤变，则主要是因为他从齐齐哈尔及哈尔滨先后失陷呈现出来的军情政局，严重感到势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夹攻之中，无法摆脱；至于他当时是否已经决意长期降敌从伪，看来不是。关于南面的谋略，即土肥原贤二奉派所从事的天津谋略，显然目标是搬掉绊脚石张学良在辽西走廊和华北的军政势力，可结果除将溥仪劫持出津外，其他包括造成华北大暴乱等阴谋，都因为其准备失误和中方的有力防范与反击而化为泡影。天津谋略的失败，预示了日军对锦州的孤注一掷，也注定了继之而来的日本对长城内外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攻势。所以，如果我们将伪满洲国面世过程，延展至日军进攻热河，跨越长城，逼近平津，逼签《塘沽协定》，抑或更延展至伪满洲国于1934年与日本一样实行“君主制”的话，必然还会面临许多课题需要探讨，也许还会发现已被掩埋了的关系伪满洲国的重要中日历史课题，不能回避。可是，本书力所不及，未能做到。

重要历史课题，是需要反复深入研究的，前提是史学研究有新进展，或者史料发掘有新发现。其实，本书课题的选定，首先就是史料原因。多年来，我们在大量史料编纂工作中，掌握到一批关于满铁参与打造伪满洲国的档案文献，包括满铁人员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时的原始记录，替伪满洲国起草的文书、通电原稿等罪证性史料。重要的当然还不是这些史料本身的性质，而是从史料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认识。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就曾直言不讳地公然声称，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满铁与关东军的“共同行动”。其根据，当然是满铁当时的实际行动，包括将近500平方公里的所谓铁路附属地作为关东军四面征战侵略的军事基地，对居住在附属地的近20万日本侨民进行总动员及军事化，等等，而记载着事变期间满铁伙同关东军所作所为的满铁《满洲事变记录》至今也大量存在。关于伪满洲国的打造，本书此次结论性地认为，满铁不是处于配角的地位。这种认识的形成，不单是源于上述罪证性史料，也参照了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首的满铁首脑层与关东军始终一致的立场与行动、满铁调查机关与调查队伍全部动员，以及各地满铁公所、事务所等无所取代的特别政治行动，等等。给满铁侵略行径做出政治定位，不是意在让它分担侵略罪责，而是试图克服中日历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重军政轻其他的片面化倾向。所谓“全方位、深层次”地研究问题，“方位”与“层次”，有时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鉴于史料的重要性，本书下部特设文献展示部分。除笔者搜集掌握的满铁史料外，还摘录了《日本外交文书》和日本《现代史资料》中发表的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并非新的发现，但作为重要的基本史料，过去中国史学界很少参考利用。中日历史研究，还是应该坚持交流、互动、联手研究的道路，以期取得研究工作的强化、深化和优先发展。上部课题研究第一章日本军部之计划行动——占领“满蒙”板垣的“满蒙占有论”

伪满洲国的面世，并不仅仅是溥仪及一群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到伪政权走马上任的简单问题，这幕历史是血腥杀伐、攻城略地、攫取主权、网罗汉奸和欺世盗名的罪恶过程，是20世纪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丑陋行径之最。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制造，与九一八事变起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同步，当然是侵略战争的产物，也跟随侵略战争而败亡。九一八事变不是中日偶发事件，伪满洲国也绝非中国局部历史问题。

姑且不谈更远的历史背景，单从九一八事变过程本身来看，足以说明侵占中国东北和所谓“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政策与计划。事变刚一爆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就明确声称[1]“此次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之行动”。因为，他当时和中国人一样，密切关注并估计到形势的发展。与驻奉总领事处于同一政策立场的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当时致电外交大臣报告情况时，也指出，“此次事件的扩大趋势在于，逐步对满铁沿线中方军事用地实行军事占领”[2]。而实际上，日军的军事占领既不限于满铁沿线，也不只是军事用地。

而且，占领“满蒙”计划及其实施，也并非始自1931年的九一[3]八事变。1928年6月，河本大作主谋实施的关东军炸死张作霖计划，就蓄有所谓“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即：炸死张作霖造成政治混乱，借此出动兵力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所以，在历史上，炸死张作霖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后日本参谋本部制造操纵的“满蒙独立运动”[4]之后的“第二次满蒙起事”。但因关东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未能形成全军和全国一致的侵略行动；中国当局所采取的审慎克制态度，也未给关东军提供采取侵略行动的借口，结果和“满蒙独立运动”时的第一次“满蒙起事”一样，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河本野心不死，[5]他供称，在因此事而被调离关东军时，“我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6][7]尔共同约定，满洲问题必须解决”。

河本大作意志继承者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都是最富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代表者，是关东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人物，分别于1928年10月和1929年5月出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和高级参谋后，践行了对河本的承诺，从军事作战和政治谋略等方面引领了关东军的走向。众所周知，石原是“世界最后战争论”者，公然主张“对外第一个目标在于解决满蒙问题”，声称“唯有使其成为日本的领土[8]才能解决满蒙问题”。板垣更是一个地道的“满蒙占有论”者，曾赤裸裸地提出把“满蒙变为日本领土”，他还利用其地位在关东军的幕僚间灌输其主张，而且，关东军占领满洲计划的制订，1930年底[9]已大致完成。参谋本部分三步走的侵占“满蒙”计划

当时，日本中央军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主张虽还不太露骨，但持“满蒙占有论”者也不乏其人。1931年3月，参谋本部第二部在一年一度的《形势判断》中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阶段论。而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在4月1日召开的师团长联席会议上，鼓动“帝国对满蒙[10]的积极行动，愈早实行对日本愈有利”。而上述三阶段论，具体而言，就是占领“满蒙”的三步走计划：第一阶段，建立取代张学良政府的亲日政权，在形式上仍将其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阶段，“满蒙组成一个政权”，并从中国中央政府独立出来，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国家；第三阶段，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由此可见，参谋本部的三步走计划本质与关东军的板垣、石原等人的主张是一致的，目的都是占领满蒙并将其纳入日本版图。可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三阶段设想只是提供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而模式的选定是在军事侵略过程中，在军部上下反复折冲甚至发生对立的情况下完成的，最后还是关东军的强硬占了上风。

日本陆军中央的侵略激进程度显然稍稍滞后于关东军。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既要对外实行武装侵略，占领“满蒙”，又必须对内进行“改造”，发动政变，建立法西斯化的政治统治。所以，不管是参谋本部1931年度《形势判断》所提出的如上三步走计划，还是在《形势判断》推出之前，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在奉天向石原、板垣所透露的陆军中央所酝酿的“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方案，即促使东三省政权采取亲日政策、建立亲[11]日政权、诉诸武力，都是出于如上的两方面考虑。

激进的关东军针对永田所透露的日本陆军中央“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方案，由石原直接向永田表示：只能是“日军占领满洲”一个方案。不仅如此，而且在1930年底，满铁参与的关东军第三课所进行的“对占领地统治的研究”已经完成，并从3月起着手更具体化的研究。与此同时，即1931年3月，刚从日本回到东北的板垣，对由日本各地来到东北的各军事学校教官们做了《从军事上看满蒙》的报

[12]告。结论是“满蒙问题”“必须武力解决”，报告的观点与石原完全[13]一致，明确地把“满蒙”作为对美、对苏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接着，同年4月，日本第二师团接替第十六师团开进东北，板垣对该师团军官做讲演时再次鼓吹：“归根结底，要把满蒙变为日本领土。”军缩会议决定到1936年将日本海军实力提升到只劣于美国，所以板垣叫称，必须尽快“解决满蒙问题”，他强调军部必须全力以赴和迅[14]速行动。陆军中央的少壮派们也很积极，1931年6月中旬召开的陆[15]军省、参谋本部五课长会议拟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16]，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但须调整日本内部关系，故决定军事行动时间是一年以后，而关东军的法西斯军官们更为激进，在6月底的备战性参谋旅行中，居然决定提前于9月下旬发动。满铁建议关东军制造武装行动借口——社会动乱

关东军虽然业已决定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但是仍然面临如何起事、怎样发动等种种问题。值此时刻，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课长佐田弘治郎居然跑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以“科学的满蒙对策之观察”为题发表演讲，建言献策。此举不应视为佐田的个人行为，也不[17]是偶发的举动。调查课是满铁调查情特中枢机关，佐田是日本三井银行出身的“老资格”满铁调查课长。而且满铁调查课与关东军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特别是“从满洲事变爆发前四年左右起，便面临[18]日本与张学良政权发生冲突时调查课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事变前四年左右，也就是张作霖被炸死和张学良执政并易帜的时候，满铁调查课即成为关东军的政治搭档而效力于“满洲问题之解决”了。当然，从政治上伙同军部从事“满蒙”侵略活动的满铁机关和人物，不只是调查课和佐田等人（另外如在东京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和大川周明），但是，关东军在准备“满蒙”变天的计划中，对调查课是更寄予厚望的。例如，1930年5月1日，石原莞尔就曾在满铁调查课做了要求该课全面协助军部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唯一方法是由我国占有满蒙”，而要同中国进行战争必然引起对美战争，对美战争则是“持久战”。而承担这种战争的准备机关，石原认为：满蒙地区——关东军司令部、满铁调查课；中国本土——参谋本部、[19]东亚经济调查局；日本国内与全面——日本政府。由此可以看出满铁调查课在关东军备战侵占“满蒙”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佐田竟可跑到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演讲，不足为奇，并非一厢情愿。

佐田演讲的要害部分是，达到占领目的的手段，包括准备行动、占领后的对策准备与实行手段，实行手段中还估计到美国的干涉和中国的抵抗。而作为当务之急，他讲述最为具体和露骨的是“准备行动”，也就是实施占领的行动方法。他主张：

1.绝不准许苏俄存在于满洲，为此首先援助中国的中东铁路回收运动，促使回收运动成功。

2.中东铁路回收后，自然引起对我满铁的回收策，这就必然产生可以捕捉的机会，酿成共产运动抬头和蜂起的良机。

3.满洲治安混乱后，使在满日人武装崛起，满铁人员也武装化。

4.满洲态势制度化之时，须形成日本对华强硬舆论和举国一致的[20]后援态势。

佐田的思路与关东军的谋划并无不合，问题是关东军有无时间和耐性按佐田的设计步步前行，特别是愿不愿拿苏联尤其是中东铁路做文章，引火烧身。关东军的设想与方法似乎更广泛一些。1931年5月[21]关东军推出了《满蒙问题处理案》，该案系板垣征四郎起草，并[22]经关东军幕僚审议，亦有著述称其为《对满蒙问题处理意见》。处理案认为，为了“国内解决改造问题”，“国外解决满蒙问题”，需要“机会”，在“机会成熟前尚需进一步努力与准备”。“处理案”提出了种种所要达到的目标：使“满蒙”彻底变成日本的领土；成为保护国；达到“二十一条”程度的要求；或实现山本（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程度的要求（商租权及铁路问题等过去悬案的解决）等。“处理案”也设计了种种可能实行的“形式”，如：直接法，即向中国提出过去的所谓“悬案”，发出最后通牒；利用政情变化进行谋略、利用机会等。凡此种种，无非是寻找或制造向中国挑战和发难的办法。当然其着眼点是把“满洲彻底变成日本的领土”。所以，“处理案”特别强调，不管采取何种方法，都要“一举进行解决”，在采取军事行动时，“达到将关东军集中到一地的程度就足够了”。为此，“处理案”的第三、四部分，公然主张在“蒙古”、“间岛”搞“独立”；在北满搞骚乱，即在东三省制造阴谋，甚至不惜挑起“反日大暴动”。在这里，板垣等人的策划与上述佐田的献策不谋而合；为了把全日本拖上武装侵略的道路，板垣甚至公然主张“靠谋略制造机会”，使军部能主动地迫使国家实行武装侵略政策，也就是像佐田所主张的那样，造成“举国一致”的“后援”军事侵略的态势。利用万案和中村事件煽风点火

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最富侵略性而又实力虚弱的国家，伴随其对外军事侵略行动的是太多太多的政治谋略和暴力手段，特别是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制造满洲国的全过程中，几乎是无时无地无事不在制造和实行阴谋诡计，因而一大批野心政客、宪特老手和失意浪人云集“满蒙”，与关东军一起演奏起血与火的侵略交响曲。因此，关东军所设计的阴谋暴行，无一不是历史事实，并非一纸空文。

日本侵略者为了制造武装侵略的舆论与借口，不但利用既有的中日摩擦，而且制造新的风波，激化中日紧张形势。1931年6月起接连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两事件本身如何，而是日本军部和右翼利用事件，推进既定计划，准备动武。

万宝山事件性质清楚，原本系中韩群众纠纷。1931年4月，居住在长春满铁附属地与日人往来密切而无正当职业的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私立长农稻田公司。4月16日，他在万宝山附近将非法租得的荒地500垧，转租给韩侨准备种稻，韩侨聚众挖沟引水，继而又拦河筑坝，阻断航运，业户生活受困，一旦水涨，还有千垧良田受淹之虞。郝永德租地契约及转租契约，均未依法取得中国政府批准，而当中国农民前往劝阻韩侨挖沟时，日本长春领事馆警察竟掩护施工，以示支持。为避免冲突，中方警察撤回，并与日领事商定双方撤警，停止工程。不意日本警察又重返现场，数百名韩侨继续拦河筑坝，中方多次照会日本领事无效。7月1日中方农民不得已前往填沟平壕，日本武装警察携械前往，与现场便衣日警共同向中国农民开枪，中方农民愤慨万分，欲夺枪对抗。事件发生后，日本驻长春领事召集日军、宪兵会议，决定继续派兵，威胁中方，采取“最后手段”。更有甚者，日方还在朝鲜煽动制造排华暴行。至1931年7月末，仅平壤一地即死亡[23]华侨126人，财产损失达二百五六十万元。当时中国政府曾就朝鲜各地排华暴行和日警“携带军械强制协助韩农非法行动”等事，照会日本驻华代办。而日方却迟至8月下旬，即中日关系急趋紧张之际，才做回答，反诬中国实行“驱除韩人之方针”，表示“有不得默视之[24]处”。

与万宝山事件同时发生的中村大尉事件，更是被日军部和右翼用作加剧中日矛盾和向中国行使武力的借口。众所周知，自1929年起，日军对华间谍活动明显加强，1931年更是变本加厉。同年6月6日，中村震太郎偕同日本旅馆老板井杉延太郎，出现在大兴安岭索伦一带，他们乔装为进行土地、农业考察的日本农学会会员。6月25日，驻扎赍特王府南鄂公庙的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士兵发现中村一行行为可疑，将其逮捕，经检查搜出军用地图、测绘仪器和记载兴安屯垦军兵力及部署等侦察笔记，并从其供词中证实其为日本参谋本部所派。于是，屯垦军团长关玉衡当机立断，将他们秘密处死，罪证送往驻北京的张学良。是时关东军的板垣、石原等人恰在洮南至满洲里一线，以军演为名进行军事策划活动。由于中村一行未按预先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关东军便命令奉天、哈尔滨两特务机关进行搜查。因为中村一行的间谍活动是以满铁洮南公所为基地进行的，所以洮南、齐齐哈尔两个满铁公所也都参与了“搜查”活动。8月初，关东军进而决定实行所谓武力搜查，在四平街集结步兵两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和装载这些军队的装甲列车。8月18日关东军又公布了中村事件，给本已步步升级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以满铁社员为主导的日本右翼团体满洲青年联盟人员，当时正在日本国内游说，他们伙同军部好战分子，极力用万宝山和中村大尉事件对政界进行煽动，推促日本统治上层对华强硬起来。他们掩盖中村一行的间谍行动，时而又承认中尉是日本陆军大尉，时而又称其为携带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考察者”、“游历者”，诬称兴安屯垦军对他们“见财起意”。日本侵略者急不可耐，决心抓住机会向中国发难。9月9日，日本外务省与陆军省达成谅解：奉天政权如“不承认”，即采取“国际公法及习惯所允许的一切报复手段”。而在现地磨刀霍霍的激进的关东军则认为，对华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已经到来，就连上面所提及的同年6月底关东军参谋旅行决定之9月下旬行动，都嫌太迟了。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临时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正在插手继中原大战而起的石友三叛乱，妄图唆使山西军与石友三军夹击在华北的大批东北军，将其钉在关内无法开拔。而且，日方已获确切情报：中国国民政府此时极力避[25]免与日方冲突。因此，关东军的石原等人积极利用中村事件起事，全面开战。问题是，1931年8月5日，当中原大战后蛰居大连的阎锡山受日本策动飞回太原时，在中央军和东北军的合击下，石友三[26]军已溃不成军。关东军失掉战机，于是仍按9月下旬发动进攻的计划，积极进行准备。守备队安装24厘米榴弹炮，贴出最后通牒式布告

1931年8月初，日本陆军中央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整，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姬路第十师团长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激进分子建川美次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转任作战部长。此前4月份新任陆军大臣的南次郎，8月3日在师团长会议上公然要求在“满蒙问题”上“各师团长要下定决心”。此时板垣也正在国内活动，并曾向法西斯团体偕行社骨干桥本欣五郎明确回答：“干！”而桥本相应表示“国内政变和资金”问题由自己负责。8月上旬板垣回到旅顺时，关东军正在利用中村事件推波助澜，他在东京时是否向本庄透露了9月下旬动武的计划，不得而知。不过，关东军少壮派确信：“一旦有事，[27]他一定是可以信赖的人物。”本庄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是日军内有名的“中国通”，在此中日关系千钧一发之时，不会无动于衷。本庄是8月15日在东京与菱刈隆做好交接的，20日到达大连就任。在东京他不但出席了师团长会议，会见了中央军部首脑，而且与永田、冈村、重藤、小畑等激进派人物还进行了一系列特别会谈。到了旅大，本庄在征询石原等人关于作战的意见后，9月1日就向关东军的军官们声称，“本职充满期待”，“关东军的责任实在重大”。[28]9月3日他与第二师团多门师团长、独立守备队森连司令官会谈。当时，这两支部队分布在关东州到满铁沿线，从9月7日起，本庄连续视察了大石桥、鞍山、连山关、奉天铁路沿线等地的兵力部署，9月18日晚刚刚回到旅顺，事变发生，他立即接受石原的建议，下达作战命令，请求朝鲜军支援，迅速将司令部转移至奉天。本庄思想上有充分准备，行动上毫无踌躇。

前面在说明1931年5月推出的《满蒙问题处理案》时，曾指出该“处理案”规定，当采取军事行动时，“达到将关东军集中到一地的程度就够了”。事实上，关东军在发动事变时，除了要求朝鲜军就近派兵支援外，并未要求国内增援部队。尽管在1931年6月中旬在参谋本部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五课长共同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中，规定有“军事行动所需兵力，作战部与关东军协[29]商后拟定计划，交上级批准”。但是，关东军武装占领“满蒙”，不是预先经过陆军中央特别是统帅部批准的正常行动，因此，五课长决定只能是一纸空文。作为事变前的作战部署，除了板垣、石原等幕僚策划和本庄的视察兵力外，重要的行动主要是1931年7月即已进行的24厘米榴弹炮由日本秘密运到奉天，安装到独立守备队院内。早在1930年10月末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在奉天与板垣、石原讨论武装占领后的善后处理问题时，就提及国内可给关东军运送大口径炮之事，并暗示柳条沟可以作为行使武力的起点。而当关东军以[30]“万案”和中村事件加紧备战时，两门大炮秘密运抵奉天进行安装，及至挑起武装行动前，已测好奉天的每一应测的目标，做好了实际射击的一切准备。从其后9月18日夜日军偷袭沈阳北大营的情形看，使中国官兵遭到惨重杀伤的，主要是守备队24厘米榴弹炮远距离的轰击，因为中国官兵突然反击，奋勇杀敌，日军不敢直驱挺进。

至于在奉天柳条沟采取武力行动向北大营进攻的计划，最初是由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和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副官今田新太郎合谋的产物，之后又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参加。他们原来打算令右翼组织大雄峰会头目中野琥逸等人，在北大营附近的铁路上插上铁棍，颠覆列车，但因该法易被发觉而改成爆破。预定执行爆破任务的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原是河本大作任第十联队联队长时的部下。根据奉天特务机关最后敲定的方案，除第三中队执行爆破外，驻抚顺的第二中队和驻奉天的第四中队，都要火速赶到行动现场。业已接到密令的爆破手，是工兵中尉河本末守。

做好准备之后，9月10日，关东军以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陆军中将森连的名义，贴出了向中国挑战的最后通牒式“布告”，内称：

我军原为保护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为本然之责……因此，而后若有加害于我铁道或犯我附属地者，皆必加以积极之打击。假令虽系附属地外蟠踞之匪贼，而探知其苟有犯我守备队应尽之责域，或又有挺进，[31]痛剿不贷之举，盖因自卫迫于不得已之所为。

关东军马上就要“贼喊捉贼”开始行动了。为此，必须绝对具备的条件，即满铁总动员和驻朝日军越境支援问题，也已解决。前者，满铁上层中的亲军理事十河信二等人特别卖力；后者，是石原莞尔通[32]过关系，使上任不久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慨然允诺。而在事变之际，在关东军、满铁、驻朝日军之间，最后秘密完成牵线任务的，是神秘人物河本大作。他先是替参谋本部重藤千秋给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潜送事变机密费5万元，归途又受板垣之托，先后跑到大连满[33]铁本社和汉城朝鲜军司令部传达关东军要求：起事立刻行动。动武计划泄露，关东军提前行动占领奉天

关东军精心炮制的阴谋计划，却在执行前泄露，但它不是放弃计划，而是提前实施计划。首先是河本大作送给奉天特务机关的事变机密费被花谷正等人大肆挥霍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央军部，其次是，抚顺守备队长于9月14日召开临时警备会议，声称要采取“支援中村事件[34]交涉的军事行动”，使日本驻奉总领事获知关东军可能很快行动。收到驻沈总领事电报的币原外务大臣，不但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了抗议，而且陆军三长官也受到政府的质问，以致不得不决定急派建川前往劝阻关东军。得悉此情的桥本欣五郎，在9月15日一天之内即接连三次电告板垣征四郎：“消息已走漏，必须坚决行动。”于是9月16日凌晨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石原等人决定于18日提前动手。是时，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业已踏上前来东北之途。为取得建川的配合，板垣、石原决定在建川传达命令前抢先一步。板垣立即前往奉天，采取行动，调动部队。此刻中国虽无以得知关东军即将行动，但从与日俱增的关东军凶狂态势中，感受到形势的危急，为避免冲突，奉天当局特于9月16日向各界发布取消反日运动令，中村事件负责人关玉衡团长也佯装被扣押起来。可是关东军的起事行动仍继续进行。9月18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还在辽阳第二师团司令部进行检阅，下午返回旅顺。而板垣为完成柳条沟爆破准备和迎接建川的到来，已经由辽阳去奉天，并由奉天再转到本溪，等他由本溪将建川引领到奉天在菊文旅馆住下时，柳条沟附近的铁路爆破计划正在执行。而爆破手依旧是计划中的河本末守，他用的是今田给他准备的黄色炸药包。关东军本来是计划将长春至奉天的第14次列车颠覆，可是“火车奇迹般地摇摇晃晃通了过去”。如今满铁关于当时铁路破坏[35]状况的记录俱在，此种程度的破坏，是爆破效果欠佳所致，还是预先的计划要求；满铁的记录是真实写照，还是虚构与杜撰，都无法判明。确定无疑的事实是，第14次快车是在铁路遭到爆破之后通过的。关东军最初却宣称，火车是在爆破之前通过的。一个月后，1931年10月18日，美国总领事、英国公使和德国领事等一行视察爆破现场时，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中佐在西方使者一再[36]追问下，不得不改口称：火车是在爆破后通过的。

日本工兵中尉河本末守执行爆破铁路任务之后，命令一等兵向大队长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于是守备队便开始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射击。自此，日本帝国主义迈出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第一步。

当然，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为侵占“满蒙”制造借口，同时也是像板垣所主张的用“谋略制造机会”，意在“由军部主动强拉国家（政府）”，使之走上武装侵略的道路，且在事实上，如石原所说[37]的，这样“强拉国家并不困难”。事变爆发后，一时不知所措的日本军政高层反目相对，甚至还召开了紧急阁议，但是，对于关东军严重出轨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制止、惩治和追究，不仅如此，对于触犯天皇“统帅权”的朝鲜军擅自独断越境参加关东军的武装侵略行动，竟轻松地网开一面，在“下不为例”的形式下予以默认。所以，九一八事变表面上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实质上乃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一致行动。[1] 日本驻奉天林总领事致外务大臣币原电，1931年9月19日，第630号，《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1册，第6页。[2] 满铁总裁内田致外务大臣币原电，1931年9月19日，《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1册，第26页。[3] 河本大作，化名川端大二郎，1882年生，日本兵库县人，历任联队长、关东军高级参谋等。曾以驻华武官身份从事对华情特活动。1927年参加东方会议，1928年主谋炸死张作霖，后转预备役。积极参与九一八事变活动，后任满铁理事。1942年任山西产业会社社长，对阎锡山进行谋略活动。[4] 满蒙独立运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清室肃亲王和蒙匪巴布扎布参加，1912年和1916年两度进行叛乱活动。[5] 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日本岩手县人，曾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第五师团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第七方面军司令官。[6] 石原莞尔，1886年生，日本山形县人，曾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因反对东条被编入预备役，是东亚联盟领导者。[7] 河本大作口供，1953年8月3日，中央档案馆，119-2，1103.2，第26页。[8] 〔日〕石原莞尔：《欧洲战史讲座的结论》，1931年4月；〔日〕稻叶正吏等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第96页。[9] 〔日〕江口圭一：《中日十五年战争小史：九·一八事变—日本投降》，陈鹏仁译，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第25页。[10] 《上原勇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第656页。转引自《中日十五年战争小史》，第25页。[11] 参考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8，第43页。[12] 《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5，第139～144页。[13] 石原曾称“纵以世界为敌亦不足惧”，占领“满蒙”便可“筹措到战争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资与费用”。[14]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册，资料编，第101～107页。[15] 该会议由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原为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参加者有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边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16] 《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64页。[17] 满铁设立伊始即设立了庞大的调查机构，1908年以前称调查部，此后直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称调查课，此后为满铁经济调查会时期。1936年至1937年为产业与调查相结合的产业部时期。1938年重组调查部，1942年又改称调查局。[18] 《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2373页。[19]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册，资料编，第89～90页。[20] 《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34～138页。[21] 《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5，第286～288页。原载中野良次《回想满洲事变真相摘要》。[22]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册，资料编，第101～107页。[23] 1931年8月9日驻朝总领事张维城致东北政务委员会函，《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89页。[24] 1931年8月24日，日本公使致中国照会，辽宁省档案馆，日侵第122号。[25] 1931年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方开战，我方必败……亟宜力避冲突。”15日关东厅即密电报外务省。1931年8月16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赴大连寻风摸底时对日方称，如“日军强制进行，只有抱不抵抗主义”。[26] 1931年7月19日阎锡山降将石友三（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在日本支持下，准备进攻张学良东北军，并通电反蒋。22日张军讨伐石军。8月上旬，石友三军败于业已倒向蒋、张的商震军。[27] 〔日〕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本《理性》杂志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12月号。[28]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212页。[29] 《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64页。[30] 《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第291～295页，对两门巨炮的运输与安装情况，有详细记载。[31] 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告示》，1931年9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98～99页。[32] 〔日〕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本《理性》杂志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6月号。[33] 1950年4月河本大作口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98～99页。[34] 参加会议的有满铁铁路、煤矿方面的代表，是他们向沈阳总领事馆做了报告。也有资料称，是满铁木村锐市理事得知情况后报告给总领事馆。另外，关东厅方面也有内容类似的报告电告外务省。[35] 满铁铁道部：《满洲事变记录》第2卷，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107页。[36] 1931年10月19日驻奉天总领事致币原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3册，第54页。[37] 〔日〕石原莞尔：《满蒙问题私见》，转引自《中日十五年战争小史》，第25页。第二章关东军执意打造“满蒙”伪国“军政”昙花一现，占有论无奈后退

建川美次实质上与关东军立场一致，是军国主义激进派。但他是衔着抑制关东军“出轨”的使命而前往“满洲”的。不过在他到达奉天时，柳条沟事变已经爆发了，于是，他趁势摇身一变而成为制造事变的同谋。建川公然表示，看到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不仅命令守备队第二大队攻击北大营，而且指挥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攻击奉天城，已“无意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了。当事变第二天——9月19日夜他与关东军幕僚们会谈时，虽尚强调目前阶段应按《形势判断》的第一阶段模式行事，却对石原坚持的占领案表示“根本不加约束”。特别是9月20日访晤军司令官、参谋长时陈述其意见称：“鉴于中东路的性质及眼下形势，不应向长春以北派兵，但对吉林、洮南等地尽快加以打击是有利的；再有，现在东北政权崩溃，建立以宣统帝为盟主和受日本支持的政权是适宜的。”建川的意见虽不代表陆军中央却向[1]陆军中央做了电告。

关东军在此后的侵略作战上，基本上遵从了不向北满派兵的指示，但是在占领模式的抉择方面，则始终坚持自己一套强硬主张，以致同陆军中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甚至处于相当对立的状态。

建川所提出的利用宣统帝建立伪政权，已经是让步了，然而关东军的行动对建川的意见表示了拒绝。就在9月20日，亦即建川与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会谈后启程回国的当天，关东军以“布告”宣布成[2]立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市长的奉天市军政府。除土肥原任市长外，富村顺任市秘书，庵谷忱任总务课长，鹤冈永太郎任警务课长，[3]三谷米次郎任财务课长，守田福松任卫生课长。实施“军政”的继而还有沦陷后的营口。“军政”的实施和发展之势，意味着关东军坚持其既定的将占领后的“满蒙”纳入日本版图的领有论政策主张。然而，“军政”只是昙花一现的“领有论”的短暂姿态。

对关东军实施“军政”最先提出异议的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关东军贴出关于奉天市政的第2号“布告”的翌日——9月21日上午，森岛领事（林久治郎总领事不在）应召前往关东军司令部，听取参谋长三宅等对“布告”的解释，他们特别辩解称，此举“并非宣布实行军政”。对此，森岛要求“再加考虑”，关东军“未予同意”。之后，林总领事直接会见了军司令官，“指出日方布告市政和任军人为市长，实属不当”。关东军没有听从外务部门的意见而改弦更张，不过色厉内荏的关东军自始就暗感理亏，所以在“布告”中把实质的“军政”说成是“军方指导的日中双方人士合管之临时市政”，并将管[4]辖范围限于“奉天城内及商埠地”。所以，关东军的奉天“军政”只不过是“领有论”的毫无信心的政治试探。当然，在日本国内独断专行的关东军是无恐于外务当局的，但是已被关东军悍然侵略暴行震[5]惊的世界列强动向，迫使其不能不暗自掂量。况且，当时（9月22日）中国政府已向国联提出控诉，对此，就连日本政府都不得不赶忙站出来，发表声明，进行辩解，声称关东军“并非对该地实行军事占[6]领”，日本“在满洲无任何领土欲望”。这虽然并非真话，但是关东军的“领有论”和“军政”主张，是行不通的，必须后退，问题只是[7]他们肯后退到什么程度。日本为盟主并掌控国防与外交的“新政权”方案推出

这是由日军奉天之军政府首脑——市长土肥原策划后，抛出的成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方案。经过板垣、石原、片仓等人的讨论，最后决定为关东军关于打造伪政权的首个方案——《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其中规定：

第一 方针

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之成为在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第二 要领

一、国防、外交，依据新政权的委嘱，由日本帝国掌管，并管理主要交通通信。

关于内政及其他，新政权自行统治。

二、首脑及我帝国之国防、外交等所需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三、为担任地方治安维持，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作为镇守使：

熙洽 吉林地区

张海鹏 洮索地区

汤玉麟 热河地区

于芷山 东边道地区

张景惠 哈尔滨地区（以上均为前宣统帝派，并与军保有联络关系者）[8]

四、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县长。

很明显，该方案是关东军从“领有案”退让的方案，其特征是建立日本掌控国防与外交的所谓“新政权”，言语中还是“意味着该新政权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因为“鉴于中央方面的态度，不明确表[9]态成立独立之新国家，而只是说是建立新政权”。关东军深知，他们与中央仍有分歧。“成立独立之新国家”，这已是关东军后退的底线了。所以，它没有等待分歧的解决，而是着手积极实施了。9月22日，方案推出当天关东军就通知天津日军将宣统帝等“保护起来”；同一天板垣还密访了在奉天的张景惠，促其“下最后决心”，并令今田大尉赴吉林“联络熙洽”。9月23日，今井宗治与张景惠一齐归哈。9月24日大矢进计被派到于芷山的属下进行活动。到9月26日，关东军以土肥原、板垣为首的幕僚们又进行了关于建立“新政权”的第三次策划，会上作为此后的“根本方针”，决定令熙洽于9月28日宣言“独立”，令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相继宣言“独立”，令“奉天城内在一周左右后声明不拥护张学良的决议”，等等。关东军向中央摊牌，坚持“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

关东军的行动没有也无法保密，坐卧不宁的日本陆军中央，当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刚刚回来，接着又以“联络者”的名义，把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打发到关东军。桥本向关东军表白，其任务是“国策、政策”联络和宣传方面的“联系调和”，同时还表示想了解“新政权”建立经过、“疏通意志”，“在可能范围内从侧面给予援助”。

面对桥本，关东军方面由板垣出头，他明确表态称：“在目前形势下，一举占领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先要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别无他策。此刻，以中国人为盟主，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谋求满蒙统一，表面上归中国人，实质上政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相信这[10]三点是绝对条件。”在这里，板垣直言不讳，点破了前述9月22日方案中并未明朗的建立“新政权”的要害，即“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当时，关东军与陆军中央在政策上已趋于一致，即中央事实上已经默认了事变的军事行动，对所谓“新政权”也未表示公然的反对。但是，前景也不乐观。桥本向关东军传达的陆军中央关于事变的方针是：“所谓不扩大事态是政治上的意义，军事上可以考虑向用[11]兵上需要的地点进入。”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行动上本来就落后于关东军的陆军中央，比起军事行动在政治上更为踌躇，是因为事变及事变发展导致微妙复杂的政治局面。特别是，第一，由于张学良锦州政权业已出现，尽管其力量有限，但是对于关东军制造的“独立运动”不无影响；第二，关东军向北满进兵，导致日苏关系紧张，日本特别惧怕苏联越境出兵。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陆军中央不能不忧心于关东军的态度与动向。而一贯独断专行的关东军是不理会陆军中央的这一套顾忌的，强硬地坚持按既定的侵略方针行事。桥本传达陆军中央的方针后，关东军向陆军中央反馈，直接致电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称：即使锦州政府业已建立，“对满洲大部也无法发号施令”，“现在是……政权建立的时机”；对苏联，应“先发制人”，“苏方绝不敢行[12]动”。

1931年10月2日关东军又抛出了新版《满蒙问题解决策案》，该案是9月22日的《满蒙问题解决策案》的进一步具体化。作为方针，10月2日的“解决案”规定“将满蒙作为独立国家”，而在9月22日的“解决策案”中则规定，成立“以宣统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该案在方针项内还表示，“极力促进目前兴起的各种独立运动，特别是对军事行动坚决给予相当援助，以期形成活跃的统一运动”。对于所谓“新政权”，该案要求其承认“政治由日中（含蒙古）等数委员实行”；“将国防委任给日本”；“铁路（通信）由日本管理”；将“维护既得权之旧标语改为新满蒙建设”，等等。特别是该案在最后摆出与政府对抗到底的架势，威胁性地声称：“万一政府不采纳我们的方针，在满[13]军人应有志气，暂时脱离日本国籍，为达到目的而前进。”竟然如此公然放出离谱之言，所以此后关东军独立之说盛传，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特别是时值1931年10月，事变前景的不确定性，使日本政局更加动荡。日本军国主义激进派为急于实现“满蒙问题的解决”，排除阻力，加速了“国内改造”，即将此前未遂的“三月事件”，化为“十月事件”而重演。日本军部少壮派和民间右翼团体积极谋划，于1931年10月21日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企图杀死若槻礼次郎和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的军事法西斯政府。可是，和“三月事件”一样，“十月事件”也是未遂的政变。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面临中国人民抗敌斗争急速兴起，苏联态度复杂莫测，特别是“无法遽然建立政权”的一筹莫展情况，变得愈加急不可耐，肆无忌惮，因而业已风传起来的“关东军闹独立”之说，甚嚣尘上。风传“关东军闹独立”，白川义则大将急驰奉天

1931年10月21日，也就是日本政局十分危难的“十月事件”计划发动的当天，白川义则大将在参谋本部今村均大佐陪同下，急赴奉天。如此重量级军阀人物出动，表面上是视察东北慰问关东军，实际上意在遏制可能发生的关东军独立事件，同时也是图谋陆军中央与关东军的政策上尽量统一。由于前者并未化为行动，所以后者成为主要议题。白川到达后立即向关东军司令官传达了陆军中央的意图，并称该意图是“陆军三长官决定之军部方针”，其中关于“新政权”，白川称“虽承认其与中国中央关系，但在实质上是独立的”。可是，恰恰就在此点上，双方意见相左。关东军司令官当即“陈述了极不同意的意见”。为了“尽量消除中央与军之间的鸿沟”，随后白川的随行者、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今村均大佐与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开始交换意见。今村均还同关东军的幕僚们共同谋划，由片仓衷起草，石原、板垣修改，参谋长批准，于10月24日推出《满蒙问题解决之根本方策》，并于翌日（10月25日）上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方策开宗明义，在“方针”中提出“以建设与中国本土绝缘，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我方，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域的独立的新国家为目的”。同时强调“国防、交通实权由我方掌握”，以期建立一个“共存共荣机构（一例特殊的共和制）”。步骤是：首先“在辽宁省建立靠我方内部支持的特别的新政府”；在此期间，迅速确立吉黑两省的亲日政权；“热河省则等待形势的好转”；吉黑两省亲日政权成立后，立即实行“靠我方内部支持的该两省与辽宁省政府的联合统一”，宣布成立“承认我方要求的新国家”，“并以奉天为首都”；“此时根[14]据形势的发展，热河省使之加入联合统一”。

1931年11月5日，白川一行回到东京。就在同一天，关东军收到陆军大臣的第115号指示，该指示针对关东军申报的上述“根本方策”，声称，关于“新政权”与“中国本土绝缘”等项文字并不明确。实质是反对关东军上报的“方策”，这表明，白川义则大将和今村均大佐一行虽然紧急奔赴“满洲”，与关东军进行长达两周的交谈与沟[15]通，“但在与关东军的根本性积极方针方面，不易统一意见”。陆军中央还是顾虑国际关系，与关东军的激进侵略行动仍有分歧。而关东军于11月7日却强硬地回报了陆军中央，表示“满洲政权不与中国[16]本部绝缘之件，绝难承服”。可就在同一天，白川义则大将特向日本天皇呈递了上奏文，以其所见所闻，对关东军和满铁说了不少好话。关东军上报《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再次强调绝不满足于亲日政权，必须建立“满蒙国”

1931年11月7日这一天，关东军的动作，不仅仅是强硬函复日本陆军大臣，还特别上报了题为《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的长篇文章。该文出自时任关东军法制顾问的满铁社员松木侠之手。此前，10月21日，即白川大将来到关东军的当天，他就奉命交出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作为设计蓝图。“草案”把不久即将面世的“满蒙国”划分为6个行政权；日本对于该“国”不但因袭“条约上的诸权利”，还要与其签订军事协定，并令其招聘日本人顾问。继而，满铁外围右翼组织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金井章次也拟定了《东北自由国设立纲领》。该“纲领”与松木侠执笔、关东军上报的上述《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一脉相通，只是前者简单，后者详细，两者的核心都是强烈主张绝不能满足于成立亲日政权，必须设立“满蒙国”。为了批驳前一种主张，“大纲”首先批评了满铁，说满铁20余年的经营忽略了“满洲经营”；其次谴责中国“一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政策”。“大纲”强调，如果不成立“满蒙国”，只搞亲日政权，便不能“按帝国意图行事”。接着论述称，既然只成立亲日政权不可行，那可供选择的办法只有两个：或者建立一个国家，或者使之变为帝国领土之一部。文称：当然，“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实属长策”，“但鉴于历史的渊源，目前如急于付诸实[17]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恐非贤明之举”。

1931年11月所发生的事情，凸显了军部上下在所谓“满蒙问题解决”上，仍处于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尴尬状态，同时也呈现局势的重大挫折。“十月事件”的暴力法西斯政变计划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事件影响所导致的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即承认既成事实赞成强硬[18]论，至少相当于政变成功了一半。事变以来，关东军从来没有因为政策掣肘和行动制约而收敛其侵略行径，可是政变未遂时所反映出的不确定性不能不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一筹莫展，锐气受挫。但在荒木贞夫入阁担当陆军大臣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中央与政府，在政策上很快基本达成一致，不啻为关东军赢得宽松和助力，自然从其本质本性出发，无所顾忌地采取了更大的侵略步骤。首先是对苏联最为敏感的黑龙江省发动了重大军事侵略行动。1931年11月13日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司令官，指示其可以采取“认为必要的自主行动”，[19]与此同时，陆军中央对关东军进行了第一次大增兵。而急不可耐的关东军从11月16日凌晨就开始向江桥以北在大兴至齐齐哈尔部署的马占山黑龙江军进行总攻了。黑军不畏强敌，英勇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虽然很快撤离，只留下300人的小部队，但它毕竟侵占了黑龙江省省会。继而采取控制哈尔滨以攫取黑龙江全省的侵略方针，按既已实施的所谓“北满经略”，积极唆使张景惠策动马占山与其共同降日从伪。在南线，以覆灭锦州张学良政权和消灭张学良在华北势力为目的的华北谋略也已开始，并在土肥原制造的第一次天津事变中，即将溥仪偷运出津。面对西方列[20]强特别是美国对辽西走廊日军行动的关注，土肥原还于11月26日至29日又制造了第二次天津事变。随之，关东军沿北宁路前进，并再次要求增援。总之，此时对关东军而言，主要是行动而不是政策上下是否一致的问题。在打造“满蒙国”方面，正像10月末到11月初在白川大将视察关东军时由关东军幕僚所炮制的《满蒙问题解决之根本方策》所规定的步骤，正朝着建立辽吉黑三省伪政权，并实行“由我方（日本）内部支持的”“联络统一”，宣布成立“承认我方要求的新国家”的目标而行动。[1] 〔日〕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其一，《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87页。[2] 土肥原贤二，1883年生，日本冈山县人。出身“坂西机关”，长期任中国军阀顾问，从事谍特活动。九一八事变时，辗转任奉天、天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七七事变后参加“对华特别委员会”，制造中国伪政权。太平洋战争期间曾任东部司令官等职。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并处死。[3] 1931年9月20日关东军占领沈阳后贴出的第2号布告。[4] 1931年9月21日日本驻奉总领事致币原外务大臣电，第676号，《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39～40页。[5] 据满铁《满洲事变日志记录》载，到1931年9月20日赴沈阳了解实情的就有：太平洋会议美国代表加达及其秘书，美国驻华武官梅雅，北宁铁路运输处长斯德尔，工务处长里奇，会计处长特姆逊，英、法武官代表，英、美、德、法新闻记者8名。[6] 《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变之声明》，1931年9月24日，《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该声明是日本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声明，是针对中国诉诸国联和国联劝告日本撤兵所做，故声明还称，日军将“大体撤回并集于铁路附属地内”。[7] 1931年9月22日陆军大臣致关东军司令官电，陆第213号称：“鉴于内外一般情势，军自身直接实行军政，并不适宜。”[8] 《满蒙问题解决策案》，1931年9月22日，关参第411号，《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第328页。[9] 《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在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亦全文引用，其文前附记载称：“本案拟定时虽已有建川少将的建议，但未明确应建立独立国。”[10] 〔日〕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95页。[11] 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中的军之统帅》，《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第330页。[12] 关东军司令官致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电，1931年9月29日，《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第331页。[13] 《满蒙问题解决策案》，1931年10月2日，《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98～199页。[14] 《满蒙问题解决之根本方策》，1931年10月24日，《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232～233页。[15] 《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第337页。[16] 《陆军大臣关于满蒙问题的指示与意见申诉》，1931年11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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