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明龙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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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的金融突围——浙商投资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研究试读：
总序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将会逐步增强。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改善。宪法修正案对保护私有财产法律制度的完善，“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的相继出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制度保障，也为民营经济的明天注入了更多的信心。
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禀赋、人文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通常都表现出一些鲜明的“区域特色”，它们也因此被人们习惯性地冠以区域商帮的标记。晋商、徽商、鲁商、粤商、沪商、宁波帮，这些至今仍为人们熟悉的明清时期和民国初年的代表性商帮，无不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浙商作为一支来自民间的草根力量迅速崛起，在全国各个省份乃至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浙商勤劳的身影。最近几年来这些浙江籍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强大浙商军团，无不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浙商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出色的商帮之一。对于这样一个极富活力的商人群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先后从“温州模式”、“台州模式”等侧面对浙商这一主题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可是相较浙商对全国和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力，这些工作依然尚显薄弱。浙江资源禀赋并不丰裕，国家投资殊为稀少，外商投资相对不多，其经济发展缺乏自然资源的支撑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何以能够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跃居中国经济最强省？客观评价浙商在过去发展中取得的各项业绩，系统归纳和总结浙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论对指导浙商未来的发展，还是对促进后发地区民营经济的提升，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的政策导向下，这项工作的价值无疑将得到更大的体现。
当前，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脆弱的金融系统、主权债务压力，以及主要国际货币兑换汇率的大幅波动，导致世界经济环境依旧比较低迷。同时，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日益加大的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偏紧。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压力，民营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可以说，单靠人民币低汇率来扩大产品销路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如何尽快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打开国际市场，已成为摆在以传统制造见长的浙商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此背景下，深入了解浙商，系统总结和分析浙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指导它们适时创新原有的商业模式，勇于拓展新兴的业务领域，不断培育全新的竞争优势，无疑对促进浙江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将变得日益紧密，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将会逐步加大。未来，浙商融入全球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将会进一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崭新的课题将会不断涌现，紧密追踪，甚至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及时指导浙商趋利避害、长善救失，显然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从学术研究或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对浙商这样一支富有创业精神的商业力量开展系统的跟踪研究，无论对现有理论的检验和提升，还是对新兴理论的构建与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作为一所深深扎根于浙江这块创业沃土的全国著名商学院，长期以来跟浙商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对浙商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由他们组织力量来对浙商进行全面的解剖无疑是最为合适和最具优势的。此外，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一直以创新和创业为办学特色，在多个相关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这与整个“创新、创业”的大环境、大趋势也是匹配的。相信在其组织和协调下，学者们一定能够围绕“浙商”这一主题做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相信这些成果的出版和发行对指导浙商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推动现代商帮和民营经济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让我们共同期待！2011年10月1日
总序二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较为活跃的一股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浙江商人再次活跃于海内外商界，并日渐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商帮之一，形成了“有浙商就有市场”的独特现象。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浙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对新时代浙商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有着更多更高的期许和要求。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浙商如何自我超越，继续勇立潮头，再续辉煌，如何做大做强品牌，成功实现自我延续与更新，已成为浙商的首要课题。在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扮演起“先富者”的角色，发挥示范作用，真正带动落后或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应是浙商不断追求和勇担的时代责任。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重要载体作用，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宣扬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传播区域和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也是浙商肩负的提振文化软实力的另一重要使命。
近年来，随着浙江商人在国内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商帮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再次成为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在被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也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研究议题，许多浙商的成败经历更是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商学院的经典教学案例。组织一批专业力量对浙商做出全面且系统的解读，在更好地指导浙商发展的同时，为更大范围内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发展出可以影响主流经济和管理理论演变趋势的新理论、新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是国内一流的商学院，长期深深扎根于浙江这片创业沃土，同许多浙商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对浙商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先后围绕公司治理、创新创业、产业集群等主题对浙商开展过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无论从已取得的科研成果、锻造的科研能力看，还是从打造科研特色、赢得社会声誉的考虑，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都已具备对浙商开展系统研究的基础和实力。我深信并期待，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研团队的领导下，浙商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为浙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的同时，对国际主流经济和管理理论产生真正深远的影响。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2011年10月
摘要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正在展开的最具普及性的一场金融突围，民营资本全面投资介入农村正规金融产业气势如虹，前景一派光明。
本书专门探讨浙商资本投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即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深入论证金融深化（及金融抑制）与经济发展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本书系统阐述了浙商与民营资本投资经营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的重要意义与可行策略。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特征及推动我国与浙江省农村金融深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2）浙商（民营）资本金融突围的时机、方向与途径；（3）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意义；（4）浙商投资村镇银行的基本态势、问题与对策；（5）浙商投资小额贷款公司的基本态势、问题与对策。
本书的宗旨是积极推动浙江乃至全国农村金融的持续深化，提高区域农村资金有序、有效与合规流动，推动民营资本与浙商的金融参与和投资结构高度化，进而全面提升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基于以上宗旨，本书的具体研究目标定位在：及时总结与发现浙商投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草根金融正规化经营的地区经验与问题，揭示浙商实业资本转道金融服务业的时代机遇与现实困境，探索浙江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稳健成长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要素及其结构，为民营资本全面持续介入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提出系统的投资策略与建议。为达到以上目标，本书应用综合研究方法，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展开国际国内、省际省内全方位分析，资料数据广征博引，思想观点纵横佐证，力图做到研究过程的规范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决策相关性。
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浙商投资的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双双起步良好，机构自身的经营绩效、财务可持续性与外部社会效益同步显现。当然，无论是村镇银行还是小额贷款公司，它们各自也存在许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难，如村镇银行存款规模的不确定性与业务的政策合规性问题，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融资冲动、高经营成本下的利率压制与最优服务半径（社区性范围）定位，等等问题亟待我们去破题、去解决。
本书的主要创新点与若干重要发现可参考第五章“结束语”部分。
关键词：浙商资本，金融突围，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
ABSTRACT
This book is devoted to discuss the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i. e.，village banks and microfinance companies）in Zhe-jiang Province of China.Its'main contents include：1）The main features of Chinese rural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financial deepening in Zhejiang rural area；2）The timing, direction and approach of breakthrough for the private capital to invest in the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Zhejiang；3）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breakthrough caused by private capital of Zhejiang；4）The basic trend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village banks development in Zhejiang；5）The general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s microfinance companies.
The aims of this book could be concluded as following：
1）Promotion the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in Zhejiang as well as the whole country；
2）Making the rural financial capital flow more orderly, effective and le-gal；
3）Enhancing the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and improving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4）Helping to rationalize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purposes mentioned above,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his book could be：1）Making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investment problems of private capital in these institutions；2）Revealing dilemmas and opportunities of turning Zhejiang's industrial capital into financial services；3）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crofinance companies and vil-lage banks in Zhejiang；4）Providing the systematic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Zhejiang private capital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scale in microfinance companies and village banks.
We apply integrated research methods, and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closely. We collect massive data from foreign countries,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and also Zhejiang province, and make comprehensive analysis.We exert to guarante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esearch procedures, the scientificity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reliability of final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both microfinance companies and village banks invested by Zhejiang private capital have got good beginning, which have kept great operation performance, accounting sustainability and also the social benefits. Although there still are quantities of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breakthrough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new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uld get success in the end.
Keywords：Zhejiang private capital, investment breakthrough, the village banks, the microfinance companies
引言
发展金融服务产业特别是面向“三农”（农村、农民和农业）和中小企业的村镇金融服务业是加快浙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努力发展方向。从投资角度看，发展金融服务产业则是浙商民营资本的长期梦想和“掘金点”（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则是当前浙商民营资本大规模挺进金融业的最现实可靠的途径。
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浙江省中小企业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一大瓶颈。浙江广大乡村一方面有大量闲置货币资本（即狭义的民间资本），它们集腋成裘，左冲右突，但始终难以取得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平衡；另一方面众多民营经济实体（如广大中小微型企业和农户）资金供应青黄不接，常常为争取融资四处奔波求助，甚至饥不择食（如借高利贷）而陷入破产窘境。同一时间几乎身处同一社区的储蓄者和借款者难以有效地互通有无。
因此，引导浙商资本更多地投身于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进而向其他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提供广泛、便利和高效的融资服务，对改善浙江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推进浙江城市化和借助市场化金融机制解决区域性“三农”问题，都将产生深远与积极的影响作用。
浙商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还能有效遏制民间资金的无序流动（如全民参与高利贷、过度投机房地产、无序开发矿产资源和热衷炒作农产品价格等），对民间资本起到疏导与规范作用，并能让更多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通过中小企业借贷）。这对于增加有效供给、抑制过度需求进而降低通胀预期也能发挥建设性作用。
自2007年10月浙江被列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大试点省份以来，全省按照服务“三农”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坚持特色组建、特色经营，积极、稳健、有序地开展了村镇银行试点推广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例如，截至2011年3月末，全省（不含宁波市，下同）村镇银行已开业20家，注册资本总额29.0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合计为123.1亿元。其中农户贷款14225户，贷款余额51.9亿元，户均36.5万；中小企业贷款2023户，贷款余额59.4亿元，户均贷款余额293.6万元。全部20家银行2011年一季度末平均每行在贷款中的中小企业101家，在贷款中的农户为711户。除此之外，全省已批准筹建待开业村镇银行9家。全省所辖10个地市均已至少建有1家村镇银行。
2008年7月，浙江省政府《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发布开启了浙商民营资本大规模投资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的新纪元。截至2010年年末，全省正式注册134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金合计225.82亿元，资本净额251.35亿元，接受捐赠资金20.5万元，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88.92亿元；累计发放贷款139176户、1708.95亿元，户均贷款122万元；资金总体利用[1]率为98.98%；不良贷款余额为6339.50万元，不良贷款率为0.19%。这134家小额贷款公司分布遍及11个市，覆盖90个县（区）行政区划中的81个县（市、区）以及3个开发区。无论是数量和还是规模，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浙商群体中的若干市场领跑者（包括新安股份、新湖中宝、三变科技、浙江富润等逾20家上市公司——其中民企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都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投资入股。
2010年5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明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浙商民营资本再一次获得参与金融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自2010年5月到12月短短7个月内，浙江小额贷款公司从105家增加到了134家，而且其中超过40%的已建机构完成了首次增资扩股计划。
然而，在基本面利好的大趋势下，被寄予厚望的“新36条”能否成为民间投资的“转向标”？我们的浙商及其所控制的庞大的民营资本投资金融产业的动机和策略又会呈现怎样的变化？浙商资本能否借道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完成“破茧成蝶”的投资升级？在其大举进军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路途上正在遭遇或即将会遭遇何种困难和障碍？我们的政府应该为此做些或不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在实践上需要我们（包括浙江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和学者等）正确作出回应，在理论上也迫切需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提供科学的因地制宜的政策依据与管理指引。
在实务层面，本书尝试回答如下重要问题：就村镇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而言，如何实现空间上的收敛性（真正以所在村镇为社区）、业务上的“三农”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信息上的对称性、服务上的关系性（熟人性）、治理上的独特性、贷款上的竞争性、税收上的优惠性、融资上的便利性、技术上的进步性和（针对村镇银行）存款上的安全性等。这些都是业界十分关心、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因此，及时总结浙商投资草根金融的基本经验，跟踪浙商投资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的最新动向，分析浙商民营资本介入草根金融的动机、时机、方法和手段，揭示民营资本参股金融企业的程度和所带来的金融生态效应（如资金供求竞争关系的变化和参股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探讨“新36条”有关金融开放的制度性质与潜在影响及其可能的演化内涵（细则），最终为浙商民营资本有序、稳健和持续地投资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提供战略指引与策略工具，同时为区域性金融全方位向民资开放的制度安排提供经济分析框架（范式）。
本书的总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角度论证我国与我省农村金融改革与深化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意义，这一章是笔者主张浙商资本开展金融突围的理论起点。第二章，在分析金融改革路径依赖问题的基础上，分析浙商资本系统投资与参与金融（银行）产业的现实途径、时机和切入点，论证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天然成为草根经济与民营资本实现自身金融突围（从事正规化借贷活动）的正确选择。这一章作为全书承前启后的节点，为后面浙商投资正规化草根金融途径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本书的第三、第四章是分析的核心。其中第三章主要讨论浙商投资村镇银行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进展，以及所遭遇的主要困难、问题与相应对策；第四章集中讨论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在浙江的发展格局，并重点讨论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机制与经营环境的优化思路，为浙商投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与投资经营策略。本书的第五章作为研究总结，重点概括了全书的主要创新点与作者的基本观点。
[1]
资金利用率=贷款余额/可贷资金，其中可贷资金包括资本净额、捐赠资金与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
第一章 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农村金融抑制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金融抑制（rural financial repression）是指政府对农村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压低利率和压制民营金融中介，造成农村地区金融落后和缺乏效率，从而制约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农村金融则是农村经济的命脉。由于金融压制，目前农村金融仍是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最薄弱的环节；相对城市金融，农村金融在组织、规模、结构和效率等诸多方面均滞后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力量，采用高额的农村赋税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最大限度地利用农村剩余，建立现代工业，致使有限的资金流入城市、流入非农产业，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严重，农村金融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金融，金融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先后从农村市场撤离，地方社区银行又没能及时发展起来，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无法得到有效改善，有的地区城乡金融差距还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当前，在我国农村，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经常可以看到以下十分矛盾的金融异象：一方面是大量闲置货币资本（即民间资本）四处游荡，它们或者借道农村金融“抽水机”以储蓄方式转入城市，或者以民间借贷（含高利贷）形式在“地下”金融网内转悠，后者因缺乏法律保护而常常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投资（企业）载体；另一方面是众多民营经济实体（主要是广大民营中小企业和农户）资金紧缺，流动性困难始终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同一时间几乎身处同一社区的储蓄者（有资金剩余的法人与自然人）和借款者（有资金额外需求的法人与自然人）难以有效地互通有无，因为他们之间要么缺乏有保障可预期的资金中介，要么已有的资金中介只愿意提供不对称的金融[1]服务。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当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份额下降到15%、农业在工农业增加值中的份额下降到25%、农业就业份额下降到30%、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上升到50%以及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时，经济发展即完成了由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近几年维持在10%左右（如图1-1所示）。我国工业化已达到了相当程度，现阶段的基本趋势应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农村金融因此也已到了需要系统改善与快速跟进的时代。图1-1 中国GDP结构演变轨迹（资料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所得。）
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环境的剧烈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立和谐社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制约内需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要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特别是农村社区金融的大力支持。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应该促进全社会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实现农业稳定增长、农民快速增收、农村城市化顺利展开。当前，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十分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将农村金融深化问题提高到了战略高度。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解决好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培育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已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经济工作任务。
因此，如何建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金融发展机制，如何筹措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如何弥补农村金融的制度缺陷、解决农户和乡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等等，都是当前农村金融改革的焦点所在。
二、分析思路与方法
迄今为止，国内外虽有不少关于金融改革问题的分析以及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但针对中国特别是针对浙江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实证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本章将从实证角度探讨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力图深入揭示深化区域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意义，进而为建立高效的金融体制、促进经济（含浙商）转型和解决农户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动区域经济步入稳健、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供决策思路与对策建议。
首先，我们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通过现有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数据来估计各省不同年份内的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揭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要素投入特征及其对农村金融的潜在要求；其次概括我国农村金融长期压制的主要问题；再次，通过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理论与观点，结合中国与浙江省农村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主要围绕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内在关系进行。具体采用了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图表分析、因果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等各种分析方法。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分两个部分进行：在实证分析（1）中，我们以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全国各省市农村经济金融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分析金融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在实证分析（2）中，我们以浙江省内县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探讨浙江区域农村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本章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局网站以及浙江省分县市相关统计资料。
三、农村金融抑制基本特点
经过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努力，农村金融市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它仍是薄弱环节，金融压制依然严重。例如，基于欠发达金融市场的农业风险控制体系非常脆弱，仍有许多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0年6月末，全国仍有2649个乡镇没有银行业营业网点，其中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的金融服务，这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问题。比如，许多农民无法享受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机构网络不够健全，社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低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无法合理有效地配置等。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组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支持“三农”的重点也由主要针对农户生产性周转贷款，转向以服务于社区中小企业发展、支持农业科技发展、支持开发中低产田、农业产业化生产以及农业风险管理等为主。在这些方面，金融还远远没有与没能发挥其应有的支持作用。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集中表现出以下若干特点：（一）经济增长的高波动性
纵观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波动性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见图1-2）。农村金融抑制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缺乏可靠保障与稳定性的重要成因之一。农村和农业生产面临气候、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风险、农产品供求失衡与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以及区域资金供求失衡带来的投资不足、投机过度及中小企业与农户流动性风险等。被压制的金融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农业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例如，在我国农业生产风险管理中，作为重要保障手段的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发展滞后、创新不足，农村金融在农业生产中的安全保障功能无从发挥。图1-2 高强度的农村GDP增长率波动（资料来源：由国泰安数据库整理得）（二）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异巨大
在经济增长研究中，人们常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并测算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本书根据农业生产中各要素的作用特点，将生产要素区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C-D生产函数采用以下表达形式：
Yt=AtLβ1Kβ2Nβ3（1-1）
其中：Y为农业产出；L为劳动投入；K为投资；N为土地；A表示技术水平。
农业产出（Y）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表示；劳动投入（L）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表示；农业投资（K）用农村总资产投资表示；土地（N）用耕地面积表示。在实际的估计模型中，C-D生产函数以以下对数形式给出：
ln（Y）=b0+b1ln（L）+b2ln（K）+b3ln（N）+Ut（1-2）
这里的bi（i=0～3）是需要估计的参数，Ut是残差项。我们利用2004—2008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结合Eviews软件拟合出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C-D生产函数。估计结果见表1-1。注：上标***和**分别表示在0.01和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方程的R方为88.8%，说明模型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较好，且系数表现显著。从表1-1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农业产出中土地投入的弹性系数最小（为0.147725），投资的弹性系数居中（为0.318644），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为0.5461）。我国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迫使第一产业劳动力持续减少，而可耕地的增长潜力也已经非常之小。由此可以推断，产出弹性居中的农业投资将是决定未来农业增长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我国农业要维持一定的增速，保障资金投入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农村金融的潜在作用日益显现。
由模型（1-2）可进一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
其中，T FP为全要素生产率。注：要素投入增长率为各地区平均增长率；要素贡献率=弹性系数×要素投入增长率/农业GDP增长率；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
资料来源：历年统计年鉴。
表1-2给出了我国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各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及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全国平均来看，农业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非常明显（投资要素增长对农业GDP增长的贡献率达46.0%，分别是劳动增长贡献率与土地增长贡献率的2倍多和6倍多）。虽然比较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因农业集约化起点相对较高而使投资增长速度不及西部落后地区。除了投资拉动，全要素生产率对全国农业增长的作用也非常突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农业GDP增长贡献率达到26.21%）。当然，从东西部对比看，东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几乎是西部的6倍，而东部投资要素增长的贡献接近西部的两倍。无论是投资增长还是TFP增长，金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后盾。以上结果隐含着我国农村金融压制在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三）农村金融结构单一
首先，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服务范围过窄、结构简单。长期以来，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特点相结合，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户融资上，金融主要满足（或期望满足）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生产所需的资金。针对农业科技、土地整理、农产品开发、水利设施、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从当前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来看，还没有将现代农业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看待（参见表1-3、表1-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因缺少金融投入，我国现有的农业水利工程设施大部分功能老化，配套不全。近一半以上的排灌工程设施需要维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农业的受灾面积、成灾面积都未能实现显著降低，灾害周期性现象依然故我（见图1-3）。这一事实说明，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长期以来都没有提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不强，无法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未来需要加大信贷资金投入来改善这一不利局面。
其次是金融（含财政）支持农业发展资金来源较为单一，金融服务能力受到限制。虽然近年来中央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财政和金融投入农村的资金不断增加，但与其他产业相比较，农业产业资金来源渠道依然狭窄，作为重要融资支撑的财政资金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潜力。尽管我国农业投入总量在增加，但其占财政比重波动较大且有减少的趋势。例如农业投入占财政的比重进入本世纪以来长期在10%以下徘徊（见表1-5）。图1-3 全国农业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单位万亩；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导致农村经济深层次矛盾（如基础设施老化）难以解决，农业整体竞争力差，农民增收难，这直接影响到农村金融部门和其他投资主体对农村投资的信心，区域资金“非农化”问题加重。
所以，农业产业要获得较大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有较大提高，必须在改造中低产田、开发农业资源、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建立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体系、农产品深加工、农业商品基地建设、农村市场体系及设施建设等各个环节上加强努力，而这些努力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资金来源结构主要有农户自有资金的积累、政府财政支出和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中后者的地位将日益重要，但它需要健全的农村金融机制来支持与实现。（四）农村金融压制阻滞了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金融压制使落后地区金融资源更加贫乏。农村金融地区失衡助长了城乡收入差距、东西部发展差距。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8%左右的增长，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均有大幅度改善，但农民收入的增长却十分缓慢（见图1-4）。1978—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5153元，增长了37倍，扣除物价影响，年均实际增长5%，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为8%，因而导致农村消费相对日益萎缩。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1上升到2009年的3.3:1，如果考虑城镇居民的福利和医疗保险，城乡收入比将更大（见图1-5）。图1-4 1978—201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元）资料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所得。图1-5 1978—2010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比变动趋势资料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所得。图1-6 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人均GDP资料来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整理所得。
此外，由图1-6可看出，东部人均GDP显著地高于中部和西部，差距正在逐步扩大。1978—2009年东部和中部及西部地区人均GDP均值比为1.8:1.2:1，而且东部年均增长率达14%，中部和西部则分别为12%和10%。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农户人均存款和贷款额存在显著的差异，不管是人均储蓄还是人均贷款，其基本格局是：东部＞中部＞西部（见表1-6）。农村金融的地区性失衡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失衡。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1]
中国的民间资本有2/3左右表现为银行储蓄存款，这些存款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民间资本对商业银行的投资。然而，从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发放小额贷款在商业上得不偿失。而且，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和实力相对弱小，缺少现行信贷制度规定的担保或抵押条件，信用状况很难把握，贷款风险不易控制。加上专门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信用机构和担保机构贫乏，作为民间资本主要创造者的民营企业与农户因此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贷到款。因此，民间资本（包括民营企业）对商业银行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存款）与其所享受的服务（主要表现为贷款）极不对称，获取现有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困难重重。
第二节 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文献
一、金融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渊源可追溯到巴杰特（Bagehot，1873），随后熊彼特（1912）在其成名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托宾（Tobin）等人也先后提出各自理论来说明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主张采取低利率以及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相关政策。不少发展中国家根据其理论主张在实践中推行金融压制政策。
1969年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概念，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模式，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分别指出了托宾理论的局限性，并[1]开创性地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支持采用利率自由化的政策主张，认为发展中国家正确的金融改革途径应是放松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形成均衡的市场利率，从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他们指出，金融与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两个领域，金融体制和经济是一种相互制约互相发展的关系，当政府过分干预金融时会造成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即金融抑制；当政府放弃过分管制，允许市场机制自由运行，即金融深化，则能实现金融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在国内，白钦先（1997）首先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其理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提出金融资源是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强调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关联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孔祥毅（2001）提出了金融协调论，指出只有协调的金融运行才有金融经济发展的高效率，才有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该理论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黄金老（2001）在白钦先的基础上对金融脆弱性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区分了广义脆弱性和狭义脆弱性，并讨论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关系。毛一文（2002）提出中国金融脆弱性监测指标体系设计，认为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将会促进金融效率的研究。
林毅夫（2006）指出，评价一国在一定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是否有效的标准，不是该国金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系之间的差距，而是该金融结构是否与本国现阶段的实体经济结构相适应；不存在适应于所有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即每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都需要有各自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因此，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需要用不同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来适应。
在文献综述方面，杨德汉、梁艳（2005）总结了近年来国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观点，内容包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结构主义和金融抑制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何风隽（2005）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及实证研究方法的争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述。张旭军（2007）从理论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等五个方面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成果。
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理论
农村金融作为整体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以上金融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影响。概括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即农业融资理论（或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别对应金融抑制论（J.G.Gurley and E.S.Shaw，1960；H.T.Patrick，1966；R.w.Goldsmith，1969）、金融深化论（R.I.McKinnon，1973；E.S.Shaw，1973）和金融约束论（J.E.Stiglitz，1981，R.G.King and R.Levine，1993）。（一）农业融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之前，农村融资理论在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其认为，由于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慢性资金不足问题，而且由于农村的产业特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必须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的分配。但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的研究（1986）表明：农村信贷补贴损害了金融市场的生存能力，也导致金融市场的政治化以及信贷资金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从而使信贷机构活力衰退。（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论或农村金融系统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重视市场机制的发挥，认为农村居民和贫困阶层有储蓄能力，没有必要从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该理论主张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动员储蓄是关键。农村金融市场论是在对农业信贷补贴论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其主要理论前提与农业信贷补贴论完全相反：（1）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对各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的研究表明，只要提供存款的机会，即使贫困地区的小农户也可以储蓄相当大数量的存款，故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2）低息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3）放贷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是导致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4）由于农村资金拥有较多的机会成本，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当然的。
农村金融市场论主张依赖市场机制，极力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该理论认为，利息补贴应对补贴性信贷活动的一系列缺陷负责，而利率自由化可以使农村金融中介机构补偿其经营成本。这样就可以要求它们像金融实体那样运行，获得适当的利润回报；利率自由化也可以鼓励金融中介机构有效地动员农村储蓄，这将使它们更加不依赖于外部的资金来源，同时使它们有责任去管理好自己的资金。
农村金融市场论虽然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的功效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例如，通过利率自由化能否使小农户充分地得到正式金融市场的贷款，仍然是一个问题。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1984）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因机制僵化、数量不足以及营运成本与风险难以控制等原因，以农民为主要[2]客户的信贷展业困难重重。（三）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逐渐取代了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以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为首的对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基础。
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贷款一方对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为了补救市场的失效部分，有必要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强调，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对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是相当重要的。Ghatk（2000）、Laffont和N.Guessan（2000）等的研究表明，小组贷款能够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Ghatak（1999，2000）、Ghatak和Guin-nane（1999）、Tsaael（1999）等的分析模型解释了，在小组贷款下，同样类型的借款者聚集到一起，可以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Besley和Stepthen（1995）、Stiglitz（1990）的研究表明，尽管在正规金融的信贷中，银行由于无法完全控制借款者行为而面临着道德风险问题，但是，在小组贷款下，同一个小组中的同伴相互监督可以约束个人从事风险性大的项目，从而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也为新模式的小额信贷提供了理论基础。新模式的小额信贷强调如何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高交易成本问题，而旧模式的小额信贷强调如何通过便宜的资金帮助穷人。旧模式的小额信贷基本上是信贷补贴论的翻版，由于忽略机构的可持续性而难以为继。
三、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
自戈德史密斯1969年提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命题以来，有大量国内外经济学者先后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但结论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就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
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为背景，国内外关于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主要可分为三种结论：即因果不明论（戈德史密斯，1969；Levine and Zervos，1998；King and Levine，1993；谈儒勇，1999；李广众和陈平，2002）、单向因果论（Raj Gupta，1984；Jung，1986；Murende and Eng，1994；Odedokun，1996；Rousseau and Wachtel，1998，曹啸和吴军，2002；米建国和李建伟，2002；战明华，2003；丁晓松，2005）和双向因果论（Demetriades and Hussein，1996；Norman Loayza and Romain Ranciere，2002；陈军和王亚杰，2002；王志强和孙刚，2003；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等）。
最近10多年来，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也在逐渐地完善和丰富起来。徐笑波、邓英淘等（1994）最早计算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标，该指标（FIR）在数值上等于“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两者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分析了农村信贷资金与农村国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关系。张元红（1999）采用“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计算金融相关率。此类计算方法存在着系统性误差，因为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业务领域已不再局限于农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标要大于实际农村金融资产。
张兵、朱建华和贾红岗（2002）最早系统地研究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用“农村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之和修正农村金融资产数据；同时以“农业GDP”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其结论表明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进程比全国城乡总体进程落后10余年。
邓莉和冉光和（2005，2006）以重庆市为例说明，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农村贷款在整体上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并提出要建立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机制、资金供求均衡机制、货币传导机制和金融创新机制。
王丹和张懿（2006）以安徽省为例，应用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因果上，农村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增长。
李喜梅（2007）运用分形方法定量考察了各类地区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各类农村地区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也存在共同的规律。第一，农村贷款的增加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但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对发达地区农村影响更大；第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对农村人均收入影响不大，这可能是由于投入过少所致。
谢彦明（2008）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云南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云南农村金融发展在短期内（滞后期1年）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长期内（滞后期3年）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滞后期2年或4年则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说明云南存在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失衡、金融抑制、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刘洁（2008）经过研究认为反映金融发展的各个相关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顿雁峰（2010）以内生经济理论为依据，以帕加诺模型为基础，修正了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实证分析了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得出河南省农村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的结论。
史焕平和付优生（2010）采用平稳性、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江西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金融和经济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是金融深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
吕晨钟（2010）以四川省为例，建立农村金融规模指标、农村金融支农程度指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金融与经济的关联程度进行了效用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林牧渔业和乡镇企业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传统农业总产值的影响突出；农业贷款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特别是对传统农业总产值的贡献很大，农业发展成为农民纯收入增长的直接原因；乡镇企业贷款与农民纯收入增长关联度最差。
吴言林和陈崇（2010）针对江苏省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应用投入产出函数模型及三种指标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金融深化率提高意味着经济增长效率的增加，而当货币化程度偏离实体需求或两者不相适应时将损害经济发展的结论，接着其从政策层面提出江苏乃至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于建立适度的、有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育。刘纯兵和桑铁柱（2010）在关于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户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如果进一步加快农村金融的深化力度，就可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平滑收入波动进而带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显然，由于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系统性差异，以及所选取的方法论差异，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即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地区金融深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出应时性与应地性差异，而正是这种相对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关于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变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是，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自麦金农和肖开辟金融深化这个新的领域以来，有更多的经济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其进行不断的补充、修正和发展。但国内外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从一国或一省整体经济情况出发，并没有考虑或计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重要差异。结果在讨论农村经济金融问题时实际上把城市经济放在一起分析。为此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消除这一缺陷。此外，大量乡镇企业或民营中小企业已构成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部分（在江浙一带甚至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农村金融压制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对传统农业的影响。因此分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强调中小企业的信贷问题（参见本节[阅读延伸1-1]）。
[阅读延伸1-1]
王小霞、林春霞：融资成中小企业最大难关，民间借贷或雪上加霜……“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资金问题是最致命的。”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浙江几十位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很差钱”是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
民间借贷或将使企业雪上加霜。记者在浙江实地调查采访发现，银行资金紧缺，贷款利率升高和实际贷款成本的增加，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路飙升。融资无门转而寻求民间借贷，这可能会让中小企业雪上加霜。
黄玉强告诉记者，当前，正常的民间借贷利率在18%以上，普遍短期借贷在60%～72%，最高的已达到200%。
民间借贷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少量短期借款，主要解决周转性资金，到期银行贷款或其他资金补进来后，企业还能正常运行；另一种则是较长期借款（三个月、半年），且量相对要大一些，到期若其他资金补不进来或补进来的资金不够，企业就则只能继续向民间借贷，到最后越贷越多、越滚越大、资不抵债撑不住的时候，倒闭是避免不了的后果。
陈存东说，在温州，这两年有些企业因此而破产倒闭，其中包括不少当地知名的大企业。
法。”黄玉强说，一旦借了，企业经营风险随之也就更大了。
据记者采访了解，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上海、江苏等地的民间借贷利率也在不断上升。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在给本报记者的邮件中表示，2010年12月、2011年1月、2月、3月、4月，温州市民间借贷市场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24.81%、24.43%、24.60%。
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民间借贷“险”，即使面对如此紧张的融资环境，江浙一带不少中小企业还在苦苦支撑。“银根有紧有松，一旦银根适度放松，就有机会博得新机遇。”温州银监局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熬过去一切就都好了，温州企业普遍有这种韧劲。
只是，什么时候才能熬过去，市场究竟何时才能回调，很多企业都说看不清楚……（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06月16日）
[1]
金融深化论也即一般所谓的金融创新。因此本书把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概念作等同处理。
[2]
对于农村金融市场论，农村金融改革是十分重要的：（1）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储蓄动员是关键；（2）为实现储蓄动员、平衡资金供求，利率必须由市场决定（实际存款利率不能为负数）；（3）农村金融成功与否，应根据金融机构的成果（资金中介额）与经营的自立性和持续性来判断；（4）没有必要实行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目标贷款制度；（5）非正规金融具有合理性，不应无理取消。应当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结合起来建设。
第三节 金融深化中的经济发展：实证检验
一、基于全国时间序列的分析
本节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两个问题：农村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农村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何种因果联系。（一）基本步骤
1.时间序列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在经典计量建模中通常假定数据是平稳的，来保证t、F拟合度检验的可靠性。但宏观经济变量，尤其是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传统的回归分析往往会出现“伪回归”的问题。由于本节使用的数据（如全国农村GDP与存贷款）均为时间序列数据，通常随着时间而增长，即随机过程的特征随时间而变化，高拟合度和显著性可能不是由于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导致，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伪回归”的出现。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主要方式，其包含许多方式，较为广泛的是DF检验和ADF检验，本节采用ADF检验方法。
ADF检验的输出结果为检验滞后变量系数r估计值的显著性t统计量和相应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若检验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是非平稳的；若检验的t统计量小于临界值，则可以拒绝序列包含单位根的原假设，从而接受备择假设，认为序列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
协整是指多个非平稳经济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如果多个非平稳变量具有协整性，则这些变量可以合成一个平稳序列。这个平稳序列可以用来描述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当且仅当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具有协整性时，由这些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才有意义。所以协整性检验也是区别真回归与伪回归的有效方法。
3.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一种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表示的是时间序列之间的领先与滞后关系，只是时间上的因果关系，重在确认影响的方向，而非完全的因果关系。
其基本思想是：若X的变化引起了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在Y的变化之前，即如果认为序列X是Y的格兰杰原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其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其原因在于如果X、Y同时均有助于预测对方，则可能存在某些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X和Y的变化。（二）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根据上文对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农村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采用3个指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即农村金融规模指标、农村金融市场结构指标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1.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衡量
衡量农村金融深化程度最普遍的方法是采用金融相关率和货币化率两个指标。农村金融相关率由农村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表示，货币化率通常由广义货币流通量M2占农村GDP的比重表示。但两个指标在数据获取上均受到我国农村不发达金融市场的制约。此外，由于GDP以及M2指标过于宏观，且货币的流动性很强，以M2作为对区域金融（如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欠妥（比如在受到金融压制的时候某地M2越大并不保障当地能获得贷款越多）。
农村GDP等于全国GDP乘以农村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全国GDP数据直接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农村GDP占全国GDP的比重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
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被认为是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指标，本节采用农村贷款余额占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用RA表示）作为衡量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即RA=RL/RGDP（其中：RL表示农村贷款余额；RGDP表示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和农业贷款余额之和。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数据均直接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2.农村金融结构的衡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发展迅速，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节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RB来作为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即RB=RLC/RL（其中RLC代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RL同上）。
3.农村金融深化效率衡量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可以定义为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本章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即RL/RD，记为RC。农村存款余额为农业存款余额与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之和，农业存款余额直接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农户储蓄存款余额直接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2010》。
4.农村经济发展指标
农村经济发展指标用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记为lnRGDP。以上相关全国总量数据时间序列跨度为1978—2009年。
实证分析的基本模型采用如下形式：
lnRGDP=αRA+βRB+γRC+ε（1-4）（三）分析过程与结论
1.平稳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7所示，lnRGDP、RA、RB、RC序列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数列。注：D（RGDP）表示lnRGDP的一阶差分，其余类推。
2.协整分析
通过ADF检验证明lnRGDP、RA、RB、RC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表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深化规模、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深化效率指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设农村经济增长率为g，则g=D（RGDP）=lnRGDP t-lnRGDP t-1，则可建立如下协整方程
注：括号中的为t检验值，模型的R方为0.218。
从式（1-5）可以看到g与RA呈负相关关系，与RB、RC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模型（1-5）表明，就全国汇总的农村经济与金融指标的时间序列的相关性看，我国农村金融深化并没有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因为RA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中国农村存在长期性的金融抑制，统计上表现为金融深化进度持续落后于经济增长（需要）。与此同时，农村金融结构RB与农村金融效率RC的回归系数项均为正，它们表明农村中小企业（或乡镇企业）得到贷款越多以及农村存款中就地转化为服务“三农”的贷款比例越高，对社区农村经济具有越显著的推动作用。
3.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表1-8可知，在最优滞后期（滞后一期）内，农村金融深化规模指标RA在显著性5%的水平下表现为农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lnRGDP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指标均不是农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也不是三个金融指标的格兰杰原因。
4.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ADF检验，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而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变量为一阶单整。（2）协整回归方程不仅表明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解释了金融指标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其中金融深化规模和金融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规模的影响程度最大；金融效率不利于经济发展，程度不明显。（3）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看出，只有金融规模是农村经济的原因，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同时经济发展不是金融深化的格兰杰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要大力改变农村金融压抑状态，就应发挥农村金融应有的经济推动作用，积极动员金融资源为农村当地建设服务，努力提升农村存款的社区性贷款转化程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规模，尤其是提高农村二三产业贷款（含农户与乡镇企业贷款）的效率，解决农村资金紧张、贷款难等老问题。[1]
二、基于浙江县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前人关于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的实证研究多是从国家层面的宏观角度出发，以省级层面的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模型，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显著的差异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而一些以省份为研究对象的分析也只是将样本数据停留在大中城市（地级市）层面上，二元结构中城乡差异因受到城市经济的“中和”而失真。基于此，本节在数据的搜集和选择上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我们以浙江省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建立模型，研究农村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期揭示更切合县域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实际状况的金融格局，获得更具针对性与操作性的政策依据。
伴随着改革开放，浙江的区域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成长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如在2010年公布的全国百强县中，浙江省[2]列席27个，其中浙商资本（民营资本）和草根金融功不可没。浙江的区域性金融发展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经济增长大大超前于金融体制改革。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沉淀了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中小企业和项目急需融资，而正规金融体系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供需难以平衡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与正规金融并驾齐驱共同支撑起浙江经济的成长。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节通过利用2000—2009年10年间浙江省7个地级市下辖33个县的有关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经济与金融关系进行检验。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后，本节建立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发现浙江省农村地区的金融深化能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格兰杰因果检验也表明，样本中各县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格兰杰关系。据此作者进一步提出，要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借助民营实业资本来推进区域金融深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当前积极鼓励浙商投资进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是普通浙商谋求产业转型、实现民营资本的金融突破和草根金融合规合法化经营的正确选择。（一）基本模型
本节在前文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构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如下：
Gi t=α+βX i t+γY i t+λZi t+ηCi t+εi t（1-6）
其中：G表示历年的县级农业产值环比增长率；X表示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之和占农业产值的比率（考虑到浙江农村地区金融支农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县级以下农户贷款和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贷款的力度上，我们以X作为金融深化的唯一衡量指标）；Y表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比；Z表示农业贷款数与乡镇企业贷款数之和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率；C表示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之和的环比增长率；α为常数项；β、γ、λ、η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项；i表示不同的县；t表示时间。
本节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出版的2001—2010年10年间的浙江各大地市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模型中所指的农业产值是源于统计年鉴所指的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总产值之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均是从各大地市统计年鉴中剔除地级市后直接摘录的县域数据。鉴于统计资料的可获得性，研究中所摘录的是包括杭州、绍兴、嘉兴、金华、舟山、湖州、台州7个大市下辖33县及县级市自2001—2010年间的统计数据，并以地区和时间为维度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Eviews 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二）计量检验与讨论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随着利用多个主体的宏观经济变量所构建的面板数据广泛应用于研究购买力评价、经济增长收敛和国际R＆D支出的溢出效应等问题，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重点从微观面板（较大的N，较小的T）的研究转向宏观面板（较大的N和T）的研究。最早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是Bhargava等人（1982）。他们利用修正的DW统计量提出了一种可以检验固定效应动态模型的残差是否为随机游走的方法。在对宏观面板的研究中，Abuaf和Jorion（1990）提出了基于SUR回归模型，采用GLS估计方法的面板单位根检验，随后Levin和Lin（1992），Im、Pesaran和Shin（1995）以及Chang（2000、2004）等都相继提出了各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通过蒙特卡罗模拟试验发现，与单变量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相比较，各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单位根检验的功效。
本节重点关注浙江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深化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较为宏观的面板中，数据的平稳性是建模的基础。在Eviews 6.0中，首先对4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做面板数据的同阶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9所示。
通过表1-9可以发现，LLC、Breitung、ADF、PP统计量都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也就是说面板数据不存在单位根，平稳性很强，因此在面板数据平稳性的基础上展开模型的构建是具有可行性的。
2.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1）面板数据模型的分类
设i=1，2……，N，表示N个个体；t=1，2……，T，表示已知的T个时点；y表示被解释变量对个体i在t的观测值；x是第k个非随机解释变量对个体i在t时的观测值；β是待估参数；μ是随机误差项。鉴于对模型存在许多限制性假设，面板数据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的类型：
混合回归模型
若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截面上看，不同个体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则为混合回归模型。该模型假设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与个体无关，估计模型为
固定效应模型
若对于不同的截面或时间序列，只是模型的截距项不同，而模型的斜率系数相同，则为固定效应模型。以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例，其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只有截距项不同，估计模型为
随机效应模型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随着个体和时间变化，则为随机效应模型。该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可分为截面随机误差分量、时间随机误差分量和个体随机误差分量三部分，估计模型为（2）估计模型选择
本书选择估计模型的具体步骤为：[3]
第一步，利用F检验估计固定效应模型的适宜性。[4]
第二步，进行Hausman检验选择具体估计模型。若第一步排除了混合估计（pooled OLS），则本步要在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中选优，判断哪个模型更有效。
在模型的确定过程中，首先通过在Eviews 6运行混合回归，得到受约束回归的残差平方和RRSS=7.967756，无约束的模型回归残差平方和URSS=5.920563，N=33，T=9，K=4，则F=2.809436，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高于F（32，26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拒绝零假设，认为建立混合估计模型是不合适的。
为了进一步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优劣进行比较和选择，本文分别对截面随机效应和时间序列随机效应进行了Hauseman检验，检验结果显著拒绝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的零假设（见表1-10），因而应当建立的是变截距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通过以上检验，本节运行变截距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见表1-11）。（3）估计结果分析
表1-11中变截距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模型结果显著地表明：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越高，越能促进农业产值的增长，也就是说浙江省农村地区的金融深化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从金融效率指标中可以看出，县级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比与农业产值增长率呈现了负相关关系，说明在既定数量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下，社区存款被转移越多，当地贷款越少，对农业产值增长率的负向影响越大，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抑制程度越高。金融结构性指标呈现出了与预期一致的结果，即在县级金融机构贷款数既定的情况下，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数越多，越能促进农业产值增长率的提高，在其他要素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促进农业产值增长率提高0.58个百分点。乡镇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的增长也能有效地提高农业产值增长率。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变量做格兰杰因果检验，以深入挖掘农村地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分别对滞后期为1期和2期的匹配样本农业产值增长率和农业贷款与乡镇企业贷款占农业产值之比做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有一些县显著地表现出了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不管是单向因果还是双向因果；有一些县在1阶滞后中就表现得非常显著，而在2阶滞后中检验结果显著的县数量在明显增加，这表明在一些县中，当年的金融深化深度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引导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而有一些县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滞后。因此，本书的研究认为，在这个面板样本中，如果时间的跨度足够长，大部分的县是可以通过N期滞后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换言之，在浙江省的县级样本中，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是显著存在着的。（三）启示
从目前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看，因金融制度改革滞后而产生的金融压制的负面效应已十分显著。区域民营货币资本的大量“过剩”与区域大量农户与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现象同时存在。具有浙江特色的大量民间资本在突围过程中如果得不到合理的疏导而无法阳光化生存，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使其作为市场“热钱”四处投机，助长地下金融与灰色金融活动。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现实的对策之一。
有鉴于此，深化区域金融、及时引导浙商资本投资正规金融进而回归进入实体经济业已成为大势所趋。引导浙商资本更多地投身于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进而向其他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提供广泛、便利和高效的融资服务，能够同时解决资金民间供给剩余与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通过对金融体制和制度的创新，丰富地区金融市场的层次，实现金融市场功能的多样化，对改善浙江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推进浙江城市化和借助市场化金融机制解决区域性“三农”问题，都将产生深远与积极的影响作用。
我们一直在寻找深化农村金融的突破口。就浙江而言，我们认为基于民营资本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的草根金融正规化建设是最为适当的深化农村金融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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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面板分析具有一些比直接以混合OLS估计更好的优点（Hsiao，1995）。其可以同时考量横断面与时间序列资料的特性，有助于改进模型的估计效率，也能增加估计样本的自由度，并可以降低因遗漏变量（omitted variable）可能带来的模型设定问题（Greene，2000）。
[2]
2010年公布的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中，浙江省入围的有（按照排名先后）：慈溪、绍兴、余姚、义乌、诸暨、温岭、乐清、瑞安、海宁、桐乡、富阳、上虞、平湖、东阳、临海、嘉善、长兴、海盐、宁海、永康、玉环、象山、临安、德清、嵊州、奉化、苍南。这种较为均匀的分布状态为研究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样本。
[3]
[4]
Hausman检验方程为：H=χ2[K]=[b-β]′∑-1[b-β]，∑=var[b-β]，方程中b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β是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H为一定自由度的Chi-squared分布，如果若H＞临界值，那么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就应该接受随机效应模型。
第二章 路径依赖与资本突围
本章将探讨因路径依赖所造成的长期金融抑制中的浙江省民营资本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重点分析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意义、时机与方向。在这里，浙商资本的金融突围是指浙商实业资本打破传统金融压制与体制束缚，直接投资金融（银行）产业，实现基于民营经济的草根金融的正规化转型与改造。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摆脱（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依赖，依靠民营资本来实现金融深化；二是促进民营经济本身的产业结构升级（依靠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带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一节 金融深化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指技术演进与制度变迁中的某种惯性现象，即事物当前与未来的演变轨迹受制或依赖于过去所选择的路径（在这里，构成路径的可以是一种技术标准、一种系统结构、一套行动方案、一组行为准则、甚至某种思维习惯，而无论它们属于“好的”还是“坏的”）。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和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ffect）等因素是导致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性的一般机制。“路径依赖”最早被阿瑟（1989）用来描述技术变迁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阿瑟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利用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和技术跟随产生的协调效应，从而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人们也就相信它会更流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诺斯（1990）把阿瑟提出的技术变迁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力，证明制度变迁同样具有[1]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通道，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结果在痛苦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甚至被[2]“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除非依靠政府或其他强大的外力推动，要想脱身而出就变得十分困难。
但不管是优化还是锁定，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量。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尽管新的选择可能更富效率。
就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演化而言，长期形成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利益结构是其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根本原因。在对农村金融的控制和管理过程中，已形成了与现行农村金融制度相联系的若干利益主体，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控股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内部人员等。在国进民退和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下，国家只要控制了农村金融，也就容易实现宏观调控以及实现对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如动员农村储蓄为城市工业化积累和配置信贷资金），从而便于实现国家意志；地方政府控制农村金融的利益就更为直接，以至于不少乡镇政府把农村信用社作为第二财政进行强力支配（见表2-1）。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调查统计司（表2-2、图2-1出处同此）。
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导和合作金融的直接代理人，在政府干预、产权模糊、职责不清和社区性垄断下，内部人员控制与道德风险问题长期难以克服，结果使其真正的利益主体农民长期遭受金融抑制与利益损失。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大、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因为商业利益而轻视作为农村金融供应者的责任，与农信社一起作为农村资金抽水机而逆向导流农村资金。正是因为几十年来已有金融供给者之间的“共谋”，农村金融制度缺陷暴露无遗，并形成我国农村金融长期受压抑和“三农”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格局（见表2-1、表2-2和图2-1）。图2-1 农村信用社改革以来存贷差不断扩大情况
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路径依赖既可能由技术上的原因引起，也可能由制度上的原因引起，还可能是由参与人主观认知上的原因造成。初始状态、递增报酬、突发小事件、转换成本、有限理性、多重均衡、利益集团政治和知识累积等是认识和分析路径依赖的重要工具。运用路径依赖理论研究我国的农村金融变革，应把重点放在“路径偏离”和“路径突破”上。一方面要立足摆脱原有的改革套路（即克服路径依赖，实现路径偏离），比较制度创新的成本和收益，从中选取性价比最佳的创新路径；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创造和设计走上最佳创新路径的突破口或起点。
路径依赖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深化的艰巨性。作为一项金融制度变革农村金融改革始终阻力重重。历史惯性与包袱正在使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与技术的双重抑制得以延续——基于官民经济割裂和城乡经济割裂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传统农村金融体制框架已积[3]重难返，变革进展奇慢，效率极低。例如，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多年来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农村信用社财务状况的改善，而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机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改进，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行政干预并没有弱化，反而呈现出强化控制的苗头。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信用社“内部人控制”与“外部人干预”同时具备并相互交织。关于某些失败的信用社的治理问题，张化桥描述的这个故事很有典型性（参见[阅读延伸2-1]）。
[阅读延伸2-1]
张化桥：“农村信用社的悲剧和出路”
最近，某广东财团意欲收购一家把底都烂穿了的农村信用社的县联社（县级市）的控股权。该联社在中部某地区，管辖25个乡镇信用社，虽然存款高达56亿元，但资不抵债相差9亿元。本人有幸被财团聘为高级顾问，参与谈判。下面是一段不愉快的对话。
联社理事长：张总啊，虽然我们亏空9亿元，但是在未来，我们县的经济增长率会很高，我们信用社的业绩也会大大改善的。
张：是吗？你们未来的增长率会比过去30年还高吗？过去30年里，那么高的增长率你们都把信用社搞垮了，我怎样才能相信在经济放慢时你们信用社的业绩会改善呢？
联社理事长：那些亏空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你要向前看。
张：我们入股45%很有诚意，但是，我们要控制管理权，要当法人代表，要改革，否则免谈。
联社理事长（倒吸了一口冷气）：张总啊！那就没法谈了。我们要留住团队和人才，不能出乱子。还有啊，你们把当地的金融市场搞乱了，谁负责呢？你们把存款卷走了，谁负责呢？
是为了来惹麻烦，我们有精神病吗？你们把信用社搞垮了，有谁付了任何责任吗？
联社理事长：你真是太不懂中国国情啦！你不应该在中国生活。
张：我不懂中国国情？80年代，我在人民银行总行当科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GDP与GNP的区别呢！当然，你今天可能还是不知道，虽然你扛着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另外，我在哪里住，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资料来源：http：//zhanghuaqiao.blog.sohu.com/178876917.html）
如图2-2所示，中国涉农金融从体制上看可以大致分为体制内金融（正规金融如信用社与其他各类银行等）、体制外金融（不受法律[4]保护的非正规金融，如高利贷、地下资金互助会等民间融资）和居于两者之间的体制间金融（通常被称为金融试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性金融，其基本特点是建立有公开的组织形式并获得权威部门的展业许可，但间或打政策擦边球从事灰色的金融交易。随着草根经济的发展，金融试点对农村经济资金融通作用日益显现）。在这里，体制间金融包含了尚未定论的一切金融改革试验（试点）机构及其活动，它们的生存空间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国传统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开发从来没把处于阴影状态的中间体金融认真当回事——对投资主体与资本源头（要素）的控制以及金融业务终端（市场）的限制始终没有让它们获得可持续成长所必需的独立根基与自由发挥空间——虽然它们对“三农”金融供给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潜力（图2-2中指向右方箭头越粗代表对农村金融服务作用越大）。也就是说，直到最近我们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依然局限于在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与农村发展银行等大小官方、半官方金融机构体制内的组织与职能之间来回折腾，路径依赖特征明显。图2-2 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体制分布结构图图中两支上下虚线双箭头表示金融体系中各制度间的业务渗透关系。三支右向箭头表示其对农户和农村地区中小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输送——箭头越粗表示实际服务内容与范围越广、贡献越多。
造成金融改革体制内折腾这一路径依赖（或阻遏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根源有三：一是风险问题；二是民营企业投资银行的动机不纯；三是思想禁锢。首先是风险问题。民营银行财力单薄，资信不足，一有风吹草动，就易于引发挤兑进而导致金融危机。而危机的最终负担将通过“银行不倒”的政府隐形担保转嫁给国家（政府）。这里的潜台词便是：大量兴办中小民营银行将使政府无力承担额外的风险。然而必须看到，这种隐性保险制度本身存在若干重大弊病：（1）银行普惠制式的政府救助只能使问题延后而不能真正使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2）用政府资金补助金融机构将大幅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进而引发严重不满；（3）无形中强化存款人、经营者和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为了消除这些弊病，必须建立正规的存款保险制度，特别是小额存款保险制度。至于存款保险是否也会引发某些银行和储户的道德风险，根据各国经验，这是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与技术安排来加以控制的。
造成金融改革体制内循环路径依赖（或阻遏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第二个根源是一些民营企业投资银行的动机不纯，意图通过关联贷款或其他形式占用银行的资金，如股东假手自身参股银行套取资金。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这类问题也是完全能够通过制度设计和谨慎监管加以防范的。最后一个是思想禁锢，认为银行是国民经济命脉，只有国家控制才能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这一认识至今还颇流行，并成为金融改革体制内循环路径依赖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但这也仅仅是计划经济思想在作祟。市场化进展到今天，再抱着大小银行统统都是经济命脉的主张不免有点过时。
J. A.鲍曼（1987）早就指出，大量研究表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正式的金融机构没能有效地为农民大众服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三农”领域与农民主体并没有直接得到多大实惠。要么服务空白，要么在利润驱动下，将大量农村资金转移到城市或农村非农产业，现行农村金融体系极大地削弱了“三农”组织利用金融资源的能力与效率，阻遏了“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当前，中小企业与农民贷款难的矛盾日趋显现，农村地下金融交易日趋活跃，高利贷或类似高利贷的组织活动猖獗，严重侵蚀“三农”利益并扰乱了农村正常金融秩序（参见[阅读延伸2-2]）。因此，农村、农业与农民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需求，他们呼吁农村能有新的能提供切身服务的金融组织者的诞生与成长。此外，经过30多年农村经济的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草根经济或民营经济日益壮大，农村货币与资本市场雏形已就。这一变化了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强化制度创新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制度创新的可行性（成功性）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传统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7亿以上的人口仍为农村居民，因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而“三农”问题则是挡在中国农村现代化门前的拦路虎。创新发展农村金融已经成为消除“三农”问题的关键抓手。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农村生产要素（含资金在内）的动员机制与效率必须改进，农村金融体制必须改革。
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改革30多年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在可以预料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我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制度创新都始于农村，得益于农民的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既在农村，又能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改革的原动力十分强大。
随着浙江新农村建设、城镇一体化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农民、农村面临着消费升级换代、住房信贷、个人理财等大量金融服务新需求。只有通过区域农村金融的不断深化，才能有效培养和释放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供给效能，满足浙江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城市化顺利推进的资金流通需求。
所以，浙江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正逢其时。但如何有效打破浙江农村金融创新的路径依赖？答案在于大力发展体制间金融试验（试点），真正着手金融投资的主体创新与金融服务的机制创新——鼓励民营实业家与民间资本大规模投资金融产业，有序开放区域性农村金融市场。就此而言，浙商资本的金融突围将可能成为有效摆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标志性战役。
在此，我们的推论是：大力发展农村中小银行与农村零售金融服务是农村金融改革成本最小（阻力最小、风险最小）而见效最快的正确选择，而民营资本投资村镇银行和控股小额贷款公司则是实现农村金融改革路径偏离的有效突破口。
[阅读延伸2-2]
金少策：钱荒中的“等贷族”
2011年端午节刚过，浙江瑞安一家企业的老板徐成就开始谋划转让企业。徐成拥有一家电器生产企业，在汽车配件行业已达20余年。今年3月份，企业的300万元贷款到期，银行拒绝续贷。他不得已向民间借贷，但高额的民间借贷利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企业仅靠现在的赢利水平难以支撑，唯一的出路就是卖掉企业。”徐成甚至不想再经营企业，“除了厂房，企业可以整体转让。”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1—3月温州新增贷款投放总额为238.28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投放量的66.5%。与此相呼应，民间借贷的利率水涨船高。
企业“等贷族”
一份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显示，2001年一季度当地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和融资成本提高的考验，规模以上企业中近一半感觉资金面吃紧，微小企业状况则更严峻。
在温州企业界流行两个字——“等贷”，即等待贷款。随着央行频频动用货币工具收紧流动性，中小企业面临的“钱荒”压力也日益凸显。
自2010年10月我国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以来，央行已连续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调至21%的历史高位。“商业银行对企业信贷要求比以往更严苛，企业融资成本和难度同步提高。”位于浙江永嘉黄田镇的铸诚不锈钢是一家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的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告诉《浙商》记者，企业贷款申请已递上了3个多月，仍然没能获批。
这位负责人还告诉《浙商》记者，即使能获得贷款也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只能用于填补流动资金的缺口，而无法投入到更新设备和扩大生产规模上。
然而，能贷到款的企业也有说不出的苦。“上个月，公司400多万元的贷款到期，银行答应了继续给我放贷，但利息却升至1分多。”在台州临海，一位苏姓企业家对《浙商》记者诉苦，这位企业家最后放弃了银行贷款，转而向朋友拆借。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计算，除去金融行业，A股所有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由去年末的4685亿元下降到269亿元，环比下降94%，同比下降70%。“建行、工行、中行等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停止放贷，城市商业银行也已经全部停了。现在都是指标自我调配，即如果现在还有企业有贷款需求，只能从其他企业收回资金再放给这些企业。”在杭的一位银行工作人员说，“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银行信贷很少惠及中小企业；收紧的时候，则往往是中小企业最先被‘紧缩’。”
钱去了哪里
虽然目前流传着小企业“钱荒”的说法，但是银监会的数字却显示小企业没少贷款。2011年6月7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4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含票据）达到9.45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28.8%，较年初增长7.1%，比全部贷款增速高0.6个百分点。同时，小企业贷款较年初增加6225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522亿元。“都被贷款的综合成本摊掉了。”一位企业家这样分析说，银行惜贷，融资难度提高，融资成本相应也提高。银行为了通过加快贷款周转速度争取空间，倾向于将长期资金需求做成短期贷款，这将额外增加企业融资的综合成本。
随着央行连续加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水涨船高。由于贷款额度有限，为实现“以价补量”，一些银行开始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或成本。在一些地方，银行利率表面上是基准利率上浮30%，实际上，各家银行通过变相收取管理费、咨询费、“扣存放贷”等方式，使利率上升至月息1.2%左右，超过基准利率的1倍多。不仅贷款利息高，银行还增加了许多附加条件，如要求将贷款额的一半用于购买银行指定的金融理财产品，变相增加了贷款成本。总体来看，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较上年增加了三成以上。这使得中小企业就算能够贷款成功，其利息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出现融资难的企业大都是传统制造业，这些制造业企业由于受人民币升值加快以及产能过剩、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等因素影响，基本都承受不起高涨的融资成本。
……“现在不需要放松银根，而是要放松金融管制，让更多的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进入市场，为中小企业服务。”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现在的情况其实并不差钱，差的是机构和渠道。（资料出处http：//news.hexun.com/2011-06-29/131006262.html，2011-06-29）
[1]
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诺思认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如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等问题，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制度“锁定”可分为结构锁定、政治锁定与认知锁定。在制度变迁中，最大的障碍是认知锁定。
[3]
截至2010年末，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良率为4.09%，同比下降1.85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1.73%，农村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2.47%，农村合作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2.72%，农业发展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为2.97%，而作为主力的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不良率依然高达11.53%。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4]
所谓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其外延相当宽泛。因为这些民间金融行为往往是非法存在的，所以通常也称为“地下金融”。各种地下形式的民间金融种类繁多，若按其活动性质划分，它们又可以区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所谓灰色金融一般是指合理不合法但对社会有益的金融活动，如民间友情借贷、企业互相融资等。而黑色金融则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是对社会有害的金融活动，如非法集资进行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组织资金外逃及洗钱等。
第二节 浙商资本的金融突围：时机与方向
一、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时机
多年以来，我国逐步推进的金融业产权多元化、分散化改革，基本上没有摆脱以官方金融为主的框架思路与改革路径，结果金融业的演进步伐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当然特别是其中的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期间摆脱路径依赖的改革努力始终存在。
据中国银监会披露的数据，在中国内地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普通股中，民资占比已分别达20%及45%；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本的民资占比更是高达93%。特别地，截至2009年末，浙江11家城市商业银行民资在总股本中的占比已达73.27%，其中有2家占比已达100%（分别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另外一家（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民资占比也达95%。从政策上看，民资入股银行已不存在政策障碍：银监会已对外宣称将大力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改制及公司治理机制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我国银行业有不得参股实业的政策规定，加上金融改革滞后、金融投资相对薄弱，而工业资本相对成熟，无论国有还是民营实业企业都有不少资本积累雄厚者。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动者不是金融资本，而是产业资本。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产融结合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做大做强的一条捷径。此外，“大而不倒”及金融企业可以获得政府隐形担保也是助长实业资本分投金融（银行）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就目前的民营资本金融投资的普遍性、投资规模与深度而言，还没有取得系统性突破。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型银行的民营投资热潮已经退去，受政策鼓励而四处开花的村镇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已然成为“后知后觉”的普通民营企业杀入金融业的首选，同时也几乎是唯一可选的投资对象。
2010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参见附录1）明确提出，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这让大量游走在草根金融活动中的民间资本，有机会名正言顺地进入金融特许领域（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出资给力。
但几乎与此同时，民间资本入股金融企业遭遇所谓的玻璃门事件[1]此起彼伏，“入股困难”成为常态。按照银监局的解释，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民资企业入股动机不正当（企图通过入股、控股银行机构套取信贷资金）、自身治理结构欠健全、主业不突出、信用状况不佳、不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等原因，导致其无法满足股东资质要求而未能入驻金融企业。
实际上，民营资本在金融领域面对的既不是玻璃门，也不是弹簧门，而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监管门”。按照现行监管模式，民营资本要进入金融领域，需要按部就班地层层申报、考核、比较、审批，结果规模瘦身、进程放缓。金融业关系到传统垄断行业的垄断利益和所谓的国民经济命脉。因此中国民营资本在金融业里还只能占据次要地位，发挥辅助作用，充当国有资本配角。与此同时，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支持力度不够，主要是因为管制过度，而不是所有制。而过度管制造成的低效率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民营化来解决。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最根本原因是原有制度的利益机制。只有当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偏离原有路径的制度变迁才会产生持续动力，制度创新才能真正发生。对中国而言，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已经使上至中央集体下到黎民百姓个人，对“三农”问题的危害性形成了少有的共识，从而对农民的需求、农民的利益以及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换句话说，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农村金融体制创新被赋予了极大的价值（被作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不可替代的手段），农村金融制度变革的边际收益大幅提升并在理论上超过改革的风险与边际成本。这从根本上规定了当前已着手展开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性质。间隔5年左右先后两次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也许意味着作为垄断产业的金融对民营资本终极开放的真正开始。
因此，鉴于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普及潜力和浙江民间资本入股的可获得性，从普惠制（共享制）意义上讲，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时机已经来临。
二、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基本方向
严格地讲，当前企业融资难问题实质上是民营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因此，结合“三农”问题，浙江当前融资难问题集中在“草根经济”群体，它们主要包括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这四类经济体。为这些经济弱势群体提供融资服务的主体被称为“草根金融”。
浙江不缺储蓄能力，也不缺放贷能力（含高利贷）与草根金融，[2]但缺少针对草根经济的正规金融组织的正规金融服务。这就是当前金融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的制度上的缺陷（刘克崮，2011）。
未来的金融创新应在正规金融或至少在体制间金融上有效弥补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供应空缺，重点满足生产性农户、个体工商户及众多中小和微型企业的融资服务需求。
有鉴于此，投资经营数量众多的阳光化、正规性“草根金融”机构是未来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基本选择。农村地区有待重点开发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邮储行、城商行、地区性股份行的分支机构，以及农商行、农合行和农信社；微型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其中，结合金融政策许可和资本（投资）主体比较优势，农村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应作为浙商投资的重点①和民营资本金融突围的基本方向（参见[阅读延伸2-3]）。
[阅读延伸2-3]
卢羽华：“温州民资嬗变”
从迪拜炒房大出血，到投资山西煤矿几乎全军覆没，温州老板发现自己的投资方式不那么有效了。先出台楼市新政卡紧温州资本最擅长的房地产投机，再推出新“非公经济36条”，国家在堵上温州资本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新的经济形势下，温州民间资本在迷茫的同时，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投资观念的转变、政策疏导的变化，则成为温州民间资本转型的内外动力。
……
在了解温州民间资本的转变以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其发展脉络。外界对于温州资本的认识，多始于2000年前后的“温州炒房团”。事实上，远在此之前，温州已经形成了一种半公开的金融体系：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温商，通过抵押典当或熟人担保的形式，以远高于银行的利息放贷，发展到后来，甚至出现了资金募集人、中间人、担保人等更细化的专业分工。只不过早期的温州资本更多地投入于当地的再生产，所以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这种金融体系的产生，最初是源自于实业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出现全民经商热潮，小工厂林立、对外贸易活跃。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曾经开过服装厂的叶文荣告诉记者，温州大部分产业依赖对外贸易，货款积压的情况非常普遍；加上服装等行业季节性比较明显，企业经常需要短期借贷维持正常经营。从国有银行贷款，一是手续严格获贷不易，二是审批时间较长，跟不上企业资金周转的需要，正是温州的民间借贷体系也就应运而生。从一开始的借贷、抵押、典当，到后来的担保、拆借，各种金融工具由浅至深在温州出现，大量资本聚集到钱庄、担保公司等半公开的金融机构，逐步脱离实业而单独运作，并由温州转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
相比广东、山西等其他民间资本富集地，温州民间资本的扩张倾向更为强烈，对高收益的偏好也更加明显。几乎所有行业领域都能见到温州资本的身影，尤其是煤矿投资这样高收益、同时也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曾参股山西煤矿投资的温岭人陈英明对记者说：“在温州，放贷的年收益至少有15%。如果放在外地，可能有很多老板就吃利息享福了，但我认识的温州老板里几乎没有人就此退休的。”由于只是小股东，煤矿投资的失利并未让陈英明伤筋动骨，他认为投资总是有赚有赔，换个项目赚回来就是了。“哪怕那些倾家荡产的煤老板，如果他们想继续做生意，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入股或者借钱给他们的。”陈英明说，“温州人不怕亏钱，就怕好吃懒做。”
温州炒房团也被视为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典型。追本溯源，温州炒房团的产生有内部、外部两个原因。从内部看，到2000年前后，温州的产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很多厂家的规模已经接近极限，服装、小家电等传统产业利润下降，很多沦落为微利产业，扩大再生产已经没有意义，而累积的资本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方向。”温州商务部门的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而从外部来看，其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刚刚进入快速上升通道，且对民间资本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温州资本随即快速向这一领域聚集。
温州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黄伟建向记者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实最早炒房的并不是温州人，温州人一贯是‘后发制人’。在房地产第一轮的上涨之后，在全国各地闯荡的温州人把这一信息带回温州，吸引了一部分资金随他们进入地产市场，获得了很高回报。喜欢抱团投资的温州人便纷纷转向房地产市场，聚集的资金如滚雪球般增长。”
正如黄伟建所言，这种抱团取暖的群体行为、谨慎的“后发”姿态，令温州人能聚集财力，在某一领域获得近乎垄断般的暴利，却也为他们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无论是迪拜的房产泡沫，还是山西的煤矿整改，温州人都不幸地接下了最后一棒。
……
陈英明很困惑。投资煤矿失败、楼市政策收紧、股市前景不明，他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一部分钱通过钱庄借出去，一部分买了些蓝筹股和创业板，还买了点黄金实物，大部分就躺在银行里。”陈英明说，“也有原来一起做煤矿的朋友拉我去新疆再做，但我目前是不敢了，等国家出台明确的政策再说。”
陈英明遇到的问题也是许多温州商人正在头疼的，归结起来就是：钱投向哪里？怎么投？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2010年5月下旬，温州市政府联合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共同主办了中国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指出了温州可以探索的三个方向：社区银行、股权投资基金和套期保值。套期保值主要涉及资本在已投资领域通过对冲降低风险，因而民间资本的发展新路可以着重于前两者。
对于社区银行的形式，温州民间资本并不陌生，温州的很多典当行、担保公司已经具备了社区银行的雏形，而自2008年起，国家允许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实现了社区银行在贷款一端的功能。在同一次会议上，温州市市长赵一德透露，到2009年为止，温州已经组建了14家小额贷款公司和两家城镇银行，发放贷款20多亿元，不良贷款率在0.01%以下，投资的收益率在10%以上。2010年5月底，浙江省出台《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提前半年按规定程序增资扩股，单户贷款额提高到100万元，对服务“三农”和小企业贡献突出、年度考核优秀的小额贷款公司实施税费返还补助等。
即使优惠政策逐步推进，温商仍觉不解渴。经营着担保公司、曾经有意向参与发起小额贷款公司的陈松权最后选择放弃，其最主要的理由是“小额贷款公司能做的业务我们都在做，真去申请牌照限制反而多一些”。包括陈松权在内，温州从事金融业务的商人最希望的是解除民营金融机构吸收储蓄的限制，尤其是允许其有自定高于普通商业银行利率的权限，实现社区银行的全功能化，从而将民间资本真正纳入金融体系，但这仍需要等到国家层面的政策突破。赵一德表示，大力推进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工作力度，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区银行等建设发展上能够有大的突破，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
……
温州市经济建设规划院院长王钢认为，温州本地正处在产业调整、升级的关口。一旦温州民间游资在一个合适的平台上集聚并接受政府的引导，则将更加规范、顺畅地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社会事业等领域，促进资本与企业、资本与项目、资本与传统产业提升、资本与企业重组兼并、资本与外部战略资本的紧密对接，从而加速温州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资料来源：深圳商报特派记者温州报道，2010年6月29日，有删节）
[1]
近几年，为了提高资本实力，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不少银行都在增资扩股。在获准增资入股的企业中，通常以国有大中型企业居多，民营和个体经济体较少。民营资本遭遇看不见但摸得着的各种障碍即所谓的玻璃门。担忧民企参股金融企业易致关联交易和风险失控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2]
浙江的民间资本究竟有多少？早在2002年，官方版（含统计局与人民银行）估算浙江省民间投资总量已达8000亿元左右。据此我们按16%年复合增长率估计，到2011年末浙江民间资本总计应至少在3.2万亿左右，按1/3为流动资金即热钱计，日夜寻求投资出路的浙江流动资本至少有1万亿左右。另据温州市信用担保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温州地区个人借贷的总体规模约为1000亿元左右，各种类型的地下钱庄数量约为1000～1500家。“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达6000亿元（赵一德，2011）。”一个温州的民间资本就有6000亿，加上宁波、绍兴、杭州等地，浙江民间资本究竟有多少？很多部门表示，民间的资本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是一个“不能确定的谜”。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数字。在银行信贷紧缩背景下，高息民间借贷供需两旺、大行其道，由此产生的监管问题也成为新的话题。就全国看，2011年2月，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中英非银行放贷人立法框架研讨会上披露，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这部分资金的流向，足以影响到央行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
第三节 浙商资本金融突围的意义
浙江民营资本借道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进军地方正规金融意义重大。浙商资本投资金融产业，不仅是解决农民或中小企业融资的权宜之计，而且事关区域经济未来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事关区域金融业的长期发展，事关草根阶层的财富增长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摆脱路径依赖与促进金融深化
摆脱路径依赖是实现区域金融深化的重要前提。浙江农村金融改革摆脱路径依赖的现实出路在于民营资本广泛参与并最终主导社区金融的产业化发展。2010年8月出台的《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研究》提出，浙江要着力打造有全国影响的“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这无疑为浙商资本发挥金融潜力指明了方向。从投资角度看，发展金融服务产业也是浙商民营资本的长期梦想和“掘金点”（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则是浙商民营资本挺进金融业的一个现存的主渠道。
从金融市场主体资本构成看，国有资本在金融领域一股独大及服务的垄断性局面长期存在。允许民间资本大规模投资金融领域，可在充实银行产业资本金的同时优化行业竞争结构，推动传统金融服务品种的升级与换代，促进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态度与服务质量的普遍提高，及时填补弱势社区的金融服务空白，有效推进农村地区金融普惠制的普及与深入。
二、促进民间投资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因为金融抑制，民间资本可选择的投资品种贫乏，民间金融资源的利用潜力也被严格压制。拓展民间资本投资金融领域，一方面可以使大量民间资金完成向正规资本（含正规金融资本）的转型，在增加投资收益的同时，发挥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集聚社会闲散财富为社区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民间资本降低投机活动强度，减少民间资本盲目游走于煤矿、楼市、股市以及消费品市场进行投机炒作。
浙江民间资本需要实施投资方式与结构的双重转型和升级，而金融业始终是浙江民间资本热衷投资的领域之一（参见[阅读延伸2-3和2-4]）。例如，早在2009年，温州全市已经有1194家民营企业参股各种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投资额为30.35亿元，占总股本的54.4%。温州的调查还显示，72.7%的企业打算未来两年内扩大金融股权投资。人行宁波中心支行公布，截至2010年底，宁波市18家法人金融机构中，民资参股率100%。
2008年7月，浙江省政府《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发布开启了浙商民营资本大规模投资和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的新纪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省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小额贷款公司就达134家，分布遍及11个市；小额贷款公司100%由民间资本出资设立。无论是赢利能力和还是资本规模，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浙商群体中的若干市场领跑者（包括新安股份、新湖中宝、三变科技、浙江富润等多家上市公司[1]——其中民企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都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投资入股。
一个产业在GDP当中的份额超过5%就可被认为是支柱产业。浙江省金融业2005年就超过了这个比重（截至2009年，浙江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已经达到8.4%），这意味着金融业已成为浙江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为继续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浙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金融产业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村镇金融服务业已成为浙江金融深化的关键。
三、强化宏观政策调控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资本如水面下的冰山，遁形于中央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的监控与鹰眼之外，政府因此无法准确把握全社会（含地区）资金供给总量和结构，给自身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增加了难度。2011年2月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中英非银行放贷人立法框架研讨会上披露，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这部分资金的流向，足以影响到央行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
例如，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收缩，企业转向民间借贷资本获取资金支持，结果民间借贷资本填补了官方资金收缩造成的缺口。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追逐投机利润将驱使民间借贷资本异动频繁，包括流入官方不予鼓励的行业和企业，从而弱化产业政策调控效率。综观近年来历次民间金融热潮，其兴替往往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紧密相关：国家银根放松，民间借贷收缩；国家收紧银根，民间借贷繁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有民间金融，各类民营企业才得以度过最困难的紧缩周期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各类地下金融活动毕竟处在监管视线之外，其开展灰色甚至黑色金融交易的副作用不容忽视。出路在于让民间资本投资正规或体制间金融组织，使其金融活动从地下转向地上，最终进入政府监控视野。因此在金融改革过程中“招降”与安抚民间资本，既可以有效减轻当前及[2]未来地下金融活动强度，又能够改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效果。
四、保障草根经济分享创业机会
我省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但投资机会把握与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原因之一在于强势群体（除了官方经济，也包含少数大中型民营企业）由于能够垄断地方贷款、投资等金融杠杆，控制了创业与创富机会，而弱势草根阶层却很难享受到急需的金融服务因此常常丢失创业与创富机会。作为弱势群体的最广大小微型民营企业和农户个人，在竞争性市场上具有天生的信息比较优势与商机遭遇机会，但长期缺乏可预期的融资支持，把握商机的能力有限。民间资本正规化运作不仅能使资金拥有者获得金融投资的合法途径，而且能紧随着市场变化及时满足广袤乡村众多分散个体的金融需求。针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投资开放意味着为草根经济增添了一双金融的翅膀，使其能够将商机、人力资源、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跟资金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让芸芸大众有条件抓住创业机会并实现创富梦想（参见[阅读延伸2-4]）。
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产业能够帮助草根阶层分享金融发展红利，特别使农村与农民也有机会摆脱现代市场经济中通货膨胀幽灵的隐形掠夺，促进城乡社会财富分配更趋合理。
[阅读延伸2-4]
周雪梅：周永利——痴迷金融业
从绍兴农村合作银行到浙商银行，再到信泰人寿，从纺织业起家的这位绍兴企业家，开始为金融投资而着迷。“我们的信泰人寿很快就要在杭州开业了，你到时可以去看看。”作为信泰人寿的最大股东，浙江永利实业集团董事长周永利显然对自己的这笔投资充满信心。
今年（指2007年，下同——引者注）4月29日，信泰人寿拿到中国保监会批复开业文件。7月18日、24日，其第一批省级机构——江苏分公司及北京分公司相继获批筹建。这是首家将总部设于杭州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也是目前长三角经济区首家将总部设在上海以外城市的人寿保险公司。
进军保险业
……资料显示，2006年，浙江保险市场主体迅速扩容，全年新增13家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总数达到37家；全年新增外资保险公司5家，总数达到7家，且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浙江已是国内设立省级保险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据此，也有相关业内人士认为信泰人寿前景难断，因为外资保险公司无论是在资金方面，还是在市场意识等方面都处于完全领先的位置。即使一些老牌中资保险公司，从人员到理念也都已经焕然一新。在目前这种市场环境下，类似信泰人寿这样一批新生的以民资为主的人寿保险公司，究竟能有怎样的优势来吸引人才和立足市场？“这个我们有信心！”周永利坚定地说。
投资多元化“宁波银行上市给了浙商银行的股东们很大信心，浙商银行5年内肯定会上市！”周永利难以掩饰内心的兴奋。
今年年初，就有人找到周永利，欲以5亿元人民币购买其在浙商银行的股份。“当初入股资金只有8000万元。现在有人愿意出5亿元购买，说明它成长性很好。目前已经有这个价值，但我绝不会卖。”周永利预测，上市后股东回报率会非常高，“我的这些股份估计涨到10亿元没问题。”
2004年8月18日正式开业的浙商银行（前身为“浙江商业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第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共有股东15家，其中13家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占85.71%。
8月8日，浙商银行天津分行正式开业，至此，浙商银行全国分行已达10多家，而上海分行、绍兴分行也将于今年下半年开业。“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和金融资本连起来，进入后你会发现很有味道。”周永利“回味”着自己的金融投资经历，“就如我做浙商银行，我们的股东都是有很高层次的，在合作中不仅可以交朋友，而且还从他们这里学习优秀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交什么样的朋友做什么样的事。此外，银行投资回报率极高。什么是最高资本运作？银行是第一资本的资本！”……（资料来源：《浙商》，2007年第15期，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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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浙江的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居第二位，上市后备公司数量全国第一，并且是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主。浙江全省共有210家公司在境内外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累计融资1600亿元，不断扩容的浙江板块正加速崛起。
[2]
在2011年7月的一次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王岐山指出，要缓解小企业融资难关键要多措并举，加快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好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大型银行要创新金融产品，强化小企业金融服务，把这项工作做实。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要立足当地，避免片面求大和盲目跨区域扩张，更好地服务于小企业。同时，要发展与小企业相适应的小型金融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会同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规划，把金融环境营造好、保护好，还要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王岐山强调，“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防范道德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资料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703/4220526.shtml）
第三章 浙商投资村镇银行问题与对策
第一节 村镇银行文献综述
一、国外社区银行研究概述（一）社区银行界定
本书将要讨论的村镇银行类似于国外农村地区的社区银行。在国际上，人们习惯将资产总额低于10亿美元的所有银行都划归为社区银行。但罗伯特·登洋（Robert De Young）、威廉·C.亨特（William C.Hunter）以及格利高瑞（Gregory F.Udell）（2003）则认为，社区银行是一个复杂事物，银行资产仅仅是能够较好地刻画众多银行特征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指示变量。他们提出了社区银行核心的经营原则是“关系融资”，即在银行、小额借款者与储蓄者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信贷资金的高效流动与经济快速增长。社区银行一般应具有（但不限于）如下特征：资产不足10亿美元；存款中至少有一半来自于其设在单个县内的分支机构；提供包括信贷组合、交易服务以及承接存款在内的传统金融服务；是一家独立的银行，或者是银行控股公司中唯一的一家银行，或者是完全由社区银行组成的多银行控股公司内的附属机构。此外，芝加哥储备银行（2004）、威廉姆·爱默生等人（2004）、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2007）等都在资产规模的基础上对社区银行进行了更接近于经营实质的定义，指出了社区银行应当是服务所在社区的银行机构。在这里“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它既可以指一个州、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二）社区银行与社区经济的关系
Keeton、Harvey、Willis（200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2002年美国社区银行对社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小型工商企业贷款，社区银行拥有33%的10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市场份额，比它们的银行存款市场份额（19%）和银行资产份额（15%）要高很多；对农业贷款，社区银行拥有39%的农业商业性贷款份额，在10万美元以下的农业贷款中占80%；在零售业务方面，单位账户10万美元以下的储蓄存款份额为24%；10万美元以上为15%，并且小额转账费用要比大银行低。
许多学者从关系型贷款的角度指出，中小社区银行是社区经济发展中作为中坚力量的中小企业的最佳融资伙伴。Banerjee等（1994）通过“长期互动”假说（1ong term interaction hypothesis）以及“共同监督”假说（peer monitoring hypothesis）证明社区银行在从事关系型贷款方面的比较优势。长期互动假说认为，通过长期合作，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逐渐增加的了解有助于解决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共同监督假说认为合作组织中的中小企业之间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会实施自我监督，而且这种监督要比金融机构的监督更加有效。Strahan和Weston（1996）认为，中小银行固有的资产规模决定了其是中小企业理想的融资伙伴。Berger和Udell（1995，1998）先后两次考察了大银行和小银行在贷款行为上的差异，验证了小银行较之大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上具有明显的积极性和优势。Berger等（1999）论证了大银行同时进行交易型贷款和关系型贷款时，将面临范围不经济；Berger和Udell（2002）从银行的组织结构和内部权利配置方面分析了小银行对关系型借贷的适用性，认为大银行喜欢硬数据且不大愿意向信息获取困难的借款人放贷，而社区银行由于具有处理软数据的能力，在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借贷上拥有比较优势。Stein（2002）和Briekleya等（2002）另辟蹊径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分别从控制权激励和所有权激励视角进行研究，证明社区银行较大银行而言更适合处理模糊性强、人格化特征显著的“软信息”，[1]在向信息相对不对称的中小企业提供关系型融资时拥有优势。Cole等（2004）亦认为大银行的标准化贷款模式不适合中小企业，小银行则由于灵活化的信贷模式而具有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优势。（三）社区银行的经营效率与风险
银行业是一个规模效益明显的行业，但规模效益与小银行的竞争优势是并行不悖的，大、小银行基于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互补的市场定位，各自在特定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这是市场专业化分工的结果。Bassett和Brady（2001）指出社区银行在逆境中的增长速度快于大银行，并且在某些赢利指标上趋于超过大银行。说明社区银行依靠价格以及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不仅获取了稳定的核心储蓄，而且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品牌优势。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统计、William Keeton等（2003）的分析及Thomas M.Hoenig（2005）的研究结论，社区银行对于美国经济发展较缓地区的农业和小企业借贷等特殊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Edwards和Heggestad（1973）分析发现，随着地方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银行的风险在降低。Holland（1998）等人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出发，认为地区性银行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它们倒闭或破产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也小，对经济影响程度甚小。Whalen（2001）发现，所有分支机构在同一社区的小银行的经营比在多个社区有分支机构的小银行的经营有更好的业绩。Meyer和Yeager（2001）认为，小型农业银行在遭受所在区域的地方经济冲击时，并非一定会形成风险。因此，社区银行的地域扩张可能并不会带来更多的地域多样化的收益。Ergungor（2002）对1996—2000年社区银行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的研究发现，小企业贷款增加了社区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但降低了社区银行的经风险调整的总资产收益率。William R.Emmons等（2004）对社区银行的特有风险进行了概括：一是敏感性风险，即较之大银行，社区银行更易于受到个人客户贷款违约的侵害；二是本地市场风险，大多数社区银行经营地域集中，使其客户群体易于被同一区域的经济环境所影响。（四）社区银行的竞争优势与挑战
社区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地缘优势、信息优势、成本优势方面。BanerJee等（1994）的“长期互动”假说和“共同监督”假说证明了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James Harvey和Kenneth Spong（2001）、Hauswald和Marquez（2002）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社区银行的地缘优势。前者认为银行致力于为特定的市场（物理距离近的市场）提供服务，大银行一般坐落在远离潜在的中小企业借款人的位置，处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成本高昂；相反，与中小企业邻近的社区银行就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小企业提供关系型借贷。后者认为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对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较低，社区银行可以利用地缘优势获得大量廉价且稳定的核心存款，保持社区银行流动性。
作为社区银行竞争优势的经验分析，De Young、Hunter和Udell（2002，2004）共同提出了所谓的银行业策略图模型[2]（DHU），对社区银行的未来可持续性作了深入的分析，并且获得了Carter、McNulty和Verbrugge（2005）（即CMV）关于银行规模与开展不同类型贷款绩效表现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的支持。
当然，学术界也普遍认同目前社区银行正面临各种新的挑战，它们主要源于：（1）放松管制导致的同业竞争
De Young和Duffy（2002）从地理管制放松和业务管制放松两方面，阐述了社区银行同业竞争环境的恶化与剧烈趋势。（2）银行业的并购重组
银行业的兼并重组对社区银行的可持续性形成冲击。但仍有许多学者相信社区银行能凭借其独特性在并购浪潮中幸存下来甚至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如De Young等，2003；Hein等，2005）。（3）技术进步
Petersen和Rajah（2002）发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迅速、及时、高效地传递给贷款机构，且此种传递并不依赖于地理上的亲近性，为远距离提供贷款创造了条件。De Young、Hunter和Udell（2002）同样认为，新的贷款和金融技术正使得小企业向当地市场外的贷款机构传递关于他们自身贷款可行性的信息变得容易，结果使得社区银行的传统优势受到了威胁。（4）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Basset和Brady（2001）指出，来自于“并行的银行体系”（a parallel banking system）不断加剧的竞争可能削弱社区银行的竞争地位。De Young、Hunter和Udell（2002）亦指出共同基金、在线经纪账户和其他新型的储蓄与投资工具的出现，为可能的银行存款人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机会，从而增加了社区银行核心存款分流的风险。
除了以上国外学者对其社区银行所做的典型研究以外，近几年国内学者对国外社区（村镇）银行发展的研究也是异军突起：他们不仅对美国、欧洲、澳洲等地发达地区的社区银行的得失展开讨论，也对孟加拉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社区银行的经营成效展开分析。
贺瑛（2004）指出，作为美国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约8%的社区银行是处于不赢利状态。恰当的市场定位为客户量身定做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郑艳丽、刘金珠（2007）根据美国社区银行发展轨迹，也强调了市场定位的重要性。如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专注于最有吸引力的目标市场，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和服务，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以求在壁龛市场中获得最大的经营利润。黄励岗（2005）对美国社区银行的环境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美国社区银行的成功运行得益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双重银行体制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后者的建立增强了存款人的信心，维护了银行的信誉，为竞争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郑艳丽、刘金珠（2007）特别强调了政府政策的支持是社区银行发展的有力屏障，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放松市场准入限制等，使得社区银行的发展得以顺风顺水。黄励岗（2005）还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要性，指出国家信用管理、行业信用管理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是完善整个体系必不可少的环节。严谷军（2006）根据对美国社区银行自生能力的总结指出，社区银行在关系型贷款上的优势表现在对“软信息”的处理上，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已经证实了社区银行在关系型贷款上较大银行所存在的比较优势。
马佳佳（2009）指出，日本社区银行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是：合理布局，务求实效；合理运营，防患于未然以及市场化等。张琦（2008）指出，澳洲的社区银行虽然在模式的选择上与美国、日本相去甚远，但充分发挥本土化、市场化的做法是一致的，清晰准确的市场定位是其取胜之道。
社区银行并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完善银行体系的法宝，也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的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舒晓兰（2010）指出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作为“穷人的银行”可以在商业化原则下发挥其作用。从“以人为本”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适合每个人的贷款计划。独特的经营模式和风险控制模式，即社区银行对弱势群体、贫苦人群所采取的措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吴锐（2008）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乡村信贷部（即BRI）模式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BRI在贷款利率和贷款类型上的创新为农村地区金融短缺问题的解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银行发展模式的经验总结为：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树立小额信贷理念并且制定不同的信贷额度，充分发挥灵活性特征，信贷定价实现市场化。优化农户联保贷款模式，将小额信贷业务与新农村建设及信用村、信用镇及信用户的评级相结合都至关重要。
孙章伟（2009）指出，美国社区银行稳健发展的经验有助于提升我国中小规模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公司等的信心，并提议我国银行业应当从政府信用、存款保险与金融体系安全等方面深入思考。
二、国内村镇银行研究进展
村镇银行是在我国农村地区按照法人治理结构设立、按照市场化原则独立运营、主要服务于区域内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可以被看做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银行的具体实践形式。
对我国本土社区银行的理论探索多数集中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解决融资瓶颈等问题上。事实上，社区银行不仅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还有利于改善我国银行业结构体系，特别对于解决农村金融困境、满足居民消费个性化需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林毅夫、李永军（2001）认为利用资本市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一个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就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李志贽（2002）通过模型分析得到，引入中小银行将使中小企业信贷增加，还能使整个经济的效率得到提高。巴曙松（2002）则提出，在国有银行撤出的地区建立社区银行可以填补金融服务的真空。钟伟（2003）认为，通过引入社区银行，可以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和基层金融空洞化等问题。晏露蓉、林晓甫（2003）则对中国社区银行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社区银行在中国运行具有竞争力优势，在目标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黄励岗（2005）认为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制度有利于国内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杨蔚东等（2006）认为发展社区银行不仅可以满足多层次的金融产品需求和个性化金融服务，还可以增强银行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因此要发展社区银行。
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和境内外各类资本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投资，增设网点，设立村镇银行。随后确定四川、青海、甘肃等6个省（区）的36个县、市、乡、镇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并提出要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2007年1月，银监会出台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3]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六个配套文件。在此基础上，2007年5月，银监会又发布了《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对村镇银行的监管进行规范。
在村镇银行的推广阶段（2007年末至2010年末），试点省份从已有的6个省（区）扩大到全部30个省（市/区）。截至2010年12月，我国共组建村镇银行275家。根据银监会的工作安排，计划2009—2011年的3年间，在全国35个省（市/区）、计划单列市共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预计成立1027家。从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布局看，村镇银行“一枝独秀”，将占据近90%的市场份额。
伴随着我国村镇银行实践的深入，以村镇银行为主体的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会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为“三农”提供多样金融服务的有效途径。在学术研究上，人们围绕发展宗旨、产权制度、激励机制、市场定位、风险管理等问题以及村镇银行对法律、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展开了一系列的分析。
针对本土社区银行发展对策，钟伟（2003）指出了政府对社区银行政策扶持的重要作用，提出取消政策性歧视、提供税收优惠以及灵活的利率政策都将对社区银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晓健（2009）提出合适的客户定位以及细致化周到的服务都是我国村镇银行比较优势的来源。王爱俭（2005）认为，我国社区银行设立模式应以“改造为主”，在管理模式上应有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监管规则为基础，其发展需要一个外部的金融环境支持。钱水土、李国文（2006）认为社区银行的设立途径有三种：（1）组建民营企业资本，当前民营资本组建民营银行的愿望十分强烈，新组建的银行没有历史包袱，产权清晰，市场目标明确，易于内部管理；（2）改造现有小型金融机构，将它们改造为适应当地需要的社区银行，这正好与当前中小金融机构改革相统一，易于被金融监管层采纳；（3）将民间非正规金融引导为社区银行。与现有银行机构相比，一些地方从事资金交易的非正规金融的经营效率更高，通过组建社区银行的方式将民间闲散资金组织运营起来，也许将更符合市场化发展规律。杨蔚东等（2006）通过SWOT分析法，研究了社区银行的目标市场、战略定位和发展战略。高勇（2007）认为由中小民营资本分散持股的股权结构方式，可有效提高社区银行的市场价值，为其扩大融资提供了便利。宋嫒嫒（2007）指出要在完善发展社区银行的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区银行。彭路（2007）借鉴美国社区银行在拉动欠发达地区和欠发达部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认为我国为解决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金融结构的二元性，应把社区银行作为县域发展极和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撑，以求社区银行与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
张鸣鸣（2007）指出村镇银行的发展应开展农业产业化链式服务，积极介入农业生产链中各个环节，强化与地方政府、保险机构、经济合作组织等部门的合作，共同建立技术和信息沟通平台，将金融服务、技术与信息服务、保险服务等有机整合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就发展宗旨而言，村镇银行是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提高农村[4]金融服务水平的金融创新之举。村镇银行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村镇银行对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等问题，以及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培育健康、多元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有效增强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章芳芳（2008）对我国村镇银行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村镇银行的如下特点：村镇银行是股份制银行，拥有明晰的产权结构；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实行简洁、灵活的公司治理机制；亲农、扶农、帮农、惠农、建“农民银行”的宗旨，坚持“立足地方、服务村镇”的市场定位。对于村镇银行特征的把握，章芳芳指出需要将其与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作适度区别。村镇银行与商业银行在注册资本和资产规模、市场定位、服务对象等方面有显著差异。农村合作信用社与村镇银行则在组织性质上差异显著。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办的非正规的资金融通组织，没有得到中央银行在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许可（已于1998年7月被取缔）。
郭俊（2008）强调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应充分考虑农民的状况，在扶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基础上，支持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绵阳市金融学会课题组（2008）指出，村镇银行市场定位的指导思想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镇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既要体现国家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服务“三农”、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要求，又必须遵循商业银行经营自身的安全性、流动性和赢利性的市场法则要求；村镇银行必须认真遵循金融监管政策的导向；村镇银行不是扶贫机构，其经营行为是信贷行为而非财政行为。邹力宏、姚滢（2008）运用SWOT分析法，通过对村镇银行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的机遇和威胁以及内部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得出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主要是在欠发达地区针对农户和微小企业发放小额信贷。程昆等（2009）以现代市场营销管理学的视角，从消费群、企业及产品定位三个方面探讨了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与之类似的，刘慧等（2010）发展性地提出了客户—产品—竞争地（CAP）的最佳组合模型，对村镇银行的定位战略进行全面的分析解读，以便村镇银行更加明确自身定位，真正地立足农村区域，服务“三农”。
关于村镇银行发展中的问题，徐希龄（2007）认为组建村镇银行最大的困难在于发起人制度。政策规定必须有一家银行作为发起人，且必须占20%的股份，而我国大型银行基本不管，中型银行认识不清，小型银行条件又不具备，因此严重阻碍了我国村镇银行的设立。就主发起人而言，赵冬青、王树贤（2010）的研究表明，有半数的村镇银行是由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作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的，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成为主发起人的比例约占30%。与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不同的是，后者具有农村地区经营的丰富经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分庭抗礼，分享剩下20%。绝大多数村镇银行都有本地或外地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入股，以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不足的困难。在其考察的96家村镇银行[5]样本的注册资本的均值达到了近5000万人民币。
高凌云、刘钟钦（2008）认为，由于农业生产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信用制度体系不完善，农户信用意识淡薄以及银行经营管理水平较低，使得村镇银行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然后他们据此提出了灵活确定贷款期限、逐步完善信用制度体系、增强农户信用意识以及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等防范信用风险的对策建议。
郭素贞（2008）指出村镇银行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市场定位偏离服务“三农”目标、信誉度不强、创新性不足、缺乏差别化金融产品等问题，并提出要明确村镇银行的定位、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推进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逐步放开农村信贷利率限制、建立农村存款保险体系等对策建议。李建华、许传华（2008）分析了村镇银行在发展中所存在的会计科目设置和统计归属、资金清算系统行号、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的执行标准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巫建华等（2008）在对江苏省村镇银行的组建过程及开业以来经营情况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江苏省村镇银行存在着配套扶持政策缺位、政府行政制约较强、监管部门难以把握资本参与动机、村镇银行本土化经营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徐瑜青等（2009）通过实地调研得出村镇银行的发展面临吸引存款困难、存款之外的资金来源受限、对公业务受限以及政策支持不足等问题，并指出要实现村镇银行商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因地制宜选址、审慎经营、立足县域服务“三农”、吸引有实力的投资者注入资本以及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和风险救助机制。朱海城（2010）指出村镇银行存在法人治理结构疏于形式，主发起人强大的资金和影响力使得其他股东的力量逐步被削弱和边缘化等问题。基于此，金融监管部门应支持业绩优良的村镇银行扩大股东人数，防止一股独大的同时实现村镇银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增长，推动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刘慧等（2010）指出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的劣势还存在于结算网络不畅，缺乏齐全的配套设施及完备的政策扶持，提出了村镇银行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政府还应当增强扶持的力度，促使村镇银行能够有履行职责的能力。
李萌（2011）指出村镇银行发展4年来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均匀和主发起人失衡等问题。在选址上，东部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如在推广阶段（2007年10月至2010年末）全国成立的172家村镇银行中，东部地区11个省市占66家，中部地区8省占46家，西部12个省份共设立60家。虽然试点是从中西部开始，但东部发展后劲似乎更大。在主发起人结构上，表现出中小银行呈主导性，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建设银行等国有大型银行表现谨慎、给力不足。由于农村地区不符合国有大型银行的战略定位并缺乏比较优势，因此从1998年商业化改革开始，国有银行就大幅度从农村撤出，如今让它们重返乡村设立村镇银行有点吃回头草的味道。外资银行，如汇丰银行，也在我国成立了村镇银行。截至2010年末，汇丰银行旗下的村镇银行已达到10家。不过其主要动因是以村镇银行规避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限制，所以能否支农、惠农有待观测。城市银行、商业银行等区域性中小商业银行做村镇银行主发起人的热情比较大，现有村镇银行中的80%多是由小商业银行发起设立的（31家城市商业银行共设立37家村镇银行）。但是和外资银行的动机相似，中小商业银行多是想借发起村镇银行实现跨区经营，距离金融支农的目标也有距离。
村镇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合规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张传良（2010）将村镇银行产生金融风险的原因归集为三点：第一，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内部信用评级系统和信用风险管理机制；第二，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监督不足引发的内部人控制风险的存在；第三，外部监督不力，基层银监与村镇银行服务的区域范围存在空间上的距离，有关监管的流程与机制尚不健全，监管的手段方式还在不断探索完善，这些都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风险的对策，如完善股东结构，建立健全银行经营管理机制，探索适合村镇银行特点的金融监管的方式和方法等。此外，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采取自愿投保机制，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监控的能力；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和运转的前提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确保健康有序的农村金融运作新秩序。
村镇银行信贷支持的主要对象是弱势产业——农业、弱势农民群体和中小企业。农业和农民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在农业保险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村镇银行存在严重的风险隐患。高凌云、刘钟钦（2008）分析了村镇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指出农业生产易受自然条件影响、信用制度体系不完善、农户信用意识淡薄以及银行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是村镇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灵活确定贷款期限、逐步完善信用制度体系、增强农户信用意识以及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等防范信用风险的对策建议。
组织创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经营绩效。唐晓旺（2008）提出了我国村镇银行组织创新的路径：以增加投入为切入点，积极探索村镇银行组织创新的扶持机制；以风险控制为重点，积极探索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机制；以农业保险为手段，建立农村信贷的风险转移机制；以差别化监管为原则，制定合理的监管框架；以支付清算系统建设为依托，完善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
吴玉宇（2010）通过村镇银行社会网络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要提高村镇银行的经营绩效需重视培养良好的社会网络，增强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构建以信任和组织愿景为基础的村镇银行文化，以此来提高村镇银行的隐性知识共享水平。李萌（2011）指出，村镇银行为了在农村站稳脚跟，要依靠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需要积极寻求合作，加强和政府以及农民双边的联系，主动了解当地农业的发展情况，区分不同的客户对象，量体裁衣开发金融产品；根据实际情况为农民提供理财服务；在形式上还可以尝试与合作社合作，联合担保，风险与利益共享。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重点
随着村镇银行试点的深入，相关研究日渐由感性走向理性，分析方法也逐渐从简单的定性分析向定量（个案）分析转型，研究成果有效地促进了我们对村镇银行政策实践的认识与理解。但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很多问题有待我们深入解析。
1.实证研究薄弱
已有研究多为定性或案例研究，这主要是由于实践（试点）样本容量有限、发展历史局限以及调研不足等造成的。而这将导致对村镇银行发展的现实状况把握不准，同时会造成研究结论、政策措施缺乏说服力与可行性。在诸如村镇银行展业过程中的金融产品设计、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展业空间的市场需求测算、村镇银行的治理结构优化等问题上，现有大多数的研究还仅停留在定性或主观分析上，或者量化样本过于小，缺乏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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